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
陈福康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有关翻译理论建设的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最初在这方面发表议论较多、较深刻的，当推董秋斯。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在上海主编共产党的外围刊物《世界月报》，并与鲁迅相识。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主编《国际》月刊。这两个刊物都与翻译有关。30年代初，他出版了与蔡泳裳合作翻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土》，该书被鲁迅称誉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竭”（《图序》）。
抗战期间，他扶病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经过多年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此外，他还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45年协助郑振铎编辑著名进步刊物《民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1946年，就曾发表过译论《论翻译原则》（载《新文化》第2卷第11、12期合刊）、《关于间接翻译》（载《读书与出版》第1年第8期），在1948年又发表《翻译的价值》（载《读书与出版》第3年第9期）。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董氏便与陈虞孙等人召集翻译工作者商议如何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发挥作用。上海解放不久，便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董氏任主席，并于1949年9月1日参与创刊、主编了《翻译》月刊。1950年，调北京出版总署翻译局（后改名编译局）工作，于同年7月1日参与创刊、主编当时我国唯一的专门研究翻译问题的内部刊物《翻译通报》月刊（1951年起公开发行）。另外，他还长期担任《译文》（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的编委。
董氏在50年代译学界突出的贡献，是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早在1949年10月1日《翻译》月刊第1卷第2期上他发表的《鲁迅与翻译》中，他便指出：
总起来看，鲁迅先生虽然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他已有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是学习翻译的人最正确的指南，也是将来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
在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上，他发表《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指出过去即使在进步翻译工作者中，也常存在四项缺点：选择不精，辨别不明，态度不严肃，工作不认真。要克服这些缺点，都有待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和翻译批评的开展。在同年8月1日该刊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以前用“吹毛求疵”来代替批评，或将批评看作“打擂台”，今后则要：一、分清对象，二、找到重点，三、掌握原则，四、推荐成功的经验，五、注重作风间题，六、建立正确的理论，七、讲求说话态度。他认为：“理论是由经验归结起来的。我们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而且也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远的如初唐译经的条例，近的如鲁迅、瞿秋白等前辈的翻译言论，加以收集，整理，发展，不难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这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不能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认为鲁迅等人已经给翻译理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但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尚有待后人的归纳和建设。
在同年10月15日该刊第1卷第4期上，他发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一文，再次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致有两条，一是“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他在谈到国外有关翻译理论的专著后指出：
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
为经验之谈。尽管这些东西是很可宝贵的，有过很大的功效，但是，无可讳言，不能合成一个体系。一种体系的构成，是一种广泛地调查研究的总结。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不但要了解中外语文的特性，还要从历史上观察全部翻译工作的发展。到此为止，我们还不见有人从事这样一种工作，至少还没有显然可见的成绩。
可见，他认为中国历代有关翻译的论述是很可宝贵的、但必须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全面整理以后加以“合成”，在这基础上建设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有没有这样几个体系；对于翻译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直译”与“意译”两种方法，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加以制约，便会变得毫无意义。而所谓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不限于几条空洞的原则，而是应该“根据中外语文的特性，用从古至今的具体实例，指出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针”。他指出建设这一体系的工作的艰巨性，并认为只有在人民政权下才有条件开展这一工作。
有了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也就有了一个公认的标准，翻译批评才有可靠的根据。但董氏并不认为在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之前就不能，或用不着翻译批评了。恰恰相反，他认为当前十分需要翻译批评。他说，正如没有公认的度量衡仍然可以有贸易活动一样，当前的翻译批评也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临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仍不是由主观决定的，应是从客观归纳来。他认为翻译批评必须抓重点：“我们目前的翻译批评，至有以下三个重点：一、译者和翻译书出版者的作风；二、影响较大的经典文献和供多数人学习用的理论书；三、比较难译文句。从事这三种批评时，都应当有纠正和表扬：纠正潦草不负责任的作风，表扬从认真审慎的态度得来的优良成绩。我们去的批评，纠正多于表扬，实在是一种偏向，应当加以改正。”
如果每一篇翻译批评，都有一定的重点、并且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或经过大家讨论得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那就可以推进翻译工作。这样做，“既不同于吹毛求疵的校雕，也不同于但求快意的打击，必须能使认真工作的人得到鼓励，粗制滥造的人受到警戒，初学的人有了指引，所有过去翻译批评的流弊都可以避免了。”董氏提出的这一纠正过去翻译批评的某些错误倾向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意见的本身，便是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而董氏则进一步指出：“像这样的批评，虽然不能代替翻译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但是对于那一工作一定能起很大的辅助作用。因为它能丰富翻译理论的内容，使每一条定义得到很明确很具体的说明，这乃是任何理论建设上非常重要的部分。”
1951年4月15日，董氏又在《翻译通报》第2卷第4期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的长篇论文，更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他从不赞成建设翻译理论的两种意见说起：一种愈见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只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理论不过是小说法程、戏剧作法类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什么用。另一种意见认为，翻译是一种技术，就像油漆匠学会了用颜色就可以工作，翻译者也只要能看懂外国文就可以了。油漆匠从不讲究什么理论，翻译又要理论作什么？董氏深刻地指出：这两种反对翻译要理论的意见，“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自古以来有不少人正是奉行着这类“理论”，不过其“旧用而不知”罢了。问题是，此乃不正确的理论。“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进步。”
他同意“翻译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循，并不完全靠所谓天才和灵感。他再次提出：
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翻译界有了这样一种东西，就等于有了一套度量衡，初学的人不再要浪费很多时力去搜索门径，也不至不自觉地蹈了前人的覆辙。从事翻译批评的人也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在这样的条件下，毫无疑问，翻译工作的品质是可以飞跃一般地提高的。
他又再次更详尽地论述了建设翻译理论的必要性、迫切性，并再次论证了这一建设工作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不过，当时还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条件，很多翻译部门和个人还多多少少保持着过去那种散漫的各自为政的状态，还没有按照一种共守的原则和通盘的计划组织起来，步骤一致地来工作。这是当时翻译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他透露，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将在年内召开（后于11月5至12日召开），表明关于翻译工作的统筹计划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董氏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及时强调于“伴随看全国翻译计划的编制，我们必须同时从事翻译理论的建设”，并提出这一工作可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就翻译工作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直译和意译问题，审校制度问题，译文的标准问题等等，在短期内制成一个方案，提交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作为翻译工作者临时的“共同纲领”，以便据以进行翻译计划中所规定的工作。因为这个方案是在短期内制成的，来不及总结古今中外的全部翻译经验，作深入的探讨，概括性不大，若干问题可能解决得不够彻底，所以只能是一个临时的方案。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还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工作。
第二步，伴同翻译计划的执行，或就作为翻译计划的一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翻译工作的领导机关，组织专家，从事下列各项工作：
一、编著《中国翻译史》，用正确的历史观点，总结东汉以来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法则。
二、搜罗东西各国有关翻译理论和翻译制度专书和论文，加以编译，作为我们建设理论和制度借镜。
三、依照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用科学的语言方法，比较中外语文的特点和发展方向，译文应守的范围和“欧化”的限度。
四、加强翻译批评工作，提供时间和力量，广泛地寻找典型，优良的加以推荐，粗滥的加以批评，这样，不但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也给翻译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实例。
五、号召负责翻译和审校的人，把总结经验作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随时提供心得，与同工者观摩切磋，即可提高业务的水准，也有助于翻译理论的。
六、办好翻译工作的机关刊物，使散居各地的翻译工作者（至少在目前，集中在一个机关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能随时互通消息，交换意见和心得，发表研究的成果。
我们可以看出，董氏提出的第一步骤的工作，如审稿出版制度等，后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都解决了；而关于直译与意译等学术问题，则不宜也没有通过“方案”的形式来解决。董氏这些提议的精华主要在第二部分，他提出了翻译理论建设的具体工作。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基本上就是做着这样的工作。当然，还不能说做得很好。例如，董氏提出的写成“两部大书”《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的任务，就可以说至今尚未真正完成。即使近年己有若干本这方面的专书，但是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虽然如此，董氏在50年代初就能这样高屋建瓴地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问题，这就标志了我国译学史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并预示了董氏在此文最后说的：“我们的翻译工作就要脱离以往的手工业方式，而进入现代化。”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问题。纵观中外翻译史，上下三千年，各家各派，纷纭拿斗，标准之名目，可谓繁矣，标准之论述，可谓广矣，然而能集百家之言，折衷其间，彻底、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者，还从未有过。近年来翻译理论界种种观点层见叠出，海内海外的中国学者都在酝酿创建中国式的翻译理论体系或云翻译学，这实在是-件大好事。然而翻译标准既然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若不先行解决，则翻译学的建立就大成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将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简述如下，权作引玉之砖。 1．翻译标准难题何以久攻不克? 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于我们思维方法上的单向性或定向性。我们习惯于形式逻辑推理，习惯于认为一件事物不是a就是b，习惯于说：道路只有一条，答案只有一个，等等。对"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易·系辞》)的古训，人们常作片面理解，即只看重"一致""同归"处，对"百虑"’殊途"则斥为异端，所以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往往不知不觉地沿用了单向思维方式。无怪乎几千年来，不少译家总是挖空心思地要寻出一条绝对实用的翻译标准来，虽寻而不得，仍苦寻不止，因为他们认定必有这条标准在，只不过是现在研究得还不够深不够透，未发现它而已。可是如果用逆向思维方式或立体思维方式想一想，假如天下本来就没有这么一条标准，你寻得出来么?而被问者自然也可以反问：何以见得一定无这条标准呢?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先从立体思维方式说起， 2．何谓立体思维方式? 我所谓的立体思维方式与一般人所说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思维方式大体上一样，所不同者，是要强调思维的空间性并暗示思维主体者的作用。在我看来，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包括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而往往又是这些优点在不同的场合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缺点。就单向思维而言，其优点就在于其单向性。人类思维若不借助于这种单向性，就无法切实地把握这个世界：因为人的认识非得有一个最初的出发点不可，经由这个点，构成认识线，再由线构成认识面。人类认识一直是囿于线性认识范围内，具有单向定义性、定势性特点，很少超越它；如能达到面的认识能力，就很不简单了(难怪我们经常呼吁要考虑全面，把考虑全面作为一种理想，正意味着我们很难进行全面地思考)。但即使我们达到了面的认识能力，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真正理想的认识方法是立体的、多维的或全方位的认识方法。简单说来，我们在考察对象时，有动态法和静态法。我们可以让考察对象固定，而认识主体环绕它进行任意考察(动态)，也可以让认识主体固定，而对象环绕主体接受考察(静态)；在某种场合，认识主体可以用意念进入被考察对象的核心向其作由里往外的立体性辐射考察，或相反，考察对象被置于认识主体的立体认识模中心，由认识主体对其进行由外到内的立体透视性考察。当我们具体考察一个对象时，我们假定它是一个置于空间的静止原点，我们可以在它的周围空间的任何一个点来考察它，而由于其背景不同，在任何一点上的考察结果都会不同于任何别的一点上的考察结果。所以在考察者心中，这个原点所代表的可以是无穷个别的什么东西，而不只是一个。同理，假如我们把认识主体(我)看成一个置于空间的静止原点，又假设这个原点是可以同时向任何方向进行观察的眼睛的话，那么其观察结果和我们平时只从一个方向看出去(我们的视幅只局限在双眼前方)所得结果将是多么令人惊赫的不同，这宛如是一种全息式观照。换句话说，一个事物可以是al可以是b，可以既是a又是b，还可以同时是c，d，e……等等，这全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观察点。正是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 3．具体翻译标准不可能只有一个把一部译作放在观察点上(空间)，一百个读者会产生’百种印象，因为该译作的价值并不仅仅依该译作所谓的固定价值而定，而常常倒依欣赏者本身的文化素养、审美心理、及其他功利性目的等等而定。所以译作的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其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价值接收者(欣赏者)，而价值接收者的判断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历代译家认识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们老是下意识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终极性实用标准，须知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折腾了两、三千年，从来就没有结果。但是没有这种绝对标准不等于说没有任何标准。恰恰相反，我认
第2卷 第2期 武汉航海（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2 No.2 2007年6月 Wuhan Marine(Journal of Wuhan Marine College) Jun.2007 —————————————— ※收稿日期：2007-04-16 作者简介：黄小洁（1980.10－），女，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外语系。 [英语教学] 浅探广告翻译中对等原则的运用 黄小洁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415） 【摘要】由于广告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告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要讲究 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还要具备一定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广告翻译；对等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160/SG(2007)02- 0025- 02 广告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促销作用。广告利用文字 图画、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来传播信息，具有大众性 商业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以及不同的贸易环境造成了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市场特征，这就使其更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特点。因此广告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要讲究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还要具备一定的翻译技巧。 一、广告语言的特点 广告语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它们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语言上引人人胜，说服力强，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别具一格，如语意双关 、文字游戏等，使人感到幽默中见智慧，平淡中显新奇。广告语句在形式上也极具鲜明特色，或行文工整、对仗押韵，或节奏感强，琅琅上口，或一鸣惊人，耳目一新，可以收到耐人寻味，经久不忘的效果。广告语言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吸引力(attractive —catch the reader attention)、创造力(creative—project on image)、说服力(persuasive—urge the reader to act)和影响力(impressive—produce an impact)。 广告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广告翻译的目的是要实现广告的销售目标，因此广告翻译不仅是一个语义对等问题，更是一种突出广告功能的再创造过程，侧重点在于译文是否有感染力以及能否增强广告功效。广告原文和译文最终目的一致，要求广告翻译功能上的对等。同时，由于广告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广告语言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技巧和商业价值的语言，又由于民族心理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翻译达到与原文绝对对等的效果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一则优秀的广告对其他民族的读者来说未必是成功的。因而为了保证译文具有原文同等的表现力与感染力，甚至优于原文，广告翻译应在基本保持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以达到功能对等等效原则。在翻译广告文字时，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绝不能满足于字面上的翻译 ，做“表面文章”， 必须要使语言翻译得既准确又地道，尤其是要把原文中的“潜台词”或言外之意传达出来。此外，还要利用常用的一些技巧和手段，把广告词语的个性(personality)表现出来。 这样才能使译文尽量做到达意、传神的表形，收到意似、神似和形似三统一的效果。 二、广告翻译的基本对等原则 人类思维内容的共通性决定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不同点。这种语言对等才使原语向译语转换成为可能。翻译，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词与词之间的单纯转换，而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也就是在保持深层结构层次上不同语言问语义上的共同性的前提下，重组原语信息的表层形式，转换表达角度，用译语意义替代原语意义。因此，对等是翻译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取得翻译对等越多，译文质量也越高。翻译对等原则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表现为语义对等、语用对等、社会文化对等三个方面。 （一）广告翻译的语义对等 一般说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系统结构，是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在广告的翻译中，语义对等是最基本的。它从词的对等开始，贯穿于整个翻译的全过程。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结构障碍（包括双关语、文字游戏）以及惯用法障碍（如词语搭配、成语结构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了解每个翻译单位的基本意义，更重要的是确定每个翻译单位在特定语境中的深层含意，以便达到翻译单位的语义对等，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所以在实际翻译中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理解实际含义，切忌望文生义。英语中有些成语、词组和习惯说法表面上似乎和汉语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就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的语音、文字、词汇、句法、语义等诸方面的特征了如指掌。如：出口商品 “芳芳”唇膏的译文采用汉语拼音“Fang-fang”，英文中 “fang”(蛇的毒牙)一词巧合，谁还敢买这种 “毒牙”唇膏呢？。 二是避免造成歧义，使读者误解。一些产品的名称、商店的招牌以及商标通常都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翻译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其效果，否则可能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枳”的尴尬结局，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恶果。例如：在英国，品茶的场所一般称为tearoom，teahouse 或teashop，相当于中国的“茶馆”，不能把teashop 译为 “茶叶店”。在英国茶叶都在超级市场出售，没有专门的茶叶店。中国的茶叶店可译
上海科技翻译 Shanghai J our nal of T r anslators f or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2001N o .3 [收稿日期]2000-09-04 [作者简介]杨大亮(1952-),男,上海电力学院英语系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与翻译教学。张志强(1964-),男,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 翻译本质再认识 杨大亮 (上海电力学院外语系,上海200090)张志强 (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河南453002) [摘要]本文对国内外关于翻译本质的讨论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翻译,认为翻译是译者设法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同时,作者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宜简单地说翻译是艺术,更不能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一项具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实践活动。艺术和艺术性,科学和科学性,不能混为一谈。[关键词]翻译本质;定义;科学;艺术;科学性;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41(2001)03-0007-05 翻译本质是译论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一个译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尽管有人想在20世纪给这场争论画上句号,但争论还在继续。笔者在拜读过一篇篇高论后,对此也有所想,写出来就教于译界诸家。 一、翻译定义评述 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人们对翻译这一“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主要见诸于人们给翻译所下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因为“定义”是要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因此,为了洞察翻译的本质,笔者拟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外翻译定义,进行简要的评述。 卡特福德给翻译下的定义是:the re-placem ent of tex 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 aterial in ano ther language (T L )。 (Catford ,1965)即“一种语言(译出语)的话语材料被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的对等的话语材料替代”。在这里,翻译似乎主要是两种“存在状态”,一端是“源语”,一端是“译语”,既不讲翻译主体,也不提翻译过程,很难说它切中了翻译活动 的实质。 奈达则认为:“翻译是指首先从语义上,其次是从文体上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1964)与上一定义相比,这并没什么根本差别,它只是把上一定义中的“对等”具体化了一些而已。费道罗夫引进到中国的时间其实要早于以上两位(50年代初),费氏在回答翻译是什么时说:“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传达的忠实和全面是翻译区别于转述、简述以及各种改写之所在)”(蔡毅,1995)可以看出上面两位的“等值论”其实正来自费氏的“忠实”、“全面”。在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方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没能明示翻译与其它活动的根本区别,它们所区分的只是不同类型翻译之间的一些量的不同和质的不同,它们把不忠实、不全面、不对等的翻译都排斥在翻译之外。其实,“摘译”、“编译”之类的活动都还是翻译,因为上述活动都主要表现为语言间的意义转换。费氏在80年代对其翻译定义进行了修订,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源语)的言语产物用另外一种语言(译语)予以再现”。“翻译是一种语言创作活动”。(蔡 ? 7?
性别与翻译——论性别与翻译的结合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 发布时间：2010-03-19 浏览次数：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性别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及翻译批评的结合在西方的发展状况，然后通过梳理国内发表、出版的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和书籍，讨论了性别与翻译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作者认为，国内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还主要处在梳理和介绍阶段，中国译论研究者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情境中，进一步发展、丰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研究还不多。而在中国的翻译实践中，作者认为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体现了其性别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性别视角，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评论，女译者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 actice, theory and critic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oint study of gender and translation in China by combing all the papers and books on translation from a gendered perspective published in China. The author finds that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a gendered perspective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troducing western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only a few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to apply the theory to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The author also finds that the Chinese female translators with gender consciousness have shown their gender awareness in their translation. Keywords: feminist translation, gendered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critics, female translators 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发展的一个日益突出的方向。这里的“性别”指的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性别则由后天社会、文化因素塑造而成。本文将首先介绍性别与翻译在西方的结合与发展，重点讨论性别与翻译结合在中国内地[①]的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开始，性别概念一直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性别的建构性而非本质性让西方女性认识到：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及较男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是其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后天教育、培养造成的。社会性别概念还让西方女性进一步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塑造、操纵女性的社会工具，要改变女性被歧视的状况就要从语言入手，改革语言，甚至重构女性语言。而翻译，从操作层面上看是一种语言的转换，并且和女性一样被置于次等地位，因此女性主义者把性别与翻译结合起来（Flotow，2004：5-12）。按照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 on Flotow）的划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三个方面。 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女性主义译者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政治上不正确[②]的作品和被遗忘的女性作家作品上，并通过女性主义译者的元文本，如前言、注脚等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弗洛图、戈达尔德·芭芭拉（Godard Barbara）、苏姗妮·吉尔·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苏姗妮·德·罗特宾尼尔·哈伍德（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等，体现出一种忠实于译者和原作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项目”的忠实观（Simon，1996：2）。她们与原作者一起合作，将原作中采取的激进的写作策略，如挑战语言的语法性别、
翻译等值理论探究 〔摘要〕“翻译等值理论”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翻译等值也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对该理论的分析, 运用具体例子探讨表层直译、深层意译以及语用修辞层面的翻译等值。 〔关键词〕翻译等值;表层;深层;修辞层 一、翻译等值理论 翻译“等值”或“对等”(equivalence)作为翻译标准,是现代翻译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语言学派关注的主要思想,很多西方翻译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译论主张时,往往都离不开对翻译等值问题的探讨。“等值”是几乎所有现代理论着述中的中心术语。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我国学者对翻译等值的研究也异常活跃。翻译研究中等值概念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翻译实践。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的是前苏联语言学派代表人物费道罗夫他在《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理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隔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他坚持译文与原文之间完全可以确立确切对等的关系。而翻译等值“就是表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并且在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等值概念本身由于其模糊性,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贝克在其代表作《换言之———翻译教程》的导言中指出“本书采用术语equiva2lence 是为了方便起见———因为绝大多数译者已经习惯这个术语,而并非因为它有任何理论地位。术语equivalence 在这里的用法还有如下限制条件:虽然等值在某种程度上通常能够实现,却受到各种各样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总是相对的”。本文在讨论翻译等值时也遵循相对等值的原则。等值翻译理论的支持者们通常将“等值”定义为“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目标文本立即就被看作源语文本的翻译。”雅克布森在其《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有差异的等值”,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学派强调的翻译等值并非是绝对的对称,而是如弗斯指出,翻译理论中引进的等值,是使用它作为普通词汇时的模糊意义。正如威尔斯在《翻译学- 问题与方法》中所指出,由于译者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文本的复杂性和接受者之间的差异,翻译在力求等值的同时,损失不可避免,完全等值是很难达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等值概念的理解中应该包含着对“等值度”的考虑,尽管等值概念具有模糊性,在翻译过程中追求最高的“等值度”应该是每个译者追求的目标,由于客观或译者主观上的原因造成的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在某些方面不等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同一信息,两套不同的语言,接受者不同,却要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这就是翻译等值的主要原则。 二、翻译等值理论的应用 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表达上应达到等值效果,符合语言本身的要求。在英汉互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意译等方法来达到等值翻译,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直译与意译实质上是建立在把语言分成两个层次(语义和语符层,即深层和表层) 的基础上。强调深层语义等值是意译;强调表层语符等值是直译。但语言的客观实际是在语义层和语符层之间,还有语用层存在,即在表层深层之间有广义的修辞层存在。修辞层是根据情境和语言意图的要求,输入言语个性特征(包括文体和风格) ,以达到实际最佳效果的层次。等值原则就是建立在把语言分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以及修辞层面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 三、直译表层达到翻译等值 直译,是在较低层次上的翻译,指翻译时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总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反映在语言文化里,便会出现某些契合现象。众所周知,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们
翻译的本质 关于翻译的本质，圣经中的一段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诺亚逃过洪水劫难之后，东迁到示拿，并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发现了一块大平原，就在那里从事生产，繁衍子孙。那里土地肥沃，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兴旺，后来成了人口众多的城镇。因为祖先们被洪水冲怕了，担心再遭水灾，决定动手修筑一座通天的高塔，以防水患。他们学会用石料、烧砖与石灰等材料建造高大建筑物的技术，很快把塔建得越来越高。按计划，这座高塔非常庞大，要能容纳全城的人，因此高度必须达到天顶。上帝耶和华得知此事，决定亲临人间看个究竟。当他见到塔身后，又惊又怒，心想，刚刚繁荣起来的人类，就有如此高超的本领，将来高塔直通到我的宝座如何了得。他决定施神术搅乱示拿人的语言。这样，正在建塔的示拿人彼此不懂对方的话，工程便无法再进行下去，并且发生了许多纠纷，结果是塔未建成，弄得一片混乱。最后，大家只得按语言结群，散居各地。人们丢下工具和材料，承认这是“渎犯上帝”的一种惩罚。这座建了一半的塔，被称为巴别塔。这是基督教解释世界各民族语言来源的故事。而翻译因着这则故事而带上叛逆的色彩，它让不同语言文化的民族能够跨越上帝耶和华在他们之间设下的语言天堑，继续建造通天塔的未竟事业，实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同。 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叛逆，但不是对上帝的叛逆，而是对原作或原作者的叛逆。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叛逆，不是译者有意为之，而是译者无奈的选择。叛逆，毫无疑问，是翻译固有的属性，但是否就是翻译的本质呢？我们知道，事物的本质，是决定该事物成为该事物并同其他种类的事物相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那么，翻译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国内外不少学者对翻译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泰特勒：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长处如此完备地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以使译入语所属国家的本地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的一样。（沈苏儒，1998：120） 巴尔胡达罗夫：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蔡毅，1985：1） 奈达：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沈苏儒，1998：131） 卡特福德：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廖七一，2001：128） 沃·维尔施：从本质上看，翻译是一种处于创造和再创造这个“高压区”之中的转换活动。（桂乾元，1995：59） 季羡林、许国璋：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CD1《语言·文字》卷“翻译”条目） 张培基等：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英汉翻译教程》绪论，1983） 许均：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求“真”。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在我看来，思与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翻译所固有的“求真”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翻译，就其根本，是翻译意义。（《辞海新知》，2001年，第5页） 蔡毅：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王克非：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
王耀庭，谭弓.科技文献汉译英概论.第2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489页. 王晔主编.新编实用英语——法律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7页. 王沂暖编.翻译论文集.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3. 王怡，王宁主编.即席翻译实用英语会话.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261页. 王颖，吕和发主编.公示语汉英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394页. 王勇.英汉?汉英口译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王友贵.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王月仁.英汉实用科技翻译教程新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王运.实用科技英语翻译技巧.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王运，杨力田编.科技英语句型及翻译处理.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5. 王治奎等.大学英汉翻译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321页. 王治奎等编.大学英汉翻译教程：参考译文分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76页. 王治奎等.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第2/3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2004. 533页/488页. 王治奎主编.大学汉英翻译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001/2005.582页/513页/513页.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213页. 王佐良.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英文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王佐良.论诗的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王佐良.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823页. 魏立智.翻译转换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魏向清.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31页. 魏志成编.英汉比较翻译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68页. 魏志成编.英汉比较翻译教程练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45页. 魏志成编.汉英比较翻译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24页. 魏志成编.汉英比较翻译教程练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82页. 温绍贤.中英诗意境的异同及其翻译.河南新郑：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美资)，2003/2006.188页/327页. 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241页.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编印.全国翻译书籍目录（1—12，两册）.北京：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56. 文军等主编.当代翻译理论著作评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文军.翻译：调查与研究.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258页. 文军等主编.外语?翻译?文学.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 文军.翻译课程模式研究——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文军.科学翻译批评导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350页. 文军，张镇华，王斌主编.外语翻译与文学研究.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翁凤翔编.实用翻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277页. 翁凤翔主编.当代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06页. 翁显良.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丛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吴冰等.大学英语口译(汉英)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吴冰主编.汉译英口译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525页. 吴冰主编.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461页. 吴冰主编.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练习.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300页. 吴波.论译者的主体性.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 吴存民.分析与翻译（上、下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吴古华.新世纪研究生公共英语教程：口语口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309页.
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
?口 译? 变译理论与口译探微Ξ 周 青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合肥市 230039) 摘 要 随着国际交流和合作的日益增多,口译活动信息量也逐渐增加。正如变译理论对传统全译理论的挑战一样,它对于口译活动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也显现出来。本文拟从变译理论指导口译的必要性、可行性、具体表现形式及原因分析、变译的尺度和质量评估几个角度探讨变译理论与口译的关系。 关键词 变译理论 口译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 peration,the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grow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inclusive.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inter preting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 from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This paper probes into such factors as necessity,feasibili2 ty,corresponding forms and analyses,criteria and evaluation in which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is proved to direct interpreting effectively. K ey Words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interpreting 1 引 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口译的理念、目的、信息传输方式、衡量标准和风格等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正经历着第四次翻译高潮,这样一个高信息时代就要求译者具备高度概括、综合、归纳、分析、复述和简练信息等相应能力,而这恰恰是变译理论研究的核心。 Nida和Taber(2004:14-15)指出翻译的实质“旨在再现信息……翻译力求等值而非完全等同……尽职的译者追求的是最贴近的自然等值……”,他们继而提出翻译中应优先考虑的几个问题,即:“语境的一致性优于语言的一致性(或逐字对应);动态等值优于形式一致;口语优于笔头语言;被听众使用和接受的形式优于传统上的权威形式。”并解释了这主要是以接受者和听众的反应和立场出发为依据的。 黄忠廉教授在《变译理论》中指出:“变译通俗地讲是变通加翻译,或变后翻译,或译后再变,或变译交融,”并且“表现为与‘变’紧密相关的六个递进层面:1)因读者而‘变’,2)由译者来变,3)对原作施‘变’,4)摄取的战略,5)变通的战术,6)信息的集约。” 黎难秋在《中国口译史》中指出:“口译活动与笔译活动相比历史远为悠久。但是,我国对于口译的研究一直远远落后于对笔译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口译界的代表刘和平、蔡小红等分别著书立说,缓和了多年来多实践、少理论的局面,将口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但目前口译研究主要是对其本质和具体实践中思维、知识和认识过程等语言外在因素的探讨,如何结合时代的迫切需要,有效应对信息爆炸的局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实证性的研究和探索。 国外口译界代表是巴黎高级翻译学院的勒代雷教授,她在译著《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中提出释意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抓住文章或讲话的思想,脱离了原语语言外壳便能够用母语非常自然地表达这些思想。”释意理论虽反映了一些变通思想,是不同于字词对应语言翻译的“意义对等翻译”,但它基本上是对意义和词汇对应层面的变通,与变译理论的实质、具体的变通手段和方法以及变通的机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18卷3期2005年8月 中国科技翻译 CHIN ESE SCIENCE&TECHNOLO GY TRANSLATORS JOURNAL Vol.18.No.3 Aug.2005 Ξ本文系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项目编号为2005jqw016。感谢台湾辅仁大学杨承淑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建议。 收稿日期:2004—12—09/20
翻译的本质 翻译基本理论与实践 theory：A theory is a formal idea or set of ideas that is intended to explain something. If you have a theory about something, you have your own opinion about it which you cannot prove but which you think is true. 翻译课的重要性：八级TEM8，MTI，毕业求职 1.1 翻译的定义 翻译translate词源考察：translate→拉丁词translatus，translatus是transferre的过去分词，transferre意为carry或transport。 In short, inside or between languages, human communication equals translation. (Steiner, 1998:49) To understand is to decipher. To hear significance is to translate. (Steiner, 1998:xii)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受体)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Nida, et al., 1982)
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新理念 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新理念 摘要：本文介绍了2001年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研讨讲习班的盛况，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角度讨论了本次讲习班带给翻译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新理念，并对学员反馈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讨；中国译界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ummer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in Beijing and the topics discussed at the symposium, which include the new approach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It also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eaching; Symposium; Chinese translation circle 盛夏时节，来自全国翻译界和教育界的约170名莘莘学子与24位名闻遐迩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汇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了一场几近军事化的学术对垒和教学切磋。在短暂的十天时间里，学员们蓄势待发，情绪高涨，教员们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与传统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模式大相径庭的新路向，给中国翻译和教学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一、关于翻译研究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
(论文)论翻译的原则-外语翻译 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 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