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原则论下
法律明显违宪无效原则是指宪法审判机关在运用技术手段不能规避宪法问题或不可能对争议法律作
出合宪性解释时，其也只能在法律违宪情节达到明显而易见的程度时，宣布法律违宪而无效，若法律违宪未至明显而易见的程度，即使其存在不妥当的情形也不能宣布其因违宪而无效。因为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裁量权，其对“是否制定法律”、“如何制定法律”等问题享有自我决断的权力，因而如果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未至明显的不合理程度，均应认为未逾合理裁量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876年的Sinking Fund case 一案中，认为：“当联邦国会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在通常诉讼程序中被要求作违宪审查时，将违宪法律宣告无效，乃是法院的义务，然而除了一见明显的违背宪法的情形外，绝不可轻易宣告法律违宪无效。假如还有可能，成文法律应继续推定为有效，直至该法之违宪事实已经合理证明且无什么疑问为止。因为政治组织的一部门若侵犯其他部门的权力必会产生危险，美国制度的安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严格遵守此一有益之原则。”[x]现在，许多国家已将明显违宪原则纳入成文宪法中，例如瑞典1987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并在修正案的最后规定：“如果法条是国会或政府确定的，该法条只有在其错误极为明显的情况下才能被废除。”[xi]在德国、我国省，宪法审判机关为了体现明显违宪原则的精神，在合宪有效、违宪无效的判决形式外还创制了警告性判决或指示性判决形式。所谓警告性判决或指示性判决是指法律规的某些容虽不尽妥当，但因其违宪尚未达到明显的程度，仍可以忍受，于是宪法审判机关并不宣布其违宪无效，而是指出其违宪之处，并建议立法机关对之进行检讨，在一定的期限予以修正。我国省司法院在1982年至1995年间作出的指示性判决达31件之多，为同期所有违宪案件的16%.[xii] 当然，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立法机关借口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避免国家社会紧急危难等含义模糊、容笼统的理论，制定法律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则不能适用“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由此可推断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审查原则是“不适当”原则与“相抵触”原则。不适当原则意味着全国人大如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滥用或不当行使立法裁量权时，可以撤销其制定的法律规并使之无效或者直接改变不适当的法律规使之合宪有效。相抵触原则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如认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宪法、法律容或精神不相符合时便可撤销，并使之无效。可见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采用法律合宪性推定原则，违宪审查机关拥有宽泛而灵活的违宪审查权。在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尚未真正确立的今天，这一有违世界惯例的违宪审查原则对我国立法体冲击不大。但从未雨绸缪的角度出发，我国大陆应借鉴瑞典与我国省的经验，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明确规定法律违宪未至明显且重大程度，不得撤销之，但宪法审判机关可指出法律的不妥当之处，并建议立法机关在一定期限予以修正。
三、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相结合原则
根据性质的不同，宪法规可以分为程序性规和实体性规，相应地，违宪行为也可分为两类，即程序性违宪行为和实体性违宪行为。宪法审判机关在进行违宪审查，解决宪事纠纷时，既要考虑被监督主体对宪法程序性规遵守和执行的情况，又要考虑被监督主体对宪法实体性规遵守和执行的情况，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从而防止和避免不公正的宪法裁决的发生，这就是所谓违宪审查制度中的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相结合的原则。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该项原则的涵相当丰富，但主要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与平等保护原则两项子原则。这两项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虽有重叠，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原则。首先，在“正当法律程序案件中，政府法律据称侵犯了所有人的权利”，而在“平等保护案件中，政府法律据称采用了任意的区分标准，来侵犯某人-而非其他人-的权利”;其次，“平等保护”是指普遍意义上的“立法归类”，并不涉及执法机构的具体归类是否正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则主要处理“行政归类”，即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具体归类。[xiii]
1、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⑴实质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它是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宪法审判机关将宣布这部法律违宪无效;⑵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要求：其一，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一切权力主体作出剥夺公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意见。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西方违宪审查程序中运用频率最高的基本原则。有人曾作过统计，在近半个世纪中，就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来说，有40%的案件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有关。因此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基本人权的守护者”。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含两个结构层次：首先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围。美国建国初期，该原则的适用围相当狭窄，仅限于“生命、自由和财产”。后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选择性吸收与反向吸收两个释宪技术大幅度地扩展了该原则的适用围，从而使该原则几乎涵盖了所有对公益有重要影响的案件;其次是正当法律程序的程序标准，亦即什么样的程序才算是正当的。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先后采用了两种模式进行确认：⑴历史判断模式。当法院面对要判定某一程序是否符合宪法上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时，其判断的重点在于该程序是否符合当初制宪者心中期待的程序，也就是以制宪者的原意来作为程序正当性的判断基准;⑵利益衡量模式。所谓利益衡量模式是指三阶利益衡量。这三阶利益分别是：X=可能受到政府行为所影响的私人利益;Y=利益在程序中被错误地剥夺的风险，以及因任何额外或替代程序所产生的利益;Z=政府的利益，包括因为额外或替代的程序所带来的财政或行政负担。具体来说，在法院所指出的三项利益中，如果X+Y>Z，那么，目前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不足的，这时应采用替代性的程序保障以满足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相反，如果X+Y
2、平等保护原则
因为违宪审查的监督对象主要是议会的立法行为，而立法主要是以分类调整为手段来配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国会每通过一部法律，就会在人们之间造成权益上的差异，宪法审判机关审查议会立法是否合宪，其实质标准就是平等保护原则，亦即国会通过立法所造成的差异是否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在美国、印度等国，宪法审判机关一般是通过目的-手段的方式对国会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审查程序为：⑴审查立法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⑵如果立法目的具有正当性，那么就对立法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的正当性进行审查;⑶如果立法所采取的手段具有正当性，那么就对立法目的与立法手段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审查。当然，宪法审判机关判定“因果关系”的基准也是不统一的。一般采用以下三种判断标准：⑴严格审查标准。此一标准为最严格的违宪审查标准。在此标准下，该特定立法所欲达成的利益(立法目的)若不是最实质重要的利益，或者政府为达成该立法所设定的目的所选择的手段与该实质重要利益之间未具有严密关联性，则该立法通常会被认定为违宪。而有趣的是，只要法院采用严格审查标准，最后通常都会导致违宪的判决。根据各国司法判例，此一审查标准已经普遍适用于有关“种族”此一在社会中长久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族群的案件的审查中;⑵中度审查标准。此标准不及严格审查标准严格，但在此种标准之下，该立法所要达成的目的虽不必为实质重要的利益，但至少必须是重要的利益，并且该立法所选择的手段必须和该利益之间具有充分的重要关联。凡是与“性别”此一社会地位接近弱势族群有关的案件，大多适用此标准。它所适用的结果，虽不至于必然导致受审查的具体立法遭到违宪的判决，但较以下所述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要严格得多;⑶合理性审查标准。在此审查标准下，只要立法或立法手段未基于任何弱势群体作为分类标准，同时也不违背任何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则只要其具有合理正当的立法目的，且其所选择的手段与该目的之间具有合理的关联，则该立法通常会通过合宪性审查。[xv]
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确立了平等原则。不过我国一般是从抽象、静止的角度来理解平等原则的涵义的，认为法律平等是指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司法平等、守法平等等。但是从违宪审查的角度而言，平等原则的含义应从它的对立面-“差别”去理解。其实，平等保护原则并不反对差别，而是要将差别控制在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可以忍受的限度。至于何谓可容忍的限度，我国现阶段实不宜采用美国的严格审查标准与中度审查标准。考虑到我国现行立法粗陋
的现状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精神，我国平等保护原则应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亦即只要立法分类、行政分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便可认为是合理的差别，具有合宪性。一般而言，合理差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采取的责任权利等方面的合理差异;⑵依据人的生理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⑶依据民族的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⑷依据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所得的差异所采取的纳税负担上的轻重的合理差别;⑸对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主体的特殊义务的加重和特定权利的限制。
四、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
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在英美通常被称为“政治问题原则”，在欧陆则称为“统治行为原则”。从理论上而言，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属于政治部门的权限，根据宪法，应当由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或者由两者共同协商、斟酌、运用裁量权决定。因此，宪法审判机关就应当尊重政治部门的意见，不干预或者不介入政治问题或统治行为的纠纷，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
违宪审查制度中之所以确立“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原因固然很多，但概括起来主要有：其一，法官不是政治与行政专家，在收集、整理、分析各种情报与资料方面，难以与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相比，因此要求法官凭借自身的情报收集、整理能力来发挥决策的机能，实在强人所难;其二，法院或者法官如果干预政治问题，必然会导致宪法审判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司法权之独立性及中立性将受重大影响，宪法审判机关的权威性也难免不受到损害;其三，基于三权分立的原理，宪法审判机关不宜介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政治决定，否则将动摇权力分立的基石与信念;其四，基于主义思想的责任政治原理，参与政治问题的议会议员或人民代表和行政官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其负政治责任，一旦失信于民，则面临罢免落选的政治后果，而法官并非来自选举，不承担政治责任，若政治问题不由负政治责任的议员或人民代表、行政官员作出决定反而由不负政治责任的法官作出决定，实在有悖于“责任政治”的理论与逻辑。基于以上四点，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xvi]
从实证层面而言，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1803年的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确立的。该案判决认为“联邦宪法赋予总统若干重要的政治权能，总统自得以自己之裁
量权行使之，并以政治的资格对国家负其责任，为执行这些职务，总统有任命若干官吏之权限。……这些官吏之行为具有政治的性质，……其权能既委任行政机关，则行政机关之决定系终局之决定。……绝非可由法院加以审查者。”[xvii]从此，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法院避免卷入政治漩涡的避风港，因为法官如果超越合理的司法权界限，无视其资格或能力，恣意过问政治，政治司法化的结果不但不会出现，反而会致使司法政治化的恶果。在日本，国会的召开、众议院的解散、国务大臣的任免、条约的缔结和国家预算的编制等具有高度政治性或者有关对国家利益具有明显影响的行为的争论，在理论上，即使是相当于法律上的争讼，也不应由无政治责任的法院依诉讼程序来解决，而应将其排除于司法审查对象之外。日本最高法院在苫米地案件中曾对此作了深刻的阐明：“应该认为像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核心的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它即使成为法律上的争讼，法律有可能对此作出有效或无效的判断，但这种国家行为处于法院审查权之外，该判断应由对主权者即国民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国会等的政治部门作出，最终委托国民作出的政治判断”，“司法权的这种制约是司法权受宪法本质的在制约。[xviii]”那么，政治问题的具体容有哪些?对此，至今仍缺乏权威的解释。因为在世界各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制定法上的概念而是由判例形成的。如在法国，政治问题主要是指：(1)政府和议会关系中的行为，包括召集和解散议会，以及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各种行为;(2)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所采取的行为;(3)总统认为出现紧急情况，作出实施《宪法》第16条的规定以及总统根据《宪法》第11条规定，作出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议的决定。[xix]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62年在Baker v. carr案中对政治问题作了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界定。在此案中，Brennan 大法官列出了6种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政治问题：宪法文本明确规定由政府部门管辖的问题;缺乏司法性发现标准、操作标准去解决的问题;在政策判断确定之前无法作出司法裁判的问题，而该政府判断虽然不具有司法性质;脱离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法院无以独立处理的问题;需要无异议地遵循政治决策的问题;导致不同部门就同一事项作出多项裁决的问题。[xx]日本学者小林直树教授从比较学的角度，就日本的政治问题作了如下的分类：第一是有关政方面的政治问题：(1)有关国会及阁的基本事项。如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任命、代议机关代表的惩罚及资格的审查等;(2)有关阁及国会运作的基本事项。如阁会议的组成、阁会议的议事或议决方式、阁会议之裁决，国会的议事程序、议决方式，议会出席之最低人数、议会委员会的议事或议决方式、两院职席会议等;(3)有关阁与国会关系的事项。如召集国会、解散众议院，由政府作成法律案或
预算案，或其提出或撤回国会开会中的政府报告等;(4)有关发动紧急权的措施，如总理大臣命令军队执行防卫或治安任务、宣布紧急状态、宣布戒严等。第二是有关对外方面的政治问题。(1)有关领土之处理及其结果。如领土之割让与合并等;(2)有关一般外交活动者。如对外交官的训令，对在外国侨民的保护、派遣特命主权大使等;(3)有关条约的签订手续、形式及其适用行为;(4)国家之承认;(5)有关战争之行为。如宣战、停战、讲和等。[xxi]
不过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并无分明的界线，例如国会的议事程序、议决方式为国会自律之事项，均属于政治问题，与宪法无关，不构成违宪审查的对象，但是自律事项之决定应符合自由宪政秩序的原则，如议会议事程序明显抵触宪法或与自由的宪政秩序相背，则该项政治问题就会蜕变为法律问题，自然构成违宪审查的对象。又如，在美国，州议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时认为该问题是政治问题，法院无权过问，但到上世纪60年代，它又认为选举中选区的划分问题，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实现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法院有权对此作出判断。
我国省也确立了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于第328号解释文指出：“国家领土围之如何界定纯属政治问题;其界定之行为，学说上称之为统治行为，依权力分立之宪政原则，不受司法审查。”我国大陆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未发生实效，故谈不上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的确立与适用。不过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原则。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国家行为界定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虽然国家行为仅为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但我们仍可以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这种立法例在我国将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时完全可以被吸收，并确立该原则。
案例分析： 1．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什么 孙志刚事件后的相关政策变迁说明了之前的政策在现今社会情况下是不适合的。 首先从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来看，公众与社会团体也是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但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之时，政府没有广泛的征集社会的民意，也没有采取应有的途径或程序，更没有开听证会，将广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意见考虑在内。我相信，这些流乞人员还没有听说要制定一个办法来管制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政策制定主体在广泛性与代表性上的缺失，决定了这项政策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以合法的名义的剥夺； 接着是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影响公共政策内容合法性的主导性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利益的正义分配，即利益分配要凸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等价值。《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想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受惠的就是拥有中国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中国8亿左右只拥有农村户口的公民就被排斥在这个政策的受惠范围之外，甚至是处在这项政策的管制之下，更甚至有可能成为该政策的受害者。“孙志刚事件”不是唯一的惨剧，当一个弱势的公民无可奈何地在异乡成为一个很不尊严的流浪乞讨人员时，他或她得到的不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帮助，而是强制与遣送，这样的公共政策，其合法性在哪里呢如果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照顾了除流浪乞讨人员之外绝大部分中国公民的利益，那么它就可以忽视乃至剥夺那些少数流浪乞讨人员的利益吗这样的政策也不符合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 最后从政策的长期适用来看。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也还源自于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的长远发展需要，也就是政策的延续性。一个公共政策，是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协商讨论，经过各种程序方法才建立起来的。如果只注重当前的利益而忽略未来的成本，即便是遵循多数人的同意也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正确，更不意味着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旨在解决的当下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城市治安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妥当地考虑到人文关怀、社会和谐健康和国民精神文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替代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所以，它说明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适合我国社会情况，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合法性不足。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把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和遣送改为救助，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法的政策。 2．新闻媒介在这一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孙志刚案”无疑是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结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使“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媒体的介入和参与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孙志刚案最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关注，完全是基于媒体对这一案件新闻价值的判断。没有媒体独立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有孙志刚案的深远影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采写者陈峰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陈峰，2005）就这样，陈峰后来做出了那篇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被
关于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1) 谈宪政和法治，落实到一点上，就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宪法的最高性？我们把问题集中到违宪审查制度上。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始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导致法治国家型态难以在中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先谈一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阻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障碍是什么。第一个障碍：议行合一论。这个理论是从巴黎公社到列宁到中国宪法都是如此，其制度化的体现是宪法第三条：所有的国家机构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实行的是以人大为一体化的、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系，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两个政治制度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去，凡是赞成议行分离或三权分立的学者，都被扣上“右派”或“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人大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而在实际上，人大又不具有最高权力。在对人大负责的背后是只对政党负责，在议行合一的理论框架中，一切国家权力都合一于执政党，为此，议行合一论就得到执政党的欢迎，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谁能够审查人大通过的法律违宪。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审查人大，在法理基础上，他就应该高于人大，至少平行于人大。如果议行合一论突破不了，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第二个障碍：专政理论。专政理论说白了，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列宁有一个讲话，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
的暴力。中国的法学界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专政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对许多政治案件，实际上就是按照专政理论模式在审判它的公民，而不是按照法治理论推行法治实践。这个专政理论是阻碍中国实行违宪审查制度的很关键的因素。在专政主义的理论中，制宪权被置于特定阶级手中，最终又被置于统治阶级的“先锋队”手中，从而人民制宪权变成了特定政党的制宪权。在这种理论观念中，违宪审查制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第三个障碍：党治论。党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一直没有搞清楚。彭真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针对一位县委书记的话，发表过看法。那位县委书记说，“在我们县委，我说党大。”彭真开人大会时，有人把这个县委书记的话反映给他听，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县委书记大，是法大。但这个东西在法理上要有根据。中国宪法规定了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要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党章也有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没有制度保障，所以党和宪法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违宪审查制度也就一直建立不起来。中共建国后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但中国宪法有关宪法监督和解释的规定已为违宪审查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以五四年宪法为代表。五四年宪法是一九八二年宪法之前最好的一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918324446.html, 浅析英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审查模式 作者：孔雨雪 来源：《智富时代》2017年第03期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 710122） 【摘要】英国违宪审查制度以议会主权原则为基础，发展了以议会与法院为主体的审查 模式。它立足于英国自身政治法律制度，使得议会在审查法案和法律的合宪性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发展了法院在维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地位。但正是因为议会主权原则，也使得法院在审查议会立法这一环节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 【关键词】不成文宪法；违宪审查；议会主权；议会审查；法院审查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法治精神，其贯彻与实施需要各方面的保障。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其立足于本国政治与法律实践，从自身宪政特点出发，建构了独具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宪法的实施。通说认为，英国的违宪审查主要是通过议会审查与法院审查两种模式进行的。 一、英国违宪审查制度以不成文宪法为基础 研究违宪审查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研究违宪审查的依据问题，即违宪审查机构根据什么来行使审查权。英国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首先其具有违宪审查制度，其次其违宪审查制度因为自身宪政制度的特点而具有自身特色。 （一）通说的违宪审查依据 学者研究违宪审查制度时一般将其奠定在成文宪法或者宪法典的基础上。其基本逻辑是，一国拥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任何与其冲突的法律和行为均无效。而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典，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其宪法的内容体现在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宪法原则和宪法惯例中，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议会颁布的任何法律都具有相同的效力。立足于上述位阶的逻辑，英国是没有违宪审查的。但是，立足于英国宪政的特点，不仅在议会颁布的基本立法和其他立法形式上有效力区别，而且在普通法律与宪法性法律之间也是有位阶存在的。①基于上述位阶的存在，英国违宪审查制度也自然有其依据。 （二）英国违宪审查的依据 英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建立在其不成文宪法渊源上的。英国的宪法渊源主要表现在宪法惯例、宪法原则与宪法性法律中。 （1）宪法惯例
论文关键词：违宪审查宪法法院宪法诉讼论文摘要：德国和美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但两国的违宪审查在审查模式、违宪审查的程序以及宪法法院裁判的效力等几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也表现出很多相通的共性。这正是两大法系相互学习和融合的结果．我们应充分学习和借鉴两国在这方面的优点，以便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宪法监督体制。人类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先进的制度文明，而违宪审查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中的一颗明星．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纠纷和争议，当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争议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时，必然会危及一国的宪法秩序。这就要求必需有一个机构来确保宪法的实施，解决各种可能发生的宪法争议。违宪审查制度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而产生的，作为此项制度的两大代表，美国和德国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一、违宪审查模式的比较奉行“议会至上”的国家一般由立法机关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然而，由立法机关自己来审查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虽说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在实践中却以难以实行，因而是一种不完全的违宪审查制度。二战后，西方国家中许多原来实行立法机关审查制的国家纷纷改变原体制，转而采取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或宪法法院等专门机构违宪审查制，由此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宪法诉讼模式，一是由普通法院，二为由专门的法院．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代表国家是美国。一般认为，开创违宪审查制度先河的是l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马伯里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判例发展出对州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的审查权。从而最终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对一切涉及联邦宪法问题的最后审查权。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4个国家采用这一制度，其中主要有美国、日本、阿根廷、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丹美、瑞典等。除日本外，其他实行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的国家都属于英美法系。。在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胡锦光教授把它总结为四点：1．高级法思想的熏陶．2．议会意志不能等同民意的思想浸润。3．不完全信任立法机关的政治情感的萦绕4．多数决的原则之下保护少数的政治理念的确立。。除此之外，马岭还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能够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根据英美法传统，普通法院有对法律的解释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普通法的传统仍然得以保留和延续。在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产生以后，法院又获得了对宪法的解释权。由于宪法也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切特征，在司法程序中同一般法律一样具有可适用性，这样，法院既具有对一般法律的解释权，又具有对宪法的解释权。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对分权原则的理解排除了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可能性。与美国相比。大陆法系国家对分权原则的贯彻更为严格。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均认为司法权是不能够直接干预立法和行政权的．鉴于违宪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审查议会立法是否违反宪法，而强调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意义上的立法权(即使是对法律的解释权)的观念导致了大陆法系国家不得不在普通法院系统之外另辟蹊径，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审理宪法争议案件。[!--empirenews.page--] 凯尔森率先提出设立宪法法院作为主管宪法诉讼的专门机关。在他的影响下，奥地利最早在1920年设立了宪法法院。二战后，德国、意大利等国相继建立了宪法法院，它们代表了整个大陆法系宪法诉讼活动的发展方向。据统计，现在全世界共有37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宪法法院。另外，独联体、东欧一些国家在完成体制转变后也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宪法法院。德国深受凯尔森的影响，在自己本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上采取了由宪法法院的专门机关来解决宪事纠纷的模式。从形式上看，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属于“分散型”体制。最高法院所拥有的只是对违宪的最终裁决权，并不排除下级法院或者地方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大陆法系宪法法院模式属于“集权型”体制，审查权一般都集中在唯一的宪法法院。之所以产生“分散型”与“集权型”体制的差别，最主要原因在于“遵循先例”原则的有无。英美法系国家因为有“遵循先例”原则，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下级法院必须服从，对同类宪法问题不至于导致不同判决之间的冲突。而大陆法系国家因为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如果由多个主体同时行使违宪审查权，很可能导致不同法院对同一宪法问题作出不同的判决。因此，把违宪审查权集中于
从孙志刚案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很久以前就已经对“孙志刚事件”略有所闻，今天特地上网查看了“孙志刚事件”的详细始末，读后让我感觉触目惊心。不知是自身为法律人的关系还是自身性格比较容不下不公之事，面对孙志刚一案，顿时对中国的法制多少感到了无奈和愤慨。 孙志刚在收容中被打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孙志刚事件被报道出来才是一个偶然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人们讨论中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恶法：反市场、反城市化、对农民的歧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滥用暴力和疯狂敛财、权力的异化。 作为共识，学者普遍认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基本内容和目的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而且与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类似的法规，应该通过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的审查机制彻底杜绝。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如能按宪法、法律提供的制度化管道，对有关行政法规作出是否合宪合法的裁判后再予废止，当更有制度意义。 从孙志刚案中可以看出两大法制漏洞：一是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缺乏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也没有设定宪法争讼裁决程序，即违宪审查制度不健全；二是对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行政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即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学者们认为，只有从宪法的高度去审视孙志刚案，才是一种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也才能对我国人权保障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产生实际意义。 从孙志刚案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 针对现行的审查体系我们发现，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是主要原因。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宪法的这些规定来看，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但是，宪法中的一些对于国务院权限的规定又似乎我国的违宪审查权并不专属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 其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都没有宪法解释权，我国的宪法解释权是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以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违宪审查的主体。宪法解释权是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因而，这些规定不仅使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的归属变得模糊，而且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从而形成了违宪审查“谁都可以管理，但实际上谁都不管”的局面。不仅如此，就是当然享有宪法监督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至今亦未实际建立起违宪审查的机构，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切法律的制定主体全国人大就是违宪审查的主体，进一步而言，就是自己对自己制定的东西进行审查，自己监督自己，这很难回避逻辑的悖论。 二、宪法缺少可适用性，违宪审查失去了根基 从宪法监督的历史看，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宪法的最高性，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和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宪法的可适用性，即宪法能够直接用于审理和解决具体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到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杨遴 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它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自从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到今天的第55届总统奥巴马，它一脉相承到今天。所以在历史上，美国只有一次制宪，那就是制定了1787年宪法。二百多年来，美国虽然先后通过了27条修正案，但都是修宪。但由于美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直持续，因此美国并没有再一次制定宪法。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制定出炉仅有七条，两百多年间仅有27条修正案，这个惊人的宪法，并没有随着美国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发展被历史淘汰，相反却让美国在此规范的带领下欲发法治文明而强大。历史的变迁和世界法制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算是宪法的“圣经”了，它无时不为美国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为国家政治、经济、思想建设提供了法律标的和向标，意旨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目的是确保革命果实，资本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转。当然，这里我不再从深思考这一问题。 既然宪法是以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证革命的果实，标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那么就要保证宪法的正确正常运转。这就必须对宪法进行监督，由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制衡来达到这一目的，才能使宪法达到确保法律的安定、平等、合目的性，从而使国家稳定、
法律合目的，最终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服务。 在这里，我要以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来阐释这一观点，证实法律——宪法的监督的重要性——违宪审查制度。 一、从“三权斗争”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在这里，我要把“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案情详细的梳理一下。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与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交接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联邦党人。在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击败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在这期间两党斗争日趋激烈，最初的争论是围绕财经政策进行的。此时，在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建立稳定的国家信贷、建立国家银行、征收进口税、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并要求从宽解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而这一主张遭到时任国务卿杰斐逊的反对，杰斐逊认为应当从严解释宪法，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享有较多的权力。两派意见在国会形成了两个投票集团，进而组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此时，此案的主角——被告——《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麦迪逊（曾经是联邦派（还未成为有组织的政党时）的核心人物）则与杰斐逊联盟，所以在杰斐逊上台后即任麦迪逊为国务卿。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不受大选影响的司法权的争夺上。1800年12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健康辞职，尚未离任的总统约
全球三种违宪审查模式比较 https://www.doczj.com/doc/8918324446.html, 2004年06月29日15:55 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罗锋报道违宪审查是国家权力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纠错机制。如同其它任何一种纠错机制一样，是宪法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因此，违宪审查并不神秘。从各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与运行中不难发现，目前世界各国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司法是三权分立中的独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独立审查立法的权力。而这种模式中的许多案例，是与判例法制度相适应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民手中。他们可以通过个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搁置违宪的立法；也可以在议会走廊说服议员修改宪法，推翻违宪的判决结果。最近的几个案例包括2004年1月26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奥黛丽·科林斯判处布什总统的“爱国者法案”有部分内容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和第五修正案。 据介绍，美国最早的违宪审查发生在1796年“希尔顿控诉合众国”一案中，当时的美国法官佩特森和威尔逊，就行使了判决国会一项法案违宪的权利。到了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1801～1835任职)任期内的1803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宣布它有权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并第一次判决一条联邦法律违宪。从此这种基于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机制就确立下来了。但是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司法活动本身也难保证是绝对客观中立的过程，法官的主观性往往干扰了他准确体现立宪意图。 第二种模式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违宪审查在英国的历史比美国还要长，尽管英国是世界上三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但是早在君主立宪制度确立之初，《权利请愿书》与《权利法案》就明确表示，法律由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独立适用。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国法律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须批准与确认。
司法院大法官平等原則違憲審查標準之探究111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2006年6月 第一卷第一期頁111-168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ne 2006, Volume 1, No. 1, pp.111-168 司法院大法官平等原則違憲審查 標準之探究 陳怡如* 摘要 平等權作為主觀公權利，可對於來自公權力之侵害行使防禦權﹔平等原則作為客觀法規範，則可拘束法律之適用與法律之制定。司法院大法官基於權力分立制衡、民主制度之反省、自身專業能力與特定議題之社會共識等「司法自制」之體悟，儘管歷年來釋憲實務並未開宗明義的將「違憲審查標準」放置在解釋文及其理由書中，但在大法官意見書中仍有不少欲將之嵌入本土解釋案例者，或將之依附於比例原則，或將之依附於平等原則。此外，有採行美國法的違憲審查標準，亦有採行德國法的違憲審查標準，凡此均可謂其對政治自由形成空間涉入程度之自我限制。本文即旨在探究司法院大法官有關平等原則違憲審查標準之建構概況，希冀透過釋憲實務的總體分析與個體分析，能釐出一個屬於本土適用的違憲審查標準。 關鍵字：違憲審查標準、滑動尺度理論、平等原則、憲法價值體系、事物性質、合理審查標準、中度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 * 現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
112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壹、前言 有關違憲審查標準之探討，美國有所謂的合理審查、中度審查與嚴格審查。「合理審查標準」乃在要求目的須追求合法的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應具有合理關聯性﹔「中度審查標準」係要求目的須追求重要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須具有實質關聯性﹔「嚴格審查標準」則係要求目的須追求極為重要政府利益，手段須屬必要且侵害最小。1德國則有所謂的明顯性審查、可支持性審查與強烈內容審查。「明顯性審查標準」係僅就有無明顯錯誤作審查﹔「可支持性審查標準」係就立法者決定是否合乎事理、可以支持或可以說得通進行審查﹔「強烈內容審查標準」則就立法者所為事實論斷或預測決定判斷是否具有充分真實性或相當可靠性，只要對其判斷之正確性存有合理的懷疑，就可認定違憲。2 在美國法的違憲審查標準方面，根據Harlan F. Stone大法官在一九三八年的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案3中所提出的「雙重基準」審查標準，即在說明法院何時能以違憲審查權介入，以協調司法違憲審查權與民主政治間的緊張關係。換言之，只有在立法與行政部門的決定會影響到民主程序時，法院才應予介入導正民主程序本身的不公與不健全，否則，原則上即應尊重立法及行政部門依民主程序所為之決定。基此，在審查與民主程序無關之經濟性基本權利或社會福利立法時，應採行「合理審查標準」（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以尊重立法與行政部門。倘若政府之立法或其他措施涉及與民主程序運作有關之基本權利（政治性基本權利），才應以「嚴格審查標準」（the strict scrutiny test）予以審查。此外，與社會大眾分離隔絕的少數族群因並無法在多數決的民主程序中獲得公平參與機會，故凡此社會少數者的基本權利，不論是經濟性基本權1 參見法治斌，《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台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頁213-228。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頁163-167。蘇彥圖，《立法者的形成餘地與違憲審查》，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59-76。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輯入李建良、簡資修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年，頁119。 2 參見蘇彥圖，前揭註1書，頁76-86。許宗力，前揭註1文，頁119。 3 有關Stone大法官於1938年的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案之意見，原文可至以下 網頁查詢：https://www.doczj.com/doc/8918324446.html,/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304_0144_ZO.html，上網檢視日期：2006年1月8日。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分析 一、序言 当前，现代宪政发达的国家大多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也正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目前我们国家的宪政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够发达且问题较多，原因很大部分在于违宪审查制度不够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其他的诸多原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倒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应当从当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从诸多方面综合考虑，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先进制度与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宪政实施的必然要求。 二、违宪审查的历史演变 从宪法制定到实施的历史经验来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理所当然离不开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规定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宪法规范得以真正实现。正是宪法与违宪审查制度如此紧密的关系才使我们可以通过某国家的宪法史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史，这两种历史通常是平行的甚至可以是重叠的。但是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演变却没有严格遵循这个规律而是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立宪目的并不在于行宪。以制定宪法的统治政权的性质为标准，可以将旧中国的立宪运动大致分为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时期以及南京国民党时期。首先是清末时期，这个时期的立宪活动有《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十九信条》。前者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君上大权以及臣民权利义务；后者同前者相比对皇权则进行了更多的限制，确立了更加接近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接着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宪活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宪法并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任何规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与宪法有关的的有三个，其中《天坛宪法草案》有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但《中华民国约法》没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南京国民党时期，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三部宪法。这三部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都有规定，但我认为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最为详尽。接下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曾颁布过四部宪法，其中1975年宪法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规定，而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则对违宪
论中国违宪审查制度 11级法本19班董勤生 违宪审查，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的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它是宪法监督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保证宪法实施，维护宪政制度。一般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7世纪，英国枢密院对其殖民地的立法进行监督审查被认为是违宪审查的先例。随着宪法实施制度的不断完善，违宪审查已日益成为世界宪政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 从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内容的规定看，我国存在着违宪审查制度是不容怀疑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排除了对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主体自己做了自己的法官，导致审查缺乏客观性、公正性；违宪审查的程序中缺失对法律违宪审查的程序。因此，我们应考虑我国有成功移植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传统和经验，后发的法治现代化国家大都选择的是欧洲的违宪审查模式的实际，在我国完善宪法审查制度，以消除现有违宪审查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一、违宪审查制度基本特征 1、享有违宪审查权主体是特定的国家机关 宪法调整着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宪法法律关系，特定机关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审查和裁决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的行为是否违宪；审查和裁决公民个人宪法权利是否受到国家机关的侵害，解决宪事纠纷，制裁违宪行为。这关系到公民的宪法权利能否实现，关系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特定行为是否合宪的问题，这是国家生活中的大事。一般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是不能担当此任。大多数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违宪审查机关。 2、违宪审查是以司法或准司法的方式解决宪事纠纷 违宪审查是通过司法或者准司法的方式来达到解决宪事纠纷，维护宪政秩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3、违宪审查的原则是合宪性原则 世界各国已采用的违宪查模式尽管有所差别，但是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也不论违宪审查机关是最高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或者是宪法法院，它们在进行违宪查过程中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宪性原则——即违宪审查机关只服从宪法，并直接以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及宪法精神来解决宪事纠纷。 4、违宪审查的范围是特定的 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之一，是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宪法至上的宪政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其法律依据是宪法。因此，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等都由宪法或违宪审查机关组织法明文规定。 5、违宪审查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违宪审查的形式多样，世界上实行宪政的国家或因自己所属法系的不同或因自己历史，政治制度以及传统习惯的区别或因各自的宪政理念的差异，在建立本国的
违宪审查制度 第一节违宪审查制度概述 一、概念和特征 （一）概念：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 （二）特征：（1）违宪审查主体是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 （2）违宪审查有特定的范围。 （3）违宪审查程序具有多样性。 （4）违宪审查方式有别于一般司法案件的审判。 二、违宪审查VS宪法监督 第二节违宪审查的主要模式 一、司法机关审查模式 （一）概念：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 （二）评价 （1）优点：①使一国的违宪审查具有经常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②有利于平衡国家权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稳定国家政权结构、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和一国法制的统一等 （2）缺点：①只是针对具体个案的审查，不能撤销违宪的法律及法律性文件 ②对有关法律违宪性裁决的效力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 二、立法机关审查模式 （一）概念：宪法或宪法惯例所规定的有立法机关负责审查、裁决违宪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二）评价 （1）优点：立法审查具有权威性和权力行使的同一性以及监督的直接性和快捷性 （2）缺点：时效性、经常性和公正性不够理想 三、专门机关审查模式 （一）概念：由宪法所规定的专门机关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 ①特设机关审查模式：由根据宪法规定设立的专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一种模式。 优点：程序灵活和审查方式多样，审查具有终极性效力。 缺点：案件堆积如山，精力和人手不够。 ②专门政治机关：专门政治机关的职权主要是政治性职权。 四、复合审查模式 （一）概念：一国的违宪审查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并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对违宪案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和裁决的一种模式。 （二）评价 （1）优点：审查主体的双重性或多重性，且各审查主体相互分工，密切配合，使违宪案件得到有效审查。
浅谈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以利于其在行政管理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抽象行政行为不是法律概念，只是学术上对行政行为的分类。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事项而不特定的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主体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行为，也包括行政主体制定行政措施，发布行政命令、通知、通告、决议、决定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它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是适用的相对人是否具有特定性。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而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特定的。行政权的行使无非是通过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来得以实现，抽象行政行为在政府进行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各级政府的指挥、监督、协调、管理等职能的发挥更多依赖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尽管在表现形式、制作程序和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两者内容都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产生影响。根据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行政法原则，无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法律都理当为之设置监督审查制度，但我国目前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不完善，行政诉讼仍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排除在外，通过行政复议程序的审查也远远不能将抽象行政行为有效地控制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在此，笔者试就建立和完善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阐明一管之见。 一、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现状和弊端。 我国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非诉讼方式实行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司法监督和复议监督，这两种监督一般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来实现的;二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审查监督通常是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三是权利机关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命令和决定;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所规定的制度进行备案。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要通过向上级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进行监督。但这些监督看似途径广泛，但监督力度较低，实则缺乏根本的合理性和现实可操作性，难以对抽象行政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 (一)、行政机关内部基于层级监督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不外乎两种模式，一是行政复议监督;二是规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摘要]“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例中，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这一制度的开创不仅对本国宪政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也为世界各国确立该制度作出了榜样。违宪审查制度的概念是“国家特定机关依法审查宪法行为是否合宪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不管从法律的明文规定来看，还是从违宪审查实践来看，都存在着诸多弊端。本文旨在找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更好的完善此项制度提供借鉴。 [关键词]宪法；违宪审查；弊端 自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以后，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宪法的理论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宪法实践问题。“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使最高法院的司法权限得到了扩大，最高法院拥有了违宪审查权，即最高法院有了审查国会立法是否合宪的权利。从此以后，此案的判决成为一项司法先例，各级法院都有了援例审查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政令是否违宪的权利，凡是经法院裁决为违宪的法律政令全部是无效的。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对涉及解释联邦宪法的诉讼案，享有最后的发言权。从此以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逐渐得到公认，该制度确立为美国立法体制中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被视为弱势的司法权在经过苦痛挣扎后，最终慢慢的站稳了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更加顺利。一般来说，违宪审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地位，它所审查的是一般立法或者行政法规是否与宪法的规定相悖的问题。自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该制度就成了美国法制的一个显著特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却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 所谓违宪审查制度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其中，违宪审查的主体是“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即违宪审查的范围主要是“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或在社会生活中意义重大的行为和事件”。① 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不完善，不管是在宪法和其它法律的理论规定方面，还是在违宪问题的实际操作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弊端。 一、从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来看 （一）从宪法的层面来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先后颁布过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的宪法、1975年的宪法、1978年的宪法及1982年的宪法。但是，这四部宪法，对于违宪审查问题的规定，都显得过于抽象，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操作性不强。每部宪法对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分析》 一、序言 当前，现代宪政发达的国家大多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也正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目前我们国家的宪政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够发达且问题较多，原因很大部分在于违宪审查制度不够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其他的诸多原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倒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应当从当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从诸多方面综合考虑，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先进制度与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宪政实施的必然要求。 二、违宪审查的历史演变 从宪法制定到实施的历史经验来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理所当然离不开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规定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宪法规范得以真正实现。正是宪法与违宪审查制度如此紧密的关系才使我们可以通过某国家的宪法史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史，这两种历史通常是平行的甚至可以是重叠的。但是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演变却没有严格遵循这个规律而是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立宪目的并不在于行宪。以制定宪法的统治政权的性质为标准，可以将旧中国的立宪运动大致分为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时期以及南京国民党时期。首先是清末时期，这个时期的立宪活动有《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十九信条》。前者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君上大权以及臣民权利义
务；后者同前者相比对皇权则进行了更多的限制，确立了更加接近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接着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宪活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宪法并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任何规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与宪法有关的的有三个，其中《天坛宪法草案》有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但《中华民国约法》没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南京国民党时期，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三部宪法。这三部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都有规定，但我认为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最为详尽。接下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曾颁布过四部宪法，其中1975年宪法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规定，而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则对违宪审查制度有一些规定。 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之争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说，针对是否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理论界尚且存在争论。理论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否定论”，一种“肯定论”。其中有的学者持“否定论”，认为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而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是要有专门的机构，但是我国至今都没有建立这种机构。另外只有当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抵触时，才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即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必须满足宪法的最高性和宪法的可适用性两个条件。然而我国宪法不具有可适用性。另外我国在法律适用中并没有启动违宪审查制度，使违宪审查制度等同虚设，这从另一个方
深圳涉黄人员当街示众，评析警察的做法 11月3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9日下午，深圳市福田区警方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对近期“扫黄”专项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操纵、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路边招嫖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等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公开处理。在沙嘴社区公处现场，有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50名涉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宣布处罚决定。 人权这一概念，从观念上的普及、法律上的界定，国内范围中，1991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2004年《宪法》第33条庄严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尽管该公约迄今对我国尚未生效、不能直接适用其规定，但结合我国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进程，特别是基于《宪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规定，秉持基本人权理念，毫无疑问，我们应积极在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该规范 在福田警方的举措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被强制带到公开场合，仅以口罩半遮面，且当众宣布对其的处理决定，不能不说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侵犯。按照《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界定，绝大多数涉黄人员仅涉嫌违法，只须接受行政处罚，而只有极少数人涉嫌犯罪，应受到刑罚制裁；根据福田警方公布的数字，涉黄人员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也证实了绝大多数人仅是轻微违法，并非触犯刑律。而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的是“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不管其是违法还是犯罪，不管其被判处刑罚的种类和期限，换言之，即使是死刑犯，其得到人道及尊重人格待遇的权利也不容剥夺。 福田警方的公开处理，在目前的执法司法实践中绝非个例，在各类“严厉打击”、“专项行动”中的“公开处理”、“公捕”、“公判”中，人们不难窥见运动式执法不自觉地对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背离。 大学生旷课，有权力？？请评析 一、大学生旷课是一种越轨行为 所谓越轨是指：违反重要的社会规范的行为。亦称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当然，这种行为是属于不适当行为类型。指违反特定场合的特定管理规则，但对社会并无重要损害的行为。此种行为虽会引起众人的不满，但通常不会受到正式惩罚。也就是说，对于越轨，是几乎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有故意和无意以及情节轻重的区分。大学生旷课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校园现象，这种行为违反了学生守则和课堂秩序，因此属于越轨行为。 在学校，作为一名学生所希望的是，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得到发展，老师激励学生追求知识，帮助学生形成批判的思考方式，学生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进步的教育工作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教学环境。它鼓励创造力、好奇心和求知欲，学习进度和课程结构也富有个性。如果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学校的环境都能向着这些方向改造好，那学生旷课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少。相信每一位有理性的大学生都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对于逃课，当然不被提倡，但本人也不反对，关键是逃的是什么课，什么课该逃什么课不该逃，有应该的理性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的旷课现象，分析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旷课。 齐玉岺师案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齐玉苓被陈晓琪等被告侵犯的权利包括姓名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但实际
从比较法的角度浅析美德的违宪审查制度 各国都为了确保宪法在一国有效实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美国与德国违宪审查制度上的差异。 关键词：违宪审查、美国、德国 所谓违宪审查是指：是指基于制衡原则而由一司法管辖区的法院所行使的司法权，用以判断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或者规章制度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美国和德国都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但由于二者的国情和文化背景等原因的不同导致两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美国采取的是司法机关的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而德国则采取的是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从而保证宪法的实施。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又称司法审查，这一制度是美国宪政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表现，是整个三权分立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是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也是宪法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它起源于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其司法审查的特点是针对具体案例作出的司法裁决。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诉讼模式的典范，德国的违宪审查是以宪法诉讼的方式独立进行的，其诉讼范围比较宽。美国个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的影响，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都对本国的法治进程起着重大的作用。接下来笔者将分条论述其违宪制度存在的差异。 一、违宪审查形式不同
美国没有设立独立的机关对违宪的行为或者立法进行审查，其只是通过司法机关在普通诉讼的过程中“附带”性的对其进行审查。相比较与美国，德国的宪法法院的设立完全体现了其审查的独立性。德国的宪法诉讼是独立进行的，有独立的宪法法院，独立的宪法诉讼程序，独立的宪法判决。因此在德国，宪法诉讼与普通诉讼有着严格的界限，在一般的普通诉讼中是不能直接引用宪法的，即使是在宪法诉愿案件中也必须当当事人穷尽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之后才能启动宪法诉讼。在美国，其违宪审查是普通诉讼中的“附带”部分，不独立于普通诉讼。其违宪审查必须是由具体的案件引发的，即只存在具体审查。违宪审查一般是在普通法院进行的，且在进行违宪审查过程中无需中断诉讼程序，除此之外违宪审查和普通诉讼的裁决书写在一张判决中。 二、违宪审查启动机制不同 美国的违宪审查只包括具体审查，因此其违宪审查的启动只能是具体案件，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来判断某项法律是否违宪，且美国的违宪审查是被动的，即如果当事人没有提起诉讼，其不能通过利用职权主动行使违宪审查。而德国的违宪审查包括具体审查和抽象审查。抽象审查是指：宪法法院审理法律法规时，不必通过具体的诉讼案件而直接进入审查程序。《联邦基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抽象的法律法规审查的启动需要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联邦议院三分之一议员的申请。由此也可以看出其抽象审查也必须经过申请权人的申请才可以启动。具体审查是由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行使的，主要是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在对于某项法律的效率产生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