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9-8003(2003)03-0037-05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黄伟明
(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烟台264005)
[摘要]正确认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对刑事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政策与法的关系是其前提。对二者关系的分析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静态考察是为了认识政策与法的区别。动态考察是为了认识二者的联系。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表现在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表现为: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刑事立法具有的国家意志性,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政策;刑事政策;刑事立法;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3-02-15
[作者简介]黄伟明(1966-),吉林前郭人,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政策思想,古已有之。从有了国家与法,有了犯罪,人们就对犯罪现象设定
抗制之道,提出多种措施与方略。实质上,这些措施和方略,都属于刑事政策或刑事政策思想。”[1]如果
历史确实如此,我们可以说刑法与刑事政策是相伴相生的。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刑法与刑事政策的目的是相同的,但二者作用的方式和手段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二者关系的一个原因。
分析二者的关系可采用多种角度,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是其中之一对。静态分析多进行概念与概念的对比、现象与现象的对比、某一具体刑事政策与某一具体刑事立法内容的对比等。静态的分析对我,但是对二者的联系缺乏把握。往往由于强调一方的作用,而无形中将另一方置于从属地位,从而产生错误结论。本文采取动态分析的角度,力图在运动中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二者的矛盾运动和相互转化作出说明,包括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动态理解及对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一
对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进行分析,正确理解刑事政策概念是基础。对刑事政策概念的不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层次定位。忽视对概念的不同理解,直入话题,进行二者关系的分析是不可行的,分析的结论必然会因为基点的不同而产生难以对话的分歧。在概念的理解上,并不是寻求纯理性上最合理的定义,仅仅采用多概念的排列对比,折衷选优,是形式主义的分析,缺乏论证价值。要得出适当的结论,需要结合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发展历史进行理性分析。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理解,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德国法学教授克兰斯洛德(K leinschrod )与费尔巴哈(Feuerbach )提出的。克兰斯洛德认为,
“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20世纪初,李斯特复兴刑事政策,将其定
2003年5月5日第18卷第3期 法学论坛Legal F orum May.5,2003V ol.18N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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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而“无论是我国的刑事法律科学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往往还是停留在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上,即将之视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政策或策略,或等同于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犯罪问题、对待罪犯时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2]基于对刑事政策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理解,对二者关系会有两种大致不同的结论:认同广义概念的,倾向于将刑事政策置于主要地位,从而淡化刑事法律的作用(极端的理论甚至提出用刑事政策取代刑事法律);认同狭义概念的,则强调刑事政策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限制刑事政策(极端理论是不用刑事政策)。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概念本身来进行判断,认为选择哪种更为合适。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受不同的刑法理念支配,其作用是不同的。
从历史发展看,刑事政策的概念往往因刑事政策被重视而得以扩充阵地,膨化内涵;也会因刑事政策被抵制而退守一隅,简化内容。其规律大致如下:
第一,凡刑事立法不发达时期,刑事政策必然统领刑事活动;而刑事立法发达时期,必然限制刑事政策的作用。刑事立法不发达可分两种原因:一是客观历史原因。各国立法初期,法制文化不发达,立法技术简陋,难以创制完备的法律规范。二是主观人为原因。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国度,由于对法律的漠视甚至敌视,人为形成了法律的虚无。前者发生于古代世界各国。多数法律规范以习惯法的方式存在,不以成文形式昭示天下。即使制定了较具体的成文法,也多规定简约。如古巴比伦著名的汉漠拉比法典、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等,其记载形式(石柱、铜表)就表明了其法律规定不可能详密。古犹太法律的“摩西十戒”更是言简至极。我国古代直至春秋时期才有“郑人铸刑书”的记载,是将刑法规定铸于鼎上,其内容的多少可想而知。第二种情形虽然为数不多,但确有存在,并具有一定代表性。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极度专制统治下,法律根本就是虚设,形同无法。而我国“文革”期间,不仅不重视立法,甚至将极少的法也彻底废弃,形成法律“真空”。不论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立法不发达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法律不完备。为了弥补法律不完备造成的统治上的不利,刑事政策就当然担任了刑事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恰好满足了统治者的“随意性”,所以,刑事政策倍受推崇。例如,我国古代的周朝就提出了“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的刑事政策,以弥补对罪的规定不足。同时,又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政策来影响刑的适用。
当立法逐渐成熟,法制逐渐完备,或者统治者注重了立法工作后,法律的地位就逐步上升了。虽然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较强的阶级意志性,是为维护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由于法律本身具有意志性与规律性的统一、阶级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统一,所以,“法的这种意志性决不是任意或者任性”,立法“是法对利益的第一次分配,它应当符合并体现正义。”[3]在完备的立法体制下,只要法律发生效力,就会发挥自身的作用,而不会完全依照统治者的意愿行事。作为以灵活性见长的刑事政策,如果与法律的原则相抵触,就会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不能任意作为。
第二,提倡民主制度的国家,必然重视立法权威,以限制刑事政策的滥用;强调国家主义(专制)的国度,必然重视刑事政策,以化解刑事立法僵化之弊。对刑法作用的认识,往往与对刑罚权的认识相关。在刑罚权的来源上,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多赞同对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解释。社会契约论的建国论使民主制度成为唯一合理的国家统治制度。贝卡里亚就认为君主不过是“一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者和管理者”,“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刑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4]他极力强调罪刑法定,“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他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4]罪刑法定思想与封建的罪刑擅断是针锋相对的,因而是反对专制的有力武器。罪刑法定的本质要求:罪刑的法定化、实定化,恰恰意味着对行政化、抽象化的刑事政策的否定。因而,在民主制度国家,用法制来治理统治国家。宁可因法律的僵化而宽纵个别人,也不用刑事政策的随意性来损害个人。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国家主义的观点,并被刑法新派所继承和发扬。他认为,“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契约,……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它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5]否定了社会契约的建国论,成为统治者实施专制的良好借口。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坚守罪
刑法定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遏制住犯罪的高涨,不得不寻求多种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法律的稳定性遭到冲击,法制原则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具有灵活特点的政策因素作用越来越重要,出
现了法律适应政策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趋向。”[6]应运而生的法律政策学更主张破除法律规则主义的
“权威的神话”,代之以“政策的方法。”[6](184)在刑法学领域,李斯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好
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观点,引发了对刑事政策的研究热潮。对刑事政策的研究,使人们从单纯关注刑法和单一刑罚,转向同时关注刑法以外的因素。“在现代刑事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最终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惟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
的效能必须批评性地进行评估。”[7]对刑罚之外的防卫措施的使用,使得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片面强
调了社会利益,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8]因而,被德国专制政府所利用。失去了法律约束的刑事政
策就变成了专制的帮手。
第三,以报应为刑罚目的的刑事制度,多坚持罪刑法定,较重视刑事立法,以保障人权;倡导社会防卫的目的刑的刑事制度,多重视刑事政策,以灵活手段达到防卫目的。刑事古典学派在理论上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在刑罚上主张客观主义的报应刑。“由于有自由意志者的精神状态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犯罪的大小轻重依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客观的事实)的大小轻重而定,刑罚亦应适应之而科处(客观
主义)。”[8](38)充分反映了刑罚与犯罪对等的报应刑思想。在实践中,它以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为己任,坚持罪刑法定。不仅反对法外施刑,甚至限制对法律的解释。“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
利”。[4](12)对立法的绝对尊崇,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无端侵犯,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与古典学派不同,新派反对报应刑,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身体、财产、自由、名誉的
利益和保卫国家的存在、安全和统治利益,换言之,刑罚是以预防再犯、防卫社会为目的。”[8](143)由于他
们将预防再犯作为目的,自然对罪刑法定的刑罚提出质疑,而主张用更有效的方法取代刑罚。菲利就列举了一系列治理犯罪的社会措施,如移民自由、改革税制、增加就业、改善城乡居住卫生条件等等,
“总之,是将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设施的确立都归入其中。”[8](180)广泛的替代措施的采用,是难以用刑事立
法来规范的,只能用刑事政策来指导。但是,“他们着眼于行为人犯罪的反复性提出的保安处分理论,确
实可能导致侵犯人权;但作为一种预防犯罪的补充措施,不能不说它符合防卫社会的需要。”
[8](146)应当说,严格依法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僵化地依法同样无法取得好的效果。所以,绝对的罪刑法定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如果过分提倡刑事政策的作用,在法制意识尚不浓厚的时期或国家,必然造成法律的虚无。那么,对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关系就不能作简单化理解。
二
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各有其独特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但是,二者也不是始终对立、互不相让的。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从我国实际出发,既要避免陷入罪刑绝对化的泥沼,更要警惕以刑事政策代替刑事法律的势力再起,要使二者处于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关系当中。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只能在刑事法制的立法、司法过程中动态形成。
(一)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
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体现在是否需要立法、如何立法、如何解释立法等方面。
1.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需要的影响。在国家统治的过程中,政策往往先于法而存在。采取什么样的管理体制、需不需要立法,取决于执政党(集团)政策的导向。夏朝之前就存在“慎刑”、“轻刑”和“刑期于无刑”的思想,并成为以后历代刑事政策和思想的渊源。因此,可以说我国刑事政策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夏、商、周时期,“正基于法不成文的历史事实,有司办案所根据的只能是一些极其原则、简要的刑
事政策。在最初之时甚至只是奴隶主最高统治者的片言只语。”[9]可见,中国古代历史上“无法”和“有法
不依”状况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封建社会“德主刑辅”、“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思想更加妨碍了立法的完善。这种依靠政策的“人治”思想一直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党认识到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提出了“有法可依”的政策,全面的立法工作才得以展开。目前,已经形成了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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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齐全的局面。这与政策的导向是分不开的。
2.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内容的影响。政策充分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法反映了国家的意志,政党通过执政地位会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所以,法律往往是政党政策的定型化、条文化、规范化。在我国,要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基本实现方式就是制定和实施一定的政策指导国家的活动,国家的基本活动方式则是制定和实施法律。所以,法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接受党的政策的指导。例如,在改革开放中,我党始终强调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在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概念中,就明确表述,将“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之一。在定罪政策上,是严密法网,重视“犯罪化”,还是综合治理,实行“非犯罪化”,会直接影响刑法中犯罪概念及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在刑罚政策上,重刑还是轻刑,对刑事立法中死刑条文的设定及法定刑的种类和幅度的规定产生直接影响。
3.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解释的影响。有了完备的刑事法律,并不意味着刑事法制可以自动发挥效能。因为法律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作为制定法,抽象性和原则性是其特点。立法条文是对社会生活的抽象概括,而不是生活的生动、细微的描述。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既有法的抽象语言所无法概括的,也有立法当时所无法预见的情形。这就需要对立法进行解释。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指出:“当政策被定义为制定影响价值分配的重要决定时,没有一个处理法律问题的人……能逃脱政策。”[6](183)阐明了法律解释中政策的作用。他们甚至提出“应当避免对法律与政策……做明确的区分”。政策科学的另一倡导者麦克杜格尔指出,“法律规则———无论是从习惯、惯例还是根据其他什么渊源派生出来的———在特定案件中的每次适用,事实上都要求进行政策选择。”[10]笔者虽然不赞同其对法律与政策不加区分的观点,但赞同其表达的政策对立法解释(实际上是司法适用)的作用的观点。多年以来,我们的司法实践一直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例如,“严打”政策对刑事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似情节的犯罪行为在“严打”时期和非“严打”时期的不同定性和量刑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强调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是动态的影响,说明二者是不同的社会现象,它们的联系是在动态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而是含混地强调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影响,就会使人错误地认为,静态的刑事政策对静态的刑事立法有引导作用,所以刑事政策就可以代替刑事立法。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动态影响,不是通过相互替代而完成的,而是通过在不同领域发生作用来实现的。刑事政策的引导主要在思想领域,在于原则性引导。刑事立法作用的领域是规范领域。刑事政策可以引导规范的形成,但是不能代替规范。有了明确的规范,就应当依照规范,而不是政策。
(二)刑事立法对刑事政策的动态影响
1.刑事立法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刑事政策存在的价值。立法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规范社会存在的一切事物。虽然人们强调通过立法来达到“正义”,但“正义”的实现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要通过规范条文的表述来实现更是困难。奥地利社会学家路德维格?贡普洛维奇指出,“法律是从具有不同力量的不同社会族群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10]表达了法律作为冲突的产物,是一种折衷结果的观点。这从一个侧面与法律的稳定性相协调。因为凡是偏激的规则都不可能长久,只有“中庸”的路线才是可行的。既要体现“正义”,又不得不通过中性的语言来表达,更增加了法律的抽象性。所以,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不借助政策的引导,必然出现不和谐。刑事政策正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对法律的实施予以引导,使其具有不同的倾向性。罗斯科?庞德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力之另一端间达到了平衡并维续了这种平衡。”[10]维系这种平衡的,不是立法本身,而是政策。“乱世用重典”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在法律规定不变的情况下,遇乱世,处刑就要重。这就是刑事政策调整的结果。只要法律仍然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政策就会有存在的必要。通过政策对司法的及时调整,保障了立法的长期稳定。
2.刑事立法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促使某些刑事政策向立法转化。刑事政策因为及时和灵活的特点而具有了存在的价值,但是,其存在的长久性往往无法与立法相比。例如法国1810年刑法典一直适用到1994年才被废止,有效时间长达184年。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某项刑事政策会长久发挥作用。
虽然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政党的统治手段得到强制推行,但是其强制力往往仅在政党范围内有效。而法律是以规范的方式体现的,是通行于全社会的,任何公民都需要遵守,违反法律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约束和制裁。所以,为了保证某些根本性的、在较长时期内需要坚持的刑事政策,政党往往通过合法的程序,将某项政策上升为法律的规定,使其规范化,长久发生作用。被规范化的政策也从而失去了政策的特点,成为法律规定。政策立法化的实现,是以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为前提的。
3.刑事立法具有国家意志性,可以抵制不符合立法基本原则的不适当的刑事政策。在西方传统观念中,法律是客观中立的,它超脱于政治而独立;法律不同于政策,是确定的、客观公正的规则体系。通过法定程序产生的立法一经确立,便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其中所反映的基本立法宗旨和原则是任何具体政策所不能改变的。因此,当某些政策出于短期行为考虑而违背了立法基本原则时,应当受到法律的抵制。此时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静态的法律和静态的政策哪个更具权威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坚持依法办事,有法必须依法,没有法可以暂时依靠政策。当政策与法律发生冲突时,执行法律是惟一的选择。以往的“严打”斗争中,曾出现过违法采取了“从重”、“从快”的行为。现阶段,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强调“依法从重、从快”,而不是盲目的“从重、从快”。
通过对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静态与动态的分析,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二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方面,刑事政策绝对不能违背刑事法律。因为法律高于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服从于法律;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应当充分认识到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互补、互动关系,充分利用刑事政策来理解法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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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n the R elationship Betw een
Criminal Policy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HUANG Wei -ming
(Law school ,Yantai Univer 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Abstract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policy and criminal legisla 2tion as to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legal system.T o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and law is the base.Static analysis and dynamic analysis w ould be necessary.Static analysis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analysis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Criminal policy affect criminal legislation on its reas ons ,on its content and its interpretation.Criminal legislation affect criminal policy on its value.Criminal legislation could turn criminal policy into criminal law ,and stick up to inadequate criminal policy.
K ey w ords :policy ;criminal policy ;criminal legislation 14 第3期 黄伟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关系的动态分析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李阳家庭暴力事件典型案例分析指导老师：钟立国 学生姓名： 学号： 院系：网络教育学院 专业：法学 写作批次：第三次
原创承诺书 我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 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 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若本论文及 资料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年月日
摘要.........................................................................................................I Abstract (Ⅱ) 一、李阳家暴事件 (1) 二、家庭暴力的法律界定 (1) 三、李阳家庭暴力判决案例分析 (1) （一）是否判决离婚 (1) （二）抚养权的归属 (1) （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2) （四）有过错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2) （五）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与分割原则 (2) （六）子女抚养费用的承担 (3) （七）人身保护令 (3) 四、李阳家庭暴力事件反映的法律问题 (3) （一）家庭暴力举证难 (3) （二）缺少家庭暴力的专门立法 (4) （三）对施暴者的惩罚力度不足 (4) （四）人身保护令力度不足 (5) （五）行政执法手段单一，救济力度不足 (5) 五、反对家庭暴力的几点建议 (6) （一）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6) （二）加强刑事司法惩治力度 (6) （三）增强人身保护令的保护力度 (6) （四）加大反家暴宣传，转变社会传统观念 (6) （五）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 (6) （六）以化解矛盾为主题，发挥行政执法处理家庭暴力的功能 (7) （七）提高妇女法律意识，增强自我保护，防暴力，抗暴力意识 (7) (八) 加强公民伦理道德，倡导民主、文明、平等的家庭文化氛围 (7) 六、致谢词 (8)
重点考点三：南北朝刑事立法内容 南北朝刑事立法★★★（真题链接：2008‐综‐40，2012‐综‐36，2012‐综‐37） 1、“准五服以制罪” 《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仅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确定了亲属相犯时刑罚轻重施用的原则。在刑法适用上，凡以尊犯卑，服制愈近，处罚愈轻，服制愈远，处罚愈重；凡以卑犯尊，服制愈近，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处罚愈轻。对于家庭(族)内的财产犯罪，则服制愈近，处罚愈轻，服制愈远，处罚愈重。“准五服以制罪”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其影响极为深远，直至明清。 2、“官当”、“八议”入律 “官当”是指官员犯罪后，允许以其官爵抵罪即折当徒刑，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北魏律?法例》规定：“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南朝《陈律》的规定更为系统化：凡以官抵折徒刑，同赎刑结合使用。“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封建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 “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其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封建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的人)、议功(有大功勋的人)、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封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议宾(前朝皇室宗亲)。自曹魏以后，“八议”遂成为历代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 3、“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罪名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包括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重罪十条”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也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隋唐直至明清律典中“十恶”制度即源于此。 4、封建制五刑的初步形成 曹魏恢复五刑之名，其刑罚体系为：”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外律首”。晋代定律以死、徒、答、罚金、赎刑当古之五刑，为南朝各国所沿用。北魏始定制以死、流、徒、鞭、杖为五刑，初步形成了以劳役刑为中心的五刑体系。北周五刑体系的排列改由轻递重，为杖、鞭、徒、流、死，又首创按道里远近划分流刑为五等的制度。在汉代刑制改革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和文明：限制族刑，逐步缩小缘坐范围；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时最终废除宫刑，并增加鞭刑与杖刑；酷刑的设置与使用逐渐减少，死刑的执行方法越来越定型于绞、斩等少数几种；定流刑为减死之刑，至北周时渐趋完善。必考点四：唐代刑事立法（（2007‐综‐60）2008‐综‐34）（2008‐综‐39）（2008‐综‐62）（2009‐综‐33）（2009‐综‐43）（2010‐综‐69）（2011‐综‐38） 凯程教育：
《法不容情，法外有情——央视法制节目探析》 摘要：纵观央视法制栏目，诸如《今日说法》、《法治在线》、《道德与法》、《法律讲堂》、《庭审现场》等可以找出它们的共同经验：真实、法制、权威与情感。本文将采用案例分析、理论法律知识以及人类情感的共通性等方式，通过分析这类法律节目的内容与形式，探讨法制节目在法制、情感和道德方面的选择，旨在为人们的知法守法以及情感道德问题提供依据，不断加强法治意识，提升个人道德素养。 关键词：法制栏目；法制；情感；道德 引言： 央视有许多为人熟知的王牌法制栏目，例如《今日说法》、《法治在线》、《道德与法》、《法律讲堂》、《庭审现场》等等。它们源自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利用得天独厚的专业新闻报道经验和丰富的新闻报道资源以及覆盖全国的政法机构合作网络进行节目的制作。纵观这些节目可以发现，法制节目的内核除了宣传法，普及法，让人们知法守法之外，在形式上更是采取多种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播，主持人通常是节目中法律事件的引导者，在节目形式上现在的节目多采取“情景再现”“庭审直播”“专家解读”等方式，让观众“亲临”现场，有带入感。栏目以特制的“现场”核心触发器为筛选标准，用它来筛选所需要的现场事件，即“亲历者的原始记录”，一期节目通常在“一个有着令人难忘的现场的法制故事”中展开。① 《法治在线》《庭审现场》等节目既有刑事方面的案件，也有民事案件，大多数的节目内容都与普通观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或者是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的事件。例如近期的《南京虐童案》，《北京大屯路隧道飙车案》等等，这些节目的播出让更多的人真正知法懂法，是生动的普法教材。 这些法制节目的共性在于：“以法治关照人文”为节目宗旨，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庭审现场，但它不会为迎合受众猎奇心理而追求展现案件的惊险刺激或者为了节目效果不顾受害人的利益，而是更注重透过案件探究人性，以人文关 ①时统宇.法制类电视节目创新创优的几个问题—以央视《法治在线》栏目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05).
朝代 刑事立法 刑法适用原则主要罪名刑罚制度备注 夏商1、罪及本人，刑不株连 2、疑罪从轻 3、不杀无辜的恤刑 4、过失从轻 1、不孝罪 2、不从王命罪 3、不事农业罪 4、弃灰于公道罪 1、奴隶制五刑： 墨（黥）、劓、剕（髌）、宫、大 辟 2、法外酷刑： 炮烙、剖心等 西周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 1、区分故意和过失、惯犯和 偶犯。（眚、非眚、非终、惟 终） 2、罪疑从轻、罪疑从赦。 3、宽严适中。 4、因地、因时、制宜。 1、政治性犯罪：违抗王命罪 2、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人身财产安全 犯罪：寇攘奸宄罪 3、渎职犯罪：五过（惟官、惟反、惟 货、惟内、惟来） 1
上下比罪。春秋 战国 秦1、刑事责任能力区分(身高 为界） 2、区分故意和过失（端、补 端、告不审） 3、盗窃按赃值定罪 4、共同犯罪与集团犯罪加 重处罚 5、累犯和教唆犯罪加重 6、自首减轻处罚 7、诬告连坐 8、连坐原则 1、死刑（戮、腰斩、车裂、枭首、 弃市、夷三族、具五刑） 2、肉刑（墨、劓、剕、宫） 3、作刑（徒刑，城旦舂、鬼薪白 粲can、隶臣妾、司寇） 4、财产刑（赀刑） 5、赎刑 6、耻辱刑（多作为徒刑附加刑使 用，髡、耐) 汉1、上请原则1、侵犯皇帝人身、权利及尊严:矫制1、危害中央集权制犯罪：阿党附 2
2、亲亲得相首匿矫诏罪、大不敬罪、阑入与失阑罪、 祝诅巫盅罪 2、危害专制集权与封建政权：左官、 阿党附益、出界、酎金 3、官吏渎职：沈命、见知故纵 4、侵犯生命与财产安全：杀伤罪、盗 窃罪益罪、左官罪、非正、出界、僭越、漏泄省中语、酎金 2、危害君主专制罪：欺谩、诋欺、诬罔，废格诏书，怨望诽谤政治、左道 3、危害皇帝尊严和安全罪：不敬大不敬罪、阑入与失阑罪 4、危害政权犯罪：沈命、见知故纵、群饮酒、通行饮食 三国两晋南北朝1、准五服以制罪 2、官当制度 3、八议入律 4、重罪十条 5、封建五刑的形成 1、绞、斩等死刑制度。 2、流刑。五等，两千五百里第一 等，五百里为差，至四千五百里。 同时施鞭刑 3、鞭刑与杖刑。（北魏增） 4、废除宫刑。（北朝西魏废） 3
韩国刑事法律研究现状及刑法内容概述(一) 引言我国刑法学界以韩国刑事法学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拟通过我国对韩国刑事法学法研究进行框架性综述，同时对韩国相关刑事法律条文予以整理，以期对之作进一步研究之需。一、韩国刑法研究现状我国目前有关韩国刑法的研究主要有京师刑事法治网的“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系列研究和“中韩刑事司法理论研讨会”专题研究等两种形式。(一)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概况“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与韩国比较刑事法学会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研讨会旨在加强中韩两国刑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了解和研究韩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主要内容及其进展，并全面梳理与总结中国刑法学术研究，促进刑法理论发展。“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目前分别在中韩两国的北京、汉城、重庆和全州、北京和岭南等地举行了六届。 第一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讨论会主要对刑法立法问题、刑事政策问题、刑法总论争议问题、特别刑法问题、刑法各论争议问题、死刑问题、外国人犯罪问题、国际刑法问题等八个方面议题进行讨论。 第二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7日至18日在韩国汉城(现首尔)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刑事制裁的新动向研究”。 第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1日至22日在重庆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及相关犯罪研究。 第四届“中韩刑法学研讨会”于2006年8月17日至21日在韩国全州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经济刑法比较研究”。 第五届“中韩刑法学研讨会”于2007年8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 第六届“中韩刑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8月19日至20日在韩国岭南大学举办。研讨会的主题是“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二)中韩刑事司法理论研讨会概况2008年10月25日，西北政法大学韩国法研究中心会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及韩国韩中刑事法律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中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进展”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侦查程序中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侦查程序中酷刑的遏制、秘密侦查的法治化、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诉裁量权问题等五个刑事司法前沿领域展开有关韩国刑法的著作或学术研究。 第二届“中韩刑事诉讼法理论研讨会”计划于2009年8月份在韩国东亚大学举行。(三)韩国刑事法研究相关材料1、《韩国刑法总论》 作者为韩国李在祥，由韩相敦翻译。并于2005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韩国刑法总则规定为基础，对韩国刑法总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其内容包括刑法序言、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在本书的论述中，作者以大陆法系的传统刑法原理为基础，通过引用大量的近代德国、日本学者的理论观点，比较分析当代韩国刑法学界的刑法理论观点，以及结合韩国大法院的判例、韩国的刑事政策等，对韩国的刑法理论就其个人的观点予以阐述。 2、《韩国刑法总论》 作者为韩国金日秀，徐辅鹤，由郑军男翻译。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3月出版。该书分为四编，分别为刑法的基本理论、犯罪论、罪数论和刑罚论。并对刑法的基础概念，刑法的任务、技能、规范的性质、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韩国刑法修订历史及其内容等犯罪论、罪数论及刑罚论相关内容予以综述。 3、《韩国现行刑法的变迁过程及理论特征》 该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泽善。该学术研究主要介绍了韩国刑法在新型犯罪、在法定刑、缓和死刑以及有关竞合犯的规定等方面的新调整与变化。在此基础上，并就刑法的基本概念、行为论与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理论、违法性论、责任论、未遂犯论、共犯论和不
实验二 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及其稳定性分析 一、实验目的 1． 学习瞬态性能指标的测试技术； 2． 记录不同开环增益时二阶系统的阶跃响应曲线，并测出系统的超调量σ%、峰 值时间t p 和调节时间t s ； 3． 熟悉闭环控制系统的稳定和不稳定现象，并加深理解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只与其 结构和参量有关，而与外作用无关的性质。 二、实验仪器 1． MATLAB 软件 三、实验原理 对一个二阶系统加入一个阶跃信号时，系统就有一个输出响应，其响应将随着系统参数变化而变化。二阶系统的特性由两个参数来描述：一个为系统的阻尼比ξ，一个为系统的无阻尼自然频率ω。当两个参数变化时，都会引起系统的调节时间、超调量、振荡次数的变化。在系统其它参数不变时，可通过改变系统增益系数K 来实现ξ、ωn 的变化，二阶系统结构图如图3－1。 图3－1 二阶系统的结构原理图 其闭环传递函数的标准形式为 22 22 112211221)1()()(n n n s s T T K s T s T T K K s T s T K s R s C ωξωω++=+ +=++=， 无阻尼自然频率21T T K n = ω， 阻尼比1 24KT T =ξ， 当ξ=1时，系统为临界阻尼，此时可求出K 为0.625，ω为2.5。若改变K 值，就可以 改变ξ值：当K ＞0.625时，ξ＜1为过阻尼；当K ＜0.625时，ξ＞1为过阻尼。三阶系统的结构图如图3－2所示。 图3－2 三阶系统的结构原理图 其开环传递函数为 ) 1)(1()(213++= s T s T T K s G ， 改变惯性时间常数T 2和开环增益K ，可以得到不同的阶跃响应。若调节K 值大小，可改变系统的稳定性，且用劳斯（Routh ）判据验证。 用劳斯判据可以求出：系统临界稳定的开环增益为7.5。即K ＜7.5时，系统稳定；K ＞7.5时，系统不稳定。 R （s ） C （s ） 1 T 2s 1 T 1s ＋1 K R （s ） C （s ） 1 T 2s ＋1 1 T 1s ＋1 1 T 3s K
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现象之探析 摘要：“重刑轻民”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点。“重刑轻民”不仅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典的刑事化，在司法方面表现为刑法的刑罚化和民法的刑罚化，而且还在律学上表现出了律学的刑名化。本文在阐述“重刑轻民”表现的基础上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了一定的探讨。虽然法治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但“重刑轻民“的传统对我们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一定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重刑轻民“进行研究。 关键词：重刑轻民；传统法律；古代刑罚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83-02 “重刑轻民”，顾名思义是指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重刑轻民”表现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就是指中国古代法律是以刑法为主的法律，重视刑法和刑罚的保护功能，忽视民商法在社会中的调整功能。重刑轻民的这一特点在历代的法典制定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体现，并逐步发展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 一、传统中国法律重刑轻民的表现
（一）立法层面的法典刑事化 “重刑轻民”思想作为传统中国法律的一大特点，在中国法制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战国时期的《法经》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无论是在容上还是在法律的体系上，都表现出了对刑法和刑罚的重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的《法经》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法经》共分为6篇，将《贼法》和《盗法》置在各篇之首，用于查办囚捕犯罪，另外还在第5篇中设《杂法》，用于惩罚盗窃罪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犯罪。但是在民事法律方面却有很少的规定，即使存在，也会因为“诸法合体”的原因被置于刑罚体系之下。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法典刑法化的特征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显现了。到了朝，由于受到法家重刑思想以及中央集权等因素的影响，国建立起了一套比较严酷的刑事法律体系。进入汉代，以《法经》为基础的《九章律》是法典刑法化的主要代表。虽然到了唐代，即使经济高度发达，民间交易活动异常活跃，上述的立法传统依然没有改变。《唐律疏义》的主要容仍然是犯罪与刑罚，在首篇的《名例律》中规定了法定刑种及其基本原则，在中间的9篇里，从《卫禁律》到《杂律》几乎都体现出了刑法的主要性。虽然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在唐代的法律中有调整财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民事法律，但仍主要采用刑事惩罚的手段加以解决。明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出现萌芽，
论道：软件安全 —静态、动态程序分析技术
What I expect you to know:
? Security Landscape
– Network, Hos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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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Injection, Cross-Site Scripting, Buffer Overflow
? Basic concepts on programm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penetr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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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Common Misconceptions ? Appsec Trends ? Automatic Tools
– Static Analysis – Dynamic Analysis
?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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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the ATM at the las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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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 CSV format
Save as CSV (Common Separated Format)
1. CSV: Why you want to filter out [,]? 2. SQL Injection: Why you want to filter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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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 CSV format
Save as CSV (Common Separated Format)
It’s not about attack, it is a program bug. No matter it is a internal program or a webapp, this is a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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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英译相关研究动态 国外对早期《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研究十分薄弱，且主要集中在翟理斯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0年，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一经出版，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博士(James Legge1880：185)就在T he Academy上发表书评，称赞“翟理斯先生的译文质量很高”，但认为书名应该直译为“Strange Stories from My Poor Study”……相比国外，国内对早期《聊斋志异》英译的研究数量稍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基于某个译（文）本的个案研究、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进行《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的主要有王丽娜、王燕、何敏、顾钧、吴永昇和郑锦怀。其中王丽娜（1981：254-281）是国内最早研究《聊斋志异》英译的学者。她从英译文和英译本两个方面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聊斋志异》自诞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她认为，最早英译《聊斋志异》的人是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最早的两篇英译文是《种梨》和《骂鸭》，收在他1848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最早的英译本是1880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由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翻译的2卷本《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国内学者对早期的《聊斋志异》译（文）本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王绍祥（2003：1-6）介绍了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和其影响，通过具体译例分析发现：翟理斯在翻译书名、文化语汇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这主要同译者注重译文可读性、译文流畅性相关。而翟理斯在翻译他认为“不雅”的文字时，通常采取删节的策略。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同译者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纯洁性认识有关，再者是受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国内《聊斋志异》译本对比研究主要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和当代翻译家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何劲（2004）以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为框架，探讨了翟理斯是否实现了他的翻译目的。作者首先通过介绍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引出其评价译文的标准：译文是否充分实现某个翻译目的；然后论证了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目的：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最后从文化的五个子系统(物质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系统、艺术、语言系统)入手，通过对比分析翟理斯译本中的译例、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中的译例、以及作者自译，得出结论：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并
环境刑法立法理念定位之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X 围内频繁发生，如何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已成为整个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刑事法律作为重要的部门法之一，要对此类重大社会问题给予及时回应。一般说，对环境犯罪行为的调整方式要依据社会生活状况来变化。[1]我国现行《刑法》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设定了包含重大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滥伐林木罪以及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在内的14个环境犯罪，并规定了单位也可以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此外，在刑法分则的其他章节中，如第125条第2款、第151条、第155条第3款、第337条、第407条、第408条、第410条以及第413条分别分散规定了环境犯罪。特别是自2001年8月《刑法修正案（二）》始，至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止，立法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犯罪的罪名、罪状以及法定刑进行了修正。由此看出，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对环境犯罪的关注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实际状况相比，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还是不完善和片面的。我国刑法目前主要是通过保护环境行政法益的方式来保护环境，在环境刑法的诸多基础理论方面仍然关注不够，如对环境法益的独立性、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以及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等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
司法实践中也均存在诸多问题，如关于环境犯罪的案件处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出现发案率多、移送起诉的少、审理终结以及执行的更少的现象；此外，环境刑法的学科定位问题也是影响环境刑法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上可知，环境犯罪立法的缺位和利益再分配之间的矛盾，加上实践中存在诸多的法律适用难题，导致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本质上看，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重新选择和定位的实质就是如何处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法律总归是社会自身对外界变化的一种调节和反应。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定位与选择在环境刑法的体系构建中起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为目标，并且承担了体现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历史使命，其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 二、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之冲突 环境伦理学是环境刑法的立法依据和价值灵魂，它不仅催生环境犯罪和环境刑法体系的完善，而且还影响环境刑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面对环境犯罪对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巨大压力，为适应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寻求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环境刑法价值观随之发展。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价值观念成为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价值源泉，其嬗变演化显示人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过程。现代环境伦理学的运行轨迹是以“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来运行，反映在刑法学上主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
泸州遗赠案解析 法律硕士（法学）7班赵超 2012224224 发生在我国四川省泸州市的这个遗产继承纠纷案，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包括社会公众、司法官员和法学理论人士均对此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该案之所以引起关注，原因有二，其一是本案的当事人之一身份特殊，属于颇受非议的所谓的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或者“二奶”，其二是因为本案是全国多年以来屈指可数的几个直接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的案件。 作为一个一般公众以一个主流道德观对法院的判决多报以赞同和肯定之声，而来源于具有专业法学素养的学者多半不赞成法院的判决，认为其侵害了公民个人处分其财产的权利，损害了意思自治，不利于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而我的观点是赞同法院的判决，理由如下。 一、黄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应受限制 不难看出，在6万元的遗赠中黄某并不对其所有财产有处分权。8万元的卖房款已有3万赠与其养子，剩余的五万元中，黄某只对其2.5万元有处分权，而其住房补贴，公积金等也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二）》第11条男女双方实际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属于共同所有的财产。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可见黄某可处分的财产无6万元之多，除4万元的卖方款，其余也为夫妻共同财产，约有3.5万元。 而对于其卖房款，从案件事实中可以看出，房屋为蒋某从父母处继承而得房屋于1995年被拆迁后重新被安置的房屋，而1996年黄某便与人同居，其后的税费也有蒋某承担，可以说，黄某对房屋的取得并无做出相应贡献。反而在张某与黄某的非法同居期间，张某和黄某共同经营本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黄某的退休金2000余元及黄某其他可支配财产，这无疑是对夫妻财产的侵害，黄某生前对张某花销的承担部分，应认定为张某的不当得利，因此蒋某有权要求张某返还其不当得利。 黄某以夫妻名义与他人同居，严重违背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健康的存续，而张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一般公众的道德底线给自己的家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所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在黄某未对自己的合法妻子及养子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情况下，其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受到限制，尤其其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利益，并且第三人的利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 二、张某不能被纳入受遗赠人范围 《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法》并没说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为哪些人，但结合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及
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特色 一、近代刑事立法概况 从清末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刑事立的历程是曲折而艰 难的。 1901年清廷发布“新政”诏旨，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变法修律活动，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序幕，也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全方位近代化尝试中徐徐拉开。1902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沈家本等人，奉命修律，历经磨难，终于在1911年1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刑法近代化之肇始，该律虽然带有明显的旧代痕迹，但它从体例到内容都引进了资本主义刑法例，有力地突破了封建旧律保守封闭的藩篱，使中国刑法从此步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轨道。清政府垮台后，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历史虽然没有中断，却随着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政治风云的翻覆变幻踏上了更加坎坷的路途。1912年至1935年，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都进行了一系的刑法典编纂活动，从而使旧中国刑法沿着清末开辟的近代化道路缓缓地行进着。1912年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在《大清新刑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民主，委弃了专制，将中国刑法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1914年，袁世凯欲为帝制抛出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及《第一次刑法修正案》又大量恢复了了《暂行新刑律》业已删除的维护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内容，表现了明显的复旧倒退的倾向。1919年，以再造共和自居的段祺瑞政府对《暂行新刑律》中有违近代民主精神之处作了修正，其拟定的《第二次刑法修正案》成为后续的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刑法典的蓝本。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分别于1928年、1935年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其中1935年刑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近代刑法典，其法条着力表现了“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就其形式和内容本身而言更趋文明、进步。该法为旧中国的近代刑事立法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二、近代刑事立法的特色 从清末变法至南京国民政府的灭亡，近代中国刑事立法以刑法典的发生、发 展的为主线，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双向拉力中 艰难地调整着近代化的步伐。旧中国近代刑事立法曲折的历史进程具有以下特 色： 1.仿效西方各国刑事立法例，追随“世界刑法潮流”在旧中国刑法史上,近代刑法典的迭次编纂修订，都不乏以“采世界最新刑法学说”，“从多数国
靜態應力分析： 不考慮慣性效應的應力分析，其中非線性領域更是ABAQUS最擅 長的問題，包括： a.材料非線性問題：包括塑性變形、黏塑性材料及非線彈性材 料等。 b.幾何非線性問題：包括物體受力產生受大位移、大應變、過 挫曲及潰壞等問題。 c.邊界非線性問題：以有間隙的物體受力變形後產生接觸問題 為代表。 ?動力分析： (1)線性系統動力分析：可分析穩態反應、時域反應、頻域反應、 隨機反應等問題。 (2)非線性系統動力分析：可分析低速暫態反應、高速衝擊反應等 問題。 ?熱傳分析：考慮物體表面熱交換律、邊界溫度分佈及梯度、初始 溫度分佈及梯度，並分析材料性質隨溫度變化、熱輻射、熱對流 效應及非線性的邊界熱流。 ?有限元素之元素去除及填加問題：解決焊表時的填加焊料、材料 破裂現象等問題，此功能可避免非線性問題的發散。 ?土壤與大地工程問題分析：提供如鋼筋混凝土、水泥、沙、泥土 等相關之高度非線性材料庫。 ?挫曲分析：可考慮幾何不完美度及挫曲負荷外的其他負荷影響。 ?自然振頻振模分析：可考慮固定負荷作用下的自然振頻。 ?破壞力學分析：可分析應力強度因子及裂縫成長問題。 ?次結構/超元素分析：次結構分析主要用於大型有限元素模型，或見少非線性結構的疊代模型大小。 ?元素重分割功能(ALE)：提供大應變的元素重新分割功能，以避免元素行為異常現象。 ?聲響與結構耦合分析：船舶或工廠等地方的噪音、空洞(如隧道)區域的聲響自然頻率等問題；與流體元素結合可模擬水下爆炸問題。 ?熱傳與應力耦合問題分析：可解雙重偶合問題 (如摩擦生熱導致的結構變形)。 ?流體與應力耦合問題分析：流體元素及充氣功能可解決輪胎及安全氣囊的問題。 ?壓電偶合分析：可同時解壓電材料中的位移場與電動勢場。 ?機構運動分析：結合剛體及可變形體來做機構或多體運動分析，可解決如絞鏈、避震器、萬向接頭、球座連接器、活塞機構等問題。 ABAQUS/CAE 是一套視窗化之前後級處理的工具，讓您的產品從建構模型、解題到觀看分析結果，淺顯易懂，一氣呵成。其中雙向CAD Translator讓您可透過其他3D CAD/CAM軟體所建構的模型，直接轉到ABAQUS來作網格分割及分析；目前支援CATIA、I-DEAS、Pro/E、UG以及其他共用格式。 ABAQUS/Foundation 是一套全功能線性靜態及動態有限元素分析模組。其模組將ABAQUS/ Standard內之線性靜態及動態之功能擷取出來，使軟體價格更具彈性及競爭力。
动态网络分析（DNA）介绍 介绍 动态网络分析是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综合了基于网络科学和网络理论的社会网络分析（SNA），链接分析（LA）和多Agent系统（MAS）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1.动态网络（DNA）数据的统计分析；2.网络动态性的仿真。 在网络中，当你孤立了网络中的主角（关键节点）并不意味着整个网络就不稳定和不能做出反应了，这恰好是忽略了网络的动态性。比如“孤立”一个“主角”，而又有新的“主角”产生。我们需要理解动态网络的演化过程，并且我们在面对一个演化网络或信息的丢失必须对“孤立策略”进行评估，（重点是网络的动态性和信息的丢失）。DNA中Agent角色是通过其过程来考虑的而不是其位置，这就意味着Agent能通信，储存信息，学习。而且网络随Agents的改变而动态的改变。连接是个概率，网络的多颜色，多元始由一系列网络组合而成一个复杂网络，其中一个网络的改变都促进或限制其他网络的变化，经常导致错误的级联产生[1]。我们无法预测变化，但能快速探测变化的发生和对实时的变化做出一些推理；当研究无法预测网络行为，但能提供一种更精确探测到变化的发生和在什么时间将发生的方法，这也是很重要的[2]。 DNA的产生[1] 传统SNA关注小的、有边界的网络，在一种类型的节点（人）之间建立两三种链接，在一个时间点我们可能得到完整的信息。之后一些研究进行了扩展，研究大的网络，或两种类型的节点（人和事件），或者是无边界网络。动态网络分析中的网络在网络的复杂性，动态性，多状态性，多元性和多个层次上的不确定性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网络。在SNA中节点是静态的，而在DNA模型中节点有学习的能力，属性随着时间而改变，节点不断适应；DNA考虑了网络演化的要素研究和在某种环境中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DNA有点像定量分析，它同概率论相关，但是又不像定量分析，因为DNA中的节点具有主动学习的能力。 目前有一些关于SNA的前沿的研究都扩展动态分析和多颜色（multi-color）网络的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元矩阵；把关系作为一种概率；社会网络同认知科学和M-Agent系统的结合。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动态网络分析的出现。 元矩阵：Carley（2002）综合了姿势管理，行为研究和社会网络技术提出了元矩阵（meta-matrix）的概念，对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的多颜色，多元的表示，元矩阵是PCANS （关注人，资源，任务）方法的扩展和泛化。 如下图：定义了10个内部链接网络，一个网络变化可能导致其他网络的变化；一个网络中关系暗示了另一个网络中的关系。基于元矩阵概念，提出新的指标能更好的捕捉到一个个体，任务或资源在组织中的整体重要性。如认知负荷指标。DNA中关键的问题是有哪些合适的指标来描述和对比动态网络。目前为止的研究是集中关注在测量利用元矩阵中更多的胞(cell).一系列的测量主要在描述网络的大小（节点数目），稠密度，连结分布性的同质性，节点改变的比率。
姓名：王硕
一、实验目的 1、研究一阶动态电路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及完全响应的特点和规律。掌握测量一阶电路时间常数的方法。 2、理解积分和微分电路的概念，掌握积分、微分电路的设计和条件。 3、用multisim仿真软件设计电路参数，并观察输入输出波形。 二、实验原理 1、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波形的观察及时间常数τ的测量。 当电路无外加激励，仅有动态元件初始储能释放所引起的响应——零输入响应；当电路中动态元件的初始储能为零，仅有外加激励作用所产生的响应——零状态响应；在外加激励和动态元件的初始储能共同作用下，电路产生的响应——完全响应。 以一阶RC动态电路为例，观察电路的零输入和零状态响应波形，其仿真电路如图1（a）所示。 ( u i ( u o （a）（b） 图1 一阶RC动态电路 方波信号作为电路的激励加在输入端，只要方波信号的周期足够长，在方波作用期间或方波间隙期间，电路的暂态响应过程基本结束（τ5 2/≥ T）。故方波的正脉宽引起零状态响应，方波的负脉宽引起零输入响应，方波激励下的) (t u i 和) (t u o 的波形如图1（b）所 示。在)2/ 0(T t， ∈的零状态响应过程中，由于T << τ，故在2/ T t=时，电路已经达到 稳定状态，即电容电压 S o U t u= )(。由零状态响应方程 ) 1( )(/τt S o e U t u- - = 可知，当2/ ) ( S o U t u=时，计算可得τ 69 .0 1 = t。如能读出 1 t的值，则能测出该电路的时间常数τ。 2、RC积分电路 由RC组成的积分电路如图2（a）所示，激励) (t u i 为方波信号如图2（b）所示，输出电压) (t u o 取自电容两端。该电路的时间常数 2 T RC>> = τ（工程上称10倍以上关系为远远大于或远远小于关系。），故电容的充放电速度缓慢，在方波的下一个下降沿（或上升沿）
国际法国家责任浅析与立法意见 一、国家责任概念探究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称条约草案或草案)第一条说一国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Every internationalwrongful act of a state entails the internationalresponsibility)，第二条规定了不法行为的构成。然而，据此认为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种理解将关 注点放在行为性质上却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国家责任划分的模糊，增加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一)国家责任的构成过于狭隘 从逻辑上看，《条约草案》只规定了国家不法行为引起国家责任，也就是说，国家不法行为是引起国家责任的原因中一种，并非唯一原因。从entail 这个 词上，也无法排除引起国家责任的其他原因。事实上，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和实践中，也有学者将国际损害责任归为国家责任的范畴，即由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甚至有将国际道德责任纳入国家责任范畴的观点，即对一些违反国际道德的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相应的道德责任，这种损害行为既可能是不法的，也可能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蒂莫西希利尔的《国际公法原理》在第八章国家责任部分也说明倘若违反国际法上的法定义务，才会产生responsibility 这种责任;而即使不违反国际法也可能产生Liability这种责任。其中Liabil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合法而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所应承担的 责任。不难看出，《条约草案》单独规定不法行为责任势必需要进一步针对非不法行为导致国家责任的情况再行立法。然而，再行立法会导致法律冗长负责，还有可能导致法律冲突，增加操作困难。同时，对于一些模糊的不易分类的国家行为，在法律适用时会出现更多争议。另一方面，即使针对Liability 再行立法 对于国家的制裁措施和对受害方的救济措施也无非还是《草案》规定的继续履约、停止和不重复以及赔偿这些，无论如何适用结果都大同小异。而对于归责原则，在目前的国家责任理论中尚且有争议，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观点被认为合理，都不妨碍其扩大适用到各种非不法行为责任。综上所述，实在没有另行立法的必要。因此，《草案》单规定国家不法责任，我认为还是不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需求。． (二)即使是不法行为也不必然产生责任
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逆转，从教育刑向预防刑、非犯罪化向犯罪化、轻刑化向重刑化或者“轻轻重重”的两极化方向发展。 首先，从人权保障法向人权保障法与社会秩序维持法并重的方向发展； 其次，从事后制裁法向事后制裁法与事先预防法的并重的方向发展； 最后，从单一刑罚向多种制裁方式并重转变。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 一关于“刑法修正案（九）” （一）关于修改刑法的必要性和指导思想 1.修改刑法的必要性 一是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网络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是为惩腐肃贪提供法律支持； 三是落实党中央关于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要求，并做好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法律上的衔接。 2.修改刑法的原则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司法体制改革任务有关要求，发挥好刑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方面的功能；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从我国国情出发，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对刑法作出调整，以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三是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惩处力度不减，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对一些社会危害较轻，或者有从轻情节的犯罪，留下从宽处置的余地和空间； 四是坚持创新刑事立法理念，进一步发挥刑法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社会生活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修（九）”的主要内容 （一）逐步减少死刑适用 一是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修正案（九）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38条、第45条、第46条）。 二是进一步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将死缓规定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
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经济模型可以被区分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从分析方法上讲，与静态模型相联系的有静态分析方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与动态模型相联系的是动态分析方法。 1.静态分析与静态经济学 静态分析法分析经济现象达到均衡时的状态和均衡条件，而不考虑经济现象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应用静态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称为静态经济学。 2.比较静态分析 比较静态分析法考察经济现象在初始均衡状态下，因经济变量发生变化以后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时的状况。考察的重点是两种均衡状况的比较，而不是达到新均衡的过程。 3.动态分析与动态经济学 动态分析：在假定生产技术、要素禀赋、消费者偏她等因素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考察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应用动态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称为动态经济学。 大致说来，在静态模型中，变量所属的时间被抽象掉了，全部变量没有时间先后的差别。因此，在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变量的调整时间被假设为零。例如，在前面的均衡价格决定模型中，所有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都属于同一个时期，或者说，都适用于任何时期。而且，在分析由外生变量变化所引起的内生变量的变化过程中，也假定这种变量的调整时间为零。而在动态模型中，则需要区分变量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研究不同时点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种动态模型作出的分析是动态分析。蛛网模型将提供一个动态模型的例子。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往往在于寻找均衡状态，所以，也可以从研究均衡状态的角度来区别和理解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这三种分析方法。所谓静态分析，它是考察在既定的条件下某—经济事物在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下所实现的均衡状态。所谓比较静态分析，它是考察当原有的条件或外生变量发生变化时，原有的均衡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并分析比较新旧均衡状态。所谓动态分析，是在引进时间变化序列的基础上，研究不同时点上的变量的相互作用在均衡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考察在时间变化过程中的均衡状态的实际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