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现状讨论
（东方石铭）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内，通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木构造。2016年9月28日，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高的木塔”。
该塔除第一层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外看是五层六檐；内各层间夹暗层共四层，实为九层。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木柱，内有八根木柱，木柱之间使用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材3000立方米（成品材）。被称为是古建筑木构件的展览馆。
佛宫寺释迦塔，它现在就是一个耋髦“老人”，需要尽心呵护，而不是以健康、年轻的思维考虑它患了一般常规的病变；它的每一个构件都是古董、是文物，都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能轻易换掉，一旦拆的设想成立，真正实施的时候，50%以上的构件会被换掉，而谁能保证若干年以后再不会出问题呢？相反，释迦塔就创造了奇迹，它更可以被认定为世界建筑工艺、材料、形制、做法之最。
有多少“危及生命”需要“手术”而保护的文物，进行了所谓的“保护”，使“生命”终结。相反，整天呐喊着要这样保那样保，最终还是等待、确定不了，而它却依然矗立着。好比一个人，得了癌症，医生这样治那样治，还是没保住生命；相反，有的人，从小孩时起就得了好几种癌症，几十年过去了，却依然活着。
自从文物保护法颁布以后，经我们修过的文物，再没有修过第二次、第三次的有多少，能向应县木塔一样历经千年没做过大手术，却依然昂立着，又有几处呢，现在所谓的保护，动不动就想拆呀换呀，就像一个人牙痛，医生总想着拔掉就不痛了，可拔了以后，补新牙时痛、补上以后适应过程还是痛，时不时咬东西没注意还要痛，且这个过程将终生伴随且更主要的还是假的。如果当时不拔掉这颗牙，经专业医生治疗，效果或许更好，最起码它是原状。保护文物也应该这样想。
想想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真正达到好的保护措施有多少，都是在用文物做实验，有拆了真的，再建一个假的，美其名曰恢复文物；试问，文物能恢复吗？有拆了旧构件，
换成新构件，说是满足不了承载要求；相反，一处六十多米高的木结构塔，历经千年，仍然屹立着，虽然是遍体鳞伤、百病缠身，让一些专家看，急需要换呀、修呀、拆呀等等，已经二十多年过去，还是确定不了如何去修，可他每天还要承载几百人以上的接待扰动，依然默默支撑着伟岸的身躯，向世人展示着千年神韵。
文物需要保护，不是一定要拆了、换了、变新了就得到了保护，我想这样，一定是违背了文物保护的宗旨。在《文物保护法》没有颁布之前，或许你拆了、换了，只要修牢固了，就算修好了；可自从《文物保护法》颁布以后，已经明确规定了各类文物的保护要求，以及触犯该法后的相应后果。但是，就有一些人总要越过这条法律红线，顶着犯罪的后果去毁坏、损毁文物。例如，“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之“国共合作谈判旧址”遭违法拆除案，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商城县“南街民居”古建筑群违法拆毁案，2008年6月1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两起文物损毁案例，都是由政府出面督办，建设单位协同施工单位进行损毁文物的。虽然，这两起案例的相关责任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文物已经遭到损毁，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或许某谢领导会说，既然错了，咱把它重新按原样恢复起来不就行了。首先，得端正思想，这不是错，而是犯罪；即就是重新恢复起来了，也是假的，肯定不是文物，而有些领导却美其名曰“恢复文物”，事实上文物只能是“修缮”而没有“恢复”一说。这只是文物遭破坏的个例，据不完全统计，自从文物保护法颁布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文物遭到人为损毁或破坏，细想这是明知故犯呢？还是故意和法律作对呢？也或许是文物保护法和其它刑法相比，量刑过于太轻，对犯罪者没有起到震慑作用，总之，我认为还是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淡薄，不懂什么叫文物、更不懂其价值，像这样的人在文物保护单位工作，无异患上了脑血栓疾病，随时都有破坏性甚至死亡事故发生。
回想应县释迦塔，20多年来，如果真像一个临危的、不可医治的病人，我想不会停留20多年以后甚至更长时间，再去死亡。所以，对于该塔的病害诊断分析、处理措施、不可预见损害等还是没有研究透彻，到底该如何去维护它，只是片面的做一分析，才会使诸多专家产生疑问、意见不同、无法确定。最终的结果，也可能是未来的某一天，该塔的某一构件已经到达使用极限，导致自然损毁，那时候才会有说辞了。总之，应县释迦塔目前百病缠身、岌岌可危这是有目共睹的，到底怎么去治，至少说明目前方案还不
成熟。
对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言：“文物保护是工程吗？”在他看来，文物保护应该是研究项目。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物保护工作不可能做好。他认为，做任何一个文物保护之前，都要做研究。比方文献学的研究，这个建筑是怎么盖的、为什么盖的，必须研究各种档案、文献、历史记录，才能理解整个建筑、其在当时的价值、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必须做现场研究，勘探、测量。当然，还要考虑对于技术手段的应用。最后提出一个方案，这是根据对前期所有研究的汇集，但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做更多变更。最后，在所有工作做完之后，还需要有研究报告，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建筑。把它变成文物保护的档案。从文保的开始到结束，都是研究。宋副局长提出，文保就像医院。需要做各种化验、会诊，提出手术方案，最后，还得由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有了方案，具体实施还是需要真正的文物保护的专家来做，而不是承包给某个施工团队。
读《文物保护法》的人很多，我认为读深入、读懂的人没有几个，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管理人员，很大程度上在明知故犯、任意怂恿的干违法乱纪的所谓“保护”，回想某些处罚案例，被审查、关押、获刑的基本都是私营企业主或者包工头，而真正主管的行政管理者却是记大过、写检查、或者免去职务，想想，就是判再重的处罚，也难以弥补文物损失。在古代、新中国没有成立之前，古建筑文物保护对我们而言，是没有意识和概念的，只要有问题了、坏了就修，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建筑行为，大部分都是拆了重新建，形式和面积改变者也不计其数。那时候也没有法律去保护，感觉做公益的事修牢固了、修的比原来好了、修大了，群众觉着好了，就认为满意了。然而今天，我们的观念、意识、价值观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要保护祖先留下的财富和资源，要保护文化遗产，就要改变过去的匠工观念，要以《文物保护法》为准绳，时刻要想着它是一处文物、是在保护，而不只是修房子。
文物不但要保，而且还要护，更不是简单的拆和换，如果老想着拆、换、新，肯定违背了文物法的初衷，一定要想到我们是在保护文物，而不是简单的修房子，这样可能才会更好些。2016年，辽宁省绥中县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长城在保护修缮时遭“修坏”，事后引起社会各界、媒体、专家、领导的关注，当地某主管领导说：“我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岗位工人，跟我没有关系，你问我的东西我都说不来。”试问，作为一个主管领
导，你要知道什么？你更要了解什么？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谁有如此胆量，不顾社会的监督、法律的尊严去执行所谓的保护而“修”坏文物呢？思考啊领导们，别摊上事了，就一个我不知道或着我不懂进行搪塞，你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报告作出批示强调，“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到陕西省西安市调研时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通过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一些领导干部应该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更应该认识到自己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一个惊人观点：“在体制机制没理顺时，我们的古建筑修缮宁可停一停。”院长说得很委婉，用通俗的话理解一下，大概就是“等找到会修的人再修，不会修别瞎修。”“修复”和“复建”当然在概念上是有所差异的，前者是指有原物存在，对有安全一环的部位、构件进行更安全加固处理，使其消除隐患，达到“修旧如旧”的措施目的；这里的“复”，有些领导就把握的好，有些则在犯罪——有意毁坏原物面积甚至拆毁后再新建，美其名曰“复原”，而现在的大部分问题也基本都出在这里。后者则是原物已基本不存，是根据资料记载或其他档案资料提供线索将其建起来；显然，这个思路不可取，更不是古建筑文物保护的宗旨。
文物保护是一种责任，不能纯粹把它当工程看待。目前，一些城市建设、重大项目工程及所谓开发性经济建设等项目，大部分要让道的都是文物，特别是一些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普查登记未公布的和未普查登记的文物，遭破坏损毁的最严重。如哈尔滨市双城区四野纪念馆旧址7处不可移动文物遭人为拆毁；商洛市洛南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遭人为拆除；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徐州韩桥煤矿旧址擅自拆
除7处文物建筑等等。这些都是已经通报批评的，还有欺上瞒下未通报和不敢通报的，更令人痛心的是“梁林故居”人为拆毁案，从叫停、整顿、严查到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惨遭拆毁的厄运。最终，各方当事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治，
保护文物，不能因为各种私利而去破坏文物，更不能损毁文物。法律条款只是一种约束手段，执行和维护还要靠每一位公民的理解与觉悟，最重要还是各级职能部门要真正担起保护的职责，时刻要想到我们是文物的守护者，而不是强盗；该开放以后，有多少古建筑都在政府的呐喊保护声中遭到毁坏继而消失。痛心啊！那些老打着保护的旗号而在损毁文物的政府官员们，不要再做愚蠢之举了，应该觉醒了，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点真实财富，而不是一堆假古董。应县释迦塔应该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思路标本，不能草率的就批复一个保护方案，更不能施工以后，管理单位就不管了，修好修坏全凭施工单位说，结果是把没病修成了有病，小病修成了大病，应该抢修的“修”毁坏了，弄了一堆“四不像”啥也不是的烂摊子。文物保护是一个历程、是我们学习的课题，我们要认真对待，认真思考。在没有颁布《文物保护法》之前，你可以把它当修房子看待；而《文物保护法》颁布以后，你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保护文物，包括它的每一个构部件，都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加固和补牢，使其“生命”得到延长。释迦塔的保护，还有待专家们急快深作研究，确定保护方案，别让惋惜、遗憾、震惊发生在自己身上。
附案例照片于后：
1、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朔州
市应县城西北佛宫寺内，俗称应县木塔。
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金明昌六年（1195
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
座木构塔式建筑，1961年3月4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9月28日，应县
佛宫寺释迦塔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
“世界最高的木塔”。
佛宫寺释迦塔现状图片
1.1梁思成手绘佛宫寺释迦塔
1932年，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日本学者
关野贞（日本建筑史学家、中国营造学社
外籍社员）于1918年在中国北方的一份考
古报告。报告中，关野贞提到大同以南约
50英里的应县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
木塔，当地人称为“应州塔”，这让梁思成
感到非常兴奋。
1933年9月6日，经过一番筹备，中
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梁思成手绘佛宫寺释迦塔
莫宗江、纪玉堂终于踏上了考察山西北部
重镇大同以及应县木塔的旅程。9月24日，
完成应县木塔的测绘工作（中途林徽因回
北京照看孩子，未去佛宫寺塔测绘）。
2、“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之国共合作谈
判旧址遭违法拆除
“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位于湖北省
红安县七里坪镇，旧址是著名“黄麻起义”
的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梁思成考察应县木塔的老照片
四方面军诞生地，是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大
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被
命名为“列宁市”。1988年1月13日，国
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共合作谈判旧址”，是“红安七里坪
革命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位于七里坪
镇红四路；该旧址面阔3间，深1进，砖木
结构，单檐硬山顶，布瓦铺盖，建筑面积
75平方米。2016年5月上旬，七里坪镇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之国共合作谈判旧址
党委政府和红安县文物局违反《文物保护
法》规定，未经审批擅自将该全部拆除，仅
保留部分建筑构件。
3、绥中县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修毁案例
锥子山长城位于辽宁、河北两省交界
地带，是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历史
上称蓟镇长城、辽东镇长城，全长22455
米，基本为东西走向。长城墙体类型有砖被拆除的国共合作谈判旧址
石混筑和石筑两种，随山起伏，因地势不
一，其高度和宽度也不一致，现存宽度
1.5～4.3米，高度0.3～9.8米。2006年5
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锥
子山长城”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2012年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对“绥
中县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部分段落抢险工
程维修方案”给予批复：“请第三方机构组“锥子山长城”标志碑及局部维修前现状织专家进行评审；所报方案维修原则符合文
物保护理念、维修措施基本可行；针对方案
存在的问题，专家提出不必对风化不足75px
的砖“用青砖片或青灰膏补贴”，解决好排
水问题，细化主要材料、规格要求和详细做
法，进一步明确存在险情部位的技术措施等
意见”。
2012年4月27日，国家文物局针对上“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局部维修前现状
述意见，再次对该方案进行了细化批复“明
确工程应以抢险加固为主，按照最小干预原
则，尽可能控制工程实施范围和干预程度，
细化各类保护措施具体技术指标及工艺要
求，采取科学、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并采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妥
善保护遗址的历史布局、建筑形制及其自
然、古朴的历史面貌。”“补充完善长城墙体修缮后的“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局部现
顶部、相关台体顶部或内部地面防渗、排水专项设计”。
2013年7月18日，“锥子山长城”大毛山段（A、B、C、D四个标段）同时开工；2014年8月25日，该标段工程（四个标段）完工；后经辽宁省文物局组织国家文物局相关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初步检验，其中，令专家和网友质疑的“水泥”、“抹平”等材料和工艺很是痛心。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来看，修缮存在很大问题，已经彻底破坏了长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这本身就是破坏。”
说明：文中相关信息摘自网络信息，如有出入，敬请海涵。另外，本文只是想说明目前文物保护实施管理的一些通病和现象，这一点，是不可推卸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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