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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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母爱本是人世间最无私、宽厚、圣洁的情感,但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却纷纷转化为庸俗、冷漠自私、变态的化身。
通过对张爱玲生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童年体验对她塑造母亲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以下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欢迎阅读。
张爱玲,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母亲形象。
一、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在现代文学中,张爱玲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之一。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庸俗、或浅薄、或放荡、或变态,就连一向被视为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刻画的千疮百孔,这些母亲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并且充满了调侃、亵渎和批判。
母亲形象的核心便是母爱。
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使人们把母亲神圣化,并把母爱当作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情感。
丁玲长篇小说《母亲》里的于曼桢,以年轻寡妇的身份求学、求职自立,表现出新女性的风采,然而在张爱玲犀利的笔锋下,我们看到,母亲的形象无力招架沉重的传统,她们感情扭曲、心灵异化,失去了母爱神圣的光环。
张爱玲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归结于她的童年体验。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1、庸俗的母亲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源于此。
但是,也正式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
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的事实,也只是忍气吞声。
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 张爱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她以无尽苍凉的笔调对女性进行叛逆的书写, 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的女性的描写, 深刻地揭露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
她作品中的女性是可怜的、可恨的、可悲的。
纵观张爱玲所有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典型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女性形象分析篇11 、丧失母性的母亲形象俗话说母爱大于天, 母爱是众人赞赏的。
惟有张爱玲笔下的母爱是一反常态的, 她把人世间最美丽的母爱作了叛逆的描写, 她们或自私、或冷酷、抑或是无情, 都是身受环境的抑制。
在她的笔下曹七巧、顾太太、白流苏的母亲、川嫦的母亲她们的爱冷的让人不寒而栗!其中, 曹七巧这个形象是张爱玲笔下刻画的“最彻底的人物”。
曹七巧, 是个麻油店主的女儿, 原本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她洋溢着青春气息, 是个讨人喜爱的大姑娘。
然而, 在“存天理, 灭人欲”、“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 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
门第上的悬殊, 使她很不适应姜家人的生活, 她的粗俗遭到了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 虽然生活的衣食无忧, 但是这种幸福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心理的不平衡导致了她人性的扭曲, 导致了人性恶的发展。
姜家人在情感上对她的排挤是她人性扭曲的第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曹七巧嫁给的是一个骨痨患者, 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 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 虽然对小叔子季泽有爱慕之情, 但是那是近不得身的。
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是导致她人性恶发展的第二个直接因素。
无性无爱的婚姻不仅使曹七巧正常的生理欲求得不到满足, 心理上也渐渐发生扭曲变形。
这时候她意识到只有钱, 只有金钱不会鄙视她, 而她也只能靠金钱来拥有立身之本。
金钱的枷锁是导致她人性蜕变的主要因素。
长期心理生理上的压抑使曹七巧感觉“人生在世, 还不是那么回事”而后, 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地所剩无几的时候, 便到她面前倾诉起爱情来了。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摘要]:“母亲”这个形象在世人心目中向来联想到的便是爱心、圣洁,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港湾。
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却能看到另一类有悖常理的母亲形象。
母亲走下了神坛,完全被世俗化、异化了。
让人噩梦连连的母爱充斥在她的小说当中,成为女性扭曲人性的进一步表现,丧失美好的最后底线。
本文通过剖析张爱玲作品中母亲们的形象,深刻揭示了4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所形成的封建愚昧、金钱至上、人格变态的生存状态。
并且对这些母亲形象的根源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走红的奇女子。
她的小说,多是写“在急遽变动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自位之道。
”[1] 但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
”[2] 就连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描写得千疮百孔。
在张爱玲笔下的苍凉世界中,母亲的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母爱所表现出来的只有虚无、飘渺。
她通过对人生独到的观察,对人性深刻的解剖,对心理的深层分析,以颠倒的姿态塑写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
在她的作品中,那些本该有着温柔善良的传统母性们在生活的丑恶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情的贪婪者。
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作者犀利的笔端无情的撕裂。
不谈爱情的女性成为人母之后,一反母亲形象圣洁、美好的传统,受到调侃和亵渎。
她们虽不乏对儿女得疼爱,但绝非神圣、纯洁,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琐、或病态,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没了前者。
母亲和儿女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小夜曲,母亲在儿女心目中拥有的不在是单纯的尊敬和爱戴,更多的充斥着无可名状的隔膜,甚至仇恨。
“任何艺术创作,都不是简单艺术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3]作者正是从人生和社会的最阴暗的一面对这些母性形象深刻揭露,透视出人类的本原状态,才使得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对幸福的执着得以遮蔽的显现;才使得作者的内在蕴藉在情感冲突中找到了释放和外泄的渠道;才使的作者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得以展现。
论张爱玲塑造母亲形象的形成原因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的形象,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
这种倾向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及作家独特的个人气质,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同时,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表现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关键词:张爱玲情绪记忆社会背景个人气质在我国传统文学的作品中,母亲的形象一直是以“慈母”的类型居多。
在古典文学中,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最具代表性,这首诗凭借对母亲真挚的感情和“慈母”的形象为后人所称道,而这首诗中的“母亲”也成为中国传统母亲光辉形象的一个缩影。
此外,唐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回到家乡将忧国忧民之心与思母之情相融合,写成了感人肺腑的《无家别》。
在现代文学中,又多次出现了表现对“慈母”的眷恋,赞扬伟大的母爱的文学作品。
其中,冰心在1932年写的散文《南归》,就是为了纪念其1929年逝世的母亲,所以她给这篇散文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表现出“母爱”的无私和伟大。
即使是以“现实主义”作品著称的老舍,在《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也不免发出“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1]的感叹。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学对于母亲的定位,长期以来都直指代表“爱”与“温暖”的方面。
但这种书写状态,直到张爱玲的作品出现才得以打破。
《传奇》是张爱玲解放前的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
《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并且作家选择以两性、婚姻和亲情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生活。
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书写的婚姻、爱情、母爱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母亲。
她笔下的母亲大都是自私,软弱,狠毒,愚昧的形象,并呈现出扭曲和病态的一面。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作者:代然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3期摘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细致的情感与敏感的内心撑起了全部的写作核心,而起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其中她对于母亲形象的描写和刻画。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形象总是爱财、冷漠,甚至是仇视子女的。
究其原因,这与张爱玲从小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条件息息相关。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冷漠;钱财作者简介:代然(1989-),女,汉族,北京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021、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几点特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设置了母亲形象,若对这些形象进行通读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的几点显著特征。
1.1 不幸的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较为重要的几部作品中,她设计的母亲形象都有着不幸的婚姻。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金锁记》的曹七巧,这个在穷苦环境长大的“麻油西施”,被许配给了传统大家族中患有骨痨的姜家二爷,终日与“废人”度日,在姜公馆中自然是受尽白眼和非议。
因此她紧紧抓住她所能把握的唯一资源——钱,“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①也许是因为她们各自有着不幸福的婚姻,这些母亲的私生活往往是混乱或者说淫乱的:曹七巧(《金锁记》)与三叔姜季泽有染、梁太太(《第一炉香》)与乔其乔、卢兆麟和司徒协的混乱关系,蕊秋(《小团圆》)的各国男朋友更是多得让九莉数不清。
但是,他们虽然有着极强的情欲,但是心里却都是“死灰”般的生活。
这样的设计不仅与张爱玲的创作观有关,也不得不说与张爱玲自己母亲的不幸婚姻密切相关。
1.2 金钱至上张爱玲小说母亲形象的第二点特征,是他们都将金钱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为了钱,母亲可以舍弃一切,甚至是女儿。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半生缘》,顾曼祯的姐姐以其做诱饵,致使祝鸿才逼奸成功。
探析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的重构作者:徐颖来源:《当代旅游(下旬)》2017年第11期摘要: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大多是灰色的色彩,基调也是苍凉的曲调。
张爱玲通过她自身所经历的世界和自己对于人性的另一种解剖,塑造了许多虚无缥缈的,被扭曲,丑化、颠覆的母亲形象。
本文通过对于她文章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母亲形象来剖析这些重构的母亲形象形成的原因以及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母亲形象;重构母爱被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感情。
从古至今,对于母爱的赞美以及歌颂的文章不胜枚举,都将母亲塑造为“圣母”的形象。
张爱玲成为第一个颠覆母亲形象,质疑以及质问母亲传统形象的人。
这究其原因都是与她自小所生活的环境,所接触过的母亲密切相关。
在张爱玲看来,母亲是病态的,是自私的,是软弱的,母爱亦是如此[1]。
一、软弱的母亲在中国的封建思想当中,母亲即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其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在思想上,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所做的就是对丈夫之命惟命是从,在他们的世界里丈夫便是天;在经济方面,她们没有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只是一味的接受给予。
她们只是这个以父系氏族为主体的社会的一个附属品,她们为了家庭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于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赞美母爱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
但是,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却是反其道而为之,认为母亲即是与家畜没有什么两样,是兽性的,是无比丑恶的,于是在他的文章中都是把母亲的负面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现[2]。
在《心经》这一作品中,许太太的形象就是一名软弱母亲形象的典型代表。
在她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一段乱伦之恋中,她采取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选择不相信,在将信将疑中欺骗自己,不为自己的权利去争取,只是一味的忍受。
作为一位母亲,她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错误和畸形的感情,也没有把她的女儿引向正确的感情轨迹,她作为一位母亲是自私的,是失败的,即使在最后,他的丈夫和女儿的同学婚外恋,她都没有任何的反抗,她选择了对这一段不正确的恋情成全。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评析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
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
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
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一.阴狠毒辣的“母亲”“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经不是慈爱无私的化身,而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
曹七巧出生于寒门小户,被兄长嫁给大户姜家得了“骨痨”的二儿子。
她还没有等到爱情的降临就必须在爱情与婚姻上作出选择,在金钱的诱惑下,她屈服了,牺牲了青春与幸福、爱情与亲情。
长达十年的磨练造就了她畸形的心态和对金钱的极度占有欲。
而当她亲手毁掉了曾渴望得到的姜家三少爷季泽的爱情后,失去一切的她,用自己的变态的“爱”折磨、撕咬、啃啮着“子一代”人脆弱的人格和自尊。
[1]她热衷于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婚事进行破坏。
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另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
她整夜不睡地盘问儿子的私生活,并且在亲家母在场的麻将桌上将儿子与儿媳的隐私公之于众,并百般羞辱儿媳,使亲家母都不忍听下去而离开,直至把儿媳妇活活逼死。
因为在儿媳身上她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
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对于女儿迟来的爱情,曹七巧不但没有祝福,反而处心积虑的加以破坏,看到女儿与童世舫和谐交往,并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与童世舫谈婚论嫁,便大骂童世舫是看上了她家的钱财,后来又无端地辱骂女儿长安不守妇道,品行不端,并对女婿童世舫散布阴森的谎言,说女儿是一个断不了瘾的烟鬼,从而断送了女儿的婚事。
如此母亲,如此婆婆!正是她对儿子变态的占有,对女儿变态的嫉妒使她迸发出了无穷的复仇欲,最终驱使她失掉了与生俱来的母性。
密秋儿太太(《沉香屑?第二炉香》)、川娥的母亲(《花凋》)、顾太太(《十八春》)等人物跟曹七巧一样都是狠毒异常、残害人命的暴君“母亲”。
解析张爱玲笔下“无爱母亲”形象的根源
[摘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都是撕去了温情面纱的“无爱者”,而造成这种形象塑造的根源,是张爱玲独特的经历、不幸的人生,特别是张爱玲的母亲对她的影响。
[关键词] “母亲”形象“审母”意识根源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一举成名,她小说中那种独特的悲剧意识令人震撼,尤其是她对“母亲”的塑造,更让人不寒而栗。
可以说,塑造这种反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在中国文学中张爱玲是第一人。
19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代间冲突”主要表现为父子冲突;母亲常被描写为好意而无能的角色,或者她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因为维护礼教秩序不得不与子女产生冲突。
子女的反叛是针对封建家长制体现者的“父亲”,“母亲”是温柔、善良、富于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
纵使对母亲的形象稍有微辞,也是迫害的直接对象不是亲生子女,而是媳妇或其他人,间接地造成了子女的不幸。
在19世纪30年代,非常富于先锋精神的丁玲在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中,也是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又大度的传统的“母亲”形象。
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方的《落日》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才出现了对传统“母亲”形象的质疑和重新塑造。
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审母”意识,而张爱玲在40年代初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中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她的“审母”意识。
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会发现:密秋儿太太和曹七巧是对异国姊妹,二人经历相近,性格略有不同,但两人有着共同的母性中丑恶的负面心理。
密秋儿太太作为一个经历了艰难生活的寡妇,她不愿意一手抚养大的女儿一个一个地离她而去,她要占有女儿。
她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她也要让女儿和她一起过修道院般的生活,连报纸都要审查过才让女儿们看,实际上是她对性的复杂心理的流露,因而她仇视一切浸入自己领地的异性。
所以她把女儿训练成纯洁无知的玩具娃娃,不露声色地葬送了女儿的婚姻,也葬送了女婿罗杰的生命。
曹七巧更是一个疯狂的母亲,她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她的这些不正常心理烧红了她的眼,烧昏了她的脑,把她变成一个将报复施于亲生子女,不择对象地用亲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自己的不幸的“食人者”。
她用近于虐待狂般的行为给自己已经十三岁的女儿缠足,痛得女儿鬼哭神号。
无论是儿媳还是准女婿的出现,都是对她地位的威胁,于是她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让自己的子女也“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曹七巧以专制而凶悍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密秋儿太太却以满面笑容和满面的泪痕隐藏着杀机。
无论是曹七巧,还是密秋儿都是有着阴暗心理的恶毒女
性,全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
为什么张爱玲会对母亲作出如此独特的审视?走进张爱玲的精神世界,从她开始创作前的经验世界里,我们发现:是苦难的人生、独特的经历给予了作家对生活的特殊发现。
一、不幸的童年生活
1921年,张爱玲出现在上海法租界的张家公馆里,但她来的太晚,家族的显赫、繁华已成过去,她只看到一个灰暗的巨大而虚浮的王朝背影。
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清流派名士,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黄军门的小姐。
辛亥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张氏家族的命运。
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渐行渐远,萧条衰败,仅仅维持着表面的排场。
在沉落中的家族内部矛盾已经激化。
张爱玲没有赶上显赫、繁华的热闹,却赶上了父母无休止地争吵,离异的“热闹”。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条,会咏诗作赋,曾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但从未被西方文化所影响,有着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养姨太太、赌博、逛窑子、吸鸦片,无所不为,声名狼藉。
她的母亲虽然也出身于传统世家,却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因而对男女不平等及腐败恶习深恶痛绝,对丈夫的堕落无法容忍。
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的。
张爱玲在她的《私语》中记录下了这段无奈的文字:“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
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沉重的压抑落到了幼小的心灵之上,父母不和的家庭使张爱玲敏感多思、性格内向、少于人交往,社会适应性差。
终于,母亲抛下年仅四岁的她远走英国,而她在继母的管制下受尽委屈,父亲的家像座牢笼,让她时时想要逃离。
童年梦魇般的生活及母亲的缺席给张爱玲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这种创伤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加剧了。
二、冷漠的母亲
尽管张爱玲一直渴望得到母爱,渴望和母亲一起生活,但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她而又抛弃她,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进黒沉沉的寒夜。
受“五四”后一股“新女性”的影响,又到过西洋留学,张爱玲的母亲拥有了一套自认为“先进”的西方价值标准与原则,并且刻板地以此来培训她的女儿。
完全不顾对女儿天性的压抑以及对女儿仅有的自信心的摧毁。
她在张爱玲八岁那年回国,开始用“淑女”的标准来培养女儿。
其中包括:钢琴、煮饭、练习行走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的神态……张爱玲在长达两年的刻板细致的规范性,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她从小因写作的成功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在孤独的清高中有增添了浓重的自卑。
之后母亲依然是时常出国,留她与姑姑生活在一起。
而下次再与女儿重逢时,她看到女儿做不成她要求的“淑女”,却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还很失望,甚至不耐烦地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到你死,不愿看到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
”其实,这些痛苦就是指“不能适应环境”的痛苦。
于是她的性格更加内倾,更加敏感,更加走向自我封闭。
之后,在外求学而未成年的张爱玲因经济无法独立,她只好三天两头伸手向母亲要钱,而张爱玲的母亲生活也窘困,她对女儿的关照不是出于感情的必然,而是出于理性选择的不得已,因而渐渐也对女儿伸手要钱不耐烦了。
张爱玲万般无奈下才投奔了母亲,却成为母亲无可奈何的负担,这种境况击毁了张爱玲少女时代残存的最后一点亲情,因而张爱玲感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三、结语
父慈母爱的“家”的观念在张爱玲的少女时代已经轰毁,无家的失落感,父母(特别是母亲)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张爱玲在意识里产生了对父母的敌对情绪。
她在刻画消失了父爱、母爱的情感的父母形象中,有意无意地宣泄着对父母的敌对情绪,于是消失了爱的“母亲”形象在她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张爱玲在不经意中掀开了一页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篇章,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张爱玲.金锁记A张爱玲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宋家宏.走进荒凉.花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