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佛教成语浅析
摘要：本文主要对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对汉语词汇产生影响的一种产物—世俗化佛教成语进行进行探源和分类，继而对佛教成语之所以世俗化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从而得出这些世俗化了的佛教成语对汉民族词汇宝库的丰富，我国语言的繁荣和发展都做出了卓越而积极的贡献的结论。
关键词：佛教成语世俗化分类成因
一、佛教成语来源及分类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经过漫长的时期，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结合，发展成为中国多元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产生了一些佛教专门词语，像“因果”、“缘分”、“因缘”等。另外就是产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惯用语、谚语、成语和歇后语等。如“口头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等。佛教成语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源自佛教故事的成语如“天花乱坠”、“群魔乱舞”、“大彻大悟”、“在劫难逃”、等。源于佛教教义理论及其思想观念的有“作茧自缚”、“现身说法”、“一尘不染”等。源于佛教禅宗典故的如“空中楼阁”、“铁树开花”、“水滴石穿”、“单枪匹马”等。源于佛教礼仪习俗的有“晨钟暮鼓”、”五体投地”、“醍醐灌顶”等。
二、佛教成语世俗化
随着岁月的积淀和人们对这些词汇的频繁使用，我们现在交际
论中国佛教文化 摘要：国父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人，佛教是哲学之母，学习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一代领袖毛泽东也曾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受压迫的人讲话。” 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提到“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关键词：佛教，文化，丰富性，影响，作用价值 正文： 一、佛教的简介：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佛教原产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中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为两部分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转。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的佛教。二、中国佛教的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教派别繁多。一在汉语系的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为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外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合计约为一千万颂。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块九百六十二部，为和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二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净土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为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格鲁派、觉宇派、夏鲁派、郭扎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为分润派、摆庄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的体现。 三、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建筑风格：中国禅宗丛林制度实施后大大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中的形象，也促进了禅宗的自身发展。近千年来，大小丛林在全国星罗密布，遍及城乡。丛林的建筑风格一般呈对称，轴对称式。肃穆的山门、巍峨的大殿、宽敞的禅堂等等，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风格。也有的丛林建筑精巧别致，依山傍水，古朴典雅，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浑为一体，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风格，与其极为相似。这些美轮美奂的丛林建筑，给全国的山水风光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风格。 （二）、教育及教育体制：禅宗的丛林制度及其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代以来我国普遍实行的书院制，就是借鉴佛教的丛林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度对佛教持排斥的态度的儒家学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 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摘要：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虽曾经历三武一宗的法难，但直至今日，佛教依然相当兴盛。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关键词：佛教中国影响现实意义 正文：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在印度次大陆，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辅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对中国是深远而广泛的，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本文就文化艺术以及道德这两方面的影响作较为详细的解析，并结合自身观点谈谈佛教对中国的现代意义。 一、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 佛教的一大影响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带来大量的外来词汇，如般若，意识，禅那，摩诃，三摩地，丰富了我国汉字词汇。唐代诗人中如王维深受大乘维摩诘经的影响，田园诗富有禅意。宋朝的三苏他们的词赋洋溢着禅的味道。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二、佛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习惯亦有潜移默化之功。 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 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均由各自负责；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除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之深，实在无法估量。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可待。所以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三、佛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 根据佛教界的说法，佛教是关切人生、以人为本、帮助他人获得心灵拯救的宗教。尤其中国佛教更是具有积极入世，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他通过教育和引导人自修、自悟、自证、从而在精神上得到自我解放，因此，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是啊，走遍天下，哪儿找得到长角的兔子呢？这正是中国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
试析唐朝佛教造像世俗化倾向表现与原因 发表时间：2018-06-19T14:17:26.687Z 来源：《素质教育》2018年7月总第276期作者：袁月[导读] 本项目研究从魏晋到唐造像人性化倾向做浅析、并介绍唐佛像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深圳市龙城天成学校5181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形象“神气”十足，具有距离感与神秘感，但发展到唐朝太平天下，佛教形象则过于恬静温柔，少了几分“仙”味，多了几分人性。因而佛教造像慢慢走向世俗化倾向。本项目研究从魏晋到唐造像人性化倾向做浅析、并介绍唐佛像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关键词：唐朝佛教造像世俗化 唐朝是我国古代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其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可谓是古代史上一颗璀璨明珠，这其中就包括了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莫高窟的佛教造像，是根据时代背景下的真人形象塑造而来，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造像世俗化。何为世俗化？所谓世俗化，一是指形象本身似曾相识，与生活中人无异，“神性”几乎没有，甚至把菩萨做成妇女、仕女的形象；二是内容题材以西方极乐世界为题材成为主导，苦修苦练的题材不见。 本文主要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的造像世俗化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了解唐代时代的社会背景、百姓的总体风貌、佛教造像前后变化发展的特点和佛教造像对后世的影响意义。 一、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时期佛像造型的比较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帝王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寺庙，宣扬的内容是忍辱、苦修和自我牺牲。造像鲜有明显的个性，他们姿势呆板、容颜冷静、服饰单一，佛像周围的顶光、佛座、法宝一样不缺，有十足的“神味”，此时的佛像显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到了唐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昌盛，全国上下呈现一片祥和平安的气象。这时内容以表现西方极乐世界、宣扬民间欢乐和幸福生活为主题。菩萨的造像富有了感情色彩，面容娇媚、服饰时尚，俨然一位美丽的唐朝妇女形象，打破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赋予了佛像现实、亲近的特点。 二、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具体表现 1.题材世俗化。唐朝，故事选题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苦修、忍让、自我牺牲等题材逐渐消失，出现了许多关于现实生活、表达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的题材内容。甚至连“张骞通西域”这样世俗化内容的题材都出现在了壁画造像中。 2.菩萨观音造型世俗化。魏晋时期《法华经普门品》有明确的“善男子”的记载，《华严经》中也说“勇猛丈夫观自在”，说明观音菩萨本来是男性。自从唐朝之后造型就逐渐女性化，原因之一是与道教崇尚女性的观念有直接联系，道教认为天地万物源于母体，它化育天地万物而生生不息，故“可以为天下之母”，唐代菩萨造像在受到道教的这种观念影响，具有很明显的女性特征。 3.供养人形象世俗化。供养人，指的是在修建寺庙或是宗教活动中，提供过人力物力的虔诚教徒。中晚唐时期，供养人的形象和真人大小一般，衣服多是当时流行的装束，描绘的许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三、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原因 1.社会经济的繁荣。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黄金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并不像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魏晋时期的人民那么期渴望神灵眷顾。佛教造像形象都是按照盛唐妇女的时尚打扮造像。侧面反映了唐人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倾向与享乐主义情怀。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特色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经济因素是唐造像世俗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2.市民阶层的壮大。唐朝时期是中国人口一个新的复苏时期，人口总数猛增到5000万人，仅城镇人口就有2500多万。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城镇人口不断扩充，市民阶级也不断壮大。从唐朝文学、诗歌、小说均向百姓化过渡，绘画、篆刻更是具有强烈世俗化审美情趣，都是一些表现人民生活的民俗题材。 3.佛教政教功能的退化。魏晋时期的社会乱战频繁，佛教是给民众带来虚幻的精神安慰剂，这样的政教功能十分必要。而唐朝的老百姓不像以前单纯去圣朝，佛教原本的教化功能逐步走向衰落，这也是促使佛教造像渐渐走向世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影响 造像随各朝历史变化而变化。到唐朝时期塑造了日后十分经典的菩萨形象，包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菩萨造像，大都是在唐造型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都有着唐朝时期情切柔情丰腴的韵味。可想而知唐朝莫高窟造像对后世佛教造像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最初的出现是为了在乱世之中稳定民心，给生活境地悲惨的人民带来一丝光明的慰藉。而唐代莫高窟佛教造像艺术巧妙地突破了佛教的宗教教义，打破了魏晋时期的“神性”，创造了世俗化、女性化的特色。这说明任何艺术特点都是在当时特定时期背景下呈现的。受着当时政治经济、时代背景的影响，不可能回避现实生活，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神”在当时社会时代也必然带有世俗的气息。参考文献 [1]张育英《中国佛道艺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2]李福顺《中国美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4]陈绶祥《唐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佛学与儒家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课程名称：佛学与中国文化 任课教师：付优 专业：戏剧影视文学 班级：戏剧影视文学 学号：222013308022019 姓名：尹楚文 2014年12月20日 佛学与儒家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
一、以佛教的生死轮回说来补充，充当儒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流传千年，与其理论的深刻精致是分不开的。严格来说，它所探讨的主要是人死后的问题，关于死后的世界的描述吸引了芸芸众生。佛教的许多观念与儒家倡导是孑然对立的，如佛教宣称人生虚幻，鼓励人出家修行，这在倡导以孝为先，积极面对人生责任义务的儒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是佛家和儒家思想的争斗。但是，佛教的很多理论，日渐深入人心，这些理论恰恰又能为儒家的很多主张提供佐证。因此，在世俗层面，在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上就存在儒佛并存混用的局面。尤其是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 （一）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认为：人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有新一轮生命的继起。但是来世并不一定是人，要在六道也即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中轮回。这种轮回是无休止的。也没有规律可循，到底在哪一道中重新轮回。佛教认为，一个生命死后来生要生于何道，不是命定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做人是的行为决定的。做人时多行善事，死后会生于善道，做人时多行恶事，死后会生于恶道。要看你今生的所作所为，即佛家讲的“业”。 这种由生前行为的善恶决定下世生于何处的理论叫做“因果报应”。轮回也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从佛教的立场看，生命是为了受报和还愿而存在的。过去许的愿，一定要实践承诺；过去造的业，必须要受报。因此，生命是因为因果的事实而存在。 佛教的这一理论,是对儒家学说的补充。儒家把人的贫富、贵贱、寿夭归结为气秉不同，与任梦在现世的作为无关。儒家只是让人们按照人的本性去做，不计得失，而佛教从另一个角度则看到了人们造善业的功利性结果：我今天的积德行善是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会在下一阶段的人生正落得好的去处。即一定会有好报。元代的《三教平心论》中极力阐述了佛教的这种影响他说“释氏社教，非与儒相背驰，故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儒者阐释诗书礼义之教，辅之以行政威福之劝，不过欲天下迁善而远罪耳。固然而又赏之而不劝，罚之而不惩，耳提面命，而终不率教者。及闻佛说为善有福，为恶有罪，则莫不舍恶而趋于善，是释者之教，亦何殊于儒者之教哉？”在他看来，尽管儒佛均劝善止恶，有益于社会的治化，但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比儒家更有效。因为“小人不畏刑，而畏地狱。若使天下之人，事无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无侵陵争夺之风，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 （二）佛教的业报轮回理论，为现实社会“义命不符”提供了前世姻缘儒家高举道德的旗帜，让人行善积德，宣称德福一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现实生活中，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做恶之人飞黄腾达的现象随处可见。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就非常无力，有的学者就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某些人天生的命好，秉受的是代表富贵的精而良的气。而佛教的这一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理论，就给现实生活中的福德不一致以较好的解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定的因，必定带来一定的果，所造的业，必然有果报。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会在下一阶段的轮回中体现出来，人要想未来有好的结果，就要在现世努力造善业，这个善业也是儒家一直倡导的。佛教的这一理论就给现世中许多德福不一致的现象找到原因，即这些人在前世做了善业，所以在今生得到了好的果报。这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佛教的一整套关于轮回报应的理论虽然没
浅析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以石窟壁画为例 内容摘要：佛教被誉为东方世界的精神之花，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正由于它的存在，东方美学园地显得更加博大精深。佛教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参与功能。本文从分析石窟壁画的绘画形象，初步探究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佛教艺术 引言 佛教自东仅进入中土以后，便以迅猛之势广泛地传播开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吸收、消化，渐渐地与中国文化精神溶为一体，隋唐时，达盛之极.其时，佛教的观念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和精神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精神也和中国文化艺术精神无法再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一、儒、道思想对佛教思想传入的影响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呢？儒家和道家一起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文化，阐释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 千百年来，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就在于他的儒家学说。儒学以礼乐为中心，把现实生活同伦理纲常结合起来，把怀疑论或天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结合起来，构成其基本骨架。孔子的儒学，把它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人的世间伦理纲常和现实生活之中，在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抒发、满足、约束人们的感情。这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主要特征。正因为重视的是情感、感受，才使中国艺术的着眼点不是表现稳定、固体的对象和实体，而是功能、关系和韵律，它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协调，是内在生命意识的表达，是物我如一、情态与外境的相互融合。 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辅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人生观、文化心理、艺术精神、审美感知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作用。老庄哲学以顺应自然的不可知论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为核心和基础，强调的是：“游戏污读之甲”的“自恢”，而“无为有国者所羁”。从表面上看，儒家和道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退避。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庄子尽管避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是对自然、对生命怀着无比珍惜热爱之情，这就使他的人生观和审美意识充满着感情的光辉，这也恰好是对儒家的补充和加深，也就从而与孔学保持了一致。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生活在与外域隔绝的广阔的大陆上。山脉、海域环绕四周，以种植农作物而维待自给自足的生活。其生活的环境和生存的条件使得中国人天生就与自然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依附于自然，广泛地接触自然，并顺应自然地利用自然，创造了与自然息息相关、谐调一致的中国文化。对于自然，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的，像浮士德、但丁那样去上下求索。因此，自然
中国佛教现状 编者按Editor's notes加拿大时间2017年6月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多伦多湛山精舍承办、多伦多大学协办的中加美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隆重开幕。论坛主题为“圆融中道，持久和平”，来自中、加、美三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著名佛教学者及加拿大联邦、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有关政要、有关社团、各界嘉宾和多伦多大学部分师生、佛教护法居士数百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多伦多大学作题为《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的专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以下为学诚会长专题讲座发言全文： 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VenerableMaster Xuecheng,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一、历史的佛教与当代的佛教One:Chinese Buddhism: Past and Present 今天，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中国佛教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探索成果，希望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富有活力的中国佛教。Today, I’d lik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present he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hievemen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 hope to help more people have a true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vigorous Chinese Buddhism. 首先，我想把21世纪的中国佛教放置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现状，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来自于过去，预示着未来，并非一个孤立的片段。对于不是很了解中国佛教的人来说，很容易用两种眼光看待当代中国佛教：一是停留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印象和认知，而将中国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甚至脱离现实的存在；二是完全站在现代时空因缘下、以实用角度看待中国佛教，忽视其穿越两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两种视角的片面和局限性，往往导致对中国佛教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佛教抽离于时代，认为佛教是落后的乃至反现代的；二是将佛教抽离于历史，使之肤浅化、世俗化。First of all, I want to put the 21st-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because its present situation is actually a part of the long progress. It comes from the past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ather than acts asan isolated fragment.To those who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Chinese Buddhism, they tend to treat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with
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 题目浅谈中国佛教文 学生姓名赵梦楠 学号110510051 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专业班级广告设计1102班 指导教师 职称副教授 时间2012年6月10日
浅谈中国佛教文化 粗读了佛教在一些国家的传播史，感觉佛教比任何一种宗教都更能瓦解各种信仰，且不论日本神道宗这种发展不是很成熟的信仰，就连道教这种深入中国人心的宗教，在佛教进来后也不得不分一杯羹给他。尽管当初，道教是将之作为自己的补充，当成是附庸——佛教初来乍到也愿意如此。但后来佛教的发展显然出乎道教的意料，乃至出现了“天下名山僧占多”这种情形。（我很讶于此，这也正是我选这个作为论点的一个动因。） 当然佛教在中国流传也不可避免的更向中国本土文化靠拢而显得世俗化，佛教在各国的发展历程也正是它逐渐世俗化的过程。而在中国，佛教也渐与道教的神灵体系融合——比如众人皆知的观世音菩萨，他的身世说法莫衷一是，而除了佛教自己的解释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发挥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说。 那么佛之法，既然是由人传承，它就必然或多或少的受到世俗的影响，可以说佛教传承中的演变就是不可避免的。 一、佛教的始由 佛教始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传说出生于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现尼泊尔境内）的悉达多·乔答摩（佛教的创始人）经常为人生和生命所困，遂出家四处访学，苦苦思索人类从生老病死的苦难中解脱出来的真理。 悉达多·乔答摩在35岁那年，独自来到尼连禅河边伽耶山下的一棵菩提树下，铺草打坐。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苦思冥想之后，终于在
第四十九天凌晨大彻大悟，找到了真正永恒的解脱之道。后来他成佛之后，便被人们奉为圣人——称“释迦摩尼”，同时也被赋予十大尊号，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如来”，“佛陀”等。 那么佛教对于人世间的基本判定是什么呢？佛陀认为人生很痛苦，就像现在有句流行语“人生就是一个杯具！”一样，佛教给出的认知是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循环流转的苦难历程。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处于“生生不息”的“轮回”之中的“人”是没有办法逃出这种苦难的缠绕，这一生是如此，下一生也就会如此。而这一说法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中主张的“十二因缘”与苦难人生。 佛陀所得出的导致这种苦难人生的根源结论是：人之本心。佛陀觉得，这些苦难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心中的想象。主张人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实际上都是“空”，仅仅只是一种现象而已。也就是后来的所谓“色即是空、嗔即是空”等等。 而佛陀所提出的解脱之道——就是我们在《西游记》和《金刚经译本》中所听过的“四谛”。（苦谛、集谛、灭谛以及道谛）。知道这四谛之后自然会有解脱之法，即“戒定慧”三学，以此来对治贪、嗔、痴“三毒”。这就是早期佛陀所创下的佛教的基本理论了。 二、中国佛教的传入 对佛教传入中国也有一段传说——“白马驮经”。相传汉明帝夜间梦见一个金人，顶上有白光，在殿廷间飞行。第二天将此梦告诉朝臣，问他们是吉是凶。傅毅说，梦见的是佛。于是汉明帝派遣郎中蔡和博
略谈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2006年12月12日 10:52 【文章字体：大中小】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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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 【文摘】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在吸收域外文化的同时，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结合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同时有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国佛教经过曲折的发展，最终成为我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中国佛教佛教发展佛教文化儒佛道关系 佛语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教文化对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古印度，但却在中国得到了发展，从而兴盛起来，影响了很多人。佛教文化听起来很高雅，但其实它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在经过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后，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哲学乃至科学、文学和艺术以及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佛教，现如今已成为中国的一种特色宗教，在我们的身边也经常可以接触到。但是关于佛教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例如，北大高材生出家是好是坏，是否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又如一些出家人频频上镜是否符合佛家原则等等，都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下面我将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对中国以及后世的影响进行一些阐述。 佛教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佛教历史从汉代开始到清代总共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但是佛教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是可分为不同阶段的。 一、汉代时期，佛教初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只是被当作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少量的佛寺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的西域僧人居住和过宗教生活的需要。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到中国。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而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儒学化和老庄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了百姓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度。汉代译出的佛经还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做出了调整。汉代译经出现的迎合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在以后的译经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乃至在唐代出现了中国人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道的佛经，特别迎合了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的生活习俗要求。 二、三国时期，佛教徒提出了儒佛道三教一致论，这在成书于汉末或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中就有清楚的记载。自此以后，这种观点一直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着道路，并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由于佛教毕竟是外来宗教，在与儒、道相调和的同时，佛教与儒、道的冲突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初传之时，佛教就遭到了儒家的批评与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势力日盛，儒家更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等多方面来排斥佛教。在理论上，儒家则展开了对佛教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论的批判。面对儒家的种种攻击，
“菩提心”与“忠义心” ———从九华山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余秉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安徽 合肥 230053) 摘 要:作者通过赴九华山进行考察,并且研读有关学术资料,提出如下见解:九华山佛教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九华山佛教堪称中国佛教世俗化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世俗化,表现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九华山高僧宗杲禅师“忠君爱国” 思想的分析,从宗教理论的角度,探讨九华山佛教对于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贡献。 关键词:九华山佛教;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宗杲;儒释调和论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1-0013-02 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我们在赴九华山考察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九华山佛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这一特点。而九华山佛教文化之所以历久不衰,佛事活动之所以长期兴旺,也正由于它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特点。本文试图从宗教理论方面,就九华山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作一考察。 从宗教理论看,宋代佛教界出现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重要理论依据。而这一说法的首倡者,正是曾经弘扬佛法于九华山的宋代高僧宗杲禅师。 所谓“菩提心”,指佛家的觉悟之心,它代表了佛家的最高智慧。而“忠义心”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初,按照当时的佛教义理,“菩提心”与“忠义心”并不相容。因为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忠君”、“孝亲”等义务。这正是佛教与儒家名教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儒家一些代表人物的“辟佛”、'反佛”便不曾停止。他们批判佛教时所集中抨击的一点,就是指责佛家“无君无父”、“泯灭人伦”。例如程颢就曾说过,佛家“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①这正是对不承认世俗社会纲常伦理的佛门教义的抨击。 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也就逐渐开始了走向世俗化的嬗变过程。到宋代时,佛教的世俗化变得更加明显、突出,乃至出现了“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②的说法,将世间的“法”与佛门的“法”合而为一。而作为九华山高僧之一的宗杲,则更进一步地将“忠君爱国”观念引入佛教。这对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从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杲(1089—1163年),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12岁出家。《大明高僧传》称其“灵根夙具,慧性生知”。17岁落发受戒后,曾参拜 13 ① ②《圆悟佛果禅师语录》。 《二程遗书》,卷二。
浅析佛教中国化 专业：班级：：学号： 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译经、格义、僧官制度，与农业结合及其判教开宗上。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格义僧官制度判教开宗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支撑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这其中，儒、道是由中国本土产生的，而佛教则是从国外输入的。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由于它的思想学说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有巨大差异，所以，在其传入中国后，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教义理论的容和形式、传播方式、修行实践等各个方面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逐渐适应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佛教自传人中国以后，由于其学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佛儒之间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展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在争论中，佛教为了争取在中国发展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对佛教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与中
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换言之，佛教这样一个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过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隋唐时期繁荣的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一一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简言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和不断发展义理的过程。”① 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表现 （一）佛教初传入华与译经格义 “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大致年代，应该是在西汉末年和汉初年之间，正是公元一世纪初叶前后。”②而关于佛教初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种说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查阅资料可以看到，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传入说”③据《三国志·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期国鱼豢《略·西戎传》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就是根据这些资料，中国佛教协会和国学会共同确定1998年为佛教传人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并举办了纪念活动。这也说明了佛教界对此种说法的公认。 佛教在两汉传入中国之初，被看做是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主要在上层贵族人士之间流传，很少有下层百姓接触。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佛事主要是译经。由于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时的译经家为了使人们更能接受佛经，在翻泽佛经的过程中往往大量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典籍中的词语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的教义，“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以迎合中国的社会与文化”④。比如，把“释迦摩尼”翻译为“能仁”，把“禅定”翻译为道家的“守一”。这种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典籍中的词语的借用为汉间格义佛教的流行创
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有成1，冯小琴2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 111
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一、译文与宣讲方式中国化 中国的佛教学者在研究和讲说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时,为了便于理解,就用儒家和道家, 其中主要是老庄和玄学的名辞和术语,来比附佛教的名相概念。这种简单而机械的对照、比附之法,对印度佛教经典发生歧解和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是在这种歧解和误读之中,那些翻译过来的经典开始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了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以此为接生术或嫁接术而真正地得以植根于中国。尽管在东晋时期有道安这样的高僧大德对格义之学颇为不满,但还是阻止不了这种研读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推行;即便是在道安本人、其高足庐山东林寺的慧远以及罗什门下僧肇等人的著作中,都随处可见佛教思想与老庄玄理的相互融合、相互解释。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 二、形成新学派和新诠释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 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