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thing）的理論：由《禮物》與「實質論、形式論」爭辯談起
1.Mauss, M. 1990(195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2.Polanyi, K. 1968(1958). “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 In E. LeClair & N. Schneider (eds.)
Economic Anthropology, pp.122-143.
3.黃應貴，1974，〈Tiv與Siane經濟：經濟人類學的實質論派與形式論派之比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集刊》，35：145-162。
邱澎生
（1998/03/12底稿；2004/08/05改寫報告於「近世中國的物質、消費與文化」期中研討會）
以上三份著作，第二篇文章的作者K. Polanyi，開啟了1960年代經濟人類學的「實質論」與「形式論」爭辯；第三篇論文則分析此兩派作品背後所反映的不同目標、預設與取徑；而第一部部專書雖發表於兩派論爭之前，但卻相當程度影響了Polanyi對經濟過程的深刻反思。我先分析Mauss作品，其次分析Polanyi 論文，並帶入黃應貴對兩派作品的討論，最後再試著由其中線索談談如何看待「物的理論」。
Mauss在《禮物》一書中，1經常流露出他對群體和個人關係的關懷，這裏包含了他對社會凝聚力（social solidarity）如何形成、群體義務／個人自由以及對群體慷慨／自私自利間緊張性如何調整等等問題的關注。《禮物》是作者探究人類社會中「交換行為」與「契約行為」關鍵課題的一部份研究內容，Mauss針對古代社會普遍（而現代社會則有時偶然）發生的「契約性禮物」（contractual gifts）進行的考察，他以民族誌和語料學等資料對這種特殊的契約行為進行描述與分析，進而探究存於「契約性禮物」背後的「精神機制」（spiritual mechanisms）究係如何運作。構成契約性禮物的「精神機制」為何？直接引用作者的話說，即是：那些「迫使受禮人必得回禮的法制力量與個人自利動機」（the rule of legality and self-interest compelling the gift to be obligatorily reciprocated），或也可說成是：「存於禮物之中那些迫使受禮人回禮的力量」（the power resides in the object to cause its recipient to pay it back）。
Mauss將其研究地區所盛行的彼此交換「契約性禮物」的過程，稱為是「報償」（法文原文為prestations and countre-prestations，英譯做total services and total counter-service）。對此種兼具「契約」與「交換」性質行為的研究，
1中譯本可見：牟斯著，汪珍宜、何翠萍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原先只是做為Mauss全面考察「古代契約形式」（the archaic forms of contract）研究的一部份。在研究當時Polynesians人的經濟與法制系統時，作者即發現古代社會中有一種特殊的「契約交換」行為，這種行為具有以下三個特徵：一是進行交換的主體，經常是群體（指氏族、部落、家庭）而非個人，群體才是彼此執行契約義務的法制實體（legal entities）。二是交換的內容和方式甚廣，舉凡宴會、典禮、征戰、婦孺、節慶與市集，都可以是交換的內容或方式，在市場上交易財貨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三是這些交換行為在表面看來是出諸雙方自願的互贈禮品，但實際上卻帶有絕對的強制性，若有任何一方不執行約定，即會引發隱然對峙甚或是公開衝突（頁5）。具有上述三項特徵的交換行為，作者即稱之為「報償」。用涂爾幹式的學術語言，報償其實即是一種「整體社會事實」（total social facts），故Mauss有時也稱其為「報償系統」或是「報償制度」。這種系統或制度，基本上是一種禮尚往來的物品交換，但有些地區將其發展到極端，這便成為北美Rocky山脈一帶土著的「誇富宴」（potlatch）。在誇富宴進行的過程中，表面上雖然是在交換禮物，但私底下卻充滿了互別苗頭與兩相敵視（rivalry and hostility）的情緒；宴會與爭鬥，經常只有一線之隔，宴會時常即以毀物鬥奢甚或是流血衝突收場。
作者要問的是：為何報償制度中的禮物具有迫使受禮人回禮的力量？作者提出了四個層面的觀察：母系財貨與父系財貨區分系統的影響、物品自身的法力、由契約性禮物轉換為人群道德規範的影響，以及對神祗犧牲儀式的影響。
在物品自身法力方面，作者強調了個人受觀念系統影響的重要性。他以Samoa 和New Zealand的Maori人為例做說明：Maori人認為禮物中含有hau （a spiritual power，「法力」），在此觀念影響下，物品其實並非是沒有作用力的（not inactive）；一件流動中的物品，會因為hau的作用，最終還是會使物品自己「想要」回到自身源出的森林、樹叢、土壤以及最初擁有「他」的氏族去，因而物品總會藉由宴會、節慶、禮物以及其他等值或是更高價值的物品，再次回到當初物品流轉的起源處。因此，物品（thing）不只是物品，他不只有「個體性」（individuality），也有「靈性」（soul），在契約交換中的禮物，在古代社會中的人群看來，其性質其實是一種「物性」與「靈性」的綜合。
在這個物品流轉過程中，由Maori人的hau觀點來看，現今的第一個送禮者，其實即是當初的最後一個收禮者，而贈送別人更高價值的物品，其實即是代了送禮人對受禮人的支配，因為日後受禮人對送禮人即有回禮的義務。以這種對人（包括群體和個人）、物品以及hau三者間關係的觀察為基礎，作者特別指出：無論是一般性質的報償，或是極端報償形式的誇富宴，裏面都反映著參與者在群體觀念系統影響下的理性計算行為，因為送禮者清楚地知道，受禮可以增加自己群體對他者群體具有的權威和力量（頁11-13），這裏面所反映的，並不只是像Malinowski 之前所觀察到的人們藉贈送財物「展示」權力的情感作用而已。
在Mauss看來，「形式」（form）和「理性」（reason）之間，其實顯現著一
種多重對應的函數關係。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區域內，一種社會系統，即具有一種具體對應的心智狀態（one social system, one precise state of mind）。社會系統是外顯的「形式」，心智狀態則是內在的「理性」。然而，form與reason之間的對應關係其實是多重的，隨不同文化區而有所差異。表面上是交易物品的市場「形式」，但交換物品的雙方其實不一定都是依「賤買貴賣」的「理性」在操作，而可能是出諸於一種物品兼具靈性的「理性」。所以，儘管「形式」（form）相同，但卻對應著不同的「理性」（reason）。以經濟系統而論，盛行契約性禮物交換的古代社會，並非可用「自然經濟」來概括，因為其貿易活動與市場系統也很發達，有市場經濟的「形式」，但卻與起源於近代歐洲的「功利主義式經濟」有所差異（頁72），具有不同的觀念系統做為市場經濟運作的特殊「理性」在運作。
Mauss著重分析的，經常是形構人群行為的一種「意圖之外的結果」。如救濟他人的慈善行為，其實其原始根源可能即是由禮物終須流轉以及向神祗犧牲祈求庇祐。與其說Mauss要分析經濟行為，不如說他要分析經濟行為背後所反映的觀念系統，而且是那些有助於「社會分工」的觀念系統；用Mauss自己的話來說，他要回答的是：Durkheim曾問的「形構（人群或個人）經濟價值背後的宗教性因素」究竟為何的問題（頁72）。Mauss不只是要分析經濟系統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他還要探究出讓不同形式經濟系統得以運作的背後觀念或理性。
Mauss著作影響了Polanyi，然而，Polanyi著墨更多的是：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如何運作？以及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如何變遷？藉由比較文化區中經濟體系的不同運作機制，Polanyi試著擴大社會科學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架構。
1958年，Polanyi簡賅地將當時社會科學所流行的諸種界定「經濟」現象的論述，區分為「實質論」（substantive）與「形式論」（formative）兩類，2並謂兩類論述在本質上亳無共同之處（have nothing in common），因為前者要討論的是「事實」，而後者則只是在進行「邏輯推演」。Polnayi將人類社會中經濟體系運作的機制，區分為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交易（exchange）三種原素，不同時空下的經濟體系，即是分別依三類不同機制原素而促成經濟行為。「互惠、再分配、交易」等三種不同原素的組合方式有異，即構成了該地區當時的特殊經濟運作機制。在「實質論者」看來，經濟行為其實是一個經濟行為被「制度形構的過程」（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Polanyi 強調：社會科學家在分析經濟行為時，重要的是要能擺脫「形式論者」純然側重分析「交易」要素在經濟機制內關鍵性的限制，應該要擴展研究視野，同時觀察「互惠、再分配和交易」三要素如何共同形塑經濟機制，亦即：觀察經濟行為（用Polanyi的話說，其實應說成是「經濟過程」，economic process，指的是財貨流
2 Max Weber其實更早即將經濟行為區分為「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兩類，但Polanyi 並未明確交代他與Weber這個概念間的關連性（Cook, S. 1968. “The obsolete anti-market mentality,”p.226）。
轉運動的過程）究竟是如何崁入當時、當地的經濟制度裏。
「形式論者」對Polanyi為代表的「實質論者」做了諸種回應，3而回應的基本內容，主要在於強調「實質論者」對經濟學分析方式的認識不夠全面，經濟學的分析，其實不只是分析市場中的「交易」行為而已；而就算經濟學分析真的偏重於討論交易行為，那也只是出諸於學者對分析對象的選擇，這些學者先將「互惠、再分配」等「非經濟因素」假設為常數，集中心力去分析市場上的「交易」行為，這並不是只重邏輯分析而不管事實存在與否。在「形式論者」看來，Polanyi 對經濟學分析只重logic不重fact的批評，其實是因為他自己未能弄清楚學術分析的性質本來即是要對社會現象進行抽象探究，這並不是經濟學所特有的特徵。
綜合觀察經濟人類學在1960年代前半期發生的實質論與形式論爭辯，正如黃應貴文章所指出的，兩派作品其實在論述上缺乏真正的交集，只是較多地反映了兩派學者的不同論述目標、對話對象，以及各自偏好的預設和取徑。黃應貴以十個指標說明兩派的種種不同（頁156-158），尤其是其中對「人與社會關係」、「emic 或etic不同的民族誌取徑」最為明顯，實質論者偏好用「社會」為自變數、「人」為因變數，以及採用土著觀點的（emic）的立場區分現象、討論問題、形成理論；而形式論者則偏好用「人」為自變數、「社會」為因變數，以及採用觀察者觀點的（etic）的立場。
無論Polanyi是否真有反「市場」的心態，至少，以分析人群經濟行為而言，他不僅擴大了研究者的視野，並提供了一個比較清楚而又可供操作的分類範式（paradigm），在進行經濟行為與經濟制度比較時，這套範式是個很好的研究起始點，使我們可以繼續依之操作材料、修正相關概念並進而發展理論。如果我們不只是要分析以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制度，而是想更全面地分析歷史上不同的經濟行為及其所崁入的不同經濟制度，則Polanyi的範式依然是很富啟發的參照架構。然而，如果研究者的重點放在更廣義的「文化」，而不止是限於不必然包括整體人際互動關係的「經濟」，則Polanyi的研究範式則似乎又不夠全面，因而與Mauss更富「整體性」的研究視野有所差異。
由Mauss《禮物》談到經濟人類學的「實質論/形式論」論辯後，現在若再進一步反思「物（thing）的理論」，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者認真考慮。一，如果想要比較細緻地討論「物、物質、物質文化」，則我們必需追問：如何才能將自己研究對象放入更富「整體性」的問題設定中？是要像「形式論」者般回答市場交易中供給、需求如何均衡的「物」（具有稀缺性本質的商品與勞務）的價格與數量問題即可，或是要像Polanyi拆解「物」（移動中的「物品」，goods in
3這些實質論與形式論的爭辯，可略見：Dalton, G. 1968(1961). “Economic theory and primitive society.” Burling, R. 1968(1962). “Maximization theories and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LeClair, E. E. 1968(1962).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Cook, S. 1968(1966). “The obsolete anti-market mentality.” 以上四篇文章，都收錄於E. LeClair & N. Schneider (eds.) Economic Anthropology.
movement）如何以「互惠、再分配、交易」三種不同要素嵌入社會、政治、文化關係而形塑成不同類型的經濟機制，還是要像Mauss一樣由「物」（報償之「禮物」）的「精神機制」考察「社會凝聚力」究竟如何運作與變遷，或是以上三者皆非，而是要像Bill Brown那樣探掘「物質性的無意識」（material unconscious）、「對物性的感知」（the sensation of thingness）如何形構與關連的問題。4或者，如果以上都不夠稱得上是「整體性」，那麼，對研究者而言，何者才是她（他）心目中較好的研究視野？什麼才是其心中理想的「物的理論」？二，做為一個希望朝向集體合作目標努力的學術團體，我們如何才能找到足以統攝彼此研究關懷的最大公約數？
4參見：Bill Brown,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merican Amusement, Stephen Crane and the Economies of Pla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ill Brown,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读书报告考核表 姓名赵秋芳年级研三系别教育科学学院 学科、专业教育管理研究方向有效教学 报告范围 报告日期20XX 年 1月 3日 及人数 基于梅里尔五星教学模式下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 报告题目 报 告 内 容 简 介 评分表 指导教师（签名）： 年月日
基于梅里尔五星教学模式下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 ——读《教学设计》有感 浙江省临安中学赵秋芳 没有好的课堂教学设计就不会有好的课堂教学实践，没有教师对课堂教学的认真设计，课堂 教学活动就难以有效完成。那么，在课改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教学 设计来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实现新的要求呢？最近学习的盛群力教授编著的《教学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为我提供了理论基础。 《教学设计》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盛群力的代表性著作。全书依据“适配内外条 件，指导分类教学，深层理解意义”的编写原则，注重介绍当代国际先进的教学设计理论、 方法和程序，注重探讨学与教的过程，以帮助读者提高教学设计能力，适应课程与教学改革中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盛教授在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和概念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觉。他认为，教学设计不仅要基于学科的知识内容和逻辑，更应从本质上，由学习任务的类 型（认知、情感和心理动作）来进行设计。不同的教学任务和内容，不仅有学科知识上的要 求，更需要不同智力成分的参与。作者将重点放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如何把握教学效果的各种 具体途径与做法上。看完这本书后，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梅里尔的五星教学模式。 一、梅里尔的五星教学模式理论基本内涵 五星教学模式又叫“五星教学原理”或“首要教学原理”，是由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教授 梅里尔博士大力倡导的，他既是以加涅为代表的第一代教学技术与设计理论的核心人物，又是第二代教学技术与设计理论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20XX年，梅里尔发表了《首要教学原理》，所谓“首要教学原理”，是指各种教学设计理论和模式都大体赞同的一种处方性教学 设计原理。首要教学原理原理试图确定能够最大程度读有利于学习的任何教学产品的若干基 本特征；首要教学原理也是有效教学的各种处方，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学设计理论的肯定， 并且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实施首要教学原理将有助于确保教学产品的教学技能。 （一）五星教学模式的特点 五星教学模式将认知主义和建构注意理论兼受并蓄，并博才众长地汲取可各种教学原理 共通的成分。 （二）五星教学模式的内容 梅里尔指出：虽然当前各种各样的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式发展迅速，但是它们之间绝不是 仅仅体现了设计方式上的差异，而是有其共同性，在依据考察不同的教学设计理论与模式上 提出了一组相互关联的首要教学原理，即五星教学模式。 五星教学模式将认知主义和建构注意理论兼受并蓄，并博才众长地汲取可各种教学原理 共通的成分。该模式倡导在“聚焦解决问题”的宗旨下，教学应该由不断重复的四阶段循环圈——“激活原有知识”、“展示论证新知”、“尝试应用练习”和“”融会贯通掌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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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圣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个人的观念加上对时局各方面的考虑造成的，所以人的行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用简单的善恶的道德观念去给人下定义。第二，就是相较于之前看的史书，《天朝的崩溃》写作方式严谨，史料详实。作者旁征博引，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附有标明出处的史料为基础，让人信服。当得起“研究”这两个字。 书中，茅海建先生逐条批驳了判定琦善是卖国贼的原因，根据史料，分析出“禁烟，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拒绝增兵虎门和私许香港”都不是琦善的所为。琦善之所以在道德评判中被定义为“恶”，或许是因为他是主和，而非主战派，这和传统的“贫贱不能淫，富贵怒能以，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不符。“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3因此哪怕妥协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道德上也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琦善和林则徐，一个被奉若圣人，一个臭名昭著。加上道德的评判，人们就更容易忽视历史的细节。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先妥协再图自强，比硬要往枪口上撞更要明智一些。 而更进一步来说，我们是在一百多年后，站在高台上审视着鸦片战争中各个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当1 2范冠华：《百度百科——天朝的崩溃》 2021-02-1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 1995-04 自序1页 3
《古代法》读书笔记 20155211014 杜佳凤 一、写在前面 不知是因为这不忍卒读的翻译还是自身浅薄的法制史基础（您说得对，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古代法》的阅读过程，时常伴随着情不自禁的一声叹息。照理来说，才粗略阅读一两遍的我，草率地写一篇读书笔记，有亵渎前人思想的嫌疑。然而有时候读到一些地方，感觉与自己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奇妙的碰撞，不禁感叹一句：“唔，这本书好像有点意思。”也算是在写文之外的另一种收获。 二、作者简介 《古代法》作者亨利?梅因，英国资产阶级的法律史学家，其于1861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古代法》，又名《古代法—它与早期社会历史的联系和现代思想观念的关系》。书中，他以近乎公式化的语言向人们宣告：“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地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此后“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断便被广为流传，也成为梅因主要思想的代名词。 在序言中，梅因直接说明了著作此书的目的，即“在扼要地说明反映于“古代法”的人类最早的某些观念，并指出这些观念同现代思想的关系。”两句话的阐述，不仅为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前明确全书的论证主题，也同时明确了梅因的主要论证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梅因是历史法学方法论的创始人，但梅因在晚年却否认自己属于历史法学派，他认为如果硬要把他进行归类的话，他宁愿属于比较法学派。这应该和历史法学的内涵及外延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界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梅因还是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是英国历史法学的创始人。 三、梅因的古代法研究方法 《古代法》发表的19世纪，正处于欧洲资产阶级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在当时，自然法深得人心，而梅因却一反时代主流思想的常态，对这种非历史性的、抽象的、假设性的纯理性思维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都是以人类的非历史的、无法证实的状态作为他们的基本假设”。导言中，亚伦对当时流行着的智力状态进行了例举，一方面，“英国的法律史，不仅被忽视了，简直就是被蔑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家更是认为法律史可以重头写起。而另一方面，当
读《道德的谱系》有感之虚无 2011103472 蔡少佳 尼采的道德批以“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为本,将道德的解构和精神的自我提升相结合,从而对于社会的道德的彻底抨击与否定,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偏激的思想,但是思想的进步总是会以这样的推动而发展。读这本书一直找不到老师所要求的为什么，直到读第三章时有了一些想法，下面我就通过禁欲主义对比尼采和叔本华的两种虚无来进行阐述。 对于其精神导师叔本华视作彻底解脱手段与终极奥义的禁欲主义，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的第三章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详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该种“意志的自我取消①”的确是，而且还仍将是一种意志，即“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同为虚无主义者与意志哲学家，尼采与叔本华，这两个在思想上紧密相关的人，如若深究起来却有迥然不同的逻辑根基。叔本华是在严密的反理性论证之后将意志推向前台，认定这一杂乱无章、不可理喻、利己的冲动性的存在为唯一真实的“自在”之物，接着又通过批判意志本身、揭示其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邪恶的灾难性处境来证实生存毫无意义，进而走向被动的虚无主义，即穿越摩耶之幕，自觉自愿地对生存意志及其欲望进行残酷弃绝。而尼采论证虚无时首先批判的是意志之外的东西，束缚意志的障碍物，一直充当着彼岸世界最高价值的柏拉图主义和它所变体的基督教道德——它们给欧洲人带来了颓废主义与奴性，百害无利且在历史景观中死期已至——陈朽的价值体系被破除后，意志必将被解放，获得绝对的权力与自由，从骆驼变成狮子，再变成大地的新生儿②。这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最初便旨在为意志及其欲望卸下千年的重负，重寻狂欢的酒神。由此可见，两种虚无主义实质于起点处便已分道扬镳，它们各自来自于自身的贬抑与对枷锁的拆除，于是前者不可避免地带来绝望，后者却带来激烈的恐怖与狂喜，带来“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的、流亡于荒漠的“超人”时代。 如此我们便理解二人为何对禁欲主义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了。在此我要详谈的是尼采对于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即哲学家的禁欲主义③的全面批判，叔本华哲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是一本对革命问题系统研究的经典之作。西达·斯考切波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寻国家政权陷入危机和冲突发生的根源，但这本书是一种“老问题，新视角”，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起源问题，斯考切波也由此开启了社会革命研究的第三代浪潮。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这本书中以扎实而丰富的研究方法为根基，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选取了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同时还选取了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日本、普鲁士和德国五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负面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用三个结构性关系展示了她的解释模式：一是国家君主制政府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二是国家统治者与国际竞争者的关系，三是农村的阶级关系。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的自主组织。换言之，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了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于竞争国际体系中，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常常落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考虑的是国内体制和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实现经济突破，因此拥有更强大更灵活的力量。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被上层地主阶级所阻碍，同时还受到农业阶级关系的影响。正如斯考切波在书中所说：“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家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的发生，外来威胁和挑战是常态，关键在于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整适应能力。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左右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农民起义的发生，那么社会革命就可以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斯考切波在书
1010040042刘嘉怡法律与行政学院社会工作 《超越自卑》读书笔记 在金鑫老师的推荐下学生认真拜读了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博士的代表作品《超越自卑》。阿德勒生于维也纳近郊的一个米商家庭，早年曾在维也纳大学学医，获得博士学位。初期追随弗洛伊德，后分道扬镳，自创了一个以“自卑情结”为中心的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类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卑”以及对“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强调个人与生存环境间互动对行为的影响。据说“此书被西方人视为了解自我和他人的教科书，起到了《圣经》起不到的作用”，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自卑》主要介绍了生活的意义、心灵与肉体、自卑感与优越感、早期的记忆、梦、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青春期、犯罪及其预防、职业、人及同伴和爱情与婚姻等十二个主要论点，共十二章。 在这本书里，阿德勒以平易轻松的笔调，描写了自卑感的形象、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如何克服自卑感，将其转变为对优越地位的追求，以获取光辉灿烂的成就。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初都是以感觉来判断是非好恶。刚出生的婴儿到幼年阶段，接收到任何负面的信息，印象都会特别深刻。容貌、身材的高矮胖瘦、课业成绩的好坏、家庭背景的差异等等，都有可能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种下自卑的因子。因此应该以坦然的态度面对自我内心中的自卑情结，使自己在生活、工作、处事上，避免走入自暴自弃或是骄傲自大的偏锋，才能够超越自己。 首先，本书第一章《生活的意义》是全书的纲领，也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理论核心。他提出，每一个人类个体在面对生存时，都要面临三个问题：职业、社交（与他人的关系）和性（即爱情和婚姻）。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三大问题，而由此作出的反应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他分析了人们各种错误“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过度关注自我，和正确“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有从属感和社会兴趣，作为团体的一份子，愿为人类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阿德勒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阐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他提出，当个体不足以应对环境挑战时，对其现时地位的不满必然将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自卑感乃是人类最普通的情绪，但人无法一直在自卑感下生活。因此，追求作为其补偿的优越感，是所有人的通性。简单地来说，即用“优越感”来弥补“自卑感”。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超越自卑。理想的补偿方式，是通过改变现实生活的处境来消除自卑，甚至获得成就。而生活的失败者，则在不合作的态度中，在自己的想象里获得满足。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生活，并拥有对他人有益的合作的生活态度。家长和教师应培养儿童对别人、对社会的兴趣，使他们真正认识“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他们就能够从自卑走向超越。 阿德勒说，自卑感实际上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动因。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而努力奋斗的结果。优越感的目标取决于每个人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建立在他的生活方式之中。人类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我们所有文化贡献的源泉。而超越力量的大小，审视自卑心的强弱，以及个性、企图心等。自卑与超越的相对强弱不同，在不同的人身上，衍生出许多种不同的性格与行为来。正因这股力量相当强大，若能够妥善运用，则可以成为一股不断突破的动力，否则，将成为另一个失败的开始。 从我们的童年开始，自卑感对我们的影响就从未停止过。儿童因为自身的弱小，在成长中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自卑。为了补偿这种感受，他们应该练习与他人合作的能力，以获得生活的安全感，并在这种愉悦中，获得兴趣并发展终身受益的技能。在家庭的影响一章中，阿德勒描述了家庭对个人的巨大影响。儿童时期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给每一个孩子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母亲不仅应该使孩子和她很好地合作，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学
此书简介： 《法学方法论》是台湾法学家杨仁寿先生1986年完成的有关法律解释学的力作，是他从事法学研究20年来的唯一一本书，可见花费的心血之多以及写作之认真。文中的写作功底和理论水平都足以让人叹服。199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在大陆发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作序，序中说“该书不仅已初步构建了一门实用而又新兴的学科即法学方法论的体系和框架，而且在中国大陆法学者有关法律解释学的论述基础上多有创新和开拓”。 第一篇：引论 引论共两章，第一章是对“诽韩案”的评析，他认为“诽韩案”中原告以韩愈39代孙之身份起诉维护韩愈的名誉权是不应该得到支持的。尽管刑法规定诽谤死人罪其直系血亲友告诉权，但这是以保护其“孝思忆念”为目的的。而原告虽为韩愈的直系孙，但年代久远，已不存在法律目的所保护之“孝思忆念”，因此应做“目的性限缩”解释，有告诉权的直系血亲只限于“五服”之内，这样才合乎法律规定的目的，实现实质的公正。法官的素养不能仅留在概念法学的阶段，而应在立法者之疏忽或不及预见时通过法律解释加以补充完善。 第二章是对“恶法亦法”的讨论。杨仁寿先生认为“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以此为拒绝裁判之理由”。法官是司法者，不是立法者，不能借口法律为一“恶法”而拒绝适用。法律制定或修改的程序繁杂，短时间不能完成。如果法律没有恶到令人无法忍受之程度，法官仍应运用法律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使之适合社会之要求，贯彻法律目的或社会目的。此时法律外表上虽为恶法，但实质上则非恶法。恶法在法的安定性上有重要作用，“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恶法亦法必须具备两种性质：一是必须为法律，就是法的恶的程度尚未与正义相悖过甚，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加以阐释，人切合社会之要求。二是此种“恶法”须具有“法的目的性”。法律是实现善或正义的手段。法官在解释法律行为也要以目的为依据，判断应有之内容，进行合理解释或补充。还举“威尼斯商人”的案件为例。 第二编：法学认识论 本编共分五章，分别为法学之任务、事务认识之客观性、法学认识之客观性、从逻辑分析方面认识法学之客观性、从经验事实层面认识法学之客观性。现一一详述。 法学之任务：从罗马法到罗马解释道德国法，逐渐演变形成“法律万能主义”，即认为法律规定的法典自
大卫休谟论说文集卷二——论道德与文学 读书总结： 大卫.休谟(1711----1776): 是英国经验派哲学家和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休谟主张用“哲学的精密性”来指导美学。休谟哲学的两大思想支柱是：“经验论”和“人性论”，主张：“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美学贡献主要是，在继承经验派传统的基础上，着重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美的本质”和“审美趣味标准”，因为这正是休谟最关心的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考察休谟的美的本质论：休谟认为：“美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某种形状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其效果的根源即“人心的特殊构造”。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在其《怀疑论者》和《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中都做了阐述。另一方面，在美的本质方面，他的思想观念又确实存在着矛盾，在《怀疑论者》中，休谟进一步提出，快感是一种内外协调的结果，而“美”的评价又是“快感”的结果，那样，这种观点就不全同于美的主观论。 关于美的本质，休谟有两种重要的观点：一，效用说：产生美感的原因，除了对象的性质外，还在于对象与他的所有者以及它的效用。“美”分为来自感觉和来自想象两种，感觉的美是由感官直接接受的，只涉及对象的形式；想象的美则起源于对象形式所引起的对象的便利和效用观念的联想，这就必然涉及内容意义。此论点是对于苏格拉底“美的效用”说的进一步发展。二，同情说：所谓“同情”就是借助想象而产生的对那个对象的人情绪的一种体会，或者说同感，对象之
所以能引起快感，往往由于他满足人的同情心，不一定触及切身利益。 休谟关于审美趣味的观点，主要集中于《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企图通过分析审美趣味的差异去寻找普遍的原则，分析了正确的审美趣味需要的条件和造成趣味差异的原因。 休谟的美学思想是以她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是根据对人性的分析和研究来回答各种美学问题。他的名著《人性论》是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著作，第二三卷主要涉及美学及伦理学。个人十分欣赏休谟行文清晰的逻辑性，读书笔记遵循休谟的论述逻辑框架，加入个人理解。 分篇笔记： 一：论趣味的敏锐与激情的敏感 Ⅰ：1，某些人拥有，激情的敏感①：即对于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极为敏感；即遇到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会产生强烈的情绪，虽然没有人能够完全具有稳重的性格而不受情绪的干扰，但是激情的敏感往往会造成更多冲动的错误 2，还有些人拥有，敏锐的趣味②：对于美丑十分敏感，理解为对于艺术的细节和品评具有更多的天赋，能在艺术中感受更多的趣味和更加强烈的痛苦。 Ⅱ：人们都更渴望拥有②敏锐的趣味，而抑制①敏感的激情→为了矫正激情的敏感：需要我们培养更高级，更雅致的趣味→培养趣味会提高对于温和的，令人愉悦的激情的感知力，而让我们的内心不为那些较粗野，较剧烈的情绪所动
法学方法论读书笔记 【篇一：法学方法论读书笔记】 此书简介： 《法学方法论》是台湾法学家杨仁寿先生1986年完成的有关法律 解释学的力作，是他从事法学研究20年来的唯一一本书，可见花费 的心血之多以及写作之认真。文中的写作功底和理论水平都足以让 人叹服。199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在大陆发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王利明作序，序中说“该书不仅已初步构建了一门实用而又新兴的 学科即法学方法论的体系和框架，而且在中国大陆法学者有关法律 解释学的论述基础上多有创新和开拓”。 第一篇：引论 引论共两章，第一章是对“诽韩案”的评析，他认为“诽韩案”中原告 以韩愈39代孙之身份起诉维护韩愈的名誉权是不应该得到支持的。 尽管刑法规定诽谤死人罪其直系血亲友告诉权，但这是以保护其“孝 思忆念”为目的的。而原告虽为韩愈的直系孙，但年代久远，已不存 在法律目的所保护之“孝思忆念”，因此应做“目的性限缩”解释，有 告诉权的直系血亲只限于“五服”之内，这样才合乎法律规定的目的，实现实质的公正。法官的素养不能仅留在概念法学的阶段，而应在 立法者之疏忽或不及预见时通过法律解释加以补充完善。 第二章是对“恶法亦法”的讨论。杨仁寿先生认为“法官适用法律时， 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 以此为拒绝裁判之理由”。法官是司法者，不是立法者，不能借口法 律为一“恶法”而拒绝适用。法律制定或修改的程序繁杂，短时间不 能完成。如果法律没有恶到令人无法忍受之程度，法官仍应运用法 律之阐释方法，加以阐释，使之适合社会之要求，贯彻法律目的或 社会目的。此时法律外表上虽为恶法，但实质上则非恶法。恶法在 法的安定性上有重要作用，“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恶法亦法必 须具备两种性质：一是必须为法律，就是法的恶的程度尚未与正义 相悖过甚，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加以阐释，人切合社会之要求。二是 此种“恶法”须具有“法的目的性”。法律是实现善或正义的手段。法 官在解释法律行为也要以目的为依据，判断应有之内容，进行合理 解释或补充。还举“威尼斯商人”的案件为例。第二编：法学认识论
《谈美书简》读书笔记 朱光潜的《谈美书简》是作者晚年皈依马克思，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建构自己的新美学体系的一次尝试，因此从朱光潜个人美学思想发展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为大家带来了《谈美书简》，欢迎大家参阅。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生命的黄昏还用如此细腻且深入浅出的文笔，将深奥的美学知识娓娓道来。对朱光潜老先生不由地由衷敬佩。 书中，老先生“对自己漫长美学生涯和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也算是“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在《谈人》里，老先生指出“原始人类对美的追求和所从事的艺术活动，如人体装饰、歌唱、音乐、舞蹈等，都直接源于原始民族休养生息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美学，原生活，贴近生活，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其实，冥思细想，美无处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就有不少美的传承，比如唯美典雅的国画、笔酣墨饱的书法、国之精髓的京剧、名扬四海的瓷器工艺…… 现代文化下人们更是发展了更多美学的分支。我们生活的现代城市格局，在追求现代感的同时融入大量自然元素，让自然在城市最大限度的得以保留加以体现，生态绿化的兴起，不正是体现人们在往更高层次的美的追求，在生活中时刻因外物美得到心理美，得到一种对于美感的满足从而欣喜，这也成为一种美。
文学美，就是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中间许多个性鲜明饱满的人物更是成为了美的代表。《巴黎圣母院》中年轻貌美的吉卜赛女郎在危急时刻为卡西莫多挺身而出，给他救命之水。奇丑无比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之后屡救吉卜赛女郎，为她报仇雪恨。你能说卡西莫多不美么？《老人与海》中穷困交加的圣地亚哥终日与海为伴，与比船还大的枪鱼奋战两昼夜，并击退啦鲨鱼无数次的攻击，虽然最后只拖回了一截白骨，但是我们能说他不是美的代表吗？还有《弱种子也要发芽》里的老农，得知“我”的孩子听力受损，看到他把弱种子抛弃很难过后，“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以既夸张又慈爱的姿势，抓起了那些瘪种子”，让它们“妥妥帖帖地躺在了新鲜、肥沃的土壤里”，此刻的老农在震撼人心的感动中能说不美吗？ 什么是美？如何学好美学？我们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美学，就真的不懂美了么？难道一定要学好美学，才算懂美？朱光潜先生书中举例的杜甫“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所反映的“移情作用”就明确告诉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情趣外射，达到物我合一，用心感受美的存在，就是最本质的美了。文学美，建筑美，都可归于此源。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罗丹的话已经为我们指引了通向美的真理的正确方向。 "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19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占领南京，自此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都。马克思密切关注中国革命，于5月20日写下这篇评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6月14日，此文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都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新一轮的危机即将来临。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起义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初读此文，有些不理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反复读了好几遍全文，才渐渐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矛盾是中国和英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英国用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赔款使税收负担加重，导致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部分官员纵容贩卖鸦片的恶行，贪污腐败，腐蚀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制。还影响了社会风尚等其他方面，中国社会开始解体，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一环。百姓不堪负重，当最终天灾出现的时候，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全盛时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坐拥最为富庶的江南。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广阔市场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产出没有限制的增加，依靠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才能消耗那么多的产出，但市场的扩大人赶不上工业的增长，一场危机潜伏已久。马克思以茶叶为
《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精选3篇）《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书笔记呢？怎样写读书笔记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下面是精心整理的《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卑与超越》读书笔记1 《自卑与超越》中阿德勒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阐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作者提出：每个人因为对其现时地位的不满意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的通性。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超越自卑，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生活。家长和教师应培养儿童对别人、对社会的兴趣，使他们真正认识“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他们就能够从自卑走向超越。 《自卑与超越》主要有生活的意义、心灵与肉体、自卑感与优越感、早期的记忆、梦、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青春期、犯罪及其预防、职业、人及同伴和爱情与婚姻等十二个主要论点，共十二章。原书名为《生活对你的意义》。这是阿德勒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 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与职业、社交和爱情这三个主要问题有关。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作反应时，都表现了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真正的生活意义在于对别人和社会发生兴趣以及能与人
合作。 阿德勒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肉体和心灵二者是生活的表现，它们都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心灵正是指挥肉体朝着一种能使我们获得安全和优越地位努力的。只有那些对他人产生兴趣而又决心要为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心灵才有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技术，使肉体正确行动，从而超越自卑，使自己鼓起勇气前进。 自卑感实际上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动因。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而努力奋斗的结果。优越感的目标取决于每个人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建立在他的生活方式之中。人类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我们所有文化贡献的源泉。而超越力量的大小，端视自卑心的强弱，以及个性、企图心等。自卑与超越的相对强弱不同，在不同的人身上，衍生出许多种不同的性格与行为来。正因这股力量相当强大，若能够妥善运用，则可以成为一股不断突破的动力，否则，将成为另一个失败的开始。 在人的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示着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早期记忆又特别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人生活方式的根源及其简单的表现方式。梦是是人类心灵创造活动的一部分。梦的目的是在支持生活方式，并引起适合于生活方法的感觉。每个人做梦时都好像他在梦中必须努力追求优越感一般。 家庭对人类的影响也很大，儿童时期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生活方式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可磨灭。母亲不仅应该使孩子和她很好地合作，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学会与其他人平等合作，发展自己的独立性。而父
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的读书笔记 武荣（法1201班） 《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一书是荷兰伊芙琳.T.菲特丽丝博士的著作。本书主要是写法律论证原理中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在中文版序和导论中，作者开篇即点明，本书是对各国不同理论背景下的法律论证研究与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的评论性概览，侧重点是对法律论证的分析与评价，并在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能以成体系的、原则的方式体现各种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提出某一法律命题的人都要提供支持该命题的论述”[1]，确实如此，这不仅是作者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法学方法论实际的运用中所达到的目标，律师需要通过论述证立其案件，法官需要通过论述证立其裁决，任何一个法律命题都需要论述来证立其自身的主张。 但证立的做出并不是都是合理的，书中不同学者的预设了不同的合理性规范，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法律论证理论做出了分析与评价，同时提出不同的对于评价的理性标准。本次读书报告主要以概括全书为主，对作者的详细论述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主要是由于人本身记忆之有限，需以文字来记录自己所读，在对全书做出一个简单的概要后，从整体来把握作者所写、所思。 在第一章中，作者概述了法律论证的一般研究背景，并提出了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法官在案件的裁决中需要根据案件事实来运用法律规则，首先需要发现正确裁决的过程，其次需要对判断进行证立以及选择在评价判断时所使用的评价标准，而对于第一种发现的脉络，是法官个人的心理过程，对于第二种证立的脉络属于研究论题。所以法律论证合理性的研究是有关在证立过程中提出的相关要件，而非心理过程。同时，利用法理论中理性重构，即“出于理性评判之目的对法律裁决的重新构型”[2]，对支持一种解释的论证进行重构，挖掘其隐含因素，来检验论证的正当性。
休谟《人性论》读后感 在大概的看了下《西方哲学史》的情况下，我知道了休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人性论》让我很好奇，看书名，就让我觉得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要有趣，当然哲学类的书籍都是非常枯燥难懂的，但只要懂了，那么在思想境界上就得到改造和提升。 休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我在上课时听老师介绍后，甚是震惊。12岁的休谟已经是爱登堡大学的学生了。出于“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和在哲学研究上的突破，休谟决定“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哲学）上。”，这时的他才18岁。我现在已经19岁了，还在拿“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句话来作为自己迷迷糊糊的生活的托词，实在惭愧。 《人性论》这本著作是休谟在他26岁时初步完成的，并在之后不断地增加内容。这本伟大的著作在当时却得不到重视，给辛苦研究的休谟带来很重的挫折。 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哲学，科学是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根据人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因此休谟提出一个建立一个科学体系，即有关于人性的“人的科学”。在此之前，我认为科学是本身存在的，是不变的真理，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只能被同一地发现而不会有不同的认知。站在人的角度看，但是这世界在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否则就不会存在问题的辩论了，其中关于克隆的问题就是一
个例子。所以归根到底，“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 关于人性，休谟分成了三种：知性，情感和道德学。我仅对第一卷的《论知性》第一章《论观念的起源、组合、抽象、联系等》中的部分谈谈我的个人的体会，至于整个《人性论》的内容概括我还无法体会和概括。 《人性论》的第一卷，休谟认为人心灵的一切知觉可分为“印象”和“观念”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印象：初次进入人的灵魂中的最强烈的的知觉；观念：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这两者是一般很容易区别，但是在少数的特殊例子上，两者可能很相近，以至于难以区分两者，所以需要一个东西作为区别，于是休谟就把印象和观念分为简单的和复合的这两类，这样就巧妙地消除了特殊例子对理论体系造成不严密性的漏洞威胁。 关于简单的印象和观念，书中所说“我们的全部简单观念最初出现时都是来自简单印象，这种简单印象和简单观念相应，而且为简单观念所精确地复现。”，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次序关系。次序的关系，休谟用的正面证明例子是儿童对于颜色和味道的观念，和官能出现事故类似天生就是盲人或聋子的人对于某些印象和观念的的缺失。但是休谟又提出来一个矛盾的例子，就是在渐变连续的色调中的中间一个空白点，人是可以凭想象来补充这一缺陷的。当看到这里时，我在想：这矛盾似乎彻底的摧毁了关于印象和观念的次序上的理论。但是休谟对这种例子作出了关于次生观念的说明，观念可以从新观念中产生自己的意象，通过这个说明休谟完整严密地证明出了一切简单观念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