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第一千零二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
条文要义
本条是对生命权之概念和生命权之内容的规定。
生命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维持其生命存在，以保证其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为基本内容的具体人格权。本条规定生命权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是维护生命安全，二是维护生命尊严。
维护生命安全，是权利人保持其生命，防止他人危害其生命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可以依据维护生命安全的权利，防止他人对自己生命的非法侵害；在环境对生命构成危险、尚未发生时，可以要求改变危险环境，保护生命安全。
维护生命尊严，是维护人格尊严的组成部分。人格尊严主要维护的是自然人在主体资格存续期间的尊严，当然也包括生的尊严和死的尊严，而生的尊严和死的尊严就是生命尊严，其中最重要的是死的尊严，包括选择尊严死、生前预嘱和临终关怀等内容。当生命濒临终结、不可治愈，且采取延命措施会有巨大痛苦时，权利人有权以生前预嘱等方式，选择尊严死，实行临终关怀，要求采取减轻痛苦的医疗措施。
维护生命尊严是否包括可以采取安乐死，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从原则上说，生命尊严是安乐死的上位概念，但是本条并未明确规定积极安乐死，但是消极安乐死应当包括在其中。不过，规定了生命尊严，将会给安乐死立法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将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
生命权的义务主体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生命权是绝对权，一个自然人是生命权的权利主体，其他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都是该生命权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生命权权利主体的生命的义务。生命权权利主体之
外的所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包括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概念之中，作为生命权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生命权”的法定义务。
案例评析
陈甲、陈乙、陈丙诉陈丁、吴某某、李某某、周某某生命权纠纷案[1]案情：陈甲系陈某的妻子，陈乙系陈某的父亲，陈丙系陈某的女儿。陈某欠陈丁合法债务若干，债权债务尚未清结。此后陈丁找寻陈某未果。后陈丁在某KTV发现陈某，遂上前要求陈某还款，陈某称不欠陈丁钱款。陈丁先后联系执行案件的承办人和派出所后，双方便商定等到天亮一同到法院解决。在等待天亮过程中，陈某两次到旁边的某医院上卫生间。陈某的朋友吴某某和李某某跟随陈某一起，并在卫生间外等候。其后，陈某为摆脱陈丁等人，翻墙逃走，不幸坠落身亡。陈某家属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公民的债权可以通过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两种途径实现，陈丁的债权经过法院判决和执行均未得到实际清偿。陈某在没有受到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利用上卫生间的时机，明知危险还翻出卫生间窗户离开现场，进而不慎坠地造成颅脑损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自己过错明显，应自行承担责任。遂驳回原告陈甲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在我国，受“人死为大”相关文化的影响，当在某一案件中出现自然人死亡的结果时，社会舆论基于情感冲击和第一印象容易倾向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然而，这样的倾向是必须避免的。判断是否构成生命权侵权应该严格按照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本案中，陈丁等人为实现债权，在法院与公安机关无法及时介入纠纷的情况下，实施自力救济，没有对陈某实施暴力行为，符合自力救济的合理限度，不属于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错。相反，陈某多次拒不履行债务在先，若陈丁等人不对其进行暂时看护，陈某很有可能再次逃避债务。在此情况下陈某为逃脱债务，明知跳楼危险而仍然为之，其死亡的结果与其跳楼具有直接关系，其跳楼的行为并非受陈丁等人的影响，陈丁等人的行为与其死亡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综上，陈丁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生命权侵权。本案是以法律为准绳理性裁判的典型案例。民法典生效后对于关涉生命权保护的案件应适用第1002条。
第一千零三条 自然人享有身体权。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
条文要义
本条是对身体权之概念和内容的规定。
《民法通则》规定的是生命、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身体权，因此，身体权是否为人格权曾经被怀疑，直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身体权，身体权是人格权才有了定论。
身体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维护其身体组成部分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身体组织的具体人格权。本条将行动自由纳入身体权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误读。行动自由不是身体权的内容，而是人身自由权的内容。
身体权的客体是身体。身体是自然人的生理组织的整体，包括两个部分：（1）主体部分，即头颅、躯干、肢体的总体构成，包括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2）附属部分，即毛发、指（趾）甲等附着于身体的其他人体组织。移植的器官或者其他组织与受移植人成为一体的，成为受移植人身体的组成部分。镶装、配置的人工制作的身体残缺部分的替代物，不能自由拆卸的，构成身体的组成部分，例如，种植牙是身体的组成部分；能够自由拆卸的，不认为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不受身体权的保护。
身体权的内容是：（1）维护身体的完整性，任何人不得破坏自然人的身体完整性。（2）支配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包括对肢体、器官、身体其他组成部分的支配，其前提是不得妨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身体权的义务主体是权利人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是对义务主体所负之义务的规定。
案例评析
张某诉程某身体权纠纷案[2]
案情：张某（女）和程某（男）系夫妻，程某因家庭琐事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致张某身体多处受伤。后张某诉至法院。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本案中程某对张某的人身损害发生于5月26日，两年后张某经司法
鉴定机构鉴定鼻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即暴力实施两年后张某的权利被侵害范围和损害数额得到确认，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两年后伤残鉴定时间，故张某起诉请求程某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超出诉讼时效。张某因程某的家庭暴力遭受人身损害，应获救济。
评析：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家庭暴力案件是实践中多发的侵害权利人之身体权、健康权的案件。本案揭示了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具有暴力对象的特殊性、形式的多样性、行为的隐蔽性、结果的循环性等特点。本案裁判的典型价值也在于对身体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的认定。在侵害自然人身体权的案件中，请求停止侵害的人身权请求权，以及侵害身体权导致的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由侵害身体权引发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仍受诉讼时效限制。本案裁判中法官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的规范，正确认定了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相关案例提供了裁判参考。民法典第1003条是对自然人身体权之享有和保护的具体规定，可作为家庭暴力案件中认定人格权侵权的直接法律渊源。
第一千零四条 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条文要义
本条是对健康权之概念和内容的规定。
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自己的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具体人格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区别是：健康权维护的是自然人的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的完善发挥，身体权维护的是自然人身体组成部分的完整。简言之，健康权保护的是身体机能的完善性，身体权保护的是身体组成部分的完整性。
健康权的客体是健康。健康是指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生理机能的正常运作和功能的完善发挥，这两个要素协调一致发挥作用，达到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终目的。关于心理健康是否为健康权的客体，有不同看法，有的观点认为心理健康并不是健康权的内容，另有观点认为心理健康是健康权的内容。
健康权的义务主体是权利人之外的所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规定的就是健康权的义务主体及其负有的法定义务。
案例评析
刘某诉孙某、李某健康权纠纷案[3]
案情：孙某是某日用品经营部个体业主，系某科技集团的加盟店，李某系某科技集团公司销售经理，刘某曾在日用品经营部购买保健产品。李某携带三台数码经络治疗仪至孙某开设的日用品经营部进行指导，孙某遂联系刘某。在指导过程中，李某向刘某介绍说数码经络治疗仪具有通经络的功效，并对刘某使用了数码经络治疗仪。后刘某感觉不适，并有呕吐现象，后被送至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水中毒；电解质代谢紊乱；癫痫持续状态”。刘某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被告孙某作为召集人和指导场地的提供者，未设立该数码经络治疗仪与其经营的产品无任何关系的区别性标志，且在此过程中提供辅助性服务，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评析：一般的身体权侵权案件多属于行为人直接侵害受害人健康权的案件，本案关涉的健康权侵权方式与一般案件中的有所不同，是行为人未尽相应审查义务导致侵害他人健康权的案件。本案中，经营日用品的个体店主允许他人在其经营场所内从事产品宣传服务时，其作为场地提供者，应对所宣传的产品及服务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必要的审查，若未尽此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属于通过不作为侵害他人身体权的情形。场地提供者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产品有健康隐患的商家在其场地内从事经营活动，消费者在此消费后因场地内销售者销售的产品遭受健康权损害的，该损害结果与场地提供者未尽审查义务具有因果关系，场地提供者亦因未履行相应的审查义务而具有过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裁判还提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原因纷繁复杂，对于相关侵权责任，除人格权请求权的行使外，需要按照一般侵权责任要件进行认定。
第一千零五条 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
条文要义
本条是关于自然人处于危难时特定主体负有救助义务的规定。
当自然人的人身遭受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及时履行救助义务。这一规定与民法典第1220条关于紧急情况下医疗机构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的规定相衔接，也和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相衔接。
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和个人是指医疗机构、院前救助机构以及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等。这些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负有对处于危难之中的自然人的救助义务。
法定救助义务产生于以下情形：（1）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之时；（2）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当出现这样的情形时，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构和个人必须负起紧急救助的责任，对该自然人进行紧急救助。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8、1220条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本条规定的主体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构和个人。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发现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依据道德也是应当予以救助的，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免除其责任。
案例评析
张乙、张丙诉朱某生命权纠纷案[4]
案情：2017年1月9日，张某与张甲发生交通该事故，张某跌倒、张甲倒地受伤、摩托车受损，后张某起身驾驶摩托车驶离现场。事发当时，朱某驾车经过肇事现场，发现肇事逃逸行为即驾车追赶。追赶过程中，朱某多次向柳赞边防派出所、曹妃甸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等公安部门电话报警。朱某在追赶张某过程中不断劝其自首，张某不听并被火车撞死。张某的近亲属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朱某作为现场目击人，及时向公安机关电话报警，并驱车、徒步追赶张某，敦促其投案，其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从被告朱某的行为过程看，其并没有侵害张某之生命权的故意和过失。在张某为逃避追赶，跨越铁路围栏、进入火车运行区间之后，被告朱某及时予以高声劝阻提醒，同时挥衣向火车司机示警，仍未能阻止张某死亡结果的发生。故该结果与朱某的追赶行为之间不具
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原告张乙、张丙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本案中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应判断朱某之行为的性质，从而认定朱某是否具有过错。本案中，朱某是普通公民，本不负有追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但是其出于阻止犯罪、追缉交通肇事人的目的对张某进行了追赶，属于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所实施的阻止不法侵害者逃逸的行为，应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本案审理法院在此性质的判断上是妥当的。在追赶过程中，张某持刀威胁、情绪不稳，存在伤害朱某的可能，朱某相应拿起木棍属于自卫行为，并非对张某构成威胁的行为。张某进入火车运行区间后，朱某不是具有法定义务的人，不负法定救助义务。张某肇事后本不应逃逸，其作为成年人自身应该认识到进入火车运行区间存在高度危险性。此后朱某高声提醒、劝阻的行为是自发的帮助行为，即使最后未能阻止张某的死亡结果发生，亦不能认定朱某存在过错。本案在此处的认定也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千零六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
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条文要义
本条是关于自然人捐献身体组成部分及方式的规定。
自然人捐献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或者遗体，是行使身体权的行为，受民法典第130条规定的自我决定权的约束，须自主决定。捐献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行为，是有利于他人的高尚行为，在不影响或者不严重影响自己健康的情况下，依照权利人自己的意志进行。捐献行为不得有偿进行，但是并不妨碍受益人给予一定的补偿或者营养费，以弥补权利人健康受到的损害。捐献的对象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自然人死亡后的遗体；但是不得捐献能够影响生命或者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人体组成部分。
对于捐献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实施欺诈、利诱、胁迫，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强令自然人进行上述的人体组成部分的捐献。实施欺诈、利诱或者胁迫的方法使自然人违背其真实意志而实施捐献行为的，构成侵害身体权的侵权行为，行为人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自然人在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就没有否定捐献自己的遗体的意志。在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代表其作出捐献的决定。对此，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其配偶、成年子女和父母共同决定捐献。
案例评析
范甲等诉某医院等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5]
案情：范甲系范某某之妻，范乙系范某某之女，范丙、范丁系范某某之子。范某某于2016年3月5日因尿毒症至某医院进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术后出现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情况，于2016年12月11日死亡。范甲等称范某某在进行肾移植前向某医院支付了肾源费35万元，后某医院退回14万元。范甲等诉至法院，要求某医院退还其余21万元。法院认为，我国现行的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倡导自愿、无偿的器官捐献原则，明令禁止器官买卖，但并未禁止接受器官一方对供体家属自行进行补助。范某某自愿申请做肾移植手术，并且某医院已经向范某某家属告知要获得肾源进行肾脏移植需向供体提供部分经济补偿，范甲等同意并自愿交纳35万元，此笔款项系范甲等对供体的经济补偿，某医院在找到供体完成手术后已履行了应尽义务。范甲等要求返还肾源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评析：就我国医疗实践而言，人体器官的捐献数量与实际需求远难匹配。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案中对于医疗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器官捐赠的经济补偿机制的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其认为这种合理的经济激励补偿机制，与无偿捐献的原则并不违背。虽然民法典第1006条规定，对于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的利用只允许通过无偿捐献的方式进行，并在第1007条明文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但是本案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作出的裁判以尊重现实社会习惯的开放心态，直面我国在人体组成部分医疗资源短缺方面的问题，支持了受体一方对供体自行进行补助的做法，值得肯定。
第一千零七条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
条文要义
本条是关于禁止买卖人体组成部分的规定。
任何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以及遗体，都是人的身体组成部分，或者是人的身体的变异物，都不是交易的对象。出于救助他人的高尚目的，自然人可以将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或者遗体捐献给他人或者公益组织，但这不是买卖。进行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或者遗体买卖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任何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以及遗体的行为都是无效的行为，都在被禁止之列。
买卖行为是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并支付报酬的交易行为，买卖人体组成部分的行为也是这样，即明码实价地进行交易。捐献身体组成部分的行为是无偿行为，不是买卖行为。即使在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或者遗体时会有一定的补偿费用，但这费用不是交易标的物的对价，而是对捐献者作出牺牲使身体受损的补偿，且通常是由医疗机构给付的。因此，两种行为的性质不同，一种是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另一种是法律所支持、保护的。
案例评析
李某诉郭某共有纠纷案[6]
案情：2016年郭某之女郭女因交通事故死亡。案发后，郭某以自己的名义将女儿的尸体出售给他人收取费用140000元。郭某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肇事者，获赔郭女因本次事故致死产生的损失费共计554459.5元。李某在郭女去世前与郭某的夫妻关系一直处于存续期间。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分割尸体对价款及交通事故所获赔偿款。法院认为，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买卖人体器官和尸体，无论双方是否自愿。本案中郭某虽为死者郭女之父亲，但其买卖死者郭女之尸体的行为属违法行为，其收入为违法所得，李某要求郭某支付买卖死者郭女之尸体违法所得的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本案是一起匪夷所思的请求分割出卖尸体所得款的案件。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对于现
实生活中出现的将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买卖的行为，法律不认可其效力。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是具有伦理属性的物，其处置规则与一般物的处置规则不相同。关涉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买卖的合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一律无效；已经交付对价的，构成不当得利；情节严重、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
第一千零八条 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书面同意。
进行临床试验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
条文要义
本条是关于对自然人进行临床试验的范围和程序的规定。
为了提高医学科学水平，维护人类健康，法律准许对自愿者进行临床试验，经过临床试验，取得医疗经验，将成熟的医疗技术和药品应用于临床，使更多的患者采用同样的医疗技术或者药品进行治疗而受益，恢复健康，生活得更好。
不过，凡是临床试验就会存在风险，而临床试验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索新的医疗技术和药品的风险所在以及如何改进，因此，进行临床试验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就是违法行为，是侵害受试者的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的行为。
本条规定临床试验的范围是：（1）研制新药；（2）研制新的医疗器械；（3）发展新的预防方法；（4）发展新的治疗方法。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行为才是法定的临床试验，超出这个范围进行的临床试验都是违法的，都是侵害受试者的身体权、健康权的行为。
进行临床试验的程序是：（1）依法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2）经过医疗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3）须向受试者或者其监护人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的内容是实验目的、用途和可能发生的风险等，告知的要求是详细；（4）受试者须作出书面同意，口头同意不发生效力，以避免日后发生纠纷。
符合上述试验范围和试验程序的临床试验，是合法的临床试验，法律予以保护。违反者，为侵权行为，行为人须承担民事责任。
接受临床试验的行为是高尚的行为，因此，进行临床试验是免费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
案例评析
李某、冉某诉北京某医学研究有限公司、北京某大学、广州某三甲医院
药物临床试验合同纠纷案[7]
案情：患者冉甲入广州某三甲医院治疗。经反复沟通说明，患者及其家属签署“受试者知情同意书”及“受试者代理人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由北京某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申办并资助、由北京某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在广州某三甲医院实施研究的“改进高血压管理和溶栓治疗的卒中研究”药物临床试验项目，进行静脉溶栓治疗。同年，患者经治疗无效死亡，经尸检鉴定死因为大面积脑梗死和脑疝形成。患者配偶李某、儿子冉某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冉甲（受试者）与北京某医学有限研究公司（申办者）之间成立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关系。由申办者提供给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书等文件属于格式条款，应当适用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申办者没有依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第43条与知情同意文件为受试者购买保险用于补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遂支持了李某等的诉讼请求。
评析：本案是关涉上市药物使用方法改进的临床试验的典型案件，具有新颖性。民法典第1008条规定的临床试验范围严格限定于研制新药、研制新的医疗器械、发展新的预防方法和发展新的治疗方法四种，本案中涉及的关于改进药物使用方法的临床试验并不在该范围内，故本案即使发生于民法典生效后也不能适用民法典第1008条的规定。但是，本案裁判中认定的在临床试验中各主体间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仍具有参考价值；阐述的此类药物临床试验中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涉及的风险，对于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权益保护及临床试验医学实践风险防范具有指导意义。一般而言，在药物临床试验关系中，受试者同时与申办者、研究机构成立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关系，申办者一般会为受试者购买相关保险以转移风险，若未购买保险，申办者一般会成为最终风险的承受者。
第一千零九条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
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
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条文要义
本条是关于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须依法进行的规定。
人体基因是DNA分子上携带有遗传信息的功能片段，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人体基因主宰生命，是人生老病死的根源。研究人体基因，就是通过体液、血液检测，经提取和扩增其基因信息后，通过基因芯片技术或超高通量SNP分型技术，对被检测者细胞中的DNA分子的基因信息进行检测，分析所含有的各种疾病易感基因的情况，使人们能及时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预测身体患病的风险，从而有针对性地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预防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
人体胚胎是人体早期发生，从受精至第八周末的发育时期即胚前期和胚期的胚胎。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当代生殖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并且在继续发展。涉及人体基因和人体胚胎的医学和科研活动都在深入进行，这些活动都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不过，凡是进行高科技研究，都会存在风险，处置不当就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例如，已经发生的人体基因编辑的研究和试验，就是突破了研究底线的危险做法，应当予以禁止。本条对此作出规定：凡是从事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红线，即：（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2）不得危害人体健康；（3）不得违背伦理道德；（4）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违反这些红线之一，就是突破了研究和医学的底线，就是违法行为，就在禁止之列。
本条规定人体胚胎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人体冷冻胚胎权属争议的案件中对人体冷冻胚胎的民法属性不明确。尽管本条仍然没有规定其具体的属性，但是法律对此作出了规定，法院就可以以此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对权属争议进行判决。
案例评析
华夏公司诉某广播电视台名誉权纠纷案
案情：某广播电视台“社会写真”栏目连续播出了三篇题为《“基因检测”打碎了谁的发财梦》的系列报道。华夏公司认为某广播电视台的三篇报道基本内容完全失实，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某广播电视台三篇题为《“基因检测”打碎了谁的发财梦》的系列报道有部分内容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报道的整体内容尚未构成严重失实，某广播电视台的目的是提醒公众，在对基因检测作充分了解前花费巨资进行检测应当谨慎，以避陷入新闻报道中人物所面临的困境。某广播电视台作为地方新闻媒体，担负着反映当地民生和民意的职责，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无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及调查手段的局限性，要求报道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既不符合客观规律，也不利于其承担起批评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故侵权不成立。
评析：本案是社会媒体舆论监督“基因检测”技术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具有社会典型性，提供了与民法典第1009条相契合的裁判倾向。本案中，某广播电视台的报道是否失实是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核心，而判断报道是否失实的依据就是华夏公司进行基因试验的行为与性质。华夏公司为测试者提供基因检测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且该费用在社会一般认知中并不低。然而，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相关科研和技术属于科技专业领域，一般民众对其认知有限；加之基因检测具有较强的伦理属性，基因检测结果属于测试者的个人隐私，一旦泄露将引发严重后果，故社会媒体有权利对其进行舆论监督，以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并监督此类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就此而言，某广播电视台对于华夏公司的新闻报道并不存在严重失实，主要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故认定其行为不构成侵权的裁判是妥当的。
第一千零一十条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条文要义
本条是关于自然人享有性自主权和规制性骚扰行为的规定。
本条直接规定的是对性骚扰行为的规制办法，但是其中包含着性自主权，是规定性自主权的一个变通办法。
性自主权是自然人保持其性纯洁的良好品行，依照自己的意志支配其性利益的具体人格权。未成年人尚未性成熟，不能行使性自主权。自18周岁起，自然人方可行使该权利，支配自己的性利益。性自主权不是身体权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性骚扰行为是指行为人违背权利人的意志，与权利人强制进行性交之外的性行为，侵害权利人性自主权的行为。任何人对他人实施侵害性自主权的性骚扰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规制性骚扰行为有两种立法模式：（1）权利保护主义，即以保护性自主权人的权利为主，追究性骚扰行为人的民事责任。（2）职场保护主义，即对性骚扰行为的制裁，以制裁职场负责人未尽保护义务的违法行为为主，以保护权利人的性利益及性安全。我国采取以权利保护主义为主、以职场保护主义为辅的对策，既追究实施性骚扰行为的行为人的责任，又追究职场负责人未尽保护义务的责任。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权利保护主义的规则，第2款暗含的是职场保护主义的规则，但只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的职场责任，即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对职场工作人员进行性骚扰。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责任条款，但是只要单位没有尽到上述义务，发生了性骚扰行为，侵害了职工的性自主权，便可以依照民法典第1198条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或者第1191条第1款关于用人单位的责任的规定，追究单位的民事责任。
案例评析
熊某某诉某屋面系统（成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案情：熊某某在某屋面系统（成都）有限公司工作，任维修主管。在工作期间，熊某某采用语言挑逗、通过电脑网络发送黄色照片以及趁对方不注意时触摸臀部等方式，对同一办公室的同一女员工赵某多次进行骚扰。公司经调查确认上述行为后，多次找熊某某谈话、教育，但熊某某拒不接受教育、拒不承认错误。其后，公司依据《劳动法》第25条第1款第2项和公司的“员工奖惩条例”第7条，以熊某某严重违反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且不接受教育为由，作出与熊某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熊某某起诉请求撤销公司的解聘决定。法院认为：熊某某严重违反了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违反了国家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违反了公司的劳动纪律等规章制度，对公司形象也造成不良影响，且拒不接受教育管理、拒不承认错误。公司作出与熊某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的决定，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单位规章制度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
评析：本案裁判于民法典生效之前，裁判时关于发生在职场的性骚扰的规定多存在于《劳动法》和《侵权责任法》之中。劳动关系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雇主负责提供劳动工具、劳动场所，有对劳动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发生，既损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也损害了其劳动权。这正是用人单位应为避免职场性骚扰的发生采取相关措施的正当性所在，也是民法典第1010条第2款的理论基础。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即使用人单位未事先明确将职场性骚扰行为视为违纪，但员工职场性骚扰情节严重的，用人单位依然有权直接将性骚扰下属的行为纳入《劳动法》第25条第2项规定的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之中，从而据此解除与行为人的劳动合同。本案裁判对于惩治职场性骚扰行为有积极效应。
第一千零一十一条 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条文要义
本条是对人身自由权以及侵害人身自由权之行为及责任的规定。
人身自由权与人格自由不同，不是抽象人格权，而是指自然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人身不受约束、控制和妨碍的具体人格权。其基本内容包括两种自由权：（1）身体自由权，即自然人对自己的行动自由支配，不受他人约束、控制和妨碍的权利；（2）思维自由权，即自然人对自己的思维自由支配，不受他人约束、控制和妨碍的权利。本条规定的是人身自由权中的行动自由权。
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具体人格权，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对权利人的人身自由权负有义务，即不可侵义务。
本条规定了两种侵害行动自由的行为：（1）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2）非法搜查他人身体。前一种行为的范围比较广泛，不仅包括非法拘禁，还包括其他剥夺、限制他人行动自由
的行为。其实，在侵害人身自由权的行为中，非法拘禁等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凡是非法剥夺、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行为，都是侵害人身自由权的行为。至于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比较好识别，没有合法手续搜查他人身体的，都是侵害人身自由权的行为，行为人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条没有规定侵害思维自由的行为及责任。以使他人陷入错误为目的的行为，或者以不当的目的和手段预告凶险而使人产生恐怖的行为，或者妨碍、干涉、限制他人正当的思维，使其陷于错误的观念的行为，都是侵害思维自由的违法行为，行为人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案例评析
陈某诉李某某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8]
案情：李某某、王某某、谢某某、罗某、曹某非法拘禁陈某，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李某某、王某某系主犯，谢某某、罗某、曹某系从犯。受害人陈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认为：陈某因刑事犯罪而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是相同的，否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将形同虚设。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既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也非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且本案侵权人已受刑事处罚，体现了对陈某的司法救济和精神抚慰，故陈某只应在物质损失的范围内主张赔偿，其要求李某某等支付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评析：侵害自然人人身自由权的案件极易引发刑事犯罪，本案是此方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典型案例。本案中，陈某受到李某某等的非法拘禁，李某某等具有非法拘禁的故意，客观上侵害了陈某的人身自由，构成了对陈某之人身自由权的侵害，同时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单就侵权责任而言，陈某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李某某等承担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针对非法拘禁的侵权行为，多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失仅包括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但是在本案中，受到非法拘禁和殴打的陈某受到的损害是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若在单纯的民事案件中，对其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均应予以救济。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8）.
[2]最高人民法院公布49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之三十一，北大法宝引证码：
CLI.C.8076515。
[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1）.
[4]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案号：（2017）冀0224民初3480号。二审法院为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8）冀02民终2730号。
[5]审理法院：一审法院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8）京01民终1357号。二审法院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号：（2017）京0108民初33106号。
[6]审理法院：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案号：（2017）陕0626民初876号。
[7]广州法院医疗纠纷诉讼情况白皮书（2015—2017）暨典型案例，北大法宝印证码：CLI.C.86873020。
[8]审理法院：四川省蒲川县人民法院，案号：（2017）川0131民初313号。
人格权法能否独立成编 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学界对此褒贬不一。关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必要性，支持者给出的理由很多，例如提升人格权法的地位，加大人格权保护力度；突破大陆法民法典的历史窠臼，创新中国民法典立法模式；开发人格权的利用，促进人格利益的合法交易等等。但我并不赞成人格权独立成编，理由有如下五点： 第一，从权利主体看，法人没有也不应该享有人格权，人格权法应当独立成编的观点将明显有违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逻辑;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人格的含义虽有多种，但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是指物质性人格要素和精神性人格要素的结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而不是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人格(权利能力)，而法人既不具备物质性人格要素，也不具备精神性人格要素，因而法人自身不具备产生和享有人格权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第二，支持人格权法应独立成编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新类型的人格利益不断涌现，而我国《民法通则》列举的人格权难以保护这些新类型的人格利益，这就需要通过建立独立的人格权编，形成一种开放的人格权法体系，不断扩大人格权保障的范围。从权利类型看，“已经成熟”的人格权只有7种，一般人格权也只需要一个条文就可解决，不需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 第三，从权利的性质看，人格权不是一种支配权，人格权法不必包括人格权的得失变更的规定，条文数很少，不足以独立成编;人格权是一种受尊重的权利，一种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支配权。由于人格权不是支配权，导致人格权关系只有发生与消灭，而无移转和变更，权利人既不能将自己的人格权转让给他人，也不得通过法律行为或其他措施加以限制。而且，人格权的发生和消灭与自然人的出生和死亡是同时进行的，自然人一出生即获得法律人格，也就获得各种生命、身体、健康、名誉等人格权利;在其死亡时，其法律人格归于消灭，其生前享有的各种人格权利也就不复存在。 第四，从权利内容看，人格权的权能更多的体现为消极权能，即排除他人对人格权的侵害或者妨害，内容单薄，难以独立成编;所谓“人格权的内容”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将人格权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来理解，此时人格权的内容是指权利主体(自然人)的权利和相对人的义务。人格权为绝对权，其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人，而义务主体则是除权利主体之外的不特定的任何人。义务人所负的义务是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可见，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的内容主要表现的是权利的一面，义务不仅是消极的，也是稀薄的。二是将人格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来理解，此时人格权的内容是指人格权的权能的总和。在法律上，所谓权能，实质上意味着行使权利的各种可能性，是指权利人为实现其对权利的独占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可见，权能是一个表明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关系的概念。 第五，从立法技术看，立法、司法与学说的合理分工，要求将本该由司法和学说解决的问题排除在法典之外，只要不人为地增加人格权法的条文数量，人格权法就不应该也不可能独立成编。立法、司法与学说的合理分工，是法典编纂技术的重要指标。学者的研究表明，立法权与司法权呈此消彼涨的关系，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的权力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的权力成正比。立法者若对自己的认识能力抱极大的信心，必然努力制定预料未来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典，由此使司法者补充和变通适用法典条文的活动成为不必要并不允许，这就必然导致立法至上或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
论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必要性 一、人格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人格权的概念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以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人格全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以独立的人格所应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人格权具有多种分类,在对人格权的内涵进行界定的最重要的分类是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的权利,特别人格权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 (二)人格权的特征分析 人格权作为体现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项权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人格权基于自然人出生和法人成立这一事实而取得,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人格权是法律对主体进入社会的资格的确认,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相脱离,不论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些权利的存在,人格权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的专属权利,只能由每个民事主体自己享有。在一般情况下,人格权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也不受他人的非法限制,不可与民事主体的人身相分离。 第三,人格权是维护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必备权利。民事主体不享有人格权,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甚至根本不可能作为主体存在。 第四,人格权是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这种人格利益大都体现为一定的精神利益。与一般的有形财产利益不同,人格利益是主体行为与精神活动的自由和完整的利益,是以民事主体的精神活动为核心而构成的。 二、现代民法中人格权制度的新发展 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需要,现代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1)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地位的凸显。在传统民事权利体系中,不存在与财产权等量齐观的独立人格权,民事权利仍然以财产权为核心,整个民法基本上基于对财产权的保护而构建了自身的体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人权保护的逐步重视,那种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财产权益的拜物教观念已经过时,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①
人格权与人格、权利能力 【引言】随着《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陆续颁布，我国民法体系渐趋成形。目前立法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已转移至人格权部分，理论界关于人格权是否独立编的争论已经是甚嚣尘上。对于人格权是否独立成成编，有大量的理论空洞需要解决。然而，从人格的起源、民法对主体用词的基本概念出发，对人格权与人格、权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历史与理论的考察，或许，我们对人格权的思考，将有一个新的角度与支点。 人格罗马法上的起源 研究人格权不可避免的要去弄清楚人格是什么，就如在讨论物权时必须把物弄明白，在讨论债权时得把债界定清楚一样。据我国罗马法学者周枏考证，罗马法上有三个关于人的概念①：生物意义上的人（homo）、被借用指权利义务主体的人（caput）、和借用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的人(persona)。而要作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则需要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长权。拥有这三者就有完全的人格，否则，则会引起人格的变更。 通过对罗马法关于人格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人与人格是可以分离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法律上的人，即使是法律上的人，基于特定目的，也可以把法律上的人做合目的细分，根据法律上的人的人格中所拥有的要素而分配权利义务。 2、人身具有统一性，但又具有层次性。这里的“人”是指人格，“身”是指身份，罗马法根据身份来分配资源。其中最为基本的身份就是自由民、市民和家长，拥有这三种身份的人是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即具备完整的人格。否则，便会引起人格的变更——他权人，外邦人；或者不是法律上的人——奴隶。身份依附于人格之上，人格体现于身份之中。 3、人格是人定的、法定的，而不是自然的、天赋的。人定的人格可以使昨天的奴隶变成今天的市民；法定的人格可以让有些人拥有而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是完整的拥有，有的人却是部分的拥有。 4、人格具有合目的的工具性。罗马法上的人格是用来按人身中的因素来分配资源的，是一种技术性的法律安排，通过这个工具性的技术安排，来构建和维持政治社会秩序。
王利明：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点看法杨立新：不能因为有争论就放弃人格权独立分编 免责声明：本刊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及图片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觉侵权，欢迎联系小编！王利明：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点看法中国法学创新网王利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问题，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已经明确宣布：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后，将要制定合同、物权、婚姻、继承、侵权责任等编。关于分则的体系，有人问是不是借鉴了德国民法典体系，实际上我们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侵权责任和债法分离，所以实际上侵权责任单独一编，和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是不一样的。这里特别用了一个“等”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张荣顺副主任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等”字这个含义，就是说关于分则究竟制定几编，还没有最后定论。张荣顺副主任讲，也可能是七编，也可能是八编，究竟是多少编，也希望学者提出建议。我个人认为，这个“等”字确实值得研究，即使把这个“等”字去掉，民法典
确定为六编。即使最后颁布通过了，它的体系未来还是需要与时俱进。法国民法典曾经是三编制的代表，但是最近法国民法典修改突然增加了第四编，把担保单独成立一编。法国曾经是三编制的经典代表，但居然自己否认了三编制，这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变化。荷兰民法典通过之后，后来也新增加了好几编。我个人认为，对民法典体系的研究和探讨永远是一个进行时。并不是说法典通过了，就终结对它的讨论，我认为我们作为学者还应当不断研究，这也是当前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问题。据我了解，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强烈呼吁要增加人格权编，而且态度非常坚定，正在拟定独立成编的建议稿。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的有关领导在有关座谈讨论会上都表示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还提出要增加知识产权、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作为两编。据我了解，知识产权法学会也强烈呼吁要增加知识产权编，认为民法典如果不把知识产权纳入进来，民法典本身就不能体现时代性，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民法学界好好研究。借这个机会我还是想谈一下，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格权的立法，特别是呼吁制定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结合民法总则，我稍微谈一下：首先，民法总则第二条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做了重大的改变，调换了财产关系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的五点理由 钟瑞栋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理由 内容提要: 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学界对此褒贬不一。针对支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观点，本文提出了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五点理由：第一，从权利主体看，法人没有也不应该享有人格权，人格权法应当独立成编的观点将明显有违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逻辑;第二，从权利类型看，“已经成熟”的人格权只有7种，一般人格权也只需要一个条文就可解决，不需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第三，从权利的性质看，人格权不是一种支配权，人格权法不必包括人格权的得失变更的规定，条文数很少，不足以独立成编;第四，从权利内容看，人格权的权能更多的体现为消极权能，即排除他人对人格权的侵害或者妨害，内容单薄，难以独立成编;第五，从立法技术看，立法、司法与学说的合理分工，要求将本该由司法和学说解决的问题排除在法典之外，只要不人为地增加人格权法的条文数量，人格权法就不应该也不可能独立成编。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许多学者为此拍手叫好，称“这是我国立法首创”，“在世界立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对于支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个重要理由——“人格权的重要性”、“立法的创新”、“《民法通则》成功经验的延续”，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批评。 [2]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提出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另外五个重要理由，希望能够将“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进行到底”。 一、法人不享有人格权 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人格的含义虽有多种，但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是指物质性人格要素和精神性人格要素的结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而不是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人格(权利能力)，而法人既不具备物质性人格要素，也不具备精神性人格要素，因而法人自身不具备产生和享有人格权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从理论层面上讲，法人享有人格权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法律逻辑。前者是指，法人在现实世界里其实不是“人”，只是一个组织体，因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格(即前文所提高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进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享有人格权;后者是指，在法律的世界里，虽然法人被认为是“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民事主体，而且彼此地位平等，但从市民法的理念而言，自然人的价值具
OBSERVE 观察 人格权为何独立成编 文/阮传胜 首次从法律上对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的医学和科学研究作出规定，首次提及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首次明确提出对声音权的保护……4月20日，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众多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增内容引来各方关注。 此次是继去年8月首次公开亮相后人格权编草案再次提请审议。与民法典其他各分编都有现行单行法作基础不同，人格权编的特殊性在于并没有专门单行法为基础，而是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基础上编纂而来，因此人格权独立成编可以说是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最大亮点之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者需要制定与修改法律，以顺应时代的需要。就民法的本质而言，是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加强人格权立法，将民法典人格权单独成编进行审议，体现了立法的与时俱进。 例如，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人体基因胚胎科研活动挑战着社会伦理秩序。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正视。表面而言，这是互联网与科学技术的“原罪”；但质言之，还是立法的跟进不足。为此，草案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再例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经过存储、搜寻、开发后，出现了商业化的特征，在法律上具有财产属性，在经济上具有交易价值。因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近些年一直凸显。这次草案将自然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强化对个人隐私权、个人信息的保护。草案规定：“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信息须征得监护人同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职中获取的信息必须保密。” 草案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等等。如此立法努力，是在筑牢个人信息安全的屏障。 此外，发展新药品、研究治疗手段，需要进行以人体为对象的医疗试验活动，如何确保这些试验活动规范有序？为严格规范相关试验活动，保护受试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接受试验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书面同意。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一方面放宽了临床试验的范围，包括从新药到医疗器械、从治疗发展到预防；另一方面收紧审查程序，不仅须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还要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等于加了两道审查程序。此外，还要突出强调知情同意权，即这种行为一定要自愿参加，而不是采取利诱或者欺诈的方式。二审稿的调整，更符合医疗科技发展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好地推动医学科学发展，也保障医疗科技能够更加安全地应用于临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格权类型增多，法律关系更复杂，也亟须对人格权进行更系统的立法规范。例如，身体权在现实当下可能涉及医疗、器官移植、人体捐赠、生物实验、遗传检查和鉴别、代孕、机构监禁、精神评估等特殊问题，这就有必要对人格权进行更多层次和更复杂的调整，这在客观上需要使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因此，民法分则的体系也应跟随社会的现实需求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些均是民法典人格权部分“单独列编”的现实需求基础。 就民法的本质而言，是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具有重要深远意义。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与重视，体现了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为加强人格权立法，将民法典人格权单独成编进行审议，体现了立法的与时俱进。 4
王利明：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点看法杨立新：不能因为 有争论就放弃人格权独立分编 免责声明：本刊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文章及图片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觉侵权，欢迎联系小编！王利明：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点看法中国法学创新网 王利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问题，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已经明确宣布：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后，将要制定合同、物权、婚姻、继承、侵权责任等编。关于分则的体系，有人问是不是借鉴了德国民法典体系，实际上我们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侵权责任和债法分离，所以实际上侵权责任单独一编，和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是不一样的。这里特别用了一个“等”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张荣顺副主任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等”字这个含义，就是说关于分则究竟制定几编，还没有最后定论。张荣顺副主任讲，也可能是七编，也可能是八编，究竟是多少编，也希望学者提出建议。我个人认为，这个“等”字确实值得研究，即使把这个“等”字去掉，民法典确定为六编。即使最后颁布通过了，它的体系未来还
是需要与时俱进。法国民法典曾经是三编制的代表，但是最近法国民法典修改突然增加了第四编，把担保单独成立一编。法国曾经是三编制的经典代表，但居然自己否认了三编制，这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变化。荷兰民法典通过之后，后来也新增加了好几编。我个人认为，对民法典体系的研究和探讨永远是一个进行时。并不是说法典通过了，就终结对它的讨论，我认为我们作为学者还应当不断研究，这也是当前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问题。据我了解，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强烈呼吁要增加人格权编，而且态度非常坚定，正在拟定独立成编的建议稿。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的有关领导在有关座谈讨论会上都表示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还提出要增加知识产权、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作为两编。据我了解，知识产权法学会也强烈呼吁要增加知识产权编，认为民法典如果不把知识产权纳入进来，民法典本身就不能体现时代性，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民法学界好好研究。借这个机会我还是想谈一下，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格权的立法，特别是呼吁制定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结合民法总则，我稍微谈一下：首先，民法总则第二条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做了重大的改变，调换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顺序，民法调整的对象首先是人身关系，然后是财产关系。这个调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修改，而是
论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 一、绪言 尽管存在诸多非议，但近年来的势态发展仍然清晰地表明，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将秉持2002年12月17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九编制”体例进行创设[1]。继较早之前已经完成的《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之后，2007 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2010 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亦陆续颁行，人们的目光自然聚焦到除总则之外唯一剩余的工程: 人格权法。 虽然权威机关尚未明确表态是否或者何时启动立法，但制定一部可能再创一项世界第一的有关人格权的单行民事法律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朗。而且，在已经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除了在第2 条一般条款中列举了生命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并概括规定“……等人身、财产权益”; 以及在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中规定了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方式外，其他并无专门的有关人格权的条文设计，此举被认为显然是仍为人格权的单独立法留有余地。 无论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毫无疑问地，如何处理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将是未来可能进行的人格权法立
法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主流观点一样，笔者也认为侵权责任法替代不了人格权法律制度。因为侵权责任法不是规范权利规则的法，不具有确认和规范权利的功能。 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侵权责任法是民事权利的保护法，主要保护包括人格权在内的绝对权。由此，对人格权的侵害在性质上都是一种侵权行为除加害人已触犯刑律构成犯罪以外，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主要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 除去法定权利之外，大部分人格利益(最典型者如个人隐私) 的损害，是在立法缺乏规定的情况下，通过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实现救济。 而另一方面，人格权范围的扩大，也历来被作为侵权责任法保障范围扩张的例证。毫无疑问，侵害人格权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是、甚至只能是侵权民事责任。尤其是因侵害人格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侵权法中损害赔偿的内容。至少从这些意义上说，侵权责任法对于人格权的救济将会直接决定人格权法的实际存在价值。恐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才会指出在未来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只规定人格权的种类和具体内容，严格不涉及权利的保护问题，将人格权的保护问题放在侵权责任法编中加以规定。[2] 另外不可不注意到的是，与物权法、债法等法律规范不同，法律对于人格权的规定主要在于宣示权利，民法典关于人格权关系的专门规
中国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及其基本内容的立法 建议（下） 谢哲胜台湾中正大学 2012-06-04 10:30:32 来源：人大法律评论 2009年第1期 三、人格权法的规范目的与功能 人格权法用来保护人格权，基于人格权和财产权不同，而且人格权有关的问题，并不限于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形，因此，民法典应将人格权法独立一编加以规范。 人格权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本身的权利，是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权利[25]人格权法有以下三种目的与功能：[26] （一）体现以人为本和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27] 人是权利的主体，人格权也是个人人格的基础，与个人有不可分离的同一性关系，而且人才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和制度的根本。因此，现代各国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均以比财产权更为重要的地位加以保护，甚至在宪法的体系上，有关自由权等各项基本权利，均可视为补充具体化人格权的保护以贯彻人性尊严的基本价值决定而存在。 （二）减少对人格权益的侵害
虽然宪法对基本权利有保障的规定，然而宪法的规定未必可以作为直接诉权，[28]违反宪法的规定，未必会有人直接承担法律责任，人格权法的相关规定，则赋予个人直接诉讼救济的权利，侵害人格权，将直接承担法律责任（民事责任），尤其是加诸加害人适当的损害赔偿责任，将使加害人有切肤之痛，而有吓阻功能，借此将能减少对人格权益侵害的事件发生，而能对权利主体的人本身给予直接的保护[29]。 （三）鼓励个人充分发挥其人格价值 人格权法藉由课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固然可以达到保护人格完整不受侵害的功能，但这只是消极功能；积极方面，藉由人格权法周延的规范，人格权在一定范围内也能让权利主体取得财产或非财产的利益，人们可以积极地投注心力培养个别人格权的价值，使人格权对自己产生最大效用，促使个人充分发挥其人格价值，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人格价值，将符合整体社会的福祉[30] 四、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有关争论评析 （一）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有关争[31] 人格权制度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重要，然而人格权应否于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则有重大争议，正反意见如下：[32] 1．否定说
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必要性 人格权制度是有关对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确认并保护的法律制度。作为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形成发展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人格权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我国当前制定民法典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引起学者极大的争论。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
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08-6-7 关键词: 人格/人格权/人格权法 内容提要: 主张人格权在民法典上独立成编的理论全面套用民法有关民事权利以及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人格权进行了理论阐述,但产生了诸多理论漏洞。自然人的“人格”是一种法律现象而非一种自然的社会客观存在,基于人格而产生的“人格关系”,应属法律关系,不可能由法律予以调整。而“一般人格权”,非为对既存的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括抽象,其创设目的亦非为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创设提供基础和依据,二者为互不包容、互不隶属的权利类型。生命权、健康权等具体人格权非如有关理论所言“具有支配性质”,人格权仅具有消极保障权能,并不具备民事权利的特性,不适用民法有关民事权利得失变动、权利行使的基本规则以及民法典总则的一般规则。有关理论无视法人人格权的单纯财产属性,强行将之与自然人人格权在性质上视为同一,但无法解释法人何以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更无法解释法人之所谓“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涵。 一、引言 在中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是重大争议问题之一。对此,笔者曾站在否定立场,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其一,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而非民事权利,与民法上的物权、债权以及身份权等非属同类,在民法典上不应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予以并列规定；[1]其二,自然人人格与法人人格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人人格权为伦理性权利,所谓“法人人格权”实为财产性权利,无任何伦理性价值,故法人无人格权。[2] 前述观点,主要是在对自然人人格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格权立法的发展历史的分析基础之上,通过揭示人格权的创设依据和人格权保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笔者充分注意到大陆法系各主要民法典对于人格权仅设置了保护性规定而无赋权性规定这一现象,并认为我国某些理论将这一立法现象草率地解释为“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存在重物轻人的现象”[3],应属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笔者更注意到伴随当代人格权保护浪潮而出现的“一般人格权”,其创设依据竟然并不是民法而是基本法（宪法）。由此,笔者通过以自然人人格的法律属性的分析为基点而展开的逻辑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自然人人格为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其私法地位（权利能力）,而且包括其公法地位,此种一般法律地位只能由宪法赋予；而人格权为自然人人格构成要素中非财产性要素（包括政治要素与伦理要素[4]）的权利表达,系基于人格的获得而当然产生,故其创设依据为宪法而非民法,其性质应为宪法性权利而非民事权利。因此,民法应以侵权责任法对自然人的人格权予以保护,而不应将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类型之一进行赋权性规定。 就前述关于法人无人格权的观点而言,其论据主要是通过对团体人格的立法目的和法律价值的分析而形成。笔者注意到,德国民法塑造团体人格的唯一目的,是使具备一定条件的组织能够成为财产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独立承担者,借以限制投资人风险,鼓励投资积极性。所以,法人之所谓“人格”,不过是被用作区分或者辨认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因此,法人人格仅在私法领域有意义,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伦理生活的各
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的五点理由 关键词: 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理由 内容提要: 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学界对此褒贬不一。针对支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观点，本文提出了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五点理由：第一，从权利主体看，法人没有也不应该享有人格权，人格权法应当独立成编的观点将明显有违民法典总则与分则之间的逻辑；第二，从权利类型看，“已经成熟”的人格权只有7种，一般人格权也只需要一个条文就可解决，不需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第三，从权利的性质看，人格权不是一种支配权，人格权法不必包括人格权的得失变更的规定，条文数很少，不足以独立成编；第四，从权利内容看，人格权的权能更多的体现为消极权能，即排除他人对人格权的侵害或者妨害，内容单薄，难以独立成编；第五，从立法技术看，立法、司法与学说的合理分工，要求将本该由司法和学说解决的问题排除在法典之外，只要不人为地增加人格权法的条文数量，人格权法就不应该也不可能独立成编。; ; ; 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许多学者为此拍手叫好，称“这是我国立法首创”，“在世界立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对于支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个重要理由——“人格权的重要性”、“立法的创新”、“《民法通则》成功经验的延续”，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批评。[2]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提出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另外
五个重要理由，希望能够将“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进行到底”。; 一、法人不享有人格权 ; 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人格的含义虽有多种，但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是指物质性人格要素和精神性人格要素的结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而不是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人格（权利能力），而法人既不具备物质性人格要素，也不具备精神性人格要素，因而法人自身不具备产生和享有人格权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 从理论层面上讲，法人享有人格权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法律逻辑。前者是指，法人在现实世界里其实不是“人”，只是一个组织体，因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格（即前文所提高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事实资格），进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享有人格权；后者是指，在法律的世界里，虽然法人被认为是“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民事主体，而且彼此地位平等，但从市民法的理念而言，自然人的价值具有终极性，法人只是自然人的手足。自然人创设法人，旨在用其所长，为自己谋求利益。[3]所谓法律以人为本位，从终极意义上讲，只能是以自然人为本位。所以法律对自然人的保护应当尽可能地周到，因为在芸芸众生中，每一个自然人都是那么的微小、脆弱，极易受伤害。特别是当法人也被法律认为是“人”的时候，自然人的微小、脆弱的程度就进一步加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法律不仅赋予自然人特别人格权，而
人格权与民法典 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己然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专家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民法典的体系。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获致一个民法典的完备结构，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在民法典体系问题的讨论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 我们认为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其理由如下： l.从民法权利体系未看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 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由于财产权分为物权与债权，物权和债权都是独立成编的，因此为强化对人身权的保护，突出民法以人为本的立法思想，作为与财产权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另一大类权利即人身权也应单独规定。将人格权单独作为民法的一编集中规定，不仅可以突出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而且也恢复了人身权作为一种基本民事权利的应有地位。大家都一致认为应在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权贡任，而侵权贡任是以各项民事权利作为保护对象的，这就需要在分则中具体规定各项民事权利，然后再集中规定侵权的民事贡任。如果规定了物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而不单独规定人格权，则显然在体系上存在缺陷。并且，大陆法系民法典如德国也不完全是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在侵权法中也有人格权的内容，因此，与其在侵权中进行反向规定，还不如单独集中进行规定。 2.从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经验看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
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中单设了人身权利这一节，这是一个重大的体系突破，也是其他国家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是先进的立法经验。在民法中直接列举各种人格权，确定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不仅使侵权法明确了保护的权利对象，而且通过列举的方式，可以使广大公民明确其应享有的井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这种功能是侵权法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民法通则》列举人格权，对中国的人权保障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民法通则》颁布后，人们才意识到伤害、杀人等行为不仅构成犯罪，而且在民事上构成了对他人生命健康的损害，对这种损害可以提供私法上的救济。《民法通则》颁布后，人们才意识到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依法享有名誉、肖像等人格权利，这就是确认权利的重大意义。这正如物权法不只是保障物权的法律，更重要的是确认物权的法律一样。通过确认权利，使权利具有稳定性，从而使权利人的利益得到完全的实现，这是“保障权利”所不能代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侵权制度不能取代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民法典应当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 3.人格权制度的发展需要独立成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新类型的人格利益不断涌现，针对这种变化，世界各国民商法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些回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l）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除了姓名、肖像、名誉、生命健康等权利以外，现代人格权还应当包括对自然人的隐私、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死者的名誉、姓名等的保护，对遗体的保护，对通过造型艺术获得
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 【编者按】制订一部立足我国实践、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是我国民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多年来的夙愿。2002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被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特邀了部分参与民法典起草的学者和立法部门的官员就民法典起草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进一步推动立法的科学化和法学研究的繁荣。 人格权制度是对生命、健康、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确认并保护的法律制度。作为上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形成发展的一项新型法律制度，人格权制度在法、德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其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内容都得到了极大丰富。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如何认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学者间存在分歧。 一、人格权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时代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创新不是一
个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我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在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人格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而且，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