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根本恶和心灵的转变
原文作者：蔡秦
摘要：康德的根本恶学说中存在着两个张力，即恶是归因于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生而具有的趋恶倾向之间的张力，以及在心灵的转变中人自身的努力和神圣的帮助之间的张力。为了消解这种张力，道德上的恶可以被理解为是行动者在自由的观念下选择的结果，趋恶的倾向只是使得恶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人类仍旧必须对自身的恶负责。也正是因为道德上的恶必须归咎于人类自身，心灵的转变首先在于人类自身的努力。但同时康德对根本恶的经验解释是有限度的，去恶从善的过程是以恩典为理论预设的。
关键词：根本恶；准则；品性；禀赋；倾向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XX）11-0134-07 康德的道德哲学通常被看作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立足于对人的理性本质的尊重，试图“仔细地排除掉一切经验的东西”，探索“纯粹理性在实践领域内能做多少事情，以及它借助于什么资源去教导”①。在这种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框架下，似乎并没有为对任何超自然的权威和神秘力量的宗教诉求留下多少空间，因为“人类必须使他自己成为道德意义上所是的样子或者应该成为的样子，无论是善还是恶”②。但是，当我们把视野转向康德的晚期著作，尤其是《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提出的“根本恶”学说时，这一图景变得复杂而令人不解起来。这种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上：首先康德认为人类对恶负有完全的责任，但同时人性当中又有一种趋恶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不可能仅通过人类的力量而被消除的，那么这之间的张力就在于如果恶是在我们的本性当中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道德上的恶能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并能合理地归因于我们自身？其次，康德认为对根本恶的消除是一种道德上的更新和重生，其关键在于“心灵的转变”，而在谈及这种转变何以可能的时候，他明确地提到了神圣的帮助以及“超自然的合作”，那么这种对于恩典的诉求又如何可能同他对自主性的强调协调一致？本文的任务就在于通过梳理和澄清相关概念，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准则与道德上的恶[论文]
对于康德来说，道德上的恶存在于准则之中[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6：21.]。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把准则定义为“行动的主观原则……它
是由理性根据主体的条件（通常是它的无知或爱好）所决定的并由此是主体行动所依据的原则”[注：Lewis White Beck， trans.， Immanuel Ka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9，，，]。换句话说，准则是行动者事实上所遵循的实践原则或者说事实上所采用的行动理由，它表达了在某种经验情境下行动者想要实现的目的和相应的行动方式。这个概念是康德解释“理性如何可以是实践的”一个关键部分。当康德谈论“行动”以及“行动的准则”时，他总是指向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言的。他们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按照法则而起作用。只有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拥有按照法则的观念而行动的能力——即，按照原则而行动——仅仅因此他拥有一个意志。”③这里意志被康德解释为实践理性，这是一种属于理性存在者的因果性，确切的说，一种形成实践原则的能力，以及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去行动，并在现象世界中引发变化的力量。同时，对于康德来说，这也意味着人类是在“自由的观念”下行动④，即理性行动者既不是机械地服从外在的权威也不是自动地对最强烈的欲望做出反应，这些因素作为动机而存在，而“一种动机无法决定意志去行动，除非人类已经将这种动机结合到他的准则中去（已经使它成为一条适用于他自己的普遍规则，据此他意愿这样来行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动机，无论它是什么动机，才能与意志（即自由）绝对的自发性共存”[注：Allen Wood，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6：23，6：29，6：36，6：36.]。也就是说人类并非是为任何一种动机所必然化的存在者，他们能够在动机中间进行权衡和评价，然后决定它们之间的秩序，这种决定是可以归因于行动者本身的。而准则就是对这种决定的表达。进而，康德说“我们只能基于其准则才能判断意志是善的还是恶的”⑥，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判断、善恶的归属都必须是针对准则而做出的。
康德在《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进一步澄清了准则的善恶究竟应该依据什么进行判断的问题：
一个善人和恶人之间的区别决不在于他们结合进入准则中的动机（即准则的质料）之间的差别；而在于动机之间的从属关系（即准则的形式）上的差别：即他们究竟以两种动机中的哪一个为另一个的条件。⑦
这里首先涉及到准则的质料和形式之间的区分。质料即准则中所包含的经验要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某种情境，某种具体的行为过程以及某种实质性的目标，而目标也往往是作为驱使一个行为的动机而出现的。这里康德尤其关注的是动机这样一个要素，他区分了两种动机：对道德律的尊重和对幸福的渴望，这
又被分别称之为道德的动机和感性的动机，由于在康德看来人类既是有理性的同时又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人类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道德律和自爱的法则的影响，所以任何准则都必然包含着这两种动机⑧，而一个准则的道德价值就不可能在于究竟是道德律还是感性欲望充当着行为动机的问题，换言之，判断准则的善恶不可能基于准则的质料。既然如此，道德上的恶就只能在于准则的形式。康德用“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即关键在于行动者究竟是以哪种动机作为主导，或者说决定以哪种动机为另一种的先决条件。在康德看来这两种动机在道德上恰当的秩序应该是对道德律的尊重占据着支配地位，自爱的动机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自然欲望只能是以此为前提的。而道德上的恶就在于颠倒了这种秩序，使得自爱的动机成为遵守道德律的前提条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康德来说感性的动机本身并不是恶的，他甚至说“就自然倾向本身来说，它们是善的，即，它们并不是应受指责的东西，要想灭绝它们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也是有害且值得责备的”[注：Allen Wood
，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58.]。也就是说，感性的动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拥有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它在我们形成准则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如当我们出于道德的动机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同情心作为一种自然的情感也会发生作用），而善恶的分野就在于这种作用究竟是压倒性的还是以尊重道德律为条件的[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主要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道德律的要求和同情的自然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行动者很有可能会违背道德律的要求，例如，一个人主要出于同情的动机帮助一个无辜的乞丐，那他也完全有可能去帮助一个毒瘾发作的人去买毒品，从而他做道德上善的事情是没有保障的。对于康德动机理论的详细探讨，参见Barbara Herman，“On the Value of Acting from the Motive of Duty，” in 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换句话说，恶并不在于我们选择了本身就是恶的东西，而在于当本身都是善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颠倒了它们之间本应具有的从属秩序。
二、品性与根本恶
由于恶产生于我们决定这种从属秩序的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自由选择的过程，所以恶与自由紧密在一起。但是这又接着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恶在于准则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又不是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给予而是由
我们自己所决定的，那么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来决定一个准则的形式呢？对此，康德回答说准则的形式是由“一个根本的共同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个准则）”自由地决定的[注：Allen Wood， 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0，6：25，6：37，6：30，6：21，6：25.]。而这样一种根本的共同基础被康德称之为“品性（disposition）” ，品性是“运用准则的最终的主观基础”，它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统一而连贯的基础，它普遍地决定着具体的准则的产生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品性的败坏被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这种恶是根本的，因为它腐蚀了所有准则的基础”⑤，“由此心灵的面貌（就道德品性而言）从根基上被腐蚀了”⑥。
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是理解根本恶的关键[注：对这个概念及其相关命题的探讨，参见Daniel O’Connor，“Good and Evil Disposition”， in
Kant-Studien，76：3 （1985）， 288-302。 ]。一般而论的道德上的恶体现在具体的准则中伦理秩序的颠倒，这样一种颠倒本身并不使我们把有些恶视为是更根本的，当我们引入品性这个概念后发现所有的准则都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也就是品性）中获得其源泉，当这样一个根基腐败的时候，道德上的恶才以一种“根本的”方式弥漫遍布了行动者的心灵。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连贯而一致地将道德动机置于感性动机的支配之下，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他的行动的道德价值。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人不可能做出任何在法律意义上善的事情，他们并不一定把所有根据道德律判断为善的东西都当作是恶，他们甚至也会做出符合道德律的行为。关键在于由于他们的善行并不是由道德动机在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被驱动的，所以这样的行为至多只是“符合”道德律而非“出自”道德律，因此并不真正具有任何道德价值。
进一步，在康德看来，根本恶同样是归因于行动者本身的，而不是从外部施加的，因为品性根本上也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他律的结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上文中提出的有关决定准则的基础的问题似乎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我们仍旧可以继续追问品性的基础又是什么？由此康德在这里面临着一个无
穷后退的困难，对此，康德的回答是恶的根本来源的确是无法在经验世界中为我们所认识的。他说品性，作为最终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解释的（inscrutable）”⑧，因为“我们无法从意志在时间中最初的活动里推导出这种品性，或者其最高的基础”⑨。也就是说，品性在根本上是“本体意义上（noumenal）的自由行动的产物，它是在时间之外的”
[注：Gordon E. Michalson，“The Inscrutability of Moral Evil in
Kant”， The Thomist 51 （1987）： 246-69，]，虽然我们在经验世界中对它的描述必然涉及到时间性的概念，但是究其理论本质我们是无法用概念来描述的[注：对康德所说的道德上的恶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探讨，参见Gordon E. Michalson，“The Inscrutability of Moral Evil in Kant”，尤其是第260页。]。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人认为“通过提出意志遵守或违背道德律的能力其基础何在的问题，康德设置了一道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我们无法确定地证明任何东西”[注：Evgenia Cherkasova，“On the Boundary of Intelligibility： Kant’s Conception of Radical Evil and the Limits of Ethical Discourse”，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Vol. 58，（20XX）， ]。也就是说，康德一方面把根本恶归因于意志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根本恶究其最终的基础是不可解释的。
三、向善的禀赋与趋恶的倾向
在上文中我已经表明为什么在康德看来道德上的恶是可以也必须归咎于行
动者自身的。但是康德同时又强调在人性之中有着趋恶的倾向，这似乎意味着这种倾向是被给定的，那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矛盾呢？
为此，我们必须先从“禀赋（predisposition）”和倾向（propensity）这两个概念说起。康德在人性中识别出三种形式的“原初的向善禀赋”：（1）动物性的禀赋，这对应于生理意义上的自爱，引发出自我保存、繁衍和社会性的本能；（2）人性的禀赋，这对应于既是生理意义又是理性意义上的自爱，这使得人们倾向于“在他人的看法中获得价值”；（3）人格的禀赋，这是一种“把道德律当作本身就能充分驱使意志的一种动机来尊重的能力”[注：Allen Wood，George Di Giovanni， trans
.， 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6-28，6：28，6：28，6：27，6：44，6：28.]。前两种禀赋的根基并不在于理性本身⑤，它们更多地解释了人类基于生理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所形成的感性欲望作为一
种动机结合到准则中的潜能。而人格的禀赋是立足于实践理性本身的⑥，人格又被康德称之为“道德感（moral feeling）”⑦，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情感解释为“对道德律的尊重”，它不同于其他情感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仅由理性所产生的”，它实质上是道德律体现在有理性同时又是有限的存在者身上的一种主观形式，它表现为一种动机驱使我们把道德律结合到我们的准则中去[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引文由本人参考如下英译本译出：Mary Gregor，trans.，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5：75-76。 ]。而人格的禀赋就意味着我们有潜能将道德律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动机来决定意志。在康德看来，这三种禀赋都是善的，这里的善仅仅意味着人“被造就为向善的（created for the good）”，这种善是被给定的，并不归因于人类，拥有向善的禀赋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自由的行动之前就已经事实上是善的了，我们事实上的善或者道德上的善依赖于我们如何自由地把禀赋中所包含的动机结合到我们的准则中去⑨。在这一点上，前两种禀赋是很容易被误用的⑩，第一种容易堕落为兽性的粗野，第二种容易堕落为文化的或社会性的恶习，而人格的禀赋则是不可败坏的，因为对道德律以及责任的意识是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事实而存在的，它可以被压倒但却不可以被毁坏，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格意义上的人。康德由此通过禀赋的概念解释了人类在道德上的善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就可能性而言，人类在被造就的时候就具有向善的潜能，就其限度而言，一方面，人类不可能变得完全像动物一样，根本上忽视或消除对道德律的意识，彻底陷入兽性的邪恶，另一方面，人类也不可能像神一样，完全不受感性的影响，只出于道德律而行动。
按照这种解读，禀赋更多的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描述了构成人性的要素，解释了道德上的善之所以可能的质料和基础。但也有一种看法试图将其处理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注：例如，谢文郁先生在他的《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第3期，第65-77页）一文中就表达
了这样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原始的向善禀赋是一种绝对的善，也构成了我们道德责任的来源，这意味着道德上的善恶就取决于我们的准则是否符合这种原始禀赋的要求，而我们在道德上的更新，即去恶从善的过程也是为这种禀赋所驱动的，进而，这种更新的结果，即我们是否真正成为一个更善的人，也是依据这种禀赋而得到评价的。这里我想指出对康德的这种理解的几点问题。
首先，向善的原始禀赋主要是解释了道德上的善的可能性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构成康德所说的道德责任的来源。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把道德责任识别为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这些具体的绝对命令在道德律中找到其根源，而道德律导源于“一般而论的理性存在者”[注：Lewis White Beck， trans.， Immanuel Kant：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What is enlightenment？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9，]，即纯粹理性，也就是说纯粹理性在实践中必然遵循自我施加的法则，这种法则是不由任何经验因素所决定的，虽然具体的义务原则的推导和这些原则的应用必然涉及到经验知识[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本文参考的英译本如下：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217。]，但究其根源则是先验地存在于纯粹理性之中的。如果说原始禀赋中的善就构成了人类道德责任的基础，那么这也等于是将道德责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这似乎并不符合康德有关道德律的基本承诺[注：谢先生在谈到道德责任的时候，特别提到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冲突，而在我看来，这种冲突并不存在，相反，自由是道德责任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的意志和行动都是被外在力量预先决定的，那么人类的行动就与自然物的运动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必然的，不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一个行动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么就不能说我们对其负有责任，就像一颗苹果不能为它的落地负责一样。因此，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必然性，而是蕴涵着可归因性，并进而使得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成为可能。我认为在康德的框架中，真正的张力表现在一方面意志是自由的，但另一方面意志仅在为道德律所决定的意义上才是自由的，而这正是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中试图说明的一个主要问题。]。
论康德的“自我意识” 高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摘要］“自我意识”概念萌发于普罗泰戈拉经笛卡尔至康德手中形成一个本体论概念。这个思想和理论至今仍然影响并规定着当代主体哲学的发展。本文回顾了康德“自我意识”的理论渊源，介绍了笛卡儿、莱布尼茨和休谟在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寻找基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和莱布尼兹的“统觉”的批判、继承，阐述了康德“自我意识”的含义，并且分析了这一概念在康德认识论中的功能，最后分析了这一思想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及其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自我意识；统觉；我思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在近代受到了休谟怀疑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他对因果关系的怀疑，动摇了经验科学的基础，在知识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康德则坚信我们的确拥有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然而，他面临的难题是要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有普遍必然的知识。为了理解康德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分析，我们必须把握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意识”概念。这一概念说明了直观所予的感性杂多如何被知性的统觉本源综合统一性统摄于“我思”的表象之下而形成客观有效的知识的过程。因此，只有真正领会这一概念的内涵，才能更好的理解康德的“知性纯粹概念的先验演绎”乃至康德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 一、康德“自我意识”的理论渊源 黑格尔曾说：“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1作为“自我意识”的发端，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7页。
首先应当追溯到古希腊早期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2这句话虽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然而人的问题首先被凸显出来，他认为知识在于人的感觉，于是他把感觉看成知识的来源和判断事物的标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的出现，表明了古希腊哲学对象的转移，从研究本原，探索自然，转向探索社会和研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自我意识”的萌芽，然而“自我意识”学说的提出应当主要归功于苏格拉底。 据古人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人。他根据德尔菲神庙的铭句“认识你自己”，要求首先研究人自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他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3在这里心灵中的原则虽然只是“神谕”，还不具有近代认识论的含义，但这一立场实为康德的“自我意识”开启了先声。 西方哲学发展到中世纪，基督教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人类的“自我”之光在上帝中黯然失色了。直至近代，弗兰西斯.培根在批判经院哲学和发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时为新时期的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近代欧洲开启了一场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论争。康德“自我意识”是在以上两派的争论陷入困境的条件下形成的，并且继承了笛卡尔、莱布尼茨关于“自我”的学说。 二、康德对笛卡尔、莱布尼茨的批判及其“自我意识”的含义 我们知道，尽管“自我意识”是康德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石，甚至康德自认为“统觉原理是人类知识整个范围的最高原理”，但是“我思”和“统觉”这两个如此重要的概念却并不是由康德首先提出。 首先是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批判和继承。笛卡尔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为了证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合法合理性，对现有的一切知识采取了普遍怀疑的策略。这些知识包括周围世界、我的身体和数学观念。笛卡尔认为，思想可以怀疑思想之外的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却不能怀疑自身，因为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思想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对象和内容，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否则的话怀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页。 3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２
康德的哲学思想 思想与生命体现为一种高贵 康德的哲学思想 1770年是康德学术活动和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康德发表了他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由于这篇论文为他后来创立的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学术界通常都以这一年为界限,把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 (一)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 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主要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提出了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带有唯物论和辩证法倾向的新自然观。康德的新自然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两个假说”中。
第一个假说是“潮汐假说”,即地球自转速度因潮汐的摩擦而逐渐减慢的假说。这一理论是康德在1754年发表的《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康德认为,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地球上海洋的水位发生着定时涨落的潮汐现象,水位的涨落与地球表面不断发生摩擦的结果,势必导致地球自转速度逐渐变慢。这种影响在短时期内固然微不足道,但长期积累又得不到补偿,最终必然会使地球自转停止而走向死亡。康德的这个假说已为后来的自然科学所确证。这一假说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包括地球在内的一切天体都是运动的,都有其自身的变化、发展和灭亡过程。 第二个假说是“星云假说”,即关于宇宙中诸天体起源和演化的假说。这一理论是康德在1755年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即中文译本《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的。康德认为,宇宙间最初充满着分散的、云雾状的物质微粒,即“原始星云”,它们之间存在着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由于这些微粒分布的密度不同,因此在引力的作用下,密度较小的质点便逐渐聚集到密度较大的质点上去,从而形成
康德的德性理论 康德伦理学长期以来被称为义务论。由于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德性理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康德伦理学也就常常被当代德性伦理学家作为批评的对象。这主要与其相关的著作长期受到忽视有关。人们对康德道德思想的理解大都根据《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而来，加之一般理解康德的学说主要是三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与《实践理性批判》，就成了人们最为熟悉的康德伦理学著作。康德的另一部重要伦理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在我国直到2007年才出版了李秋零、张荣从德文译出的完整中译本，中文世界的研究薄弱自不必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语言上占尽优势的西方学术界，也只是在最近才陆续出现了对康德德性理论较多的重视。康德的德性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他的伦理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他的其他道德探讨关系如何?本文试图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对之做一个梳理。 德性论：人的道德 康德的德性理论专门探讨人的道德，为人的道德而立论。在康德看来，有理性的存在，在尘世，就是人类，他也称之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我们在尘世的有理性存在者中间只知道一个类，亦即人类”(An7:329)；非尘世的，则包括全善全知全能的存在体。“对有限的神圣存在者(他们就连被引诱去违背义务也根本不可能)而言，没有德性论，而是只有道德论”(6:383)。这种“伦理学”，只处理“人对人的道德关系”，是“相互的人类义务”(6:491)，包括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德性义务，这不是一般的理性存在者的道德要求，仅是人的道德要求。要深入地理解一般理性存在者的道德与人的道德的关系，需要搞清几部著作的关系。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发表于1785年。在前言中，康德说：“我决意日后提供一部《道德形而上学》，现在我让这部《基础》先发表。”可见他的目标是《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只是打前站，搞定根基，定位于找到、建立适用于一般“理性存在”的最高道德原则，为未来的道德形而上学提供一种根基性的预先探讨，这是一个纯粹的、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清除了一切与“人”性相关的东西。这是非常纯粹的根基性理论，是为将来聚焦于“人”的道德研究提供依据和根基。“回溯到形而上学的根本原理，以便使义务概念排除一切经验性(任何情感)的东西，而成为行为的动机。我们形成什么样的概念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以征服孳生恶的那些偏好呢?这是思辨的事情，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处理。作为哲学家，必须去寻找这个义务概念的最初根基，否则在德性论中就根本不能指望可靠性、纯粹性。”(6：376)这个最高的实践原则统领着后面的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为它奠定基础，所以构成了“探究根本”的工作。 《实践理性批判》则又是一个意外的产品。它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前提条件”，其任务是“只应当完备地指出一般实践理性的可能性、范围和界限，而不与人的自然本性发生特殊的关系”，它致力于展开《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由理念。《实践理性批判》发表于1788年，康德是突然想到要写作的。康德伦理学研究家L.Beck和A.Wood指出，康德本来没有计划要写第二批判，它本也没有自己单独的位置，甚至在1787年4月，康德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修订之时，他仍然说要提供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根本没有提及这年夏天他倾力写作的《实践理性批判》，第二批判是为了反击、澄清误解而撰，是处理实践理性与纯粹思辨理性之间的连贯性、内在依赖性、相互支撑性。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这部书仍属于“仅是预备性的练习”(die nur V ortibung，the only preliminary prac—tice，Pr 5:161，李秋零译本漏译了该书在《结论》前的这一自然段，请阅邓晓芒译本第219页)。 上面这两部著作，对人的道德而言，都是在从事理论前提的工作。Beck和Wood都用
东方论坛2007年第6期 康德的认识论* ——康德哲学三题之二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康德的哲学体系与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最大不同是：既承认外在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刺激作用又强调人的心灵具有认知的主体性意义。他以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层次和功能观综合统一了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同时也说明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在认识上的虚幻性。以辩证的认识论的新方法取消了传统哲学的独断论。 关键词：感性；知性；理性；哥白尼式的革命；二律背反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7）06-0001-11 独断论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留下的形而上学的精神遗产，它坚信只有超越经验事实之上的结论才能构成真正的知识或者真理。像作为整个宇宙万物对立面的上帝，千变万化的物质运动背后不动的规律，哲学所探讨的形象世界背后的实在，支配无限繁复的语言和思维的逻辑（逻格斯），都是独断论意义上的确定性知识。可是，休谟对此十分怀疑。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不具备确定性，因为它们都只不过是局限于我们经验的感官印象而已。这就意味着，构成我们所谓确定性知识的那些命题都只具备或然性：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其依据是我们所体会、观察或实验到的数据，即各种性质的经验，与经验吻合的为真，否则为假。 正是休谟对于独断论的经验主义的怀疑引起了康德的反思。当然，康德并不否认知识起源于经验，但他同时认为，起源于经验的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还有经验之外的知识或先验的甚至是超越经验的知识。这些传统的知识论问题必须从人的认识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一、人的认识过程 无论是人的认识能力还是知识的形成过程，其中理性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么，什么是理性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放在认识过程中加以界定，即人的内在心灵固有三种递进的认识能力：首先是感性，即人在空间和时间形式（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不过层次较低）中感觉事物的能力；其次是知性，即将感觉数据通过概念和综合加工生成的有关外在客体的知识的能力，此综合乃是依据先验的范畴（由概念化的规则指导）来进行加工的；最后是理性，即将客体知识综合成系统的能力（如将整个现象世界理解为有系统规律的“自然王国”）。这说明在建构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人的主体认知能力是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的： “我们的知识起源于感性，然后上升到知性，最后终于理性，在它之后我们便没有能力通 过直觉的事物来理解理性之后的事了。”[1]（P300） 由此可见，理性是处于最高的决定性阶段，它是从综合和终极——广度和深度方面——意义上指导认识者主体去寻找各种经验的偶然性条件背后的绝对条件，以便确保整个人类知识大厦的安全性。因此，理性既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认识的目标，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终极性。 但是，恰好是在认识的终极性这里，理性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相遇了。在这里它们两者都会产生“哲学上的虚幻”（philosophical 收稿日期：2007-09-10 作者简介：单纯（1956-），男，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本文系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宗教哲学传统的反思与展望”（批准号：05BJ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谈谈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2004)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是德国十八、十九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他被人们寄予很高的评价。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懂康德，他还算是一个小孩子。”可见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之高。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总结经验和理性主义，重新为哲学理出新方向及模式，奠下现代哲学基础。他是公认的近代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与德国古典唯心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的哲学思想主要包含了“先验论”，包括“先验感性论”、“先验知性论”、“先验理性论”与“自由意志论”等。 康德所具有的人本精神，源于他的“自由意志”。因此，个人不受知识与欲望所影响的自由意志，乃是康德式人本的重要基石。康德用狭义的实践概念来讨论人类道德活动的基础。他认为，道德实践的基础是纯粹理性，而不是经验论者和启蒙学者所说的感觉或情感。对于康德而言，理性是一种自发的能动力量，如果理性能够不受任何外在于自身的因素约束，这样的理性就是纯粹的，而纯粹理性的意义就是自由。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外在东西决定的存在。康德指出：在自然领域，一切都是被决定的，理性只能服从决定论和自然规律；但在实践领域，理性是自由的，不为任何外在东西决定的。他还指出，人是理性存在者，不受经验的因素所决定，因此是自由的。自由是道德活动的先决条件；惟有自由的人才能自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行善；惟有自主自觉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被迫做出的事情，即不是善，也不是恶。康德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经线，纬线编织成的地毯，只有不死的精神和绝对的自由意志，才是值得追求的至善和人生境界；尊重每一个人的本身，永远不要将他人视为手段，要永远视其为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着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康德用他的“先验演绎”的形式论证道德存在的问题。他说：“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使得道德成为可能，”康德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人的自主自觉的道德行为，使得人成为自由的主体。”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它本身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康德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属于人类自我的意志。 康德把自由的伦理意义阐述为“善良意志”。自由的无条件性的一个意义是无外在的目的，否则的话，自由便成了追求目的的手段，不得不为目的服务，为目的所制约，这样也就不称其为自由了。康德认为的善良意志，就是以善良自身为目的的意志。康德深化了“自由意志”的内涵。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善良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因为它只以自身为目的，摆脱了一切经验因素，包括社会的约束力、自然情感以及个人好恶等等方面的约束。善良意志以自身为目的，就要以摆脱了一切经验因素的理性规则为指导。服从规则与自由不是矛盾的，因为善良意志所服从的是运用自身的力量、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制定的规则，这样的规则叫自律。善良意志自己立法，自己守法，这就是道德自律。我们要全面把握康德的这种区分的关键是要看到，一方面，自由意志不但不取消自由的任意，而且是通过人的自由的任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理性的事实，那么自由的任意则是经验的事实；另一方面，“只有存在者有了自由，亦即从肯定的角度被视为基于理性的根据而自我规定的能力的那种自由，他被设想为拥有相应的偏离理性规定的能力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引《康德的自由理论》）康德在他的道德公设中，把道德规律与自由意志的关系进行了归结：人只有是自由的，道德才有立足之地。自由已经作为纯粹理性的现实、道德的先决条件。 对于康德这个观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体现，就是结交朋友，我们交朋友，都要先看
德国古典哲学概论、康德和黑格尔哲学 一、德国古典哲学概论 德国古典哲学从总体上说属于近代认识论哲学，因此与经验论、唯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关注的都是认识主体的地位，但它综合了两者，至少力图克服两者各自的片面性。 其实，德国古典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集大成（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的改造，黑格尔对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继承等）。我们尤其注意到它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总结。 经验论强调知识源于后天经验，唯理论主张知识来自天赋能力，德国古典哲学综合两者，这在康德那里尤其明显。康德表示，正是经验论者休谟打破了他的教条主义迷梦。也就是说，他原先完全坚信莱布尼茨等人的理性主义观点，只看到了理性的重要性，但休谟对于因果必然性等观念的怀疑，使他看到了唯理论的问题，同时也注意到经验论走向怀疑论对于哲学的危害。他因此要重新为科学和哲学奠基，这是一种综合两者的努力。 然而，从总体上看，康德和其他德国古典哲学主要坚持的是唯理论进路，一般称为德国唯心论，或德国唯心主义（Germany Idealism）。主要哲学家有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黑格尔的弟子在其死后分成了青年和老年黑格尔两派，马克思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费于青年黑格尔派。 德国古典哲学强调认识批判，或者认识能力批判；强调精神对立于物质，且精神才是真正的存在；排斥功利主义的伦理，主张绝对的道德律令；哲学家们都在建立体系，他们都是学院哲学家，代表了学院哲学家的典范；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革命性，但他们并不故意地进行颠覆。 就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而言，它主要从法国启蒙运动获得灵感。康德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何为启蒙？》（实际上为〈何为理性？〉）的论文，他将启蒙运动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我在这里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法国启蒙运动。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正在准备一次伟大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革命。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形成了战斗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制造舆论。马、恩说过：“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斗争。”这个时期的法国哲学要求观念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因此特别强调物质性因素。甚至提出了人是机器的口号。精神的肉体化。 法国启蒙哲学的革命性与英国哲学的保守性、妥协性是不同的，这与政治力量对比有关。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达成的是某种妥协，确立的是君主立宪制度；法国则要求通过激进的革命后确立起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权。法国革命不再借助于宗教的外衣，许多哲学家都体现出无神论倾向。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更好的发展，对于哲学具有更多的意义。法国启蒙运动主要是唯物主义的，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彻底革命的要求，是对当时自然科学成熟的概括总结，是对以往的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法国启蒙运动被视为自文艺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形式、国家制度等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无情的审判。他们认为，过去由于专制制度和宗教窒息了人们的理性，致使人们长期处于愚昧和苦难之中；如今他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发现了永恒的正义。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并热切而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满怀激情，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不能在本国出版，只能拿到国外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进巴士底狱。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永久形象确立起来了。与现在把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联系在一起不同，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人类普遍命运的代言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培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狄亚克、拉美利特、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他们在许多地方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分歧。我们简单地提几个人。 伏尔泰（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上帝发一次命令，宇宙便永远服从。不再干预世界，受机械力学的影响，他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他认为一切观念来自感觉，反对天赋观念论。宗教是理性的大敌。但要求保留宗教。即使上帝是没有的，也必须捏造一个。如果大家都信教，就不会有人行恶，就不会抢窃资产阶级的财产。 孟德斯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主张宗教自由，要求改变现存宗教，反对宗教迫害。在世界观方面，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否定天主教的上帝，但承认作为世界始因的上帝。他说：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保养者；这便是上帝与宇宙的关系。上帝创造时依据的规律，也是保养时的规律。所以他认为上帝无法随便干预宇宙。既然宇宙的一切都受规律的制约，那么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他坚持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他看来，合适的社会政治制度主要取决于社会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政治制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气候的寒热、土地的肥瘦、面积的大小、人民的生活方式、信仰、人口、风俗、习惯等。其中的气候、土地等地理环境因素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不同的气候会形成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在寒冷的气候下人们具有充沛的精力，极大的勇气，较为直爽，缺少诡计，在炎热的气候下则相反。前者适合民主制度，后者适合奴隶制度。因为寒冷气候下的人们有勇气、有主动性，会自由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在炎热气候下，人们把懒惰当作幸福，需要惩罚和外在强制才能让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土地的肥沃与贫瘠也决定着社会制度。一个土地肥沃的
幸福，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终极目标。衡量幸福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和配享幸福？这是一直以来人类最关心和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也是哲学和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康德指出：幸福“乃是尘世上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生中所遇事情都称心合意的那种状况”［1］127。康德在继承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把德性与幸福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最高的善，必然是德行与幸福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统一，德性与幸福是至善的两个要素。在康德那里，幸福必须与道德相称、与德性联结，才能真正抵达幸福的彼岸，即“至善”的最高境界。康德的德性幸福论高扬了人的道德理性和尊严，对于斧正今天为追求利益至上、物欲满足和感官刺激而无视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的错误观念和发展理念，构建科学的幸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康德的德性幸福论之要义 康德在理性主义人性观的基础上，主张德福统一。在康德看来，实现幸福的至上条件是德性，能够配享幸福的人首先应是有德性的人。他同时强调，从义务出发而做出的行为，就可以在效果上成为他幸福的途径或方式。人性的两重性，是康德德性幸福论的前提和依据。就哲学范畴而言，幸福观和人性观、人生观密不可分。对于幸福概念的理解、幸福目标的实现，都植根于对人性的理解之中。因此，在剖析康德的幸福观之前，有必要首先探寻康德的人性观。 人性的两重性，是康德德性幸福论得以确立的前提和依据。在康德看来，人的本性具有两重性。对 于现象世界而言，人是感性的存在物，人的行为受到自然本能的左右及因果律的支配，人所追求的是感官快乐和物质满足的本能需求。对于本体世界而言，人又是理性的存在物，人可以超越自然本能的支配和束缚，不再仅仅受制于苦乐欲求的驱使，转而追求普遍的道德律令，凭借自由意志主宰自己的行为和命运。因此，在康德那里，人生而具有自然人性和道德本性。 “善良意志”，即德性，是康德德性幸福论的核心理念。德性是什么？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所能获得的最高目的就是德性，即在合乎道德律令的基础上所达到的道德品质的超越。它表现为人的尊严和道德的崇高，而德性的实现则是要通过人对于普遍道德律令的尊重、敬畏与遵守，进而完全超越自然欲求和本能欲望的束缚。康德认为，德性即是“善良意志”，它是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所生而具有的使人摆脱感性欲求的干扰而完全服从道德律令的意志和力量，人的责任感和义务心是“善良意志”的最好体现。人正是由于具备德性和“善良意志”，才得以称其为人。德性的实现和“善良意志”的产生，是道德的根源和基础，同时也是人能够获得幸福、达到“至善”的首要条件。 “至善”，是康德德性幸福论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在康德看来，人生就是追求一个无限完满的过程，达到福与德的统一，即“至善”这一人生最高目的。实现“至善”，必须具备两个要素，那就是理性道德和感官幸福。作为自然人，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而作为道德人，则追求德性的实现和道德的圆满。据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与当代科学幸福观的构建 陈 丽 摘要：康德在理性主义人性观的基础上，主张德福统一，幸福须与道德相称、与德性联结，才能真正抵达幸福的彼岸，即“至善”的最高境界。康德的德性幸福论高扬了人的道德理性和尊严，对于斧正今天为追求利益至上、物欲满足和感官刺激而无视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的错误观念和发展理念，构建科学的幸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幸福；康德；德性；至善；道德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3）11-0035-02 作者简介：陈丽（1979-），女，安徽濉溪人，硕士，中共芜湖市委党校（安徽芜湖241000）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研究方 向为哲学与政治。收稿日期：2013-05-14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12013
义务论deontology 字体[大][中][小]源于希腊语deon(应该有的)和logos(学说)，即关于应当的学说。亦译“道义学”、“本务论”、“道义论”或“非结果论”。在西方现代伦理学中，指人的行为必须遵照某种道德原则或按照某种正当性去行动的道德理论。与“目的论”、“功利主义”相对。强调道德义务和责任的神圣性以及履行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性，以及人们的道德动机和义务心在道德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判断人们行为的道德与否，不必看行为的结果，只要看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则，动机是否善良，是否出于义务心等等。在西方，神诫论是一种典型的义务论。认为人只要信奉上帝或神，服从上帝或神颁布的一系列道德命令，其行为就是正义的。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规则义务论。他反对功利主义的义务观，认为人必须为尽义务而尽义务，而不能考虑任何利益、快乐、成功等外在因素;只有出于善良意志即义务心，对道德规则即绝对命令无条件遵守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黑格尔曾批判康德的义务论，认为“伦理学中的义务论，如果是指一种客观学说，就不应包括在道德主观性的空洞原则中，因为这个原则不规定任何东西”(《法哲学原理》)。他把义务与现存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思想、目的、感觉和福利联系起来，并认为“一种内在的、彻底的义务论不外是由于自由的理念而是必然的、因此是现实的那些关系在它们全部范围内即在国家中的发展”(同上)。在西方现代伦理学中，义务论又被分为行为义务论和规则义务论。直觉主义学派的英国普里查德、罗斯被认为是现代西方伦理学义务论的主要代表。在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具有显明的义务论倾向。强调人的行为必须绝对遵从封建礼教伦常的道德规定。孔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作为伦理思想的总纲，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不但把义和利绝对对立(在价值观上)，而且反对言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以后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宋明，发展为销利归义，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二程遗书》卷十七)。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与利益关系的观点，任何道德义务规定，目的都在于调节一定利益关系，实现一定的利益。义务论把义务与利益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必然流为空洞的、虚伪的道德说教。从广义说，则泛指研究义务、责任的伦理学理论和学说。如J.边沁撰写的《义务论》，即论述他的整个道德伦理学说体系。 字数：1021 知识来源：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12页. 源于希腊语deon(应该有的)和logos(学说)，即关于应当的学说。亦译“道义学”、“本务论”、“道义论”或“非结果论”。在西方现代伦理学中，指人的行为必须遵照某种道德原则或按照某种正当性去行动的道德理论。与“目的论”、“功利主义”相对。强调道德义务和责任的神圣性以及履行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性，以及人们的道德动机和义务心在道德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判断人们行为的道德与否，不必看行为的结果，只要看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则，动机是否善良，是否出于义务心等等。在西方，神诫论是一种典型的义务论。认为人只要信奉上帝或神，服从上帝或神颁布的一系列道德命令，其行为就是正义的。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规则义务论。他反对功利主义的义务观，认为人必须为尽义务而尽义务，而不能考虑任何利益、快乐、成功等外在因素;只有出于善良意志即义务心，对道德规则即绝对命令无条件遵守的行为，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黑格尔曾批判康德的义务论，认为“伦理
浅议康德的艺术天才观 11-汉本-丁小龙-32 艺术天才理论是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判断力批判》一文中，在对纯粹审美判断进行演绎时，康德提出了“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继而对天才进行了论述。康德讨论的天才是指某些人具有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才能，这种才能为艺术制定法规，使艺术得以现实地产生。 一、天才是自然的禀赋 康德在判断何为美的艺术时指出，“自然是美的，如果它看上去同时像是艺术；而艺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是艺术而在我们看来它却又像是自然时，才能被称为美的。”在康德看来，我们能意识到它是艺术，因为它包含了某种人的确定的创作意图。但是如果它是美的艺术，就该是显不出有意为之的迹象，显不出为了美而人为地创造，而是自然而成的，也即像自然那样。在这里，自然美和艺术美是统一的。 然而艺术舶确要依据某种规则才能成为它之所以能被命名为艺术的那个东西。一幅画，有色彩，有形象，有大小远近的安排，要把色彩、线条、光线等组合起来成为一幅作品，需要规则，需要来实现人在其中的主观目的性。而真正的艺术，每个因素是不能单独拆开分析的，它们组织在一起是浑然一体的，像自然那样。艺术不能为本身制定产生出作品的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到哪里找，这个规则是怎样在艺术中隐身的呢?康德的回答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统一，使自然能够为艺术提供这个艺术品创作需要的规则。而自然却不能在艺术中自我现身，如果它想转为艺术本身，变成人们能领略的对象，自然就需要一个中介，一个通道，这就是艺术天才。 因此，“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这种才能是自然赐予的，天生具有的，学而不得的，属于自然的禀赋。自然是经由天才给艺术提供规则的。因为艺术创作需要一个先行的规则，而除了自然，无处可寻，如果没有天才这种才能，自然为艺术确立规则的使命不会成为现实的、可感的。 二、天才具有独创性 康德论述天才具有四个特性。独创性是其第一特性。 在天才创作出艺术作品之前，即自然作用于天才为艺术制定规则之前，此种艺术还不存在这样的规则。或还不能被批评家发现。正因有了这种天然的禀赋，自然借助于天才而提供这个新的规则。这个艺术规则不同于科学上的规则。不是学习他规则的结果，而是产生出新的确定规则的原因。艺术家用天才来产生这个规则，批评家根据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利用审美判断来提出这个规则，来丰富艺术创作的理论。这种独创性，就是单独的、唯一的、无前例的创作。这是天才要去完成的事业，正因为这种才能能够发展和创造艺术创作的新规则，才称为天才。
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的认识论 “康德哲学三题”之二 摘要：康德的哲学体系与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最大不同是：既承认外在经验对于人的认识的刺激作用又强调人的心灵具有认知的主体性意义。他以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层次和功能观综合统一了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经院哲学（唯理主义）的独断论，肯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同时也说明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在认识上的虚幻性。以辩证的认识论的新方法取消了传统哲学的独断论。 关键词：感性；知性；理性；哥白尼革命；二律背反 独断论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留下的形而上学的精神遗产，它坚信只有超越经验事实之上的结论才能构成真正的知识或者真理。像作为整个宇宙万物对立面的上帝，千变万化的物质运动背后不动的规律，哲学所探讨的形象世界背后的实在，支配无限繁复的语言和思维的逻辑（逻格斯），都是独断论意义上的确定性知识。可是，休谟对此十分怀疑。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不具备确定性，因为它们都只不过是局限于我们经验的感官印象而已。这就意味着，构成我们所谓确定性知识的那些命题都只具备或然性：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其依据是我们所体会、观察或实验到的数据，即各种性质的经验，与经验吻合的为真，否则为假。 正是休谟对于独断论的经验主义的怀疑引起了康德的反思。当然，康德并不否认知识起源于经验，但他同时认为，起源于经验的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还有经验之外的知识或先验的甚至是超越经验的知识。这些传统的知识论问题必须从人的认识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一、人的认识过程 无论是人的认识能力还是知识的形成过程，其中理性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么，什么是理性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放在认识过程中加以界定，即人的内在心灵固有三种递进的认识能力：首先是感性，即人在空间和时间形式（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不过层次较低）中感觉事物的能力；其次是知性，即将感觉数据通过概念和综合加工生成的有关外在客体的知识的能力，此综合乃是依据先验的范畴（由概念化的规则指导）来进行加工的；最后是理性，即将客体知识综合成系统的能力（如将整个现象世界理解为有系统规律的“自然王国”）。这说明在建构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人的主体认知能力是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的：即 “我们的知识起源于感性，然后上升到知性，最后终于理性，在它之后我们便没有能力通过直觉的事物来理解理性之后的事了。” 由此可见，理性是处于最高的决定性阶段，它是从综合和终极——广度和深度方面——意义上指导认识者主体去寻找各种经验的偶然性条件背后的绝对条件，以便确保整个人类知识大厦的安全性。因此，理性既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认识的目标，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终极性。 但是，恰好是在认识的终极性这里，理性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相遇了。在这里它们两者都会产生“哲学上的虚幻”（philosophical illusions）。相对于认识过程中的客体或者整个经验现象世界，形而上学的实在和理性的结论都是“虚幻不实”的，它们的短处是我们在认识过程中不能直观，不能被描写成某种具体的经验实物；它们的长处是可以为普遍的经验实物建构起必然的规定性，即规律。这也就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认识论所说的“经虚涉旷”和“超以象外”的统一，它们没有物象，因此是“虚幻不实”的，但却可以超越物象的局限而揭示整体物象或经验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理性在人类认识中的本质就是要建构“整体性的知识大厦”（entire edifice of knowledge），所以它需要经验论的一砖一瓦，但不是乱堆乱放，而是要放在大厦中的某些确定位置；它也需要独断论的建筑蓝图，但要严
康德美学的基本内容 康德美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们曾以美论、崇高论、艺术论加以概括，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试从范畴论、体系论、方法论和心理美学四个方面加以概括。 1、范畴论 范畴是美学理论的基本元素或基础，西方美学的基本范畴是“美在和谐”，但在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从而构筑其不同的范畴体系。康德美学也有其特有的范畴体系，其范畴体系的内涵特点决定了它在美学史上的地位，即决定了它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奠基者的地位。 首先是“美”。康德提出著名的“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形式”的著名命题，实际是对感性派(无目的)和理性派(合目的)的综合，既突破了传统的感性派的“摹仿说”，也突破了理性派的“灵感说”，成为感性和理性由对立走向统一的新时代的开端。而且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形式，涉及到特殊的主观心理状态，情感领域，这更具有开创的意义。这—点被席勒注意到，在《美育书简》中提出情感教育问题。但却被黑格尔所忽视，在其庞大而严密的辨证的美学体系中，只剩下概念的逻辑发展，而相对忽略了蓬勃激动的情感，这正是其缺陷所在。康德的局限在于否定了美的客观性，当然也否定了自然美的存在。 其次是“崇高”。康德把崇高的过程描述为对象压倒主体，主体又借助理性压倒对象，因而崇高感最终是一种理性的伟大胜利，是道德的象征，其根源不在对象，而在人自身的理性精神。康德对崇高的论述也是有历史意义的。西方最早提出崇高概念的是古罗马时代的朗吉努斯，他的《论崇高》一书曾经论及自然界的崇高对象，但主要论述的是文采风格的崇高，修辞的宏伟等等，基本局限在修辞学范围之内。18世纪英国的经验论者博克最早从美学的角度对崇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优美的对象偏重于小巧、光滑、娇弱；而崇高的对象则巨大、阴暗、孤寂，美以快感为基础，崇高以痛感为基础。博克的论述极富启发性，但仍多局限于经验论的感觉的范围，只有康德的崇高论才在前贤论述的基础上，第一次赋予崇高以深刻的哲学内容，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包括崇高的对象，崇高与优美的区别，崇高的心理过程，崇高的根源等等。康德在崇高论中实际上也将丑带入美的领域，大大地拓展了美与审美的范围。因为，崇高的对象作为“无形式”带有巨大的可怖的特点，已不是什么对称、和谐、合比例的优美，而是属于丑的范围。但只有人类在特定的鉴赏的角度上，这种丑才能由痛感成为快感、而进入美的领域，这比亚里士多德从认识论的角度解释由痛感到快感要深刻而高明得多了。 关于艺术，历史上曾有过表现、再现等等的争论，可是康德独辟蹊径，提出“审美观念”的概念。所谓“审美观念”就是“它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特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和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语言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11）也就是说，在有限的表象中包含了无限的理性内容，不涉及任何概念，但却包含无尽的理性精神。这样的艺术观也是对形而上学的突破，对辩证的艺术哲学的开拓。 关于“天才”。康德关于“天才”的理论，实际上涉及的是创作论和作家论。“狂飙突进”运
康德政治哲学十三讲 汉娜?阿伦特著 曹明译 第一讲 谈论、探讨康德的政治哲学有其独特的困难。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不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斯宾诺沙、黑格尔等等，康德从未有过政治哲学的专著。研究康德的著作非常庞大，但关于他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只有一本著作值得认真对待，即Hans Saner的Kants Weg vom Krieg zum Frieden，在法国，最近出现了深入研究康德政治哲学的一部论文集，[ii]其中一些颇为有趣；然而，即使在那些著作中，你很快就会发现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其看作是康德的一个边缘性论题。在所有将康德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著作中，只有雅斯贝尔斯（Jaspers）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雅斯贝尔斯（Jaspers）是康德惟一的追随者；Saner是雅斯贝尔斯（Jaspers）惟一的追随者。）不论是康德的历史文集，[iii]还是最新整理的康德的政治哲学文集，[iv]在性质和深度上都不能和康德的其它著作相比；确实，它们无法构成像一位研究者所宣称的“第四批判”，这位著者只是急切地想赋予这些偶然进入康德视野的论题高的定位。[v]康德自己称其中一些不过是“理念的嬉戏（play with ideas）”或一次“惬意的旅游（mere pleasure trip）”[vi]。从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永久和平论》看来，其讽刺的言调表明，康德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作品。在一封致Kiesewetter信中（1795年10月15日），他称这些文章是“遐想（reveries）”(就像他想起早年和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的娱乐，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之梦》（Dreams of Metaphysics）中描述了一位神奇的魔法预言家(Ghost-Seer)[1776])。就《权利科学》（The Doctrine of Right）而言——你会发现只有这本由Reiss编辑的作品读来是多么的冗长和学究气——很容易同意叔本华的这个说法：“似乎这不是那个伟大人物的作品，倒像是一个平庸之人[gewhönlicher]的产品。”法则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非常重要，在那里人被理解为一个立法性存在者；但是如果我们想从总体意义上研究法哲学，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求诸于康德，而是普芬道夫或者格老秀斯或者孟德斯鸠。 最终，如果浏览一下别的文集——或是Reiss编辑的或是其他的文集（《历史文集》），你会发现其中很多都是关于历史的，因此，看来似乎是康德和他的后继者一样，已经用一种历史哲学代替了政治哲学；不过在那时，康德的历史概念虽然在他的权利理论中很重要，却并不是他的哲学的核心，如果想要探讨历史，我们将会转向维柯或者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康德来说，历史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历史主题是被理解为造物的一部分的人类种族，只不过是所说的作为最终目的和创造之最的一部分。康德从未忘记历史偶然性以及伴随的忧郁情调，对于历史，关键的不是情节（stories），也不是历史个体，更不是人的善行恶迹，而是那隐秘的自然的诡计，它在代代相继中推进人类种族的进步，发掘人类的天赋和潜能；所以人类种族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自然所布置在他们身上的全部萌芽都可以充分发展出来，而他们的使命也就可以在大地之上得到实现”[vii]，这类似于一个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从孩童到青年直到成人，这就是“世界历史”。康德对过去之事从未提起兴趣，使他感兴趣的只是人类种族的将来。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不是因为罪恶也不是神的惩罚，而是自然的手笔，它将人类从它的母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逐出伊甸园，即那种“安全而又无害的童真状态”。[viii]这是历史的源头；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有时称为文化[ix]、有时称为自由（“从自然的监护(the tutelage of nature)到自由状态”）的东西；[x]只有一次，那也只是顺便在一个插入语中，康德认为历史也是这样一个问题：“达到名为社会性的最高目的[Geselligkeit]”。[xi]（我们后面会看到社会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进步是十八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概念，对于康德来说它毋宁是一种幽黯的主张；他多次重申了这对于个人的生活的悲伤意味： 即使我们以最好的条件来接受人类在这里的生命的道德—物理状况，亦即持久的进步并趋近于（向他们所楬橥的鹄的的）至善；他们（哪怕意识到自己心意的不可变更性）也还是不能把称心如意和自己（德行上的以及物理上的）状况之永恒延续着的变化这一场景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和他们准备着进入的那种更好的状况相形之下，始终总是一种灾祸；并且朝向终极目的的无限前进这种提法，同时也是对于无限系列的灾祸的一种展望，仍然不会使得称心如意出现。[xii] 对我选择这样的论题的另一种反对方式、一种有点不雅但却决非毫无道理的方式指出，所有这些通常被选编的文章——我也选择了同样文章——都是康德晚年的作品，这时康德的智力已经处于衰退期，最终导致老年时期的低能，这是事实。为反对这种看法，我提醒你们去阅读非常早的作品：《对优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xiii]。展望一下我对此的看法，我希望在这期间向你们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了解康德的著作，并且考察康德的生平环境，很容易就会抛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