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桥司令"彭敏魂系武汉长江大桥 14年前骨灰撒在
桥下
昨天，一位年轻的女子特地从北京赶到武汉，乘坐长江轮渡“江祭”。当渡船缓缓驶向汉阳对岸，她把一瓣瓣菊花撒向江心，满含热泪地说：“爷爷，我来看你了!”
她祭奠的“爷爷”，就是60年前时任中铁大桥局第一任局长、组织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彭敏。
老局长英灵
与大桥相伴
彭敏年轻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领导了党的第一支铁路队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担任志愿军铁道兵团总工程师、中朝联合军运司令部抢修指挥所司令员，铸造了一条“钢铁运输线”。在朝鲜负伤后，他受命组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被任命为局长和党委书记，从1953年开始组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彭敏与苏联专家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和调动了中国桥梁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战胜了1954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用两年零一个月时间建成了万里长江第一桥，天堑从此变通途。
之后，彭敏又带领同伴，修建了南京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湖南湘江大桥、广州珠江大桥。后来，彭敏从国家计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
69岁的彭倍勤是彭敏长女，她回忆说，父亲生前，人在北京，心却在武汉，仍像惦念着自己的孩子似的，经常说起武汉长江大桥。有一次，她从新闻中得知，武汉长江大桥第17次被撞，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后，父亲就流露出很心痛的表情，喃喃地说：不知道这次大桥是哪里被撞了，要是撞到桥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桥墩很结实。
2000年3月6日彭敏在北京逝世。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因此，子女们决定把父亲的骨灰一半留在北京八宝山，一半撒在长江大桥下的江水里，让父亲的英灵与大桥相伴。
同年3月26日，彭敏长子彭勃和孙女彭艳来到武汉，没有通知任何单位，悄悄地将彭敏的骨灰撒在了其魂牵梦绕的武汉长江大桥下。
孙女悄悄来汉祭扫14年未间断
彭敏立下丰功伟绩，彭家人却非常低调;直到不久前，本报记者在崇仁路武汉收藏市场意外发现了一批上世纪50年代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老照片，为此进行寻访，才得知彭敏的这段身后事。
记者找到了87岁的邱长庚。
1955年至1960年，邱长庚担任彭敏的秘书。“我虽说只做了彭局长5年的秘书，但却成了彭局长在武汉的‘终身秘书’，凡是有关彭局长的事，大伙都喜欢找我，我也与彭局长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也很好，他的孩子都喊我邱叔叔。”
邱长庚回忆，彭敏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又当过铁道兵，对修桥技术方面也很在行，在局里威信很高。特别是他作报告，从不拿着讲稿干巴巴地念，他不要秘书写讲稿，都是他自己亲自写，讲起来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大家都喜欢听。
邱长庚说：“彭局长调到北京后，只要有机会来武汉开会，都会抽空去长江大桥上走走，他对大桥的感情很深。”
邱长庚的老伴、81岁的汪秀娥在一旁帮忙辨认老照片，她感慨地说：彭局长去世这么多年了，他的孙女年年清明来祭扫，从未间断。最为难得的是，孙女每次来都不打扰别人，总是悄悄地来，祭扫完后就匆匆离去。
汪秀娥赞叹道：“年轻人这样低调，继承了彭局长的作风，真是难得呀!”
“桥梁摄影第一人”的怀念
记者还找到了现在南京定居的原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摄影组组长任发德。
这些老照片很多是任发德亲手拍的，就连照片背面特别的胶水印痕都是他亲手糊的。虽说他一辈子拍了40多万张大桥的照片，被誉为“中国桥梁摄影第一人”，但这些照片全都放在大桥局的档案和相关资料里，自己大多都没有留存和备份。好在还有很多热心的武汉及全国收藏爱好者，把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照片保存得如此完好。他说：“当时拍时没觉得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如今看来都成了珍贵绝版。”
从记者口中得知彭敏的骨灰撒在武汉长江大桥下，任发德既震惊又感动。“我这是头一次听说此事，其他老同事也都不知道。清明时节，我好怀念我们的彭局长，他既是个革命老干部，也是文化人，当年少有的高级工程师。说起来，能有这些照片存世，也与彭局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任发德回忆说，1953年武汉大桥工程局成立之初，彭敏局长就十分重视大桥工程每个阶段的技术总结。由于总结需图文并茂，就成立了摄影组，任发德任组长，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根据工程进度，及时到工地拍摄照片。那时相机价格很贵，起初，只有135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很小;后来彭局长亲自批计划，买了进口大相机;在当时一切节俭的条件下，仅拍照冲洗的费用就高达每月3000元。
武汉收藏家联谊会文献专委会主任肖琴学昨透露，这批有关武汉长江大桥的老照片，将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供相关专家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在较短时间内整理好，面向武汉市民免费展出。
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中，有一幅的画面是：头戴草帽的彭敏(前排左一)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右一)席地而坐，画面上的人都在笑，他们在说什么呢?
1957年7月7日的《长江日报》记录了这个场景：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1957年7月6日上午从河内乘专机去北京，路经武汉。专机于上午11时10分降落武昌机场。
胡志明主席在机场用过便餐后，即驱车前往长江大桥工地参观。胡志明主席乘专轮抵达汉阳岸工地，当他看到高耸的引桥时说：“这么高?”大桥工程局彭敏局长答道：“从下面到公路桥面，有四十公尺。”胡志明主席看到引桥桥墩新砌好花岗石，问道：“这些石头从哪里来的?”彭敏局长说：“从湖南、福建等地运来的。”胡主席说：“福建也能运来?”彭敏局长回答说：“现在鹰厦铁路已经通车，我们是通过铁路运来的。”胡主席很随便的坐在新铺好的钢轨上，建桥的工人都跑出来夹道欢迎。胡主席翘起大拇指说：“你们搞得很好呀!”
武汉长江大桥被万吨巨轮撞了，但貌似丝毫无损，我记得小学课本也说是茅以升先生主持完成的，我看了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的评论，有讽刺新建桥梁差的（如广东九江大桥），有赞美毛爷爷时代工程人员，有赞美茅以升先生的，但是，很奇怪，都被反驳是前苏联政府建的，与中国没关系，但是我查了百度百科，其中有一段这样写：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当时苏联政府的帮助，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指导，但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政府就撤走了全部专家，最后的建桥工作是由茅以升先生主持完成。
按照这样说，并不是完全由前苏联建的啊，就好像原子弹一样，前期由前苏联帮忙，后来破
裂了，只能自己埋头苦干了~~~
所以我很困惑，究竟是谁建的，那么多人一口就反驳是前苏联建的~~~~
”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师茅以升：至死不被原谅的家外有家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茅于新家，茅以升是我的叔公。过去，我总觉得茅以升太知名了，写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我如果再写他，很难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亲的人。但叔公茅以升的另一面——爱恨情仇的一面，包括他的苦涩晚年，却少有人知，令人扼腕。
“金屋藏娇”被曝光
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茅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女士相识，茅以升见到权桂云后，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庄的女孩产生了好感。权桂云也非常喜欢茅以升，觉得茅以升待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温柔体贴，从不提任何过高的要求。尽管年龄悬殊，茅以升还是娶了权桂云女士，置了这一“外室”。
而这为茅以升晚年深陷家庭矛盾埋下了隐患。
1950年，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这给茅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戴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茅以升不想让她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妻子隐瞒着。本以为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了...... 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后，在家就不可能隐瞒下去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权桂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她不愿意离开茅以升。茅以升内心当让也不远权桂云离他而去，他该怎么办呢？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妻子吐露隐情，却总是找不到机会。
一天，茅以升同妻子闲谈，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妻子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戴传蕙的话给茅以升带来一点信心。茅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于是茅以升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
尽管茅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听完后顿时变色，一语不发。在戴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茅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妻子的强烈反应使茅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1967年，戴传蕙在抑郁中去世，孩子们对父亲和权桂云耿耿于怀。
深陷家庭矛盾
俗话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叔公“金屋藏娇”被曝光以来，他的家庭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叔公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长子茅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自1949年起，茅于越就长期居住在国外，就连母亲戴传蕙去世时也未能赶回。直到1972年，于越夫妇才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
此时权桂云与女儿已经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但茅于越夫妇却向茅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就不进茅以升的家，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茅以升非常为难。他来找我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商量，求我舅妈想想办法。大舅妈于是找到权女士问她是否能顾全大局暂时回老
家苏州一住。权女士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茅以升也很高兴，立即转告儿子可以回家住。
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哪里想到，到了北京后他仍表示不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就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他年近八旬的老父茅以升也不例外，好不辛苦。有一次我们家请他们来吃饭，叔公茅以升也来了。席间，舅妈劝他们说，尽管理解他们对母亲的感情，但现在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父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可是于越仍然不愿接受权桂云。舅妈说，茅以升那天甚至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权桂云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对她来说，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她没有料到的是，茅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为了得到茅以升子女的承认，权桂云尽其所能：帮助茅以升料理家务，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孩子们留在北京时，权女士也非常精心地照看他们，她想尽量做得更好以赢得亲友的好感。但是茅以升的子女特别是他在国外的儿子，对权女士始终怀有无法释怀的怨恨。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茅以升家不到十年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
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茅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茅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这是茅以升采取的对策：以沉默做抵抗，以无言来反击，但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我二舅说他有一次亲眼看见茅以升为此掉了眼泪。他不知如何摆平这一关系，他疼爱子女，也深爱两位夫人，他只能选择无言的反抗。
他写过检讨信，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他承认犯错，也向子女认错。他们的小女儿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每当父亲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痉挛时，她就默默地为父亲煮一个鸡蛋，硬壳蛋可以把胃痛压下去。
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1975年，权桂云因心情忧闷病逝。她的死对茅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二十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当他听到噩耗时，胃痉挛立刻犯了，而以后胃痉挛一直非常严重。
女伴病榻子绝父情
除了神经性胃溃疡以外，茅以升没有其他疾病，88岁以后视力严重衰退，90岁以后身体开始衰弱。1987年，茅以升因发高烧住院，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主要是小女儿茅玉麟。
茅以升晚年对小女儿茅玉麟一直放心不下。茅玉麟初中毕业就在工厂工作，婚姻生活也遇挫折。茅以升想，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长兄如父，他的大儿子茅于越应该关照最小的妹妹茅玉麟。1979年，茅以升借去欧洲访问的机会，去了长子在瑞士的家。茅以升把自己的想法对长子说了。但是不曾想到，茅于越听了非常生气，不但回绝了父亲的要求而且从此再也不理父亲了。
可是父亲却始终念念不忘这个儿子。据亲友回忆，在他病重住院时，本以为茅于越会原谅他，会给他写封信，但儿子一直没有来信。茅以升天天盼望着，只等着有封信来，在弥留之际他仍旧念叨儿子。家人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编造了一封茅于越的信，对他说：儿子来信了！然后把信念给他听，茅以升于是手里捏着这封信告别了人世。
编辑苏银兰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每次去武汉，中国桥梁网的记者都会去看望唐寰澄老先生，这已经成了惯例。这次武汉之行也不例外。这位为共和国的桥梁事业倾尽毕生心血的桥梁大家，如今已是85岁高龄。一场大病过后，步伐已不复往日的矫健，但在唐夫人的精心照料下，精神状态已明显好转。看到我们，唐老很高兴，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毕生珍贵的典藏
每一次去唐老家里，有一个地方绝不可错过，那就是书房。唐老的书房整洁而风雅，一排排书柜上摆满了书和图纸。厚薄不一的专业图书、亲手绘制的一沓沓厚厚的图纸，还有已经泛黄的不可多得的老照片，都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无声地诉说着老先生从青丝到白发、几十年如一日的风雨征程。这些物件，都被唐老视若珍宝，每次前来，他都会详细地为我们讲起每一本书、每一组图纸背后的故事，那神情像极了一位慈父向别人谈起自己的孩子。
如今，在唐老的书柜里，还保留着当年武汉长江大桥的原始设计草图和大桥建设前的相关资料照片。从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尚在“摇篮里”的长江大桥，看到了这座巍峨的钢铁大桥诞生的曲折历程。弹指一挥间，时光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有关当年长江大桥的收藏物都已经成了珍宝，而这其中，作为大桥设计者的唐老的这些收藏应该是最珍贵的，堪称第一号收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一桥飞架南北通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毛泽东主席当年为武汉长江大桥慷慨题诗，记下的隽永一笔。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横跨于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龟蛇锁大江）的大桥，是中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此桥横空出世，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与瞩目。说起这座在共和国桥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桥，我们不得不提起这座大桥的设计者——唐寰澄。
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唐寰澄先生的第一个作品。20世纪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筑设计方案征集活动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唐寰澄方案”为首选。唐寰澄的设计方案除了在技术上达到桥梁施工的要求之外，还十分重视美感，在主桥和引桥的过渡上充分考虑到了美学原理。可以说，武汉长江大桥是第一座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它不仅蕴含着丰厚的历史信息，而且在建筑艺术上的价值也很高，对之后许多桥梁的修建都起到了借鉴作用。
唐寰澄为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建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与成就感。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桥设计获奖后，政府发给了他一千多元奖金，他拿着钱高兴地买了国债，还给家里添置了一套新家具。这套具有纪念意义的家具，他至今还舍不得丢弃，摆放在家中的次卧里。
在老一辈人心里，武汉长江大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座“桥”，它承载了那一辈人太多的梦想和荣光。。时光流转，五十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横跨在烟波浩渺的母亲河上，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过客，成为了伟大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日前，湖北省新公布了第五批共36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仍在使用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名列其中。
此生付桥终不悔
唐寰澄1926年出生于上海市朱泾镇西林街298号唐氏宅院，他自幼聪慧好学，勤奋上进，194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毕业那年，有三个地方可供选择——武汉、重庆及上海。唐寰澄选择了武汉。这一呆就是几十年。
唐寰澄一生爱桥、建桥、写桥。他不仅是个桥梁设计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桥梁美学专家和桥梁史学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桥梁建设刚刚起步，古桥多，新桥少，除钱塘江大桥之外，可以说在建桥方面毫无经验可谈。刚大学毕业的唐寰澄面对此情此景，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便暗暗下定决心，要为中国的桥梁事业做出一番贡献。于是，他博览群书，研读了无数的古籍，秉承了古人的建桥精髓。为了积累第一手的资料，他走访了无数的大桥小桥，把每座桥的资料研究透彻，然后再去实地考察核实。为了更好地研究国外的桥，唐寰澄特地去学了英文；看了德国的桥后，他又专门学了德文。研究对比之后，他发现日本的桥是德国风格，中国的桥是英美风格，唐老又于1980 年被单位派赴日本学习。就这样，他不断开拓创新，把国外的东西引进到中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桥梁结构的设计上有了很深的造诣。
1957年，唐寰澄出版了《中国古代桥梁》（中英文对照本）。1981年，他又凭借《桥》一书获得了当年的首届全国优秀图书奖。之后，应美国国家运输科学研究学会组织邀请，唐寰澄代表中国参加了由16国专家出席的研讨会，并共同撰写了《世界桥梁美学》一书。该书于1991年出版后，唐老获得了美国国家工程师学会特别奖。2000年，唐老又撰写和出版了《人间万古彩虹飞——世界桥梁趣谈》一书。该书内容丰富，涵盖了古今中外桥梁科技“奇花异草”和亚、欧、美、澳的桥风人情，行文优美、妙趣横生，读来引人入胜，于2001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2008年5月，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主办、天津大学承办的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颁奖大会在天津举行。82岁的唐寰澄荣获年度最高奖——茅以升桥梁大奖。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2010年1月，唐寰澄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木拱桥》一书，这本书凝聚着他巨大的心血。该书即将完稿时，唐老因连日的劳累而病倒了。休养数月后，待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他又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对桥梁事业的无比挚爱，坚持完成了该书；2011年1月，唐老又再版了《中国古代桥梁》一书，在原有的内容基础上，通过搜集整理，增添了不少新的宝贵资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唐老依然精神矍铄，雄心勃勃。谈话最后，忆起当年向中央政府提议建设三大海峡的事情，唐老感叹地说道：“如果不是年事已高，我一定要参加琼州海峡跨海大桥这一宏伟的工程建设。”说着，唐老慢慢望向窗外，目光深邃而悠远，耳鬓的白发闪着银亮的光芒。整个屋子顿时静默下来，一种由衷的敬意从我们的胸中缓缓升起……
人物简介：
唐寰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朱泾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桥梁专家。20世纪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筑设计方案征集活动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唐寰澄方案”为首选；作为采用方案，为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建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他还参加过重庆、枝城、九江等处的长江大桥及济南黄河大桥的施工技术指导工作，为大桥的建成立
下了汗马功劳；80年代他又荣获了广西桂林雉山桥设计方案奖。2008年，唐寰澄获得茅以升桥梁大奖。
桥头堡设计者
4日凌晨3时50分，著名桥梁专家、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设计者唐寰澄因病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逝世，享年88岁。
唐寰澄1926年出生于上海，后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一生与桥结缘，退休前任中铁大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8年，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最高奖——桥梁大奖。
2006年，唐寰澄患脑栓塞并中风，半身瘫痪，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依然关心国内桥梁建设，坚持参与重要桥梁设计方案的研讨。他曾经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还想参与桥梁建设。”唐寰澄老伴江国梅告诉记者，唐寰澄曾表示，死后骨灰撒进长江，一是不想占用国家土地，二是他对长江、长江大桥有很深的感情。
1954年夏天，唐寰澄28岁，在武汉长江大桥总体设计组工作，参与大桥桥头堡设计方案角逐，他的方案被评为三等奖。1955年初，周恩来总理从所有设计方案中选中他的方案，评价该方案：实用、经济、美观。
唐寰澄的桥头堡设计借鉴了清代黄鹤楼“攒尖顶亭式”的建筑风格，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朴素之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对其学生说：“这次方案，建筑界败于年轻的结构工程师之手，在建筑思想上值得进行检讨。”
1978年，83岁的中国桥梁先驱茅以升因年事已高，提名唐寰澄任《中国古桥技术史》副主编，总撰全书。该书于1982年完成。1983年，唐寰澄再受茅以升之托，续写桥梁建筑专家罗英未完成的《中国石拱桥研究》，该书于1993年出版。
唐寰澄还设计了武汉中铁大桥局办公大楼、桂林雉山公路桥等，参加过重庆、枝城、九江等地长江大桥及济南黄河大桥的施工技术指导工作。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借鉴了武汉的大桥局办公大楼。
唐寰澄是新中国最早关注桥梁美学的人。他将桥梁美学上升到哲学高度，提出桥梁美学法则，提倡桥梁的和谐美，讲究比例、时尚、对称、韵律。
59年前，唐寰澄设计了长江大桥桥头堡，至今，这个设计仍是他最知名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桥梁建筑史、美学史上的经典。记者采访了多位桥梁专家，他们说，唐寰澄很好地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建筑相结合，他的设计经得起历史考验。
中铁大桥局高级技术顾问、教授级高工周璞：唐寰澄在桥梁设计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上。
他的设计方案显示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简朴、庄重，舍弃繁复的装饰，非常美观。唐寰澄桥头堡方案适应当时时代，既美观又经济、实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现在来看，他设计的桥头堡依然是一个经典。
中铁大桥局高级技术顾问、原局副总工程师赵煜澄：他兴趣广泛，对中国古桥、古建筑，甚至古画研究颇深，这为他的设计带来丰富的知识储备。
1954年，唐寰澄曾对《清明上河图》中的“贯木拱虹桥”进行研究，经过计算、论证，证明了这座桥是真实、可行的。他也是最早对《清明上河图》中桥梁进行研究的人。
中铁大桥局技术部部长皮汉萍：唐寰澄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设计反衬出当下桥梁设计的一个问题——丢失传统。当代中国桥梁设计过于注重功能性，美学考虑普遍不足，尤其是在突出桥梁民族特色，展现桥梁自身美的方面还很弱，唐老给了当下桥梁设计界很大的启示。（长江日报记者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