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壬辰战争史料尤其引人注目。所谓壬辰战争，指1592-1598年爆发于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中国学界一般称之为明代援朝御倭战争，韩国和日本学界则分别称为“壬辰卫国战争”和“文禄—长庆之役”。作为中、韩、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三国政治关系、文化交流乃至整个东北亚格局等都具有深远影响，因而中、日和韩、朝学界都很早就予以重视和研究。不过由于韩人文集一直散处各地，时至今日学界就壬辰战争问题对这类史料仍少利用，而《丛书》所含该类史料之重要性是超出人们所想象的。
首先，基于《丛书》所辑录韩人文集之庞大规模，笔者所见韩人文集中壬辰战争史料比以前学界所用资料更为厚重。
关于壬辰战争问题的资料整理工作，数十年来陆续出现一些重要成果。1970年台湾学者李光涛以朝鲜李朝实录为基础编纂了《朝鲜壬辰倭祸史料》；1990年北京大学吴丰培辑录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和李氏朝鲜柳成龙《惩毖录》、日本川口长孺的《征韩伟略》等，编成了《壬辰之役史料汇辑》。此外，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1980)、吉林师范学院古籍所《廿六史中朝关系史
料选编》(1995年)、延边大学姜孟山等《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1996)、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朝鲜史料汇编》(2004)、刘菁华《明实录朝鲜史料选编》(2005)等也涉及到该专题资料。日本学界则对一些战史如《朝鲜征伐记》、《庆长见闻记》，家记如《秀吉事记》、《足利家官位记》等日本文献有所辑录，亦有对李舜臣等少数朝鲜将相的资料辑录整理者。邱瑞中《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
(2006)是专门辑录韩人文集史料的少有新作，然关
于壬辰战争问题仅采录了数种文集，与该专题史料在韩人文集中的藏量相比未至冰山之一角。
如果以篇幅规模相比较，以上壬辰战争资料专辑中李光焘《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有100多万字，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约50万字。至于其他汇编，或重复以上辑录，或所涉内容有限。而据笔者检录，产生于壬辰战争过程中的直接史料
(或说最为原始的文献)就至少有60多万字。其中
包括至少33部日记和数以千计的私人往来书信、诗词歌赋等。其中日记多部篇幅颇长：李舜臣《乱中杂录》约8万字，黄汝一《日记》、丁景达《乱中日记》、权斗文《虎口日录》等也有数万字。同时还有大量可能稍晚的文献，包括动辄数万字的专史、专志(如权有海《宣祖中兴志》有3万余字，李廷馣《倭变录》约2.4万字，申钦《援朝天将名录及小
《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的壬辰战争史料
刘永连
[内容提要]壬辰战争史料在《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藏量巨大，内容丰富，且以切近史源、展现多种
视角而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其重要性超过了以往所能见到的任何相关史料。而在相关研究领域，韩人文集史料极少得到利用，学术研究亦因此而留下很大的拓展空间。如欲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研究，我们就绝对不能忽视这批史料。
[关键词]《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壬辰战争史料
[中图分类号]K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2013)02-0084-05
[作者简介]刘永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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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史
传》约2万字)和广泛存在的传记、碑铭、谱牒等资料，据目前所见估计内容多达80万字以上。那么，《丛书》所见壬辰战争史料总计140万字以上，甚至超过150万字。
其次，由于文集史料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其所反映的历史内容远比其他史料丰富、翔实和生动。
韩人文集记述壬辰战争不拘方式和途径，各类体裁几乎无所不有。其中产生于壬辰战争过程中的直接史料主要包括个人所形成的日记、笔劄、书信、别纸、祭文、诗词歌赋等和官方及社会团体所形成的教旨奏疏、呈文批答、揭帖露布、檄文通牒等；稍晚形成的史料则主要分为五大类：(1)专志、专史等，(2)杂录、杂记、事略等，(3)名录、传记等，(4)行状、家状、谥状、碑铭、年谱、族谱等，(5)史论及怀古咏史性质的诗词歌赋等。而基于各自的文体特点，不同体裁为这段历史保留下不同侧面、不同性质的内容。例如，日记逐日记事，以事系日，反映了许多前后联系的细节内容，可以填实较为宏观的历史进程；同时日记多记作者目睹之事，反映历史内容更为直观、形象。而奏疏文献不同，多就某些重要问题、特殊事件进行论述，不见得是亲眼目睹之事，但思辨成分居多，突出反映了重大历史事物之间的深层联系。再如，专史、杂录、传记之类多以纪实为特点，多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容、内涵，而且往往系统、全面。相对于此，诗词歌赋和史论等则以抒情言志、发表见解为特点，多反映作者内心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往往针对事物某个侧面、片段甚至一点。与此相比，其他史料因受写作体裁的限制，往往只是采用一种单纯的记录方式，那么其所反映的内容肯定亦会有限。像国史、实录等，因要从宏观角度反映整个战争，它们对壬辰战争的记述因需高度概括而不得不舍弃细节。其中即便是能够看到一些内容具体的疏奏报告，也无疑是对原始文献挂一漏万的选摘。
由此在韩人文集中，我们所看到的壬辰战争史料不再仅是概述性或单纯某方面的内容，而极其全面、丰富而不失生动、翔实的细节；也不再是干巴、抽象的文字，而是直观形象、有血有肉的历史反映。这里尤其充满鲜活的细节，透露了其他史料所不能有的众多信息。而更为重要的是，其中不少细节看似微乎其微，其实背后牵连重大问题。如有奏报：“闻唐船载军粮到泊扶安界，本国人等或劫杀，或驱逐，一船之米，全数偷出。唐人十名逃入小岛，遇海采船，哀乞得出，即告官，自官密关捉作贼人。方伯以明日入完山推问，云本国人所为，极为痛骇。”①谈及军纪问题，以前只强调辽兵抢粮事件，岂不知朝鲜人抢劫明军运输船只性质更为恶劣。再如战事爆发之际，有云“连见烽燧每准一炬，此者甚可疑。或云变出左道，故右火一炬。又云贼计奸黠，先灭边烽，自举一炬，以杜内兵之援，故烽火常一炬云。”②这是探讨朝鲜烽燧制度的重要史料。再如许多叙述朝鲜军队学习明朝军事技术特别是火器的史料，如李恒福曾请示国王：“一、御敌之具莫如喷火，海上之人未详其制，京城倭馆所置喷火甚多云。一一差人下送，且令伶俐工匠就学于天朝之人，多数造作节次输送以备应用，尤为便宜。”③郑琢则直接向明浙军将领胡焕请求教练朝鲜士族：“以我兵分隶于行间，一一详教火战诸具，而习之于神武之节制，则日复一日，习之而熟，自小渐大，自近及远，我国之兵尽染于老爷之神化，得以成就，则御贼之机应有余地。”④以此我们可以解释清军南下时何以征发朝鲜火枪兵卒，而明军抗击清军何以失败等重大历史问题；还有如黄廷彧等透露朝鲜曾有请师安南等国的意象和行动，由此看来壬辰战争还牵动了东南亚地区，影响超出我们所想。⑤
再次，从记录者身份、角色相比较而言，韩人文集所遗留下来的史料往往更加切近史源，因而较与历史原貌相一致，反映问题更准确可靠。
从中、日、韩三国文献比较看，由于壬辰战争发生在朝鲜半岛，半岛国民置身其中，因而韩国文献最接近客观历史本身。特别是那163部韩人文集所保留下的直接史料，不但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而且多为当事人直接参与历史事件，亲眼目睹当时场景，因而堪称所有相关资料中最接近史源的部分。与此相比，其他各种史料则没有这种如此切近史源的优势。即便是实录中所收录的当时朝中大臣和高级将领的奏章、报告等，甚至像史家甚为重视的宋昌星所编辑《复国经略汇编》中的许多资料，因是在各级战报等文献基础上产生的，已经与战场和史事本身相隔了几重关系。由此在反映历史准确程度上，后者因只能转述他人所见而往往与历史原貌出现偏差，相反前者因作者直接面对客观历史本身而较与历史原貌相一致，两者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的壬辰战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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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之差异不言自明。
又次，文集作者群体庞大而且地位、身份各异，能够从不同社会阶层，以不同视角反映壬辰战争不同层面的内容，因而所反映历史问题更为全面。
以往所见如实录、正史及朝廷将相的奏章公牍等，几乎都是立足于国家角度，反映军事战争和外交交涉的内容。这就使其视角局限在了国家政治关系这一层面。而韩人文集作者群体庞大，《丛书》所辑录文集作者有300余名以成年时代(取20岁至去世这一时段)经历了壬辰战争，其中至少163人在此役过程中形成了直接史料。同时他们上起执政大臣，下至乡间处士，地位、身份各不相同，从而具有更为多样和广阔的视角。其一作为非当政者，其中大多数人以个人视角反映壬辰战争，在国家层面之外记录了自身对这次战争的经历和体会。其二他们广泛分布在社会诸多阶层；同时各自活动在不同地区，立足于不同的地方社会和区域文化，所观察到和所注重的问题更加丰富且有特色，对问题的态度和情感也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韩人文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超出政治而包括了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超出国家而更多涉及到地方、宗族和个人等不同层面。其中许多问题为其他史料所未能反映。
例如，在战争过程中有大批朝鲜人混入倭寇并仗其势为害地方和本国，对该问题所有官方文献罕见提及，文集作者则留下翔实的记述。如赵靖云：“五月(庚申)二日，留芦洞……大概贼徒之中，本国之人太半。或谛审其颜面，则多是积年往来之盐商。其言语不类岛夷，假著倭服，削发混迹。如见前日识面之人，则辄藏头回避。此辈肆毒尤酷，穷采深僻之地，其害有甚于本倭，将来之患不啻外寇而止。痛甚痛甚！”⑥
最后从学术研究历程看，笔者可以明确指出，韩人文集史料必能在多个方面促使该领域研究弥补不足，突破局限。
考察壬辰战争研究动态，尽管中外学界对这场震动东亚海域的战争颇为关注，但受各种因素限制而今犹呈现不足。
立足于中日和中朝关系，中国学界对壬辰战争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基于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及对中国侵凌之势日炽，有学者从历史角度揭露其发源甚久的扩张野心。如李墀身《中国历代与日本之关系》(《新中国》1卷8期，1919年12月)、陈去病《明清最近交涉史》(《国学丛刊》1卷2期，1923年8月)、刘永昌《三百年前中日关系纪要》(《黑白半月刊》2卷1-2期，1924年7月)、周传儒《中日历代交涉史》(《国学论丛》1卷1、2期，1927年6月、9月)等，都涉及到壬辰战争。
30、40年代，日本悍然全面侵华，国人更多从战争
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壬辰战争亦得专门研究，如歌者《中日历代征战史略》(《汗血月刊》1卷2期，1933年5月)、蒋逸雪《校注朝鲜〈宣庙中兴志〉后记———三百年前中朝合兵败倭之光荣史》(《新中华复刊》2卷10期，1944年1月1日)、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6月1日)等；同时开始触及战争细节，如则堂《明封丰臣秀吉册书》(《艺风》1卷11期，1933年11月1日)、王崇武《刘綎东征考》和《李如松东征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18期，1948年1月、9月)、李光焘《朝鲜壬辰倭变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48年6月)等。
50年代，大陆学者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形成一股研
究热潮，不过多着眼于歌颂中朝友谊，如卢南乔《十六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文史哲》1卷1期，1951年1月)、方诗铭《十六世纪李如松在朝鲜进行抗日援朝战争》(《历史教学》1951年6月)、商鸿逵《明代援朝最后胜利的大将陈璘和邓子龙》(《进步日报》1951年8月3日)、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年)等。在此前后，台湾学者李光焘结合一些朝鲜史料(如《宣庙中兴志》等)，从事件(如平壤、稷山诸战役及议和封贡等事件)、人物(如李如松、杨镐、丁应泰等)等多个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讨，成果较为显著。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较多关注韩、日文献，所关注人物、事件有所增多(如对宋应昌、邢玠、陈璘、明神宗等人和碧蹄馆等战役的研究)，对战争的评价亦渐淡化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由战争引起的文化交流也得以论及。不过总起来看，由于文献的局限，其研究深度、广度仍然不足；与海外学人相比，理论和方法亦明显滞后。
在日本学界，亦早有着眼于壬辰之役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就有末松保和《日韩关系》(东京:
岩波书店,昭和8年[1933])、中村荣孝《文禄—庆长の役》(东京:岩波书店,昭和10年[1935])涉及或专论壬辰战争问题。战后日本恢复之后，该领域研究再次兴起，上世纪比较重要的著述有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お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上垣外宪一《空虚なる出兵:秀吉の文禄—庆长の役》(东京:福武书店,1989)、中里纪元《秀吉の朝鲜侵攻と民众·文禄の役(壬辰倭乱):日本民众の苦恼と朝鲜民众の抵抗》(东京:文献出版,平成5[1993])、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东京:龙溪书舍,1996)等；本世纪初重要著述有仲尾宏《朝鲜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日朝関系史论》(东京:明石书店,2000)、北岛万次《秀吉の朝鲜侵略》(东京:山川出版社,2002)及所校注李舜臣《乱中日记:壬辰倭乱の记录》(东京:平凡社, 2000-2001)、日韩共通历史教材制作チーム编《朝鲜通信使:豊臣秀吉の朝鲜侵略から友好へ》(东京:明石书店,2005)等。他们较多综合利用日、韩和中国文献，问题集中在日本国内对丰臣秀吉出兵的反应及日韩关系。在此更令人关注的是，其理论视野较中、韩学界高出一筹。这主要得益于明治维新以来相继兴起的东洋史和东亚文明研究。日本学者从关注东方世界和东方文明出发，在史学研究上较多立足于宏观世界。特别在近些年来东亚海域历史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日本学者(如堀敏一等)注重将历史事件和区域问题放置在东亚政治、文化格局的复杂体系中进行探讨。受此影响，台湾(如高明士)和大陆学者(如葛兆光、张伯维等)，已开始从东亚文化圈或汉文化圈的角度探讨问题。这无疑给壬辰战争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不过，日本学界受制于本国政治和民族情感，对壬辰战争问题有所忌讳，或在研究中有意夸大日军的战绩，歪曲战争结局及历史影响[可以日本参谋总部编纂的《日本战史》（东京：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大正十三年，1924）为代表]，由此蒙蔽了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众多学者。致使不少中国学者对明军援朝战事亦持否定态度。直至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成果推出的《中日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仍然固守此论。
至于韩国和朝鲜学界，在极其丰富的文集和地方史料基础上，对壬辰战争的研究相对全面而细致。其研究涉及到壬辰战争的起因、经过、影响等诸多方面，同时在明朝出兵原因、中日封贡议和以及明军在战争中的影响等问题上与中国学者颇有不同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是1987年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壬辰倭乱史》、20世纪80、90年代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韩国史》和朝鲜社会科学院编纂的《朝鲜全史》(平壤：科学百科词典综合出版社，1980)。个人专著则有李章熙《壬辰倭乱史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社，2007)等。就整体看来，韩、朝学界颇具特色之处是对义兵运动的研究，深入细致且成果丰硕。比较突出者，崔永禧《壬辰倭乱中的社会动态——
—以义兵运动为中心》(首尔：韩国研究院，1975)综合探讨了义兵运动的兴起、义兵的招募和构成、义兵群体的类型及其性质演变等问题；宋正铉《朝鲜社会与壬辰义兵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8)进一步着重于从社会史角度来解读壬辰战争，探讨了壬辰战争时期朝鲜地方社会状况、儒生士大夫与义兵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高丽大学韩国史研究所编辑的论文集《壬辰义兵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首尔：先人文化社，2009)则综合了韩国学界评价壬辰战争的主要成果。与中国学界类似之处是，朝、韩学界在研究视野上同样不够广阔，如崔官《日本和壬辰战争》(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2004)能够注意从半岛以外的空间角度来研究壬辰战争者为数不多，能够从整个东亚海域不同层面透视壬辰战争者更属稀见。
充分利用韩人文集资料，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大大推进壬辰战争研究：
第一，拓展研究广度。韩人文集极其全面、丰富的相关史料，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弥补其他史料之不足，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弥补以往留下的空白。例如，针对援朝明军的组成问题，学界至今只能明确其中辽兵、浙兵、川兵等大致地方构成，而对其远比这种情况复杂的结构层次缺乏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而留心此事的朝鲜大臣和将领们在这方面留下相当丰富的史料，特别是申钦《援朝天将名录及小传》、郑琢《杂录》等对援朝明军组成体系、各部分兵种将领、往来情形、战斗事迹、牺牲损失等记述得尤其全面和系统，可以弥补实录和宋昌星《复国经略汇编》许多缺漏，对我们深入研究援朝明军的组织体系、兵种性质、《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的壬辰战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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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损失等极其重要。⑦
第二，加强研究深度。韩人文集远比其他文献细致、翔实和生动的记述，可以帮助我们在细节上加深对该专题的研究。例如，明军将领在朝鲜半岛的活动，通过中国史料乃至李朝实录只能了解高级将领所指挥战役等大概内容，而韩人文集则记录了朝鲜上下各个阶层对援朝明军各级将士各种活动情形的耳闻目睹。其中既有大臣和将帅与明军高级将领的往来书札，亦有地方官民与明军中下层将士的交往活，甚至某些文集还重笔浓墨地描述了所见明军将士性格、品德乃至嘻笑怒骂之个人形象。同时其记述内容超出战争和政治范畴，包含了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丰富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战争背后所连带着的深厚历史内容。如前文提及的文化传播等问题。
第三，提高研究客观和准确程度。韩人文集最为接近史源的史料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大大接近壬辰战争的客观历史过程，从而排除或纠正以往由其他各层次间接史料所造成的讹误，提高对壬辰战争研究的准确程度。
第四，转换视角，提高认识水平。基于韩人文集多种视角的历史记述，我们可以改变单一的视角，深入到一种立体化的历史语境，适时转换角度，切实立足于诸多社会层面和地域空间来考察关于壬辰战争各个侧面和环节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和科学化。
第五，韩人文集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野和理论方法开展壬辰战争研究。伴随“东亚历史世界”观念的兴起，学界日益注重将历史事件和区域问题放置在东亚政治、文化格局的复杂体系中进行探讨。而我们如何有效借鉴和使用这种崭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就壬辰战争问题而言韩
国文献必不可缺，而价值最高的韩人文集史料则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一言以蔽之，《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的壬辰战争史料在所藏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类史料，并且因其形式多样、内容全面、切近史源、多种视角等特点而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同时学界对其极少利用，且以此在壬辰战争领域留下很大的拓展空间，这使得该批史料在推动壬辰战争研究上不可或缺，意义重大。
[注释]
①赵翊：《可畦先生文集》卷7《辰巳日记》，见韩国文
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777册，第201-
202页。
②⑥赵靖：《黔江集》卷1《黔江先生辰巳日录》，见韩
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603册，第
324-325页，第336页。
③李恒福：《白沙先生文集》卷6《以都体察使在湖南
事宜画一劄》，见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2册，第330-331页。
④郑琢：《药圃先生文集》卷6《书示胡相公》，见韩国
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95册，第104
页。
⑤参考黄彧：《芝川先生文集》卷3《上都堂书》，见
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22册，第105-125页。
⑦参考申钦：《象村先生集》卷38-57《与明军将领
往来书信及明军将领小传》；见(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29册，第194-281页；第130册，第152-253页；郑琢：《药圃先生文集》卷6《杂录》等，见(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95册，第104页。
责任编辑：祝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