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太平天国成败史的现实意义
广州大学
黄珏然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华夏五千年，源远流长，宛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连绵万里，跌宕起伏，时至近代，更是怪石嶙峋，流沙沉聚，险象横生，几经改道，漩涡激荡，难以前行，但终无断流，奔腾入海。那是以史为鉴、代代更替、螺旋发展之必然。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①，的确，历史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人们研究历史不但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再犯前人之错；而且是借鉴学习前人成功之道。孙中山以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镜，发起著名的辛亥革命；毛泽东以三国演义为镜，巧妙地与日军，国民党周旋，最终建立新中国；邓小平以清国闲关自守为镜，坚持改革开放，先让部分人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直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无一不是以史为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有中国今天的发展。终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正是中国羽翼已丰的明证。综观中国近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每个时期都受到“太平天国成败史”或多或少地的启迪。
田亩乃聚民之本
封建体制下，广大劳动人民赖于生存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土豪地主之手，农民靠租种土地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难生活，即使风调雨顺，百姓的生活也难以为计，更何况常年的兵、匪、官、绅和天灾人祸，百姓作为社会的最下层，更是头无片瓦，足无寸土，衣不裹腹。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太平天国运动代表着农民的意愿，军纪严明，战果辉煌，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还颁布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出不足，则迁彼出……”等条文规定了土地分配制度，这种平均主义不但能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更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二千年来我国农民反对封建剥削、要求土地的迫切心愿，它包含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巨大革命性；它所规定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表达了农民对私有制度的深恶痛绝，是一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曾把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视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天才预期”。这样，太平天国初期的军队就被奉为仁义之师，是百姓自己的队伍和家园，自然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戴。
然而，建立一个“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绝对平等的理想社会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空想，那怕到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又无法真正满足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这个纲领把小农自然经济作为追求的理想目标，实际上没有直接超越封建主义的经济范畴，表现出革命纲领本身的落后性。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以此为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取其精华则生，留其糟粕则败。
当年，毛泽东率领红军在大西北建立红色根据地后，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广大劳动人民得到了土地、耕牛和马匹实惠，更不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反过来又大力支持革命、抗战和解放，不但踊跃参军入
伍，而且向红色军队提供物资、信息等帮助，难怪陈毅曾感叹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直至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到1984年的8146亿斤。我国农业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农业的发展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利益的内在推动，使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反之，“大跃进”时期，本着《天朝田亩制度》般绝对平均的空想追求，“共产风”盛行，妄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短短时间就使原已一穷二白的社会变得贫困不堪，进入了让人刻骨铭心的经济困难期。
目前，田亩更是聚民之本，新的时代更赋予“田亩”新的涵义，那不但包括农田渔业水利，更包含宅基房产之类，一方面确保基本农田保护区，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另一方面又开发房地产，推进城乡建设，实现居者有其屋，解决人民群众住宿问题。这是让人民安居乐业、保持社会安定和谐的根本。如果人民一旦失其田，丧其居就很容易产生社会不和谐的声音或对立局面。面对居高不下楼价和各类强拆的社会问题，幸好国家总在想方设法进行改进，诸如《物权法》、《国八条》、经适房、保障房以及将推进的房产税、农村宅基地进入流通市场等手段都有效地抑制着田亩和房产的火箭式飞升。
减赋乃富民之腕
“苛政猛于虎”，沉重繁杂的苛捐杂税是历代人民反朝廷、反政府的根源，历史证明：如果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最能逆来顺受的人也有反击的时候。官逼民反的史实比比皆是，而这“逼”的力度就在于赋税的轻重和社会是否公平。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负债累累，只好增加赋税，横征暴敛，大力压榨人民，长此以往，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到处哀鸿遍野。广大农民在腐败的清廷统治下找不到幸福，饥寒交迫，怨声载道，纷纷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应运而爆。
运动前期，在当时的大部分迷信而渴望幸福的百姓看来，太平天国军充当着正义、公平的角色。洪秀全潜心研究《劝世良言》，便自称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②，又与冯云山等人大力宣传，在他们的带领下，百姓将会“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又先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百姓条例》，规定了土地公有，剩余生产物交公，不收百姓“钱漕”等项原则。洪秀全的言论和崇尚公平、免赋税的制度都迎合了民众对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的渴求心态，确实能让当时的百姓空兴奋一会。而且天国军捷报频传，对外抚恤百姓，对内军纪严明，得到了更多百姓的跟从，有“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③为证。由此可见，是太平天国“公平”，“安康”“低税”的承诺吸引着民众，激励着他们在洪天王麾下与清朝封建势力，侵略者战斗。
可是太平天国实行《百姓条例》并没有取得效果，军队财政无以为计，为了维持革命政
权，继续革命战争，太平天国为保证有充足的财政经济来源，就“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以求“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从而“照旧交粮纳税”，就是仿照清朝旧制数目让粮户等“暂依旧例章程，扫数如期完纳”④收征田赋。
虽然，“粮米十八两为一斤，每百八十七斤为一石”⑤，实际征收的赋税与清朝的相比，是要轻多了。而且采取“轻徭薄赋”的办法，让封建社会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稍微得到调整。但是，在整个征税过程中，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而“赋由租出”，既要向地主收田赋，必须维持地主收租的权利，亦即承认租佃关系的合法性，承认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这样，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土地公有的理想被事实上的维系旧制所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只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
太平天国关于“公平”，“安康”“低税”的承诺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这就启迪我们：减税增收，还富于民是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有力手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繁荣富强，几届政府都十分关注民生工程，逐年减轻农民负担，扶持绿色农业，免税免息支持大学生创业，启动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等都是政府还富于民的具体表现，而且真正落实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让千家万享受到政府的关怀。这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民本思想。
反腐乃贵民之道
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仅用五年，星星之火蔓延为寮原之势，天国军便占据了满清的半壁江山。但是再后三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如流星般陨落。曾经势如破竹的太平天国军最终走向灰飞烟灭的原因又是什么？
综观而论，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与当今治吏之策息息相关，那就是腐化与反腐的治吏之道。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还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制定《太平礼制》来规定自己的等级和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
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同时到洪秀全晚年用人唯亲，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乱，人心更加涣散。首先是他哥哥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让两个哥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洪秀全对这两位哥哥言听计从。然后是其堂弟洪仁，由于他不像两位兄长那样粗鄙，于是将只会纸上谈兵的洪仁连升三级，并委以重任。洪氏家族在南京城内，人人鄙视、憎恨，影响极差。
况且，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如此种种行径实则是挑战洪秀全的领导地位，最终引致洪秀全下密诏诛杨，触发“天京事变”。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猜疑，带领大军出走，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在小官吏在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之际已被胜利冲昏头脑，搞分裂，明争暗斗；讲求享受安逸，完全把百姓疾苦抛于脑后，最终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如此教训或经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也屡见不鲜。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导致国共分裂，使国家陷入十年内战，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撕毀《双十协定》，从而暴发四年解放战争，连年战争使国家积贫积弱，千疮百孔。长征前后，博古左倾路线，张国焘另立中央又为红军带来毀灭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相继想篡党夺权，致使新中国建设停滞不前。
幸好，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终于迎来新时代的第一缕春阳，把全国人民真正当作国家的主人，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富起来，实现了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全民贵为世界之骄傲。尤其当前的习李政府更是雷厉风行，推行国考，用人唯才，从“俭”治吏，先后提出八项规定，倡导光盘行动，大查严惩贪官污吏，使2013年成为反腐倡廉史上涉及职位最高，数额最多之一，可谓每两天查处一位厅级官员，最近还查处了违反八项规定的涉案人员1.7万之多。这可谓国家之幸，人民之福啊。
中国历史的长河一直奔流不惜，有赖于前浪汇聚了后浪的激情，并扬起空前壮丽的水花。对于太平天国成败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愿中国的社会主义之道越走越宽！
①培根，《论读书》
②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③曾国藩，《曾国藩书札》卷二，《会张石卿制军书》
④《前玖圣粮刘晓谕粮户早完国课布告》，《汇编》，第118页。
⑤储枝芙，《皖樵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