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围林毅夫
【摘要】：正"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未能继续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收入差距的现象,其原因是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无法不断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升级所致。一个国家
能否摆脱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能否不断创新、产业能否不断升级。只要能这样去做,居民的收入就
能不断增长,发展的速度也一定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必然有一些产业已经接近世界前沿, 【关键词】：中等收入发达国家陷阱产业升级收入差距不断创新经济增长技术结构收入水平关键点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定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
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
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1]
2主要特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
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主要表现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
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4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
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4、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2]
5典型代表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
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6特征比较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
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
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
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
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 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
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 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马来西亚、阿
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
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
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 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
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
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
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
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
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
廷 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略
7陷入原因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
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
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
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
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
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
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
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
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
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8中国式特征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但这种所谓的绝对增加是依靠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式的增加，贫富差距越加拉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
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9规避方式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
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
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
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危机感接踵不息的商业时代，总会频现各种各样的难题与困扰，任凭市场法则与企业家精神的百
般洗练，漠然的烦恼与茫然的纠结仍是如影随形、阴霾不散。在转型社会跌宕不止的忐忑与惊涑之中，屡经猝不及防而招致的种种挫败感与失落感，像蚊蝇一样萦绕在精英阶层的周遭，让他们不得不在曾经志得意满、如今彷徨不定的徘徊观望中委顿床沿、寝食难安。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一种让人骤然不知所以的难题与困扰，也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所必然要面临并企图跨越的一道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分配不公、收入悬殊等问题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的一种状态。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期间，既飘动着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会，也必然经受着矛盾频发、爬坡过坎的艰险历程。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因此发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里。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85%的国家都属于中等
收入经济体，且“滞留”的平均时间达到37年。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也常常被称为“拉美陷阱”。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
曾经或仍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找到类似印证，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已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的人均GDP就已达到5400多美元。单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已达到中上等
发达国家水平。但是，面对不断加大的物价上涨压力，房价高企不下，融资成本上升，小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出口持续下降，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消费不振，民生改善停滞，社会矛盾累积等突出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成事实，中国正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
失的办法，“拐点”的后面就是“陷阱”。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则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有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目前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纵览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实况，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势正日益加深并危机四伏。到底有没有
应对之策来化险为夷？究竟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指出，就我们的制度和人力资源来看，目前还没有显示出我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条件。秦晓认为，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这是改革的前提，传统模式一直以来都是政府主导、投资驱动，而这些都是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新的时期已经到来，新的时期有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要求我们找到一条更均衡、更公平、更绿色的发展道路。
秦晓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事实与谋变改良之方。事实上，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突围路径除了要切实有效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外，更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只有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根本上增强消费能力、激发消费意愿，并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让消费这驾马车真正为推动科学发展发力，最终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避免再度跌入低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十年磨一剑
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中国，他在与中央决策层交流时说，中国用30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给世界创造了奇迹。但要想从“中等生”向“优等生”跨越，中国还得加把劲儿。英国《金融时报》的预测更为直接，该报认为，“下一个30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报道援引国家发改委社会所所长杨宜勇的话说，上个100年，典型的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跳出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本报邀请业内专家对此解读，专家表示，中国要想成为下一个突围者，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个转变需要大概十年左右。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观点一有风险存掉进陷阱可能
对外经贸大学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蓝庆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今后的五年内还是存在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认为，由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政府采取抑制物价的措施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在“两难”的进行中。此外蓝庆新认为，中国在教育、就业、医疗和保健上还存在着问题。国民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和经济增长不同步，贫富差距的情况也在不断拉大。
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观点二能应变咱能越过这道坎
不过，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联合创造者霍米?卡拉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之所以有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前瞻性，而且没有采用顺应新形势的发展模式。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远见，而且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应该有很好的前景。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改变现有发展模式，从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链向上游转移，就一定能够顺利克服这一障碍。而高盛银行资产管理总裁吉姆?奥尼尔更是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表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表示，中国现在的政策非常的“周到”，像泰国等新兴经济体，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强大的领导能力。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国家发展战略偏差、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以及分配不公等诸多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但中国不存在这一情况。
要实现跨越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产力量偏弱创新能力不强
霍米?卡拉斯对东亚地区诸多国家陷入“平等收入陷阱”深有感触，近几年来他也频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展开咨询与合作。他向记者坦言，尽管中国很有希望避免“陷阱”，但是要完成经济战略的转变很不容易。
他说，因为中产阶层——中国家庭的核心大队伍，在拉动内需上的助力要低于国际标准。中国的中产占总人口的12%，但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并且劳动力份额占GDP份额也比国际标准低。
所以，他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即便是现在看到了存在的危险，但是还将耗费很多年的时间去“壮大其中产阶层”队伍，以拉动中国强大的经济运行。而中国如果不加快这一进程的话，出口为导向和投资过高的经济战略不足以持续拉动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而杜大伟则分析说，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从发达国家吸收获益更先进的技术。
但是随着经济逐步发展，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逐步变小。一个国家离科技前沿越近，那么其从进口科技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小。很多发展中国家到后来发现其很难从“技术进口国”向“技术创新国”转变，这也是导致它们走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在达到中高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如何建立一个“创新”的良好环境。
要想越过陷阱中国需要做什么？
中产收入增速要向GDP看齐
卡拉斯曾经与中国政府有过接触，他表示，正如上述所说的，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应该在发展壮大其中产阶层队伍，在未来的新五年计划中，确保其家庭收入增速至少与GDP增速同速。
为此，他还向记者具体罗列了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几大措施（见表），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支招。不过，在杜大伟看来，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应该做的事是要持续“创新”。
他认为，有很多因素能够让中国进入“很好的创新系统”。如出色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为新企业融资的更为深入的金融系统，以及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他说，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是营造这些“环境”的良好契机。未来中国可以把握机会自由化其金融和其他市场，加大投资大学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所有的这些举措将促进中国“创新动力”的“源源不断”。
专家支招：越过陷阱应采取的措施
1．强调服务业，鼓励更多的劳动份额价值的增加。
2．发展“高效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为更多的私有部门提供更多的活动机会。
3．改革住房政策，增进主要城市的“住房保障等可负担能力”，以方便更多“新兴中产阶层”的进入。4．降低在劳动力上的各种征税和费用（各种各样的保险），使得实际获得的工资与实际的劳动报酬更接近。
5．提供更好的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服务，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刺激消费增长。
缩小收入差距降基尼系数靠谱
蓝庆新说，新兴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矛盾在收入分配形式上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因此要避免掉进陷阱，就要缩小这个差距，而基尼指数将是重要“指标”。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为0.5，而发达国家却普遍在0.2-0.3之间。因此中国的基尼系数要降到0.4以下才合适。
从人口的基数来看，中国的人均GDP达到7000到8000美元就可以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苏海南认为，我国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使发展依靠内需为主加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拉动。
蓝庆新也表示赞同，成功跨越陷阱就要重点关注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重新规划收入分配，增加人们的“幸福度”。
中国跨越陷阱需要多少年？
这个时间可能要十年左右
鉴于此，苏海南认为，如果今后能够较长时期大体保持人均GDP年均7％-8%的增速，那么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后期即2024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了。
蓝庆新也指出，由于近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人均GDP达到7000或8000美元可能很容易，可是如果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导致中国人均GDP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这里面的“优化度”可能要弱化了。
他说，预计近一两年内，中国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大概在10%左右，大概能使得人均GDP增加400美元左右，因此，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6000美元。
但是到了2015年，中国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因为中国这时可能会出现经济调整，不再过多地看重经济增速。因此，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预计要到2020年了。
综合两位专家的预测，他们不约而同给中国突围“中等收入陷阱”设置了十年左右的期限。
贫富分化、就业困难、腐败多发、信仰缺失……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明显特征。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围绕着中国是否已经进入这种“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的中国，即将进入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由世界银行5年前在其报告中首次提出，指新兴国家人均GDP在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累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
这其中，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国民收入未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形成原因，而破解之道，在于藏富于民。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所有国家都跨越不了，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转变发展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若在未来5年至10年中仍然坚持经济总
量的发展导向，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月3日，迟称，“民富优先发展，还要多讲，以取得更多共识。”
“陷阱”的诱因
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以上两个同步的提出，被认为是收入分配改革将获实质推动的重要信号，在迟福林看来，此举表明未来5年将由追求“国富”转向“民富”。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究员刘微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过去一味追求财富蛋糕如何做大，如今要向分好蛋糕的方向发展，实现国民收入均衡发展。
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作为衡量贫富差距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2009年中国的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
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都反映中国已经临近“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国际上对此并无统一的说法，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
高伟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经历吸收外资、工业集聚、技术吸收和创造阶段，如果从工业集聚到技术吸收阶段的过渡不成功，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如今被认为身陷“陷阱”的代表国家为泰国、越南等，高伟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使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采取主动的政策，让创造力得到激发。”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继贫富差距之后，成为一国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迟福林表示，中国已从以衣食住行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全社会日益增大的突出矛盾。
“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仅以做大经济总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迫切需要转向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迟说。
向“民富”转向
在今年1月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指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广大民众的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
迟福林认为避免“陷阱”的可行药方是，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转型和改革，形成“以消费为主导、以城市化为载体、以低碳经济为基本要求、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发展格局。
他分析认为，中国有比较好的条件实现消费主导，但更取决于能否尽快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有大的突破。
从国内发展趋势看，城乡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城市发展型消费支出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村的消费潜力巨大。
从国际经验而言，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阶段，消费贡献的快速增长与投资、出口贡献的下降是一个客观趋势。
高伟认为，规避“陷阱”需要开打组合拳，如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给予私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经费予以缩减等。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我国未来5年至10年内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如何摆脱“陷阱”这一发展魔咒方面，亦有人倾向于向日本“问道”。王小广说，日本等国的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
从“国富”向“民富”的转变，成为纾解这一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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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李尚勇 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风险在 哪里？ （据某日报采访记录稿整理） 中国确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报：最近关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不少讨论。您一直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也就国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算过很多细账。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到底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有多大？ 王小鲁：基于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国内消费不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悬殊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无效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导致这种危险的原因，无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经验来看，主要都不是所谓的过度福利化。首先我们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不断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改变有效减少了收入差距，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衔接造成的经济危机。 所有发达国家都随着蛋糕做大，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进。正因为这些改进，它们保持了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再来看失败的例子。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还没有爬出来。它
们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大多超过0.5，有些时候超过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府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激烈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反弹。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与拉美国家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实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保持市场主导经济的政策，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基尼系数从0.5左右降到0.3~0.4之间，同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人均GDP从拉美国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国家的3倍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同时发生的是，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冲突在加剧，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权贵集团和严重腐败现象。这当然会加剧社会不安定，也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吗？ 日报：说到收入分配，最近还有一个争论，是关于工资收入增长幅度的。有人认为我国工资收入快于GDP增幅，这样就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现在总的工资水平还不高，不应该限制工资的增长。您是什么观点？ 王小鲁：我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中国怎样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围林毅夫 【摘要】：正"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未能继续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收入差距的现象,其原因是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无法不断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升级所致。一个国家 能否摆脱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能否不断创新、产业能否不断升级。只要能这样去做,居民的收入就 能不断增长,发展的速度也一定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必然有一些产业已经接近世界前沿, 【关键词】：中等收入发达国家陷阱产业升级收入差距不断创新经济增长技术结构收入水平关键点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定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 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 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1] 2主要特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 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主要表现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 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破解之道 摘要：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历程中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世界性难题，破解 引言：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伴随而至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越来越多被经济学家们提起。在当前中国国情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人们深深思索。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存在问题的描述，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分析当下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提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案。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人均GDP从1981年的195美元从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593美元，翻了39倍，实现了巨大的飞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从勉强温饱到基本小康。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小康水平处
样本进行比较。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同。以人均GDP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 第二，研发创新能力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悬殊。韩国2011年达到4.04%，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1.07%和0.65%，从研发人才来看，2011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达到5.92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1.23和1.64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4.81倍和3.60倍。 第三，贫富分化程度差异较大。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明显存在贫富分化较大的现状。 第四，政府政策作为不同。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
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述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质和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二、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诱因 （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个基本判断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断言的那样，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或说落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诱因可以主要归纳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难以扭转，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还很不强，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所有这些“阶段性新特征”，都是在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渐加以解决的。 其中，针对投资和消费失衡关系来说，根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按支出法来划分的经济结构比例，资本形成一直占有较大比重，而且这一比例在近些年来有继续增大的趋势；最终消费的比例则整体是下降的（其中城镇居民和政府消费保持了增长或稳定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却出现了快速下降）。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近年来净出口比例是一较大大
如何看待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 总结国际经验。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
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目录 1定义 2主要特征 3主要表现 4发展现状 5典型代表 6特征比较 7陷入原因 8中国式特征 9规避方式 10专家解析 10.1 原因 10.2 表现 10.3 举措 1定义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1] 2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4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