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困境
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从政治、经济层面来揭示《雷雨》的主题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认识。其实，从《雷雨》的内容来看，曹禺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人的影响以外，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非理性世界，特别是人的生存困境，即主要表现了非理性世界中人类生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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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直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因此启蒙话语在中国作家笔下也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除了鲁迅等少数作家以外，很少有人对人的存在作形而上的探寻。《雷雨》自发表以来，虽然以其表现的深广、感情的激越以及主题的复杂在中国话剧史上取得了经典性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来揭示其主题内涵，认为它暴露了封建性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罪恶，王瑶、唐驶等几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都持这一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认识。其实，从《雷雨》的内容来看，曹禺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人的影响以外，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非理性世界，特别是人的生存困境。本文试图从《雷雨》特殊的话剧形式、复杂的人物形象以及神秘的戏剧氛围等方面来探讨曹禺对非理性世界的体认和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以期从更深层次来把握《雷雨》的主题内涵。
一、“序幕”和“尾声”的意义
话剧《雷雨》是由四幕剧外加“序幕”和“尾声”组成的，以前人们在考察文本时，大多注意它的主体部分，而很少留意“序幕”和“尾声”。其实，曹禺对“序幕”和“尾声”的钟爱不亚于主体部分。曹禺非常重视“序幕”和“尾声”，即使为着演出考虑，也不忍心把它们删去，其原因就在于首先它们具有强烈的戏剧功能，曹禺说：…序幕’和‘尾声’……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进入更宽阔的沉思的海。”
“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十多年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周朴园)到某教堂附设的医院内探视两个患了精神病的老人(繁漪和侍萍)的沉重故事，被姊弟两人童稚的声音冲淡，十多年前的汹涌激荡，被安详平和的场面代替，人们忘记了先前的罪恶，际着悲悯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序幕一开始的场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肃穆、寂静的环境，甚至有一种神秘的恐怖，经由场景的渲染，反观故事本身，我们在一片苍茫里失语，这种失语大多是由于对生活的繁复、玄秘的元可解说，一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慨叹便油然而生。再来看一下尾声：
开幕时舞台黑暗，只听见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同大风琴言……
老妇至窗前，慢吞吞地拉开帷幔，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人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妇，独身坐在炉旁的围椅上，呆呆地望着火，这
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许爱花甘诺 摘要：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关键词：治理社区治理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338（2011）06—0165—05 作者简介：许爱花，女，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问题、社会工作。 甘诺，女，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引致农村社会发生全面转型，带来农村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大调整。农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伴随着原有体制的解体而日渐拓增。村民自治制度的普遍推广既为农村社会发展搭建了全新平台，又为农村新权力结构服务于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农村权力结构内部多元权力主体的形成，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极大可能，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再是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而走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1］ 一、农村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治理和社区治理 （一）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是西方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治理”原意是指统理（govern）、引导或操纵之行动或方式，经常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相互交叠使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一是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二是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三是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四是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区别。首先，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官方机构，也可以是民间机构，还可以是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的合作；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官方的公共机构。所以，治理是一个比统治更宽泛的概念。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由此可以看出，治理是一 561
城市社区治理中“网格化”面临的困境及建议一是网格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网格员是基层政府服务群众的末梢，工作内容涉及民生管理各类事项，不仅要懂一定的法律法规，善于排查和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还要懂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方式，会进行大数据平台信息传输。这就对网格员的专业素质和心理素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网格员的待遇水平始终较低，积极性不高。同时，网格员在社区管理中只是辅助角色，不具有直接独立处理社区问题的权力，也没有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威望。加上是选聘人员身份，缺乏稳定性，网格员职业认同感较差，很多人加入网格员只是权宜之计。 二是网格管理管控思维较重。网格员的具体管理和人事工作由乡镇、街道统筹负责，但具体工作却是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进行。除去人员分工不同，网格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并无二致，都同属于科层制下的行政工作系统，管控思维较突出。同时，网格化管理也是一项基层自治制度，目前在治安维稳和信息采集工作上作用巨大，但在充分调动起居民、社工、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方面还有差距，社区自治有待加强。 三是网格化划分标准不一致。当前交通、城管、消防、交警、环保，甚至基层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网格化管理方式，很多都是在编在职人员兼任网格员，甚至以此身份进行执法等特殊工作，这其实与网格化管理理念并不相符。划分标准的不同，二者交叉式的存在状态，使各类网格员没有形成整合，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则不利于网格化管理的规范化建设，对网格化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好影响。 对此，建议：
一是规制公共权力边界。网格化管理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各行各业采用这一模式并无不可。但要慎用“网格员”这一名称，以免和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网格员”相混，进而影响这项制度设计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要进一步强化资源的整合，将许多能够通过网格员提供服务的，尽可能明确整合进社区网格中，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对外。要进一步明确网格员工作职权的边界，梳理工作职责清单，严格规范工作方式，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惩处机制，坚决杜绝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冒用。同时，也要坚持政社分开，要尽量避免网格员职权范围外工作的加派，保障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 二是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推动社区网格与志愿者协会、NGO组织、社工等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和共享，打造社会治理力量的孵化平台，共同提升社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功能，促进社区居民权利意识和自主性意识的发展和成长，使社区不仅是城市居民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还是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场所；要扩大社会参与力度，进一步发挥网格员工作优势，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维护，拉近居民与社区距离，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繁荣邻里文化，切实推动城市社区共治共建共享发展。 三是提高基础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办公经费，建立网格员工资逐年调整机制，争取逐渐提高网格员综合待遇水平，提升“网格员”岗位的吸引力；逐步增加招录门槛，推动网格员朝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打造成社区自治骨干力量；启动“社区人才工程”，把网格员作为社区人才进行跟踪培养，加大从网格员中遴选社区干部的力度，对工作突出的网格员，大张旗鼓进行表彰，提升荣誉感；将网格员纳入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价体系，规范评定程序，使网格员真正成为一种职业，增加职业自信和身份认
全球治理的理论困境 吴畏 自罗西诺（James N.Rosenau）和泽皮尔（Ernst-Otto Czempiel）在1992年引入国际治理概念（Rosenau & Czempiel,1992），全球治理正式破题。随着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等学科基于各自的方法论把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也就形成了碎片化的格局。从目前关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论成果看，全球治理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理论困境。 一、全球治理能否形成统一的理论形态 如果假定统一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可能的，那么首先要处理好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问题，其次是如何去解决方法论分歧。 （一）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 霍弗伯思（Matthias Hofferberth）在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内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意义分类。他根据主观需要的两个维度来界说全球治理的意义。第一个维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义归结为“他们想要多少内容与何种方式”，如是，全球治理处于在分析视角和规范观念之间的混合状态。第二个维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义归结为“假定它有多少内容”，这样，全球治理在被理解为一种新现象，一个新范式，或者一个新领域之间漂移。 全球治理为何会发生意义漂移？首先，这是源自治理所涉及全球对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这里对不同领域学者所使用的三个概念略做分析。首先是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概念。国际在国家关系学当中通常是指国家之间，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使用国际治理概念来重构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所设定的国际治理主体通常是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各主权国家。其次是跨国治理（transnational governance）概念，跨国通常是指超越国界，但不一定涉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跨国治理的主体通常是具有内部严格组织结构、其行为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一些经济或法律机构。由于在实践上它更重视活动范围的全球性，在理论上更注重说明方式的整体性，它有着比国际治理和跨国治理具有最大的问题域和包容性。布雷斯（Helena de Bres）认为，完全不受超国家（ultra-state）或全球的规则影响的人类活动领域并不存在，他把跨国治理所涵盖的对象划分为九个核心范畴：经济、安全/军事、交往、交通、公众健康、环境、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Helena de Bres,2015：275-292）。对全球治理而言，至少还可以加入政治、法律、正义、价值观等范畴。 其次，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源自治理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虽然存在着模糊的边界，但从基本方法论上可以使之与传统的国家和世界政治模式相区分。对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原因的分析，最终要归结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基本观念和行为模式。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而言，恐怕没有哪种理论能够做出如下判断：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全球治理来解决的，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国家治理来解决的。 再次，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源自行动者难题。全球治理在实践上要突破传统的以政治权力为核心、以国家为主体的行动模式，就始终会面临行动者难题。由于治理概念本身就隐含着多元行动者的预设，这个难题可以表述为，在给定的全球问题和实施方案的情况下，谁是
怎一个“困”字了得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是举世公认的意识流大师，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是他文学成就的最大特征。《阿拉比》是乔伊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较为著名的一篇。这篇小说充满了各种令人费解的意象和隐喻。本文通过分析文本中出现的一些意象和隐喻，从物质生存的困境、精神状态的困境、主人公梦想的破灭和精神的顿悟四个方面揭示文本隐含的主题即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阿拉比》；隐喻；幻灭；困境 一、引言 《阿拉比》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第三篇。《都柏林人》是乔伊斯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共有十五个短篇小说故事，都以作者的故乡都伯林为背景，按照童年、少年和成年的顺序展开，每一篇小说都是以一种顿悟为核心，揭示出都柏林人的生活状态，整部小说集从结构到内容上都蕴含着高度的寓意。《阿拉比》描述了一位男孩初恋的故事。故事中的男孩喜欢上了“同伴曼根的姐姐”，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能在星期六晚上专程到阿拉比集市去为心爱的女孩买礼物以表心意。但当他费尽周折最终达到梦想中的阿拉比时，大多数商店已经关门，灯火阑珊而且毫无趣味，结果他什么也没买到，他感到痛苦和愤怒，男孩的梦想在冷漠而残酷的现实面前幻灭了。整篇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但是考虑到有人称乔伊斯是“最不容易被人理解，最容易被人误解
的作家”，那么乔伊斯写这样一部小说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一位男孩朦胧的初恋故事吗？ 二、文本中生存环境的困境 《阿拉比》是以20世纪20年代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故事背景的，故事发生在居住在都柏林北里奇大街的一个小男孩身上，乔伊斯是这样描述的：“北里奇大街是一条死胡同。因此，在每天基督教兄弟学校放学以前，总是静悄悄的。死胡同的尽头有一所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楼房”。在英语中，“死胡同”（blind）这个单词同时又有“盲”、“瞎”、“盲目的”和“徒劳的”这些含义，所以作为整篇小说的头三句话，无形之中给整部小说渲染了一种荒漠凄凉之感。紧随其后，作者写道：“街上别的房子，仿佛自知住着体面的人家，都沉这棕色的脸，相互对持着。”在英语中，“棕色的”这个单词同时兼有“黑暗”、“阴郁”和“沉闷”的含义，寂静的街道和相互对持的楼房也预示着居住在这里的人同样是冷漠的，死气沉沉。男孩和他的同伴们经常沿着“泥泞的街道”到那“粗俗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路旁的垃圾堆里”散发出一股股的恶臭。语言大师乔伊斯不动声色地交代了故事中男孩所处的生活环境，寂静、阴沉、冷漠和压抑。随着小说的展开，作者所描述的背景就像一副画面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肃静的房子、寂寥的街道、阴森森的房屋、黑暗泥泞的胡同、黑乎乎湿漉漉的园子，刺鼻的气味，臭哄哄的马厩。这幅画面从一开始就给小说定小了基调，为下文埋下了伏笔。这样的
海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生存困境中的艰难跋涉--论卡夫卡作品的抗争意识 姓名：何芬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指导教师：韩捷进 2011-03 摘要 抗争不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文学领域，文学从来就与抗 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的抗争构成了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 卡夫卡就是一位书写抗争的大师。他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面临着无以复加的荒诞处 境，人为了生存，必须在这些荒诞的生存处境中抗争，尽管悲哀、微弱，但
仍不失去勇 士的悲壮。本文将以小说人物面对荒诞进行的悲壮抗争为切入点，观照卡夫卡及其作品， 探讨卡夫卡作品中的抗争意识及这种抗争影响下作家所具有的创作特色和这种抗争意 识的美学价值，从而展示外国文坛上一个追求独立精神和创作个性的作家运用手中之笔 “扛千钧之鼎”的艺术魅力。 本文分四章。第一章着重论述卡夫卡作品中的懦弱者的逃离与异化。分析卡夫卡的 两篇短篇小说，从《在法的门前》的不抗争到《变形记》中的异化，这些都体现了卡夫 卡对待抗争最初所持的态度，卡夫卡感同身受的描绘了他们无法逃遁的外在的生存困 境，展示了各种压迫对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造成的无以复加的创伤。 第二章探讨卡夫卡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呼叫与突围。选取了两部长篇小说《审判》和 《城堡》，这两部作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卡夫卡作品人物的抗争，他们知道如
何用行动去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也懂得运用法律以及权利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尽管最 后都一一宣告了失败，但是他们的抗争行为呈现出弱者在荒诞境遇中的微弱追求。 第三章分析的是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者的付出与诀别。选取分析研究的是《饥饿的 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作家以前创作的作品， 集中表现出一种对艺术或者民族的深厚感情，一种用尽全身仅有的力量去为人们歌唱、 为人们表演的狂热激情。显然笔下人物超出对个人生存、个人荣誉或者名利的追求，而 是一种内化为生命的最深沉的愿望，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女歌手，他们最纯粹的地方就是 用献身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对终极目标的追求，但他们这种终极关怀的热爱最终也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 第四章探究卡夫卡作品的抗争意识及其意义。卡夫卡的抗争意识既是对西方文学长
第31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11月 Vol. 31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9 ────────── 收稿日期：2009-07-16 作者简介：徐永泉（1958-），男，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22- 你别无选择 ──《一个人的村庄》中的生存困境探析 徐永泉，隆 伟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刘亮程以他“自然之子”的特有身份带我们走进了他的乡土世界，去感受和领悟与之相关的人生哲理。然而，在这沁着朴实无华的“牛粪”味的文章中，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生存的困境，它源自人类无限的欲望，同时也与现代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困境是刘亮程的，也是我们的。对于无根的城市，刘亮程的乡土文学中淳朴的风土民情是一种抗衡，一种文化庇荫。他要用乡土文学来弥补现代社会的精神匮乏。 关键词：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生存困境；现代性；别无选择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9)06-0022-03 You Have No Choice ── A Study on Human Plight in A Village of One Person XU Yong-quan, LONG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Hebei 063000, China) Abstract: Liu Liang-cheng, the son of nature, guides us to feel and appreciate the life philosophy by leading us into his local world. What we have sensed in his writing is the human plight one after another. It originates from human’s limitless desire and it also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our modern society. The plight is not his, but also ours. The ethnic customs in his local literary is a kind of counter-balance and cultural asylum. What he wants to do is to use his local literary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pirit in th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Liu Liang-cheng; A Village of One Person ; human plight; modernism; have on choice 有评论者说刘亮程的作品《一个人的村庄》[1] 是一种“乡 土哲学”，他本人也是“自然之子”。的确，刘亮程在他生活的村庄参悟出了如此多的生活思考，并且将自己生活多年的村子作为载体向我们展示他理解的人生哲理。 一、生存困境与人类欲望 在“人畜共处的村庄”这一辑中，刘亮程认为人与畜的命运紧紧相连：“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都是人的鸣叫。”[1,p53]换句话说畜即人，人即畜。 “马既然要逃，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追它。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马命中的死敌。马逃不过它。”[1,p23]其实，我们人命 中也有那个看不见的死敌，我们也同样无法摆脱。它就是人类生存的重重困境。这困境正是因我们无休止的欲望而导致。正如叔本华所说：“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一个欲望满足了会导致更多欲望的产生，因此人生充满了挣扎与痛苦。”[2]若欲望少困境则少，但是喜悦与痛苦是并存的，谁又甘心只满足一个欲望而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呢？所以，叔本华又说，人类的痛苦永远无终点。“马老得走不动时，或许才会明白世上的许多事情，才会明白世上许多路该怎么走。”[1,p24]人和马一样，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错了以后才知道自己错了。但你买不到后悔药，于是你想把这些经验教训传给你的下一辈，可晚辈自古都是愿意“吃亏在眼前”的，所以当你终于走出了
从内部管理上深度剖析 马钢生存困境之根源 马钢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目共睹，生存危机非常令人担忧！有人把原因归集为市场环境不景气，钢材价格严重下滑所致。于是乎，又有人提出要“打造命运共同体”、“共同保卫家园”等口号。可惜的是这些口号让人觉得有些苍白，并未能引起大多数马钢人的共鸣和响应。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得不到大家认可呢？笔者认为：是由于管理层未能从马钢自身深挖根源，马钢在战略规划、企业内部管理、人才选拔和任用、奖金分配等诸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奖金分配的严重不公而使得大多数职工心里愤愤不平，如此又怎能打造出“命运共同体”?不可否认，目前市场环境是不好。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竞争激烈，钢材价格一蹶不振，如此外部环境下，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只有靠“内力”，靠内部管理过得硬来抵御外部环境的风险。那么马钢的管理又如何呢？ 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战略规划之短视 一个企业要想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站住脚并不断发展，就要多角度多侧面研究市场，对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趋势要有前瞻性的认识，特别是属于夕阳产业的钢铁行业，企业一定要有科学合理的近期、中期和远期战略规划，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绝不能遇到状况才拍脑袋行事，头脑一冲动就乱上项目，等你项目完工之日，市场早已不是昨天的市场。这样的教训，马钢已不是一次两次了，相类似的还有长期自行消化高价进口矿的问题。 二、机构变化之过频 企业架构的设置，流程再造，要适应于企业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需要，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使架构内的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范围明确清晰，尽量避免重叠、交叉。而马钢近年来在机构的变化上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马钢相当多的人都说不清现在有多少机构。甚至出现有的职工自己都说
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一、社会治理相关概述 （一）社会治理的概念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治理”（governance ）一词开始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给出了最早的界定：“治理是指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具有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不仅涉及公共部门，还涉及私人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概括来说，即是“过程”、 “调和”、“多元”以及“互动”。 从对“治理”的概念理解社会治理，我国学者对其做了如下定义：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传统的“社会管理”上升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却反映了党在治理理念上的 高度升华，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要求，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一般而言，社会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权威来控制社会，政府习
惯于站在超然的立场，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相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更加突出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鼓励民众的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强调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不断发挥经济、法律、市场、道德、文化等多种手段的作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提出，我国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推进社会治理的变革，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积极适应新 形势下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动，努力推动社会治理的新飞跃。 二、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为了迎合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提议，我国政府根据客观实际，不断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改善社会治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交替，利益冲突，中外文化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提高社会治理仍然 任重而道远。 （一）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激增、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社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加，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如果不能及时 采取措施处理和控制这些矛盾和问题，必然将给社会治理创新和国家安定造成威胁。 （二）利益主体多元化
人类整体现代文明下的生存困境 ——电影《老无所依》的主题深化与泛想 【摘要】通过分析电影《老无所依》的主题，揭示现代文明下现代人所面对的生存困境。通过影片中三类人的分析深化主题，揭示人的变异、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面对新型社会的心理、精神的挣扎、人性的堕落、新兴人类的病态。并对主题根源简单介绍。整篇充溢着对未来忧虑，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以及对现代人生活的批判。启迪人们的反省。 【关键词】困境异化病态挣扎 【正文】随着理性的启蒙与社会的现代化，普天下的人们正享受着千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最高峰。然而，回顾这光景，就在这安逸之中，人们的烦恼依旧。如果说过去的烦恼是生计的困厄所致，那么现在的痛苦则是由我们精神上的无聊引起。自尼采宣称上帝被我们杀死，我们从此一无所凭，缺少任何恒久的精神支柱，剩下的只是无尽的空虚与空白。意义顿时成为梦魇：愈是去追逐意义，愈是感到意义的流失。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传统肢解、新文化重建的转型，但是随着现在经济基础迅速变化，恐怕这样的转型不会轻易地结束吧？既便如此，难道我们在日益现代化甚至已经现代化的文明下所承受的这种心理、人性、精神的扭曲就是应该的吗？我们现代人对于这个世界最终能有怎样的把握？难道是像快速、无聊、压抑、扭曲等等这样的字眼吗？ 《老无所依》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所展示的也是这个时代病态所在的主题这部影片表面波澜不惊，底层却暗流涌动，其介于直白现实与电影想象力之间的残酷，给人以冷静与沉默的力量，这显然是科恩兄弟一贯的风格，而这对于突显主题，却有着意外的收获。电影讲述了退伍军人莫斯，打猎时误入两贩毒团伙火拼的现场，取走了一箱200万美元的意外之财，随后，残忍变态杀手奇古尔对其展开追杀，老警官汤姆也紧随其后侦破救赎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斯这个人物起到了线索的重要的作用，从而把奇古尔和汤姆等新旧两代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现实社会的众生相，在适合暴力题材的前提下，在影片中被缩影成三类人。第一类人是像老警官汤姆、摩斯的邻居、加油站经营者、停车无偿帮忙的好心司机等，他们属于传统式的人物，他们依旧坚守着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侦破案件、惩恶扬善、救赎弱者；不轻易把邻居的隐私告诉外人；热情好客，喜欢和陌生人攀谈；助人为乐，主动停车帮助路人等。导演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坚守的执着，像莫斯的邻居在奇古尔怒目的威胁下的理直气壮，我们仍能感受到传统美德的光辉与温暖，给人以震撼。但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困惑，一直坚信的人性、道德、个人奋斗，一直推崇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一直珍视的个人荣誉和坚守的信条在这个时代似乎都靠不住了。原本是正常的行为，在现代的社会里却遭受了冷眼相对、威胁或谋杀，似乎这就是老无所依的本意。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质疑传统还是现在的文明，今天的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并非不可置疑，传统也并非要完全否定。当然，后退决不可取，但未来的方向到底怎样，的确需要思考。 这类人往往是老人，或许这是导演的有意安排，无论如何，他们意味着心态与身体机能的迟缓与退化，代表着衰老、颓废，与这个世界的不适。他们困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可知，甚至对未来有一种恍惚的恐惧感。如老警官汤姆在目睹莫斯之死后，和另一个老警官聊天，老警官说：“如果二十年前，你说今后年轻人会染头发，身体上打许多孔，鼻子上穿个骨头，我绝不能相信。”他们也企图通过自身的超人智慧与丰富经验重新认识和适应这个世界，但是有心无力，老警官汤姆就是这样的人，影片中汤姆感叹道：“我并不是感到害怕，我明白要做这份工作，你就要得义无反顾，但我不想拿我的信念做赌注，去面对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但一个人的心灵难逃一劫，他得说：‘好吧，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朋友也劝他“你无法阻挡将要到来的一切，它们也不会慢下来等你。”他的退休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正标志着实验的失败。
碳排放等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中国治理碳排放的困难在于：一方面，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需要长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当前人均能源消费过低，以及高碳燃料比例高而替代困难等基本因素的影响，在可见的将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暂时不参与国际承诺减排，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从应对全球变暖和对国际环境负责的角度来说，中国又理应减少碳排放的数量。事实上，由于中国碳排量的巨大，国际上要求中国参与减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 造成中国治理困境的原因，既有属于中国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更有由工业化国家开启的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问题。从前者来看，由于技术和生产管理落后，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达程度造成的GDP总值差异，致使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效率低，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此条件下，要实现能耗总量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是不可能的。从后者来看，当前由工业化国家领先创造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模式，是基于大量消耗各种物质材料，包括能源的。由于世界性贸易的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它们很难仅靠自身条件和力量单独形成明显区别于现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能源消费问题上则体现在人均能耗和人均GDP的关系上。只要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应人均能耗同样上升。除非发达国家在人均能耗上创造出新的模式，大幅度地降低人均能耗，同时保持高度的物质文明水平，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基本上重复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依靠大量消费物质财富的发展方式。 所以，中国对气候变暖的治理困境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只能依靠全人类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是，要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乃至生存模式，何其难也！这不但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消极以待，任由气候变暖的状况恶化下去。因为，如果今后的发展不能通过实质性降低排放来实现，那么中国繁荣的基础和未来的潜能就会受到威胁。在这方面，西方的一些政治家们正试图强化他们的“绿色政策”，全球则兴起了社会生态运动, 把气候变化所致影响和社会的公正、贫穷及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中国虽然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艰巨，防御自然灾害（包括限控温室气体的排放）的经济能力与技术水平都极为有限，但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问题上却是认真负责的。比如，中国不仅在“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的目标，而且正在大力推行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以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可以说，中国对气候变暖这个全球性问题的警惕性日益提高，显示在环境问题的思考上，我们正加速与国际“接轨”。 迄今以来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分别从“软法”和“硬法”的角度对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加以规范。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历经20余年,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但仍未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全面且有实质性的方案。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文件 《公约》内容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五项基本原则，这将成为今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指导基础： 第一条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即缔约各方应根据各自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责任与实际能力，为保护人类整体利益而付诸行动。《公约》指出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是为国际气候制度的确立奠定公平性基础。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社区为代表的基层单位日益承担起居民日常活动的社会空间。本文以我国大陆的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共组织在社区公共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入手，来考察当前公共治理在城市社区的存在的问题; 最后再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三方面入手，就如何解决当前制约公共治理发展提出可行性对策及建议，希望借此为社区建设或者社区公共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借鉴。本文主要包含：一：本文选题意义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二：列举城市社区、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等概念。三：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治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四：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一、选题的意义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1、选题的意义 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切实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转换，就是要建立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向政府和社区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互动的良性治理结构。而这种体制转换的实质，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依赖的转型，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为此，我国要建立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各个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互动机制，逐步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城市社区管理框架。党和政府必须以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自身创新为先导，以培育和壮大城市社区自治能力、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治理格局为前提条件，最终实现城市社区健全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法语完善的社区自治体系的完美结合。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全面整合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协作，以达到有效的管理城市社区的目的。 2、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从理论上来看，城市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还没有抽象出一定的理论，本文在梳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对其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有利于对其理论的完善以及分析，同时“合作均衡型”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和理念上融合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等社区治理模式的合理的一面。在实践上，一方面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推进城市发展，迎合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居民的利益需求，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合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转变政府职能，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改由政府管理的事情切实管理好，从而更好地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制。加强对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是落实民生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有利于让和谐社会的成果由广大民众来分享。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为研究对象，其核心在于对影响社区治理的变量进行探析，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现有的研究成果局限在对整体模式的探索以及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行概括抽象，这为研究社区治理增添了新的土壤。本文的主要不足与难点在于对有些的理论的应运上还不够完备，对一些理论的解释还不透彻，同时在社区实践的总结抽象上表达的还不能够具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概念 1城市社区 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区的多样化是以经济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口聚集规模作为多元标准，然而把社区划分为城市社区、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这是社区研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分类方法。城市社区的主要特点主要是人口集中、商品经济发达、密度大、经济活动复杂、社会结构复杂、社会生活设施完备、社会流动大、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和社会生
常州小微企业生存困境及解困的路径探析 敬丽华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213164） 修改日期：2014-8-31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济转型背景下苏南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2013SJB6300004）。作者简介：敬丽华（1971-），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摘要：小微企业在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科技创新和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是实现中国梦和强国梦的有力支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影响，加之自身发展存在的弱点和微式，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如何在当今的形势下，居危解危，化危为机，创新求变，成为社会共同关切的课题。本文以江苏常州小微企业为例，在收集资料和调研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思考，探讨适合常州小微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常州；小微企业；生存困境；路径中图分类号：F267.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其中小微企业的贡献尤为突出。常州经济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聚集了大量小微企业，十二五期间常州经济发展仍需小微企业支撑，其健康持续发展对提升常州地方经济竞争力、保障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常州小微企业生存现状 1、常州小微企业的基本状况 常州作为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聚集了大量小微企业。据统计，截止到2013年9月，常州有8万多户小微企业，按新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数量约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7%，涉及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这些小企业不但广泛分布于传统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也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作为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常州小微企业贡献的数值很大，可见，小微企业对于常州区域经济发展、吸纳就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战略作用。 2、小微企业在经济转型期的生存考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经济下行趋 势明显，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振荡、外需疲软，订单量减少，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通胀等叠加作用，小微企业因规模小、利润水平低、生产稳定性差、抗风险能力弱等客观因素制约，经营尤为艰难，生存状况引人关注。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30%的小微企业 在2年内消失，60%在4-5年内消失，与美国的平均 8.2年有较大差距；据2012年有关调查分析，小微 企业的净利润率水平远远低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经营利润被多重因素不断摊薄。常州市45325户微型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水平为-0.18%，总体处于亏损状态。一成以上的小微企业处于既不纳税也不注销的“休眠期”，发展前景不容乐观。2012年4月按注册资本10万元以下的初创中小企业认定为小微企业，常州钟楼区辖区现有在业小微企业6806户，累计开业4051户，注吊销的高达2755户。在常州武进区，一家小企业的五金零部件生产负责人表示，“2012年下半年企业经营形势愈发艰难，订单数量和规模都有减少，耗材和人力成本逐步上涨，利润越来越薄，库存量越来越大，也不确定国家经济形势未来会怎样，所以在2013年春节之后，企业就遣散了部分生产线的工人，工厂进入半停工状态”。 3、政府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经济下行趋势 已经得到确认，小微企业命运也得到更多关注，一系列税改、金融改革措施让人们感受到国家解决小微企业困难的决心。自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推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9条财政、金融政策后，又陆续出台的扶持政策有：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简称：“银十条”）；接下来在银十条基础上又下发了《补充通知》， DOI:10.13395/https://www.doczj.com/doc/7414470082.html,ki.issn.1009-0061.2014.10.020
人类生存的困境 【摘要】米兰•昆德拉，捷克裔法国作家，代表作之一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在痛苦中挣扎的捷克人为蓝本，用轻与重来诠释存在的方式，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探讨存在这一哲学命题，从人类“存在之轻”与“存在之重”的矛盾挣扎展开，唤醒读者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本文从书中人物无法逃离的“存在之轻重”入手进行分析，解读文本中轻重的二元对立，揭示人类无可奈何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存在存在之轻存在之重生存困境 一、存在主义 存在是什么？柏拉图曾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亚里斯多德曾说存在是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现在仍然要问的问题，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题。“存在”是德国存在主义的概念。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存在？就昆德拉的理解，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得。” “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可能性是昆德拉所有小说的主题核心。存在是昆德拉小说的阵地，小说是存在的版图，他要在小说中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存在之境况、存在之复杂性、存在之可能性。《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核心就是叩问存在。面对生存境遇中的轻与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以生命为代价所做出的选择，只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二、存在之轻重: 在小说中，托马斯、萨比娜和特蕾莎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对人生拆解的坚固三角。昆德拉从托马斯开始，提出存在之轻重的议题。 主人公托马斯托马斯崇尚自由，婚姻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束缚，阻碍了他体会生命的快感，离婚以后的托马斯是愉快自在的，他认为单身是自由的最好表达方式。他别出心裁地制定“性友谊“规则，在交往中拒绝爱，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获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轻，并以此保证了自己生活的完整性和自在性。可是他的生命中出现了特蕾莎，他一直在爱恋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对于托马斯来说，独居还是与特雷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问题，而是关涉
当前基层治理几个突出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 从国家层面来说，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在代议制民主中，执政者如何引导民众制定符合社会发展方向、适合国家现实情况的社会规则，并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执政者还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这要求执政者自己应遵守社会规则，是遵纪守法的表率，同时作为执政者要严格依法办事，守护社会规则。执政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现代的社会价值主张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顺应社会价值是现代执政者应具备的执政理念。 对各级地方政府和执政者来说，确保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正确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治理能力的具体表现。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了地方执政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具体而言，目前，基层社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问题
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农问题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税负问题。在经过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以及一系列的乡镇基层治理配套改革措施之后，三农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近几年来，基层治理的环境又开始恶化，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再次增加。此次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是围绕土地权益而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 较之税费争议来说，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有着较大的变化：其一，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同时，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这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精英抗争为主有明显的不同。其二，市县政府部门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其三，公司和开发商成为了被告方，这在农民税费争议中是没有过的。 与农民抗税费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省份不同，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冲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而在土地纠纷中，不少农民则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甚至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与冲突方式的变化相伴随，冲突程度也变得相对激烈，警农冲突时有发生。
中 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 ２７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 ２００７．０９ 在现代乡土文学作品中，严格意义上讲，以“典妻”习俗为题材的只有许杰的《赌徒吉顺》（后文简称《吉》）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后文简称《为》），罗淑的《生人妻》和台静农的《蚯蚓们》只是这种题材的延伸和外化。在对以“典妻”题材的小说研究中，后来研究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被压迫、被侮辱、被典当的女性身上，沿袭着“五四”以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更多地是从社会学和阶级论方面去挖掘作品的悲剧原因，而对“典妻”习俗题材下的男性则缺少研究，有的只是在研究女性的时候简单提一下，没有深入地、详细地分析，这里笔者就以许杰《吉》和柔石的《为》为个案，试图从男性的生存困境来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首先，对“典妻制”概念的界定。在有些研究论文中，比如许馨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怎样写成的——从未刊的两封信谈起》中谈到：“……选取自己熟悉的浙东‘典妻’陋俗为题材，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揭露‘典妻’制的野蛮与残酷。”①在此作者将“典妻”习俗和“典妻”制混为一谈，语焉不详，笔者不能认同，习俗和制度应该是两个概念。“制度”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①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习俗是指“习惯和风俗”。可见，制度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且带有法定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典妻”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能上升到上层建筑，所以只是一种习俗，而且只能是一种陋俗。作为一种民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浙东“典妻”之风仍很盛行，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和许杰《赌徒吉顺》所描写的都是发生在浙东的“典妻”习俗。 其次，探究“典妻”陋俗的历史内涵。“典妻”也叫“典子”，所谓“典”，是指“用土地、房屋或其他东西作抵押向人借钱”②。“典子的意义，就是说在契约订定的时期以内，所生产的儿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属于他的。至于血统之纯杂与否，那是不成问题，总算有过那么一回事，他就可承认那是他的儿女了”③。也就是说典妻把妻子像“物”一样典当出去三到五年，为别人生儿育女。作家许杰在一封信中这样说：“甲方以自己的妻子典给乙方，限定三年或几年的期限。在这期限内所生的子女，属于乙方。”④柔石之子赵帝江在一封信中对浙东“典妻”陋俗与许杰所说基本相同。但是他强调：“一般来说，出典期间为别人所有，与原 来丈夫没有夫妻关系。”⑤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毛晓平从历史学的角度有着非常充分而详实的论述，“‘典妻’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典’即‘租’，即将自己的妻子租与别人。典妻者常常因生活所迫将妻子租给无子之人，受典者多是有钱人，但也有无力娶妻的穷汉。典妻一般订有契约，载明典金、租期，典租价以妇女年龄、期限而定。在民间，这种婚姻关系时间长的被称为‘典妻’，时间短的被称为‘租妻’，一般一二年为租、三五年为典。典妻入门后所育子女归典方，期满后回夫家。吴越地区的典妻之风在宋代已经开始流行，元代以后此风更为盛行，《元典章》中记载‘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明清之际沿袭成俗。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在浙江的宁、绍、台各地，常发生典妻之事，有妻与人，期以１５年，满则纳资取赎’”⑥。 由此可见，“典妻”这种习俗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是封建社会贫困家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对于男人而言，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习俗下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应该有必要关注生存在这一困境中男性的人性意识。 最后，结合作品《吉》和《为》从男性生存困境来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这里我们先了解作品《吉》和《为》的思想内容。《吉》创作于１９２５年８月，是许杰的短篇小说之一。讲的是在二十年代发生在江南农村的一个赌徒吉顺“典妻”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人物。吉顺的一切心理、行动，皆围绕金钱而排斥道德法则，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农村社会经济迅速半殖民地化所带来的农民的心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从而塑造了与鲁迅作品中封建宗法社会的“老中国儿女”不同的新的典型性格。 《为》创作于１９３０年１月，是柔石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者透过“典妻”这一当时仍在浙东农村流行的社会现象，控诉了当时的黑暗社会，深刻地揭露了传统陋俗和封建礼教对女性心灵的残害。 这两篇短篇小说虽然在塑造人物方面侧重点不同，《吉》主要塑造表现的是男性农民吉顺，《为》主要反映的是女性农民春宝娘的悲剧命运，但是作为乡土小说来说，还是可以探讨小说中“丈夫”的生存困境和人性意识的。 下面再对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况进行探讨。 试从生存困境探析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妻”习 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刘月香 摘 要：笔者将以现代文学作品许杰的《赌徒吉顺》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为例，试图从作品男性的生存困境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关键词：典妻 生存困境 人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