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方言区“嗲”词汇的形成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吴方言，又称吴语、吴越语、江南话、江浙话、浙江话，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它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距今已有约2600多年的时间。“嗲”是吴方言区最具代表性的词，由它衍生出的词汇独具特色。如上海和无锡方言中的“嗲声嗲气”、“嗲得很”、“侬嗲啥”，常州方言中的“做嗲”、“就嗲”、“嗲个”、“嗲事体”……简单的“嗲”渗透出来的却是吴越人民的赖以生存的吴文化，“嗲”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甚至有向全球蔓延的趋势。笔者将从“嗲”的源头讲起，讲述它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嗲”词汇的形成的原因分析，从而揭示出它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一、“嗲”的起源与发展
在“嗲”的起源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论，有人认为它源于苏州，有人认为它源于上海，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源于常州。在这里笔者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它源于常州。而常州话中的“嗲”最多的意思就是表示“什么”，与北方话中的“啥”意思相近。
据一些专家学者考证，近人说常州话的“嗲”本字就是古汉语里的疑问词“底”。“底”作“什么”古已有之，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俗谓何物为底”；赵翼《陔余丛考》四三：“江南俗语何物为底物，何事为底事，唐以来已入诗词中。”可见“底”作为“什么”的通俗意义早已流入民间，诗文里也常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子夜四时歌秋歌十三》“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北史·艺术传·徐之才》：“之才谓坐者曰：‘箇人讳底？’”；杜牧《春末题池州弄水亭》诗：“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白居易《放言诗》：“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宋范成大《双燕诗》：“底处双飞燕，衔泥上药栏。”清代吴伟业《满江红·蒜山怀古》词：“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像《子夜四时歌》正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冯沅君在《吴歌声中几个字》中写到“底”，“不独可以作为疑问形容词，也可作疑问代名词，吴声歌中的‘底’大都属于后者”。顾颉刚《吴歌·吴歌小史》里收集的常州民歌里《嘭嘭嘭》唱：“嘭嘭嘭，做刁得？磨竹刃；做刁得？劈蔑蔑。做刁得？箍蒸笼。做刁得？做花花团子。做刁得？娘家去。娘家那块？娘家天上……”，此处“刁”与“底”所指相同，也表明表示疑问的代词“底”在常州话里读音接近“刁”，现在通常写为了“嗲”。
其实这个代词不只常州人讲，周边甚至江北一些地方都说，如宜兴讲“底个”，丹阳说“底告”，靖江称“底高”,而吕墅就讲“嗲”，发音与常州话非常接近。溧阳、金坛也发类似的音，龚自珍在《金坛方言小记》中说：“问词曰爹。问何所作曰作爹特。问何等物也曰爹东西。”
如此看来，“嗲”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词，还是有点文化“底”蕴的词。
二、“嗲”的现代意思
“嗲”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演变，已由一种意思演变出四种主要意思。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其中对“嗲”的解释只有两个：一是形容撒娇的声音或姿态，如“嗲声嗲气”、“嗲得很”。二是好或者优异的意思。
如“味道蛮嗲”；“这件衣服老嗲的，”就是说这件衣服非常时尚，很好。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常州方言中的表示“什么”的“嗲”。在常州方言中，“嗲”仍然是典型词汇，作为使用频率极高且发音非常特别的一个疑问代词，例如：“嗲人”、“嗲事体”（什么事）、“嗲辰光”（什么时候）、“嗲地方”（什么地方）、“嗲东西”（什么东西）、“嗲格”（什么）、“嗲家”（什么）、“有嗲”（有什么）、“呒嗲”（没有什么）、“讲点嗲”（讲点什么）……所以“嗲”的第三种意思是“什么”。
第四种意思是自以为优越而表现出得意或傲慢的样子，这是上海方言特有的，如“侬嗲啥”（你得意什么）。
三、“嗲”词汇与吴越文化的关系
“嗲”词汇的形成与发展与它生长的土地密切相关。无论是所谓的吴越文化、海派文化，还是为后人所道的长三角文化，都彰显出“嗲”与这片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水文化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吴越大部分领土属江南地区，这里的人们长期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水”的影响使他们与生俱来一种和谐、平衡、机敏、细腻的心理特征。
水是江南的灵魂。水给人的直接影响就是柔，《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在这里最具典型。江南的百姓生于水边，长于水边，与水相融通，逐渐性格之中便孕育出水清澈、柔和的特质。江南的女子给人一种清秀的感觉，类似于戴望舒笔下“丁香一样的姑娘”。“嗲”正好契合了这种特质，就像上海方言中的“嗲妹妹”，这种女子具有水的含蓄委婉、缠绵悱恻的特点。
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所以水除了柔之外，还有一种与世无争的精神境界。江南的水滋养着淳朴的人们，培育出他们聪颖灵慧的特质。“嗲”文化最先由江南人兴起，其天生具备“嗲”的条件，故能表现得自然大方，后天想变得“嗲”的人就必须靠智慧去运用，同时要学会适可而止。
我们一般说一个女人“嗲”是褒义，说一个女人“发嗲”是贬义。因为“嗲”是从里而外的焕发，“发嗲”就是像吹气球一样吹出来的。“发嗲”与“嗲”的关系，类似于东施效颦。“嗲”，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娇媚、温柔、情趣、谈吐、姿态、出身、学历、技巧等等，其中既有小姑娘的撒娇弄俏，也有大姑娘的忸作态等一系列显示女性柔弱娇媚的魅力的举止，包含有很多不可触摸的因素在其中。不自然地表达或者过度的表现都会达到“发嗲”的效果，所以“嗲”的运用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
（二）、生活方式的影响
都说江南是鱼米之乡，这里的人们主要以农耕和舟船生活，这对“嗲”词汇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水稻是江南主要的农作物，农民对水稻生长每一环节的关注很容易培养出一种把握“渐变”的能力，而这种对“渐变”的把握培育起来的是敏感、纤细、稳定、平和的文化心理。
而至于舟船，当我们轻轻摇荡于逶迤绿水、微动涟漪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亢奋和急躁，有的只是被细腻、柔软、温顺的水波轻抚而变得松弛、舒展、自在、惬意的心灵，是摆脱桎梏、融于自然后的审美愉悦。
“嗲”词汇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孕育而出，给人的就是一种很柔软、舒适的感觉，通常女性的“嗲”，即撒娇的声音或姿态会有让人全身酥软的感觉，在男性的眼中尤其如此，即便女性犯了错，只要“嗲”些，温柔些，男性通常会不忍心责罚，两人会很快冰释前嫌。
（三）、吴歌的影响
古代的吴越，河道纵横，居民依水而居。人们出行以渔船为主，渔娘为游客即兴演唱的吴地民歌民谣，即为吴歌。它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歌是吴语方言地区广大民众的口头文学创作，苏州地区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吴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
江南水乡吴文化地区孕育的吴歌，有其鲜明的特色，自古以来，通常是用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来概括它的特点。区别于北方民歌的热烈奔放、率直坦荡、豪情粗犷、高亢雄壮。吴歌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和耸立的高山，宽阔的草原不同，它如涓涓流水一般，清新亮丽，一波三折，柔韧而含情脉脉，和吴侬软语有相同的格调，有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魅力。
顾颉刚《吴歌·吴歌小史》里收集的常州民歌里有《红老鸦，水老鸦》：“底叫大人家，朱红板壁大人家。底叫小人家，芦扉夹夹小人家”；《我妮我妮勿要哭》：“我妮我妮勿要哭，还你三朝有人来；底人？张姑娘，李嫂嫂，河沿底走三桥”……我们知道这里的“底”就是“嗲”的前身，所以大量吴歌的出现，就促成“嗲”的传播，“嗲”为更多非江南人士熟悉，一传十，十传百，“嗲”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
(四)、越剧的影响
越剧，又名绍兴戏，兴盛于上海，中国第二大剧种，中国五大剧种之一。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的戏为主，艺术流派纷呈。在海外亦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当为流传最广之地方剧种。
越剧是老上海人休闲娱乐的第一选择，盛况空前。而“嗲”词汇如今能传播如此广泛与上海人又很大的关系。有人说，不说到“嗲”，就没有上海女人的味道。众所周知，上海女人身上与生俱来一种高贵的气质，因为她们有一种“弄堂文化”，似大家闺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是老上海人却都喜欢听越剧。不管是生角还是旦角，都有着江南人质朴、委婉细腻的特色，热爱越剧并善于模仿的上海人将越剧在平时生活中唱出来，就形成了一种类似戏曲的话语，唱“旦角”的尤为明显，有一种婉转悠长的美。很多上海女性渐渐将这种特别的语言常挂在嘴边，就形成了“嗲”，故而“嗲”成为上海女人的一种标志。
古语有云：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正是这江南水乡，造就了吴越文化以及人文精神。“嗲”词汇的出现是吴越多方面文化的影响结果，“水文化”、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吴歌、越剧，这些具有吴越特色的文化，都给“嗲”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到如今，“嗲”词汇给吴方言区的人们带来的是极具乡音特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非吴方言区的人带来的是一个意
义特殊，发音奇怪的新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模仿中，“嗲”已渐渐趋于大众化。
呼和浩特方言历史与普通话对照表
内蒙方言与晋语（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内蒙很多的汉人是走西口过来的）差不多，而呼市地区的方言以山西和陕西腔为基调，夹杂着蒙古族、满族的语言成分。经王开宇先生收集整理研究自认为是中国最全的呼市方言。因方言的很多字是有语言没文字在标准汉字字典里是查不到的因此用差不多的同音字代替加以拼音和声调以拼音发音为准。有人问了你这也说的日悬了哇还中国最全没说个世界最全？这只是我本人观点国外也不会研究咱们这点快绝种的方言吧如果您要是有比我还全的或者觉得我说的不对咱们可以探讨。因本人能力有限[B 肯定会有遗漏和错误请补充指出特此感谢！[/B] 一、以下为呼市此地话与普通话正确发音与解释 呼市方言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受满族的影响。像呼和浩特的男人称“爷”。也许初听起来你觉的有些像骂人，其实并非如此，细追起来这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呼市的男人称“爷”源与满清在呼和浩特（归绥）的八旗驻军。当时的新城（绥远）为军事要塞，八旗子弟现鸟驾鹰，放风筝在绥远是一种时尚，其中在称呼上贵族还称呼自己为“爷”，平民和奴隶不可以称呼自己为“爷”，现在在一些影视作品上还可以看到满清贵族称自己为“爷”。到后来民间也开始使用“爷”进行交流，用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是当时比较时髦的语言，再后来就演变成了民俗了。这对于荡然无存的满族文化也算是一点保留项目。所以称呼“爷”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应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 这正确发音zhèi 和zhè是个多音字但呼市人念在（zài）如：这东西呼市话为在东西 还呼市人说含（hán）正确读音为hài 和huán 那多音字分为nā、nà、nǎ、nèi nà 同nèi用于口语普通话习惯念nà此地话习惯说nèi如那（nèi）东西，那个人
第八讲：汉语词汇背后的文化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你知道汉语中对亲属的称谓有多少吗？请说说你所知道的。 1、汉文化非常注重父系亲属的身份和地位。父系是正宗，是传宗接代的、自古以来享有继承权的血缘。而母系是不能传宗接代、没有继承权的，“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父系亲属有“爷爷”、“奶奶”、“伯伯”、“姑姑”等称呼，相应的母系亲属则分别有“外公”“外婆”“舅舅”“姨妈”。孙辈中，也讲究父系的才是正宗的“孙子”、“孙女”，而母系的是“外孙”、“外孙女”。对丈夫的父母叫“公公”、“婆婆”，对妻子的父母叫“岳父”、“岳母”。而英语中，不分男方亲属与女方亲属。“爷爷”、“外公”共用grandfather 这个词。“奶奶”和“外婆”都叫grandmother。而“伯伯”、“叔叔”、“舅舅”、“姨父”、“姑夫”和“伯妈”、“婶婶”、“舅妈”、“姨妈”、“姑姑”等则一律称uncle和aunt。对配偶的亲属，都加一个“in-law”来称呼。 2、同辈分的堂表亲在汉语里区分很细致。在汉语中，“堂”和“表”反应的是上文提到的父系和母系血缘的区别，父系这边的同辈亲属称作“堂”，意思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是同根，而母系这边的同辈亲属称作“表”，意味着彼此不同姓，不是一族人。但英语里则没有性别区分。 3、汉语里对同辈分的尊卑关系也分的很清楚，而英语里却没有这些区分。 4、汉语中还存在着将亲属称呼泛化的现象，即用亲属称呼来称呼非亲属关系。无论是邻居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人们都倾向于按性别、年龄称呼对方为爷爷奶奶、叔叔、大哥、大姐等。表达了汉语文化中一种“四海一家”的文化传统。而英语中，这样的现象很少见。 中国人对亲属称谓多而面广，这众多的称呼反映出封建社会对亲属关系的重视，而这也正反映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森严的等级观。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称呼我们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已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因为现代社会中，家庭结构在日益缩小，原来大家庭中复杂的亲属关系已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的背后也蕴含着文化的发展变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隐藏在汉语词汇背后的文化。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语言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年版)的定义,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连在一起。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所运用的方法,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并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语
浅谈方言与其地域文化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地域的多个文化特征，来揭示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关系。让我们感受地貌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生活。 【关键词】方言地域文化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 前言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正文 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我们都知道，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比如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方言口语：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语曰：“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外省各种移民民系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谓为“打乡谈”。例如“打帮帮腔”本指川戏高腔戏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后台专人紧接台前人物的唱腔或道白，以传达烘托句中人物的复杂感情活动和心理活动。“打吆喝”打招呼：是人们相遇时即兴的问话。在四川传统教育中特别包含了“要喊人”，开县人打招呼，开口闭口都是“你俩儿”，显得十分亲热。
讨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 音乐与文化既相互促进发展，又相互制约。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所形成的观念和思想，它代表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反映出这个群体在一定时期的生活状态。音乐通过美的熏陶来影响和感染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它是连接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桥梁，是民族文化持久延续的最佳途径。 一、融合传统音乐与文化，体现人文精神 中国的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文化、阶层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四个流派，其中文人音乐最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精神实质。在古代文化的代表琴、棋、书、画当中，琴被放在首位。因为琴最能表现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古雅的琴音既能表现出人们追求超凡脱俗的圣雅意境，又不乏天人合一的哲思。比如古琴曲《渔樵问答》表现出了飘逸洒脱的文人格调。上下句的呼应又使渔樵问答情趣剧增。《渔樵问答》在主音调的变化发展中不断加入新的音调，在第7 段加入的滚拂技法使乐曲走向 了高潮，生动地刻画了隐士豪放和潇洒的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中国古诗词基于声调语言，在昂扬顿挫、平仄韵律中进一步生成起伏有致的节律美。词调音乐与词曲结合的音乐创新，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环节。如《玉梅令》《疏影》等古典词调音乐，从形态上已经非常成熟，代表着中国古代词曲和古典音乐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的文化影响着古代文人的各种文化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人文化。文人音乐在中国古文化中，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还以深厚的底蕴及流动的形式渗透到了其他文化与艺术之中。比如，书法艺术中讲究运笔节奏;绘画艺术中的空间推移展现出时间流动的韵味，绘画技法中飞白与泼墨的使用与文人音乐中所展现出来的跌宕和留白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建筑艺术中曲桥、飞檐的设计也能找到音乐线条的踪影。这些都是文人精神的体现。 二、结合民族文化与音乐，推动社会发展 音乐具有文化的代表性。它能在特定环境和特定区域内起到唤起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音乐可以把人的精神力量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民族音乐可以把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文明呈现出来，它能印证这个地区或民族的人类文明发展痕迹，也能使人在音乐的引导下走向美好的明天。比如江南的丝竹、河北的笙管、西安的古乐等，这些乐器都有古老的传世乐谱，也有代代相传的乐人传承。
内蒙方言与晋语（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内蒙很多的汉人是走西口过来的）差不多，而呼市地区的方言以山西和陕西腔为基调，夹杂着蒙古族、满族的语言成分。经王开宇先生收集整理研究自认为是中国最全的呼市方言。因方言的很多字是有语言没文字在标准汉字字典里是查不到的因此用差不多的同音字代替加以拼音和 声调以拼音发音为准。有人问了你这也说的日悬了哇还中国最全没说个世界最全？这只是我本人观点国外也不会研究咱们这点快绝种的方言吧如果您要是 有比我还全的或者觉得我说的不对咱们可以探讨。因本人能力有限[B肯定会有遗漏和错误请补充指出特此感谢！[/B] 一、以下为呼市此地话与普通话正确发音与解释 呼市方言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受满族的影响。像呼和浩特的男人称“爷”。也许初听起来你觉的有些像骂人，其实并非如此，细追起来这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呼市的男人称“爷”源与满清在呼和浩特（归绥）的八旗驻军。当时的新城（绥远）为军事要塞，八旗子弟现鸟驾鹰，放风筝在绥远是一种时尚，其中在称呼上贵族还称呼自己为“爷”，平民和奴隶不可以称呼自己为“爷”，现在在一些影视作品上还可以看到满清贵族称自己为“爷”。到后来民间也开始使用“爷”进行交流，用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是当时比较时髦的语言，再后来就演变成了民俗了。这对于荡然无存的满族文化也算是一点保留项目。所以称呼“爷”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应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 这正确发音zhèi 和zhè是个多音字但呼市人念 在（zài）如：这东西呼市话为在东西 还呼市人说含（hán）正确读音为hài 和huán 那多音字分为nā、nà、nǎ、nèi nà 同nèi用于口语普通话习惯念nà此地话习惯说nèi如那 （nèi）东西，那个人
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的家乡——海安。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的方言是江淮官话泰如片—— 江淮官话通泰片，又称泰如片，为即通泰方言圈所使用的地方话，为下江官话（也称江淮官话）的一个亚区。如泰话流行于江苏省的泰兴、如皋、海陵、高港、姜堰、崇川、港闸、通州、兴化、海安、如东、扬中、东台、大丰等县市（区）以及常州沿江的孟河、春江，江都东部，盐都南部，江阴利港沿江，张家港段山沿江，高邮东南角，覆盖了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级市沿江地区。江淮官话如泰片分布在江苏中部核心地区，其地理位置是东面大海，南临长江，北望淮河，西接扬州，以江淮官话泰如片为母语的总人口约1200万。 一、海安方言的历史文化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历史悠久，是南通江海文化的源头。南莫境内青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海安县西部地区就有人类居住。 春秋《左传》记载的“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中的“郧”，即是今天海安的立发桥。吴侯会卫侯、宋皇瑗于海安立发，说明当时海安已成为吴国与中原诸国密切交往的要冲之地。而海安人的语言从那时起就既受吴语的影响，又受中原华夏文化的灌输。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开始东移，楚语对江淮地区的语言影响就更大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繁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士民纷纷避乱南迁，江淮和江南地区受到中原汉语的冲击，以致江淮之间逐步演变为江淮方言，甚至扩大到南京、镇江一带。再后来，南京先后多次成为全国的都城，其语言在北方洛阳人南迁南京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类似洛阳话的通语，即后来的官话。到了明代，南京又成为帝王京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话就因之取得官话的地位。而江淮地区与南京紧密相连，因此江淮方言也就受官话的影响而形成上江官话与下江官话。海安地处长江之尾，在江淮方言区扬淮片、南京片、通泰片中隶属通泰片。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1978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海安方言归入江淮方言泰如片；1998年出版的《江苏省志·方言志》把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通泰片。不管怎么说，海安
每月一家 ２００７．０９１ 文学教育 语言教学的内容是语言要素和文化要素共同组成的，对外汉语教学同样包括这不可或缺的两部分。关于汉语语言教学，目前已经有许多系统而优秀的成果，随着汉语和汉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对外汉语教学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随之出现了一些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如《中国概况》、《中国文化史》、《中国书法》、《中国文化地理》、《中国文学》等，很多院校还开设了相应的文化课。这些文化知识对留学生了解中国、学习汉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除了这种文化课上系统的文化教学，我们认为，文化教学还有很多是应该而且可以在语言教学的同时进行的。 在对外汉语语言教学中，词汇教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和文化教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内容，因为汉语的词汇里包含着大量丰富的文化信息。这里要谈的就是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衔接问题。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文化的界定。季羡林先生说：“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包括表层的 物质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礼仪等，深层的精神文化包括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即文化的精神内核。 以上两种文化在教学过程中是有一定层次的。表层的物质文化教学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所以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应侧重于表层物质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教学则难度较大，因为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容易理解，所以，到了中高级再介绍深层的精神文化。这是就文化教学的阶段性而言。（这种划分只是就总体原则侧重点而言，实际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授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体现。）不管表层物质文化还是深层精神文化，可以说都离不开词汇的教学。这是因为语言中的词汇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不同语言的词义由于历史、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民族特点。因此，从词汇中可以反应很多文化要素，这就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词汇教学来传授文化知识。下面结合实例分阶段讨论一下词汇教学和文化教学的衔接。 在初级阶段进行文化教学 时，可以通过词汇教学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如：解释“聘礼”、“迎亲”等词汇时介绍中国的礼俗文化；介绍“姑妈”、“姨妈”这些亲属称谓时，可以对比汉英亲属称谓的不对称性来介绍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解释“龙井”、“旗袍”等词汇时介绍中国的饮食、服饰文化；遇到“中秋”、“端午”等节日的词时，可以介绍与之相关的风俗和节日来历；解释“京剧”、“唐诗”等词汇时介绍文学艺术文化；解释“胡同”、“园林”等词汇时介绍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这样留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又了解了中国文化，既有利于他们了解中国，又能增加学习汉语的兴趣。而到了中高级阶段，再介绍深层的精神文化。 精神内容的教学，比物质文化的教学困难得多，除了讲授词汇和成语的表面意义之外，还要介绍较深层次的引申意义。比如不同文化对同一动物不同的隐含意义，大家所熟知的“狗”在东西方文化中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情色彩，这样在介绍到相关词或熟语时就要介绍相关的隐含义；同样的例子还有对“鼠”的不同态度，中国文化贬鼠，有“鼠辈、鼠目寸光、鼠窃狗盗、贼眉鼠眼”等；而英语ｍｏｕｓｅ却可喻指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衔接 石 瑛 硕士论坛
浅谈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方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 方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人之间通过方言的交流也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方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通用的，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形成的同时也在这个地域内形成了文化。方言和这个地域内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的。 英国的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的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总体上来说语言反映着民族文化，而方言则反映着地域文化。由此可见，方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使用相同或者相似方言的人们，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风俗习惯，在心理、情感、思维、气质、行为等方面也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方言也说明他们的文化环境上的某种差异。从各地方言中同名异物或者同物异名的现象，我们能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方言词汇的差异有时候能体现文化发展在时代上的差异。汉语方言的读音，也会影响到地方民俗文化的形成。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
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也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 由现实生活的例子和语言文化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方言离不开文化，方言和同一地域内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长期的共存中共同发展，相互影响。透过方言可以研究一地域的文化，通过文化也可以更好的研究本地的方言。
Vol.33No.3 M ar.2012 第33卷第3期2012年3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文化和音乐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包含；既有相 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文化是一个群体（国家、民族） 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 理念、风俗，及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活动。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 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 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文化，一种是精神文化。那么科技文化是生产文化，生活思想文化为精神文化。在阶级社 会中，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音乐不以说教方式来传播，更多的是通过熏陶及感染的途径，潜移默化地来影响人的心灵，使更多地得到美的滋润。音乐与人的言语、行为、人际关系等等，有一定的关联。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寄托感情的艺术，不论是唱、奏或听，都内含着关联人们千丝万缕情感的因素。 下面我来简述一下，武汉著名的吉庆街，吉庆街地处武汉闹市区，中山大道和大智路的交汇处，位于武汉市著名的中华老字号“豆皮大王”老通城酒楼附近。吉庆街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吉庆街成为夜市大排档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整顿、被规范的“不合法”状态中。汉口的码头文化在吉庆街发扬光大；吉庆街的菜肴各种菜系之精髓，周围的食客，有的是官高权重的要员，有的是斯文儒雅的公司白领，还有偶尔光临的明星名人。在武汉，没有哪条170米长的街道夜市，能像吉庆街一样，历经多次整顿取缔，却仍“顽强”生存下来；没有哪条如此短的街道，能使得天南海北的游人食客纷至沓 来，争睹它的风采；也没有哪条如此短的街道，能引 起如此大的争议，从2001年10月开始，各部门着 手对吉庆街大排档市场进行。 成立了各个职能部门联合整治吉庆街夜市场管理小组，对市场的进行了统一要求，摆放统一规范。直至2004年6月，经武汉市城管局批准，吉庆街成为武汉市首家获得审批的占道夜市。这段路是全国惟一的可以占道经营的场所。 为了将名街的汉味特色进一步传承，增强名街品牌效应的辐射作用，进一步丰富其特色名街的文化内涵，更好地迎合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饮食和文化消费的需求，江岸区委、区政府决定打造沿江商务区，首选吉庆街进行改建。吉庆街以武汉本地特色菜肴小吃和民间艺人席间即兴演出为特色，外地人来吉庆街不只为了吃，多数是冲着汉味十足的“民间艺术”而来。 不是任何街头艺人都有资格在吉庆街进行卖艺活动，表演的艺人必须事先办理一定的手续，取 得演出证，挂在胸前。 演出证相当于是营业执照。有些艺人们别具一格，在“艺牌”上又附加一个“身份牌”，上面还有本人的肖像漫画。吉庆街白天不做生意，到晚上，吉庆街就开始鲜活和喧嚣起来，从店内到店外，各种菜食一律摆在敞开排列的货架上，顾 客随意选择、 自由搭配，艺人街头助兴，每家生意都显得很红火。可分为：美食生活区、民俗创意区、文化馆藏区、商务办公区。各块之间互为补充，相互之间交通联系便利，自东南向西北，产业板块布局由喧闹渐次走向宁静，由夜间经营渐次过渡到日间经营，衔接自然。 在吉庆街的音乐表演活动中，使用的乐器种类 浅谈音乐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徐佳莹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表演艺术系，河南 济源454650） 摘要：文化和音乐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包含；既有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 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音乐是通过熏陶及感染的途径，潜移默化地来影响人的心灵，使更多地得到美的滋润。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表现感情、寄托感情的艺术，不论是唱、 奏或听，都内含着关联人们千丝万缕情感的因素。关键词：音乐；文化；生活；民俗文化中图分类号： J6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3-0215-02 215--
浅析音乐与大脑的关系 摘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艺术一直在发展，音乐无处不在，音乐无处不有，音乐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音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浪漫、更加和谐，本文以大脑与音乐的关系为出发点，介绍了大脑是如何识别音乐，大脑对音乐的选择，从音乐对人类的好处阐述了学习音乐的重要性 关键词：大脑；音乐；识别判断；音乐脑 一、大脑对音乐的识别 人类具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对音乐情有独钟。 据研究表明，人类的音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由先天性条件决定的，这正如同人类与动物不相同的语言能力一样，取决于进化、遗传所决定的大脑特定神经基础。人的智力来源于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左脑管理着人身体的右半部分，右脑管理着人身体的左半部分。左脑为语言脑、理性脑，主管语言、阅读、计算和逻辑思维；右脑为音乐脑、感性脑，也称创造脑，主管音乐、想象、绘画、舞蹈等形象思维。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左脑发达的人能将右脑贮存和记忆的大量信息逻辑化；而右脑发达的人则能将大量信息贮存在脑内，并能使其直观化。只有使人的左右两个脑半球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人的智力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因此，那些认为自己没有“音乐细胞”的人的认识是不科学的。 二、大脑对音乐的选择 （一）大脑对信息选择判断原理 当大脑遇到新信息时，会首先判断其有无价值，具体说来，信息从五官进入大脑后，就经由视床传送到大脑的边缘系统——膝状体。最初对信息的价值进行判断的部位就是膝状体。与此同时，信息被送到进行周密的“认知信息处理”的大脑皮质。因此，大脑决定对什么样的信息构筑神经线路进行学习控制时，膝状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在膝状体处进行的工作被称为“情动信息处理”。在这里要对输入的信息加以判断，看看这些信息对自己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是“有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然后，当作出该信息对自己“有价值”的判断时，膝状体就会向大脑皮质释放出使其功能活化的物质。 （二）大脑对音乐的选择判断 人们对某一知识充满好奇，内心喜欢学，在学习时感到快乐，就会毫不费力地掌握学习内容，这完全归功于大脑中那种活性物质能使处理学习的神经线路，此时这一知识是音乐的话，人们就会认为音乐具有价值，就会努力记住学习的内容。对于大脑来说，所谓有价值的音乐，就是能使大脑活化的信息或者事物。反过来，不能使大脑活化的音乐就被大脑过滤掉。大脑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音乐，往往此时的学习起来会倍感轻松，而对于那些价值不明确、枯燥无味的音乐则为难吃力，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现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人类之所以对音乐技能学习感到枯燥无味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大脑认为这种知识是无价值的，表现在心理活动上就是没有学习兴趣。当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实际学习情况无法在感情上达到统一时，就无法使大脑活化，无法使大脑判断其为有价值的信息。 三、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 第一，对于学生来说，要创造丰富而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充分调动多种感官的参与来学习音乐。应该创设利于学生激发音乐学习兴趣的环境，有利于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李苏鸣 方言是一种语言地地域变体.汉语是世界上方言现象比较复杂地语言之一，一般认为，汉语方言可分为个区域：（１）北方方言区；（２）吴方言区；（３）湘方言区；（４）赣方言区；（５）客家方言区；（６）粤方言区；（７）闽方言区.在我国东南地区，方言更是错综复杂，甚至存在着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地语言交际障碍.方言差异地形成有其复杂地历史原因，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方言地成因一般有种：一是社会地分化；二是集体地迁徙；三是异族地融合；四是地理地阻障等.在上述成因中，除一些自然因素外，几乎都融汇着军事历史地影响.如果仅仅从军事史与方言史之间去探求二者地因果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两条似乎毫不相干地历史线索，有时竟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一、汉语分化地军事历史成因 从宏观上看，促使汉语分化地军事历史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战争形成地长期割据 方言地产生是语言分化地结果，而语言地分化又是社会分化地结果.纵观汉民族语言发展史，之所以原始社会和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是语言分化为方言最活跃地时期，正是因为在这些时期中，战争连年不断，社会风云变幻，长期处于割据局面.出于军事上地直接需要，割据地各方或以险峻地地形为依托，或靠人工修筑森严地壁垒，以防止和抵御敌方地入侵.这种局面长此以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割据地域地人民之间地语言交际和其它社会交往，使语言逐渐产生了地域变体.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二）战争引起地民众迁徙 战争造成地社会动乱往往引起大批民众集体迁往异地居住；有时出于军事战略上地需要，统治者还强制要求民众迁徙.这种大规模地迁徙使得某地地语言（方言）有机会渗入异地，并且必然地要在长期地社会生活中与异地地语言（方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形成新地方言体系.从我国客家方言地形成和分布情况看，便可略见一斑.客家先民原是中原一带地汉人，聚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准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东晋永嘉至隋唐，由于匈奴及其他外族入侵，客家先民自河南并州、司州、豫州等地仓惶南迁，大部分定居于江西中部一带；唐末至宋代，黄巢起义之后地战乱时期，河南西南部、江西中北部及安徽南部地汉人继续向南迁徙至闽西和赣南一带；宋末至明初，蒙古元人挥戈南侵，中原汉人随抗元义军南下，定居于粤东、粤北一带.几次大规模地迁徙，长期聚居于闭塞山地地自然环境，以及客家强烈地宗族观念、沿袭已久地文化礼俗，使得聚居于闽、粤、赣个地区地客家人形成了自己独特地社会生活集团，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地闽西客话、粤东客话和赣南客话.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三）出于军事目地远征、屯戍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极不稳定，各政治集团连年争战，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地起义此起彼伏，统治者常常调遣军队南征北战.在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地古代社会，大规模地军队调防不是一件容易地事.长征远戍地部队往往长时期地驻扎于要塞重地，久而久之，兵营与当地居民地社会生活便有了千丝万缕地联系，官兵们使用地“官话”或外族语言、外地方言，在长期地社会交往中与当地方言相互融合，形成新地方言.以粤语地形成为例，方言学家认为，粤语是晚至秦代才形成地.战国时期，楚国南疆只到五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始南下占有岭表地区——即《史记》所谓南至北户，建立南海等三郡.秦军进攻越人而占有岭南地区后，为巩固战果，遂留下万人镇守岭南三郡，这些官兵使用地方言逐渐与当地方言融合，形成粤语地先声.我们还可以从闽东方言地成因中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军队远征、屯戍带来地影响.唐末，当外族入侵、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之际，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王潮及其弟王审知率兵南下，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年）占领漳州，光启二年攻取泉州，景福二年（公元８９３年）打入福州，乾宁三年（公元８９６年）王潮官至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随王氏兄弟入闽地大批军队继而长期定居福建，他们带来地河南中州话潜移默化地融于当地方言之中，对闽方言地形成有着深刻地影响.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二、汉语方言岛地军事历史成因 强烈地地壳活动、凶猛地火山爆发、长期地水冲浪涌、持久地沙泥积淀，大自然以其鬼斧神工在海洋、河流和湖泊中造就了一块块四周环水地小陆地，地理学赋予其“岛屿”之称.有如这种自然界地造化，在汉民族语言发展变化地历史长河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自然岛屿地奇特景观──使用某种方言地一片广阔地地域，
汉语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功能 摘要：汉语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作为语言与文字的符号具有其自身特点，而且具有极为强大的文化功能。汉语具有语音、语法与词汇三个方面的特点；汉字的特点则包括高频字集中、形声字多、单音字多与构词潜力大。传播功能、确证功能与镜像功能是汉语与汉字所具备的三大文化功能。 汉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基础，以及世界文明宝库中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独特的方块汉字，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唯一没有间断而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有着鲜活生命的物体。它蕴藏着丰富的审美和诗意，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魅力。基于汉字本身魅力而产生的这些艺术和文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体系中都不曾具有的。 关键词：汉语汉字文化特点功能 1汉语，中华文明传承的媒介 汉语的特点 1.1.1语音方面 音节界限分明，乐音较多，加上声调高低变化和语调的抑扬顿挫，因而具有音乐性强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汉语的语音没有复辅音在一个音节内，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 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联在一起的现象。因此，汉语音节的界限分明，音 节的结构形式比较整齐。
元音占优势汉语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一个音 节可以只由一个单元音或者一个复元音构成，同时，由复元音构成的音 节也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语音乐音成分比例大。 有声调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 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1.1.2词汇方面 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由于汉语的单音语素多，所以由它 构成的单音词和双音词也较多，词形较短。同时汉语中的单音节基本 上都是语义的承担者。这些单音节可以作为语素来构成大量单音词，也 可以合起来构成合成词。 汉语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构成新词由于汉语中有意义的单音节 语素差不多都能充当词根语素，词缀语素少而且造词能力较弱，因此，汉语中运用复合法组合词根语素构成合成词的情况最多。 双音节词占优势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双音节化。过去的单音节词有的被双音节代替，如“目——眼睛” 、“石——石头”。有些多音节短语也被缩减为双音节词，如“外交部长——外长” ，“彩色电视机——彩电”。新创造的词也多为双音节的，如“弱智”“离休”。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三音节词也有所发展，但双音节词仍然是多数。 1.1.3语法方面 汉语缺乏形态，即缺乏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例如英语“She loves me ”和“ I love her ”，同是一个代词“她” ( 或“我” ) ，做
语言与文化 一关于“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自本世纪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都在努力地想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给文化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然而，迄今为止仍没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据克罗门（Kroeber）和克勒克洪（Kluckhohn）在1963年出版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书中的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就有150个之多。可见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所存在的差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普遍都依照奥斯华尔特（Oswalt，1970）的“大写字母的文化”和“小写字母的文化”这一区分来理解“文化”这一概念。也就是说，人们一般都将“文化”的概念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服饰、日用器具等。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前者指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如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等；后者则指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相互关系等。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扬弃和更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其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在受到别人的赞扬时，根据操英语民族的文化，被赞扬的人应表示接受，以表明自己认为对方的赞扬是诚心诚意的或所赞扬的事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受到别人赞扬时，通常要表示受之有愧，做得很不够等等，而一般不能直接地接受赞扬，否则就意味着有骄傲自满情绪或缺乏教养。
音乐与文化 音乐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自其产生以来就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它们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时，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文化，它能反映一个地域或民族的古代文明、文化特征和风土人情，此外，音乐还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潮流与精神。 谈到音乐和文化，就不能不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民族音乐与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是植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同时，民族音乐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传统文化互相交融。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人认为“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也就是说音乐不但是由人们对大千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调整情绪、调和人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安邦治世的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礼记·乐记》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主要依赖于“礼乐”制度。儒家便是“礼乐”制的倡导者。“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里，乐是指宫廷雅乐，它的实质功能是对“礼”的辅佐，把最具震撼人心的音乐形式与礼法结合在一起，其渗透力和凝聚力是强大的。 是的，自古以来，都是“诗、词、歌、赋”并称的，中国诗词，在声调音韵抑扬顿挫之中形成音乐的旋律之美，凸显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尽力展示着音乐的无
尽风采。而中国的书法、绘画、舞蹈、戏剧更是与音乐结合为一体，我们也只有了解了中国民族音乐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然而，正像是一种文化的碰撞，当今的社会，我们也正面对着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碰撞。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地趋向于无国界化的时代，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许多领域都受到侵袭，同时文化侵袭也是一种必然，亦如音乐，然而，中国人自古就坚持“百家争鸣”，从不忌讳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虽然对于民族音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李西安说：“历经百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里及表，由浅而深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失落自我中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 当世界发展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向着政治格局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同时，长期受到禁锢的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多元文化和思想矛盾冲突就很快凸现出来了。首先进入中国大陆并产生巨大影响是邓丽君、刘文正、陈美龄等一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中国人民麻木而不能真正带给人快感、人们的思想不再那么禁锢的时候，邓丽君等人的歌像一股清泉荡涤着人们干涸的心田。对于来自外界的种种音乐思潮的冲击和五花八门的音乐形式诱惑，人们还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就被其所征服并无条件地接受，“靡靡之音”的说法显得那么绵软无力。但当人们发现音乐还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还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抒发感情的时候，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进入发展的轨道。毫无疑问，它的发展是坎坷的，要让人们完完全全地接受如此新潮的一种文化形式注定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走过了艰难的一个适应期、磨合期之后，我们的流行音乐也逐步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风格，一种承载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风格。
1、试举出现代汉语普通话（或某方言）实例，从语音、词语和语法方面分析有关语言实例中所表现的文化影响，讨论文化与语言学习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语文教学建议 语言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共生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工具,同时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有了语言,人类才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进化的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 所谓“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语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马显彬《中国没有“国语”——重谈“普通话”名称的规范》P61。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区域，为某一地区的人民大众所掌握、使用”（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P4。）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从语音、词语和语法方面都有体现。首先从语音方面：我国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各个区域有这自己
特有的方言，这些特有的方言都是个区域的人长期生活长期在特定环境下所特有的语言，在语音方面，现代汉语普通话中“n”和“l”的区分很明显，但是在陕西话中这两个拼音所发出的语音是相同的。“奶奶”被称之为“濑濑”，原因在于陕西方言中没有“奶奶”这个称呼，当地，父亲的母亲被称之为“婆”，并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奶奶的发音，因此，当地的文化影响到了语音的形成，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实例，陕西话中“qian”和”tian”的发音也是相同的，就是因为长时间的语言习惯致使操着当地方言的人们无法区分这些语音，拼音文字受语音的制约极大，一个词的发音稍有变化拼写方式也就会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就促使其他词语的生成，例如陕西话中为了避免“qian”与“tian”的区分，“田”称之为“地”，宁夏人一般说：“在田里干活呢！”，而陕西人说：“在地里干活呢！”。任何语言的发音、言语都是先于它的文字的发明而被长期使用，在正常生活中语音比书面文字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语言又是人类特有的，语汇的丰富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关于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的掌握。因此语音对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在词语方面也表现密切。由于中国的历史漫长悠久，汉语词语的文化沉积尤为显得浓厚，大量词语本身就直接反应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许多词语意义烙上了深深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词语的形式结构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词语的产生，形成和消亡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来词语融入汉语词汇时，往往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总之，中国文化对汉语词语的影响，或者说汉语词
浅谈闽南方言文化 据记载，大约1500年以前（甚至可能比记载的时间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华夏民族为了躲避战乱，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等地辗转到福建，此后再迁至闽南，因为很完整地保留了唐、魏及五代十国等时代的古代中原河洛音，故称河洛语。闽南语又可称为“福佬话”，闽南方言的早期代表是泉州话，但随着现在厦门经济和影响力的提升，已经让位给厦门话。但不得不说的是，泉州话的影响力仍然很大，闽南早期梨园戏仍是以泉州话为标准音。 不懂闽南语和闽南文化的外地人以及国外朋友可能会疑惑台湾话和闽南话是不是一样呢，毕竟听起来会有不同。这里主要的区别是音调的变化。台湾话发源于福建省闽南地区的闽南方言。但是，台湾经过西班牙、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本来的方言基础上会增加很多外来语，以此跟原来的闽南话就会有差异。比如，香港人讲的粤语与广东人说的粤语，听起来就感觉会有明显差别。 粤语有自己特别的“粤语歌”。闽南语也有自己擅长的“闽南语歌”。虽然大部分闽南语歌大众可能并不熟悉。但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爱拼才会赢》，想必大众一定会很熟悉。这首1988年叶启田用闽南语所唱，1988年，正逢台湾经济低迷,台湾许多人因为面临失业的危机而倍感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首歌的歌词极具时代特色,它鼓励人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都要勇敢前行的乐观态度。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已经成为20世纪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此歌曲词曲结合的特色,歌曲音乐旋律及结构的特点,以及歌曲的思想、精神内涵,认为其不仅代表了台湾闽南语歌曲柔媚、亲切的风格特色,而且传播和弘扬了中华民族闽南文化和民族精神,突出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在台湾闽南语歌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首短小、典型而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结构思维的闽南语励志歌曲代表作。 闽南方言的使用范围之广泛是大众为之惊讶的。从地理范围来看，闽南文化以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和台湾省为核心区，包括广东、海南的一些区域，以及浙江、广西、江西、江苏等省区的一些分散的讲闽南方言的县、镇、村，此外，香港、澳门也有近200万人使用闽南方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闽南文化区域。这些讲闽南方言的区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闽南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海洋开拓性。闽南地区大都地处沿海，由内陆延伸至海洋，兼有农林业和渔盐业之利，能沟通内陆，拓展海外，陆海相连，面对大海，闽南方言区的民众，在文化上往往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勇于创造，这是海洋精神的体现。闽南人地处陆海相连的区域，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拓精神，闽南商业文化富有市场观念，敢于冒险开拓，追求效益，讲求效率，注重实效，这哺育和成就了一代代的闽南杰出商人。 语言是文化的决定因素，对人类思维起制约作用。方言则是划分我国戏剧文化圈的决定因素。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划分，首先依据的便是方言。运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戏曲、歌剧和用闽南方言对话的话剧，都按照这一标准划进这一戏剧文化圈。所包含的剧种主要有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四平戏，闽南方言话剧与歌剧及偶戏，比如，布袋戏，提线木偶戏、皮影戏等等。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成为戏曲“活化石”的“梨园戏”。梨园戏以其雍容典雅的音韵唱腔、曼妙多姿的舞步手势，深受当地民众乃至海外侨胞的喜爱。其唱腔源于晋唐古乐，一字多腔，唱词多为长短句形式，曲韵属古中州韵，用泉州话演唱。语言声调分七声，即除去声外，平、上、入三声分阴、阳。男女同腔同调，本嗓发声。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梨园戏历经岁月千年洗礼、洗尽铅华后仍如钻石般璀璨夺目，在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文化圈中依然具有不可撼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