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后冷战时期的现状与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消失，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变动过程中，中俄这两个世界大国的相互关系是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近现代史上中俄两国的关系充满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曲折。苏联曾经同时支持中共和国民党这两个在国内政治战场上撕杀的对手；当毛泽东满怀革命成功的豪气拜访苏共兄弟时，他却被冷落在莫斯科郊区的客宅，而久久进不了克里姆林宫；紧接着苏共与中共的“蜜月”的，却是牵动整个国际共运的翻脸相向，最后双方甚至走上战场、动刀动枪；为了应付苏联这个昔日盟友、今日仇敌，中共反而与美国这个宿敌牵起了手；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就被划上了句号，而变成了中俄、中国哈萨克、中国乌克兰等一大堆不知该如何勾画的老缘分新关系。突然，中俄这两个国家又都转入一场各自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一种“把鱼汤还原成鱼”的转变，而这种转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并无任何理论可以预见其结果。这样的复杂性，使得全世界的中、俄问题观察家常常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两个国家两三年以后之事，而在两国的演变各自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分析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要讨论中国和前苏联领土上诸国的关系，首先就涉及到一个对象问题：讨论中国与谁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分别对中国与“独联体”各成员国的关系逐一分析，而且事实上，中国—俄国、中国—乌克兰、中国—哈萨克、中国—塔吉克斯坦等等关系的重要性也差别极大，有的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已经无足轻重。而“独联体”在国家间交往中又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很难成为一个单独的完整的分析对象。所以，本文选择中俄关系为讨论对象。在“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地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前苏联和各国签订的种种协议和条约等，又是“独联体”国家内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它与中国的关系最为重要。
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即从全球性战略关系的演变来看中俄关系的发展，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改革各自的进程及其互动来分析两国关系，以及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之相互影响来考察两国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各自侧重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方面侧重政府间外交关系；第二个方面侧重政治家及党派的交往，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第三个方面侧重中俄接壤地区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民间的往来。
(一)中俄两国的战略与外交关系
1978年，当邓小平登上中国的最高权力位置之后，他改变了毛泽东建立的以反对苏联为中心的对外战略关系，而建立了一种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扩大对日对欧交往、突出经济合作的战略关系，获得了相当大的外交主动权和成功。从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战略至今没有重大改变。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标志着冷冻多年的中苏关系转入正常化。这个访问是戈氏外交政策中的一环，目的在于设法把中国从密切的美中关系中稍微往外拉出来一点。可是，由于1989年的北京事件，中美关系突然逆转，美国社会对北京事件的强烈批评使得布什政府不得不把美中关系降温。戈氏访华的外交效果立刻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过去六年来，中国—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俄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演变。苏联（俄国）国内发生的一连串重大变化，是中俄两国关系相应变动的主要原因。继戈巴乔夫推动苏联的政治改革之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世界的两极格局结束，中国在美
苏对抗的格局中游刃自如的情势也一去不复返了。几年来，中俄两国一直在致力于重建它们的战略关系。那么，俄国会不会向西方“一面倒”，使得中国遭到某种程度的孤立？或者相反，中俄可不可能重新建立紧密的联盟，来与西方世界抗衡？如果两者都不是，两国之间将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战
您正浏览的文章《中俄关系历史、现状和展望分析-世贸人才网》由世贸大学:http://class.wtoj略关系呢？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无疑为这种战略关系所左右。(二)双方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互动与影响
中国和苏联（俄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从来都深刻地影响着另一方的国内政策，恐怕世界上还很少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带有这种特征。当然，历史上，苏联是中共的“师傅”和中国的“老大哥”，这决定了苏联对中共和中国的单向的巨大影响力。可是，中苏之间从五十年代起就存在着双向的政治经济影响。由于两国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基本相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竞争，当一方对其政策或制度进行重大变革而获得成功后，另一方就或迟或早试图仿效；而另一方的经验教训则经常成为这一方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从来就不是相互独立的，这种互动和相互影响通过改变各自国家的政策方向而间接影响国家间的关系。而过去十来年中，中国改革的成功使不少苏联（俄国）的政治家对“中国模式”刮目相看，两国改革的互动效应又明显增强。
在中俄两国历史上，中苏有过一段“蜜月”，在那个阶段苏联对中共建国后的制度建立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指导和留苏学生返国实现的。今天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战争年代的领导人多数已经离开舞台，在中苏“蜜月”时期留苏的学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亲苏派”会在两国关系中发挥有利于俄国的影响力呢？如果进一步分析，结论是，正好相反，今天被视为“亲苏派”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不太了解俄国，倒是俄国的左派政治领导人变得越来越象“亲中派”。最近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影响俄国的国内政治，这是近几年两国关系史中出现的重要的转变。
苏联政治家们曾经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指导他们的中国“小兄弟”，在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老一代苏联共产党官员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们并不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在一块落后的土地上追求着一个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离苏联式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还非常遥远。直到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共领导人突然发现，在苏联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同时，中国大陆却显示出蓬勃生机，这是戈氏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九十年代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已经不再可能居高临下，而是“居低望高”了，他们不仅羡慕中国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准，而且更羡慕中共能把政权掌控在手中。
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当中，很多是五十年代被选送苏联东欧学习工程技术的，他们所拥有的学历也是苏联东欧的大学授予的。但是，这些个人资本并不一定对他们目前的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价值。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有不少在苏联受训的，如陈云、康生等，但当时他们接受的就是政治活动能力的训练，回到中国后，因为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或者直接代表第三国际，而一度身价百倍。今天中国大陆留苏的政治领导人之所以能够逐级升迁，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并运用当年在苏联所学的工程技术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是大陆政治中的成功者，此外还有一个可信任的家庭政治背景，以及有个可以称呼响亮的学历。这些工程技术知识只是成了他们踏入管理阶层的敲门砖，以后几十年在政治中翻滚，工程技术知识早就扔到一边。
而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真正有用的政治经验和能力，则仍然是毛泽东、邓小平教给他们的，并不带多少“苏联味”。相反，当年他们留苏期间，正是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深恐留学生受到影响，加紧了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要求他们专心读技术，不要过问政治。所以，五十年代苏联的“解冻”也没有在这批留学生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中苏交恶，音讯阻断，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也不能帮助他们了解苏联的情势。时至今日，他们对苏联的印象还常常停留在五十年代，而他们对七十、八十年代的苏联的了解，实际上并不比他们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多多少。即使他们今天回访俄国，也会发现今昔变迁，昨日不再。例如，江泽民1956年在莫斯科实习过的“吉尔”工厂，当年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工业“巨人”，但现在却是在破产的边缘。
(三)两国的经贸合作及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
近六年来，中俄两国的贸易关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中俄经济贸易关系有较大发展。199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四十二亿美元。1992年，在俄罗斯外贸总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的情况下，中俄贸易总额仍然继续上升，达到五十八亿美元。1993年，进一步上升到七十七亿美元。从1989年到1993年是中俄贸易关系的第一个阶段，而1994年是双方贸易关系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消费品对俄出口大幅度下降，至1995年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1995年，双方贸易中中方有较大逆差。中俄贸易收缩，主要原因是俄国市场的变化和俄方政策调整。
在中俄双方的贸易政策讨论中，俄国政府指责中国的伪劣商品在俄国到处泛滥，而中国政府指责俄方筑起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商品出口。客观地说，俄国收紧俄中贸易的原因主要来自中国方面。中国方面从事小额中俄贸易的多数是个体户，文化素质低，但他们“小人得志”的心态和从中国搬过去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却经常惹恼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强烈国家优越感的俄国市民。中国个体户在俄国大量行销的假劣商品，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品和正派中国商人的声誉，再加上中国犯罪团伙在俄国城市和国际列车上的恶劣行径，导致俄国社会里，对中俄小额贸易和中国商贩在俄国的活跃，贬多于褒。这不可避免地对俄国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影响。与中国商品在俄国市场上声誉下跌的同时，欧洲商品开始进入俄国市场，其价格虽然较高，但品质、品味都远远优于中国商品，这唤回了俄国消费者的欧洲意识，流行商品的标准很快就由中国商品变为欧洲商品，中国大陆普通消费品在俄国的销售高潮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仍然是俄国的潜在的大武器市场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市场。中国的重工业基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都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大型企业，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多数设备早已老旧不堪，亟待更新。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去购置西方的设备，况且设备产品的设计规范也不一致。而俄国的一些重工业产品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价廉物美，经济使用的。目前，一些俄国大型重工业企业就接受了中国的电站发电设备等订货。至于中国向俄国订购先进战机等尖端武器，则是举世共知的。俄国虽然为了保护其军事工业免于瘫痪，对中国大陆的军品订货相当热衷，但俄国毕竟与中国是近邻，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俄国仍然不愿意向中国出手最先进的武器。
目前，中国去俄国投资创办的合资企业为数并不多，主要从事贸易和服务业，投资额不大。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统计表明，从1994年初到1995年6月底，俄国共吸收了外国直接投资九亿美元，其中中国占百分之六，约五千四百万美元。1995年初，有中国投资、在俄国注册的企业共1019家，占外资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八。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俄国有与中国合作开发的需要，但也始终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中俄两国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在俄方领土内，远东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除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城镇有居民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渺无人烟，交通极为不便，甚至铁路线上两个车站之间没有可以通行自行车的道路。就是这些有限的人口也集中在少数城市中，隶属于政府和文教机关、国营企业和驻军，当地工业生产能力很小，也缺乏资金、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日用消费品要靠从俄国中西部运来。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的能力大为削弱，无暇照顾偏远的远东边疆区；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本国中心地区，远东地区企业过去与俄罗斯内地的经济技术联系被中断了，当地消费品缺乏，经济萧条。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可能的利益互补的机会。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时，曾提到邀请中国参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
最近几年中，中俄边境贸易非常活跃，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进入俄国的远东地区种地做工。中国与俄国接壤的省份，经济都不很发达，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机会不多。为了使本地区民众有机会增加收入，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民众去俄罗斯做生意或打工一向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给予方便。既然中国政府不加约束，当地中国民众出入俄国如入无人之境，很多人不经过边防口岸、而是擅自越境，也不遵守对方的签证、税收法规。至于由此而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则根本不在这些中国老百姓和地方官员的考虑之列。在俄国远东地区，地方官员有着相当复杂的心态。在政治上，他们毫不掩饰地对大举进入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表示不满和担忧，但在经济上，他们又希望这些中国人继续在那里做生意，因为这是俄国地方官员贪污发财的唯一机会。海参威地方政府曾经专门通过法律，禁止中国人拥有或租用房产，而迫使旅居那里的中国人支付每日居住税。
中国的东北三省目前实行通过沿边发展、加快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吸引外资，而不是输出资本。它们也知道，俄国只会是和中国一样的资本吸收国，所以这些省份喊的是对俄国的远东地区开放，眼睛看着的却不是俄国企业，而是日本、韩国以及西方的企业，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来日本、韩国或西方的资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曾经引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兴趣。UNDP于1993年在纽约召开了图们江项目工作会议，讨论和拟定了多国合作开发图们江区域的设想。此后，中国已经在本国境内作了不少项目可行性研究，开始了一些投资活动，修建了一条新铁路，以便把中国东北地区的货物运往俄国的太平洋港口。但俄国对中国的企图心始终不无疑虑，担心中国会借此扩大它在俄国海参威地区的影响力，再加上俄国经济困难，所以，俄方并没有为这个拟议中的合作开发项目采取多少实际步骤。
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
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
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正如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
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
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江泽民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
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江泽民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权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
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
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
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