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是徽州及徽州以外的各级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形成的以徽州籍各个平民家庭为表现主体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实态的各种原始材料。
我们现在所说的徽州文书，既包括了古徽州官府的各类公文，也包括了民间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各类记载徽州人社会活动实态的原始资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时间和空间范围等可以从以下范筹定位：
在地域上，古徽州一府六县所遗留的各种文书，即歙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应划入徽州文书范筹内，为了不割断历史，还应包括在外地的徽商、官宦、学者，以及日常生活等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
在时间上，因徽州文书遗存具有不可预见性，现存文书最早年代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的谕祭文抄件。综合多种看法，我们认为上限为北宋，从正式更名为徽州时为始，即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民国也有大量文书存世，对研究徽州社会的变迀和文化的传承有重大价值。所以下限划到民国为止，即民国38年。
载体形式，有纸质、石质、砖质、缣帛等。徽州文书以纸质为主，我校收藏的最早的纸质文书为明洪武二十一年的一件休宁县卖山赤契。我校收藏的二份冥契，一份为石质，是宋政和八年冥契；一份是砖质，为元至正年间冥契；有些婚嫁文书，如生辰八字，就是绢质文书，我校收藏的一部家乘，为绢质，约有二十余米。
古徽州自古以来崇文重教
古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教育兴盛，百姓文化素养相对较高，“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书舍、馆塾、书堂遍布，（最著名的有歙县紫阳书院，建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黟县还古书院，雄村竹山书院等）。徽州人出于对文化的尊重，对“文”的敬畏，“敬惜字纸”的遗风，大量的文书被收藏在乡间古老的木匣里、夹墙中、祠堂的祖容箱里、农家的杂物阁楼上，得以保留。
商业发达，契约观念在徽州民间成为共识
徽商经营四方，商业贸易活动非常广泛。在大量的日常社会活动、商贸交易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合同、文约等文书。如商业合伙经营合同，寻求经营伙伴签立的合同，以利于吸取资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徽商经营过程中资金紧张，需进行资金拆借，立有商业借贷合同；由于某种原因，将资产进行分拆，所立商业分业合同；徽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推崇诚信，“恐口无凭，立字为据”，形成共识，并以契约文书做为诚信的约束。
图一：分拆合同
这是一件同治八年所立的分拆合同，原于咸丰六年十二月项姓等四人立过合同，合伙开设正昌商号，主要经营布、杂货、纸等货物，在同治元年又开了一个分号――吉昌，现在因合股人中有志于另谋发展，现将所有店内物品进行了分拆。此文书四份，以留作凭据。为避免今后的商业纠纷，这些具有法律效应的商业文书被保存下来。
古徽州盛行佃仆制，土地的租佃、买卖、典当活动频繁
徽州文书中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典当文书占有数量最多，徽州寸土寸金，为土地、房屋、山林产权不清，发生诉讼、争斗屡见不鲜。所以土地买卖契约文书是产权拥有人的法律依据，若有违反契约者，可凭此公论或惩罚。
徽州宗族社会组织严密，在乡村宗族社会的运行中，也都有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产生
徽州是宗法社会，组织形式完备，活动正规，族有族规，家有家训，乡有乡约，如遇重大事件，宗族出面进行处理，进行调解和规劝，契约文书是重要依据。
图二：诉讼合同
嘉庆二十一年元月方棣公支丁方廷校等立议筹资诉讼合同，文书大意因为方氏族坟屡被吴姓侵越，念在是村邻亲戚息事不言。但在去年冬，吴姓将棺木占于方氏山业，方氏与其理论，吴姓倚人多势强，不还山业。于是吴姓邀四房支丁共立合同，共同筹资用于诉讼，所有使费按人丁摊派，违者以不孝罪论。后有四房支丁签名画押。
这类徽州宗族在解决族内重大事务时立下的文书，也有一定的数量，并被保存下来。
契约文书本身就是财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
古徽州民风健讼，在我们收藏的文书中，有些雍正年间立下的文书，到了民国期间仍作为诉讼的依据，所以许多徽州文书虽然经历了无数自然和人为的劫难，却仍被徽州先人艰难地保存了下来。在我校收藏的文书中，在八十年代的房屋买卖中，仍用了土改时的契据为依据。
“世外桃源”式的地理自然环境也有利于徽州文书的保存
古徽州丛山环峙，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历史上远离大战中心。近代，对徽州影响最大的是太平天国与清军在本地区的十年拉锯战（咸丰年间），相对较少战乱侵扰，这也是大量文书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1950年代土改之后，大量的徽州文书流向社会。土改时，由于不懂其价值，很多古籍文书遭到严重破坏。屯溪和歙县私营土特产信托公司，大量收购徽州文书和古籍化纸浆造纸，作制炮竹。当时黄宾虹的画10元一张，唐伯虎的画一张80元，大量文书遭到破坏和流失。
1956年，屯溪古籍书店的成立，徽州文书的发现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当时上海古籍书店的古籍版本专家从屯溪收购到珍贵古籍，引起了李一氓、郑振铎等专家的关注，当即上
书安徽省委曾希圣书记“保护和抢救徽州古籍”。于是，徽州地区屯溪古籍书店成立，开始抢救性收购徽州古籍。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余光庭，在祁门供销社废品收购库房挑选古籍时，竟发现堆积如山的“废纸堆”，几乎全是各个朝代遗存下来的各种契约、鱼鳞册之类，其中有的还是宋代之物，有画押和手印，他觉得这些东西毁了可惜，便以8分钱一斤收购了整整30麻袋。当时并未意识到，就是这一偶然举动，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重要发现”的序幕。1957年社科院历史所收购了约十万多件文书。
1980年后，随着徽学（徽州学）研究的兴起，徽州文书的发现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大量的文书被发现，并兴盛至今。
徽州文书不仅在徽州歙、休、黟、祁、婺、绩六县被发现，而且在部分徽商经商所在地域，徽州邻县亦有少量的可用作比照的文书面世。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900余件有关徽州资料，其中有七八百封与明末岩寺方用彬有关的信札。在山东省图书馆也藏有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到明代的崇祯十二年（1639）的徽州契约31张。据最新预测，徽州文书总数当在50万件以上。
启发性：其实物性资料启发我们对某个事物的认识。
是指我们原来不知道，或在文献中见过，但是由于语焉不详，而没有引起注意，比如说“契尾”，文献中出现过这个词，但没看过实物。
图三：契尾
这是乾隆四十七年的契尾，内容大意：业户买卖田、房，需写明业户姓名、田价，缴田价课税若干，前半幅给业主收执，后幅同季册汇送布政司查核。也就是说业主买卖田地，缴契税后，发给契尾，契尾一半给业主，一半（存根）按季度汇总，上交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民政部门）核查。这是休宁程梧山买程升如田、房，用价银十九两，缴税银五钱七分，计算可知税率为3%。
从这例徽州文书中可知什么是契尾，有什么作用和功能。看到的从明代到清末的契尾，通过分析、排比，我们可弄清中国明清土地买卖制度的历史。
民间性：是从民间发现，与其他文书之区别。
徽州文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其主要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各个家庭，一些赋役、官府等文书，有些是民间抄本，或是保存于宗族或基层农村组织的那一部分文书。
图四：布告
例如图书馆收藏的一份康熙五十三年由歙县府衙批准发出的一件告示，内容为因歙县三十六都五图方姓禀报，其祖坟上蓄养荫木已有二百余年，庇祐子孙。因其支丁二房未出，四房在吴鲁中州贸易，三房支丁不守祖训，盗卖荫木，自身不能朝夕提防，请县主批示发禁盗
荫木告示，该地保甲居民，方姓四大支丁，知悉后，如有不法之徒盗卖盗砍，具禀县主从严重处，决不轻贷。
对一些社会风化问题，官府也下文严加管理，有很多是保护山林方面的文书。这些文书也保存在民间。
连续性和系统性
我们可以把徽州文书分类别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歙县宋村文肃祖祠保留下来的133
份宗祠活动的契约文书，为我们全面了解当时徽州宗族祭祖活动、经济活动、族众关系、族际关系提供了详细的个案原始资料；一位婺源典商，给我们留下了清同治元年到十二年逐年编号的84本账册，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看到了当年这位徽商在同治年间的实际经营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徽商经营状况实态的感性认识，从中也可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有些土地文书从开垦到管理，买卖到过户、税契到赋粮都注册清楚。
真实性
徽州文书一般都是当时徽州农村百姓生产生活活动的相关凭证，十分具体地反映了该事件的真实情况，没有也不必作文学修饰，其原始本真性、具体性，使它与一般文人修撰的历史文献相比，更具历史感和可信度，因而许多徽州文书真实地“记忆”了当时社会的最原始历史信息，可以印证某些史籍记载的不实或不准确。
典型性
首先徽州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政策贯彻十分彻底最为典型的地方，比如，遗存的赋役文书，亲供册、实征底册，串票、完纳钱粮执照等，构成完整而典型的明清赋税制度。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