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直到19世纪，人道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种人道主义理论和思潮逐渐失去了其进步的历史作用。在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虽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旗帜，但他们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色彩。
研究人道主义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众所周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多舛，以致不少人谈人道主义色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人道主义呢？皆因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和当今的世界，已经到了不能不为人道主义呐喊的时候了。
这并非耸人听闻，请看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苦难：两次世界大战，排犹屠犹，极权政治，暴君统治，大清洗，文化大革命，……；再请看当今之世界，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横行，军备竞赛升级，军火工业兴旺，高科技首先用于杀人，视人命如草芥，动辄以武力相逼，甚至残酷杀害无辜人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都可能引起暴力冲突，结下怨仇后不断地寻求报复，仇仇相报，无休无止；践踏人权，侮辱人格，草菅人命；金钱至上，权势至上，二者相结合，暴力作后盾，将人民血汗尽吸口中；黑白两道，沆瀣一气，将大众打入十八层地狱……，所有这一切反人道的现象都是每日可闻、每日可见的。至于道德沦丧，腐化堕落，人的价值贬损，人的尊严丧尽，拜金主义盛行，更是弥漫了整个社会。只要看一看学校和医院的状况，就可知社会腐化之严重：这原是社会中两个最圣洁的地方，现在居然成为暴利行业！一个有良心的人，面对这种状况，真是欲哭无泪！
人的价值与尊严之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思想领域贬损人道主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君不见一些国家、一些人经常炫耀武力，炫耀权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以损害他人价值为代价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其实，他们在为危害别人的价值的同时，也贬损了他们自己的价值，使他们从人降低为兽，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但是，这些严重异化的人却在世上横行霸道。反之，那些勇于与暴力作斗争的人，却往往受到嘲弄；那些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却往往被视为傻瓜，更有甚者，恐怖分子竟然将无私为难民服务的人道主义者作为人质，以
致处死！有些政府虽然也在宣扬道德建设，但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结果他们的作为反而培育了虚伪和欺骗。
当然，即使在这世风日下的时代，也仍然时时出现为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而献身的人，无论在危机四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无论在艾滋病猖獗的非洲，无论在自然灾害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抢险救灾前线，无论在人的权利被损害，人的生存出现危机的社会底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道主义者在奋不顾身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生命。这正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希望。我们应当努力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弘扬他们的精神，使这种崇高的事业和精神深入人心，唤醒人的良知，用这种良知去消解政客们、暴君们、极端教派和军火商们所鼓噪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使正在互相射杀的人们化干戈为玉帛，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博爱的关系，并且建立一种能够保障这种博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围，让人类的先知所梦想的全人类之和谐生活得以实现。
也许，有的人会讥笑我们，认为我们的想法幼稚，根本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现实的争斗都是为了利益，而利益才是人们最看重的东西。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利益是很现实的，是人在尘世生活所必须的。但是，这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利益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本身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制度和人的思想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受到这些问题的制约。在一个人道的社会里，在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思想指导下，由符合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保证，人的利益的获得也是符合人道的；反之，利益的获得就一定伴随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贬损，反人道暴行的猖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精神的巨大作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精神和思想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就以“文革”为例，当“造反有理”的精神和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时，必然导致“天下大乱”的结局。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无法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解释，试问当时的经济基础何以决定要产生“造反有理”的观念，并使它流毒全国？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提倡，由于他的威望和权势，也由于一批“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推波助澜，才使造反精神大大膨胀起来。由此可见，精神和思想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低估的。试想：如果人道主义成为社会意识之主流，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那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当然，我们也不幻想人道主义对世界之恶能够手到病除。铲除罪恶，那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
应尽快把原来加于人道主义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去掉，加强人道主义的思想建设，大力弘扬人道主义，并且由社会精英带头身体力行，使人道主义深入人心，从而为在制度上建设一个人道的社会提供思想基础。这是我们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
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关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起源，国内学界大多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参见邢贲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等）。实际上，这只停留在西方人道主义发展的中间，而没有追溯到其始点。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文明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而决非从其半路杀出来的。西方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出现于古代希腊。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就已经包含有人道主义思想，后来经过智者派奠定了它的基础。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晚期希腊的斯多葛派，一直在发展这种以善行和教化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过，这时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性，它只可能是城邦人道主义。西方现代思想家中，最早提出古希腊是人道主义故乡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C.弗兰克（1877-1950）。他在1946年出版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中说：“古希腊罗马世界就是‘人道主义’的真正故乡，是最早认识并以高尚形式逐渐阐明人的尊严、人形象的美和意义的地方。使徒保罗在对雅典人发表的演说中，引证古希腊诗人的一句话：‘亦同圣类’，指的就是这种以人与神相似为基础的古希腊罗马的人道主义。”1稍后，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发表于1947年）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在罗马碰到了第一个人道主义。因此第一个人道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的罗马现象，此种特殊的罗马现象是从罗马人与晚期希腊人的教化的相遇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他并不把希腊当作人道主义的发源地，但是，他强调罗马的人道主义来源于希腊的“教化”：“在罗马共和国时代，Humanitas(人性或人道)第一次在它的名称之下被着重地深思与追求着。人道的人与野蛮的人相对立。在此，罗马人用‘吞并’从希腊人接受下来的‘教化’的办法提高了罗马道德，而人道的人就是指这些罗马人。”可见，海德格尔是从概念的出现与应用上来确认人道主义之起源的。不过，他接着又说：“希腊人的教化是指文艺与科学中的教化，这样了解的教化就被译为‘Humanitas（人性或人道）'。罗马人的真正的罗马特点就在于这样的人性或人道中。”1既然如此，我们觉得还是弗兰克将古希腊罗马一起作为人
道主义的故乡更确切一些。
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第二种形态是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思想。在罗马帝国时期，原有的、受到地域和社会体制限制的希腊城邦人道主义，已经被亚历山大东征所建立的大帝国逐渐突破：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走出原居住地而在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内流动；希腊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隶农制的出现；特别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等等，使希腊城邦人道主义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代在呼唤一种新的、能够适应时代变迁的、普世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种人道主义将人与神联结在一起，信仰至善的上帝；以“爱上帝，爱邻人”为基本教义，打破民族的、地域的、等级的限制，平等地对待世上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恶人）；它以“末世论”的警示挽救世人：“天国近了，你们要忏悔！”这种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使基督教首先在社会的底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下，它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愈益壮大。最终，罗马统治者也只有承认它的地位，并在公元313年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在罗马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基督教在获得信仰自由并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也愈益扩展。随着基督教神学之日益理论化（菲洛----柏罗丁----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福音人道主义也逐渐系统化，理性化。但是，由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它的福音人道主义思想也就愈益脱离它的现实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同时，为了服务于基督教会的现实利益，福音人道主义也被扭曲，它用神权淹没人权，用神的全能贬低人的价值，使人在神的面前只能俯首贴耳。这样，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就转向了反人道主义，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反对神权的人道主义的诞生。
这样的人道主义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由于这种人道主义是与人从神权统治下的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因而它也就以反对宗教的形式出现。它视上帝为暴君、专制者，认为只有打倒神，人才能获得解放，所以它把文艺复兴看作人反抗神的光荣起义。与此相关，同时也由于科学的兴起及其影响，这种人道主义反对信仰而弘扬理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蓝图。在这里，要强调它与基督教的福音人道主义的不同，虽然二者都倡导人的平等和博爱，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将其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上，而基督教的福
音人道主义则将其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将这种人道主义称为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随着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随着哲学与科学的发展，这种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一直在西方处于主流地位。这种人道主义以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绝不能是手段”为其最高成就。
但是，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自身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由于它贬低神而抬高人，推崇人，把人的一切都看作绝对的，神圣的，甚至把人看作神，看作世界的主人，当然也必然是自然界的主人。同时，它又与自然主义相结合，把人看作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逻辑上的矛盾。正如C.弗兰克所说：“这种形式的人道主义中包含着深刻的和完全无法克服的矛盾：人的崇拜、对人负有统治世界和在世界确立理性与善的统治的伟大使命的乐观主义信仰，是和对人的理论观念，即把人看作从属于自然王国并从总体上服从自然的盲目力量的实体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2“这种人道主义和人类政治论的意志支点是如此伟大，它竟然违反逻辑，与自然主义相结合，与人是由自然低级原生物而产生的观念相结合。”1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梅特利（Lametli）的名言“人是机器”和爱尔维修（Helvetius）的人性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极端表现。
正是由于启蒙-理性人道主义在逻辑上所包含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它在实践上必然走向它自身的反面。不论是把人当作善和理性的唯一化身，不论是把人看作自然本原的合理体现，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或者走向个人崇拜，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物质崇拜、物欲横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所出现的极权政治和个人崇拜，与这种人道主义是有内在联系的。
人道主义援助'是基于人道主义 而对受助者作出物资上或物流上的支援，主要目的是拯救生命，舒缓不幸状况，以及维护人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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