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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分析
作者：王春馨
来源：《祖国》2016年第21期
摘要：多年来，历史学者多角度、多方式地对历史实施研究，起的了显著成果，并且形成共同认识。但是，部分人员认为历史具有鲜明的思想、人物、事件特征，对于历史的研究应当注重考古和记忆，应将历史考古以及历史口述为史料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档案的意义得到不断延伸，所涉及的对象及范畴越来越广泛，鉴于档案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因此对于历史档案进行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目前我国将档案纳为纳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活动尚处于起始阶段。本文针对档案的历史价值及史料作用进行研究，分析历史档案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历史档案历史研究价值
历史档案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记载人类活动及战争事件的发展历程。历史研究是人人类社会发展及战争以及相关活动回忆的过程。对于历史经验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的历史价值
（一）档案所固有的属性即为历史价值，档案历史价值的体现是档案针对历史根本研究与探索所具有实用性。众所周知，在历史长河中，档案在历史中客观形成并且得以流传，其记录方式比较直接，记录真实历史内容。档案内容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材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可以作为凭证，通过历史档案达到历史回忆及重现的目的。所以档案构成了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也是其他的文献不可能存在的，它具有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及可信度，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及作用。
（二）历史档案涉及的内容及范围不断扩大，历史价值的活力更为突出。虽然我国档案记录概念出现较晚，然而人们可从档案历史学中得知，远古时期不存在档案概念，档案及档案工作也是存在的。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档案的认识逐渐增强，合乎历史档案本质属性以及范围对象的载体不断增多，历史学视角下的历史记载与档案学范畴内历史档案的认识不断增强及重叠。历史档案的收集及整理像是研究历史，而开展研究历史更具有档案管理的特征。
二、历史研究中档案的基础作用
（一）历史研究实践中，档案是活动开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历史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历史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客观史实为出发点，对历史探索的过程需要具有实际性。档案是战争及有关活动内所表露的较为原始的史记，历史价值尤为珍贵。历史记录内容及载体形式上，档案具有原始与直接的特
历史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方案
第1章质量保证 1.1 ISO9002质量体系规范 在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加工部门，****实行ISO9002 《质量体系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为客户提供操作规范、质量优秀的服务。 按照ISO9002的要求，不仅仅实施质量管理、管理控制，并且提供从整理到扫描加工、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紧密相扣的各个环节中受到监测、控制，进而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优化。 1.2 PMBOK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对于客户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加工项目，****将参考PMBOK对项目实施管理。从项目综合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费用成本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9个方面实施。 1.3 专业化、流水化作业 ****档案整理加工部，实行专业化和流程化的作业规范。 将档案服务分为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加工两个组。档案整理划分为：承接登记、档案入库、拆分编号、档案鉴定、托裱修补、填写卷皮、装订还原、质量检查、移交入库等9个工位；数字化加工划分为：扫描、扫描质检、图像处理、图像质检、著录、著录质检、制作目录、批量挂接、数据检查验收（总质检）、数据备份、成果管理等11个工位；每个工位都实行项目组长负责制。 专业化作业：所有的工人都分配唯一的工位，并为每个工位的工人实行标转化作业培训，以保证工人技能的专业化，从而能够更大限度的保证项目进度和项目质量。 流水化的作业：让每个流程点更加容易被监控，质量更容易被评估。每一个工人当
前任务完成后，组长进行检查后，才能移交到下一个工位，这样保证每个工位在本流程点做的工作符合品质要求，减少反复环节。 1.4 软件全程管理、监控 ****采用专用的软件对档案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实行全面的管理。 数字化加工软件：提供专业的图像获取、处理和管理技术，将档案的数字化加工从扫描、图像处理、图像质检、统计监控等进行全程的管理和控制，各种自动化技术（自动图像倾斜校正、批量图像清理）能够保证图像标准、规范、整洁，并完全符合客户的要求。 档案著录挂接软件：符合客户档案著录规范要求，并且能够进行著录扩展，可以同时满足客户根据自身特点的特殊要求。软件具有自动生成序号、继承著录、档号自动生成等快速著录设置，并能够进行重复性、一致性、唯一性、必填性等多种校验方式，能够准确、快捷的完成档案条目的录入，并确保质量；挂接功能能够自动实现著录条目和扫描的图像之间的匹配关系，并保证100％的正确率。 1.5 文档和报表贯穿项目 日报制度：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向组长汇报本人的工作进度情况、存在的问题、与计划存在的差异等；组长要把本小组的每日情况进行汇总，并报告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通过日报以及抽查的手段，了解项目的进度并实现质量控制。 周报制度：每个周的周一，项目经理将上一周的情况进行汇总和统计，把项目完成的各种数量、完成总项目的百分率、下周工作安排、本周遇到的问题、需要客户协助的事项等信息，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客户项目负责人，让客户定期了解项目的进展。
试谈档案与史志的关系 [我在企业工作20余年，曾经管理过档案，而今做史志的编写工作，因为档案管理与撰写史志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没有联系的，故写短文一篇，试谈一下二者的关系。 史志和档案都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史料。弄清史志和档案的内涵及二者的关系，对搞好史志编纂与保管和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志，狭义的理解就是对人、单位，乃至国家或民族过去的事实加以整理编纂，用精确文字记录并表现出来。它以一种标志性的理念、生活印记、事迹遗存、人文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记载。或者说，是回过头来看自己所走的路，或单位、企业等所经历的艰辛，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校样。这些人物、事件、故事、史实、经历、经验等等，都在史志编写的范围。无疑史志是属于人文范畴的一种特殊文化。然而，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由此可见，二者都偏重于对已发生过的史实的记录或记载，只不过史志更重视历史的沉积，并将零碎的、散见的资料加以整合、梳理、编辑、出版，已供其它组织或个人借鉴性地收藏，更具交流和运用。档案资料更具完整性和史料价值，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交流起来带有好多的限制条件。只有把二者兼顾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史料的价值和应用效益。 史志和档案都属文化的范畴。所谓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精神生产的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档案文化不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种实体文化成果所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史志本身就是文化，它是历史文化的一种。严格地讲，档案文化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史志则是档案文化中的精神载体。二者是相互包容的特殊关系，不分孰轻孰重，都在“文化”的大树下得以滋润与发展。 就广义的档案文化来，它是一个产业，一种不规则的特殊文化产品，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可以开发、建设，也可以租赁、买卖，所收的效益不亚于其他有形或无形产品，如各种纪念馆、博物馆等，都属于某种产业了；狭义的档案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纯文化形态，或某种精神实体，一旦经过挖掘性的研究和探讨，会给予某些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如对历史档案的研究和利用，就可以去对照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予以分析与解决等。它可以是人们超长的精神食粮或隐蔽的思想武器。这一点上与史志有类似之处，史志也是以静态的文字来彰显其丰富的精神内涵。档案与史志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 一是档案和史志受政治影响不太相同。档案文化是公务活动的产物，具有较
二、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 明清两代继承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重视编纂史书的传统。从这些王朝刚建立开始，即考虑到为本王朝留存系统的历史记载。为此，从组织上、史料上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翰林院编撰、修撰、庶吉士之类的“清贵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参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还保持宠遇的，大体上，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为保证编纂史书的需要，明、清王朝对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订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级的各部、院、寺、监衙门和各省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给皇帝的题奏，各衙门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处理完毕后，都要妥慎保管起来。有些档案更显然是为了准备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按年代顺序辑录各个皇帝在其一生活动中所批发的谕旨、批示等。《玉牒》则是有关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体现着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亲疏所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专为记载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册；而各种“史书”，就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发抄的题本而编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级地方文武衙门的档案也不许随便烧毁，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还要利用来编写省志、府志和州县志。自古以来，为适应封建宗法社会的习惯和需要，许多家族都编纂有自己的族谱和家谱。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铭、行状、传略之类的东西，明清时期尤其盛行。这便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档案编纂网。为各级部门修志编书准备了相当多的历史档案。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史学研究的需要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进的作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明清时期的图书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其实就是当时或其后公布的档案文件汇编。这种源于档案的图书文献，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诰》三篇，原来是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口头指示的记录刊布成书的。《皇明诏全》和《皇清谕旨》等类书籍则是两朝历届皇帝诏谕文件的汇编；《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及其多种续编）等则主要是汇集了明清的大臣们的奏章公牍；明清许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乃是这些大臣们在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即乾隆时期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和光绪时期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其所以能成书，主要因为蒋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国史馆任过纂修官。可以论断，如果蒋王二氏不是因职务的方便，得以饱读保管在宫廷之内的皇家档案，这两部《东华录》是无从录起的。 以上是明清时期本朝的人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关档案写的史书。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搜集和利用过前朝的档案，为前朝修史。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为例。 清王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馆，陆续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诏集中明代各官署的档案以供明史馆参考。从1679—1735年（雍正十三年），《明史》才定稿，1739年（乾隆四年）刊行。先后持续工作了近六十年之久。在旧的封建正史，即所谓二十四或二十五史中，《明史》算是较好的一种，资料比较丰富，史事的考订比较严谨，也有其特点。例如，鉴于明中叶以后宦官横行，作恶多端，专写了《阉党传》；鉴子明代朱家宗藩问题已经形成当时社会上的大灾难，为诸王、公主等写的传记中不乏对他们贪婪昏庸的披露；有些皇帝的本纪和大臣的列传，也写得比较生动具体，这显然都是参考了明人留存下来的详细记载。据清朝官方的记录，顺治和康熙年间，都曾专门下谕，
《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 关系》 、明清两代继承了我国封建重视编纂史书的传统。从这些王朝刚建立开始，即考虑到为本王朝留存系统的历史记载。为此，从组织上、史料上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翰林院编撰、修撰、庶吉士之类的“清贵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参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还保持宠遇的，大体上，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为保证编纂史书的需要，明、清王朝对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订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级的各部、院、寺、监衙门和各省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给皇帝的题奏，各衙门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处理完毕后，都要妥慎保管起来。有些档案更显然是为了准备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按年代顺序辑录各个皇帝在其一生活动中所批发的谕旨、批示等。《玉牒》则是有关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体现着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亲疏所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专为记载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册；而各种“史书”，就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发抄的题本而编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级地方文武衙门的档案也不许随便烧毁，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还要利用来编写省志、府志和州县志。自古以来，为适应封建宗法社会的习惯和需要，许多家族都编纂有自己的族谱和家谱。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铭、行状、传略之类的东西，明清时期尤其
盛行。这便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档案编纂网。为各级部门修志编书准备了相当多的历史档案。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史学研究的需要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进的作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明清时期的图书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其实就是当时或其后公布的档案文件汇编。这种源于档案的图书文献，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诰》三篇，原来是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口头指示的记录刊布成书的。《皇明诏全》和《皇清谕旨》等类书籍则是两朝历届皇帝诏谕文件的汇编；《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及其多种续编）等则主要是汇集了明清的大臣们的奏章公牍；明清许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乃是这些大臣们在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即乾隆时期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和光绪时期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其所以能成书，主要因为蒋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国史馆任过纂修官。可以论断，如果蒋王二氏不是因职务的方便，得以饱读保管在宫廷之内的皇家档案，这两部《东华录》是无从录起的。 以上是明清时期本朝的人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关档案写的史书。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搜集和利用过前朝的档案，为前朝修史。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为例。 清王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馆，陆续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诏集中明代各官署的
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性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人才,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教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是,仍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历史教育囿于课堂的狭小圈子,相对封闭;师生关系是单向地、直线地发生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未得到全面的贯彻。这些都制约着历史教育功能的发挥,束缚着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青岛市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历史教育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应该放在何处?这是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认真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历史教育改革首先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以提升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为目标,构建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历史“学习共同体”,使师生双方良性互动,教师努力充当学生研究性学习的促进者、帮助者和欣赏者。学生研究性学习,对历史学科而言,有其特殊的难度。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使得历史不能像其他学科知识那样复原与复制。历史由远及近的发展规律与学生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相悖,学生学习历史,远不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那样可以依靠解题获得成功的自信.从而树立持之以恒钻研的兴趣。这些都使得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受到负面影响。只有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人手,才能真正使历史研究性学习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几经论证,开始尝试以学生最喜闻乐见的乡土历史选修课作为开展历史研究性学习的突破口。我们除在课内专门开设乡土历史选修课外,还开辟社会教育领域,让学生自己动手,亲身实践。学生到社会上搜集乡土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于是,档案这种一直不为中学历史教学所重视的特殊的历史资料便显得格外重要。在学习中,学生走进档案馆,翻阅那一卷卷泛黄的档案,掌握了基本的搜集历史资料和分析处理其中有效信息的方法,进而促进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档案是历史的特殊载体,它与学生课堂上接触的教材等历史载体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未加雕凿”。加工前的历史载体显然要比加工后的历史载体更容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其产生无穷的探究欲望。没有主体探究欲望的研究性学习是流于形式的研究性学习,是不会产生持续的、长久的学习效益的。我们的做法是,让学生在对加工后的历史载体(教材)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与乡土历史相关的课题,然后到档案馆中去探究未经加工的历史(档案)。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独立思考和集体讨论,提炼出符合历史本相的有效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教材相关内容的学习得到深化与活化,而且可以在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的研究性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终生受益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历史思维能力。 近年来,青岛市一些学校以利用档案为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搞得有声有色,通过积极探索,初步取得一些经验。其中,青岛第十九中学结合学校地处胶济铁路附近,铁路职工子弟比较多的特点,在高一年级进行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学时,组织学生分期分段进行胶济铁路简史的研究性学习。如,对去青岛档案馆查阅、摘抄档案资料的学生,先经过简短培训,使他们对查阅档案的基本方法有所了解,知道如何利用档案馆的目录卡片,根据卡片的内容提要和编号,查阅全宗、案卷。面对浩繁卷帙,学生们一开始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教师充分体现其主导作用。教师巧立一些专题,以指导学生资料的搜集,诸如:“通过德国总督府编制的
解析档案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重视和发掘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1.历史档案的重要性。 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具有广泛性、罕见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广泛的情报价值。韦庆远认为历史档案的内容丰富且详细具体，能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还能比较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蕴含之意；档案在我国古代作为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在当今则是史学研究中最为珍贵的、应优先使用的资料。可谓，档案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在韦庆远的历史著作中，不乏大量利用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其中很多都属于首次引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如几部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等）都反映了他在发掘、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做出的贡献。韦先生深刻体会到“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档案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重视民间档案。 韦庆远将我国的历史档案大体分成两类：官方档案（包括中央政权和地方性政权档案）与民间档案。他看到目前档案馆馆藏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档案不足，而这部分档案有着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官档和民档，本来都是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交往以至矛盾冲突的产物，都是从不同的重要侧面对当时社
会生活的反映和记录，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的。民间档案较集中而具体地反映着各时期各地区公私之间、官民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宗族之间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极具地方色彩。因此，他力倡各省的档案部门应花点力气收集民间档案，特别强调在利用官方文书的同时，应充分重视谱牒、契约、信札等民间档案的史料价值。 3.重视而不轻信。 韦庆远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又对用档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跟着档案转，既要重视又不轻信”。具体而言：（1）历史档案有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故而要全面地看待历史档案，有分析有思考地对待历史档案，不要孤证立案。（2）他指出档案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绝不可能代替其他图书文献、考古出土物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等；认为档案和图书的关系，一般来说应优先使用档案，但并非绝对。（3）对待档案也应像对待其他史料一样，贵在审慎地鉴定和分析，贵在与其他史料相核对比勘，考虑其真实性成分，绝不能偏信偏用。“不但要用档案来订正和补充图书文献的不足或不确，有时也要用图书文献来订正和补充档案的不足或不确”。概而言之“：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档结合又相攻，混沌史实可分明”。 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韦先生治学特点之一就是将治史和治档相结合，以整理档案作为史学研究的准备，以史学研究作为对历史档案功能的发挥。他以亲身体验，多次撰文强调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档案工作与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61942168.html, 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分析 作者：王春馨 来源：《祖国》2016年第21期 摘要：多年来，历史学者多角度、多方式地对历史实施研究，起的了显著成果，并且形成共同认识。但是，部分人员认为历史具有鲜明的思想、人物、事件特征，对于历史的研究应当注重考古和记忆，应将历史考古以及历史口述为史料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档案的意义得到不断延伸，所涉及的对象及范畴越来越广泛，鉴于档案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因此对于历史档案进行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目前我国将档案纳为纳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活动尚处于起始阶段。本文针对档案的历史价值及史料作用进行研究，分析历史档案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历史档案历史研究价值 历史档案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记载人类活动及战争事件的发展历程。历史研究是人人类社会发展及战争以及相关活动回忆的过程。对于历史经验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的历史价值 （一）档案所固有的属性即为历史价值，档案历史价值的体现是档案针对历史根本研究与探索所具有实用性。众所周知，在历史长河中，档案在历史中客观形成并且得以流传，其记录方式比较直接，记录真实历史内容。档案内容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材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可以作为凭证，通过历史档案达到历史回忆及重现的目的。所以档案构成了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也是其他的文献不可能存在的，它具有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及可信度，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及作用。 （二）历史档案涉及的内容及范围不断扩大，历史价值的活力更为突出。虽然我国档案记录概念出现较晚，然而人们可从档案历史学中得知，远古时期不存在档案概念，档案及档案工作也是存在的。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档案的认识逐渐增强，合乎历史档案本质属性以及范围对象的载体不断增多，历史学视角下的历史记载与档案学范畴内历史档案的认识不断增强及重叠。历史档案的收集及整理像是研究历史，而开展研究历史更具有档案管理的特征。 二、历史研究中档案的基础作用 （一）历史研究实践中，档案是活动开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历史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历史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客观史实为出发点，对历史探索的过程需要具有实际性。档案是战争及有关活动内所表露的较为原始的史记，历史价值尤为珍贵。历史记录内容及载体形式上，档案具有原始与直接的特
清朝档案整理的研究回顾与思考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析 从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看，1979-1980年有2篇论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这个时间段，共发表47篇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52.8%。2010年-2012年，对巴县档案的研究持续升温，平均每年发表5.3篇论文。但是总体来看，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还很不够。巴县档案共11.3万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内容丰富，从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发表2.54篇论文，对巴县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地域及其单位性质分析 从作者单位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58.4%，加上重庆的10篇，川渝地区就占了70%。原因有两点：第一，川渝地区的研究者利用巴县档案在地域上比别的地方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巴县档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是川渝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区，发表论文数量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共有8篇论文，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程度，比国内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从作者单位的性质来看，档案馆发表论文32篇，占论文总数的36%，全无例外，都是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其次，高校发表论文54篇，占61%，显示出在研究巴县档案的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发表20篇，加上重庆发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发表29
篇论文，是发表论文总数的33%，高校发表论文总数的53.7%。但是发表论文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美国8篇，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7篇，哥伦比亚大学1篇；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5篇；中央民族大学邓建鹏2篇。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对象所做的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共发表论文28篇，占论文总数的31.5%。另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而进行的清代历史问题研究，共发表论文61篇，占论文总数的68.5%。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对工商业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有论文14篇，占所有论文的15.8%。这是因为巴县为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四川通商航运的枢纽。理所当然，巴县档案中反映工商业内容的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论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长乡约客长、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论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县档案中，司法档案数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学务教育研究等，分别为2-7篇不等。从这些主题的分析来看，对巴县档案中的内容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巴县婚姻档案有6000多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但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2篇与此相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去开发。
档案与相关事物关系 摘自《档案学概论》冯惠玲张辑哲 档案与信息——从逻辑上讲，档案与信息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档案时信息的一种，是信息大家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档案是一种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与凭证性的原生性固化信息，从根本上体现着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用时档案也是一种最重要的信息，是信息之根——确定性与可靠性是最高体现形式和实存形态。 档案与文献——文献一般是指前人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价值较高，内容较系统完整的信息记录。其实存形态有文书、文章、著作（图书）、日记、信函、笔记、照片、音像制品等等。档案与文献的逻辑关系式内涵不同，外延有大面积交叉重合。二者之间的区别一是本质即核心含义不同：档案是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是第一手的原生信息。文献则不论是否原始记录，非原始记录性的信息记录也可成为文献，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二是文献注重历史文化价值，档案则既注重历史文化价值，又注重现实性的查考、实用价值；三是文献内容一般较系统、完整，二档案则包括大量的片段性零星记录在内，如测试记录、发票、账单、登记表单、签名等。 档案与文书——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实存形态上的直接转化关系。文书尤其是其定稿因具有较强的原始记录性，所以可直接转化为档案，成为档案的实存形态之一。二者区别：第一、档案的实存形态不仅仅是过去的文书，还包括大量非文书类的原始性记录物。过去的文书也并非都能转化为档案，只有原始记录性强，查考价值高且文书处理程序完毕的一部分文书才能转化为档案，大量的文书不能转化为档案。第二、二者概念内涵，尤其是本质不同。文书本质上是人们处理、解决现时性具体事务、问题的信息传递工具。它主要在空间上传播交流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而档案的本质则是以往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物，主要在时间上传递，让过去告诉现在，让现在告诉未来，是人们追求、维系时间上的连续性、统一性的产物。从逻辑上讲，二者内涵不同，外延有大面积交叉。 档案与图书——两者在现实中关系较为密切，管理上也有相通之处。区别：第一、本质不同。档案时社会实践的记录，图书室系统认识的产物。第二、社会功能不同。人们查档案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为了了解研究历史事实；人们看书则是为了学习系统知识。第三、二者内容上的交叉重合部分，其特点也明显不同。即档案内容中既有知识，但这些知识是不系统的知识片段；图书内容中也有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但这种记载却不是直接的原始记录，二是经过加工提炼后的系统性知识。 档案与资料——从逻辑意义上讲，资料的外延一般要大于档案。资料是一个相对性、动态性极强的概念，其外延极为宽泛，一般说来，凡是人们研究、解决某一问题有一定价值的所有相关信息均可称之为资料，而无论具体是什么——文书、档案、图书、报刊、文章、录音录像乃至文物等，只要对人们研究解决某一问题与信息支持简直，都可以看成是资料；也无论处于何种状态——是被集中保存在某处，还是散存于各处待人去搜索整理。而档案则没有资料这种相对性和动态性。所以档案可以被人们作为资料看待并使用，但资料不能作为档案看待并使用。 档案与文物——文物是与档案在内涵上最为接近的概念（事务），文物是有文化价值的历史遗留物，其形态主要是过去人们直接使用的实用性物品，当然也包括重要的历史文件。从逻辑上将，档案与文物在内涵上有部分交叉重合。档案，尤其是重要档案，因其既有原始记录作用又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作用，可看做是文物，并作为文物收藏。但绝大部分文物不能成为档案。因为文物的大部分是实用性物品，其所记录的历史事实的内容信息是不清晰、不明确的。而档案则是指内容信息清晰、确定、可明确说明某一历史事实的原始记录。其主导
历史档案的利用与建设探析 摘要：随着历史档案存储的网络化信息化，其利用状况得到逐步改善，尽管在其建设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正确分析问题所在多促进其应用具有重大作用。 关键词：利用与建设历史档案分析 随着社会对历史档案的关注及其存储的网络化信息化，其利用状况得到逐步改善，正在不断满足广大用户对历史档案的需求，开辟了历史档案利用的新局面。 1、历史档案利用特点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历史档案，当前我国历史档案利用呈现如下特点: 1.1 以实地查询为主，以网络查询为辅 由于受到档案目录片检索的限制，历史档案利用活动无法摆脱档案馆，只能到档案馆实地查询。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程度逐渐提高，一方面用户要求历史档案的利用方式更易于操作、更便捷，一方面档案馆在数字时代发展需要探索新的发展途径，因此，历史档案新的利用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历史档案实地查询的基础上，目前各级档案馆普遍采取的是档案原件直接利用与缩微文档利用、电子文档利用相结合的几种方式。各级各类档案馆在积极建立本地检索系统，完善检索目录帮助用户实施检索行为的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网上检索，还可借助其他方式如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利用历史档案。 1.2 利用主体多元化，利用数量呈增长态势 早期主要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科研学者，随着公众对历史档案的关注不断提升，其用户范围也逐步扩大，一些党派团体、基层组织、企业公司也成为历史档案的用户。现在利用者主要是编史修志的利用者、开展科学研究的利用者，个人利用者。 1.3 历史档案用途呈现多样化 长久以来，历史档案的主要利用目的就是编史修志，利用历史档案特有的凭证作用为专家学者提供服务。历史档案的另一个用户主体是一些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其为完成科研课题、学术论文、毕业论文、人物传一记等学习、工作任务需要利用大量历史档案。 2、历史档案网络服务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19.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献、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苏联共青团的文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等文献资料。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该档案馆合并多个档案馆、文件收藏和研究中心及博物馆，现已成为世界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苏联共产党及国际共产主义等运动最著名的场所之一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 档案馆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的历史最早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 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 做出决定，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成立世界 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1 月，该博物馆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院，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被任 命为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任务是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都汇集 到莫斯科，在此基础上筹备出版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1931年11月，苏联中央 执行委员会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与列宁研究院合并为统一的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研究院，其工作任务也做出调 整，出版工作成为重点，为档案馆充实 文献资料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渐收缩。 1962年，在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研究院的基础上，在莫斯科成立了马克 思恩格斯博物馆。1992年1月，由于苏 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活动停 止，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也关闭。1993 年1月，博物馆的卷宗收入俄罗斯现代 史文件保护和研究中心。1999年3月 15日，按照俄联邦283号令，在合并俄 罗斯现代史文件保护和研究中心及青 年组织文件保护中心的基础上，在莫斯 科成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 馆。经过多年的发展，该馆的收藏日益 丰富，截至2011年1月1日，保存着自1617年至2005年间的691个全宗，2147000个存档件，其中包括182500个照片文件，1300个录音文件，馆藏资料140000个存档件。二、馆藏分类与构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文件主要分为三个目录系统：西欧社会政治历史文件（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和前苏联近现代政治社会历史文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文件（1860年－1980年末）。每一个系统包括政党、社会运动、不同党派、各种组织和机构的全宗和文件，与一定历史事件相关的档案材料，还有相关事件和组织的理论家、领导者或积极分子的个人档案。最为珍贵的个人档案保存于西欧和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历史系统中。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有从国外古董商店购买、拍卖或获赠的完整的文件资料和馆藏资料，独立的文件原件，以及不同时期从奥地利、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瑞士等国的国家级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订购的档案的拷贝。1.西欧社会和政治历史西欧社会和政治历史分为两个目录。第一个目录是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1871年）、1830年和1840年法国、德国和其它国家革命事件的文件，19世纪西欧工人和社会运动及组织的文件。这些文件中包括拿破仑三世（1840年－1870年）私人办公文件珍藏，萨克森王国内政部和外交部文件。这些个人文件卷宗形成者都是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以法国为主），如：格拉古·巴贝夫、菲利蒲·博纳罗蒂、路易·布兰、奥古斯托·布兰卡、奥古斯特·让·马利、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朱利安、古斯塔夫·保罗、皮埃尔·弗卢朗斯等。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档案概览文/王翠曹英发馆藏忆记
2007年5月第31卷第3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 f A nhu iU n i versity(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 ences) M ay2007 V o.l31N o.3 论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马仁杰1,李 珍2 (1.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而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均属大文献学 范畴。 关键词:档案文献编纂学;历史文献学;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G257.35;G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7)03-0122-04 档案文献属于历史文献之一种,这一特性决定了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关于这两门学科的具体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笔者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的若干种关系说 学术界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关系的论述,大致有三种观点。 1.档案文献编纂学是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我国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历史可上溯数千年,而档案学及档案文献编纂学则形成于近代,此前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在封建社会,作为国家宝贵财富的档案,一直被看成是国家的 胸甲和灵魂,是 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1]并被藏于石室金匮,由位高权重的史官负责管理。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学方面,档案的价值体现在编史修志上。一般都认为 档案是原始记录,是宝贵史料,对编史修志非常重要, 历代史书,均系利用大量档案材料编纂而成。今天的档案,即为未来编史修志的材料。[2]因此,早期的研究者们更多地把档案称之为 档案史料,档案学寓于史学之中。如刘文杰所说: 我国50年代学科划分的时候,就把档案学划属历史学范畴。就是现在,也有人把档案学仍然视为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3] 2.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与历史文献学是并立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在借鉴前苏联文献公布学,总结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作为档案学分支学科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开始脱离历史文献学,并进而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学。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论引起我国档案界的高度重视。档案作为承载知识信息的原始记录,被认为是国家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档案界纷纷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管理理念,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都力图用信息资源、知识管理的视角来研究和看待档案和档案工作。由此,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也超出了史料编纂的范畴,成为档案信息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社会功能更为广泛。如胡鸿杰提出: 将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一种管理资源重组的模式,真正地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不但可以使其以特有的功能取得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且可以从新型档案种类的编纂活动中汲取营养,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 收稿日期:2007-0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TQ017) 作者简介:马仁杰(1965~),男,安徽灵璧人,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李珍(1980~),女,安徽灵璧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22
档案起源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档案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尚无准确定论。关于档案起源的探讨，不仅仅涉及到档案学的知识，还涉及到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历史学和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论题。档案起源问题是研究档案学最基础且重要的命题，对档案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档案起源的问题，本文整理了原始社会产物说、阶级社会产物说、历史过程说、文化宗教说等四个学术观点。 一、原始社会产物说 （一）原始记事 1、结绳、刻契 薛金玲《论档案之起源》（《陕西档案》，2002年3月，第13页）指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档案的产生也不例外。从母系氏族的结绳记事到父系氏族时期的河图洛书等刻契记事，人类的档案经历了由萌芽到产生的过程。结绳记事是人类档案思想的萌芽，是档案产生的重要前提；刻契是一种能表达比较明确概念的记事符号，是文字的前身，是世人和后人根据一定的规律可以读懂的，刻契具备了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特点，具有备忘、查考、研究等价值，属于档案范畴。因此，我国的档案起源于新石器时期伏羲时代的刻契记事。” 罗小利、郭俐、陈岭梅、候明《简述中国人事档案的起源》（《大众文艺》文化综合）指出：“虽然“档案”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比较晚，但档案本身却产生得很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了记录事物和记载语言的要求，开始以实物帮助记忆。但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是通过结绳和刻契的方法来实现的。结绳与刻契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记事、表达思想方法。这些方法，已具有备志、信守、凭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档案的前身，即档案起源的形态。” 不少人认为：档案起源于原始记事。我国历史上的结绳和刻契等原始记事，有人认为是原始档案；也有人认为“档案史追本穷源，最终是以结绳和刻契为渊源的；还有人认为“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包括口传史已初步具备了档案的雏形，口传史的“物化——刻画记事、图以记事等”，都是“档案源”。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有不同的原始记事方法，如古代埃及、波斯、秘鲁、日本等国历史上都有结绳记事方法，北美易洛魁人的贝珠带等原始记录物就属于档案，有学者认为：“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在社会活动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始式“文书”，保存下来就形成了记录历史情况的原始式档案。这也就是“文字形成之前的远古档案”。王景高《档案研究30年(之一)关于档案起源的研究》（《中国档案》2009年，第2期）刘国荣《档案起源再探讨》（《湖南档案》，1998年，第11页）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并运用演绎的推理方法，结绳、刻契具有原始记录性，就应该是档案。” 沈成玉《论档案的起源和载体演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指出：“档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人类在漫长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产生、发展了思维和语言。但语言不能传诸远方和流传后世，人们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联系和交往，为了表达一定的概念和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把记忆、备忘“扩展到人们的大脑之外”，于是，逐渐产生了“结绳”，“刻契”等辅助记忆和传递信息的方式。” 王绍忠《对档案起源问题的理论思考》（《档案》，1990年，第2期）认为：“结绳、契刻等古老记事方法，从其本质来说，无疑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反映的一种记录.人们通过结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