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峰：开启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解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公布，今天我就《决定》内容谈一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首先，我们对这次四中全会精神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我们先从“三个全面”讲起。“三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从十八大到四中全会这两年时间的一个基本脉络。这“三个全面”在十八大报告就提出来了，那么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抓了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有一个根据什么样的机制、体制，在什么样的机制、体制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问题，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完成的任务，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他的基础性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以中央实际上就把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向前推进，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继续向深入拓展，所以做了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改革、把我们的全面小康建立在稳固坚实的法治基础上，我们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的中国梦才有一个可靠的法治基础，因为法律、法治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要提供一种确定性，提供一种可预期性，提供一种规范性，我们知道，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若干年的发展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有一个若干年的发展进程。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中，依靠什么来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行动、给我们全党和全体人民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一个可靠性的保障呢？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根据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深入理解、把握，所以要把法治作为一个基本的东西，把他要确立起来，要把法治的地位和权威性提高到一个足够高的地位，所以这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四中全会把主题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们大家通过看这次四中全会，可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是第一次，这是全会主题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有的全会做的《决定》，有的全会没做《决定》，在中央全会作出《决定》的这些《决定》当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从1949年、1956年开八大，一直到现在十八大，这60多年时间我们中央全会做出的《决定》中，这是第一个关于法治建设的《决定》。所以习近平同志讲，四中全会《决定》和三中全会相比叫做姊妹篇，“姊妹”这个形容词就表明了刚才我们讲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决定》理解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说我们中央《决定》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他的总目标是什么？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他的总体框架是什么？他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从《决定》中找到答案。因为《决定》的全文是昨天公布的，将近2万字，还有习近平在全会上关于《决定》起草若干问题做了说明，也有一个版大概8千字左右，这两个文件到目前为止可以构成我们学习领会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最主要的文件。
今天汇报我的学习体会，想讲四个问题：
一、推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第一个问题，主要谈一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义和一些总体性的我们怎么理解把握。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叫做，推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治国理政可以说有多种方式，我们现在明确地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什么法治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法治的意义：第一个方面，法治为民族复兴提供有力保障。刚才我们讲，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有一个法治的保证。因为我们这两年大家也感到，要有安全的保证，国家安全，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法治的保障，所以这是对于我们今天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稍展开来谈一谈这个意义。首先讲一下法治的发展历程，如果我们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明史，大概也就是五千年到六七千年这样一段时间，法在人类社会进程当中的作用，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大体上我想可以概括为从神治、人治到法治这样一个进程。
最早阶段为什么讲神治呢？神治我们用今天的话可以表述为依教治国，依什么教？宗教，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的依据，宗教反映了神的意愿，用神的意愿、神的意志作为治理的根据。大家都学过历史，比较典型的就是中世纪罗马的宗教法庭或者叫宗教裁判所，把《圣经》作为罪与非罪、罚与非罚的基本依据，因为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和《圣经》中“地心说”这样一个理念是相反的，所以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处罚。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法庭判处监禁，布鲁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法庭判处火刑，烧死在罗马的广场，可以说是神治的典型。
人治在社会发展中也有一个漫长的阶段，人治我想我们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可以表述为依权治国，就是君王、帝王的意志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的原则和最高的意志，人的
偏好、人的个性、人的这种价值观可以成为治理的基本因素，甚至君王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影响大臣或者百姓的生死存亡，这是人治阶段。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治，依法治国，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过，为什么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治理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所以我们要强调法治。特别是我们人治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掌握权力的人，一个是认识上出现问题，认识有偏差的情况下，容易出错，一个就是在掌握权力的人，在对待利益的问题上私欲、私利成了主导因素的情况下，也会在权力的运用上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比较神治、人治，法治是更为基本、更为可靠的社会治理的方式。这是一个特征，从神治、人治到法治。
再有，从法制到法治，我们说必须要有书面的东西，这两个治（制）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讲人类社会历史，法是和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文明史相伴随的，法起源于人类社会、社群、社团的组织群体的规则，是习惯法的前身，即使在原始部落，虽然酋长可以有决策权，但是酋长的决策也要遵循原始部落的一些规则，包括酋长的产生、酋长的继承，都是要遵循一些规则的，实际上这都是法的起源、法的规则。
在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也是有法的，我们知道，古罗马很早就有了法律，秦朝秦律，在战国七国争雄的时候就已经推崇法律、推崇法家，秦朝统一以后就把秦国的法律推广为秦律，也有法律。近代拿破仑在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初主持编制了“拿破仑法典”，也叫“民法典”，也是属于近代社会法治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但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制度”的“制”呢？有法制不等于有治理的“治”，因为这就涉及到人治跟法治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讲，社会发展的一个进程就是
要从法制到法治，法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任何人和组织群体都不能够超越宪法和法律。再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讲法治精神、法治文化，这是精髓性的东西。
再有，法治历程就是从资本主义法治到社会主义法治。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依靠发展市场经济起家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精神，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推行法治方面也有很多比较成型、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都看讲了马丁·路德金，是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袖，他组织了一次著名的“向华盛顿进军”，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I have a dream》，他在这个演讲中就是向美国政府要求兑现一张支票，兑现美国建国之初那些开国者们创立的、拟定的美国宪法“人生而平等”的权利，美国宪法把“人生而平等”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美国宪法到上世纪60年代已经将近200年了，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宪法所赋予美国黑人应有的平等权利，所以要求兑现美国宪法的这张支票。所以正因为这次“向华盛顿进军”，这次著名的民权运动，推动了1964年约翰逊政府签署通过的“民权法案”，这就是资本主义法治。
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在人类法治成果、人类法治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更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趋势的，更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更符合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法治的进程中也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可以说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一代，改革开放以来对我们世界观、价值观、价值理念的塑造是深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的塑造就是法治理念的塑造，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这样一种努力，我们50年代初就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同时我们在法治的道路上也经历了一
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典型的教训就是文化大革命。民主法治受到破坏，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都没有一种确定性，都没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吸取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遭到破坏的这样一种沉痛的教训，所以从三中全会开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步伐，开始加快，开始更加坚实。所以从80年代初，我们北京市的老领导彭真就主持开始了立法过程，完善制定各种法律。经过这30多年的努力，我们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所以正因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十五大，就是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我们党提出了依法治国，也就是说十五大到现在一共17年的时间，到了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是说把依法治国这样一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它的广泛性和深入性继续向前推进。
再一个，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我们刚才讲了，十五大提出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基础上把他进一步拓展，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同时作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了出来。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这样一个若干阶段，从我们党建国以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来看法治的基础作用。
下面我们想讲一下法治的功能。我们强调法治，就说明法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社会运行中具有基础性的、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强调法治，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前的意义何在？这个意义实际上可以从很多方面讲，从基础性的东西讲起，我们现在主要从我们当前来看。当前来看就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在我国当前这样一种深刻的变革面前，既要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又要让社会井然有序，这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
我们讲法有什么功能？法治一个功能就是规定了社会各种资源、各种要素的活动空间，什么是你可以做的，什么是你不可以做的，这就是通过法治来提供激励。这样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对改革的一些成果用法的方式给予固定，比如说我们讲过去我们公有制单一经济成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非公有制经济成长起来了，非公有制经济成长起来了，对非公有制经济成长起来他的资产、财产的权利，对这些人他在国家中的定位，就要有一个法律的保障，这样才能使大家安心，才能使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对未来的前景有预期。所以我们通过修改完善法律的方式，正式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制度中他应有的地位，这就是可以用法治、法律提供空间。
同时，各种社会要素就能够争先恐后、生机勃勃的争取自己的权益，各个阶层的群众来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一种变革面前，还要给人们的活动设定一定的边界、要建立一定的规则，否则的话我们看，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中，属于违法牟利、犯罪牟利这样一些行为产生了，在有些领域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样我怎么让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确立一个秩序？让人们按照规则来牟利？按照规则来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也要依靠法治的力量。如果没有法律的边界，没有给人们错与对、罪与非罪之间的一个边界，就会出现很多混乱无序的现象。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如果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会怎么样，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可以冒杀头的危险”，就是说冲破法律的这种冲动是现实存在的，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把法治之网织得密一些，法治之网更坚固一些，让人们不敢突破、也不能
够突破？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在社会变革面前，如何使我们社会既迅速发展，同时又能够保持秩序，我想这就是当前我们推进依法治国一个重要的目的要求。
刚才讲了完善制度，这次这个《决定》提出就是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因为孟子有句话，叫做“无恒产则无恒心”，财产使人行为的确定性更加增加，财产使人对人的未来有一种可预期性，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财产数量和种类在增加，怎么样才能够保护人们合法的财产，这是我们法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对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财产没有安全感，随时以为会失去，这样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以我们要通过法律来保证人们的财产安全。
同时我们讲，我们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产权保护制度加了一个限制，叫做“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目前我国财产的分布状况在社会不同人群中分布状况是相差很大的，我们怎么样通过法律的方式使财产的分配、财产的继承更公平？这就涉及到财产税、房产税、继承税等等一系列法治的问题。
再有，从社会主义法治的功能讲，我们刚才主要是从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来讲，现在我们讲第二层意思，讲法治的功能，主要是想讲“三个维护”，这是在《决定》中提出来的，就是“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因为法治实际上是有政治属性的，是有制度属性的，我们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一个叫做以民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法治首先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决定了人民利益要作为法治最高的价值需求。公正为魂，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公平正义，怎么样把我们这样一种价值理念，通过我们的法律、法规来体现出来？这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主权至上。法是国家的法，国家的法怎么样能够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安全，国家的领土统一，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发展利益？这些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际上这都是我们各级领导时时刻刻要面临的问题，当然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我们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最基础的东西还是我们的法规制度建设，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所以我们讲法治的功能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同志有句话，“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怎么样来通过法治的各个环节来维护公平正义呢？如果连司法都守不住了，司法的公平正义就守不住了，这样我们维护公平正义就很难得到真正的保障了，这是法治的功能。
我想再讲一下法治的现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对我们国家当前法治的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估计，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的成就，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这是我们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在法治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所以在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我们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在立法的问题上，我们的法律是相对静止的，但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很快，法治调整有一个周期，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法律滞后的问题，这样我们社会生活变化，有些法律不适应了，需要调整。还有，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过去法律是空白的，比如说网络，网络是这些年新出来的，没有网络何谈网络立法，有了网络随之而来的就是网络立法的问题，这是我们立法本身的问题。
再有，从立法主体来看，我们发现在立法工作中存在着部门化倾向，这也是这次《决定》明确指出的一个问题，本来我们希望法都是良法、法都是善法，但实际操作中，有主导立法、影响立法的一些部门，在法治中把部门利益作为立法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就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叫争权诿责，对部门有利的就想方设法法律化，不利的或者是费力不讨好的推出去，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年讲治理也是发现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治理当中存在着治理空白，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没有相应的部门去管制、管理，同时也存在另一方面问题，叫做治理过度，过度管制、过度治理，驱动这些因素是什么呢？有一个因素，就是部门利益，比如这几年有的地方成立了馒头办，对本市出售馒头要统一发放许可，后来又成立了西瓜办，对农民进城西瓜都要统一缴费、统一办证，看起来是主动有为，实际上更多还是把这样一种管制权力变成了一种牟利的行为，部门牟利的行为。这是立法。
第二方面的问题，执法和司法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了法并不等于法治，还要使法治真正地进入社会生活，真正地让每个部门、每个公民都能够依法办事，我们的执法部门能够依法执法，在这方面也存在这些问题。《决定》里讲了，比如说多头执法，比如说选择性执法。还有就是司法方面的问题，司法腐败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原健力宝集团一个董事长，在服刑期间两次减刑，每次减刑都有正当的立功，立功，怎么样立功呢？和关监狱的人串，立功要举报他人的犯罪行为，好，我就把那个人的犯罪行为提供给你，并且安排你们住在一个囚室，我就举报了，立功。然后要减刑，监狱领导建议，本监狱减刑太显眼，你先搬到另外一个监狱，其他犯人和你不熟悉再办减刑。就是说通过金钱的运作，整个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在金钱贿赂面前全部崩溃了。所以他出来以后马上失踪了，找不到人了，这就是反映了我们执法方面、司法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
第三分析的问题，在守法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了法律、有了法规，人们的法治意识怎么样，人们守法的意识怎么样？比如说红绿灯，红绿灯在有警察的时候不敢过，在有探头的时候不敢过，但是在没警察的时候、没探头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据我观察照样过，就是说红绿灯失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自觉守法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自觉守法的这样一种公民文化。
第二方面，我们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讲。
去年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的东西是法治，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性东西。所以我们讲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大家知道，是以制度体系为基础的，在制度体系中更为基础的是法治体系，这是从法治体系。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法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以我们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我们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三方面，法治对于执政党而言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以说法治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党已经执政60多年了，长期执政，实际上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能够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问题，所以我们想把法治能力和水平作为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方面。首先我们讲，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依据什么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执政反映在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上，我觉得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增强了我们执政的法理性和权威性，执政于法律有根据，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理基础，所以增加了我们执政的法理性。增加了执政的法理性，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我们执政的权威性，党的执
政权威从何而来？要从我们执政的法治基础而来，我们是依据法治、依据宪法和法律来执政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执政行为、我们的各种执政的实践的权威性增强了。
再有，我们讲依法执政，一方面，我们党依据宪法法律，同时，我们党也有一个政党自我治理的任务，我们党怎么样能够完成自我治理的任务呢？党也要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所以我们讲依法执政反映在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上，就是要求把党内法规作为我们管党治党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党员、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的行为，既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同时也要受到党内法规的约束，这样双重的约束使我们党的自律性更强。因为我们执政并不仅仅要是依靠法令上的东西，更重要是推动法令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师长，作为一个领导，我们的感染力、号召力哪里来？一方面来自于我们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我做什么，我只有严格约束了自己，才能去约束别人，约束孩子，约束学生，约束下级，才有号召力，才有说服力，这就是说依法执政对于提高我们党执政的引领力和说服力同样有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做一些介绍。
二、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下面我们介绍第二个问题，总目标。
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我觉得内容很丰富，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说提起纲来是什么呢？提起来纲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我们理解把握这个总目标，可以说就是抓住了四中全会《决定》的纲，纲举目张。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两句话构成总目标，一个是法治体系、一个是法治国家，把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有机统一起来，就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决定》当中对总目标也进行了一定的阐述，我们把这些阐述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两句话的总目标。
第一点，政党、制度、理论为保证。就是说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首先，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提供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能够保证我们法治国家的建设最大程度地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能够形成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的、坚强的领导力量，所以党的领导是政治保证。
第二个，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提供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法治体系是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为保证。比如说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还有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已经明确了的东西，我们法治体系的建构，法治体系的内容，就不能够与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相违背，这是制度保证。
第三个，理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理论保证，因为我们讲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由若干方面构成的，法治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方
面。我们建设法治国家需要理论指导，需要对“我们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么样建设法治国家”，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判断，所以我们鲜明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此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指导。
这是把握总目标的第一个方面。
把握总目标的第二个方面，要形成“五位一体”的法治体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怎么把握呢？在这个《决定》中提出来了，最重要的我们是把握这“五位一体”的法治体系，所以我们说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是什么呢？概要的说就是这“五位一体”的体系。
第一，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强调高效，这是我们执法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包括执法，包括司法。
第四，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实施不是孤立的，他不是可以单独能够发挥作用的，必须要有很多条件、很多社会环境体制机制方面的保障，这个也是我们要建立的一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讲社会保障体系一样，法治也有一个保障体系的问题。
第五，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我们注意到，就是我们党内法规体系也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是里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把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融为一体了，党内的法规体系建设融入到国家的法治体系建设之中。把握总目标的第二方面，就是要理解、把握“五位一体”的法治体系。
把握总目标的第三方面，要把握法治贯通国家、政府、社会各个领域。所以在《决定》中提出了这两句话：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治国、执政、行政把法治贯通于这些领域，同时我们提出的目标，法治国家包括法治政府、包括法治社会，把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都统一起来。
把握总目标的第四方面，把法治贯穿运行全过程。我们讲法治实际上是一个过程，从立法开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然后这些在执法、司法、守法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又反馈到立法，立法又要有新的调整、新的完善。新的调整、新的完善以后，又要把它体现在新的执法、新的司法、新的守法上，所以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循环提高的过程。要把法治贯穿到从立法、执法、司法到守法的整个过程，对立法的要求强调的是科学，科学就要反映我们法治的规律。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不能入法？要考虑到现实的各种情况，不能作为法律规定进去。
比如《决定》提出，要把贿赂罪从财产、财务到财产性收益作为贿赂的范围，也只限定于财产净收益，这就是说从法律的执行和实施的角度看要反映规律，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操作、难以把握、界限不清楚的问题，暂时还不能作为法律把他规定进去。
还有就是，严格执法，强调我们在执法当中如何能够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问题。公正司法，强调我们司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公正的问题，看《决定》也有很多措施，努力使我们的司法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守法，全民都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来做守法的好公民。
总目标第五个方面，就是讲基本原则，“五个坚持”，《决定》提出了“五个坚持”作为我们实现总目标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在全会《决定》说明中讲到，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我们党要领导法治，另一方面，我们党又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来活动，这就是党和法治的关系。首先，我们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不能把法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我们讲法治就不要党的领导。同时，讲党的领导，是讲党如何领导人民实行法治，如何领导人民来建立形成完善的法治体系，如何领导人民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这三者的合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怎么样才能体现党的领导和法治的有机统一呢？《决定》提出了“四个善于”：第一，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是一个善于，体现党的领导，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要经过法定的程序。
第二，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我们每年要召开人大，五年要换一次届，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怎么样产生、怎么样选拔，也有一个如何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人员问题。
第三，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我们有党组织、有政府部门、有人大、有政协，党怎么样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的作用，也是体现党的领导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的团结统一。
《决定》提出这“四个善于”，就是讲我们党如何能够处理好党和法治的关系，能够运用好依法治国这样一个基本方略问题。
第二个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依法治国主体是谁，主体是人民。人民是法治的主体，也强调法治既给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力的武器和工具，人民可以运用法定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人民主体地位也要体现在人民自觉遵守法律法纪的问题，也要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两方面的要求才是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
第三个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提出来的，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没有高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这就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古代虽然有法，但是也有规则，叫做“刑不上大夫”，刑是对付老百姓用的，作为统治阶层是不受刑法的制约的，这就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我们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抓出大老虎，依法严惩，也能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任何人，不管是担任多大的职位、处于多高的位置，违反了宪法法律、党内的法规，同样要受到惩罚、受到制裁。
第四个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都熟悉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在先秦的时候就有儒家和法家的冲突和争论，儒家强调的是以礼治国，施仁政，也可以说是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强调严刑峻法，秦国的兴起和强盛与采用了法家的学说是分不开的，从商鞅变法到最后韩非治秦，都是走的这么一条路径。到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的政权形成以后，汉武帝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更为全面的看，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法治和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可能只有法治、没有德治，都靠法律治理成本太高，社会治理的控制成本
太高。道德是人自我约束的一个因素，自我约束通过道德使我很多事情不敢做，耻于做，通过人的荣耻感来维系人、制约和引导人的行为。
但是大家知道，人的礼义廉耻感也有脆弱的一面，也容易被突破，刚才讲的，百分之三百的利益诱惑就很可能突破。道德管上线、法律管底线，有些底线是不能动的。不是人人都是君子，不是人人什么时候都是君子，所以要有法治。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治理比较成功的，都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要有两者的因素，道德因素和法律的因素，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相辅相承来维系社会的运行，来维系人的行为。所以我们讲依法治国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以德治国了，我们讲崇尚法治，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重要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十八大以来，强调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实现全民守法，也就是说把道德的力量和法治的力量统一起来，来保障我们社会能够有序的运行。
第五个原则，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个重要的方面，客观来说，在法治的道路上，特别是在现代法治的道路上，我们的历史还不够长，这样我们如何能够在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来形成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刚才讲了法治有政治性、制度性，法治还有一个民族性，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各有各的处理问题的一些习惯。对国外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但是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实际来设计我们的法治体系，来实现我们的依法治国的方略，这“五个原则”、“五个坚持”就是我们实现总目标基本的要求。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我把这“六大任务”简要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大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一是强调立法的重要性，讲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二是强调了我们科学立法要建立的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还有立什么法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立法的问题上，或者有些部门立了一些与人民群众利益不相符合的法，立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操作的法，实际上那就不是良法，这样就很难达到善治的结果，所以首先是科学立法的问题。
科学立法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后强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学习《决定》看到了，《决定》明确提出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就是说我们日历上又多了一个有国家意义的日子。前几个月我们定了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这次四中全会提出将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实际上就是要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同时也明确了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就是说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的国家机关人员，要在任职的时候向宪法宣誓，过去我们没有这个程序，没有这个仪式，现在我们明确要有这个程序。有这个仪式，实际上就增加了我们履行国家职务的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习近平在说明中指出，现在世界上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是142个，这142个成文宪法中，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效忠宪法的是97个，可以表明宪法宣誓制度是国际惯例，我们这次就把这个国际惯例作为我们的一个制度制定下来了。
每次说“六大任务”，每个重大任务都列了若干条，这里就不一条一条的讲，就把这些要点给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在立法中强调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如果涉及到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要报党中央讨论决定，这是
明确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同时还强调，怎么样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因为地方也有立法的权利，地方相应的法规，大家实际生活感受很深，地方保护主义，利用立法的这样一个权利，保护本部门、本地区的产业，设立阻挡其他地区资源生产要素进入的门槛，这都是我们在立法中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强调，我们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决策，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没据怎么办？就要形成、建立、通过新的法律制度，来保证我们的改革。
第二个重大任务，执法的问题。《决定》中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比如说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家有很深的感受，整顿纠治“四风”，很多问题不是没有规定，实际上相关的红头文件很多，比如说公款吃喝问题，不是没有规定，但是关键是没有执行。所以就说，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我们对待规章制度如此，对待法律法规文件上恐怕也有相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主要的问题、难题还不在于没有法律可以遵循，而是有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作为，没有把他有力地贯彻执行，有些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一纸空文，这是我们讲法治国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强调严格执法，对我们各级政府部门来说，就是要明确我们的权力范围，一个叫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定的职责不以我的主观愿望、主观喜好来决定。同时“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能任意地扩大自己的权限，不能滥用权力。同时《决定》还提了一个词，叫做设租、寻租，设租、寻租搞经济学的人更熟悉，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我们把它引进我们的中央文件了，这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执法来看，就是加强监督机制问题。《决定》提出了党内、人大、民主、行政、司法、审计、社会、舆论八大监督，通过这八大监督机制来使我们的监督体制、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