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
谭建华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着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着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着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着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
由此我们看到,西塞罗始终视自然法为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代表着公平和正义,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人类的实在法不过是这种最高理性的具体体现,一切正确的人类成文法应受自然法的指导。按照西塞罗的逻辑,只有坚持以自然法为标准的立法原则,才有可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6],才是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在这里,西塞罗已经意识到实在法的不足和遗憾,并认为只有依据体现着“永恒正义”的自然法的原则才能修正这些不足和遗憾,并引导着实在法朝着“理性”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他一直坚信,自然法才是人类制定法的最高原则和根据。为此,他强调说:“如果法不是源于自然———都将被废除。”[7]
二自然法:正义的天平
西塞罗认为,正义应以自然法为根据,没有自然法就不可能有任何正义。他多次强调,“大自然是正义的来源”,[8]“正义为大自然所固有。”[9]在西塞罗看来,自然法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它同公正和正义永远相符。他说,“在确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从最高的法律开始,这种法律的产生远远早于任何曾
存在过的成文法和任何曾建立过的国家”。[10]据此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总是正义的衡量标准和保护伞。在现实中,某件事物或行为是否公正、正义,不局限于拿它和实在法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自然。与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义的,此明显区别于实在法。在西塞罗看来,实在法表现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任意创制的法,因而它是否公正、正义则有待进一步确证。他说,“人并非天性正义”。[11]在他看来,人类现实社会中的正义只能从自然法中获得,因为“正义只有一个,它对所有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动用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即自然法———引者注)。无论谁,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正义。”[12]由此可见,西塞罗是以自然法作为正义的唯一标准的,他视自然法为正义的唯一化身。他始终主张,正义只能从自然法中去寻找。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西塞罗还认识到,虽然自然法是正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现实社会中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他认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全都是正义的。他追问道,“难道由暴君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吗难道一部规定暴君(甚至不通过审判就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他想处死的公民的法律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吗盗窃、通奸、伪造遗嘱等行为能被统治者的法令或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所认可吗西塞罗认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这些法律“不再视为正义。”[13]他强调指出,国家实施“有害”的法规,理所当然地不配被称为法律。[14]特别是那些各民族实施的许多致命的、有害的法律比一伙强盗在他们集会时通过的规则来说,并不更配称为法律。他比喻说,如果无知、笨拙的人开出的不是治病的药而是致命的毒药,这就不可能称之为医生的药方;同样一个民族的任何法规也不能称之
为法律,即使该民族不管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规则而已接受了它[15],之所以如此,在西塞罗看来,其中的理由主要是上述的所谓规则并未体现自然中的正义。因为“法律是根据与自然———万物中首要的和最古老的———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标准下,构筑了这样的一些人的法律,它对邪恶者以惩罚,而保卫和保护善者。”[16]西塞罗坚信,自然法才是人们判断实在法正义与否的根本依据西塞罗认为,实在法应体现与自然一致的正义,应符合正确的理性。也就是说,实在法不能与自然法相抵触,必须体现正义的要求。西塞罗还特别强调,正义不能只是符合成文法和民族习惯若此,则只能是纯粹功利的思想。他说:“如果万物都以功利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只要有可能,任何人如果认为对他有利就会无视和违反法律。如果大自然中不存在正义,而且那种基于功利的正义形式可以为功利本身所倾覆的话,那么由此而来的就是正义根本不存在。如果不是把大自然视为正义之基础,那就意味着摧毁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美德。”[17]可见,在西塞罗看来,国家法律不是正义的来源,正义源自大自然,实际上就是源于自然法或自然理性。一个国家之所以有非正义的恶法的法律存在是因为实在法未能接受自然法的指导,从而丧失了正义。他认为,正是由于以最神圣的正义作为最终的合法性依据,实在法才有可能保证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尊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障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受侵犯和践踏,才有可能使人们从内心信念上以法律认可的秩序去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总而言之,在西塞罗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自然法作为正义的尺度更适合的了。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然,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正义。”[18]
三自然法:万民法的理论源泉
西塞罗认为,源于自然,源于神的自然法对所有的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的人都应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并且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此,他论证说,“如果最高的神为我们规定了法律,那么所有的人就要服从同样的法律,而且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会有不同的法律。”[19]也就是说,自然法是永恒不变、无处不在的,即自然法具有普遍性。由此西塞罗推导出了“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普世”的法,他宣称,“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20]按照西塞罗的逻辑,由于自然普遍存在的原因,导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结论。从空间效力、对人效力而言,实在法只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如罗马市民法只适用于罗马共和国境内的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分种族、性别、财富与智力而适用于所有的人,不拘是贵族抑或平民、自由民或奴隶,也不仅是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是。
为了论证法律的普世性特征,西塞罗还从人人具有理性这一点上予以充分的论证。西塞罗宣称,理性作为一种遍及自然的普遍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神圣的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因此,人类制定统一的法律完全有可能。他说:“由于人具有一种共同的智识(即理性———引者注),而这种智识使人们知晓许多事情并且阐明于心,所以人们将正直的行为认作是善,将不正直的行为认作是恶,只有疯子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判断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不是自然先定的问题”。[21]西塞罗反复强调,神赋予所有人以理性,自然法又是最高理性之所在,人类法律不过是自然法的复本,理性不断完善的人类能够拥有像自然法那样真正的法律,因此,人类也必将处于统一的国家社会和法律之中。西塞罗在关于神人关系的一段阐述中也明显地透露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当理性发展成熟和完善,便被恰当地称为智慧。就这样,因为没有什么比理性更优越,而理性既存在于人,也存在于神,因此人和神的第一个共有物便是理性。既然理性存在于人和神中间,那么人和神中间存在的应是一种正确的共同理性。因为法律即理性,因此应该认为,我们人在法律方面与神共有。还有,凡是具有法律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也自然具有法的共同性;凡是具有法律和法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理应属于同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人们听从于同一个政权和权力,那么他们更会听从于这一上天秩序,听从于神的智慧和这位全能的神,从而整个世界应该被视为神明和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社会。”[22]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犹如人与人之间,在所有情况下,皆有如此相似或如此平等……所有人之间之相似不亚于个人与其自身之相似。所以无论对个人以何种定义,皆可适用于全人类”。
[23]可见,西塞罗的基本观点为,既然理性也即自然法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为全人类所遵守,因而在人类制定统一的法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在西塞罗看来,“自然赋予所有人以理性,因此便赋予所有的人以法。”[24]也就是说,接受了正义和理性的人们,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共同的法。罗马人将西塞罗提出的普世的法作为实在法所赖以产生的高级法,明确了作为高级行为规则的自然法对实在法的指引。早期罗马人的法律主要是市民法,只适用于罗马公民。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城邦意义上的市民法已完全不能适应需要。而自然法作为普遍存在的理性法和自然正义的普世特征为万民法的提出提供了哲学依据。特别是自然法中的理性、平等观念被用来解释罗马的万民法,万民法便具有了更大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自然法的观念正是通过万民法的产生才成为实在的法律原则。可以说,倘若没有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注入,罗马万民法的产生是不可能的。正如梅因所言:“在万民法能得到罗马人的重视以前,必须在他思想中有一次彻底的革命;”“过去确实有这样一个时期,把这仅仅是市民法的一个卑贱的附属物的‘万民法’认作为一切法律所应该尽可能依从的一个伟大的、虽然还没有完全发展的模范。这个剧变的发生是正当希腊的‘自然法’理论被适用于罗马的‘所有国家共有法律’的实践中的时期。”[25]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自从引入自然法思想以后,罗马法便摆脱了市民法的狭隘、繁琐,为其成为一个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性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法律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对此,梅因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自从‘自然’一语已成为罗马人口头上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以后,这样一种信念便逐渐在罗马法学家中间流行着,即旧的‘万民法’实际上是已经失去的自然法典”。[26]
四自然法:实在法批判的依据
西塞罗认为,实在法的好坏、善恶、优劣、正义与否不能靠其自身来判定,只能依自然法来评判。也就是说,自然法是实在法评判的依据,只有依靠自然法,实在法才能得以判定。在西塞罗的心目中,除了自然的规则,即自然法外,没有其他的规则能使人分辨善良或邪恶的法律。“因为善本身是因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看法的原因而成为善的。”[27]他一直坚信:根据自然来判断实在法的善与恶是自然的第一原则,实际上,也只能根据自然法来决定实在法的善恶与否。按照西塞罗的逻辑,实在法的良法标准应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这“自然法则”无非就是正义和“最大的善”。他说:“我们区分好的和不好的法律只能凭自然标准。”[28]也就是说,实在法必须以自然法作为坐标和准绳,否则,实在法定会沦为恶法。西塞罗还对现实社会中的法律以自然法的眼光展开了批评。他认为,实在法并不当然地代表正义和合理,那些沦为统治阶级肆意左右的实在法就不能称作良法。他认为,“当那些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立法时,他们什
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是不是法律。”[29]他还强调,那些各种各样的被称为法律的东西,“主要不是由于它们实际上确实如此,而是一种代称。”[30]西塞罗始终主张,自然法才是判定实在法之正确及有效与否的基本依据,是人类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一切实在法都应以直接代表人类正确理性的自然法为衡量尺度。由此,西塞罗推论出,实在法应反映人类生活和自然的客观规律即自然法,而不是立法者任意意志的体现,违背客观规律的法不是法。可见,西塞罗始终视自然法为判定实在法的依据。他认为,实在法本身并不能评价自己,因为那是人类本身意志的产物;而唯有代表大自然意志的自然法才能够担当起评价实在法的任务。为此,他论证说:“既然善与恶都是由大自然判断的,并又都是自然的原则,那么光荣和卑劣的行为也肯定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区分,并以大自然的标准来评判”。[31]按照西塞罗的逻辑,自然法中所蕴含的理性、正义等价值观为人们评判实在法提供了某种参考标准。可以说,自然法是一种理想,一个坐标,虽然并不能很快实现,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用于评价国家法的……普遍性的准则。”[32]并且,“幸亏由于自然法观念的发明,对社会安排进行激烈的批评才第一次有了可能。”[33]正因为如此,所以梅因说:“这个概念(指自然法———引者注)所以有其价值和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现一个完美法律的典型,它并且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接近于它的希望”。[34]可以说,正是自然法的评判功能,使现实中的罗马法能朝着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从此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正如梅因所言:“从整体上讲,罗马人在法律改进方面,当受到自然法的理论的刺激时,就发生了惊人的进步。”[35]
参考文献:
[1][25][26][34][35][英]梅因着,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21]E·博登海默着,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6][8][9][10][11][12][13][14][15][16][17][19][20][27][31]西塞罗着,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18][24][28][29][30]西塞罗着,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2]西塞罗着,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大出版社,1999年版。
[23](transbyGeorgeHollandSabine)[M].London:MecmillanPublishingCompany, 1976.[32]公丕详:《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昂格尔着,吴玉章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荀子法律思想。 一、性恶论是荀子的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荀子看来，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的自然本性。性与情、欲联系在一起，人的情性都是一样的，不因人的高低贵贱有所区别。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就导致人性必然转向恶的方向。人的无休止的色欲、财富欲、权利欲等好利恶害的品质就是恶，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必然会发生争夺、淫乱而犯分乱理，只有经过教化，才能改恶从善，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义的要求。人性虽然恶，但是可以通过教化和法度，使其化性起伪。 二、良法与恶法理论 1、礼法一体论是荀子法律理论的核心思想 荀子把礼与法贯通起来，将礼作了法的解释，隆礼重法的礼法一体论是荀子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其内容之一是创立了礼法的范畴。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礼法这一术语。这不是礼与法两个概念的简单重复，其所反映的是一种新的法律理念，即未来大一统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礼法，而不是弃法与外的单纯的礼，也不是无礼统率的单纯的法。当然，荀子的立法一体论不是把礼法简单的绝对的合二为一，也不是把礼与法的界限全面抹去，而是有区别的统一。 2、良法与恶法的判断标准:非礼无法。即良法与恶法的划分依据不仅仅归于道德层面，而且还以行为是否合乎礼作为依据。一是国家立法应该以礼为指导，以礼为准绳，合乎礼的要求的就是良法，反之即是恶法。二是在法律实践中，行为人对非礼无法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 3、王霸之道的良法应该具备四个条件：礼治主义、大一统中央君主集权主义、民水君舟的重民主义、隆父的家族血缘伦理主义。 三、明分使群的法律起源论 荀子认为，法律起源不仅是由于它适应着化性起伪的需要，而且是因为它要明分使群。法律适应着圣人贤王为了改造人性、确定权利义务的分配，从而解决人们的争端，避免社会秩序紊乱而起源的。 四、法律本体论 法义即是法的精神、原理、原则，法数指法律条文本身。荀子认为，只知道法数不知道法义，后果严重。表面好像重视法律条文或说成文法典，实际尚法而无法，表面上言之成理，逻辑严密，实际上愚弄百姓。 五、法律与治国方略： 在治人和治法的关系上，荀子的核心理念就是法纵然优良，但只是治之端也，法不能离开执法之人独立发挥作用。 六、有关罚罪与刑事法律原则 一是刑当罪，反对以族论罪，反对株连，反对像刑；二是刑事司法应当赏罚有律，罪行相当，。 七、治则刑重，乱则刑轻 在治世，犯罪的人相对较少，因此所有犯罪的人主管恶性更大，适用重典，被处以刑罚的绝对人数不多，有利于发挥刑罚的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在乱世，虽然民心涣散，犯罪者多，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并不一定很大，适用轻典，被处以刑罚的人也可以减少。 八、评价 荀子的法律理论体系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的特点，内容显得丰富博杂。荀子
谭建华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著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著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著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由此我们看到,西塞罗始终视自然法为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代表着公平和正义,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人类的实在法不过是这种最高理性的具体体现,一切正确的人类成文法应受自然法的指导。按照西塞罗的逻辑,只有坚持以自然法为标准的立法原则,才有可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6],才是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在这里,西塞罗已经意识到实在法的不足和遗憾,并认为只有依据体现着“永恒正义”的自然法的原则才能修正这些不足和遗憾,并引导着实在法朝着“理性”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他一直坚信,自然法才是人类制定法的最高原则和根据。为此,他强调说:“如果法不是源于自然———都将被废除。”[7]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丁以升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 二
一、古希腊的法律思想 1、古希腊法律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总特点 2、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3、亚利斯多德的法律思想 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 1、古罗马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特点和地位 2、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3、罗马法学家法律思想的特点和要点 三、欧洲中世纪的法律思想 1、奥古斯丁的法律思想 2、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思想 3、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里以及不丹的政治法律思想 四、古典自然法学派 1、古典自然法的特点和基本理论 2、古典自然法学的贡献和局限 3、格老秀斯、霍布斯的法律思想 4、洛克的法律思想 5、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6、卢梭的法律思想 7、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自然法思想 五、哲理法学派 1、康德的法律思想 2、黑格尔的法律思想 3、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 六、历史法学派 1、萨维尼的法律思想 2、梅因的法律思想 七、功利主义法学和早期分析法学 1、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 2、密尔的功利主义法学 3、奥斯丁的分析法学 八、现代分析法学 1、凯尔森的纯粹法学 2、哈特的现代分析法学 3、拉兹的现代分析法学 4、制度法学概要 九、社会学法学派 1、社会学法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分支派别 2、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 3、庞德的实用主义法学 4、弗兰克、卢埃林、卡多佐的现实主义法学 5、霍贝尔的法人类学 十、新自然法学 1、马里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
2、菲尼斯的新自然法学 3、富勒的新自然法学 4、罗尔斯的新自然法学 5、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 十一、其他法学流派 1、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 2、经济分析法学 3、批判法学 参考书目：《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
本科生论文 中文标题：浅析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外文标题： The analysis of Cicero’s thoughts of law 届别：2009级 系别：法律系 专业与方向：法学 姓名：危洪涛 学号：20098125 指导教师：姜小蕾 完成时间： 2011年 6 月
浅析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摘要】西塞罗是古代罗马著名的法学家。他对罗马法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西塞罗在自然法方面的基本观点为, 自然法是实在法的制定原则；是正义的天平；是万民法的理论源泉；是实在法批判的依据。这些观点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今天法治的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西塞罗、自然法、理性、政体理论 整个古代罗马帝国的法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法律制度之精密完备让今天的我们不禁叹为观止。而在古罗马的法学家中有一个一直被大家广为称颂的人物，它的自然法思想一直都是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他对罗马法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他就是古罗马著名的法学思想家西塞罗。 西塞罗出生于奴隶主骑士家庭，他除了对法学领域的贡献外，对文学、修辞学和辩证法也造诣颇深，他一生涉足多个领域，但毕生的著作大多集中在政治法律领域，典型的代表作有《论共和国》、《论法律》等。西塞罗最为后人所称赞应该是他伟大的法律思想，尤其是他在自然法领域的一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后世也是意义深远的。西塞罗的法律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他的自然法思想往往是通过他对当时古罗马政治生活状况的剖析解读来展现的，也就是说，西塞罗并不仅仅空谈法律，而是通过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剖析，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一些社会政治问题才产生了他独到的自然法思想。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他的法律思想的时就必须把他的政体理论、自然法理论和实在法理论一并探讨。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对国家的定义、国家的起源、国家的目的、整体类型以及理想政体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
西塞罗法律思想内容与评述 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哲学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约公元前336～约前264年)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学派,由于他通常在雅典的画廊讲学,故称之为画廊学派或斯多葛派.斯葛多派认为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所谓"世界理性",就是神性 斯多葛主义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这种普遍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它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主宰者。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它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芝诺指出：“自然法是神圣的，拥有命令人正确行动和禁止人错误行动的力量。”因此，自然法不仅是支配自然的普遍法则，同时也是支配社会的普遍法则，因此，自然法便从自然领域导入了社会政治领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表述和阐发自然法思想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是罗马的西塞罗。 西塞罗自然法 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这个学派的核心理论是自然法理论。它崇尚理性 认为理性是人与上帝共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 人只有按照理性来生活 才是最大的善。斯多葛哲学是对古罗马共和国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 它“对罗马的受教育阶层和法律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从而影响了罗马法学理论的形态”。 塞罗出身富裕世家 长大后以律师为业 后又长期担任各级行政官职 这种背景和经历使他受到斯多葛哲学的熏陶并接受其思想是情理之中的事。不仅如此 斯多葛哲学所倡导的克已、节俭、奉公、积极参加公共活动的生活方式不仅附合罗马人的性格和优秀传统 更和西塞罗的理想的抱负相匹配。这样各种条件的珠联壁合使西塞罗成为罗马人中集斯多葛学派思想之大成的代表人物。 作为律师和政治家 西塞罗对法有着较为独到的见解。首先 他认为“法”和“法律”的含义是不同的 并对它们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将“最高的”、“适用了所有时代 产生于任何成文法之前 或者更确切地说 产生于任何国家形成之前”的法律称为“法” 将那些“有时按照民众的观念说话 从而像民众称呼的那样称那些成文的、对他们希望的东西进行限定或允许或禁止的条规”界定为“法律”。由此不难看出 西塞罗实际上已将通常意义上的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然法” 一类是“成文法”或“实体法”。“法”即“自然法” “法律”即“成文法”。 其次 就法的本源来说 他认为法既不是产生于人类的思想 也不是各民族固有的习惯 更不是国家和执政者制定的法律 作为最高的理性 它产生于“自然” 也就是说法源于“自然” 因此 他的法被称为“自然法”。接着 西塞罗又提出理性的概念 认为理性是人类与神共有的、不同于其它生物的天性。“这种理性 当在人类理智中稳定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 就是法律”。简言之 理性就是法律。那么 理性又来自何方呢 西塞罗说 “这种我们称之为人的有预见能力、感觉敏锐、感情复杂、善于观察、能记忆、富有理性和智力的动物是由至高的神明创造的”。既然人是神明创造的 那么 作为人的天性的理性也是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13518694.html, 中西自然法思想比较 作者：蔡馨逸 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4年第11期 【摘要】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和中国的自然法观念在各自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法制观念 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西方的自然法观念有着各自的特点，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本文对比分析了中西方自然法观念的特点和影响。 【关键词】自然法观念中西比较 自然法观念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说是西方推崇法治的根源。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则。一般来说，自然法表示一种对公正或正义秩序的信念，这种正义秩序普遍适用于所有为宇宙间最高控制力支配的人。①如果把自然法观念仅界定为一种关于外在或超越于人类实在法，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认识和把握的客观法则或永恒的理念②，那么可以说中国同样有自然法的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思想 1.自然法的起源与发展 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万物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在这里，赫拉克利特表述了一种超越神与人且永恒存在的一种规则，他将这种规则称为“火”。随着智者运动的兴起，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将关注的重点由自然界转移向人类社会，并将这套规则引入人类社会，作为评定人定法则的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是人类的理性，是以正义为基础，引导人行善、阻止人作恶的准则。斯多葛学派认为支配着宇宙与人类的“理性”就是自然法，因此他们主张人要按照理性生活，按照自然法则生活。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继承和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将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同古罗马政治与法律结合起来，他认为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是永恒存在的并且适用于所有人，它的内容是正义的。 在被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自然法思想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离不开上帝，他将法分为永恒法、神法、人法和自然法四种。 近代，在思想上，人性、理性、人权重新获得重视，神性、神权受到打压；在社会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市民阶级逐渐崛起；在哲学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逐步代替了中世纪的神性主义成为主导，这使得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向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格老秀斯是近代理
洛克的法律思想 【摘要】：约翰·洛克 (1632-1704),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 治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一生著书有:《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和《人类理智论》等等。其中《政府论》上、下篇是他的代表作。所以文章主要依照《政府论》论述其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学说、政体学说、自由思想和法治思想等等。 【关键词】：洛克法律思想自然法分权 一、自然法理论 早在古希腊时期,斯多葛派就提出了自然法主张。古罗马时期,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和上帝共同的理性的体现。近代学者格老秀斯率先用人的眼光和理性来解释和论证自然法,并指出:自然法是人类行为的理性准则。霍布斯则将自然状态描写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同霍布斯一样, 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也是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表现的。不过, 霍布斯是为绝对集体政治辩护的, 这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胜利后的需要, 因此, 洛克重新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作了解释。 首先，洛克认为“自然状态”, “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平等的状态”, 是一个人间乐园, 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豺狼关系, 它与战争状态有“明显区别”, 认为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的区别, “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然不同○1”。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自由处理自己的人身及财产, 而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对的, 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他说: “在这种状态下, 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 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2”。因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 其次, 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 虽无政府和法律, 但却不是放任状态, 因为大家都受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他说： 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 人们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3。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完全有理性的人, 而不是如霍布斯那种龌龊、残忍、暴躁的人。自然法的目的既是为了人们的自我保存,又保护全人类。如果有人违反自然法, 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去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 这是由于“自然法便在那种状态下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4”惩罚权。这才能保护无辜和约束罪犯。 再次, 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但同政治社会比, 它又存在着自身的缺陷, 因此, 自然权利就有遭受侵犯的危险。比如缺少一种明文规定的法律和依法裁判争执的公共法官, 还缺少一种保证判决执行的权力, 这就必然造成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自然权力不安心、不稳妥。因为,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视为自然法的解释者, 根据个人的判断惩罚别人, 从而使自然状态几乎处于不稳定、混乱的地步, 这时, 人们感觉到了自然状态的“不便”。为了摆脱这种不便, 就促使人们互相协议缔结了契约, 自愿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解释和执行自然法的权利, 也就是放弃了保护自己和别人可以做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的权力, 以及单独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罪行的权力。而霍布斯认为,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荀子的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 荀子，名况堪称先秦后期儒家泰斗，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长，是第一个将儒法合流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皆有巨大影响。在教材中我们简略的了解了一下荀子的法律思想，我想就其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谈谈我的理解。 人性 关于人性大家总会想到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而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的善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为努力达到的，也可以说善只是人们后天伪饰，如果不对人的本性加以遏制的话，社会的秩序将会十分混乱，由此表明教化必行，良好的教化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而遵循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对人的恶性的节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荀子在论述礼的人性起源时，强调了礼的社会作用。但礼自身并不能独自完成和实现“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这样的美好目的。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荀子深刻地分析和认识到了人性的特性，并不会止欲于有节，止恶于劝善。因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所以，
在“礼义文理”都可能亡焉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另外的对人性调整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止欲于为恶之后，这个手段就是法。为了制止人性恶的争夺，必须有多种手段和方法。因为“礼义之化”不是万能的，不是改造人性的唯一手段，还必须与“君上之势”、“法正之治”、“刑罚之禁”等相结合。 总之，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虽以性恶为论，但他绝不是对人性的否定。刊以人性为核心建立的礼治、法治思想对我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创制法律治理国家是人类最富有智慧的实践活动，其成功与否就是要看立法者对人性的认识，对于人性在特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下的认知只有秉持对人的真正慈爱之心，对事物规律、时代精神、社会现状及其人类自身白本性建立起科学的认知，正确把握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所蕴含的利益，其所创衫的制度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服从。国家治理不仅要顺应人性，而且，还应该强调又 人性的引导和重塑。荀子以“隆礼重法”的方式通过“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的i}路，突出了礼法在驱使人性向善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达到养民情、理民性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法治只有深通人性的情理，肯定和注重人性的合理内容，体现夏多的人性关怀才能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赢得人们的尊奉和信仰。荀子的人性法得思想体现了我国古代那种“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为政之要，重在富民”〔“〕的泥 国理念。而这种治国理念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法律和道德两种治国
文献名：《论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英文名：On the Harmonious Concept of Confucius Legal Thoughts 作者：牛淑贤 出版机构：山东财经大学出版社 文献出处：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年11期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的资源可供当今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借鉴和利用。孔子的法律思想,尽管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其中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协调社会关系的合理主张,对于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进一步对之探索,以期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 评价：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思想家，其“仁”的核心思想中，不仅表达了一种简单的和谐观念，同事也反映了孔子的法律思想，和谐思想是法律思想的一种理念，法律归根到底是为社会和谐服务的。法律与道德往往在社会生活中相辅相成，共同以特定的社会规范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当代社会中，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依法治国的全面地贯彻实行。 文献名:《孔子伦理法律思想再议》 作者：俞荣根 文献来源：[J].法学杂志, 1985, (01), 摘要： <正> 孔子法律思想已受到法史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前不久,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专门召开了一次“孔子法律思想讨论会”。这在国内外“孔子学”研究方面是空前的。孔子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得到这样的重视,孔子法律思想对中华民族法律文化、法律意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正作用和负作用,也使我们有必要给以足够的重视。管见以为,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伦理法律化、法律伦理化,熔伦理和法律于一炉的法律思想。 评价：这篇论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孔子的相关伦理思想，表明了孔子在当时的社会的法律思想意识，重点介绍了有关孔子的伦理观，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孔子那深邃的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伦理和法律彼此交融，互见你我。不仅可以研究中国的法律思想史，而且对于民族法律文化的学习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文献名：《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 作者：肖伯符 文献来源：文献来源：[J].法学评论, 1986, (02), 摘要： <正> 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法学家,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伦理的法律思想,而关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刚在其法律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孔子的这一法律思想作一番粗略的探讨.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对于犯罪这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能不能加以预防与控制对于犯罪分子这些“孤立的个人“能不能加以教育感化孔子基于“仁”的思想体系、民本主义思想、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以及对犯罪原因的认识,对这些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评价：这篇论文重点阐述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关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该方面作为法律的重要的功能之一，自然是研究孔子法律思想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这部分研究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民本主义，彰显了他的道德教育，“仁”的思想始终贯穿于这一法律思想之中，展现了孔子的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他认为应该对那些犯罪分子进行必要的教育感化，而不是大家鞭笞挞伐。
浅析洛克的法律思想 中文摘要： 洛克欧洲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在欧洲法律史上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天赋人权”原则的论证，也是洛克社会契约论自然法思想的核心内容。创立了近代分权学说，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洛克；社会契约；分权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 ～ 1704 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的政治法律思想家，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一生著书有：《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和《人类理智论》等等。 一、自然法理论 （一）、社会契约论 伊壁鸠鲁最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这一观点。在古典法盛行时期，第一阶段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旨在建立一种普遍理性的法则，以便使个人更“安全”的理论。第二阶段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试图通过设置防止政府违反自然法的有效措施，反对政府独裁与专制，突出个人自由的价值。第三阶段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追求对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坚决信奉。 同霍布斯一样，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也是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表现的。不过，霍布斯是为绝对集体政治辩护的，这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胜利后的需要，因此，洛克重新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作了解释。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自由状态”，“平等的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之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不需要受到其他人的意志的许可和干涉，然而一切权利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在他看来人们享有自然的有利条件是相同的，不存在所谓的从属和受制关系，他说:“在这种状态下, 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 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①因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 虽无政府和法律, 但却不是放任状态, 自然状态是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理性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 他指出自然法是一种理性的法则。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在他看来，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赋予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即自然权利，包括平等权，自由权，生存权，财产权。洛克指出人们的这些权利是由自然法规定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合乎理性和人
希腊学说罗马化：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一、关于西塞罗生平的介绍 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BC106——BC43）是罗马共 和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雄辩家。BC63 年当选为执政 官，他在由少数权贵家庭控制政坛的罗马很不容易，没有显赫背景，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最高官职的人。西塞罗在政治上开始 时期倾向平民派，随后逐渐倾向于元老院贵族派。面对共和国末 期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他往往采取谨慎应对的态度。如果环境 允许，他乐于投身政治活动；一旦形势险恶，他就埋首于学术研究，一生如此。 西塞罗是从古希腊时期到欧洲进入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唯 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人物。首先，他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主 义的思想传统，对当时的各派希腊哲学学说做了详尽的解释，被 认为是希腊文化的传承人；其次，他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 发扬光大，就其目的而言是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制服务，但客观 上为即将出现的罗马帝国奠定了一种政治法律哲学基础；再次他 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执政官，级别和视角有足够高度，这种经 历使他具有一般学者所不能有的政治观察力和务实的精神。 二、关于著作《国家篇·法律篇》的介绍 《国家篇》，本书写于BC54 年，分为六卷。对话的时间放在 了BC129 年的聚会里，共进行了三天，一天记录两卷，参与者基 本都是当时罗马政坛上一些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而西塞罗在书 中，只是作为卷一、三、五的序言作者出现的。这样做一是避开了对罗马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这些人都是共和国历史上卓越的人物，都反对当时的格拉古改革。 今天看来，这部著作只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流传了下来，前三 卷，部分章节脱字，但内容大致完整，第四五卷，支离破碎，而第六卷《西庇阿的梦幻》也是通过其他学者的转述。 《法律篇》，这是《国家篇》的续篇；他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他的 理想共和国的法律。大概开始写作于BC52 年，但是没有任何证 据表明西塞罗完成了这部著作。本书也是用对话体作为写作形 式。在书中的很多方面都模仿了柏拉图：虚构写作日期，并将之 置于他的其他著作的日期之后；抛开西庇阿的面具而已自己为书 中的角色等等。 《国家篇法律篇》第一卷的论述时概括性和哲学性的，但在法 律篇的第二第三卷大致提供了一个理想国家的是实际宪政，并对 许多规定作了详细的评述。这一宪政尽管大致是基于罗马的实 在法和习惯，却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原创性材料。 三、为国家服务是最高的美德——关于西塞罗的国家观，共 和思想 （一）大概内容介绍 第一卷：由西塞罗的前言开始：为政治家的生活辩护→初步 对话：话题转入国家问题→要求西庇阿谈论他关于最佳政体的观
宁波大学答题纸 （20 —20 学年第学期） 课号：课程名称：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改卷教师： 学号：106050110 姓名：孙敏得分： 题目一：中西方哲学比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可能性阐述 对于哲学来说, 人的生命本性以及文化传统是全部哲学的基本根据或主要前提。人的生命本性是哲学永恒的主题, 是所有哲学都要 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 哲学并不是以同样的面孔和眼光面对人的生命本性, 恰恰相 反, 人们总是通过不同的哲学问题、解释原则、思维方式、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来把握 自己的生命本性。这些“个性化”的哲学内容, 是构成某一哲学传统最为主要的因素, 从而也就形成了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本性是中西方哲学所研究的共同方向，而各自的有一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所以中西方哲学存在比较的共同话题，又存在观点的差异性，因此，中西方哲学存在比较的可能性。按照这个道理去感悟和理解“中西哲学”, 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把握这两种哲学的性质、特点和“长短”: 西方人“惊异于世界”与中国人“注重于生命”的哲学问题;西方人为世界秩序立法之“理”与中国人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取向; 西方人追寻“终极本体”与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 西方人善于逻辑分析与中国人长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爱智”与中国人“修心”的哲学理念; 西方人概念明晰与中国人话语隐喻的哲学表达方式; “中西哲学”这六方面不同的性质与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中西哲学”各自的传统, 是我们应该加以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 各种具体内容尽可归结于其中。 当我们对以上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时, 不仅要注意“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与特点, 更要注重这两种哲学由于性质与特点的差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优长与缺陷, 特 别是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生命和命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二）必要性阐述 中西方哲学比较的研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逐渐从专门性到普遍性转变，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的事实：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哲学精 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以西方文 化与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有鉴于此, 当代中国人要想保持自我, 真正地理 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不能不去比较研究中国 与西方的文化、文明, 特别是彼此的哲学。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从近代原来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的研究，在19世纪中叶以前虽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彼此的哲学都有过一些了解,但就中国人而言, 只是到了19 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比较彼此的哲学。因为在此以前,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以至于两种哲学, 就总体而言是各自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人在19 世纪中叶开始去比较“中西哲学”的呢? 这并不直接是哲学本身的问题, 其中根本的原因是根源于中国人生存的危机和命运的不幸。那时,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 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上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致使中华民族在内外交困中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与不幸命运。正是这种生存与命运的压力, 促使中国人去审视中国与西方, 在比较中研究西方与自己。 另外从整个人类自我发展和认识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蕴涵“生命性前提”的问题。人如何
洛克的法律思想 洛克是英国革命后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洛克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如果说霍布斯倡导的是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那么，洛克倡导的则是理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 约翰·洛克（1632年8月29 - 1704 10月28日）是英国哲学家和医生，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启蒙思想家和俗称“自由主义”之父。认为是英国最早的经验主义者之一，按照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传统，他对社会契约论同样重要。他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认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他的著作影响了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许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美国革命者。他对古典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反映在《美国独立宣言》中。 一、自然状态论 洛克在的自然状态观点，与霍布斯观点有很大不同。他不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们互相残杀，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狼与狼的关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洛克把自然状态描绘为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说:“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的合适的办法，决定
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还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明自然状态不是一种战争状态，而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状态。 洛克还说自然状态不是放任状态，而是有规则可循的状态，自然法调整和处理人们的关系和财产。“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但是，洛克又认为，这个自然法交给每个人去执行，人人有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力。自然法状态有三个缺陷:(1)这种状态下虽有自然法，但没有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标准作为区分是非的规则;(2)人们自己每个人都有惩罚违反自然法的行为的权利，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3)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裁决，使其得到应有执行。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命、自由、健康、财产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障。要有明确的能得到执行的法律、法官，首先要有国家权力、政治
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
谭建华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着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着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着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着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
哈特的法律思想述评 ① 曾 莉 (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哈特以其精湛的法律思想饮誉西方法理学界,本文着重对其法律思想中最引人瞩目的有关法律的概念和“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一命题进行评说,从而揭示哈特法律思想之精髓。 关键词:法律的概念;最低限度内容;自然法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2)04-0064-04 COMMENTS ON HART ’S IDEAS OF LAW ZE NGLi (School o f Economics ,Politices And Law ,Southwest Teacher s Univer 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 Abstract :Hart is greatly honored for his consummate ideas of law in Western jurisprudence circle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is m ost outstanding thought :the concepts about law and “the natural law with the lowest limitation con 2tent ”,which is expected to disclose the quintessence of Hart ’s ideas of law. K ey w ords :concepts about law ;the lowest limitation content ;natural law. 哈特(H ?L ?A ?HarT.1907～),美国著名法学家,二战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首创人,以其精湛深刻的法律思想饮誉西方法理学界,使其创立的新分析法学成为当代西方的新自由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之后的最有影响的法哲学流派之一。 哈特,犹太人,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学习古代史、哲学和法律。1932年—1940年任律师,二战后任教于牛津大学。1952年接替古德哈特担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座教授。1969年辞去这一职务,致力于边沁著作的整理、编纂和出版上,其后任布拉塞诺思学院院长,1978年退休。哈特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 作有《法学中的定义和理论》(1953年), 《法中因果关系》(1959年,与A.M.奥诺里合著),《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 《惩罚与责任》(1968年),《法理学和哲学文选》(1983年)等。其中《法律的概念》,最系统最有说服力的表达 了哈特的法哲学思想,被西方学者誉为20世纪法哲学的经典之作,哈特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本书中, 我的目的是推进对法律、强制与道德这些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的社会现象的理解。”“在对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详尽的和独立的探讨过程中,作者确认了一整套对理解法律来源具有核心意义的因素,并 在法律理论中开辟了新的起点。”[1] 70年代,西方世界法哲学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这不得不归功于哈特的工作,“他的工作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他在牛津和别的地方的教导,鼓舞了大批年轻的哲学家满怀大丰收的合理期望转向法 理学”[2] 。就连哈特法哲学的主要批判者德沃金也 承认哈特所阐述的法哲学观点“透彻而精粹”,“在法哲学的几乎任何一处,建设性的思想必须从考虑他 的观点开始。” [3] 哈特的法律思想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有关法律的概念和“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这一命题,其集中体现了哈特法哲学思想的精髓。 哈特是从批评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开始建立他自己的关于法律的概念。奥斯丁将法律视为主权者 ①收稿日期:2001-10-15 作者简介:曾 莉(1976-),女,重庆人,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2000级法哲学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研究。 第4期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7月 N o.4 Journal of S ichuan T eachers C ollege (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 Jul.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