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被后世文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接受，齐梁时期是《楚辞》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心雕龙》、《文选》这两部重要著作评价、选录《楚辞》情况的比较，总结出刘勰、萧统共同的楚辞观：突出其文体、重视其文采、推崇其神话象征表现方式和哀怨情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刘勰，萧统，楚辞观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艺术，对后世影响巨大，继两汉模拟、研习《楚辞》的热潮之后，南朝的齐梁时代，又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尽管这两部著作一为理论专著，一为作品选集，但二书在时间上较接近，《文心》成书于公元５０２年，《文选》编成于公元５３０年，对《楚辞》的认识有不少共同之处，今择加比较，以明刘勰、萧统文学思想之一端。一、文体归属在《楚辞》的文体归属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专立“骚”体代指《楚辞》。《文心》共５０篇，２０篇为文体专论，将文体分为骚、诗、乐府等２１大类，第５五篇为《辨骚》。其《序志》又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说明此篇在其文论体系中属枢纽之文，处于关键、中心环节。同时它又是一篇《楚辞》专论，通过分析《楚辞》来阐明文学观念，文中论及屈原、宋玉等作家作品，以“骚”代指独具艺术特色的《楚辞》。刘勰在其他篇章中还谈及《楚辞》，其数不下４０处，举凡涉及构思、文体、技巧等诸多方面，用了“骚体”、“骚文”、“诗骚”、“纬骚”、“风骚”等概念，偏重于突出《楚辞》的文体特征和情感色彩。与刘勰论文叙笔不同，萧统则别裁众著，集古今之英华，编成《文选》。萧统编集的原意在免却“览者之劳倦”，让“属辞之士”取以为则（《隋书·经籍志四》），而在其选文次篇、轻重去取中，自然要反映出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理论主张。《文选》收秦以前至梁代的作家１３０人，作品６６６篇，分为赋、诗、骚等３７体，“一体之中，选文定篇，皆自昔佳制”①。其“骚”目之下选屈原《离骚》、《九歌》６篇，《九章》１篇，《卜居》、《渔父》等共计１０篇；宋玉《九辩》（后略３２句）、《招魂》计２篇；刘安《招隐士》１篇。较之王逸《楚辞章句》所收作品，共录屈宋２８篇之１２（其中两篇有节略），两汉２０篇（《九思》实乃后人羼入）之一，可以看出，《文选》是顾及《楚辞》整体，而侧重屈宋作品的萧统选文，以赋、诗为主，但他能明确地将骚从赋体中划出，并能选出《离骚》、《湘君》、《湘夫人》、《九辩》、《招魂》、《招隐士》等有代表性的作品，说明他对《楚辞》的特点及众多作品在艺术上的高低都有明确的认识。文体的分类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创作不断丰富，新的文体纷呈迭出，自然要求在理论上给予总结，人们在分辨新文体的类属、探讨其源流及风格特点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文学观念更加丰富完善。文体的分类是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笼统到明晰的过程，秦以前文、史、哲等统而不分，汉以后个人著述除诗赋以外新文体逐渐增多，所以《汉书》在人物传后录其作品往往杂列奏、议、书论等，合言成卷，魏晋以后才开始区分文体，齐梁大盛，这是与当时文学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刘勰、萧统对骚体的区分是他们进步文学观的体现，后世有些批评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类”序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分著也。纪氏探讨骚体何以确立，是有意义的，但他这一段话说得似是而非，细究起来是有些问题的。其一，对《楚辞》作整体观照应始于司马迁，“楚辞”一词最早即见于《史记·张汤列传》，《屈原列传》又全面勾勒出屈原的生平行迹，综论其创作以及后来《楚辞》创作的流变。刘向整理《楚辞》自然会受司马迁的影响和启发。纪氏云“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才“以《辨骚》标目”，所谓“后人”可能指郑玄、郭璞。《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之未从也。”又郭璞注《楚辞》他篇物事亦皆称《离骚》②。他们也只是视《离骚》为经，他篇为传，并无文体上的新认识，刘勰、萧统别立骚体，才在文体观念上有所突破。
其二，纪氏又云《九歌》以下不宜“均袭《骚》名”，此又非知论。《楚辞》为一代文学之胜，以“骚”指称，是涵盖了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特质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文学观是相联系的。其三，纪氏既称汉魏以下赋体有变，但汉魏以下之赋与《楚辞》究竟有何不同，却未加说明，而刘勰、萧统对骚、赋二体则作了明确区分，并理清了它们的流变关系。还有清人姚乃鼎、章学诚对《文选》体例颇致讥诮，或以为辞赋不宜再分，或以为不应立匕、难等体。总的看来，《文心》《文选》分类立体代表着当时的文学观念，在后世看来也许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刘勰、萧统分立骚体是正确的，这一认识也被后世所肯定和接受。二、惜采重文“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楚辞》研究不能回避屈原。屈原以强烈的宗子之情和忧患意识关注着楚国的兴衰存亡，其作品中的现实感和人格精神最易打动后人。汉代士人对《楚辞》的探讨集中在对屈原的评价上，针对屈原的遭遇、立身行事、人格和沉江殉志等问题发议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都极为同情，即如扬雄作《反离骚》也是为悲悼屈原，胡应麟称其文“盖深悼三闾之沦没，非爱屈极切，不至有斯文”③。但对屈原行止去就、人格的评价就不尽一致了。纵观两汉，从贾谊到王逸的屈评，经过怀疑、否定到全面肯定，是从以黄老思想到正统儒家思想接受和重塑屈原人格精神的过程，儒家思想通过自身的斗争、整合，而寻求到了对屈原及其作品完善、系统的阐释。两汉屈原问题的讨论契合着儒家思想正统化、经学化的轨迹，使《楚辞》学一开始就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令人思考的问题：依经按骚的思维方式使《楚辞》的研究还游离在真正的艺术探讨之外。３００多年后，到了刘勰的时代，《楚辞》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面对前人评骘纷繁的局面，刘勰在《辨骚》中列举了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家的观点加以对照，认为他们“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鉴而弗精，玩而未核”，都有失偏颇。刘勰没有偏向哪一家，他论文“臂肌分理，唯务折衷”，善于在总结前人观点基础上提出己见，他提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将《楚辞》和经典比较得出“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等所谓“同于风雅”的“四事”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异乎经典”的“四事”。接下又说：“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钅容经意，亦自铸伟辞。”从求同一面说，《楚辞》是典诰的，它体法三代，是雅颂的博徒（虽逊于《诗经》，但应作同类观），故能在内容上熔炼儒家经典的思想；从求异一方论，它是夸诞的，染杂了其所处战国时代的风气，它是词赋中的英杰，形式上则自创奇伟的文辞，这是对“四同四异”的具体分述。仅满足于这一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刘勰对《楚辞》评价的主要方面还在以下两点：他先概括《楚辞》的艺术风貌是情志哀伤，格调明朗，表现奇巧，文采华丽，言词旷放，才情高尚，“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认为《楚辞》在“气”、“辞”两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然后又提出学习《楚辞》的原则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将《诗经》与《楚辞》结合起来，追求不脱离现实基础的奇幻和有真实内涵的华美文采。无疑，刘勰对《楚辞》的评价是以极力推崇屈原的高尚人格为前提的，只是他并没有像汉人那样把满腔热情投注到辩论屈原的立身行事方面，而是重在研究《楚辞》的艺术价值。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刘勰评价屈原和《楚辞》是否摆脱了依经按骚的方式？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刘勰仍以一种经学思维方式论文，《文心》开头即是《原道》、《宗经》、《征圣》，又自称论文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其道中有不少儒家之道，师圣即以周孔为师，经之所指也不外儒家的五经，至于道、圣、经三者的关系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明道》），而圣人之道与文都体现在经里面，所以，他探讨文之起源与发展，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但刘勰论文时，其儒家思想只保持在相对抽象的层面，如文的产生、文与经典的关系等，而在阐述具体的文学风格特征时，则极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对《楚辞》艺术的分析也是如此，突破了经学思维的束缚，正如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所说：“刘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
之也。”这种由重经到重文的转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几乎是《文心》写成之时萧统才出生，萧统一方面受着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另一方面东宫聚集着众多的文学名士，成了文学的摇篮。这种特殊的人生格局和成长环境很容易使萧统将儒家正统思想融进艺术观，他重风教但不排斥斯文，重自然之情而不放纵欲念，重翰藻又求沉思，体现出一种雅正的文学趣味。他的《文选序》论述了文的产生与进化、各类文体的区分、芟截选文的标准、选作的编次等，虽只有９００多字，而论述精当。其“踵事增华”的进化观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都表明其进步的文学思想。他还专门谈到了对屈原的认识：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朔心。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这里的“骚人之文”主要指屈原的作品，他将屈原的人格与作品个性结合起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屈原作品的实质。刘勰、萧统都十分强调“文”的重要性，他们由自然万物的“天地之文”推到“人文”，再到作品之“文”，把“文”提高到了本体的地位。惜采重文，对文学创作来说就是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萧统穷类尽体，去芜求精，都是为了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审美的态度来审视文学就更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刘勰、萧统对《楚辞》艺术的评价便证明了这一点。三、表现与情感立体、重文是刘勰、萧统的卓识和贡献，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深入触及到了《楚辞》的情感和形式问题首先是神话象征的表现方式。《楚辞》作为浪漫型的艺术，以神话象征为其主要表现方式。神话是指原始先民通过原始思维探索自然和社会环境所讲述的故事，它是文学的重要母题。象征“指用来表示某一事物或事件的词或短语，这一事物或事件本身又代表某一事物，或者超越其自身的参照范围”④。象征重在暗示的关系和意义，而神话意象或画面具有直觉具象性，因而都是象征性的。《楚辞》是一个充满着神话象征内涵的奇异缤纷的艺术世界，展示出瑰丽的荆楚地方文化色彩。屈原在创作中大量地运用了神话物事的意象，通过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表达忧愁幽思，这种构思和表现是以政治为轴心、以现实为指归的。刘勰在《辨骚》中谈到“异乎经典”的四事，涉及《离骚》、《天问》、《招魂》、《悲回风》等篇章，是《楚辞》中神话象征内容较突出的作品，其云“迂怪”、“诡异”、“谲怪”、“狷狭”、“荒淫”等，词多贬义，而他又是盛赞《楚辞》艺术的，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现象？综合来看，刘勰在《辨骚》中的重点是要肯定《楚辞》的风格并致力向它学习，而所谓“四同四异”只是顺着汉人的思路而提出的一般性的看法。《文心》固然没有专门讨论神话，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刘勰反对神话象征性的创作，因为神话理论在我国的提出并运用是近代以后的事，王逸注引并没有超出今文派以纬证经的模式，也不能说他曾用神话理论研究过《楚辞》。从刘勰对比兴概念的理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楚辞》表现方式的态度。传统的比兴凡涉及创作整体构思和表现方面的，大致属于象征的范畴，王逸罗列《楚辞》各类意象所比，只是单一静止的对应，停留在语序的层面。刘勰论比兴更强调兴，因为兴是“起情”，是“依微以拟议”，他认为“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比兴》），不只把比兴看作甲对乙单一的语序上的联系，而是“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⑤，包括情感的引发、意象的选择、意象与情志关系的安排等，它是一种创作方法，追求表现上的整体效果。他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认为屈原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楚辞》具有比兴兼用的整体效果。总之，刘勰不能提出神话理论，是时代的局限，但他赞美《楚辞》的风格，又强调比兴的情志蕴含，都说明他对《楚辞》的神话象征表达方式是肯定的。《文选》录《楚辞》１３篇，从对屈原作品的取舍中可以看出萧统对神话象征表现方式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录《天问》，一是《九章》所选较少。《天问》是《楚辞》中最特殊的一篇，它一气之下提出了１７０多个问题，先问天地与大自然，后问人事变化、兴衰存亡的历史大事，是神话内容最多的一篇，而《文选》不录。让人最易想到的原因是篇幅过长，但这毕竟还不是根本原因。《天问》的行文方式很独特，它站在理智的高度，反复诘问，力图穷尽万事万物之理，这显然与萧统沉思翰藻的标准不大吻
合，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觉得其历史文化价值要大于其文学价值。《九章》是一组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九篇作品，在屈原的创作中，显然属于《离骚》的一个类型，和《九歌》、《天问》、《招魂》等篇是不同性质的。《离骚》为屈原综合性质的自叙传，《九章》则是更具体的片段的生活记录和心情反映。它们环绕在《离骚》的周围，某些篇是旁出的支流，某些篇是叙次的延续”⑥。从选文力求全面又尽量少重复这一点上看，既录《离骚》而少录同类的《九章》，是有一定道理的。相应地，《文选》录《九歌》６篇，数过其半。《九歌》的神话象征意蕴更浓厚，闻一多先生在《什么是九歌》中作了分析。当然，《九章》中也有象征性很强的作品，如《橘颂》就极富象征蕴含，《文选》录《涉江》而不录《橘颂》，说明萧统还是侧重于从自传的性质上去理解《九章》。其次是他们对《楚辞》哀怨情志的认识。从《尚书·尧典》到《毛诗序》，儒家一直恪守着“诗言志”的传统，但魏晋以来有所改观，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言“缘情”而不论言志，认为诗抒发内心情感不必受礼制的束缚，乃开一代风气。齐梁时人们虽仍在“情志”的名目下讨论文学，但儒家道德规范下“志”的内涵已被抽掉，其时已声色大开，走的都是“缘情”的路子。刘勰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体性》），强调情感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总的说来萧统强调自然真实之情，雅正而不放纵。他谈到感情的激发有三种情况：前人著作的启示、文友相聚、自然景物的兴会。他反复谈及自然景物的触动，《答晋安王书》称“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升”，《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华书》亦言季候变换，触动内心，兴咏托词，感而成篇。他极力推崇陶渊明安贫乐道、旷达任真的襟怀，又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表明他倾向雅正的情感。萧统对情志的认识也比较全面，《文选》赋类另分“志”、“哀伤”、“情”等。“志”类所收属穷居以求志之文；“哀伤”所录则多言失宠、思友、叹时、怀旧、离别之悲情；“情”类所辑偏重人之欲念，即艳情，但多述神女之事，言情而有节制，反对直接宣泄。由上可知萧统区分情感较为细致，兼包穷愁、哀怨及艳情。《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汉人是放在言志的范围中看待的，但其志已变，朱自清先生指出，屈原“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辩》更其如此”⑦。屈原作品展示的是血与火的真情，心灵的痛苦，生死的抉择，感情浓烈，犹如闪电划空，感人至深。因此，侧重于从情感方面剖析《楚辞》比起汉儒强调忠君讽谏之意来，更能触及《楚辞》艺术的奥府。刘勰《辨骚》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又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都是从忧愤深广的哀怨之情上来谈的。萧统也没有将屈原摈斥在雅正之外，他认为屈原含忠履洁，即使怨怼愤激，其情仍出于正。他又重《九歌》，那种缠绵哀怨正是屈原吟泽憔悴内心情怀的真切反映，后来王夫之看到了这点，他说“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⑧。说明萧统选文，深得屈骚之情旨。当然，刘勰和萧统所触及的艺术问题还不止上述两点，比如他们对《楚辞》语言形式也较为关注，这都说明他们在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给《楚辞》研究带来了新气象①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３２５页②见《〈楚辞〉郭注义征》，《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第１版，第２６页③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④朱金鹏、朱荔译，Ｍ．Ｈ．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３６２页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１９页⑥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４月北京第１版，第１１７页⑦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３１页⑧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
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一)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了中古时期“典雅”与“华丽”两大文学风尚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萧统倾向于“典雅”文学观的原因。 【关键词】典雅华丽萧统 一 历来各种文学选本的作者在选录作品时，虽不免要受到传统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归根结底总要体现他自己的观点。萧统之编《文选》，当然亦非例外。萧统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表现在他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这大约是萧统一贯的看法，所以刘孝绰在给他的文集作序时也称:“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尽管萧统自称“但恨未逮”而刘孝绰说他已“兼而善之”，语意似有差别，而“丽而不浮（淫）”、“典而不野”二语作为萧统评价作品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大约是不致有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萧统的这种文学观其实在梁代有一定代表性。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湘东王（元帝萧绎）在后来所作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也提到了“艳而不华，质而不野”之语，其含义与萧统之说基本一致。即使像简文帝萧纲那样提倡华美之文的人，在萧统死后作《昭明太子集序》，亦提到了“丽而不淫”四字。可见所谓“丽而不淫”、“典而不野”二语已取得了当时某些人的认同。 从萧统现存的作品看来，他虽然主张“丽”和“典”并重，但其创作似显得典雅有余，而华丽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文选〉》（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一文中已经论及，这里不想赘述。萧统创作方面的这种偏重，不但无需苛责，也和他提倡的文学观未必有什么冲突。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虽不容割裂，却亦不完全等同。有时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的道理，在实际创作中未能做到;有时在创作中已达到的成就而在理论上尚无明确认识。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所以陆机在《文赋序》中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同时谢灵运自称其“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语在神助，非我语也”（《诗品·谢惠连》），均非虚语。看来萧统自谓“尝欲为之，但恨未逮”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辞，可能确有其切身体会。 从《文选序》看来，萧统对作品的华丽并无贬低之意，相反地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较之他的前辈如刘勰之断言自上古至刘宋的文“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还显得开明。至于他在创作上的偏重典雅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梁书》本传看来，他出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他的文集最早编成时间大约为天监末至普通年间（约520前后至526），此时他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六岁。因为他最初的文集为刘孝绰所编，而刘孝绰编成文集在任廷尉卿以前，刘任廷尉卿而被到洽所劾罢官，则在普通七年萧绎任荆州刺史以后。后来萧统当然续有所作，但他总共不过活了三十一岁，他自从十五岁行冠礼后，便协助梁武帝处理政事，始终未离宫禁，而所谓“使省万机”即处理政务也无非是批阅公文，这对了解社会生活毕竟是间接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文主要只能在书本中去寻求灵感。另一方面，萧统的书本知识却极丰富。《梁书》本传称他“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据萧纲《昭明太子集序》所称萧统的十四件美德，其第十二德为:“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第十三德为:“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绨缃;总括奇异，片求遗逸，命谒者之使，置籯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从这些情况看来，他很博学显无疑问。这样，他吟诗作文之近似任昉等人动辄用典，就不难理解。何况任昉在当时颇享文名，这派诗风在当时也颇多影响，萧统之接近此派文风决非偶然。再加他“出宫二十余年，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书笔记呢？到底应如何写读书笔记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文心雕龙》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分享。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1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
诗经取名注意事项 易写易读。 即使从诗词中选，也不要挑那种生僻的字词。生僻字不好记，别人不认识，或者字典、电脑里都没有，以后就很麻烦。 如今，很多家长为了避免重名率，都希望给宝宝取一个独特的名字，但是这“独特”也被特意地演化为“繁复”，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你的名字，难免会引起一些笑话。这样的结果是不仅给别人带来麻烦，还给孩子增添了一份苦恼。其实，用最简单的字组合成最有意义的名字，才是最难的，用些生僻字不算本事，象毛泽东、刘少奇这样的名字都是很常见的字组成的。 读音洪亮。 有些名字很好看，但读起来是在拗口，名字就是用来让人唤的，所以尽量别挑变扭的词。还要注意方言中的读法。 新颖别致。 本来不想提这个的，因为用诗词取名已经很新颖别致了，但以前看到有人居然推荐明月这个名字，容许小编小小的汗颜一下吧…… 出自诗经楚辞好名字大全： 子奕－奕奕寝庙，君子作之。《诗经·巧言》 一诺－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上湖南崔中丞》 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 子佩－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诗经） 子慕－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楚辞》 一川－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 志学－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昊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两句诗词首字组合而成。）
子荣－咄嗟徇权子，翕习犹趋荣《全唐诗·韦道安》 子文－松萝长稚子，风景逐新文。《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婉清－水木清华，清扬婉兮。《诗经》 云泥－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上湖南崔中丞》 竹猗－占彼淇澳，绿竹猗猗。《诗经》 兰泽－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古诗十九首） 玉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 清秋－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 海若－海若不隐珠，骊龙吐明月。《全唐诗·赠僧行融》 梦泽－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 晴川－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 烟波－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雨霖铃》 凌波－凌波不过横塘路。《贺铸·青玉案》 月桥－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贺铸·青玉案》 凤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淇猗－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诗经·卫风》 正则－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楚辞》 灵均－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楚 辞》 丹青－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 溢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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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伯庸。《离骚》：“朕皇考曰伯庸”。譬如作家马伯庸…… 2、正则、灵均。《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公正而有法则。灵均：灵善而均调。屈原名平，字原，正则是对“平”字进行的解释，灵均是对“原”字进行的解释。 3、修能。《离骚》：“又重之以修能”。修能：即美好的外表仪形。一释为很强的才干和能力。 4、骐、骥。《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骐骥：骏马。 5、峻茂。《离骚》：“冀枝叶之峻茂兮”。峻茂：犹繁茂。 6、信芳。《离骚》：“苟余情其信芳”。如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 7、圣哲、茂行。《离骚》：“夫维圣哲以茂行兮”。圣哲：具有超人的道德才智的人。茂行：德行充盛。 8、曼路。《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9、望舒。《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望舒：神话中为月驾车的神。如写《雨巷》的诗人戴望舒。 10、陆离。《离骚》：“斑陆离其上下”。陆离：光辉灿烂的样子。我们对于该词的认知多来自于成语“光怪陆离”，意指色彩繁杂、变化多端。 11、珵美。《离骚》：“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珵：美玉。 12、云旗。《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云旗：绘有云霓的旗帜。 ===================九===歌===的===分===界===线=================== 1、辰良。《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辰良”系“良辰”之倒文，指好时光。易被读作“乘凉”。
《楚辞》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新型诗体，与《诗经》相比，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独具有特征。 从内容上看，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楚辞篇幅扩大，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章小品，以凝练精粹见长，恢宏广大不足，楚辞则渐多宏篇巨制，呈现出崭新气象，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就句式而言，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首先在文体上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模拟之作的出现和对其它文体尤其是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伟大人格，同情人民、憎恨奸徒的鲜明态度，一直影响、激励着各个时代的进步文人。 楚辞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经》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立共存，对后代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而楚辞丰富的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以及华美繁丽的辞藻对后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
高二语文《渔夫》教案设计 ----WORD文档，可编辑修改---- 来源：网络收集后编辑修改整理，如有侵权烦请联系删除。 高二语文《渔夫》教案设计 一、新课导入 在那飘着秦风楚雨的泽畔，歌者在踽踽独行，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孤独。雨无情地抽打着你枯瘦的身躯，心被忧虑撕裂的时刻，你接受了雨的最后洗礼----纵身一跃的姿势定格成永远的风景，你的热血化作汨罗滔滔的波浪，随着江水悠悠流淌千年，滋润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拨开历史的烟云，我寻寻觅觅，在千年的雨阵中踟蹰，穿行于龙舟粽子锣鼓之间。我听到了你的歌吟在风中作响，那里有你的宏愿与梦想，你的热情和忧患。 二、知识介绍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传说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日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骚体诗：亦称“楚辞体”，古代诗歌体裁之一。起于战国时楚国，因为这种形式的诗歌以屈原所作的《离骚》为代表，到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与萧统的《文选》等作品中，就用“骚”来指称具有楚辞特点的诗歌，后人便称之为骚体诗。骚体诗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那种以四言为主的体制，在民歌的基础上又继承了散文的笔法，句式长短参差，形式比较自由，多用“兮”字以助语势，富有抒情成分和浪漫色彩。骚体诗的形成，是诗歌形式的一大革新，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三、语句分享 “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那浅浅的一弯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余光中)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红山吟》) 泽畔行吟，五月孤忠沉夜月;离骚寿世，三闾遗恨泣秋风。
浅谈刘勰和钟嵘“比兴”观的不同刘勰《文心雕龙》撰成于南齐末年，比《文心雕龙》晚了十多年。《文心雕龙》广泛论述了各种文体，但最重诗赋；除《明诗》、《乐府》两篇专论诗歌外，其《时序》、《物色》、《才略》以至《体性》等篇也均以诗赋作家作品为主要评论对象；《诗品》则专评五言诗。《诗品》内容是否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不能确知。但两书写作年代相距甚近，两书作者生活在文学风气相同的齐梁之际，都很重视诗歌艺术，因此其诗论内容，很自然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少相同之处；同时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出一些差异。以下就两人“比兴”观的不同，略作比较分析。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诗经和楚辞取名 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
古人起名都有寻经据典的习惯。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中国人起名自古即有“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之说。诗经、楚辞、论语、周易，都是我国文学、语言学上的经典。 中国诗文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加上名人名家极多，名句名诗更不可胜数，这就为我们取名用典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余地。以古代诗文中的典故取名的例子很多。如： 1.益柔、念慈——《送杨氏女》韦应物，“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金庸金大侠 都用这为他的小说主人公起名字，《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2.紫言——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转了个音。 3.宛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diàn)，月照花林皆似霰 (xiàn)。 4.妍姿——柳永《雪梅香》，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 5.弦思——晏几道《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6.南絮——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 7.语晖——秦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放花无语对斜晖。 8.芳菲——陈亮《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末赏，都付与莺和燕。 9.嫣然、香飞——姜夔《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10.香凝——吴文英《风人松》，香有当时纤手相凝。 11.丹青、汉青、志丹、留丹——文天祥《过零汀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
12.虚竹、竹心——白居易《池上竹》，竹解心虚即我师。 13.云飞——刘邦《大风驼》“大风起兮云飞扬”。 14.怡年、福永——曹操《龟虽寿》“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15.荷风、荷香——孟浩然《夏日南享杯辛夫》“荷风送香气”。 16.双燕、燕南——欧阳修《采桑子》“双燕归来细雨中”。 17.雨娟——杜甫《咏竹》“雨洗娟娟净”。 18.香韵——崔道融《梅花》“香中别有韵”。 19.如梦、梦如——苏轼《也郊寻春》“享如春梦了无痕”。 20.梅妆——欧阳修《蝶恋花》“呵手试梅妆”。 21.月人——欧阳修《蝶恋花》“平林新月人归后”。 22.兰舟、晓风——柳永《雨霖铃》“兰舟催发”、“晓风残月”。 23.月桐——苏轼《十算子》“缺月桂疏桐”。 24.鸿飞——苏轼《十算子》“鸿飞何复计东西”。 25.悠然——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6.琼羽——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园序》“开琼莲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 名人取名 1.徐竹心——“竹心”出自郑板桥诗句。“徐”与“虚”谐音，徐竹心即虚竹心。 2.刘青山——“青山”出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谢冰心——现代着名作家，“冰心”出自唐王昌龄诗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 4.莫砺锋——“砺锋”出自诗句“宝剑锋从磨砺出”。何满子，引用宋词同名词 牌。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的作者在学习中对诗、骚作了一些研究，现就二者之间的表现手法、主题、审美等作粗浅的比较。 一、《诗经》、楚辞比较综述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这些优秀的篇章，确立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民歌、民谣的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同时，《诗经》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启发诗人与作家以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抵制脱离社会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了诗坛的健康发展。《诗经》在艺术表现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它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代表着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诗经》不仅是北方各诸侯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辞令规范，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典章和教材，也深受江淮流域诸国的重视和喜爱。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
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Vol. 29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7 ────────── 收稿日期：2007-05-30 作者简介：王承斌（1972-），男，安徽郎溪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6 - 再论刘勰《楚辞》观 王承斌 （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学界多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对《辨骚》一篇的认识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是完全肯定，有人认为是否定更多。实际上刘勰对《楚辞》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理想的文学创作模式是兼具《诗》《骚》二者之长。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诗经》；《楚辞》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6-0006-04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宗经”，对其中《辨骚》一篇有种种不同看法。张少康先生等人认为刘勰对《楚辞》是完全肯定的[1]，王运熙先生等认为是否定多于肯定[2]，王元化先生认为在这一点上刘勰存在矛盾之处[3]。不管怎么说，《文心雕龙》对《楚辞》作出了高度评价，说它是“奇文郁起”①，是“辞赋之英杰”，此乃不争之事实。 （一） 刘勰重视“经”，重视“风力”与“雅正”是事实，此不赘言，但“风力”与“雅正”不是他评诗的唯一标准，他同时也很重视《楚辞》表现出的特点：抒发真挚而强烈的感情、语言华美等。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言志抒情”，而且多是抒悲怨之情。刘勰看到了这一点，《辨骚》篇中说“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后来朱熹也说屈辞“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4]，吴讷《文章辨体》引祝氏语说“二十五篇之骚，无非发于情者”[5]，王世贞曰“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再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6]。都说明楚骚文学抒发怨情的特点。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坎坷经历，受冤自沉汩罗的命运反映于诗中，不能不使《楚辞》文学带有极浓的悲剧色彩。 班固曾说“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7]。屈辞抒发的悲愤之情引起了后人情感上的共鸣，后世抒发个人情感，尤其是抒哀怨、忧愤之情的作品，大多向楚骚学习。西晋时陆云模仿《楚辞》而作《九愍》，自称“以其情而玩其辞”，竭力渲染屈原的悲苦之情；左棻 作《离思赋》，抒发思亲之痛，有“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等，均可为例。钟嵘之所以把《楚辞》作为五言诗源头之一，强调《楚辞》系作家抒发的“怨”情，当亦是感受到这一点。 抒发哀怨之情虽是楚骚系列作品一大特点，但《诗经》系作品也有许多是抒发怨情的，两者之间有哪些异同呢？总体上说，《楚辞》之“怨”重在强调个人不幸的身世遭遇导致的“怨”，感情比较激烈，这与屈原强烈、坚定的个性有关，他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国风》之“怨”，有的情感也颇激烈，但较少屈作中那种强烈的主观色彩，缺少屈作中的那个大写的“我”，许多篇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怨而不怒”的格调。其实从本质上说，两种怨情没什么根本不同，均是由遭遇不顺，个人的理想愿望、人生价值等无法实现引起的，只是在表现方式及强烈程度上有些不同而已。 刘勰论诗文创作时重“情”，强调抒发内心真实的感情，这已为共识。具体来说，刘勰重视怎样的情感类型呢？《文心雕龙》对此没有明言，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刘勰认为《楚辞》和经典相比有“四同”和“四异”，就刘勰积极肯定的“四同”来说，其中就有“两同”与“怨情”的抒发有关——“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他对这种感情的抒发是完全肯定的。《辨骚》篇中还说《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中的“郁伊而易感”、“怆怏而难怀”、“哀志”、“伤情”等，说的都是悲伤之情，从其赞语能看出他对此很重视。另外，《情采》篇中写道：“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认为诗人是因“蓄愤”才产生创作的激情，这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司
男孩女孩从诗经楚辞诗词歌赋起名字大全（含寓意） 子衿——《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子佩——《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子慕——《楚辞》："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墨——《文选·扬雄＜长杨赋＞序》：“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钮琇《觚賸·酒兵》：“其挥毫染翰，淋漓子墨也。” 雨霏——《诗经?国风?邶风?北风》：“北风其喈，雨雪其霏”。 悠然——闲适淡泊。陶渊明《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怡然——安适自在、喜悦。《史记?孔子世家》：“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卓然——陶渊明《饮酒并序》：“青松在乐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 。 安然——杜濬《唐港耕人歌》：“倪生昔日有此田，无米纳课犹安然。” 斐然——文彩貌；显著貌。《汉书·礼乐志》：“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陈康祺《郎潜纪闻》：“周侍郎亮工，文章政绩，斐然可观。 博文——《论语·子罕》:"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博艺——博通艺文。适用于男孩和女孩取名字。出自《孔子家语·弟子行》：“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 腾逸——顾璘《国宝新编·陕西按察副使何景明》：“若乃天才腾逸，咳唾成珠，实亦人伦之隽乎！ 暄妍——天气暖和，景色明媚。林逋《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嘉卉——美好的花草树木。《诗·小雅·四月》：“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嘉树——佳树；美树。《楚辞·九章·橘颂》：“后皇嘉树，橘徠服兮。” 嘉月——美好的月份。《九怀·危俊》：“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脩。” 嘉言——朱熹《朱子全书?学五》：“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嘉言懿行是美善的言行。 - 嘉瑞——祥瑞。《汉书·宣帝纪》：“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 佳音——徐渭《五色鹦鹉》: “侍儿不用抛红豆，自有佳音慰圣慈。”曾几《大雨苗苏，喜而有作》: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梧桐更佳音。 佳期——《楚辞·九歌·湘夫人》：“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佳妍——壮美；壮丽。南朝梁武帝《阊阖篇》：“西汉本佳妍，金马望甘泉” 锦文——织锦，美丽的花纹。《礼记·王制》：“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锦心——比喻优美的文思。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 瑾瑜——比喻美德贤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今世所覩，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 景行——高尚的德行。《诗·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谨言——《礼记·缁衣》：“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於言而慎於行。”《宋史·李穆传》：“质厚忠恪，谨言慎行，所为纯至，无有矫饰。 静嘉——洁净美好。《诗·大雅·既醉》：“其告维何，籩豆静嘉。” @ 静姝——《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静涵——静心涵泳。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静涵以天地时物变化之妙，切证诸世态古今升降之故” 俊豪——才智杰出的人。宋叶适《书＜龙川集＞后》：“僚友一时，志同义合，相与扶立俊
《诗经》与楚辞文学常识介绍古代文学专题期末复习指导答案填空部分 《诗经》与楚辞 1、（《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收录了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的（305）篇诗歌。 2、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并称为“风”“骚”。 3、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政治倾向、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在文学史上素有“诗史”之称。 4、中唐诗人白居易大力提倡和写作“惟歌生民病”的“新题乐府”，他和元稹等发起进行的（“新乐府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5、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赞誉屈原的（《离骚》）一诗“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这里的“三百篇”指的是（《诗经》）一书。 6、汉代辞赋家（贾谊）继承屈“骚”精神，创作了骚体赋《吊屈原赋》、《鵩鸟赋》，后人称誉“骚人情境，于斯犹见”。 7、建安诗人（曹植）的诗歌作品《白马篇》等以及抒情赋《洛神赋》都具有比较突出的浪漫主义倾向。 8、“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思想内容的评价，他还把《诗经》的政教功用概括为“兴、观、群、怨”。 9、汉代传习《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诗中，鲁诗创建最早，影响也最大，它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他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诗》来解说《易》和律历。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毛诗是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创，特点是以诗论史。四家诗中，被称为“今文三家”或者“三家诗”的是（鲁诗）、（齐诗）、（韩诗）。 10、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一书，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主要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三家诗自此渐渐衰亡。 11、唐代孔颖达主持撰定70卷的（《毛诗正义》）集唐前汉学之大成，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官定标准《诗经》教本，在《诗经》研究史上，是《毛传》、《郑笺》之后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12、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13、所谓的“六诗”之说出自《周礼?春官?大师》，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
高中语文第5课《离骚》导学案 新人教版必修2 【学习目标】 1．了解屈原的生平，领悟其爱国的实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2．诵读课文，抓住关键词语，疏通诗句，培养学生初步鉴赏、评价古诗文的能力 3.了解“骚体诗”的形式特点，理解并掌握诗中的关键语句 4．了解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特征 【重点难点】 1．了解屈原生平及《楚辞》的一般特点 2．鉴赏重要语句，感觉屈原高尚的人格美 3．对关键词语的疏通理解 4．欣赏诗中的比兴手法，了解《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学习内容】 课前预习： 关于《离骚》 楚怀王三十九年（前300年）春，屈原被排斥流放在汉北。此间创作了《离骚》，《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3句，2490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作者鼎革图治的政治抱负和同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坚强意志，抒发了热爱祖国的炽烈感情，是我国浪漫主义长诗的鼻祖。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离骚》是屈原一生寻求爱国真理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个缩影。关于《离骚》篇名的涵义，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释为“离忧”，班固在《离骚赞库》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骚体诗”：亦称“楚辞体”，古代诗歌体裁之一。起于战国时楚国，因为这种形式的诗歌以屈原所作的《离骚》为代表，到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与萧统的《文选》等作品中，就用“骚’来指称具有楚辞特点的诗歌，后人便称之为骚体诗。骚体诗在形式上打破了《诗经》那种以四言为主的体制，在民歌的基础上又继承了散文的笔法，句式长短参差，形式比较自由，多用“兮”字以助语势，富有抒情成分和浪漫色彩。骚体诗的形成，是诗歌形式的一大革新，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标志着我国文学史的诗歌的新发展，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 关于“楚辞”与《楚辞》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一批楚国作家在学习楚国民歌基础上，创造、发展
乐府 一、乐府诗的定义和范围 《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班固《两都赋序》：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 徐师曾《文体明辨》：按乐府者，乐官肆习之乐章也。 顾炎武《日知录》：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对乐府的定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按“依永”、“和声”，乐官肄习之乐章为准绳，则其上限可包括古歌古谣，诗骚当也在其中，下限可至唐宋词、元明曲，苏轼的词集《东坡乐府》、朱有墩的《诚斋乐府》。第二，将先秦之诗骚，唐宋元明之词曲均排除在外，因这些都有自己特殊的形式，而且各有专名。专指上古歌谣、汉唐以后各代乐府、歌行以及近体配乐之诗、历代文人拟作乐府诗均包括在内。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记录的乐府诗就包括了这几种诗体。 第三，仅指汉代乐府机构和各代所采集的民歌及文人仿作，唐宋以来文人创作的旧题、新题乐府歌行。 乐府作为诗体的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还是狭义上的定义，即仅指汉代乐府机构和各代所采集的民歌及文人仿作，唐宋以来文人创作的旧题、新题乐府歌行。 （一）乐府诗与乐府机构 乐府诗体因汉乐府机构而得名。后世多根据班固的说法而认为乐府机构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
古人起名都有寻经据典的习惯。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中国人起名自古即有“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之说。诗经、楚辞、论语、周易，都是我国文学、语言学上的经典。 中国诗文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加上名人名家极多，名句名诗更不可胜数，这就为我们取名用典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余地。以古代诗文中的典故取名的例子很多。如： 1. 益柔、念慈——《送杨氏女》韦应物，“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金庸金大侠都 用这为他的小说主人公起名字，《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2. 紫言——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转了个音。 3. 宛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diàn)，月照花林皆似霰(xiàn)。 4. 妍姿——柳永《雪梅香》，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 5. 弦思——晏几道《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6. 南絮——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 7. 语晖——秦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放花无语对斜晖。 8. 芳菲——陈亮《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末赏，都付与莺和燕。 9. 嫣然、香飞——姜夔《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10. 香凝——吴文英《风人松》，香有当时纤手相凝。 11. 丹青、汉青、志丹、留丹——文天祥《过零汀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 12. 虚竹、竹心——白居易《池上竹》，竹解心虚即我师。 13. 云飞——刘邦《大风驼》“大风起兮云飞扬”。 14. 怡年、福永——曹操《龟虽寿》“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15. 荷风、荷香——孟浩然《夏日南享杯辛夫》“荷风送香气”。 16. 双燕、燕南——欧阳修《采桑子》“双燕归来细雨中”。 17. 雨娟——杜甫《咏竹》“雨洗娟娟净”。 18. 香韵——崔道融《梅花》“香中别有韵”。 19. 如梦、梦如——苏轼《也郊寻春》“享如春梦了无痕”。 20. 梅妆——欧阳修《蝶恋花》“呵手试梅妆”。 21. 月人——欧阳修《蝶恋花》“平林新月人归后”。 22. 兰舟、晓风——柳永《雨霖铃》“兰舟催发”、“晓风残月”。
李姓女孩诗经楚辞取名的方法 李姓女孩诗经楚辞取名的方法1、称谓美辞 我、己、予、吾、均为第一人称代词，义皆同“我”。 2、助词美辞 助词本身虽无多大实际意义。但用在名字中有时也附加了一些实际意义，并且对姓名的形式起调节作用，使其具有变化之美，读起来也可抑扬顿挫。 用于取名的助词主要有：如、若、斯、然、也、之、兮、夫、哉、可、以等。 以“兮”字入名的如：杨若兮、伍思兮、杨同兮。 以“可”字入名的如：常适可、吴文可、林明可。 3、身份美辞 以“农”字入名的如：范爱农、罗亦农、姜如农等。 4、行为美辞 思：思念。以“思”字入名的如：成思危、程思远、张思德、文思奇等。 这种表示思想活动的行为美辞还很多。如：修、景、尚、秉、效、行、希、扬、笃、立、建、君、重、守、尊、树、养、倡、允、宣、济、助、让、成、羡、慕、喜、好、赐、仰、怀、咏、从、赞、悦、培、知、传、法、执、师、聆、存等。这些行为美辞往往和德行美辞配合使用，给人取名如：王思廉、姚希德、刘
思道、李修贤等。 5、德行美辞 贞：贞节、操守。以“贞”字入名的如：马永贞、王世贞、杨贞吉、张嘉贞等。 友：友谊、友爱。以“友”字入名的如：范友梅、孙友竹、许世友、伍次友等。 表示德行地美辞还有很多。如：勤、俭、廉、刚、毅、勇、健、楷、模、范、敦、厚、慈、恭、洁、慧、普、直、朴、诚、纯等等都常用于取名。 6、形容美辞 倩：美丽。以“倩”字入名的如：叶倩文、周冰倩。 李姓女孩诗经楚辞取名诗意的名字1、蓁蓁(音真)。《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蓁蓁，茂盛貌。 2、燕飞。《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3、淑慎。《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身”。淑慎，和善谨慎。如台湾有艺人名萧淑慎。 4、惠然。《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惠然肯来”。惠然，顺从貌。 5、静姝。《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2010版三国里就加了个叫静姝的角色orz。下文还有个“静娈”，都是娴静美丽的意思。 6、炜彤。《邶风·静女》：“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彤：红色。炜：光彩。 7、洵美。《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洵美就是
《楚辞》被后世文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接受，齐梁时期是《楚辞》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心雕龙》、《文选》这两部重要著作评价、选录《楚辞》情况的比较，总结出刘勰、萧统共同的楚辞观：突出其文体、重视其文采、推崇其神话象征表现方式和哀怨情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刘勰，萧统，楚辞观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艺术，对后世影响巨大，继两汉模拟、研习《楚辞》的热潮之后，南朝的齐梁时代，又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尽管这两部著作一为理论专著，一为作品选集，但二书在时间上较接近，《文心》成书于公元５０２年，《文选》编成于公元５３０年，对《楚辞》的认识有不少共同之处，今择加比较，以明刘勰、萧统文学思想之一端。一、文体归属在《楚辞》的文体归属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专立“骚”体代指《楚辞》。《文心》共５０篇，２０篇为文体专论，将文体分为骚、诗、乐府等２１大类，第５五篇为《辨骚》。其《序志》又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说明此篇在其文论体系中属枢纽之文，处于关键、中心环节。同时它又是一篇《楚辞》专论，通过分析《楚辞》来阐明文学观念，文中论及屈原、宋玉等作家作品，以“骚”代指独具艺术特色的《楚辞》。刘勰在其他篇章中还谈及《楚辞》，其数不下４０处，举凡涉及构思、文体、技巧等诸多方面，用了“骚体”、“骚文”、“诗骚”、“纬骚”、“风骚”等概念，偏重于突出《楚辞》的文体特征和情感色彩。与刘勰论文叙笔不同，萧统则别裁众著，集古今之英华，编成《文选》。萧统编集的原意在免却“览者之劳倦”，让“属辞之士”取以为则（《隋书·经籍志四》），而在其选文次篇、轻重去取中，自然要反映出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理论主张。《文选》收秦以前至梁代的作家１３０人，作品６６６篇，分为赋、诗、骚等３７体，“一体之中，选文定篇，皆自昔佳制”①。其“骚”目之下选屈原《离骚》、《九歌》６篇，《九章》１篇，《卜居》、《渔父》等共计１０篇；宋玉《九辩》（后略３２句）、《招魂》计２篇；刘安《招隐士》１篇。较之王逸《楚辞章句》所收作品，共录屈宋２８篇之１２（其中两篇有节略），两汉２０篇（《九思》实乃后人羼入）之一，可以看出，《文选》是顾及《楚辞》整体，而侧重屈宋作品的萧统选文，以赋、诗为主，但他能明确地将骚从赋体中划出，并能选出《离骚》、《湘君》、《湘夫人》、《九辩》、《招魂》、《招隐士》等有代表性的作品，说明他对《楚辞》的特点及众多作品在艺术上的高低都有明确的认识。文体的分类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创作不断丰富，新的文体纷呈迭出，自然要求在理论上给予总结，人们在分辨新文体的类属、探讨其源流及风格特点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文学观念更加丰富完善。文体的分类是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笼统到明晰的过程，秦以前文、史、哲等统而不分，汉以后个人著述除诗赋以外新文体逐渐增多，所以《汉书》在人物传后录其作品往往杂列奏、议、书论等，合言成卷，魏晋以后才开始区分文体，齐梁大盛，这是与当时文学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刘勰、萧统对骚体的区分是他们进步文学观的体现，后世有些批评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类”序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分著也。纪氏探讨骚体何以确立，是有意义的，但他这一段话说得似是而非，细究起来是有些问题的。其一，对《楚辞》作整体观照应始于司马迁，“楚辞”一词最早即见于《史记·张汤列传》，《屈原列传》又全面勾勒出屈原的生平行迹，综论其创作以及后来《楚辞》创作的流变。刘向整理《楚辞》自然会受司马迁的影响和启发。纪氏云“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才“以《辨骚》标目”，所谓“后人”可能指郑玄、郭璞。《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之未从也。”又郭璞注《楚辞》他篇物事亦皆称《离骚》②。他们也只是视《离骚》为经，他篇为传，并无文体上的新认识，刘勰、萧统别立骚体，才在文体观念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