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儒家概述
1、儒与儒家
儒是从事教育的人，《周礼》有：“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所以儒和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六艺”：礼、乐、御、射、书、数。儒者是否按“六艺”从事教育活动，目前尚无其他佐证。孔子是以“六经”为教本，“六经”大约是孔子对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后选编的教本。“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没有《乐》，所以又称“五经”。儒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的。
儒除从事于教育外，还从事于相礼的活动。周人特别讲究礼，人们的一行一动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一般人有时弄不清楚礼的仪式和程序，于是有专门的人来掌礼，儒便是专门从事掌礼的人。孔子在成名之后仍从事相礼的活动，墨子曾挖苦儒者：“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由此可知儒者掌相礼之事。
在春秋中叶以前，儒大概是官吏中的一种成员，后来逐渐流散在社会上，以教育和相礼为业。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孔子以儒为业，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循者，他在儒这个职业上作了特殊的表演，概括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弟子。学在官府这种局面到春秋时逐渐走向衰败，应运而起的是私人招收生徒。孔子是私人办学的猛将，他把眼光转向整个社会，不拘一格广招弟子。孔子收纳弟子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另一条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招收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的很富，有的很穷，有犯过罪的，有做过强盗的，还有流浪汉等等，多达三千人，这是一个奇迹。孔子招收的学生虽然又多又杂，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孔子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弟子，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孔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孔子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教学又需要一定的教本，于是对西周以来的传统文献进行了整理，选编。后世所说的“六经”，大约是孔子选编的教本。选编和整理文献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其中有删存的标准问题，孔子的标准与他的思想理论显然有密切关系。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文化成果在散漫的形式下是难于持久保存的，只有经过集中才能提高浓度，也便于保存和流传。但是要筛选又难免没有偏颇。
第三，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是自谦。就实而论，孔子不仅述中有作，而且创造出了成系统的理论。一种事物在自发状态中是不能充分显示它的价值的，只有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才能使人们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孔子对西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由于孔子做了以上三方面的事情，创立学派就是必然之事了。这个学派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以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加之以孔子深邃的哲理，所以一诞生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
这个学派所以称之为儒，显然与儒这种职业有关。不过孔子以后的儒与以
前的儒大不相同了。除了职业以外，主要表现为理论派别。另外，儒者在外表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服装，称之为“儒服”，一望便知是儒生。
2、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既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又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但我们仍然把儒家放在一起来论述，其根据在于：儒家有他们共同的思想形式，有共同的语言、概念和范畴，有共同的宗师。总括起来，儒家的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先王之道作为自己的旗帜。孔孟荀都鲜明地把尧、舜、禹、汤、周文、周武作为儒家的旗帜和效法的对象。所谓“儒者法先王”。（《荀子·儒效》）其实“法先王”是各派共同的思想特点，只不过各派的先王系列有所区别而已。
第二，以六艺为法。六艺或六经为儒家的经典和教本。《庄子·天下》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司马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崇尚六艺不只是个教本问题，实际是崇尚周以来的传统文化。六艺是传统文化的负荷者。
第三，崇尚礼义，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礼区分君臣、父子、贵贱、亲疏之别。
第四，仁、义、礼、智、忠、孝、信、爱、和、中等等，是儒家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些基本概念和范畴构成了儒家特有的思想外壳，使人一看便知是儒家。
第五，宗师孔子。儒家内部分为许多派别，常互相指斥。可是他们都以孔子为宗师，宣布自己是孔子的正传。
3、儒家的政治倾向
今世学者对儒家的政治倾向作了许多研究，但看法常常大相径庭。或认为儒家是革命派，或认为是反动派；或认为是奴隶主代言人，或认为是封建主代言人。如果异中求同的话，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儒家是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指出的，尽管儒家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其中“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荀子对儒家的作用有一段自白，很能说明儒家的政治倾向。秦昭士对儒家不相信，在与荀卿谈话时提出了“儒无益于人之国”的观点。荀卿回答道：“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荀子的这一席话是很坦白的，也很切实，说的是儒家的共性。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但儒家侧重于从总体上论述如何巩固统治秩序，对当时的可行性政策缺乏研讨，所以先秦的儒家常被排斥于实际政治活动之外。
二、儒家的政治观
——王道政治的外王理想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重基础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是指个人内在修养与完善的道德历程。在儒家为知识分子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路中，个人的修养、修身养性始终是全部社会问题的的中心和出发点。儒家要求知识分子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直至圣人的境界。这涉及道儒家的人性论、
伦理学和认识论诸领域。
“外王”是指在“内圣”的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这个治国平天下之道的“道”，是指儒家理想的政治模式，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王道政治”。王道指古圣王之道，是依王者之道从事的政治，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孟子认为王道政治的对立面是霸道政治，前者以义服人，后者以力服人，所以孟子又称王道政治为“仁政”，要点在于保民、爱民，行德和服民心。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儒家经典《尚书》，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其义是指王道政治大公无私，正直无偏。孔子作《春秋》为专明王道之经，《春秋》之公羊学为专明王道之学。两千多年来，王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深入人心，影响至巨，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大传统，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特色，有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政治思想。
王道政治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治国平天下。荀子说：“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天立王以为民也”。为民众的利益的标志是得民心，即天下人心所向。故儒家多用“音训”的方式解释“王”字，即“天下归往”为王道。如：
“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养生人者也，故人尊之。”（《春秋繁露》）“王者，民之所往。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
为民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形态上，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仁政”思想。仁政的核心是“以道得民”、“以德服民”、“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孟子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
故依儒教，政治秩序欲合法，必须以民意为根本——人心所向为合法，人心背向为不合法。
林肯在他的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中，说过一句关于民主特征的所有概括中最令人难忘的话：“government 0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这句话似乎需要准确的分析。仔细分析起来，对于“government of the people”这个成分应当提醒说，“0f”这个介词既可以用来指一个行为的主体，也可以用来指它的客体。就此而言，所有下列设想都是可以允许的：（1）government 0f the people是指自治的人民，即直接民主；（2）相反，人民是统治的对象，人民是被统治者；（3）从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这个意义上说，统治源于人民；（4）统治是经人民选择的；（5）统治受人民的指导。由此可见，这第一个概括涵盖了或能够涵盖政治的全部范围；它不但可以指所有
能够想象到的民主形式，而且可以指同民主毫不相干的对人民的统治。第二个因素“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民治），则有着相反的缺陷，它过于笼统，以至不允许作具体的设想。从什么意义上说人民在统治呢?这种说法缺少精确的所指。只有第三个因素“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是不含糊的，“民享”明确地是指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福祉。但过去有许多政权从不自称民主制度，却宣布自己是“民享”的政府。
第二，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
依王道政治，政治秩序不仅需要民意的合法性，还需要超越的合法性，因民意的合法性只是一种世俗的合法性，不足以充分证成一种政治权力合法存在的理由，故需要以神圣的、超越的合法性证成之。儒教通过对“王”字进行“行训”来表达这种思想。董仲舒曰：
“古之造文者三划而连其中者谓之王。三划者，天地与人也；连中者，通其道也。故王者必法天，以天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
按：王者必须参通天地人，此为天人合一思想。天覆育化生养成万物，具有最高之仁，故具有最高的权威，王者必须法天而王以实现王道理想，即必须在人的政治活动中贯彻天道的神圣性，将人道与天道打通，才能赋予政治秩序以超越的合法性，那才能充分证成政治权力合法存在的理由。
法天而王的思想是儒教的通说，如：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唯天唯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系辞上》）“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
……
第三，大一统的尊王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
儒家有“大一统”说。《春秋》首书记隐公元年：“元年春，正王月”。传文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隐公元年的“正王月”表明鲁国记时仍然遵用周王正朔，《公羊传》作者就此阐发他们的政治主张。大，作动词解，是“张大”的意思。“大一统”不仅表明传文作者认为历法应当统一，悉遵周王而且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以周天子代表的王权政治为摹本，向往实现一个单一权力主宰的一统天下，即王权大一统。
大一统的核心是尊王，而尊王是尊王者所代表的文化。儒家正是通过尊王（尊王者文化）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又一基础。
依儒教，《春秋》所尊之王非俗王亦非时王，而是文王，此文王又非实指周文王（周昌），而是代表人类历史文化之王的孔子，因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即儒教所言之“文统”，堪称人类“人文化成”之文王。
大一统思想尊王，是尊孔子为王；尊孔子为王，是尊孔子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王。故大一统思想尊孔子为王实是尊中国文化为王，即确立中国文化在政治统治中的主体性、权威性和不可取代性，从而奠定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历史文化基础。也既是说，凡中国的政治秩序，依中国文化传统为合法，不依中国文化传统为不合法，而中国文化的代表则是继承王道文统的儒家文化。
那么，依儒家文化为合法，不以儒家文化为不合法。故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背离中国文化的政治秩序，儒者必依“废弃周孔之教”判其为不合法；凡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政治秩序，儒者必依“尊奉周孔之教”许其为合法。这种“依历史文化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思想为儒家文化所特有。
三、儒家的法律观——无讼去刑的法律思想与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
儒家的法律观，有两个层面，从最终的目的而言，儒家追求“无讼”的法律思想。“无讼”是指通过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社会理想。
其实，孔子并不反对统治者用刑，他曾称赞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左传》昭公十四年），也说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王符释之曰：“上圣故不务法民事，而务法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
儒家之所以提出“无讼”的法律思想，是因为儒家认为治世必须“和为贵”，为人必须“温良恭俭让”，故儒家认为“讼”本质上是“凶”，是“险”，此即《易经·讼卦》所谓“讼，终凶”与“讼，上刚下险”之意。正因为“讼”本质上是“凶”是“险”，故“讼不可成”，“讼不可长也。”
另外，儒家还提出了“以德去刑”的治国观点，其核心是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孔子曰：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又据《论语》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儒家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儒家并非一般地反对法律，而是反对弃德教专任法律。儒家强调治国必须以德教为主，法律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鉴于此，儒家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孔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按：导民以德，齐民以礼，民知耻不犯，故治国当以德礼之治为上为主；反之，导民以政，齐民以刑，民虽不犯然不知耻，故治国当以政刑之治为下为辅。孔子认为以法律治国是使人无耻不能向善，不能实现德化社会。故孔子不满足于法律，明察法律的局限性，自觉追求德礼治国的根本原则。
四、德治与礼治
在孔子的政治理念中，最重视人的因素，即所谓“为政在人”（《礼记·中庸》）。他不仅注重对小民的道德教化，更注重对统治自身道德礼制的培养与规范，提出统治者要以德治国即所谓“德治”，以礼治国即所谓“礼治”。其中德治是核心，要求统治者遵循道德观念，使之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强调对统治者的内在控制；礼治是对统治者提出以礼为规范的外在控制，是德治的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治国的重要手段。
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认为如果统治者本身具备了良好的道德修养，那政事就能不治而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他认为，如果统治者用德来统治，不但能使本国人民服从，而且能使远方的人归附。“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如此，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当然，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意义是不同的。
以德治国，首先要举贤才。孔子学生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颜渊》）这种举贤，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而是自上而下的“拔举”。孔子认为应当先学习礼乐，然后才能做官，“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不能先做官再去学习礼乐。《论语》又载，哀公问政于孔子，何为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直”与“贤”是同义词，民的“服”与“不服”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举贤能使民服，足见举贤的重要。所以臧文仲当政时不用贤人柳下惠，孔子便怒斥他：“臧文仲其窃位者与！”（《论语·卫灵公》）这种举贤思想是当时形势的反映，也反映了孔子的开明思想，这与殷商以来的世卿世禄制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当然，孔子强调贤人的“才”，尚着重在道德品质方面，而非知识与才能。
以德治国，孔子主张“均无贫”。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朱熹解释说：“均，谓各得其分；安，上下相安。”（《论语集注》）这就是说，各级贵族占有土地等财产，应严格遵守礼的规定，安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不能互相侵夺，这样上下也就相安无事。均，不是平均的意思，而是按照等级名分去占有相应数量的财产。这表明，孔子力图在礼制的规范下，消弭各级贵族争夺土地等财产的情况，从而达到经界既正、天下相安的局面。这种思想无疑有悖于时代，是保守的。
孔子是一个较有远见的思想家。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他初步觉察到了民众的力量，因此很重视民众的作用。孔子曾向鲁哀公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为了避免“复舟”的危险，孔子主张减轻对庶人的剥削与压迫，提出“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统治者聚敛财富。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氏敛财，孔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还主张不能滥使民力，应当“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使用民力应如祭祀那样慎重、那样有时间规定。同时，统治者还必须“节用”，少奢侈浪费，而节用就是爱民。再次，孔子主张对小民实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称为“民”、“小人”，认为他们“困而不学”，属于“下愚”的行列，而作为统治者的“君子”所要学的是治“民”的方法，因此，小人只能“食力”，君子则可以“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这种论点，目的在于使统治者易于实行对民众的统治。
孔子反对战争，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这种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和发挥。
以上是德治。孔子还主张，统治者不仅要以德治国，而且还要以礼治国。他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有关礼的思想，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只有“为国以礼”（《左传》隐公十一年），以礼治国，国家才能稳固。
首先，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首先要知礼、懂礼、守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懂得礼，就不能当好一个统治者；相反，知礼，懂礼，就容易治政，“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因此，孔子所说的礼完全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
其次，孔子面对春秋末期动荡的社会、名存实亡的社会等级秩序，提出通过“正名”来建立名实相副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日：‘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名，指名分，即周礼的规定；正名就是指名实相副，其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君、臣、父、子之“实”要符合君、臣、父、子之“名”。而在当时社会中“子轼父者有之，臣轼君者有之”，“名”与“实”不副，这在孔子看来，就是“天下无道”，就是天下大乱。于是，孔子企图用他理想中的“名”来纠正改变了的“实”，使名实相副。这就是孔子提出“正名”的目的所在。事实上，春秋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是由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引起的，仅仅通过等级名分来纠正混乱的社会秩序，自然是行不通的。
再次，孔子主张，实行礼治，要讲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反对把礼只当成一种形式，“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就是说，礼并不只在于玉帛、钟鼓等礼仪制度，更应注意礼的内容，即以礼治国。“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礼让是指礼的宗旨，礼的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失去礼的真实内容，徒有空洞的形式，甚至有不如无。
最后，孔子言礼，并非束缚于周礼，相反，他认为，在相对的限度内，应现实需要，对于礼乐也应酌予损益，从事局部的改良。“麻冕，礼也；今也纯（丝），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同时，孔子主张礼下庶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一套道德礼制去教化小民，使小民服从统治。这与周礼的“礼不下庶人”相比有了进步。但在孔子的理念中，有关周礼的最基本原则是绝不能改变的，礼根本上是为维护等级秩序服务的。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对待周礼问题上是保守的，他不是用新内容去否定旧形式，而是固守旧形式订正旧内容；他不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认识周礼，他坚持的是僵死了的周礼。因此，孔子试图以周礼作为治国方案，只能是徒劳而已。
五、富庶与教育
在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说文》谓：“庶，尾下众也。”即繁衍人口。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劳动人手，因此，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增加人口。这一点，他的孙子孔汲说得更透彻：“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有了劳动人手才能耕田、生财，小民才能富
裕，君主才能富足，这就是“富”。孔子还主张藏富于民，而鲁哀公不懂得这一道理，“哀公问于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日：‘盍彻（什一之税）乎？’曰：‘二（什二之税），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有若与孔子的主张是一致的：只有小民富了，国用才能充足，民富是足君的前提。小民富裕了，然后可以“教之”，也即对小民进行道德教化。教授什么内容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认为，道德品质的教育是首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次要的，只有先受道德教育，学习的文化知识才有用处。所以，孔子教导他的学生要学礼，只有接受周礼的教育，才能具备基本的道德方面的素质，“弟子人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因此，孔子教育的目的很明确：一方面，他要为贵族培养一批有学问的优秀人才，希望他们参与政治，实现复兴周礼的理想；另一方面，通过对小民的道德教化，使小民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因之，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和生产知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的学生樊须问他如何种庄稼、种菜园，孔子不仅不答复，反而在背后骂他：“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种庄稼等是“小人”或“民”干的话，君子学习的是“治民”的方法，这就是“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就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目的。
孔子提出的“先富后教”，是一种新颖的具有唯物论因素的思想。孔子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富民主张的思想家之一，他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日》），把“食”放在了第一位。食的问题解决了，而后教之以“周公之礼”、“先王之道”，使小民顺从统治，这样，统治者治政也就易如反掌了。“先富后教”思想，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说明孔子对社会的认识是客观的、有远见的。
六、大同与小康
有学者指出，“能不能提出一个政治理想国理论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是衡量能否成为政治思想家的基本标志之一。”①孔子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政治理想国的理论以及基本的政治原则，概括起来，就是“有道”，与之相对的则谓之“无道”。孔子认为他处于“无道”的社会中，“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而“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因此，孔子对于当时大夫专政的局面最为痛恨：“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辟维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同上）八佾、雍是天子用的乐与诗，而三家也使用了，这在孔子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因此，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这也就是西周的旧秩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国的图案主要是基于对先王治世秩序的理论化和理想化。
孔子的理想国是“有道之世，’；这个“有道之世”，又分“大同”、“小康”两个层次：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
①《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刘泽华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57页。
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小康”社会，即是孔子理想中的“有道之世”：它有着孔子所追求的较低的政治目标——所有的人都按礼制规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调和的阶级关系——虽然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各等级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调和的，君臣之间应该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民之间是君对下要爱、民事上要敬，各等级之间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这就如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种社会，是一种“家天下”的大一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天子有绝对的权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的社会。实际上，在孔子的理想中，小康社会就是等级礼制井然有序的禹、汤及文、武、周公三代。
孔子所说的大同世界，是小康社会的扩而充之：以天下为公，没有国家，没有上下尊卑；以家族为基础，提倡超家族的精神，社会成员一律平等；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拥有劳动成果，没有私有财产。大同世界，实际上是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的缩影，这是孔子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孔子的政治理想国追求的是“天下有道”，即实现相对统一、有序、稳定的社会环境，但由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及认识水平，还不可能对社会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前瞻。面对“天下无道”的现实，他又深为不满，于是只好借助于先王治世的模型。孔子的政治理想国，实际是先王的世界，因此，让人感到亲切、平实，似乎能触摸得到，但实际上做起来又十分之难。虽然难，却又不是高不可攀，因为三代曾实行过，达到过这种境界，只要按照他的政治原则去做，孔子认为仍是可能实现的。所以，孔子说：“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孔子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家的先驱，开辟了政治思想史的新纪元。从他开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才有了完备的体系；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原则，成为各个朝代遵循的经典圣则；他宣扬的伦理道德，长期以来成为我们民族共同的行为准则，甚至今天仍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因此，孔子在中国古代被尊称为“圣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七、王道仁政
孟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王道”，也称“王政”，而“王政”是基于统治者的“仁”来实现的，因此又称“仁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题。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上承孔子“仁”的精神，又以其性善说为理论基础，发展形成的一种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掌。”（《孟子·公孙丑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就是“仁政”。仁政是统治者基于“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的结果，也就是一种“推恩”的结果，他说：“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以自己的心加于别人，将心比心，便是为“仁”之法。“仁”的概念孔子也曾提到，但主要限于个人修养方面；孟子则将其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仁政首先施于家族内部，“仁之实，事亲是也。”从“事亲”开始，然后推广并施行于社会政治，天下可平，而“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
孟子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他认为，统治者最应该做的是加强道德修养，反躬自省，从己做起，“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统治者只要以身作则，将仁爱之心推行于天下民众，国家就能安定，反之，如果统治者没有仁爱之心，一国将要遭殃，“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可以看出，孟子把行仁政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这就决定了仁政学说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
对于统治者而言，能否施仁政，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国家的兴亡。“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同样，“仁”对于天子以至于庶人也都是必须遵循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仁关系到国家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可见，仁在孟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
孟子认为有两种政治样式，一种为王道，一种为霸道。他大力倡导“王道”，反对“霸道”。所谓王道，就是指仁政，要点在于以德行仁、得民心、保民为王；所谓霸道，指的是以武力服人，虽然有时也讲仁义，但那不过是为博取好名声而骗人的手段，“以假仁者霸也。”（《孟子·公孙丑上》）只有实行王道才能统一天下，因为只要统治者施仁政于民，并教之以“孝梯忠信”，就“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只有施仁政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而靠霸道是不能统一天下的。孟子反复强调“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仁者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认为施仁政可以得民心，就可以无坚而不摧，无敌于天下。
关于仁政的内容，包括“省刑罚”（《孟子·梁惠王上》），“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薄税敛”，什一而税，轻摇薄赋，取民有制；保护工商业，免除关税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税收，“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孟子·公孙丑上》）最主要的内容则是实行“制民之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讨论。孟子主张的仁政内容，着重在于民众生计上，即社会经济政策上，目的仍在得民心，实行“保民为王”的“王道”政治。所以，梁启超先生说，孟子言政治，“舍民事外无国事也。”（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孟子在当时是一位着名游士，他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无情的，如“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敢于毫无顾忌地批评诸侯国国君，责备之下，国君甚至只好“顾左右而言其他”。以他的地位，他本可以做出一番如管仲、子产那样的事业的，然而他不能，他不仅责备孔子所推崇的管仲、子产，“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也反对商鞍、吴起的变法改革，这就决定了他的王道仁政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主观愿望，所以，《史记》评述孟子的言论时用了“迂远而阔于事
情”一语。他的远大的政治抱负，如“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注定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但孟子提出的仁政主张仍有着现实的进步意义，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道德仁义的说教，而是有着实在的经济内容，体现了孟子的重民思想。
八、制民之产
孟子认为，行王道最基本的措施是“制民之产”，也就是给民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恒产，指可靠的以维持日常生活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住宅；恒心，指安居乐业的向善心情。恒产是农民生活的保证，也是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民有恒心的前提。在这里，孟子已初步认识到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这已具有了唯物主义的因素。
孟子理想的经济图景是这样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民应达到的日常生活水平。为了使民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孟子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实行井田制。在与滕文公的对话中，孟子阐述了他所主张的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先秦典籍中最早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孟子的意思是：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把土地划成小块，每块一百亩，九块为一井，中间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农民自由耕种。八家农民共耕公田，收入归国家所有，作为劳役地租；农民私田收人归己所有，作为“养生丧死”之资。这种井田制是孟子根据古代的井田制加以改造而成的，已具有封建生产关系的性质。因为在井田上劳动的是一家家农户，收人归己所有，这是小农经济的模式。
在当时的社会中，商鞍变法实行的是“废井田，开阡陌”，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措施。而孟子所主张的井田制，希图保持着井田之间的经界，保持着封建贵族坐而取禄的权利，他甚至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做到了这一点，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争田夺地、经界漫灭的事情，天下也就安定了。孟子的这种经济政策，是在“先王之制”这个旧框框里，依据现实的需要作一些修正，但有悖于现实的情况，是保守的。汉朝桑弘羊在《盐铁论·论儒篇》中，就评说孟轲的言论是“守旧术，不知世务”，这种批评是比较中肯的。事实上，不但是孟子，在整个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思想代言人都经常提到被美化了的井田制，认为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缓和阶级矛盾斗争的主要办法。毫无疑问，这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实行这种制度的土壤的。
孟子所主张的“制民之产”，就是要给小民以“恒产”，以保证他们人人能生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再现井田制的，因而，所谓“制民之产”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九、民贵君轻
在孟子“王道”政治的范畴里，还包含着一层重要内容，这就是他的重民思想。重民思想是孟轲政治思想中一个辉煌的命题。
体现重民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朱熹注曰：“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为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民是立国之本，是“王道”的根基，民事就是国事，“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社稷不灵可以变置，君不行仁义也可变换，所不能变换者是民众。任何君主都离不开民众，只有赢得民心，得民拥护，才能得天下。孟子认为，
尧舜之得天下，因其得民；桀纣之失天下，因失其民，所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失去民众，社稷与君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价值。
那么，如何才能得民呢了“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得民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给民以实际的利益。统治者掌握了这一方法，一切问题也就很好解决了。孟子强调君主必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尽可能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以便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那些不关心民众疾苦，弃民于不顾，或暴虐其民者，重者将“身弑国亡”，轻者“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
孟子对那些施虐政于民的君主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疤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种“率兽而食人”的君主，是不配做“民父母”的。孟子认为，如果君主贪图享乐，不顾民众生死，民众到时会报复的，这叫“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所以他认为，像桀纣这种君主，是应当受到诛戮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只有行仁政、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民众才会“亲其上，死其长也”（《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地位才能稳固。
“民贵君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重民思想，它表明了孟子对民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孟子把民事放在政治学说的重要地位，主张民事即是国事，要求统治者重视民的问题，这种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这种思想主要还是为仁政学说服务的，其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而并非真正为民着想。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新评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UUT-WUUY-WBBGB-BWYTT-1982GT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以后，"儒"又成了以孔子学说为宗旨而形成的学派时称谓。"儒者"即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儒家政治基本理念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儒家关于政治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在儒家诸子对人文、社会、国家问题的讨论中，主要精神包括：政治是实现人性的形式，治国不能违背仁义原则，政治从本质上说也是做人之道。统治者修己成仁政治的根本，修己最切实的路径是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视听言动，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孝悌之道，治国以治人为本，以治法为末；法无治乱，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乱，应以贤者为君，以圣者为王。君子当其位是实现人性政治的保证。民为邦本，君、民、神三者，民是第一位的，民秉天意，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国家应由贤能的士人掌治权，士人应以义入仕，以道事君；贤能的士人不仅为人臣，而且为君师。士人以修身为体，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一、政治本于人性 人性论是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起点和基础，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人格、政治社会秩序、政治行为规范、政治方式方略的不同设计。儒家是从人与禽兽的区别与分离的角度揭示人类的类属性的。孟子讲：孟子讲：人生而有良知良能，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四心，也就是区别于禽兽的四种属性：仁、义、礼、智。这四种属性的核心是仁与义，礼不过是仁义的具体表达形式，智则是对两者的明辨与觉悟（见孟子离娄上） 仁与义在孔孟思想中有不同含义。孔子的仁包括三层关系结构：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成员，只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可以实践仁（《论语颜渊》）也就是把这种秩序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化为人的主观自觉的意识。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是指贵族或统治者，人与人的关系指统治集团内部即贵族之间的人伦关系。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贵族集团内部建立亲和、彼此相互着想，相互承担责任的关系，三是人与民的关系，即贵族统治者对庶民百性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通过恤民、惠民、义民、博施以济众，建立一种人民相恤的事功关系。孟子所说的仁则是人生来就有的良知良能，即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尽管孔孟对仁的解释各异，但儒家所揭示的仁的本质和精神是共同的，仁的本质是由血亲之情而放大的的同情心和爱心，孔子讲“爱人”孟子讲“亲亲仁也，都是对人最本质的说明。 二、寓政于修身 《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这样两段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君道》“请问为国？曰：闻修身也，未尝闻为国也君子仪也，民者景也，仪正则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政治的第一要义，是统治者的实践人性，是统治者自治的问题，是统治者自己管理好自己的问题，自身不正，怎么要求民正，在儒家看来，政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自身建设，即修身。P4 孔子所说的修身有两条：其一是克己复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所说的礼是周礼包括官制和冠婚丧聘朝及相见饮酒等礼仪规定，周礼即包括管理社会的职责和等级规定是，又包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活动方式和行为规范。就中体现了尊卑上下贵贱长幼等宗法等级秩序。孔子认为礼是人间秩序较完美的形式，郁郁其文哉孟子认为修身首要是尽心、存心《孟子尽心下》尽心也就是把人固有的四心——仁义礼智的善端发扬开来；存心也就是“立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立四心也就是立仁义礼智。孟子的修身实质是在人心上下功夫，这种修身被宋明心学所弘扬。
谈谈儒家的政治理想 对儒学来讲，理想人的培养和和谐家庭的建立毕竟只是为达到最终目的──治国平天下──铺平了道路，要使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出现，根本上还需要现实政治的努力。天下统一，政治清明；上下有分，等级有序；尊贤礼士，君仁臣义；君民同乐，轻敛薄赋：这既是儒学家们憧憬、瞻望的理想社会的格局，也是他们终身倡导，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现实政见和主张。 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管理社会的理想。而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会，便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从孔子的天下归仁、近悦远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乐、百姓“亲睦”，到荀子的上下协调、“群居和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等无不构画出一幅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妙蓝图。 先秦儒家这种从仁学的基点出发建构而成的美好社会的图景，到了秦汉之际，便自然地发展为“大同”理想。“大同之世”显然是对原始社会的带有理想化成分的描述，但它表达了儒家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它抓住了“天下为公”这一公有制社会的本质特点，肯定了原始民主、平等和互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儒家在提出“大同”理想的同时，从社会现实出发，又肯定
“大道既隐”，“天下为公”已被“天下为家”所代替。出现了财产私有，“货力为己”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教度，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官爵、财产世世代代相沿袭，形成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关系，于是，便有必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区分尊卑上下贵贱的礼义制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儒家把这种需要用礼义制度、道德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称之为“小康”社会，并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孔孟所倡导的礼义之治的历史必然性，亦表达了儒家的较低一层次的社会理想。 然而，不仅“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以仁义为法则来协调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孔孟学说的遭遇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孔孟提倡的重德治教化，省刑去罚，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减轻受剥削压迫的程度，从而对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出较多的人民性和历史远见。但另一方面，这种善良的愿望和主张却不符合统治者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扩大疆域，称霸诸侯，一统天下，需要的是暴力、酷刑等更为有力的，现实的手段。 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儒家这种以仁学为基础的政治理论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百家争鸣（思想自由） 1、百家争鸣的原因：社会大变革 2、百家争鸣： A 儒家．． ：后来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 春秋：孔子 ．．．．． 战国：孟子．．．．． 荀子 西汉：董仲舒．．．．．． B 道家：唯心主义的观点：道，无为、逍遥（处事方法），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 春秋：老子．．．．． 战国：庄子．．．．． C 法家：法家思想是最受统治者推崇的思想，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 战国：韩非子．．．．．． D ．墨家．．：兼爱、非攻、尚贤。 3、百家争鸣的影响 ①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② 促进了文化思想的繁荣； ③ 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二、焚书坑儒（文化专制） 1、背景：政治专制 2、目的：统一思想 3、评价：A 、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 B 、使儒学走向低潮 C 、受到主流文化的批判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居于统治地位） 1、背景：社会环境的变化 2、认识：既要维护君主的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又要限制君主暴政；继承儒家“仁政”学说，又吸收法家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思想；外儒内法 3．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 （1）新儒学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有积极作用（根本原因）； （2）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3）汉武帝通过起用儒士参政、兴办太学和地方郡学、将儒家经典确定为教科书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评价（影响）：⑴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⑵结束各学派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百家争鸣局面彻底结束），扼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⑶对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视，推动了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 主张：思想：仁、礼（德治） 教育：私学、有教无类、“学而时 习之”、“学思结合”、“当仁不让于师”、全面发展 文献：《六经》+《论语》 评价：思想：主流思想 孔子：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 创始人（圣人） 主张 道德规范：仁、义、礼、智 政治思想：“仁政”（核心）、“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 哲学思想：“性善说” 道德思想：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人格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 文献：《孟子》（“四书”之一） 评价：亚圣 主张：道是世界的根本；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顺应自然） 文献：《道德经》 将道家（黄老之学）、阴阳家、法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改造传统儒家思想，形成新儒学，新儒学主要增加了四方面的内容：① 天人感应 ② 君权神授 ③ 三纲五常 ④ 大一统。 即⑴加强中央集权：“春秋大一统”、“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 ⑵加强君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⑶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三纲五常”学 说 ⑷发挥仁政思想：限制土地兼并和轻徭薄赋（民本思想） 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主张：①宣传天道与自然无为的思想 ②提出“齐物”的观点 文献：《庄子》 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张：主张加强君主权势（法、术、势）；主 张顺应历史发展，变法革新；严刑峻法，奖励耕战。 影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统一全国 哲学思想：①“天行有常”“制天命而 用之”（唯物主义） ② “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由恶变善） 政治主张：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 仁政思想：用“仁义”“王道”“以德服人”来施政； 民本观：君为舟，民为水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儒家思想专题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㈠春秋时期-孔子： 1.地位，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主张:核 心思想是“仁”和“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⑴仁： ①含义：“仁者爱人” [三层内容:A爱自己的亲人;B爱他人，广泛地体贴和理解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C统治实行仁政，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②实现“仁”的方式， A就要遵守“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B中庸之道（1.中庸的含义:1)中：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2)和：将各种正确的原则、思想等妥善加以调和,使他们互相补充,互相制约。2.中庸与仁礼的关系1)要实行仁和礼,就必须遵循中庸之道2)中庸是划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依据；3.意义： ⑴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 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被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讨论的，但实质上不仅对处理人际关系 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也有指导意义．）；‘ C克己复礼为仁； D实现五者（恭宽信敏惠）为仁等 ③仁的思想的意义：A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B在当时有利于抑制暴政； C对今天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及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借鉴意义；但其爱人是有等差的爱。 ⑵礼：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但另一方面有利于稳定社会 秩序。 ①含义：A 指治理、安定、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秩序；B 礼仪 制度。孔子所追求的理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它规定了一整套在衣食住行方面必须合乎尊卑等级身份的仪礼规范，并发展成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 ②主张：正名。A于社会: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B于个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③仁和礼的关系 礼仁结合。纳仁于礼，是人道与政治的结合。 A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 B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 C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 D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⑶仁礼评价：对儒家的“仁礼”学说的评价：１．内涵极其丰富。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 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２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强调社会责任与社会和谐，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在当时有利于抑制暴政；对今天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及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借鉴意义。３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它又极大地限制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造欲望。４这种两重性作用于孔子以后的悠悠岁月，造成中华民族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以及安贫乐道，因循保守的社会心理特征。 ⑷政治思想：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 ⑸社会历史观：主张逐步改良。 ⑹天命观：主张敬鬼神而原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虚于天命，重于人世）。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关键词：历史背景联系区别“德”“法”结合标本兼治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
儒学与政治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确实与政权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传统的经典著作留下来的主要有有《论语》、《孟子》、《大学》等，里面的论述都涉及到政治方面。像《论语·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大学》这本书主要是讲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一个基本思路，也可以说是一个由内心圣明到向外推己及人，进而建立制度的一种理论，也是一套政权运作的表现方式。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看作是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为政权服务。但是，儒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权，以及在政权之下儒家的发展如何？我认为与其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不如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来研究讨论，考察这个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权的相互关系，只有这个基本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够依靠客观、真实的史实来研究讨论儒家思想与政权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大学、明明德、至善、儒学与政治 我们先从《大学》了解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基本思路。 一、读《大学》后对它的理解 《大学》章句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人，在至於至善。”② 朱熹注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明德，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昬；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逐明之，以复其初也。” 什么是大学？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这样讲大学：“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民，则既莫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也。”所以，在朱熹看来，大学就是古人教书育人的方法，民由天生，被赋予仁、义、礼、智等崇高的德行，人生下来之后被欲望所蒙蔽，明德并不能显现出来。通过大学这种教育方法，帮助我们重新找回这种明德。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这样讲：“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中华书局, 1983年, 第五三页.
儒家政治哲学特点略说(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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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哲学特点略说 ――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为参照 梁启超称，“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1陈寅恪进一步补充说，“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2这个影响华夏民族最深最巨的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本文即拟通过从其与西方政治哲学之奠基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参照对此稍作探讨。 背景：城邦与宗邦 有怎样的政治问题，就有怎样的政治学。事实上，汉语“政治哲学”或“政治学”并非英文political philosophy或political science的简单对应概念。作为political philosophy即所谓政治哲学词根的“polis”是“城邦”（civil stste），它与作为儒家政治哲学发生语境的宗邦（kindreddom）迥然不同。汉语“政治”一词是“政”与“治”的组合，从《尚书·洪范》记载的“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看，“政”是指物质生活保障、祖先祭祀、道德教化、对外交往和战争组织等公共事务；“治”则是指治理，即“使……获得条理、秩序”之意。这似乎跟我们经验中理解的所谓政治十分近似。但是，从比较和发生学的意义上将其与关于“城邦事务”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对举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是明显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先看城邦。 西方经验中历史的发展被描述为由部落、家族到国家的演变过程。亚氏《政治学》即以“家庭－村坊－城邦”的演进模式为基础。3虽然库朗热对希腊罗马源自久远的宗教信仰十分看重，但仍然不能不承认，“在城邦与氏族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在经历“五次革命”后已经与其“完全相反”。与此相应，武力和血缘亦均被排除在组织原则之外。4亚氏正是清楚意识到这点而与柏拉图分道扬镳，认为“柏拉图未能区别家长权力和政治权力是严重错误之一”。与柏拉图的《政治家》断言“国家不过是扩大了的家庭”不同，5他指出：“城邦确实为‘一’（由不同元素组合而成之）整体，不同于民族或军事联盟的成为同类事物的一积聚。”6所以，“建立”二字在《政治学》的开篇出现值得给予特别重视，7因为正是这个事件本身，才引发出对于“善”、“公平”等制度问题的思考。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5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第11～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具体说，是一些“行业和职能相异的分子（凭共同目的）组成”的“政治团体” 7“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
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强大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上，乃至领土上保持独立的重要因素。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到今天仍发挥着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影响力到底从何而来，为何可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儒家文化到底对中国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将来做一些简单的探讨。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儒家文化体系是一个怎么样的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思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弘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 孟子从内心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以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政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根伟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 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论也。行之得节，立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尽管汉语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做的职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呵护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 以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架构，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是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内容。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积极的方面： （1）重视教育，并创造“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在教育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辩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终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起来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古汉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一．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评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甲乙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尊卑等级素服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甚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对，应者有云，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 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並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1]。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學說，是对中国以及東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以人為中心的宗教。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儒家实质上可说是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或是宗教的伦理学诠释，但不是宗教的本身。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形成流传至今的儒家主流。 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成为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又在孔子“仁”的中心理论下提出“民贵君轻”和“仁义”，“王道”的思想，是儒家学派成为蔚然大宗；到了秦国期间。因为秦始皇才有发家的思想，实行思想控制，所以发生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使儒家学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汉代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和无为而治的政策，儒家思想得到了复苏；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思想，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独尊的地位，也奠基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在魏晋时期，儒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挑战；唐代，韩愈首先提出了振兴儒家思想的理论，并提出三教合一的理论；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兴起，也使得儒家文化成为考试教科书，而且广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什么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那么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下面是为你搜集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希望对你有帮助! 孟子的政治主张即是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政治上的思想和意见，已经经过了春秋时期的孔子的长足发扬，使得他的主张变得更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需求。 孟子看到齐国争霸，生灵涂炭，所以他提出君王施行仁政，才能使人民归附。他认为，君王应该减轻刑罚和赋税，这样才能使人民安心耕种，保持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他反对土地兼并战争，认为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 孟子觉得国君应该想方设法满足人民对生活的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样才能使人民富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要保证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人民可以饥寒无忧，这才是王道的开始。 另外，孟子认为应该对人民实施教育。严苛的法律虽然可以暂时稳定国家的秩序，但人民并不是甘心情愿的听候差遣，唯有从内心上让他们感受到君王的仁义，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统治者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定统一。 政治上，孟子认为君王应该推行王道。所谓的王道，即是和霸道
对应。王道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德服人”。是一套依靠发展农业，保障人民生活和对人民教化的政治理论。 但是孟子的政治思想理论过于理想化，因此没有被当时的列国君王所采纳，因此在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后，他回到家乡和弟子一起著书立说。从可观的角度来分析，他的理论，在当时的封建主义社会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性的。 孟子的思想主张相信朋友们对孟子都不是很陌生，不管是从教学课本上，还是从文言故事里。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孟子的思想主张。严格的说，孟子是孔子的后世弟子，当然作为孔子的弟子他传播的也是儒家的思想精髓。 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人物，孟子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社会地位在战国时都是深有影响的，孟子对当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关于仁政的思想主张，战国时期孟子曾游历于各个国家，游说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对于当时战乱频繁的时代具有深远的意义。 孟子在人性，社会观点，仁政，礼仪，民本，价值观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思想主张。在人性方面，孟子的思想主张是仁善，与人为善，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的品德，要求人们多注意检讨自身;在社会和政治观点上，同样是仁政治理天下，让王者一定要仁义治国，重视人民的自身意愿;在民本方面，它的思想是注重民心所向，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价值观方面更是强调自己的一言一行，主张礼仪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孟子的家乡是现在的山东，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同时也是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