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共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外在原因
作者：杨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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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党，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左右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两党有过成功的合作，也有过长时间的分裂和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已有过评论。本文从国际关系变化对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的角度探讨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的原因。
［关键词］国共合作分裂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杨汉强（１９８１—），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中国政局乃至国共关系的变化，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力量大博弈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影响中国政局的主要国际势力，有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等国，还有共产国际。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分赃”不均，各帝国主义通过召开华盛顿会议，暂时在侵略中国的争斗上达成妥协，“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１]（Ｐ１４３)，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成为国共合作的外在“压力源”。这时，建国不久的苏俄刚刚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迫切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恢复因战争而破严重破坏的国内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且改善其在东方的国际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在东方寻找朋友和支持力量，共产国际和苏俄加快了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苏俄和共产国际陆续派出使者和顾问，帮助孙中山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物质上给予孙中山宝贵的援助，从而坚定了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三大”，进行了两年的热烈讨论，由“一大”确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二大”确立“民主联合战线”，由同意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逐渐发展为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１９２２年８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中共领导人与马林激烈争论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并由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付诸实施。因此，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战略决策，事实上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催化剂”。这样，既有外来的“压力”，又有“催化剂”的加速作用，国共第一次合作，水到渠成。
二、帝国主义分化革命阵营、共产国际和苏联原则失误与国共分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两党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纲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中国人民的自救解放运动必然影响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１９２６年秋，北伐军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加上汉口、九江革命群众收回英租界，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第一，为北洋军阀提供了大量贷款和军火，还应北洋军阀要求，在租界大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志士，并把他们引渡给反动当局。第二，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到处寻衅闹事，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清楚的表明帝国主义强盗企图利用炮舰政策来阻止北伐部队的进军和中国的统一，同时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叛变革命”[２]（Ｐ５６５)。第三，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南京事件后，帝国主义列强引诱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中国共产党，加速了帝国主义列强与蒋介石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的进程。“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武装势力的硬的办法，而且还有软的办法，从国民运动营旅中诱惑”蒋介石“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激进派，根本削弱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３]（Ｐ１５—１６)。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处理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失误。第一，在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共产国际始终重视国民党，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４]（Ｐ７６)，并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则，从而助长了共产党内右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反，对作为自己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则持轻视态度。“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的过早……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５]（Ｐ２２０—２２１)第二，共产国际不顾形势的变化，始终坚持“党内合作”的方式。“党内合作”方式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符合统一战线方针，而且也是孙中山所同意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惟一途径。然而，孙中山逝世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的不断挑衅，“党内合作”方式渐渐不符合形势。共产党人曾多次提出改变合作方式，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但共产国际均坚决反对，批评之为“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敌人称快……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６]（Ｐ２０６)。第三，当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了迁就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政策。例如“中山舰事件”后，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就要求革命力量实行退让，以安抚蒋介石，避免破裂统一战线。他没有只言片语批评嚣张一时的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阴谋活动，而是大肆斥责革命阵营内部的“缺点错误”。第四，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的代表，一般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处于决策地位，甚至国际代表之间的意见也不统一，互相矛盾，如鲍罗廷和罗易。由此造成中共党内混乱，无法在革命紧急关头解决各种问题。在这种国际关系条件下，国民党对合作的“离心性”越来越强，共产党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一味以妥协求联合。维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可能性愈来愈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难以避免。
三、国际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之争与国共第二次握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是这个时期国际形势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华北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美英等国统治集团一方面想利用日本镇压中国革命，又想利用日本作为反苏的力量，因而对日本暂时有限的侵华采取了姑息养奸妥协纵容的政策。“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不给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提供借口，在对日关系方面采取了姑息妥协的姿态……不敢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反而把中日作为…交战双方?等同对待，采取同美国完全一致的态度”[７]（Ｐ４１０)。造成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旧对美苏“援助”、国联“调查”等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继续其“攮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这时，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目的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国际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完全排斥“上层”，不要中间势力，没有联合对象的自己孤立自己的策略方针。以上这些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对日政策、策略是不可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还造成国共两党的矛盾在民族矛盾开始上升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能得到缓和，相反进一步强化了。直到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８]（Ｐ１４３)。这就直接影响威胁到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使“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明确表态深感不安”，“它们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反对日本…想在东方当霸主?”[９]（Ｐ４５３)。这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逐渐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提出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１９３７年８月，《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订。中苏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日本帝国主义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１０］（Ｐ３４３)。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共两党相继调整政策，并最终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四、美苏争霸与国共再次分道扬镳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在“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号下，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由于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这时“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是：一方面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另一方面又采取…调处?策略，调停国共冲突，防止内战，建立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力图以和平方式将中国统一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达到不战而控制中国的目的。此外，它还加紧拉拢苏联，促使苏联支持国民政府，并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１１］（Ｐ１４３８)。有了美帝国主义的撑腰，国民党反动集团更加有恃无恐，一边邀请中共代表团去重庆谈判，一边频频发动与中共军队之间的冲突。可是当上党、绥远、邯郸、津浦路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近１１万人，解放区军民取得反击战争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掀起强大的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当局政治上陷入孤立的时候，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破产，美国政府被迫调整其对华政策，即由公开的“扶蒋反共”改为以“中立”和“调停”的面目出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名，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六月下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八月十日和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１２］（Ｐ１２０３)。这就是美国“调处”政策的本质。从苏联角度看，苏联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便支持当权
的蒋介石。“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要求与中国友好和睦相处；（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统一中国”[１３］（Ｐ１４４０)。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明显，苏联有意支持国民党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赞成中国人民向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而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的妥协。可见，美苏的对华政策无非是二者为保证自身的利益而以中国“和平”“统一”为幌子的谎言。这些政策无疑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加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加速了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又不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完全关闭了两党的谈判大门，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历史，由此结束。
尽管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国共两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其发展过程也深深打上国际关系的烙印。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大陆长期、稳定执政的党。国民党自２０００年成为在野党以后，积极进行议会选举和政党外交活动，以图尽快恢复其原来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百年老党，在领导层实现新老交替后，积极改革的国民党具有重新上台执政的能力。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国际关系缓和但局部地区国际关系时有尖锐矛盾的大背景下，我们总结两党合作和分裂的外部原因，就是为以后国共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合作总结经验教训。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１］［８］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１１］［１３］黄修荣．国共七十年（上册）［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集［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二大”和“三大”［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斯大林全集：第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
［７］［９］法学教材编辑部．国际关系史（上册）［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０］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２］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晏蔚青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形成：1.最早提出国共合作的是孙中山。 2.1922年6月15日，中共通过发表对时局的主张。 3.中共通过革命实践和共产国际的帮助，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 性。 4.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一同来华。 5.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 6.1923.5共产国际对中共发了三次指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领导权应属 工人阶级政党，设法建立工农联盟。” 7.1923.6共产国际做出了关于中共和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 8.1923.6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9.1924.1.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3项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
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在会议前夕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5项要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决议案。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大举入侵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举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力量分化整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也开始相应变化。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国民党的政策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也逐渐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向发展。 1933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方针。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５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８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1937年２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五项要求，并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２月中旬至７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通电，号召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７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公开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８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扬言３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上海直接受到威胁。８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８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８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从两次国共合作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上共有两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发展了民主革命，推进了北伐战争，后在一系列反革命政变下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共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国共合作形成。1946年，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宣告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取得了丰硕的革命成果。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华民族的觉醒更进一步。这些事实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的良好的基础。几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党之所以能够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对一致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对中华民族的侵蚀和剥削的历史任务。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国共合作的关键因素。所以国民革命或者联合抗日只是这个问题的现实反映和外化，国共两党在必要的历史时刻选择比较宽容的方式相互利用以达到共同的目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时，国共两党的独立性都相当大，并且缺少共同的政治纲领，可以说是在各自为战。但是爱国热情是相当强大的驱动力，国共两党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与日本军队顽强抗争，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做殊死的抗争。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各个战场上，中国广大爱国将士，前仆后继，义无反顾。两个战场既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又各自独立对敌作战，相互依存和配合，不但挫败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而且使其陷入人民战争之中而无法自拔。国共两党军队的战斗和牺牲，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践充分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唯一途径，是民族解放的决定性因素。两党在历史任务的要求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相同目标的不同阶级政党一个成功的合作案例。
两次国共合作与两条战线 （2017—2018学年吉林松原高一上学期第二次月考）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一总而言之，国共合作主导下的国民革命，是一场更富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性质的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这场革命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变迁更加密切相关，革命的社会动员程度和民众参与积极性更加高涨，是在对政治共同体作出新的解说（新三民主义）的前提下，由一个新的政治上层来取得政权，建立起更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它反映的历史主流，是在中国建立起对外自主独立的、对内具备有效权力和权威体系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材料二但无论如何，中国都能与两者（苏联人民战线与英美民主联盟）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问题： （1）国共第一、二次合作的主要目的分别是什么？各起怎样的作用？ （2）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有什么显著的差异？新课标主要运用了文明史观之史学范式，上述两则材料又运用何种不同的史学范式，试指出来。 （3）国共前两次合作破裂，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从国共分合的史实中，你得到什么认识？【参考答案】（1）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和统一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国民大革命，它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国共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共同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法西斯，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2）特点：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实行党外合作；没有统一的纲领（主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高举爱国主义，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取得更多的国际援助，享有更高的国际声誉。
论国共两次合作，毛泽东蒋介石之我见 一．两次合作的基本内容 第一次 时间：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 标志：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目的：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改变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条件： 1）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 2）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 3）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 方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政治基础：1）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2）它是国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党，二者目标一致。 意义： 1）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2）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3）共产党大大地拓展了成员数量和组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使共产党开始成长成熟，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5）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第二次国共合作 时间：1937年9月23日开始至抗日战争结束 标志：1937年底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目的：抗日救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其赶出中国 目的：抗日救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其赶出中国 条件： 1）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2）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3）国民党需要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1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班级：任课教师： 姓名：Kevin 学号：成 绩： 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与启示 一、国共两次合作背景 第一次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需要强有力的同盟者。第二次合作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两次合作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里，都面临共同的强大敌人。但第一次合作的背景是是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而第二次是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二、国共两次合作原因 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还只有国民党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还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起了五四运动影响等。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以后，国内形势日趋严峻，迫使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党派迅速作出抉择和反应，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原因是中共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结果。国共两次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下实现的。不过第一次合作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
浅析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 国共合作，是指国共两党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求同存异，而组成并不断扩大联合阵线或统一战线，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而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国共合作却也有着各自的异同点。 1）两次国共合作的背景是不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因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和军阀连年混战，而陷入危机之中，而当时中国各进步政党的单个力量显然是渺小和不足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非极其强大，至于国民党方面，虽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力量有所发展，但也不过是一个占据广东建立区域政权的区域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进步政党和各社会阶层必须走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道路。所以，国共两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所造成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而国际上，以苏联、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同盟国正在与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轴心国交战，中国获得国际援助十分有限，所以为了抵抗在科技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日本，国共两党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任务是有所不同的，第一次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任务，而第二次则是把抗日救亡当作目标。 2）两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不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合作后，国民党改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肩作战，是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国民党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形成的是党外合作。 3）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两次国共合作的倡议都是中共方面率先提出的，而且中共方面还为促成国共合作积极行动，并提供对国共双方乃至民族和国家利益都有利的合作方案。同时自身也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和牺牲。 第一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还很弱小，甚至主要活动都要在地下展开。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主要是开展工农革命，而在第二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已经独立自主的开展斗争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自身力量也不断的壮大。 4）两次国共合作的性质是不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四大革命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结成的全民族爱国力量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 两次国共合作方式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具体形式：形式上为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保持着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2)两次国共合作政治基础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3)两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而中途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 4) 两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不同： 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力量小，国民党同样需要和共产党合作，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相同点： 1) 两次国共合作的背景相同：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 2) 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相同：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实现的，第二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首倡者。 3) 共产国际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仅提出了具体策略，还 派代表直接帮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在具体行 动方案上则体现了中共的独立自主。 4) 都取得了革命成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虽然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 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不少条件，毕竟因国民党右派叛变和共产党政策 失误而最终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仅完成了抗日大业，而且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党的建设 的成效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国共两次合作的异同点 相同点： （1）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里，都面临共同的强大敌人。 （2）都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共产国际的积极促成下实现的。 （3）都经历了复杂的内部斗争，其焦点是阶级利益支配下的领导权问题。
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背景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2）第二次国共合作： 背景：华北事变后，中共意识到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号召反法西斯；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过程：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开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的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共的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会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共来领导。这个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同红军和解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们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一致抗日。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第二天，国民党发表自卫宣言，表示要“抵抗暴力”。后中国改变军队为八路军和新四军。9月22日，国名当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意义：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但后来，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发动皖南事变，破坏了统一战线。 1. 历史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当时国民党是声势虽大但如一盘散沙。 孙中山革命数十年，成果被别人轻而易举占有。屡战屡败的苦果，使孙中山在这些日子 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失望了。 ”使孙中山陷于一筹莫展的绝望之中。面对当时的形势，孙中山决心两手抓，一方面宣传党党德开训练党员重树国民党形象，既着手改组工作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帮助，通过苏俄的帮助， 借助共产党的新生力量，并从思想上、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全面改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当时蒋介石剿共剿得正酣，国共积怨矛盾冲突重重，政治分歧也很大，国共两党内部对再次合作分歧很大，认识不一。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在全国一片抗日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重新考虑国共合作的向题。西安事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一个表现，直接 促使国共合作的是共产党的努力和日寇的入侵直接威胁国民党集团的利益。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中共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1922年8月，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党的让步，在三年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没有军队，没有领导权)。 孙中山同意国共合作 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破裂： 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国共第二次合作 形势促使国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
一、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同点 （1）从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社会面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2）从相互关系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因国民党力量的相对强大而都是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辅之，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主动纳入到国民党集团的行动体系。 （3）中共是推动者，国民党是破坏者和终结者。 （4）从外界反映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得到了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欢迎和声援，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到了苏俄的指导和扶助，第二次国共合作得到了美国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5）从历史影响而言：推动革命发展。 二、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点 （1）合作的具体背景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展开之际，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同封建军阀、大资本家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发生在生死攸关的抗日战争之初，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 （2）合作的斗争对象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斗争的对象以国内封建军阀即北洋军阀为主，因而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形式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斗争的对象是全面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因而以民族独立战争的形式出现。 （3）两党的相互地位不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共两党都是较为弱小的党，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但都是革命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已是执政党，但却是反革命的面目。共产党通过武装割据只是控制着全国面积不大的根据地，是在野党，并仍是革命党。 （4）两党的结合程度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党内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党外合作 （5）共产党的成熟程度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还是一个刚成立不久处于幼年时期的党派，在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特别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预防国民党背叛革命方面准备不够，国民党破坏合作关系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又犯了极左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已初步成长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找到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中，既打击了敌人又发展了自己。 （6）对世界的影响程度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主要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影响并联合国民党，引导工农发动国民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军阀，但影响主要局限在国内，没有改变世界列强主宰国际秩序的格局；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中国战场抗击牵制了大部分日本侵略力量，即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的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使中国第一次取得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也影响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对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如果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国共两党自身登上了全国政治舞台，那么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使中华民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加快了中国历史接上世界历史潮流而非孤立存在状态的步伐。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及意义 答：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性质、纲领相互对立的政党间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民族存亡受到严峻考验的的形势下形成的以联合抗日为目标的的武装联盟。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表现。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同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斗争退为次要矛盾，中华民族同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必然要求将国内所有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是适应这个要求建立起来的。 其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同产党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顺应形势转变政策的祭俄国。前者是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所在，后者是国共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口号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有力地动员了广大群众，使全国迅速形成了抗日反蒋浪潮，有力推动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1935年12月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在全国很快形成了抗日浪潮。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一个标志。国民党在全国反日抗战浪潮前极为孤立，不得不改变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实现了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大联合，以此来推动国民党走上抗战道路。1936年1月25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0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随后，红军与东北军在停止内战、通商、联苏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协定。在此期间，毛泽东指派汪锋就联合抗日问题同杨虎城多次交谈，并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实现了“西北大联合”。 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迫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华北事变后，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代表英美利益的国民党有可能出现转向抗日的变化，并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也加快了两党的合作进程。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共产党为实现两党重新合作，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政治让步，在全国引起反响，并得到国民党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从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两党进行了多次谈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联合的实现。 再次，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华北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向中国领土日益深入，不仅危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威胁和影响了英美在华的利益，这就形成了英美列强联合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西安事变后，英美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唯恐蒋介石被杀，亲日派当权对己不利，主张支持国共合作的立场。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赞同态度，为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一次有充分思想准备、清醒的合作。双方呈现出既联合又斗争，既并肩抗日又同根相煎的矛盾局面。它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产物。第二次国共合作以酝酿时间长、过程艰难曲折而闻名于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意义主要有：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摘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从1937 年9 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1947 年春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退为止, 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10 年,贯穿于8 年抗战历史的始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进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①。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 (一)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特点是四分五裂、两党尖锐对立。那时候,“我们国家不特科学落后,即是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完全达到”[1] 。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但随之而来却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对蒋介石不满,要求改变误国政策;谋图割据的地方军阀乘机制造分裂,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及其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围剿”和“反围剿”成为两党斗争的主要形式。国家的分裂,两党的对立和日本侵华的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对中华民族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派力量联合的迫切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国民党也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敦促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最终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 人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各地方实力派也捐弃前嫌,不念旧恶,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 年“九一八
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６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彻底背叛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国共第二次合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至７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
浅析国共第二次合作及其历史启示 武汉市青山区武东中学黄文雄弹指一挥间、七十年过去，在七十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 一次对外入侵战争的完全胜利。对于这一场抵御外敌的战争——抗日战争，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各家是众说纷纭，归纳出了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达成的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都是在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危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产生，国民党先于共产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学欧美；一个要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学前苏联。政治路线完全对立，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死敌，但就是这对冤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实现了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这里不再赘述，现主要就它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背景及进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已不满足在中国扶植代理人进行侵略的做法，而是要将整个中国灭亡进行直接统治。它们先是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整个东北地区，紧接着在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筹划华北自治，妄图侵占整个华北，进而达到侵略整个中国的目的。而在此时的中华大地上国共两大政党依然进行着殊死搏斗，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消灭共产党，先后对中央苏区实施了五次围剿，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撤退，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其它苏区的反围剿也先后失利，共同踏上了长征之路。在长征的路上，中国共产党仔细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式，准确判断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中国人民劳苦大众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演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就必须适时作出政策的调整，于是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紧接着，中共中央与当年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于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也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灭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发生了转变，又妥协退让变得日趋强硬。再加上多年的剿共效果也不是很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想变“剿”为“抚”,双方都多次派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综因分歧太大，没有谈成。但是蒋介石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其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依然多次派军队发动对陕北红军的进攻，都已失败而告终。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督促剿共，两位民族英雄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最终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各方共同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两党代表接触谈判更加频繁，先后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论国共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外在原因 作者：杨汉强 字体：【大中小】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党，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左右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两党有过成功的合作，也有过长时间的分裂和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已有过评论。本文从国际关系变化对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的角度探讨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的原因。 ［关键词］国共合作分裂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杨汉强（１９８１—），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中国政局乃至国共关系的变化，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力量大博弈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影响中国政局的主要国际势力，有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等国，还有共产国际。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分赃”不均，各帝国主义通过召开华盛顿会议，暂时在侵略中国的争斗上达成妥协，“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１]（Ｐ１４３)，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成为国共合作的外在“压力源”。这时，建国不久的苏俄刚刚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迫切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恢复因战争而破严重破坏的国内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且改善其在东方的国际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在东方寻找朋友和支持力量，共产国际和苏俄加快了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苏俄和共产国际陆续派出使者和顾问，帮助孙中山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物质上给予孙中山宝贵的援助，从而坚定了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三大”，进行了两年的热烈讨论，由“一大”确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二大”确立“民主联合战线”，由同意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逐渐发展为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１９２２年８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中共领导人与马林激烈争论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并由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付诸实施。因此，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战略决策，事实上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催化剂”。这样，既有外来的“压力”，又有“催化剂”的加速作用，国共第一次合作，水到渠成。 二、帝国主义分化革命阵营、共产国际和苏联原则失误与国共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