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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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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文化

作者:陈季冰

来源:《商周刊》2015年第08期

我曾不止一次在公寓楼的电梯里碰到这样一对母子——

牙牙学语的小男孩每说一句普通话,年轻的母亲总是温和而又坚持地对他说:“讲上海闲话。”小男孩不得不万分吃力地把那句本来相当流利的普通话翻译成“洋泾浜”上海话,一脸的不情愿。年轻的母亲随后不厌其烦地帮他纠正发音和用语……一旁的我没忍心告诉她,其实她自己的上海话说得也很糟糕。

每次见到这样的别扭场景,我都难免感动。我甚至认为,这位年轻妈妈应该得到嘉奖。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在以前,我有这样的念头都会被认为是极其错误和不应该的。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地方的人们相继喊出了“保卫方言”的口号。用“保卫”(而不是“保护”)这个词,泄露了他们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上海和广州两地还因媒体出言不慎和电视台方言节目可能减少而引发了民众不小的抗议。

每次发生这样的纷争,全国性的主流舆论多会发出一些劝慰的声音。但看得出来,它们说到底不是视此为大惊小怪,就是干脆认为它不可理喻。

那些进步派人士通常会这么说:语言主要是个交流工具而已,地方方言则是传统社会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特定产物。在开放的现代社会,随着流动性空前增加,普通话逐步取代方言是一个必然趋势。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文化自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有些传统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惋惜,因为新的更好的事物会不断涌现。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宽容大度地表示,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方言或许的确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但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将两者对立起来是一种狭隘思维。

在这些人看来,普通话的普及程度甚至还是衡量一个城市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尺。2009年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的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就用调侃的口吻说道:在浦东,尤

其是在陆家嘴(相当于中国的曼哈顿),“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说实话,我并没有期待这些开明进步的人士能够理解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不过我还是想弱弱地提醒他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时候,上海都要比现在更加开放和国际化,要不怎么会赢得“远东第一大都市”、“东方巴黎”这样的称号呢?但那时的上海滩上没几个人说普通话——那时叫“官话”或“国语”;同样,今天的香港无疑要比广州更加开放和国际化,但香港街头的广东话不仅比广州街头更嘹亮,也更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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