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第27卷第5期Vol．27No．5
2011年9月
Sep．2011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２５
［作者简介］陈万灵（１９８６－）
，女，安徽灵璧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９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及原因
陈万灵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摘要］《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般都在叙述之后，
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且评论篇幅都不是很长。也有相异的地方，《左传》的评论多假以“君子曰”的形式，作者很少直接介入评论；《战国策》中作者开始直接介入评论，极少采用“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均有不同，其原因主要有时代和思想根基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作品本身的差异等。
［关键词］《左传》；《战国策》；评论；异同及原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６５２（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４９－０４
绪论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列举了唐以前史书中史评的体式，其前后承继、发展演变的轨迹赫然在焉。“《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１］
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除了“某某曰”的体式因循之外，《史记》中史评体式最大的进步在于作者司马迁这个叙述主体对评论的介入。作者的评论大量地介入史书之中，《战国策》中就已经出现了。在从《左传》到《史记》史评“论赞”一体的萌芽、发展乃至形成的过程中，《战国策》的评论介于二者之间，起着一定的桥梁架构作用。本文以《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为考察对象，试探讨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的异同及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一《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
（一）就评论体式而言，《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有异有同
《左传》的作者一般不直接介入评论，当然也有作者评论的情况，但比较少见。如《文公六年》作者在“君子曰”评论“秦穆公死而弃民”之后，叙述了古代王者知道自己命将不久于人世的做法之后，云“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委婉地表明了作者对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做法的非议。但大多数情况下，《左传》的评论，多“假君子以称之”，有两种评论类型：一类直接出现评论人的姓名，如仲虺、周任、仲尼等，其中仲尼的评论则达２５条（有的评论接连出现，并作一条计算）。二是不直接点明评论人是谁，而总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四种体式，这一类的“君子曰”（统称作“君子曰”）评论竟有８０余条。尤其是其“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多引《诗经》来评论。其引《诗》评论的数据，朱闻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做了详细的统计，并得出如下结论：“‘君子曰’对《雅》、《颂》的引用频率要远高于对《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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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而且在对《雅》的引用中，‘君子曰’更偏好《大雅》。”［２］
而《战国策》中，作者直接站出来，将观点跳跃于文本之上。它也出现过“君子曰”的评论体式，但仅有一条。据笔者统计，《战国策》中的３６条评论中，位于篇中位置的只有四条，其评论多在篇末位置，位置上趋于固定。就评论主体而言，作者评论有３１条，非作者评论仅有５条：“齐人闻之曰”、“君子闻之曰”、“子义闻之曰”、“晋、楚、齐、卫闻之曰”、“古今称之”。这些评论大多较短小，也有少量长篇评论，数量有限。在《战国策》的评论中，作者一般用一些提示性、套式性的固定词语来发议论，如“故”、“于是”、“此所谓”等［３］。
《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也有相同的地方。在位置上，评论一般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只不过一个是“记事为主＋评论”，一个是“记言为主＋评论”，且评论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战国策》中评论最长的是《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的评论纵横捭阖，近一百七十余言，最短的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篇末评论“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只有八个字。《左传》中篇幅最长的评论见于《昭公三十二年》记载“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君子评论“名之不可不慎”，长达二百四十余言，简短的评论如《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一事，评论曰：“君子以为知礼。”去掉“君子以为”这个规范公式化的体式，此处的评论内容只有两个字“知礼”，言简意赅。
（二）就评论倾向而言，《左传》的评论有浓厚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倾向；《战国策》中多作者主体情感性的评价，少了说教的意味
《左传》“君子曰”的评论，常以“忠、孝、礼、信”为评价标准，来解经、论史、品人和预言［４］。其中，品人的如《庄公十六年》评论鬻拳“强谏楚子”不成，后“临之以兵”方成之后“鬻拳遂自刖也”一事，云：“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此处评论的标准是“忠”，对君主的忠；《隐公四年》评价石碏为“纯臣”，称他“大义灭亲”，也是以“忠”为标准。以“孝”为标准的评论如《隐公元年》评价颍考叔“纯孝也”；以“礼”为标准的评论更是比比皆是，如《隐公十年》评价郑庄公“于是乎有礼”，《文
公二年》“君子以为失礼”；以“信”为评论标准的如《隐公三年》的“信不由中……”；《桓公十二年》评价宋无信而见伐，云：“苟信不断，盟无益也。”“君子是以知”的体式一般表示君子曾经的预言，现在变成了现实，如《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等。
除了“忠、孝、礼、信”，《左传》中的评论还常以“仁、义、知、善、恶、让”等为评价依据，如“君子曰”评价范宣子的“让”，韩起的“让”，仲尼的评论中也经常出现“仁、知”的评价语言，如评价藏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文公二年）。这些评价通用语合起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准则“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左传》的评论紧紧围绕这些道德和伦理纲常进行发论，有浓厚的说教意味。
比之《左传》道德化、伦理化的评论倾向，《战国策》的评论更加具有人情味，多为作者主体情感性的评论。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一段长达一百七十余言的议论，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游说之士苏秦的欣赏与羡慕之情，“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在强调苏秦个人的功劳时，作者评论到，“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四字短语排比，气势得到凸显。在《齐策三·楚王死》中，“楚王死，太子在齐质”的情况下，苏秦为齐王献上了计策，作者主体介入评论时，连用了１０个“可以”，分析了这项计策对苏秦与齐、楚、孟尝君之间的不同利害得失，角度自由转换。在《宋卫策·卫人迎新妇》中，作者于篇末评论“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在这一篇中，作者用寓言故事的形式，通过记述一个卫国的新娘子在过门的时候的言行来说明，说话要看时机和场合，否则即使是很中肯的话也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弄巧成拙。通过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要强调的只是运用语言的技巧，时机与场合的把握是使用语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伦理意味，也没有说教的意思。若是《左传》的“君子曰”来评论，则是“礼、妇德”一类的说辞了。
（三）就审美效果而言，《左传》的评论语言温和典雅，《战国策》的评论语言比较通俗铺张《左传》的评论多托君子、贤人之言以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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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观点不直接出现。《左传》“君子曰”评论，在论史、品人时，先冠以“忠、孝、礼、信”这些概念模糊、内涵和外延都很宽泛的词来评价，然后征引《诗》中的诗句来“断章取义”，借以传达出评论的声音与倾向。甚至在批评某人行为过失的时候，其评论也只是“失善刑”、“不忠”、“失礼”宽泛地界说一下，评论语气相当温和。而引《诗》来发评论，比较典雅。诗歌本身会有太多的留白，短短的几个四言句的诗歌，承载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挖掘、体会。这就使得《左传》“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在“忠、孝、礼、信”的外包装下，在《诗经》诗歌内涵的充实下，有典雅的审美效果。
语言发展到战国时期，就比较通俗、接近白话。《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寓言，借寓言达到说理、劝谏目的同时，语言上也收到了通俗易懂的效果。另外，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散文有铺张扬厉的特色，《战国策》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大多数的作者乃纵横家出身，其评论语言也会带有铺张的审美效果。评论中，作者大多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如《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篇末的评论：“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指出楚之所以弄到要亡国的惨境，在于听信张仪而没有采纳陈轸的良言。同样的如《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的评论：“韩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为秦禽，智为楚笑，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明也。”这一类的评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在论述权术带给谋士的利益时，作者更是不吝惜修辞，夸张、排比并而用之，评论语言在气势上又有铺张的效果。
二原因分析
（一）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
借用现代新闻学的观点来看，“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工作中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新闻报道是新闻宣传的主体和基础，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评论的功能有引导、解惑、表态、深化事件的现实或普遍意义等”［５］。评论固然可以根据记载的史实，从某一角度借题发挥，或者深化事件本身蕴含的哲理与意义，但是，它必须根植于事实，或是记事、或是记言，评论才不会是空穴来风。
从“颂赞”这一文体来看，评论源于对事物的感叹。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总结“颂赞”即本文所言的评论写作要点时云：“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６］因此，无论是《左传》，还是《战国策》，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言简意赅，多用四言整句，排而用之，以短篇为主的体式是受其文体限制的。
（二）时代与思想根基不同
《左传》记录的是春秋时期２５０多年的历史，尽管这一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从未间断，但春秋时期是一个尚礼的时代。而《战国策》记录的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７］，主要以战国时期为主。春秋与战国的时代差异，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８］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也声称战国时期的社会“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兵革不休，诈伪并起”［９］。
可以说，“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诸多品质是春秋时期人们做人行事的道德与伦理准绳。社会主流所认同的准则反映到作品中，君子、贤人的评论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道德、伦理的纹饰。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道德大坏”、“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语），尚利的社会风气风靡于世。吕不韦就是认为人质秦公子异人“奇货可居”才决定靠上这颗未来的大树，同样受利益驱使，许多谋士游走于各个国家之间，并不在乎哪个是自己的国家，重要的是哪个国家重用自己的计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声子语于子木云“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只是说明人才外流的个别情况而已。到了战国时期，“楚才晋用”已是再普遍不过的事实。“忠、孝、礼、信”的准绳在这个时代已被践踏，礼、信被狡诈的权术代替，忠孝受金钱利益驱使，“君子曰”陈万灵：《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及原因□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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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道德化、伦理化的评论在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取而代之的是作者个人主体情感性的评价，少了说教的意味。
另外，《左传》的思想根基主要是儒家思想，《战国策》的思想根基主要是纵横家思想。儒家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左传》也继承了《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评论原则。纵横家推崇游说之功，讲究权术，在评价语言的表现上，便是一个温和典雅，一个通俗铺张。
（三）评论对象的不同以及作品本身的差异
《左传》塑造的多是王公、贵族，纵是地位低的也是大夫一级的形象，而《战国策》主要塑造的是“士”的形象，游士、谋士、勇士、高士，出身多为平民，地位比较低下。一个阶层会有一个阶层的生活环境、习惯乃至用语习惯，特别是在等级分明的古代，不同的阶层，辞令更是有别。《左传》中“君子曰”所评论的对象，如鲁国的季文子、郑国的庄公、子产、晋国的“礼、让”之臣范宣子等等，这些人都很有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他们的辞令温和而典雅，他们的辞令也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评论这样的对象，其措辞务必要讲究典雅，才能体现出官府、贵族正统文化的权威性。“王公贵族”与平民的辞令在审美效果上的差别就如同《雅》与《风》的不同。“风”多为里巷歌谣，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于传唱；“雅”即正也，是在一定场合下传唱的。相较而言，王公大夫的辞令比较中正典雅，秉承“诗教”典范，而《战国策》策士的语言则较为通俗。评论对象的不同，影响了评论内容的侧重，如《左传》评论的内容侧重在“忠、孝、礼、信”，《战国策》评论的要点侧重于游说之辞以及策士的游说所取得的效果。内容决定形式，在语言上则体现了由典雅趋向通俗的审美效果。
另外，《左传》以记事为中心，对人物的品评由事实而来，正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评论，要做到客观、理性，作者才要退隐到文本之外，借助“君子曰”的形式来臧否人物，断以己意，这样可以增
加记事的可信度。《战国策》以记人为中心，主要记录人物言行，如游说之士的说辞，作者大胆开创性地跳出文本，直书其评论，笔者认为是其史传文学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如果说《左传》在“尊史”的路子上延续的话，《战国策》则独辟了一条文学评论介入史书的道路。
综上，《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般都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且评论篇幅都不是很长。也有相异的地方：《左传》的评论多假以“君子曰”的形式，作者很少直接介入评论；《战国策》中作者开始直接介入评论，极少采用“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均有不同，其原因主要有时代和思想根基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以及作品本身的差异等。
［参考文献］
［１］浦起龙．史通通释［Ｍ］．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１９８８．５２．
［２］［４］朱闻宇．《左传》“君子曰”引《诗》考论［Ｄ］．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３］熊宪光．战国策选译与研究［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７７－７８．
［５］胡文龙等．新闻评论教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１１－２０．
［６］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８．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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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顾炎武．日知录［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０４．
［９］刘向．战国策（下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１９６．
［责任编辑：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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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战国策》的区别 一、性质方面： 《左传》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它虽然是对《春秋》的解说，但它。有相对的独立性，采用了《春秋》编年体的形式，而专以记述史事成书。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一部分国记述战国事迹的史料汇编，属于国别体杂史。 二、语言方面：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是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与句外。”（《史通》卷六《叙事》）《战国策》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色彩，主要倾向代表了战国纵横游士的思想，内容不再受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孝”、“廉”、“信”这些道德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 三、人物塑造方面：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
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战国策》侧重记载战国时谋臣策士的言行，书中围绕谋臣策色是的游说活动。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注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四、记事方面：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
左传人物与战国策人物比较 ——烛之武 VS 触龙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有些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其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另外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以及善于辞令的外交家，如烛之武、宫之奇，等等。 《战国策》：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描写人物，以极少的笔墨，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内心活动和某些细节的描写，展示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格。尤其是作者笔下的外交人物更为突出。他们或语挟风雷，慷慨陈辞于大国之间，或委婉机智，从容游说于诸王之中，论理叙事，进退有节，出色完成外交使命。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且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卷“示义”的冯谖(齐策四)；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以及善于劝说的辞令家，如触龙，邹忌。等等。 比较：《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另外一方面《左传》与《战国策》的说辞，呈现出不同的风格。（1）在陈说方式上，《左》以理服人，《战》以声势夺人； （2）在陈说内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战》则间杂鄙俚；
□古代文学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第27卷第5期Vol．27No．5 2011年9月 Sep．2011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２５ ［作者简介］陈万灵（１９８６－） ，女，安徽灵璧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９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及原因 陈万灵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摘要］《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般都在叙述之后， 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且评论篇幅都不是很长。也有相异的地方，《左传》的评论多假以“君子曰”的形式，作者很少直接介入评论；《战国策》中作者开始直接介入评论，极少采用“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均有不同，其原因主要有时代和思想根基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作品本身的差异等。 ［关键词］《左传》；《战国策》；评论；异同及原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６５２（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４９－０４ 绪论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列举了唐以前史书中史评的体式，其前后承继、发展演变的轨迹赫然在焉。“《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１］ 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除了“某某曰”的体式因循之外，《史记》中史评体式最大的进步在于作者司马迁这个叙述主体对评论的介入。作者的评论大量地介入史书之中，《战国策》中就已经出现了。在从《左传》到《史记》史评“论赞”一体的萌芽、发展乃至形成的过程中，《战国策》的评论介于二者之间，起着一定的桥梁架构作用。本文以《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为考察对象，试探讨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的异同及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一《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 （一）就评论体式而言，《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有异有同 《左传》的作者一般不直接介入评论，当然也有作者评论的情况，但比较少见。如《文公六年》作者在“君子曰”评论“秦穆公死而弃民”之后，叙述了古代王者知道自己命将不久于人世的做法之后，云“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委婉地表明了作者对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做法的非议。但大多数情况下，《左传》的评论，多“假君子以称之”，有两种评论类型：一类直接出现评论人的姓名，如仲虺、周任、仲尼等，其中仲尼的评论则达２５条（有的评论接连出现，并作一条计算）。二是不直接点明评论人是谁，而总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四种体式，这一类的“君子曰”（统称作“君子曰”）评论竟有８０余条。尤其是其“君子曰”一类的评论多引《诗经》来评论。其引《诗》评论的数据，朱闻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做了详细的统计，并得出如下结论：“‘君子曰’对《雅》、《颂》的引用频率要远高于对《风》的
科目：中国文学史 作业：《左传》和《战国策》的比较研究 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20100211班 姓名：周全鹏 学号：2008021122 教师：李老师
《左传》和《战国策》的比较研究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士大夫或游士说客的言论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作为主要内容而记载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左传》和《战国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同时这两部书都是我过古代经典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很高的奠基作用。在对社会和文学的发展影响应该说各有其特点，在研究上我支持张寅关于《左传》和《战国策》的研究说辞，比较支持张宏文的理论说法。 《左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 左传侧重反映了春秋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一、在叙事描写上 《左传》最为擅长的是描写战争，叙事层次分明，脉络清楚，首尾完整，情节也紧张动人，故事性强。如《烛之武退秦师》，它不仅叙述了事情起因——晋秦围郑，也叙述了郑伯请求烛之武出使秦，烛之武如何用事实和事理说服秦伯退兵，晋国也撤兵而使郑安宁的过程，故事情节完整。又如《曹刿论战》，虽人物、事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叙述仍是脉络连贯，条理井然，事件也环环相扣，情节也跌宕
起伏。作者通过战前的背景、布局、力量的对比、人心的背向及战后的反应等方面来反映战争，使读者能更好地感悟出战争胜败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文中详写论，略写战，目的在于突出人心的背向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左传》每一篇文章都是层次分明，情节完整，故事性强，但表达方式上以叙为主，文学色彩味不够浓。《战国策》比起《左传》来，叙事明快，铺陈贴切。作者不但善于运用环境气氛来渲染、烘托人物，还出现生动、细腻、传神的人物神态描写或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形象。如《荆轲刺秦王》中樊於期的?偏袒扼腕?，易水诀别时的?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以及击筑和歌场面等。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对邹忌的描写，作者抓住邹忌?窥镜?，与其妻妾、客人的对话以及?暮寝而思之?等一系列动作、心理变化，反映邹忌善于在那虚假赞美声中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并保持清醒头脑的心理活动。《触龙说赵太后》中，作者又用精巧的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内心变化。如?入而徐趋?，?盛气而揖之?，?色少解?等。《战国策》不但故事性强，而且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善于夸张渲染，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衬托。正是这样，才把各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宣扬政治主张，或尔虞我诈的情景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总之，《左传》的叙事是详细、完整的，《战国策》的叙事是讲究技巧的，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生动的，反映出先秦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越来越浓。 二、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从简单的言行叙述到追求个性鲜明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相传作者是战国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是记载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及言论。它本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是因为它从文学角度看有着显著特点。 首先是记叙历史事件时不是平铺直叙，毫无选择，而是抓住事件中的重要环节着力描写，使所叙之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如“赵盾弑君”事件是由情节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的小故事串联而成，使所叙之事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传奇的色彩。其次，《左传》非常善于描写战争。描写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写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联系起来写，并且能够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写得千姿百态，绝少雷同。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等。 第二，《左传》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几乎都是以鲜明的面目出现，或善良、或正直、或阴险、或邪恶，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比如《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对郑庄公兄弟母子间矛盾斗争发展过程的入微刻画，表现了郑庄公阴险虚伪的丑恶面目。 《左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辞令十分优美，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左传》中大量辞令妙品，形成了这部古代历史散文巨著的一大艺术成就，《烛之武退秦师》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烛之武的说辞，是全文的中心部分。其一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秦国利害着想，保郑对秦有利，忘郑对秦不利，反而有害。其二是离间秦晋之间的关系，力图使秦晋联盟瓦解，利用矛盾解除郑国危机“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收焉取之？”烛之武连用两个反问，从晋国对秦国的威胁上，用必然之理来劝说秦穆公。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出秦晋两国都争霸天下，秦穆公不会眼看着晋国吞并郑国，造成对自己的威胁。烛之武抓住秦穆公这个心理，机智巧妙说服其退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烛之武的说辞不仅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而且更注意语言的逻辑力量、感染力量、说服力量。在游说秦穆公的过程中，毫无惧色，态度不卑不亢，措辞委婉得体，采用对比、设问、推理、援引事实、挑拨离间等手段，陈之以理，晓之以害，最终使其大悦而退军。 全文不足三百字，却用简练的语言记载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外交辞令，刻画了一个富有政治斗争经验而又擅长辞令的老臣形象。烛之武的分析有理有据，一层深入一层，条理层次十分清晰。且说理透彻，善于辞令，不愧是一篇辞令妙品。 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国策》和《国语》的文学成就 《国语》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着重通过一些历史人物议论的记录，反映春秋时代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片断，因偏重于记载有关邦国成败的“嘉言善语”，故名《国语》。《国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国语》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虽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总的来说，《国语》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总的来说不如《左传》，但有些篇章可以补充《左传》的不足。如《吴语》、《越语》中关于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事件的记载。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其前身是战国时代各国史官和游士们遗留下来的一批零散策简，经汉代刘向整理编纂，认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定名为《战国策》。全书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约240年（前460～前220）。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人生观。《战国策》与其说它是一部国别史，毋宁说它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的汇编。《战国策》把历史的视觉从天子公卿诸侯君臣转换到新兴的知识阶层—“士”身上来，《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就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当中，不少篇章表现出反映士人精神的张扬，赞赏权谋、崇尚功利、蔑视君权等倾向，反映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和《左传》相比，《战国策》的写人艺术有了更新的发展。《战国策》基本上独立成章，每篇一事，因此在一章之中，人物描写和人物塑造更加集中，情节更加完整；又因为它出于纵横策士游说的需要，常不拘于历史的真实，有更多的虚构、夸张和渲染，叙事更加生动。《战国策》中的不少篇章，已经出具独立成篇的人物传记特征，这一点，无疑的显示出先秦史传散文在人物描写方面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苏秦、鲁仲连、冯谖、荆轲等，描写手法较 之《左传》、《国语》细致、丰富。其次,《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语言，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第三，《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xx》与《战国策》的人物xx之比较 上过《史记》中国古典名著导读课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中时期虽然也曾泛泛阅读过一些篇章，但却不甚解。通过这节课，让我对《史记》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在人物刻画上，是由细腻深刻到大量篇幅的人物刻画，再到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人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不仅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而且又描写了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总之，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人物刻画方面有了质的飞跃，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演变。 那么，我将就课后思考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语言方面： 《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而《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场面和记叙外交政治辞令，记事叙述完整，文笔严密；记言委婉动听，措辞有力。《战国策》最突出的是宣扬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强调游士的作用。 文章也反映“士”的特点： 出言无所顾忌，放言无惮；情感真实，贴近生活；气势雄壮，纵横驰骋；善用比喻，形象生动。 《左传》的辞令十分优美,说理透辟，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但是，《左传》受编年体影响，为了寻求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联贯性而大量运用严谨、后重的词语，从而道德意味浓厚，艺术趣味只能次之。而《战国策》则语言流畅犀利，辩丽恣肆、放言无忌。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它的叙事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
1·名称 《国语》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史事，而以记言为主，故名为《国语》。 2．体例 《国语》始创国别史之体。全书共21卷，分国记载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越（2卷）八国的史事。它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包括的时代大体为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一前453）。 二《国语》的思想特点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其目的虽然都在善善恶恶，最终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其所记者大都从中能够引出某种教训的言和事。较之“政府档案”般的《尚书》训诫之文和专于客观史实的笔录中寄寓褒贬的《春秋》之文，《国语》在继承的前提下显然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国语｝）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等。《国语》的思想观念固然不纯，但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 三《国语》的文学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国语》具有不小的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它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较之《尚书》与《春秋》，《国语》显然已大有进步。此外，《国语》在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不乏虚构和想象；文章的结构也有所创新；其语言大体平实畅达，风格则不尽一致。这些特点，体现了史家之文的新的发展。虽然总的看夹，《国语》的文学成就尚不及《左传》，但其少数篇章则又有所过之。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国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典范。它大约与《国语》同时或稍后成书，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出现了不少新的特点，标志着史家之文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左传》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愧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家杰作。
《左传》的思想内容 （1）重视民势和民心向背，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民力量不断显现的结果，它迫使统治者在考虑施政方略时不得不考虑民心民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有一定的进步性。 （2）歌颂正义、歌颂爱国，如对郑子产、弦高、楚申包胥，齐晏婴等人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和言行是充分肯定的。 （3）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和秽行。 （4）记述了许多战争，从中总结了不少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5）局限：首先，维护旧礼制、宣扬血缘宗法制度的倾向很突出，对当时一些革新措施颇为不满。其次，《左传》对妖鬼、神怪、占卜、津津乐道。 《左传》的文学成就 （1）善于写矛盾冲突，文章有不少富于故事性、戏剧性的情节。 （2）《左传》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其叙事虽尚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 《左传》记事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简而奥的辩证统一。刘熙所指出：“《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文概》）。 （3）善于写战事。《左传》之写战争，结构完整，情节精采，运笔灵活，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并且还以简练形象之笔，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绘声绘色。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等。 (4) 善于写人。古之史官，有所谓记言、记事之分。其实往往言中见事，事中有言，机械区分很难，而记言记事皆必记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如《晋公子重耳之亡》。 （5）工于记言，尤长于出色的外交辞令。如《烛之武退秦师》、《齐伐楚鉴于召陵》（末段）、《齐晋鞍之战》等。 《国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重民”、“尚礼”、“崇德”，是其主要表现。其思想观念驳杂不纯，但基本体现儒家思想倾向。 从文学角度看，《国语》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展现了其时政治变化的轮廓。不少篇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凶残和穷著极欲，提示了广大民众处境的悲惨，为后代提供了鲜明的历史画卷，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曲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管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笔别具一格，精采动人。
《左传》与《战国策》的人物言辞之比较上过《史记》中国古典名著导读课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中时期虽然也曾泛泛阅读过一些篇章，但却不甚解。通过这节课，让我对《史记》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在人物刻画上，是由细腻深刻到大量篇幅的人物刻画，再到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人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不仅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而且又描写了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总之，从《左传》到《战国策》再到《史记》，人物刻画方面有了质的飞跃，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演变。那么，我将就课后思考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语言方面：《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而《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场面和记叙外交政治辞令，记事叙述完整，文笔严密；记言委婉动听，措辞有力。《战国策》最突出的是宣扬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强调游士的作用。文章也反映“士”的特点：出言无所顾忌，放言无惮；情感真实，贴近生活；气势雄壮，纵横驰骋；善用比喻，形象生动。 《左传》的辞令十分优美, 说理透辟，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但是，《左传》受编年体影响，为了寻求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联贯性而大量运用严谨、后重的词语，从而道德意味浓厚，艺术趣味只能次之。而《战国策》则语言流畅犀利，辩丽恣肆、放言无忌。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它的叙事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扣人心弦。一扫《左传》的古朴、典雅、厚重而代之以新鲜、活泼、浪漫。《战国策》是策士之言，讲究铺张夸饰，文笔酣畅淋漓、富于变化，往往以气势和辞采取胜，表现出典型的纵横家文风。叙事状物，置地有声；议论说理，气势恢宏。大量运用夸张、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大大增加了文章气势和语言的力量。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中，第一段苏秦的说辞，对偶句、排比句叠出，大肆铺叙夸张秦国的地势、物势、政势、军势、民势，句式短促，整中有变，声调铿锵和谐，词锋雄辩犀利，造成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这与《左传》行文辞令所表现出来的委婉曲折的特点有很大区别。 《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场面和记叙外交政治辞令，记事叙述完整，文笔严密；记言委婉动听，措辞有力。《战国策》最突出的是宣扬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强调游士的作用。文章也反映“士”的特点：出言无所顾忌，放言无惮；情感真实，贴近生活；气势雄壮，纵横驰骋；善用比喻，形象生动。 《左传》的辞令十分优美, 说理透辟，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但是，《左传》受编年体影响，为了寻求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联贯性而大量运用严谨、后重的词语，从而道德意味浓厚，艺术趣味只能次之。而《战国策》则语言流畅犀利，辩丽恣肆、放言无忌。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它的叙事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扣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由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记载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一年间的史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早期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具有极大讽刺性的喜剧。这部剧作的一个重要文学成就，就是塑造了夏洛克这一惟利是图、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 文学巨匠”莎士比亚于公元1564年4月23日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 代表作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 四大喜剧《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 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还写过154首十四行诗，二首长诗。 他是“英国戏剧之父”，本·琼生称他为“时代的灵魂”， 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被称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悭吝人》，5幕喜剧，又译《吝啬鬼》，是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可以和《伪君子》媲美的作品。《悭吝人》的主人公阿巴贡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吝啬鬼。他爱财如命，吝啬成癖 与《欧也妮葛朗台》《死魂灵》《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角同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四大吝啬鬼形象。 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重要人物，欧也妮·葛朗台的父亲。他是法国索漠城一个最有钱、最有威望的商人，但他为人却极其吝啬，在他眼里，女儿妻子还不如他的一枚零币。是守财奴的代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葛朗台。
通过阅读作品，试比较《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写人、记言方面有何异同？答：不同：叙事： 一、《左传》：1.《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笔法，不在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表现起道德评价。 2.《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但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如“宣公三年”。 4.《左传》叙事很注重完整的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深入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后果。城濮之战的介绍等。 5《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的经验是“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6《左传》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是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二、《国语》：《国语》是一部国别史。以记言为主。 《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把重点放在大量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应了《国语》叙事的成就。 三、《战国策》 1.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的达到辩说的目的。《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从切身的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 2.运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说辩的说服力。“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 写人：《左传》 1.《左传》由于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时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如郑庄公、晋文公等。 2. 《左传》广泛的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的个性鲜明。如对晋文公的塑造。 3.《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的主观静态描写。 《国语》 《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的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又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战国策》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等。 2.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神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如《燕策三》中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 3.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的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河。如《齐策四》中冯谖客孟尝君的描写。
语言方面：《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场面和记叙外交政治辞令，记事叙述完整，文笔严密；记言委婉动听，措辞有力。 《战国策》最突出的是宣扬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强调游士的作用。文章也反映“士” 的特点：出言无所顾忌，放言无惮；情感真实，贴近生活；气势雄壮，纵横驰骋；善用比喻，形象生动。 《左传》的辞令十分优美, 说理透辟，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但是，《左传》受编年体影响，为了寻求事件的戏剧性、情节的联贯性而大量运用严谨、后重的词语，从而道德意味浓厚，艺术趣味只能次之。而《战国策》则语言流畅犀利，辩丽恣肆、放言无忌。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它的叙事更生动、更曲折、更波澜迭起、更扣人心弦。一扫《左传》的古朴、典雅、厚重而代之以新鲜、活泼、浪漫。 《战国策》是策士之言，讲究铺张夸饰，文笔酣畅淋漓、富于变化，往往以气势和辞采取胜，表现出典型的纵横家文风。叙事状物，置地有声；议论说理，气势恢宏。大量运用夸张、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大大增加了文章气势和语言的力量。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中，第一段苏秦的说辞，对偶句、排比句叠出，大肆铺叙夸张秦国的地势、物势、政势、军势、民势，句式短促，整中有变，声调铿锵和谐，词锋雄辩犀利，造成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这与《左传》行文辞令所表现出来的委婉曲折的特点有很大区别。 虽说《左传》和《战国策》有着很多相异之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它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一页，需要我们携手去发扬光大。 。《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名著阅读练习之《诗经》《左传》《论语》《孟子》《战国策》 （一）《诗经》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到（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305首诗，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2、《诗经》是我国一部诗歌总集，还是一部的百科全书。诗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首诗。诗集分、、三部分。《关雎》选自《诗经·国风·周南》，反映的是纯朴、真挚，清丽动人的男女爱情生活。 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分为、雅、三部分，常用的表现手法为、比、。其中《》选自《诗经·国风·周南》，是诗经的首篇，这首诗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 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部分，大都是民间诗歌，内容丰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人情风物和婚姻恋爱等都有真实的描写。《诗经》普遍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如《蒹葭》，全诗是起而后再用赋法，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写景发端，描绘出一幅秋苇清苍、露重霜浓的景色，这样的景色触动了主人公之情。 （二）《左传》 1、《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该书记事详备、文辞优美，《安之战》和《》（填写记录战争的篇名）就是其中的光辉典范，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2、《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记事基本以《春秋》中的（1）国十二公为次序。《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2）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左传》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刻画人物形象，比如《曹刿论战》一文就借助主要人物曹刿论述战前的“作战条件”、战中的“（3）”、战后的“取胜原因”等语言，刻画了这个有强烈爱国热情、有远见卓识、冷静睿智的人物形象。 3、《曹刿论战》选自《》，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事详备文辞优美的体史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文记载的是春秋时期鲁国在战胜齐国的经过。 （三）《论语》 1、《论语》是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 2、《论语》是家的经典著作之一，首创体。《论语》中多记录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诫我们要尊重他人意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说求知要实事求是；沿用至今的成语既强调了在学习方面不断温习的重要，也阐明回忆过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道理…… 3、《论语》是一部记录（1）言行的书，孔子死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整理而成，其内容涵盖哲学、政治、伦理、经济、文学、道德等方面。《孟子》由孟子及其弟子以散文的形式合作撰写而成，其内容涵盖孟子政治思想、哲学理念以及人生道德修养等方面，其中《鱼我所欲也》以（2）二者不可得兼设喻而引出的“舍生取义”精神，激励许多志士仁人实现了人生理想。《论语》和《孟
左传与战国策 网络课程左传与战国策 左氏之传，史之极也。 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 豪情之剑，光寒九州七雄。 一、《战国策》 1、《战国策》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 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 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 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 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2、《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 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 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 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 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 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 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在我国
左传与战国策 网络课程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 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 3、战国四君子 中国战国时代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 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 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 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 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一 般是国家君王的后代），时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 （1）、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留赵十年 （2）、齐国的孟尝君——礼贤下士 （3）、赵国的平原君——食客毛遂 （4）、楚国的春申君 二、《战国策》寓言小故事 《狡兔三窟》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