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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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
景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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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分析乡村政治时，所谓“国家”更多地是指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在普通农民眼中，国家是与“官”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接触到的“官”便是乡镇干部。而“社会”则指村庄和村民，在概念上与国家相对分。是故，乡镇与村庄的关系被视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乡政村治”这一术语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分析思路（注：“乡政村治”这一术语是张厚安教授对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关系的一种概括。所谓“乡政”是指乡镇为一级政府组织，属于国家的范畴；而“村治”指村庄实行村民自治，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属于社会的范畴。可见，“乡政村治”是从组织性质和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乡村关系的。乡村之间的实际关系远比这一术语丰富和复杂得多。）。在此，国家与社会的区分是根据政府（行政）组织的边界来确定的。这一做法自然有一定的理据，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历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来说，“乡政村治”格局的确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这一区分只反映了复杂事像的一个方面，如果忽视其他面向，显然有过分简单化之嫌。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乡镇政府在扮演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角色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定利益。当这种特定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或有效约束之时，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搭便车和越轨行为。各种形式的土政策虽然以政府的名义出台，但其实可能是完全违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与村庄发生的矛盾若要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来分析，一定要非常谨慎。因为此时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往往与农民站在一起，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上，我们就经常能遇到类似的事例。可见，政府并不总是以整体方式来行动的，相反它很可能解裂为许多的行动者，因此在运用“国家”的帽子时，应当有所谨慎[1]。其二，虽然在组织性质上，村庄不属于政府系列，但由于村庄的特殊性质，它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亦作了明文的规定。村干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同样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即使他们的身份并非国家干部。这样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可以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来分析。这意味着从方法论角度看，乡镇与村庄之间的组织边界并非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天然边界[2](p213)。诚如徐勇所说，“由于乡镇属于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其管理的事务体现着各级政府的意志，通常被称为政务，即政府下派的任务。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自治的范围主要是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事务，通常称之为村务，即社区自身的事务。由于村隶属于乡，由乡所管理的政务必然会延伸到村。这样，在村的范围同时存在着政务和村务”[3](p212)。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结构的层面，我们还必须从利益代表和功能履行这两个角度来把握这一范畴的含义。
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此，显然是不够的。当我们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的乡村关系时，还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忽视政党组织的角色与作用是缺乏现实性的。问题是如何从学理层面来解析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是否应该将乡镇党委包括进广义的乡镇政府范围之内（在宏观层面，这一问题的表述是：是否可以将执政党作为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型，对此，有学者区分道：“一般而言，在历史上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曾经有过三种方式：一是执政党位居政府之上，由执政党作出决策，而政府
成了直接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二是执政党根本不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行使管理国家及一切社会事务的职能，即所谓'党国'政治；三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及其他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辨证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应的党政关系结构。一如胡伟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中枢。中共组织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自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无论从其结构上看还是功能上看，它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政党的意义，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只是，中共并未完全取代国家组织，而是使国家组织的存在更加有助于自身功能的发挥。这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4](p98)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组织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不是一回事。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尚立从功能角度将国家等值于广义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认为“在中国，把党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力量纳入国家这个范畴是不合适的。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是政党并不因此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党只有作为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于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党（执政党）自然可以归入国家这个范畴。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既是执政的力量，也是领导的力量，作为执政的力量，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作为领导的力量，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即国家制度，而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所以在中国，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虽有部分重叠，但两者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5](p153-154)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硬币的两个图面：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共占据着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而且政党的高层组织事实上是作为广义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运作（因此党中央国务院经常联合发文）。“由于……党和政府在人员组织上是一体的，所以，体制内领导和体制外领导在许多方面是互通的。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党和政府关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党是决策核心，政府是政策执行主体。党对国家领导所形成的党和国家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是在党对国家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的。同时，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为国家主导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和体制资源，因为，在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条件下，政府内的许多关系，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团体关系，都同时具有党内组织关系的性质，而党内的组织关系是强调组织间的领导与服从关系的。”[5](p167)另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政府系统之外存在着广大的党员以及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党的基层组织。中共组织的这一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局限性。对此，林尚立指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党作为政治力量归结到国家的范畴，并由此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党作为一种组织力量，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与一般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这种差
别决定了我们不能像研究其他国家那样，直接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3](p152-153)
这一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它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来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须考虑政党的因素（注：笔者写下这句话也是对自身研究反思的一个小结。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一文中，我曾使用“单结构双功能”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村委会的组织性质与承担功能之间的关系。所谓“单结构”是指村委会的性质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所谓“双功能”是指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它既要承担自治功能又要承担行政功能。这样的叙述在方法论上显然无视村党支部这一最为重要的组织之存在，故注定是片面的、不切合现实的。今天看来，除了其他因素外，导致这种认识偏差的方法论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党与国家的联系，没有关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读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5月12日。）。由此，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被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角关系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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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两委关系的实践
不过，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要说明的是另一意义上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即使在考察国家体制内的政党活动时，也有必要将党组织的角色加以特别的处理。我们以村民自治中两委“一肩挑”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从逻辑上说，两委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党政关系（注：杨光斌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它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在领导的实现形式上，党的组织存在于广泛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构成政治权力中枢的中央政治机关，还是基层的乡村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和企事业单位及群众团体，都有党的组织。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关系中最根本的'党政关系'，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很多政治关系和重要政治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内容。即使那些不直接关系到'党'或'政'的政治活动，最后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党政关系'的内容来。”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乡村关系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分析范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范畴以及它们所描述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党政合一体制（西方称之为PARTY-STATE）下，政党组织被高度科层制化了(bureaucratization)。在政府的每一层次都有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党的机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渗透着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注：严格地说，“党国关系”与“党政关系”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本文论述的脉络内，“忽视”这一区分不会导致大的问题。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进行讨论。）。在基层政治中，这种联系表现为：党组织的角色既存在于纵向的乡村关系之中--乡镇党委与村庄党支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存在于横向的两委关系以及乡镇层
面的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党组织作为一个中介将村庄的两委关系与乡村的国家-社会关系联结了起来。
在全能主义政治时期，党政不分与国家-社会不分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实行村民自治显然是对公社体制的一种解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由模糊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要素的成长实现的，而在党政合一体制方面并没有大的根本性变化。因此，党政关系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依然是制度性的，而且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交织。在村庄政治层面，“村支部不仅仅是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政治领导，即实现政治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扮演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因为几乎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即'政务'，如计划生育、征兵、征购粮入库、收缴税费等都是由村支部组织实施的。乡镇与村里每年签定目标责任书的第一责任人往往都是村支书。乡镇干部下乡布置或检查工作也是直接与村党支部书记打交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关系，是政务与村务的关系，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两委'冲突的实质就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政务与村务的冲突和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外显。”[6]
事实上，在面临村民自治的冲击时，乡镇政府正是利用这一关联机制，通过（甚至强化）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来弥补由于实行村民自治而出现的失控可能。“一肩挑”恰好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中介。它成为不同制度安排的连接点和交汇区，因此，也注定要成为一个矛盾冲突的场域。
我们可以通过对乡镇干部的行为描述来把握／理解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乡镇干部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待村民自治的，其利益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人事安排方面的挑战。村干部的传统产生方式主要体现了乡干部的意愿，因此任何新的人事制度变动，都意味着是对既成安排方式的一个挑战。在干群关系紧张的村庄里，村民自治很可能意味着乡镇喜欢的村干部下台，而村民喜欢的“刺头”上台。第二，与人事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行政管理任务的落实问题。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最迫切需要的是听话和负责的村干部。由于乡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制约，乡镇干部无法亲自对村庄进行日常管理，以及亲自完成国家的行政任务，村干部对于乡镇干部来说是自己的一条腿。而且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乡镇的行政成本日渐增长，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更加需要村干部的支持与配合。但村民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会如何看待乡镇布置的行政任务？是否听话？很大程度上是未知数，这给乡镇行政工作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第三，乡村于部在公务与私交中结成的利益连带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虽然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却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政治变量（注：在村委会直选之初，新当选的村主任挟民意而查帐，往往引发激烈的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乡镇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卷入这一冲突，从而凸显了乡村干部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随着乡镇干部的换届和村庄班子的变化，这种利害钮结渐趋淡化。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乡村干部之间的讨价还价或博弈越来越具有功利色彩。）。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乡镇干部一般都不会由衷地支持村民自治。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村民自治被看作一个外来的危险变量，是对“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一种颠覆和挑战（注：所有的乡镇干部都不喜欢村民自治这当然是一
个非常武断的说法，笔者在最初的几年中几乎没有遇见内心支持村民自治的乡镇干部，但在2003年秋夏之交的两次走访中，遇见了几位开明之士。何包钢与郎友兴在浙江的研究也发现乡镇干部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制度层面的分析，只要基本结构与宏观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乡镇干部的基本行为模式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它可能导致既有权威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双重解体。前者意味着乡镇对村干部人事权的失控，以及由于这种失控而导致的行政管理的瘸腿；后者意味着非正式关系网以及在这一网络上发展出来的利益格局有可能受到冲击。
基于上述理由，在两委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中，乡镇不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相反是这场游戏中倾向于与村支书结盟的一个玩家。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各地两委矛盾的报道中，乡镇干部一般都站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一边。对此，何增科分析道：“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委会干部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村庄当家人角色意识和维护村民利益的保护人角色意识明显增强，而国家代理人角色意识和赢利型经纪人角色意识显著淡化。而支委会特别是支部书记则更多地扮演着上级政府'代理人'和'盈利型经纪人角色'，村干部双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外化为村两委特别是书记和主任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在与乡镇党委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村委会在完成上级任务和维护村民利益有矛盾时，往往站在维护村民利益一边，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推掉，使乡镇领导甚感头痛。乡镇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依靠村党支部来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同时在两委争执时有意无意地站在党支部一边。”[7](p76)
从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视角来分析两委矛盾，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在两委冲突的背景下，村党支部是如何诉诸于乡镇干部支持的，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乡镇干部为了完成行政任务以及满足政绩冲动，是如何依赖于村党支部的。在这一双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一肩挑的做法受到了乡镇政府的普遍欢迎--它有利于降低乡镇的行政成本。一肩挑不但从结构上解决了两委冲突的组织基础，而且通过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可以有效地消解来自村民自治的挑战和潜在威胁。
图1和图2表示实行“一肩挑”前后，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变化。
图1 “一肩挑”之前的乡村组织结构
图2 “一肩挑”之后的乡村组织结构
图1和图2的对比显示，在实行“一肩挑”的情况下，乡镇与村庄的关系被简化了，法律文本规定的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以及乡镇党委与村支部的领导关系在理论上还可以区分，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辨识（注：项继权在村庄
调查中发现，乡村关系的实际情形远远超出了领导关系和指导关系的范畴。他指出，“'乡政'对'村治'的影响既有制度化的组织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来；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参与和协助。这显然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一种'指导关系'或'领导关系'”。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国家法律与中央文件对两委职能的模糊界定恰好为这种关系替代提供了最好的屏障。
在这一“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中，村党支部成为一管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其功能状况直接影响到乡村复合体的有效运作。事实上，为了便于控制，在实行“一肩挑”的地方，乡镇政府开会常常以各村党支部书记会议的名义来召集，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淡化村民自治的影响，强化（党组织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意识和领导关系，并利用这一点来贯彻乡镇政府的意志（注：在没有实现一肩挑的村庄，乡镇政府也有自己的控制办法。例如，由包村干部决定村庄事务、对村主任实施架空法（乡镇开会不通知他）、任命村庄助理，执掌实际权力、村财乡管等等，类似的土办法可谓五花八门。）。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时必须保证村党支部书记顺利地当选为村主任。在不少地方，“一肩挑”再次刺激了乡镇“管选”的动机。例如，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定越来越严格，将实现“一肩挑”的比例作为一种行政任务来下达（注：许多地方在村委会选举时，将实行“一肩挑”作为硬性指标来加以落实。有的地方要求70%，有的地方甚至要求高达90%！在南方某省，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要求乡镇控制候选人的提名权。），在选举过程中强调加强组织领导等等，从而将海选或直选产生的民主政治的活力和生气再次堵塞在瓶子里面，可以观赏，但不能实用。
三、小结
从制度设计来看，“一肩挑”结合了双重关系：它既包含了乡镇与村庄的“行政”关系，又反映了乡镇党委与村支部的党组织关系。乡镇政府普遍欢迎“一肩挑”制度安排的奥秘在于：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下，乡镇政府利用乡镇与村庄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关系，来淡化甚或取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这一事实表明，在既有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通盘的考虑，而党政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联结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一个具体进路。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来源日期：2007-6-14 本站发布时间：2007-6-14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课程考试试卷封面 教师姓名： 日期：2011年01月04日
浅议国家与社会关系 内容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和协调化，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是推动经济民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本文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着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实际，探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互动；全球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当今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界的事情，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以政治社会学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只不过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只有社会才能与人类共始终。 1. 社会产生国家 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独立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来管理社会，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国家产生的最初阶段，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向前发展创造了条件。 2. 社会支持国家 国家是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生。国家刚一诞生，社会就赋予其两种职能：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社会在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必须支持国家的发展才能使社会按正常的脚步向前迈进。）
作者简介:李姿姿(1976-),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公民社会、中国政府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 《学术界》 (双月刊)总第128期,2008.1 ACADE M I CS IN CH INA No .1Jan .2008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 ○李姿姿 (中央编译局 世界所,北京 100032) 〔摘 要〕经历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 纪90年代进入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表明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走出了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出现,对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社会;国家在社会中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通过国家-社会二分法来看待问题,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打破了这种二分的视角,以米格代尔(Joel S .M igdal )、埃文斯(Peter B.Evans )、奥斯特罗姆(Elinor O str om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 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1〕在这一理论的影响 下,产生了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超越了传统二分法对单方面的片面强调,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对国家权力和作用的认识转变,对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世界有着重要影响。 一、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是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合作— 072—
潘桥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教案设计 课题名称：《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课时情况：第1课时，共3课时 作者姓名：伍鼎煜 备注 一、教案目标： 1、认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渊源，通过对比课文材料与现实生活，理解和感受礼乐文明 的基本内涵，增强对礼乐文明的感性认识。 2、能够利用实物或文献资料分析礼乐文明在当时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对礼乐文 明的理性认识。 3、在活动与探索中体验求知和学习的快乐，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豪 感，激发继续探索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二、教案重难点： 1、教案重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周朝得到发展和完善。 2、教案难点：分封制、礼乐制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工具。 三、教案方法：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四、教案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教案过程： （一）复习导入 注意与本单元第一课“亚非大河文明”的联系 亚非大河文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特征，教案本课时应注意从制度创设、文字起源、宫 殿建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国家、古代印度进行联系与比较。 （二）教案新课 夏、商、周时期，史称“上古三代”，是中华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 1.走进夏朝 （1）出示商朝形势图，让学生了解商朝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主要统治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 （2）说一说 史籍中有“夏传子，家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之前采用何种制度? 什么是王位世袭制? 历史上将国王权位视为一家一族的私产，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制度叫王位世袭制。 （3）出示图1-13，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宫殿遗址复原图 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M。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 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 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4）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商朝。 （公元前1046年被周灭亡） （5)概括——夏朝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 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启
组织关系证明模板 当代国内党员组织关系签转手续复杂 ,需要各级部门用手工的方式签转 ,下 面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了组织关系证明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组织关系证明范文篇一： 党员组织关系证明 同志系中国共产党党员(预备党员)，组织关系在我党支部。 特此证明 党支部(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关系证明范文篇二： 党员组织关系证明 委员会： 同志( 大学 学院 级 班)， 组织关系已于 年 月转至我处， 并按时缴纳党费 及参加组织生活。 特此证明。 单位党组织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关系证明范文篇三： 证 明 兹有****同志，女，xxx 年 10 月 31 日出生，浙江***人，系****学院原管 理与信息系 03 级现代物流专业学生，身份证号 33****************311**。该 同志自 xxx 年 09 月入学。 xxx 年 10 月申请入党， 经学校第 18 期业余党校培训， 成绩合格， 结业。 xxx 年 03 月 18 日经***和***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xxx 年 04 月 12 日党委会审批通过。 xxx 年 07 月周慧同志因毕业， 组织关系转出。 发展过程中各项手续完备。 特此证明! 附件：呈报党委会审批报告 中共****学院党委工作部 xxx 年 09 月 25 日 组织关系证明范文篇四： 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证明 ****党委组织部： 兹有 ，性别 ，中共正式/预备党员，身份证号: ，其党员组织关系现已转
到本单位。特此证明。 经办人：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 接收单位党组织(党委/党支部)盖章 年 月 日
四大维度之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是非常重要的看待问题的视角之一。从时间维度看问题意味着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因此要动态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时间维度代表的是一种历史，代表的是一种过程。宏观的时间概念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规范的表述和高频词有：历史与现状、传统与现代等。时间的维度和视角是申论命题和答题中必须要学会运用的角度和视角，时间的概念和线索是申论材料中一定会遇到的。如2008年浙江省申论考试的第(一)题要求概述资料2-3提供的主要信息。其中，资料2说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省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外出打工，90年代外出经商办厂，21世纪初走出国门去投资创业；资料3说浙江2005年GDP怎么样，2006年工业总产值怎么样，2005年文化发展怎么样，2006年城乡收入差异怎么样。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以上两个材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大家怎么才能一下子就概括出这句话呢？脑子里面必须装着思维，有了清晰的思维，概括题就是非常容易的。 微观的时间概念就是某一件事和工作进行的不同过程，即事前、事中、事后。如截断矛盾链条，可以进行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管理。事前管理主要包括危机监测、预防和准备。危机事前管理的核心是借助舆情监测机制侦测危机讯号，未雨绸缪，做好预警、防范和准备工作，为政府主动公关奠定基础。事中管理主要指危机爆发后的应对管理。事后管理包括危机平息后的总结和恢复管理。再如“××国土资源所从土地信访工作的事前、事中、事后入手总结出一些规律性，找出对应的办法，做好土地信访工作。” 四大维度之空间维度 四方上下。宇宙空间、网络空间、思想空间、数学空间等等，都属空间的范畴。从申论的角度来说，空间即方位和区域。空间的维度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物理的空间，就是事物的不同的地点、位置、方位，比如说经常用到的规范表达有：本地、外地；国内、国外；民族、世界等。做申论题目，你会发现几乎每套申论真题里面都会有不同地区的案例和经验，几乎每一套申论题目里面都会有一两个国外的案例。把握物理空间，可以拓宽思维的视野，看得广，看得远。 二是思维的空间。申论考试经常用到的思维是内因和外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就是本，外因就是
第六讲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教学目的：让学生理解关于人的学说、社会的学说，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认识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怎样坚持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做坚定的爱国者。 教学重点和难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教学时数：讲授学时：2个，讨论学时：2个，课外学时：4个 引言：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国家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能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人生的重要课题之一。大学生只有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履行对祖国、对社会的崇高义务，才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实现自身的价值。 第一节个人与社会 一、关于人的学说 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从两个方向延伸的：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而后者历来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无论是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西方的思想家均未能弄清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他们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人的本性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而已。 二、关于社会的学说 （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1、社会契约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卢梭） 2、社会有机论（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孔德、英国斯宾塞）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结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相互交往，形成与一
选自《公共行政》2002年第4期（P19-25） 国家与社会之间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中介组织兴起的必然性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时，加入WTO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虽已基本确立，但还不完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市场服务体系滞后。无可否认，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然而，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会由于垄断、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限制，从而出现市场失效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不仅达不到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就连其基本的资源配置功能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政府就要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方面不仅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存在着内在缺陷的问题，还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力量薄弱，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的问题，而且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和竞争经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活动主体的行为，只能通过各种间接手段调控、规范生产经营活动。因而，市场经济必然会划定政府权力的范围，迫使政府重新调整其职责和功能，限制政府的结构和规模。为此，政府又必须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给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承担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弱化后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填补对某些领域直接参与、直接管理手段的放弃和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健全所形成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机制的结构真空。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从不发达、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向发达、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轨迹，诺思称之为lock in(锁定)和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1] 而在这种转轨过程中，要避免极易出现的lock in现象，就必须找到一种path dependence，即归根到底要找到一种使市场与政府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通道。建立在市场契约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的基础上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重要的path dependence。 2．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作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他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社会形态。今天，市民社会已成为西方社会普及性的结构形态，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 中国作为迟发展型国家，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初期完全占主导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进行工业化，因而运用政权力量渗透、控制了社会各领域，形成了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两个越位：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民间)生活的越位。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模式使国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家行动的有效性降低，进而削减了国家的权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转变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已经是非常迫切的了。西方国家现有的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模式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市民社会通过与王权和国家权力的不断斗争，逐渐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地位。在市场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国家不断收缩其行动范围，逐渐退出私人领域和非政治性公共领域。这一过程呈现出社会主导国家的特点。西方市民社会尽管有较强的自主性、主动性，但由于国家的被动性调适，西方
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办法 为切实加强党员管理，做好党组织关系的转接工作，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党员临时外出到另一单位去工作学习，时间在六个月以内的，应持“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即临时组织关系），证明党员身份，其组织关系没有转移，仍在原单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和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党员因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外出学习或工作，时间在六个月以上，且地点比较固定的，应持“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转移组织关系。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其隶属关系随即发生变化，党员应在转入单位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和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短期外出（六个月以内）或长期外出但没有固定地点暂时无法转移组织关系的党员，可持《流动党员活动证》在外出所在地或单位的党组织参加党的生活，交纳党费，但不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流动党员活动证》由基层党委负责发放。接收流动党员的党组织对持有《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外来党员，应于验证后及时接收并将其编入党支部、党小组，同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四、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组织关系转递的原则。离退休干部的组织关系一般保留在原单位，可单独组建离退休（联
合）党支部。就地安置的退休工人和退职干部、工人党员，其党的组织关系一般应转到居住地区街道（或村）党组织。易地安置的离退休、退职干部、工人党员，其党的组织关系应转移到接受安置地区街道、乡（镇）或村党组织。离退休干部、工人党员因看病、探望子女和亲属，外出时间超过六个月以上的，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应给他们开具党员证明信，所到单位或地区的党组织应接收并安排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干部、工人党员离休、退休、退职后，又受聘到另一单位工作，如果时间在半年以上，应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新的工作单位党组织。 五、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中的党员。对已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应及时将组织关系转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党员在落实工作单位过程中将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等暂保存在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的，这些机构的党组织如具备条件并经同级地方党委同意，可以接收这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并根据不同情况，组织这些党员过组织生活。因某些原因，一时还不能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 六、停薪留职人员中的党员，应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的时候将组织关系转到居住地党组织。 七、党员因私事短期出国、出境或自费出国留学，应办
阐述一下数据分析的主要维度及如何才能 真正找准“动因” 销售数据分析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只有通过对销售数据的准确分析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找准数据变动（增长或下滑）的根本原因，营销专家刘杰称之为“动因”。找准了“动因”也就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解决问题、发现新的生意机会点才成为可能！那么实际的销售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做好数据分析，寻找到真正的“动因”呢？接下来笔者结合一个实际案例阐述一下数据分析的主要维度及如何才能真正找准“动因”。 （营销图片大全） 案例：某糖果企业Y公司南京市场8月份销售业绩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100万。 维度一：分析是那个品类的数据发生了变动？ 在做销售数据分析的时候，第一个分析的维度就是要看数据变动是来自于哪几个大的品类。回到案例，面对Y公司南京市场8月份销售业绩较同期下滑了100万的数据变动情况，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下滑的100万是来自于哪个品类或哪几个品类，每个品类各自的下滑占比是多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下滑的品类中是哪个规格的产品出现了下滑，从而真正找到造成业绩下滑的“罪魁祸首”。经过维度一的分析我们发现，8月份南京市场销售业绩下滑的100万主要是来自于水果糖和巧克力的下滑，其中水果糖下滑了60万，占比60%，巧克力下滑了40万，占比40%，进一步分析得出，水果糖的下滑主要是来自于128g袋装的下滑，巧克力的下滑主要是来自于散装巧克力的下滑。 维度二：分析是哪个区域发生了变动？ 销售数据分析的第二个维度是要看引起数据变动的销售区域在哪里？是整体销售区域都出现了下滑，还是局部区域市场出现了下滑？回到案例，南京市场下辖南京城区及江宁、六合、溧水、浦口四个县级市场。按此维度分析后，我们得出结论，南京市场销售额下滑100万主要是来自于城区市场和六合县城，其中散装巧克力的下滑主要是来自于南京城区市场，而128g袋装水果糖的下滑主要是来自于六合县城市场。 维度三：分析是哪个渠道发生了变动？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关键字：领导乡镇国家关系政治自治社会村民组织社会关系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 景跃进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49】【字号：大中小】 “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党组织关系证明信 目录 第一篇：党组织关系证明信 第二篇：关系证明信 第三篇：工资关系证明信 第四篇：子女关系证明信 第五篇：工资关系证明信 正文 第一篇：党组织关系证明信 党组织关系证明信 1、党员因调动工作、参军、学习、外出务工经商和其他原因离开原所在地或单位，以及外出时间在六个月以上，且地点比较固定的，经党组织同意，应按规定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即开写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2、在全国范围内可以直接相互转移党组织关系的党组织 (1)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2)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的机关党委;(3)盛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机关党委(工委)组织部;(4)盛自治区、直辖市各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处);(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各农业师(管理局)政治部(处);(6)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旅)或相当于师以上政治部或其组织部门;(7)铁路系统的各铁路局党委组织部。 3、复转军人党员组织关系转递的基本原则
已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应及时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因某些原因尚未落实工作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到父母、配偶 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党员在落实单位过程中将人事关系和档 案材料等暂保存在县以上政府人事(民政)部门所属复转安置部门的， 这些部门的党组织如具备管理条件并经同级地方党委同意，也可以接 收这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并根据不同情况，组织这些党员过组织生 活。 4、大中专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递的基本原则 已经落实了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到所去单位党 组织。党员在落实工作单位过程中将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等暂保存在 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的，这些机构的 党组织如具备条件并经同级地方党委同意，可以接收这部分党员的组 织关系，并根据不同情况，组织这些党员过组织生活。对因某些原 因，一时还不能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 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 5、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组织关系转递的原则 (1)离退休干部的组织关系一般保留在原单位，可单独组建党支部。(2)就地安置的退休工人和退职干部、工人党员，其党的组织关系一般应转到居住地区街道(或村)党组织。(3)易地安置的离退休、退职干部、工人党员，其党的组织关系应转移到接受安置地区街道、乡(镇)或村党组织。(4)离退休干部、工人党员因看并探望子女和亲属，外出时间超过六个月以上的，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应给他们开具党员证明 信，所到单位或地区的党组织应接收并安排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5)
五个维度留住关键人才 对薪酬不满意不是员工离职的唯一因素，对企业发展战略不满、对企业文化不满、对自身在组织中的发展前景不满等，都是员工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非经济性因素，而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是让员工不再跳槽的关键所在。 提升员工满意度的8“C”原则 从多个角度看，提高员工满意度需要做好以下8个“C”： Control（控制）：让员工对如何完成工作的重大决策具有掌控能力，就是提高员工在具体工作中得到充分授权的满意度。 Commitment（承诺）：向员工展示工作前景和方向以促使其努力工作，即通过提供可以预见的职业发展轨道和有前景的企业战略规划，提高员工对自身在组织中的发展前景的满意度。 Challenge（具有挑战的工作）：给员工安排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工作内容丰富化，以提高员工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提高对自身发展的满意度。 Collaboration（合作/团队协作）：将以个人为单位的工作分工转变为以团队为单位的协作性分工，让员工组成团队工作，营造一种宽松、合作的良性工作氛围，提高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Culture（文化）：营造欢快、令人兴奋和开放式的环境，结合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需求，打造与行业、产业、企业相符的文化氛围，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满意度。企业文化的内涵丰富，包括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企业环境、企业形象、企业道德、企业行为等。 Compensation（报酬）：与员工分享收益和赞誉，利用薪酬、福利和荣誉留住员工的人和心。 Communication（交流）：公开、毫无保留地与员工交流沟通，乐意和员工积极分享企业发展等重大事件、决策和信息等，提高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人翁意识，达成员工与组织的心理契约。 Concern for DueProcess（尊重过程）：以人为本，尊重员工、尊重并接纳员工的不同做法、工作风格、处事方法，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满意度。对许多有抱负的员工而言，高薪职位只是他们前来投效的诱因，建议或创意获得采纳，才是他们最大的成就感。 五个维度透视留人举措
2008年国庆节，《南方周末》邀请了海内外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包括：你对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你做什么？了解我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读者会知道我不过是由着这个机会，重申自己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解。政治何为？国家何为？谈到对国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时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身为美国公民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弗里德曼看来，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也就是说，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公民的权力达到最大化，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合理合法的享受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应该进行改进或者下台。 这本书上还重新定义了一下爱国，以前我们想到爱国，大部分都是什么以集体利益为重，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我们想象中的爱国也更像是爱我们的政府，或是说爱我们的执政党。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爱这个东西是相互的，而且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在这本书中举了这样一个国家，圣马力诺，它有9个政党，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议会选举产生两名
权力同等的执政官。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议会首脑，任期半年，不能连任，三年后可再次当选。也就是说，在圣马力诺每年能产生4位国家元首。如果以60年为一周期，且不考虑连任障碍，理论上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而议员为60位，五年一届，平均下来60年就是720次机会。同样是政治权利，和世界各国相比，圣马力诺的“含金量”当属最高，真有点儿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这是一个没有铁路、机场和港口，甚至也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实行小学和中学16年义务教育制。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不用灌输任何爱国主义，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该国公民都会奋起抵抗。 所以说：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的追求外表或是说军事实力的强大，那它就违背了国家这个东西最开始产生的意愿。苏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外表看起来固然强大，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它的工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是有无数的农民无偿的进行支持才造就的，而那些底层的人民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强大。其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在各个方面上的尝试，我也非常希望能看见理想中的中国，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运维管理知识 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管理，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提高知识服务的效率和能力。人是知识管理的内生力量，图书馆员工是隐性知识的载体和知识创新的主体。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理应以人为本，全力推行人性化模式。本文围绕图书馆知识管理中人性化模式的概念、原理及管理机制等进行讨论，以祈教于同行。1人性化模式的概念 人性化模式亦称人的个性管理，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IU提出来的仅从“人”这个维度来管理知识的方略。在这种管理模式中，以调动人的能动性为主旨，实现高效率、高效益的知识服务的总目标。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经营战略应是知识创新产品的提供，而不是传统的知识传播。从知识创新的角度出发，图书馆更多地提供定制化产品而不是标准化的产品服务，为用户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提供策略服务和战略战术服务。由此而来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模式，应是“从人到人”的人性化模式。IkujiID Nonaka教授指出：“只有人类才能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无论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有多大，它们终究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工具。”笔者认为在图书馆知识管理中，人和技术两个维度，应是以人为主，以“从人到人”的分享隐性知识为主，将知识管理视为一种社会化的交流过程，强调群体建设。通过促进、激励和引导学习，使知识有效转化、不断增殖。这种过程中心制知识管理，即本文所说的人性化模式。 人性化模式主要基于过程，通过提高人的社会化知识交流能力，使知识在分享中增殖。图书馆知识活动通常有不同层次，最简单的有个人层次和组织层次之分，前者强调个人内在知识
的裂变，后者则将个人知识组织化并上升为组织智商，形成知识的聚变。图书馆实施人性化管理模式的主要任务是促使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相互转化，激励员工参与不同领域间知识的分享，引导个人和集体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实现核心业务活动的突破性变革。 2 图书馆员工的知识转化 2．1 个体知识组织化和组织知识个体化 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经验，人是行为的主体。鉴于图书馆有技艺性和序列性互相依存的文献资源建设、技术例行性和集合依存的信息传播以及工程技术性和技术依存性的技术保障等项业务内容，从知识的传授与掌握的难易程度上看，作为知识型的图书馆员工其知识具有以下类别：(1)普及型知识。如：图书馆员工管理规定，学习、工作制度、考勤及处理办法等，这类技术例行与集合依存性知识既容易传播，适应范围又广。(2)复合型知识。这类知识应用范围很广，但比较难掌握，例如，图书分类法的实施细则等，这些序列性业务规范需要通过组织的培训，方能转化为个人知识。(3)易学知识。这种技艺性知识简单易学但适应范围有限，不能以此推及其他工种，如书刊上下架、报刊配装整理等，这种经验很容易传达给其他相关人员。(4)一次性知识。这种知识易学，应用范围又不广，仅需少数人具备，如书法、汉字计算机输入等工程技术性知识。对于普及型的知识，各馆多以规章制度汇编的形式发给员工，在馆内推广普及，以实现组织知识个人化。鉴于复合型知识涉及文献信息的组织、传递和利用等，学习者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或向有经验的人认真学习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对于能迅速掌握的易学知识，最佳的管理办法是把它们汇总成一个高效翔实的数据库，以便人人随机使用。至于一次性知识，因其回报率非
从理论上来讲，国家与社会存在着诸多关系模式，而非简单的零和关系。有的学者归纳为五种：社会制衡国家、社会对抗国家、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社会参与国家、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16]而波兰社会学家奥索斯基则认为存在三种模式：集体理解的模式，即建立在传统习俗之上的社会生活；多元模式，它是由于相互作用的“自然法则”而获得的社会均衡，在遵循某些竞赛规则的情况下，是各个不协调的决策的结果；一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决策规定社会生活，主要决策都由一个机构制定并且监督实施。奥索斯基认为，由此可以演绎出第四种模式，“第四种社会制度的概念——尽管旧式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是把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与合理的计划系统协调起来”。[17]由此可见，不论是“五分法”还是“四分法”，皆包含“强国家－强社会”这一理想类型。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现实经验也印证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并且表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确能够达致双赢的结局。[18]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革命型全能主义遗产的国度，将多元主义视为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并希望最终实现“社会制约权力”的“弱国家－强社会”目标，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和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具有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就此，笔者赞同顾昕等人的观点，就中国的实际来说，在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译为“法团主义”）理念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mutual empowerment），并最终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格局，不失为一种合理而又可行的发展模式。[19]一方面，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和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适宜的活动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社会在法律范围内享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并最终与国家形成“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当然，这样一种抽象的理论界说还需要一套技术性的操作方案与之相配套。就当前来说，改革现行的社团监管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使它们成为法治框架内各种公共物品和私人产品的有效提供者，乃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的国家，并非一个权力不受限制而肆意横行的“利维坦”，而是指国家具有较强的能力，能够有效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进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套用迈可？曼（Michael Mamn）对国家权力的区分，“强国家”是说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而非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20]对“强国家”进行这样的界定，不仅可以避免国家为其滥用权力侵害公民而寻找借口，而且有助于国家提高相应的基础性能力（如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和合法化能力）并免除“自由派”对强大国家能力的无端责难。 国家主要指政府，有时指领土和资源的总合。社会是全体人民组成的整体，主要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
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提升你的维度 【生命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提升你的维度】北大教授刘丰把量子力学等前沿科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佛教理论等融为一炉，提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升我 们的维度。 看完这个近期备受追捧的前凤凰卫视主持人梁冬，带来的《生命》访谈节目视频，小编只想说，简直脑洞大开，刷新了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宗教观 希望这个视频能带给你脑洞大开的全新体验! 看待世界的维度不同，你的认知度和自由度就不同，也就是说，生命的自由来自于意识维度的提升。 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有很多修行方法，大部分修炼让我们做的 事儿只有三个字：去杂念。比如印度的瑜珈，佛教禅宗的禅定通过 修行，一层一层把你的三维的相拿掉，当你把最后一个三维的相拿 掉之后你得四维智慧了，我们就能获得更高的智慧直觉了。(刘丰教授) 准备好打开脑洞，我们一起来一场从零维空间到十维空间的旅 程吧! 【零维】 我们先从一个点开始讲起。这个点没有大小、没有维度。它只 是被想象出来的、作为标志一个位置的点，它什么也没有，空间、 时间通通不存在。这就是零维度。 【一维空间】 零维已经存在了一个点，我们再画一个点，两点之间连一条线。当当当!一维空间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创造了空间! 一维空间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和深度。 【二维空间】
我们拥有了一条线，也就是拥有了一维空间。如何升级到二维呢?很简单，再画一条线，穿过原先的这条线，于是就有了二维空间，二维空间里的物体有宽度和长度，但是没有深度。 在纸上画一个长方形，长方形内部就是一个二维空间。 为了方便后面理解更高维度的空间，我们用两条相交的线段来 表示二维空间。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二维世界里的生物。因为二维空间没有深 度(也可以理解成厚度)，只有长度与宽度，我们就可以将它理解成纸 片人，就如同是扑克牌k.q.j里的画像。 因为维度的局限，二维生物只能看到二维的形状。如果让它去 看一个三维的球体，那么它只能看到的是这个球体的截面，也就是 一个圆。 【三维空间】 一维数轴，二维平面，三维立体，这是我们初中学的常识。而 人类是三维生物，活在四维空间里。 三维空间有长度、宽度与高度。 假设我们有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只蚂蚁，我们姑且把蚂蚁君看 作是二维生物。我们做二维的纸面上移动，如果要让他从纸的一边 爬到另一边，则蚂蚁君需要走过整个纸张。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张纸卷起来呢?成为一个圆柱，一个三维的物体。这时蚂蚁君只需要走过接缝的位置，就到达了目的地。(对了!这 就是传说中的虫洞)换句话说，把二维空间弯曲，就得到了三维空间。 蚂蚁从a点消失，b点出现：卷曲产生新的维度! 好了，下面开始进入烧脑阶段。 【四维空间】 四维比三维多一维，它就是时间! 想象一下，左边有一个1分钟之前的我，右边则是现在我，将 这两个我看成两个点，穿过他们连线，它就是四维空间里的线。于是，四维空间出现了! 如同上文提到的，二维生物只能看到三维物体的截面一样，我 们作为三维生物，也只能看到四维空间的截面。所以我们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只能看到此时此刻的世界。 然而，四维生物可以看到未来，但是无法改变未来。如同《大 话西游3》，紫霞通过月光宝盒看到了结局，但是却无法改变结局。
第五章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杨鹏程教学目的：让学生理解关于人的学说、社会的学说，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认识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怎样坚持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做坚定的爱国者。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教学时数：讲授学时：2个，讨论学时：2个，课外学时：4个 前言：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国家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能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人生的重要课题之一。大学生只有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履行对祖国、对社会的崇高义务，才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实现自身的价值。 第一节个人与社会 一、关于人的学说 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从两个方向延伸的：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而后者历来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无论是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西方的思想家均未能弄清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他们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人的本性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而已。 二、关于社会的学说 （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1、社会契约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卢梭） 2、社会有机论（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孔德、英国斯宾塞）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结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相互交往，形成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
管理的五个维度 什么是管理者？按照通俗的理解，管理者就是领导，不管这个领导是大是小，大小都得是个领导。比如生产小组组长、司机班班长、保安队队长、部门经理、公司总裁、城市市长、国家元首等等。换句话说，人们普遍都认为，领导才是管理者，如果你不是领导，你就不是管理者。 这个观点对不对？不全对。领导的确是管理者，但管理者的含义却不止如此。管理学界对管理者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比如管理大师德鲁克给出的说法是“对影响自己业绩的所有人的业绩负责的人”。大家见仁见智，在此不做评判。 倒是词典给出的解释吸引了我的注意，词典说，管理者就是负责某项工作使其顺利进行的人。根据上述定义，只要你能负责某项工作并使之顺利进行，你就是一名管理者。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是一个仓库保管员，只要你每天能把入库出库搞得清清楚楚，物资摆放井井有条，那你就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 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只要你有事干，有工作，那么每个人都是管理者。可见，管理并非只是领导管下属那么简单，因为，管理还需要从以下的五个维度来展开。 维度一：向下管理下属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管理维度，也是大家所说的管理的基本含义，在管理学上叫正向管理。管理管理，管人理事，现在的管理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浩瀚无边的学科，各类管理学着作更是层出不穷。如果你志在精通管理，那你就要多读管理学着作，尤其是号称“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的书，一定要读。站在管理大师们的肩膀上，你能少走很多弯路，跨过各种大坑，快速找到当管理者的感觉，对你对下属对公司都有好处。想靠在管理实践中摸索总结，太慢。 韦尔奇说过一句被大家奉为经典的话：“在你成为领导之前，成功的标准是如何能够让自己成长。在你成为领导之后，成功的标准是如何能够使别人成长。”这句话说出了管理下级的精髓——培养人才，让团队成长。管理下级的理论和方法，汗牛充栋，构建了管理学的辉煌大厦，无暇细聊，究其核心，绕不开带领团队一起成长这个话题。 维度二：向上管理领导 在管理学上，这被称之为逆向管理，意思就是下级可以通过沟通和积极影响来管理上级。你也许会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做法太激进太超前，其实，这种管理维度一点都不“超前”，而是传统智慧结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大臣向上管理皇帝的例子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魏征作为下属，无数次仗义执言，拼死进谏，改变了“领导”李世民很多决策，在他们君臣的共同治理下，中国出现了着名的贞观之治。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习惯了被管理，从而忽略了对上级的管理。比如遭遇失败时不主动为领导分忧，而是想着如何为自己开脱，遇到难题时不积极想解决方案而是想着“有领导在上面顶着我急个啥”，这些都是缺乏向上管理意识的表现。你要明白，你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你的上级栽了跟头，你也必然会受到牵连。 管理上级的原则和方法很多，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话题，在此暂不讨论，等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来谈这个话题。牢记一点：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必须要知道，管理上级也是你要做的重要功课之一。有人也许会说我没上级，怎么管理上级。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上级的人，你是CEO，还得对董事长负责吧。你是董事长，还得对股东负责吧。 维度三：平行管理平级 这实际上说的就是同级之间、同事之间相互协作的问题。有人认为，人与人相处，是最复杂的事情，因为人心隔肚皮。也有人认为，人与人相处，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投桃得报李。人类之所以能从愚昧走向文明，从非洲丛林走进宇宙太空，从生存边缘走到食物链顶端，是因为人类充满创造力，而赋予人类创造力的，是由于每个个体都是充满个性的。正是由于个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掌握平行管理平级这个重要维度。 在公司里，没有任何人能不依托其他人而独立存在，从基层员工到最高领导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是整个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平级之间要合作而非对立，要支持而非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