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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一)

【摘要】环境刑法的创设起步于本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的环境刑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且各具特色。我国环境刑法的制定相对较晚，截止刑法典修订以前，并无实质意义上的环境刑法编纂。对环境犯罪行为主要依赖单行刑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事条款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呈零散支离状态。修订后的刑法典架构了环境刑法的雏形，将14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植入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些作为环境刑事制裁集中表现形式的刑罚内容不仅圃于传统刑法理念的僵化模式，而且是单行刑法和附属刑事条款规定的汇总，缺乏一种突破性的理念追求，传统思维定式的固有缺陷没有得到订正。在刑法中中加大付环境犯罪的刑罚比重和惩治力度是现代社会演进的必然需求，也是保护人类环境必然产物。而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较传统犯罪类型大相径庭，因此，环境刑法研究的视点带给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辨方式，正是这种理性思辨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本文就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缺陷以及环境刑法的保护客体三个方面析解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这些命题的未来定位与走势关乎环境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传统刑法理论的拓展与鼎新。

【关键词】环境刑法刑法理念犯罪客体立法建议

一、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系统的环境刑法制定之后，环境刑法的适用仍与环境行政法之间始终保持一种依存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使环境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蕴含了“行政违法性”的内容。因此，环境刑法的刑罚条款与环境行政法规定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关联性可称之为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所谓行政从属性，系指依据环境刑法条文规定，其可罚性的依赖性，取决于环境行政法或基于该法所发布的行政处分而言。1]这种理论观点主要源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环境刑法理论，特别是德国学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学界很少涉猎这一问题的研究。行政从属性是环境刑法研究上的重要课题，也是实务中确认环境犯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行环境刑法的法条内容尽皆涉及违反环境行政法的问题，如“违反国家规定，……”（第338条、第339条），“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第340条）等等。这种规定形式表明环境刑法具有依赖行政法的属性，那么，环境行政法的规定究竟对环境犯罪的构成起到何种作用，是否属于环境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将是我们的讨论重点环节。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存有一种从属关系，因为环境刑法并未规定环境犯罪客观特征的具体内容，这些认定环境犯罪的决定因素大都规定在环境行政法中。行为人构成环境犯罪以违反行政法为前提，行政违法性的程度往往是界定罪与非罪的标志。这一点从现有的环境行政法规定可以得到印证，如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规定表明超出行政处罚范围的污染大气行为应由环境刑法调整。换言之，环境刑法条款中的“违反……法律或法规”与环境行政法的规定体现出一种关联性的层次衔接，并非一种完全的依赖性从属。目前，我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概念上的行政从属性。环境刑法条款涉及的专业性概念应以环境行政法的规定为依据，如固体废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有关术语的解释。二是违法性要件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及程度应依照行政法的标准界定，如“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废物”（第338条）所指的具体方式，“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第339条第2款）等。由此可见，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犯罪客观行为的认定上，而且是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由于现行环境刑法涉及的环境犯罪多系结果犯或情节犯，2]犯罪的成立还应以某种法定要件的出现为已足，故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属于一种相对的行政依赖性，而不是绝对行政依赖性的环境刑法，我国环境刑法条款的行政从属性多属于这种情形。国外学界比较注重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常常为环境刑事立法所采纳，有些成果值得借鉴和尝试。德国在环境刑法方面

的改革，尤其是那些最终纳入刑法典的条文修改，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是：扩大刑事追究的可能性，统一有关的法律规定，明确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以及增强社会公众对破坏环境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因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德国刑法中得到拓展，除上述两种行政从属性以外，德国环境刑法的有关条文还使用了空白罪状的从属形式，将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并不完整的刑罚条款（空白刑事条款）通过行政法领域的规范加以填补。如《德国刑法》（1998年）第327条（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第2款第1项“需要经批准的设备或《联邦放射物保护法》规定的必须经批准的设备”的规定即属此例。3]这种从属于行政法的空白罪状，为特定准则或禁止规范的适用提供了一致性的刑罚保护。我国环境刑法没有这种形式的条款，就环境刑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而言，仅违反环境行政法的行为不能直接适用刑罚，即使行政法中规定的附属刑事条款，也应具备“严重后果”的条件。从属于行政法的空白罪状模式更有利于界定环境犯罪，而且有利于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附属刑法的存在依附于环境行政法，而这种刑事罚则的存在必须依附于环境刑法才具有现实意义。刑法修订之后，原有的环境行政法刑事罚则条款相应得到修正，附属刑法已经转化为一种原则性的刑法规范，在环境行政法中仅笼统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环境犯罪的认定又回到行政从属性的传统羁束之中，从而使环境刑法的刑罚作用难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故有的学者指出：“刑事政策上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决定，是将环境刑法从行政法的附属范围提出，并将它放进主刑法之内。因为，环境犯罪不单纯是违反秩序，而是与伤害、偷窃、诈欺行为同样可以非难”。4]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环境犯罪属于非常严重的犯罪，而且具有其他犯罪类型所不具有的潜在危害。为达到适用刑罚的目的，环境刑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行政法的依赖，这种依赖性表现为刑罚理由与免罚理由上的行政附属性。环境行政法的执行效能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也常常阻滞环境刑法的刑罚功能。从规范理论观点考察刑法的保护功能，附属刑法的刑罚规定可能比环境刑法更为直接奏效，即在环境行政法中设置独立性的刑法规范，包括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确保国家环境秩序计划的执行，而且在犯罪构成要件上保证以刑法作为核心限制手段，亦可缓解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聚讼问题。这种方式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青睐，英美法系和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广泛采用附属刑法处罚环境犯罪。我国的附属刑法条款本身没有任何具体的刑事罚则，所以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刑罚功能。尽管这种环境刑法规范的价值理念尚未得到确认，但已对传统的观念产生冲击。因此，这种作法较其他修正环境刑法的方式更为切实有效，而且有利于协调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这种环境刑事立法模式的引进，既可以避免行政从属性的困扰，又可以充分运用刑事罚则制裁环境犯罪。二、污染环境犯罪立法缺陷的探析与构想现行环境刑法仅涉及三种污染环境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8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第339条第1款）、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339条第2款）。这三种犯罪基本上是附属刑事条款的翻版。5]特别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将原有类推立法形式创设的水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和违反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罪三种污染环境犯罪合而为一，这些规定本身已经反映出环境刑事立法的不成熟特征。环境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犯罪受到传统刑法理念的多重制约，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一）污染环境犯罪主观罪过形式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主观罪过形式上的立法缺失集中反映在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上，该条是环境刑法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从理论和实务上审视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条无法适用于故意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换言之，修订后的刑法在处罚故意污染环境犯罪方面持有保留态度，这种立法上陈旧性思维困踬着环境刑法的发展，不利于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就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本意而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并不含括故意的形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终确定的罪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意在突出该罪主观上的过失特征。尽管刑法典中含有“事故”罪名的法条中都无明确的“过失”规定，6]但理论和实践上却都将这些犯罪

视为过失犯罪。因为“事故”的词义应释为“意外的变故或灾祸”7]。“事故”一词是这些犯罪被定为过失犯罪的原始依据，它反映了不意误犯的内涵以及行为人追求危害结果随主观心态，且与过失犯罪的心理特征相吻合，所以排除了故意犯罪的形式8]，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结论，如此推论才能符合传统立法的原意，但是这并不说明立法本身不存在问题。传统刑法理论对过失犯罪的态度较为温和，而且以实害结果的产生作犯罪构成的要件，不仅在追究过失刑事责任的范围上予以限制，而且在刑罚的强度上加以限定，这种传统理念已经不适应过失刑事责任的需求。刑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没有规定“过失”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综观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成例，不仅在总则中对过失犯罪加以明确，而且还于具体条文中明确规定“过失”犯罪，以示与故意犯罪相区别。《德国刑法》（1998年）第29章涉及的污染环境犯罪，均对过失犯罪作了明确规定。如该法第324条（污染水域）第3款规定：“……（3）过失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因此，只有在刑法条款中载明过失犯罪的内容，才不会引发认识上的分歧。许多实例表明污染环境犯罪，并非仅由过失犯罪构成，还包括行为人故意所为。现行环境刑法除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之外，没有规定其他故意污染环境的犯罪，这显然是环境刑事立法的一大缺憾。当务之急是对现有污染环境犯罪进行修订，否则将不利于司法实务操作，甚至轻纵故意污染环境的犯罪。笔者认为，有关污染环境犯罪法条的修订方式有两种，一是重订原有法条。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可分作两款：第1款“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足以造成环境污染，损害公私财产或者危害公民生命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2款“过失实施上述行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规定既解决了危险犯的处罚问题，又明确了故意污染环境犯罪。二是增订新的罪名。在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拆解为三种具体犯罪，设立水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和污染土地罪，并分别制定相应的刑罚。这种方法较为复杂，但更为具体明确，有利于司法适用。（二）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形态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一直是冲击传统刑法理念的焦点课题。学界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肯定说认为，危害环境罪足以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现实或潜在的重大影响，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所以就有必要惩罚环境危险行为，而不必等到危害结果现实发生。9]否定说认为，污染环境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有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给人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10]而且必须具有现实的污染结果，如果不具有这种结果，可以采取其他方法制止或防治，但不能予以刑事处罚。笔者认为，由于污染环境行为与其危害后果之间较其他犯罪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面联系，而且危害结果的出现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公共危险在生态结果与责任的规定中经常被回避，因此，处罚危险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环境刑法中规定危险犯的内容已得到各国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而且成为各国立法的通例，并付诸立法实践。如《德国刑法》（1998年）第325条（空气污染罪）规定：“违背行政法义务，在设备、尤其是工厂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物品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11]《西班牙刑法》（1983年）第347条就是危险犯规定的范例，该条规定“违反保护法规，产生空气污染或垃圾于大气水体海洋，造成人体健康或环境法益生活条件之潜在重大危险，……”，12]其他国家亦有类似的规定，如美国、瑞典、奥地利等。环境媒体的保护并不仅限于实害的出现，为了避免割裂沿用已久的刑法原则，扩大可罚性的犯罪形态，一些国家开始尝试降低刑法原则对危险程度的要求，并于环境刑法中规定抽象危险犯的内容。如《德国刑法》第326条规定的未经许可处理垃圾罪13]。此类环境犯罪原则仅须某一环境媒体的

某一危险存在为己足14]，不论行为人排放有害物质实际造成公众生命或身体发生危险，还是可能造成危害，均应受到刑事制裁，不以发生实害为必要。显然，危险犯扩大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可罚性。在我国环境刑法中危险犯的规定已见端倪，如刑法第339条第1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这表明只要行为人处置境外的固体废物，即可构成该罪，而不论有无危害结果的发生。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规定已显示立法者惩罚危险犯的意图，但未将这种意图引入其他污染环境犯罪之中，就传统刑法理论而言，在环境刑法中设置危险犯并不存在阻力，因为传统理念中的危险犯皆属于故意犯罪，不包括过失犯罪。那么过失污染环境犯罪是否包含危险犯罪的讨论则触及传统刑罚价值理念的更新问题。污染环境的危险性一般可以通过实害结果加以证明，如果仅因危害结果确实发生而追究刑事责任，仍未摆脱传统的过失犯罪观念。然而，污染环境行为具有潜在危险的特性。大多数污染环境行为的实害结果都不是即时性的，其潜延性危险需要一定的期间才能显现，有的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日本的水俣病事件是从发生了怪病，引起了轰动，到公开确认发病原因，经过了十年以上的岁月。而骨痛病，从发病到查明原因，经历了更长的时间。15]在现代工业社会，由于科技程序的复杂化，根本不可能避免某些意外事件的存在。但传统过失理论并不涉及这种可能存在的危害结果。尽管运用“危险”确定责任有不顾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之嫌，且易与合法性原则产生冲突，但刑罚的威慑性将由此得到体现，并成为充分发挥刑罚功效的一种新趋势。“危险”可以意味着没有具体的灾害发生，也可以说意味着眼前就有灾情发生。以水误病为例，一旦有人被确切地诊断为水俱病患者就可以说是超过了“危险”，发生了实际“伤害”、如果发现有人头发内的汞含量增加了，但没有达到得病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危险”发生了。16]故而，应当摒弃传统过失犯罪无危险状态的观念，将环境犯罪中的过失危险行为适度犯罪化，从而展示现代刑法的价值理念。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行为人因相信其行为结果没有危害性而免于处罚，而且可以使造成轻微损害后果的重大过失犯罪得到处罚，进而有效地遏制污染环境犯罪。

司法考试重点法条刑法修正案八之污染环境罪

司法考试重点法条:《刑法修正案八》之污染环境罪《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较大修改。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它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修改后的条文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理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它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次修改，经过扩展适用范围、降低入罪门槛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这

对中国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修改有哪些变化？此次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修改，只涉及构成要件中犯罪的客观方面，即对犯罪行为要件的调整。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 1.将构成要件中的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这一修改是最重大、最核心的变化。修改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属于结果犯，必须具备特定的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由此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情况下，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对构成犯罪行为的范围界定过窄，局限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惩戒；

司法考试刑法历年真题答案解析(三)

司法考试刑法历年真题答案解析（三） 1.关于刑法解释的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将盗窃罪对象的“公私财物”解释为“他人的财物”，属于缩小解释 B.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出售假币罪中的“出售”解释为“购买和销售”，属于当然解释 C.对随身携带枪支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解释为以抢劫罪定罪，属于扩张解释 D.将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解释为“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属于类推解释答案：C 解析：本题考核刑法解释。 A项中，盗窃罪的对象“公私财物”都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他人的财物”的解释，去除了“他人占有”的限制，扩大了盗窃的对象，属于扩张解释。 B项中，将“出售”解释为“购买和销售”，属于扩张解释，并不是当然解释。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故B项说法错误。 C项对抢劫罪的认定进行了扩张解释，说法正确。 D项中，对“信用卡”的功能进行了扩张解释，故D项说法错误。 2.关于犯罪主体，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女，43岁）吸毒后强制猥亵、侮辱孙某（智障女，19岁），因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故甲无罪 B.乙（15岁）携带自制火药枪夺取妇女张某的挎包，因乙未使用该火药枪，故应当构成抢夺罪 C.丙（15岁）在帮助李某扣押被害人王某索取债务时致王某死亡，丙不应当

负刑事责任 D.丁是司法工作人员，也可构成放纵走私罪答案：C 解析：本题考核犯罪主体。 A项中，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行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可以是女性。所以A项说法错误。 B项中，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为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机械进行抢夺，这种携带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因而只要携带这些凶器进行抢夺，就应定为抢劫罪，所以B项说法错误。 C项中，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或者致人死亡都是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过失致人重伤或者致人死亡，是非法拘禁的结果加重犯。而15岁的人对过失致人死亡不负刑事责任，所以C项说法正确。 D项中，放纵走私罪是指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的行为。司法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放纵走私罪的犯罪主体，所以D项说法错误。 3.关于正当防卫，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制服不法侵害人后，又对其实施加害行为，成立故意犯罪 B.抢劫犯使用暴力取得财物后，对抢劫犯立即进行追击的，由于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属于合法行为 C.动物被饲主唆使侵害他人的，其侵害属于不法侵害；但动物对人的自发侵害，不是不法侵害 D.基于过失而实施的侵害行为，不是不法侵害答案：D 解析：本题考核正当防卫。 A项中，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意味着不法侵害不可能继续侵害或威胁法益，

传统刑法应如何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带来的挑战

传统刑法应如何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带来的挑战传统刑法应如何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带来的挑战随着电视网、电信网、通信网的功能融合，智能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智能手机不仅能够提供更及时、更迅捷的数据传输服务，而且更方便了人们通过手机进行购买、转账等经济活动。软件下载功能使智能手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终端。但是，正因为智能手机这样的特点，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犯罪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这类犯罪看似涉及金额小，但是其受害者范围非常大，因此涉本文由收集整理案金额往往超出人们想象。该类行为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隐私权，其主观恶性非常明显，刑法显然有必要对之做出调整。一、智能手机犯罪的现状简析（一）我国智能手机犯罪现状 1.三网融合带来智能手机犯罪的可能性所谓三网融合，是指电视网、电信网、通信网的功能融合，这使得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智能手机成为新的犯罪工具。手机恶意扣费、手机病毒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体现了传统的网络犯罪已经出现了改变，越来越多的现实社会的犯罪，诸如盗窃罪、诈骗罪开始进入网络犯罪的空间。而传统刑法更多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计算机网络犯罪，对于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背景下衍生的新型网络犯罪，比如智能手机犯罪关注甚少。[1] 代写论文

2.社会对智能手机犯罪的认知状况概览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我国智能手机用户对智能手机犯罪的认知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该类犯罪的波及面广，大多数用户能意识到其危害性。大多数用户都认为自己收到的恶意吸费短信、恶意软件是对自己权益的侵害。（2）认为所涉金额太小，不愿意因此而投诉、甚至报案。希望能有一个代表智能手机用户群利益的组织承担该类诉讼责任。（3）认为该类犯罪与传统刑法上的网络犯罪有不同，刑法有必要对之进行单独调整。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第一，智能手机的危害已经为大多数智能手机用户所知，可见其存在现状日益猖獗；第二，确有必要考虑刑法对这类行为该如何调整，显然现行《刑法》第285、286、287条对该类犯罪调整不足。（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体系对智能手机犯罪案件的调整2011年常州市警方侦破全国首例制作“娱乐伴侣”手机病毒恶意扣费案件，炮制病毒的成都某数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采用一种非常隐蔽的手段，利用手机病毒，向全国27个省市1159万手机用户发送了诱骗短信，使10多万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其中仅江苏省就有3万多人被非法扣费，从中非法获利100多万元。最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刑法对传统的网络犯罪的规制来适用于该案。虽然该案最终成功结案，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计算机终端无限扩大导致的刑法评价困境。[2] 毕业论文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依据(一)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依据(一) 关键词:刑法;司法解释;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实践依据内容提要:刑法规定的局限性、刑法规范的应用性和刑法语言的模糊性,决定了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在我国,由法定主体制定和发布刑法司法解释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任何否定刑法司法解释合法性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我国悠久的司法解释历史传统和刑法典的不完备性,使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现实合理性,而我国目前法官的素质较低,是法官独享刑法司法解释权的一大障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司法解释在我国被单列为一种权力,一种相对于法律制定权、法律实施权和决定权的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1]220而有权进行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不断有人对其提出诘难。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全国通行的司法解释,貌似可以满足“统一司法”的目标,但其初衷是否能够实现,大可质疑。因为:(1)司法解释既然要统一全国的司法活动,就必然具有抽象性、普遍性,这种解释就具有立法的性质,导致司法权和立法权关系混淆,司法解释随时有冲击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2)司法解释必然缺乏针对性,仍然需要进一步解释。(3)司法解释的存在会抑制法官自身探索刑法学真谛的冲动,使得法官的独立裁判显得多余。(4)司法解释会使理论探讨的价值大打折扣,对于刑法学理论发展并无好处。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我国现实的国情出发,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不仅是必要的、不可替代的,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长期存在。本文拟就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的依据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一、刑法司法解释的理论依据刑法司法解释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也就是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必要性问题。在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对于是否有必要对刑法进行解释的问题,曾经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话题。在奉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时代,启蒙思想家们从“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学说出发,反对法官解释法律。他们强调法官必须以法律的文字作为审案定谳的唯一根据,严格禁止法官解释法律。他们认为,“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法官“就有可能对法律做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3]主张绝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更是绝对禁止法官对刑法进行解释。被誉为“刑法之父”的贝卡里亚对此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他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4]10“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力,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4]12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时间里,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因而,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官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取决于被告人的软弱程度;取决于法官与被侵害者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由于“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所以,“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4]13刑事古典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也竭力主张,法官应当受制定法严格且直接的文字规定的拘束;法官的事务应当仅仅在于对于现实的个案以法律规定的文字加以比较。正因为如此,他甚至还禁止人们对他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进行解释。5]144 然而“,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有人相信这一点。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

刑法理念与刑法解释(一)

刑法理念与刑法解释(一) 关键词:刑法解释/刑法理念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列举并分析偏离刑法理念进行刑法解释的现象与原因，论述了刑法解释应当以刑法理念为指导。 “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但是，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注：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第213页，第165页，第9页。)“法理念是以三个基本价值的紧张关系表现出来的，这三个基本价值是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正义是形式的理念，无数的法规范根据正义采取其形式，即采取对万人平等对待和由法律规制的普遍性。而其内容必须由与正义不同的、因而与正义并列的、也属于法理念的原理来决定，这个原理就是合目的性。”(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入门》，碧海纯一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第33～34页。)但实质合目的性是相对的，需要制定法律予以确定。于是产生法的安定性理念，即法是实定的，实定法本身是安定的，作为法的基础的事实必须尽可能准确无误地予以确定，不轻易变更实定法。显然，上述正义是指狭义的正义即平等、公平，而三个法理念可以用广义的正义理念来概括。(注：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5页。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以下所称正义理念皆从广义，而且在等同意义上使用“刑法理念”与“正

义理念”两个术语。) 法的安定性表现在刑法领域就是罪刑法定主义；法的合目的性具体于刑法上则是保护法益(包括行为人的自由)；法的平等性在刑法(包括立法与司法)上的要求则是平等对待被规制的行为，相同犯罪行为应相同地对待与处理，不同的犯罪行为应予以有差别的且符合其本质的对待与处理，而且要实现罪刑相适应。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目的与基本原则，都是对刑法理念的表述，即第2条表述了合目的性的理念，第3条表述了法的安定性的理念，第4条与第5条表述了法的平等性理念。法解释是指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刑法解释也不例外。狭义的刑法解释是指探求作为文本的成文刑法的法律意义；广义的刑法解释则可谓刑法的适用，使规范与事实进入对应关系，解释规范、剪裁事实并且目光不断地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从而形成结论。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复杂社会与重视人权的法治时代，不可能直接根据刑法理念定罪量刑。因为，正义“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而“法律应当是客观的，这一点是一个法律制度的精髓”。(注：英]G·D·詹姆斯：《法律原理》，关贵森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如果直接根据刑法理念认定犯罪，必然损害刑法的安定性。所以，刑法理念必须具体化、实证化。在成文刑法将刑法理念具体化、实证化之后，还

环境刑法法益

2012年第6期总第216期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经济管理】环境刑法法益探析易细华（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要］环境刑法法益是环境刑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其对于环境刑法的发展与重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阶段学界对环境刑法法益的认识存在分歧，而解决分歧，统一对环境刑法法益的认识，将有利于促进环境刑法法益理论的完善，最终推动环境刑法的发展。［关键词］环境刑法；传统法益；环境法益［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6－0095－02环境刑法是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法律，环境刑法学则是以研究保护环境刑法法益的理论与立法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分支学科。在环境刑法学中，环境刑法法益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环境刑法理论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的中心课题。一、环境刑法法益之争及其评析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它是西方刑法学者在探究犯罪本质的过程中提出的。环境刑法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利益。但对环境刑法法益的具体含义在学界却没有统一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环境保护制度说该学说认为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该类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应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该学说表明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罚侵害环境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恰当，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更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二）公共安全说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该学说体现了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看到了环境犯罪与人身、财产法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环境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不妥当的。（三）双重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为环境犯罪所间接侵害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虽然此种理论遭到了批判，但是笔者认为此学说看到了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法益，或说环境生态法益；二是传统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四）环境利益说或环境法益说该学说认为现代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应当确立为“环境利益”，即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以环境为主体的“环境法益”。笔者也赞同环境法益是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或法益，但环境法益应当是以人为主体，并不是以环境为主体。（五）环境权说该学说认为环境刑法法益就是环境权。环境权的内涵一般是指法律赋予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但直至目前，环境权仅为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并且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观点认为，环境刑法法益是传统法益。环境刑法保护的传统法益即环境刑法所保护的人身、财产权益。至于这种传统法益的种类，又有不同的表述，如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我国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笔者认为，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虽然传统法益是对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但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不应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此种观点将环境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混同，因为环境犯罪更多地是通过环境对人们所享有的利益的一种侵害，而不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另外，将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也是不恰当的，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例如，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等，这才是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至少国家的行政管理权而非管理制度是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第二类观点认为，环境刑法法益是环境权或环境法益。环境权的含义还没有统一明确。环境法益则是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环境利益。笔者认为，环境权虽然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并且学界对此认识不一，故将环境权直接作为环境刑法法益有欠妥当。而环境法益，应当是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但学者对环境法益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有学者认为环境法益包括了传统法益的内容。环境法益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明确。第三类观点认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是多重的，既包括传统法益，也包括环境法益。笔者认为，此类观点看到了环境刑法法益的两个方面，并且此类观点中的环境法益没有包括传统法益，而是与传统法益共同构成环境刑法法益的新型法益。二、对环境刑法法益内涵产生争议的原因 5 9

2009年刑法真题

2009年刑法真题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设选项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选、错选或不选均不得分。本部分含1-50题，每题1分，共50分。 1.关于刑法解释的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将盗窃罪对象的“公私财物”解释为“他人的财物”，属于缩小解释 B.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出售假币罪中的“出售”解释为“购买和销售”，属于当然解释 C.对随身携带枪支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解释为以抢劫罪定罪，属于扩张解释 D.将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解释为“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属于类推解释 2.关于犯罪主体，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女，43岁）吸毒后强制猥亵、侮辱孙某（智障女，19岁），因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主体只能是男性，故甲无罪 B.乙（15岁）携带自制火药枪夺取妇女张某的挎包，因乙未使用该火药枪，故应当构成抢夺罪 C.丙（15岁）在帮助李某扣押被害人王某索取债务时致王某死亡，丙不应当负刑事责任 D.丁是司法工作人员，也可构成放纵走私罪 3.关于正当防卫，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制服不法侵害人后，又对其实施加害行为，成立故意犯罪 B.抢劫犯使用暴力取得财物后，对抢劫犯立即进行追击的，由于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属于合法行为 C.动物被饲主唆使侵害他人的，其侵害属于不法侵害；但动物对人的自发侵害，不是不法侵害 D.基于过失而实施的侵害行为，不是不法侵害 4.甲遭乙追杀，情急之下夺过丙的摩托车骑上就跑，丙被摔骨折。乙开车继续追杀，甲为逃命飞身跳下疾驶的摩托车奔入树林，丙一万元的摩托车被毁。关于甲行为的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属于正当防卫 B.属于紧急避险 C.构成抢夺罪 D.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5.甲因父仇欲重伤乙，将乙推倒在地举刀便砍，乙慌忙抵挡喊着说：“是丙逼我把你家老汉推下粪池的，不信去问丁。”甲信以为真，遂松开乙，乙趁机逃走。关于本案，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不成立故意伤害罪 B.甲成立故意伤害罪中止 C.甲的行为具有正当性 D.甲成立故意伤害罪未遂（不能犯） 6.关于教唆犯，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唆使不满16周岁的乙强奸妇女丙，但乙只是抢夺了丙的财物一万元后即离开现场，甲应成立强奸罪、抢夺罪的教唆犯 B.教唆犯不可能是实行犯，但可能是帮助犯 C.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成立吸食、注射毒品罪的教唆犯 D.有的教唆犯是主犯，但所有的帮助犯都是从犯 7.甲、乙共谋行抢。甲在偏僻巷道的出口望风，乙将路人丙的书包（内有现金一万元）一把夺下转身奔逃，丙随后追赶，欲夺回书包。甲在丙跑过巷道口时突然伸腿将丙绊倒，丙倒地后摔成轻伤，甲、乙乘

两高司法解释(694)

两高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全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6月17日法释〔2013〕15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81次会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第二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至第十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第三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正义与法益规制下的刑法解释_读张明楷教授_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_

第21卷第5期长春大学学报Vol．21No．5 2011年5月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May 2011 收稿日期：2011－04－10 作者简介：毛舒逸（1987－），女，江西抚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刑法研究。正义与法益规制下的刑法解释 ———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毛舒逸（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摘要：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桥梁的刑法解释，是实现正义和刑法目的的重要途径。发挥宏观指引作用的正义理念与起中观规制作用的法益的契合点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刑法解释者应当心怀正义，围绕法益这一核心概念，在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两大原则的制约下，目光往返于生活事实和刑法规范之间，充分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从定罪与量刑方面对刑法条文做出最合理而圆满的解释，从而保护法益，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关键词：正义；法益；刑法解释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11）05－0095－04 张明楷教授将其基本理念运用于中国刑法分则的演绎和论证，推出了《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该书一改传统刑法分则著作对刑法条文逐条逐款解释的体例，从整体着眼，综合分析，其中的理论分析和实例论证，相互交织，娓娓道来，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迎面吹来，令人耳目一新而深感惬意，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对法律匠心独运的解释和对人权的深深维护。全书共十三章，论述了刑法分则解释中的十三个问题。本文对全书的内容大致做如下逻辑把握：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说明了刑法解释的基本理念及宏观上的总体把握；第五章论述了法益对解释构成要件的重要指导意义，而第六、七、八章实质上都是法益与要件的关系问题上的展开与延伸；第三、四、九、十、十一、十二和十三章则为正义与法益对刑法解释进行规制的具体问题。三个部分宏观把握、中观切入、微观阐述，三者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相得益彰。由此，不难发现，正义与法益是作者解释刑法分则的理念与原则。从宏观上说，正义可谓是永驻心间的神圣信仰，而法益则是从中观角度对分则条文进行解释的有力指导武器。 1正义理念对刑法解释的宏观规制正义，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价值观。由于中外各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对“正义”的具体理解也会存在差异。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大不同的面貌。”［1］尽管如此，正义仍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人们应当像自然界中‘正、端、直、平’的事物一样，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来面对人文世界”。［2］而正义又永远与自然法相连，可看作是自然法的本源。制定法以自然法为价值指导，自然要在设计法律条文时体现正义，以在应用时实现正义。张明楷在开篇便强调“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所以，解释法律时，应当以正义理念为指导，运用合理的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倘若法律条文确实有歧义，则应当根据个案情况合理解释条文之后，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提出意见，而不是在解释法律的时候一味抨击立法。 1.1罪刑法定原则下的解释方法作为刑法生命的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到现代，其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要求刑法必须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自由，这也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尊重人权即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在解释法律的时候不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范围。在纷繁复杂的今天，价值取向与利益追求越来越多元化，解释者要最后得出正义的结论，就必须平衡好限制自由与保护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形中学会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罪刑法定原则下，对刑法条文进行文义解释是首要的。“就法律之本文，依其章句，绎其文理，以求其涵义所在” 。［3］但这种解释方法不是万能的，语言文字的含混性与模糊性衍生了其他解释方法：扩

环境刑法案例分析

环境刑法若干问题研究 ——浅谈“环境监管失职罪”、“重大环境污染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 一、典型案件简介：（一）、“环境监管失职罪第一案”： 1999年3月，武汉市洪山区环保局决定处理生产除草醚替代品时封存的化工废料197桶，局长办公会决定由助理调研员王华楚具体负责。1999年3月，王华楚在得知该中心主任朱某准备将此化工废弃物交给无业人员方国强、何利华处理时，向朱某提出对上述化工废弃物应进行化验。嗣后，该中心工作人员徐某提供了一份未加盖印章的虚假检验报告单，王华楚提出化验单需要加盖检验单位公章。尔后，王华楚既未督促朱某、徐某提供化验单，也未制止朱某将此化工废弃物交给方国强、何利华处理。1999年4月11日，90桶废料被何、方等人运上了锅顶山。他们在山上找了个洼地，把其中82桶装的“渣子”倒掉，因时间紧，匆忙中留下8桶在锅顶山，准备有空时再来处理。1999年4月13日，洪山区环保局局长指派王华楚到现场监督处理情况，但王在方国强等人的劝阻下，未到现场实地查看而返回，返回后也未将情况如实向局领导汇报。4月17日，天降大雨，灾难发生。当月21日，汉阳区龙阳湖1800亩的水面上泛起死鱼，湖对岸的仙山村土地变黑，蔬菜枯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化学气味。武汉市环保局在当天就调查清楚污染的由来。经查，土壤、水中苯酚含量严重超标。当时武汉市环保部门测算的直接经济损失仅20万元左右，随后就予以赔偿。而构成犯罪必须是直接经济损失达30万元，由于对损失认识不统一，检察、公安机关撤销此案。2003年4月，汉阳区检察院渎职侵权科接到了仙山村的举报信：污染依然存在，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污染在继续，就表明损失也在继续，汉阳区检察院决定再次展开调查，湖北最大的一起环境污染事故案就此立案。后汉阳区法院判决被告人王华楚犯环境监管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方国强、何利华另案被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二）、中国首例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污染环境案件：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标及该公司生产负责人丁月生于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间，明知标新化工有限公司系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明知在“氯代醚酮”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仍将大量钾盐废水排放至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任其流经蟒蛇河污染该市城西、越河自来水厂取水口，致2009年2月20日该市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长达66小时40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43.21万元。经过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胡文标、丁月生明知其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含有毒害性物质，仍然直接或间接地故意向其公司周边的河道大量排放，放任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司财产安全结果的发生，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且属共同犯罪。胡文标在共同犯罪中期主要作用，是主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第四款之规定，应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丁月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

法考与司法考试之刑法概述真题与解析

（单选题）老板甲春节前转移资产，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劳动部门下达责令支付通知书后，甲故意失踪。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立即抽调警力，迅速将甲抓获。在侦查期间，甲主动支付了所欠工资。起诉后，法院根据《刑法修正案（八）》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认定甲的行为，甲表示认罪。关于此案，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A．《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体现了立法服务大局、保护民生的理念 B．公安机关积极破案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了保障民生的作用 C．依据《刑法修正案（八）》对欠薪案的审理，体现了惩教并举，引导公民守法、社会向善的作用 D．甲已支付所欠工资，可不再追究甲的刑事责任，以利于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参考答案】D 【考点】罪刑法定原则：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解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仍应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换言之，并不能因为行为人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就对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A、B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是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财产权的保护，的确有保障民生的考虑；公安机关积极破案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了保障民生的作用，故AB项说法正确。 C项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罪犯甲的惩罚、教育，有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因此，依据《刑法修正案(八)》对欠薪案的审理，体现了惩教并举，引导公民守法、社会向善的作用，故正确。 D项，根据刑法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本案中甲只是支付了劳动报酬，而没有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所以，不能适用上述“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故D项错误。综上，本题选D。

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

遇到民商法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https://www.doczj.com/doc/57286861.html, 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一、关于环境行政责任环境行政责任，是指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实施破坏或者污染环境的单位或者个人所应承担的行政方面的法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的主体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环境行政主体。环境保护法主要规定了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责任。 (一)构成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 1、行为违法。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 2、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也是承担行政责任的必要条件。实践中，对环境的破坏多表现为故意，对环境的污染多表现为过失。 3、行为的危害后果。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危害后果不是承担行政责任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违法行为如环境保护法第35条第1—5项的行为即使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要承担行政责任。但在另一些场合，必须产生了危害后果才承担行政责任。

4、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不是表面的、偶然的联系。当然，在不以危害后果为必要条件的场合，则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由此可见，行为违法和有过错，是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必要条件;危害后果和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场合才成为行政责任构成的必要条件。 (二)环境行政处罚的形式环境行政处罚的形式，是指环境管理部门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类别。环境保护法规定了(1)警告、(2)罚款、(3)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4)责令重新安装使用、(5)责令停业、关闭5种。环境污染的防治单行法中还规定了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消除污染，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搬迁，责令改正等。 (三)环境行政处罚的内容《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及相应的环境行政处罚措施作出了如下规定：

民权刑法――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

民权刑法——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摘要：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利益协调衡平、社会生活规范有序的有机共同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保障人权，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是现今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必然选择。所谓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因此，摒除重义务轻权利传统刑法积弊，树立全新的民权理念，即从国权刑法到民权刑法，从社会保护性刑法到人权保障性刑法的转变，是建构和谐社会刑法的应然归宿。和谐社会构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刑法强调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作用，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然而，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和打击。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许多情况下，刑罚在表面上虽然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未消除冲突主体的对立情绪，在有罪必罚观念指导下，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间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能是打击犯罪，而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加以考证。刑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制与规范国家刑罚权的活动，是保障善良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刑法之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倡导与推行民权刑法的观念，在当前的刑事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民权刑法这一概念，是李海东先生首先在我国提出的。先生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就是指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其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民权主义刑法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可以说，国权刑法等于权力刑法，民权刑法等于权利刑法。因此，国权刑法与民权刑法中的国权与民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刑法。国权之权指权力，而民权之权指权利。在国权刑法中，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因而刑法是用来限制公民行为的，而国家刑罚权本身则往往不受这种限制。而在民权刑法中，刑法不仅限制公民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具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某种契约性。正是这种契约性，使民权刑法获得了正当性，使民权刑法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使民权刑法作为法治国刑法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专制社会的国权刑法。一、我国刑法中的国权主义色彩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其刑法文化必然是

新刑法修正案八全文具体修改内容及相关的司法解释

修正案（八）一、在刑法第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在刑法第三十八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修改为：“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三、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四、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五、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六、将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七、将刑法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八、在刑法第六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九、删去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规范刑法的理念解释与适用

规范刑法的理念解释与适用在规范刑法之争上，行为无价值更具有理论优势。结果无价值在被害人同意问题上不能贯彻到底。法益的概念同样具有模糊性，只是经验性的后天裁判工具，不具有规范的先验自在性，因此不能单独成为违法的判断基准。行为无价值认为，在裁判规范上，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不是被害人决定的，也不是客观上结果的利益大小单独决定的，而是应当由法益和规范共同决定的。规范是法益侵害处罚的基础，我国现行国情不宜实施结果无价值，采取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相结合的新行为无价值较为适宜。标签：规范论；刑法理念；司法适用；解释学术之盛需要学派之争，与大陆刑法学的历史轨迹相似，我国刑法学派之争的要点，也已经超脱了单纯新派主观和旧派客观主义的窠臼，在客观主义刑法观的内部，形成了违法论的结果无价值和新行为无价值的对峙。所谓结果无价值，是指刑法中违法判断的标准只考虑行为人对社会事实及法益有无造成侵害，而不考虑规范或社会关系危害的影响，行为无价值的刑法理念是指在法益侵害的基础上，还要考虑行为人有无侵害规范或产生动摇法规范危险的影响，以此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理论上，在未遂犯、被害人同意和违法阻却事由问题上，结果无价值的刑法观都会产生疑问和适用困境，在我国采用行为无价值的理念是妥当的。一、未遂犯危险的规范认定在刑法认定的犯罪危险问题上，结果无价值刑法观认为，行为无价值以规范违反来限制法益侵害划定的违法标准，在理论上应当比结果无价值的入罪范围小，可是事实上在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区分上，行为无价值却处罚了更多的未遂犯，形成了逻辑上的缺陷。笔者以为，这个批评不成立：第一，从处罚范围上看，刑法并不是绝对的处罚越少越好。应当处罚而不处罚的，就是对国民保护机能的弱化和行为规范引导的不作为。单纯形而上的讲结果无价值或行为无价值处罚范围的大小并没有强硬的说服力。扩张不能犯的范围表面上粉饰了刑法谦抑性和人权保障的口号，实际上有悖于罪刑法定和严格的刑罚阶梯，并不能体现结果无价值理论的优越性。第二，从违法判定基准上看，不能犯上两论的分歧，集中于行为对法益损害危险的有无：结果无价值采取事后的纯客观的科学判断；行为无价值则采取事前的行为人及一般人认识的事实的主客观判断。结果无价值的客观危险说，方法论仍然停留在结果的实害犯层面，即要求作为未遂犯处罚的行为必须在客观上有一个对应的侵害结果。如以为是活人而实际上是死人的射杀行为，黎宏教授认为只能是不能犯。可是，以杀人的故意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因为没有出现既遂犯的结果就作为不能犯处理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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