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当今世界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目前，世界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９０％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蒙古、中美洲、巴西及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总体来看，东亚、中东、北非和南亚的贫困稍有缓解，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相对稳定，而东南亚、东欧和中亚则呈上升趋势。世界范围的反贫困虽有所进展，但行动艰难，然而，消除贫困的努力却从未放弃过。
中东及北非地区：劳动密集型经济助推就业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及北非的贫困比较有限，贫困率只有５％，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比较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这里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也在逐步出现，尤其是从事小生意的个体户贫困者为多。贫困人口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教育，如在突尼斯，贫困家庭中９０％的家长没有上完小学。
与国际经验一致，在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在反贫困中的作用远甚于收入再分配。同时，经济增长模式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贫困人口分散的地方，要采取目标更加明确的反贫困措施，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也不例外。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劳动密集型。近年来，中东及北非地区国家优化了宏观经济结构，强化了激励机制，提高了出口能力。但是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价格则有所降低。由于采取了灵活的工资制度，控制了实际工资增长，就业迅速扩张。
不足的是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在公共部门的预算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偏差：为了追求有利于富人的高水平社会服务而牺牲了有利于穷人的基础教育和大众健康服务。因此，公共支出需要重新分配，以使穷人最大限度地从社会服务中受益。目前，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国家中，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很大一部分源于私人部门，如果进一步改进激励机制，私人部门的作用将会更大。
欧洲和中亚地区：加强培训 开发人力资源
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按照每人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衡量，欧洲和中亚地区的贫困程度最轻。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收入和就业水平整体下降，恶化了这一地区的贫困。相对而言，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贫困并不严重，很多贫困家庭都徘徊在贫困线边缘，真正的极度贫困只存在于少数地方，如吉尔吉斯这类低收入国家和匈牙利这类中等收入国家。贫困家庭脱贫与返贫的反复性很大。新增贫困人口主要是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差。此外，贫困人口还包括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和多个成员失业家庭。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比较突出，如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国的婴儿死亡率近年来在一直上升，而人均预期寿命却在不断缩短。
在这一地区，由于整体基础较好，即使很小幅度的经济增长，也会使不少人脱贫，因此，其反贫困经验主要是恢复增长，扩大就业，那些经济和财政改革起步早、力度大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波兰，前几年一直保持着增长，有时增长幅度还很大。另一条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避免教育和保健服务脱节，同时加强贫困工人培训，提高他们胜任市场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新工作的能力。
南亚地区：改革刺激经济增长
南亚的贫困集中程度堪称世界之最：总人口占世界的１／４，但贫困人口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３９％。反贫困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任务。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平衡支付困难使８０年代的增长难
国际反贫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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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继，反贫困举步维艰。于是，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相继加大改革，经济才开始缓慢复苏。
此后的反贫困进展主要归功于这些改革。改革刺激了经济增长，但由于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文盲多，主要靠农业和低技能、低工资的雇佣为生，而农业及有关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改革农村信贷组织，改善农村发
展环境。在城市贫困方面，南亚的问题同样日趋严重，特别是印度的一些大城市，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流浪在大街上，无家可归，而现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容量极其有限，矛盾非常尖锐。城市增长需要一个运转灵活的私人部门，尽管南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仍需要通过贸易、汇率改革以及发展金融部门改善贸易条件，大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私人部门发展环境。 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南亚反贫困的重要手段，但良好的经济管理对实现增长也至关重要。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这条经验显得尤为可贵。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确保农业在市场开放中受益
虽然这里并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是其总人口的１／４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特别是南美洲，贫困率高达６０％。这一地区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城市，在过去１０至１５年里，城市贫困一直是有增无减。但在大多数地方，占贫困人口总数１０％至２０％的最贫困人口还是集中在地处偏远、农业生产力低、缺少农场工作的农村，而且通常是土著人。
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均堪称世界之最。在土著人口比例大的国家，最富裕１０％人口的收入可达最贫困１０％人口收入的８０倍。贫富悬殊不仅使这一地区的贫困不断恶化，而且还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教育方面，这一地区整体水平低，成人平均受教育只有５．２年，大多数儿童没有上完小学，而且小学教育质量也很差，入学机会和教育质量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低质量的学校与一流的私人学校并存，上中学成
为中、高收入阶层子弟的特权。教育的不平等是这一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地区所取得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对反贫困的重大意义。在城市反贫困方面，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大力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向贫困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强化社会保障网络；减少城市犯罪；改进市政管理。在缓解农村贫困方面，主要是减少条条框框，确保农业部门从贸易自由和市场开放中受益。
巴西正在实施“家庭补贴”反贫困计划，内容是：人均月收入低于１２０雷亚尔（６８美元）的家庭，母亲可得到高达９５雷亚尔补贴，条件是她们的孩子必须上学或参加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有关资格审查的数据收集是由市政府负责的，但补贴是由联邦政府支付的。每个受益人都得到一张借记卡，政府每月往卡上充值，除非受益人没有满足必要的条件。如果受益人（在几次警告之后仍然）没有满足必要的条件，充值就会中止。现在有大约１１００万个家庭，相当于巴西１／４人口接受这种补贴。
除了向穷人提供应急帮助外，“家庭补贴”的长远目标是确保孩子们获得比父母更好的教育。跟全国一样，阿拉戈斯州上学人数已经增加，部分原因是“家庭补贴”计划以及早些时候推行的“助学金”计划。这一计划有助于推动这个贫穷的东北部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还有助于缩小巴西的收入差距。尽管阿拉戈斯州１３０万劳动力中去年只有３０％的人有正式工作，却有１５０多万人拥有手机。□
（本刊记者徐明整理）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国外对华反倾销地新趋势和对策 黎友焕,王凯 摘要：随着我国出口贸易额地快速增长，遭遇地反倾销数量大幅增加，反倾销逐渐演变为贸易保护地手段，对我国经济地负面影响愈加明显?本文研究国外对华反倾销地新趋势：近年 来国外对华反倾销地趋势不降反升、对华反倾销地国家不断增多和反倾销地税率不断攀升等.本文同时研究了反倾销对我国产生地各种消极影响，以及我国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应采取 地对策.b5E2RGbCAP 关键词：反倾销、新趋势、对策 The new trend and coun termeasure of an ti-dump ing for our country p1EanqFDPw Abstract: As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a' export, the quantity of anti-dumping also in creasesquickly. The an ti-dump ing have become an importa nt way for foreig n coun tries to protect their trade, which have brought great n egative effect to our econo mic growt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ew trend of the an ti-dump ing for Chin a,such as the qua ntity of the an ti-dump ing in creas ing fast and the an ti-dump ing tax rate rema in rising. This paper also studiesthe n egative in flue nce for our country caused by anti-dumping, and the countermeasure to solve the problem. DXDiTa9E3d Keywords: An ti-dump ing, new trend, coun termeasure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和对外投资步伐加快，一些贸易伙伴频繁地对我国设置各种 贸易和投资壁垒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我国遭遇地反倾销数量大幅增加.据WTO统计,从 1995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地国家，始终是全世界遥遥领先地 反倾销头号目标国，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地措施.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6年10月，我国遭受国外贸易保护调查案件815起,涉案金额约230亿 美元,发起国家地区38个，其中反倾销712起，金额172亿美元仮补贴4 起,金额5000万美元, 保障措施74起，金额21.5亿美元，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25起，金额36亿美元.RTCrpUDGiT 一、国外对华反倾销地新趋势 ＜一）近年来国外对华地反倾销数量不断攀升 自1995年以来，我国一直是遭受国外反倾销最多地国家，从1995年到2006年，国外对华 反倾销立案及在全球案件总数地所占地比例呈现明显地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根据WTO 地统计,1995年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遭受其他 WTO成员反倾销立案次数高达 500起,2001 年53 起,2002年51起,2003年52起,2004年49起,2005年57起,2006年上半年 32起；依国别排序，遭受印度调查86起，美国调查61起，欧盟调查60起，阿根廷调查47起，土耳其调查37 起，南非调查25起,澳大利亚调查21起，墨西哥调查19起,加拿大和秘鲁调查各 17起,巴西调查15起.我国占WTO成员反倾销总量地 17%;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 353起，占WTO成员反倾销总量地19%,而同期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地比重则低得多,2005年也不到8%.这表 明我国出口受到国外反倾销损害地频率大大高于一般国家，与占世界出口总额地比重非常不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616160208.html, 国外对华反倾销与倾销情况分析 作者：孙璐 来源：《对外经贸》2014年第04期 [摘要]近年来，面对世界经济低迷，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一些国家频繁使用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反倾销已成为贸易保护的首选方案。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将中国作为反倾销的主要目标。从立案数量、产品分布、国别分布等方面分析中国反倾销现状，提出我国要加快制定与完善反倾销立法，创新应对反倾销战略体系，培养相关人才，积极应诉以提高我国企业反倾销的主动性等建议。 [关键词]反倾销；倾销；中国 [中图分类号]F74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4-0025-02 一、国外对华反倾销情况分析 （一）立案数量 全球反倾销调查数量在 2001—2012 年整体趋于下降，但有回升迹象。主要原因在于世贸组织对各国反倾销行为约束比较软弱。反倾销规则的这种软弱性使反倾销与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紧密相连，每当世界经济形势低迷时，反倾销往往成为世界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首选方案。而对华反倾销调查数呈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国外对华反倾销占世界反倾销总数的比重由2001 年的14%升至2007年的37%，达到峰值。随后这一比例开始下降，到2012年下降至217%，这一比重虽在下降，但近十年这一比重均保持在20%以上。从反倾销执行率来看，平均在50%以上，有些年份超过100%，主要原因在于反倾销立案调查到裁决后实施反倾销措施具有时滞性，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首要目标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原因。 一是世界经济低迷，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导致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已逐渐取消，而反倾销措施是世贸组织所允许使用的反对不公平贸易、保护本国产业的合法措施之一，加之反倾销行为的软弱性，因此被许多国家广泛使用；二是中国企业在面对反倾销调查时，大都采取“消极避战”的态度，助长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气焰。 （二）产品分布 国外对华反倾销产品主要集中于贱金属、化工、机电、纺织等领域，而这些产品正是我国出口最多、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其中，遭遇反倾销最多的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和机电设备占57%。其相关产业的共同特征是：固定投入高、行业规模大，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资本规模较大，一旦开始运行，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调整能力较差，因此需要一定的保护，这是造成贱金属、化工等行业遭受反倾销案较多的重要原因。2012年9月6日，欧盟委
2010年2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0第28卷第1期Hu 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28No.1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宋宪萍,张剑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 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能力;贫困;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0)01-0069-05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贫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尤其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随着裁员数量的增加,更多的人被抛入到贫困大军中。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挑战并战胜贫困的历史。 一、关于贫困内涵的收入解释 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成为主流。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在没有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1]英国的汤森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2]。因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收入难以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状态,即不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标准。绝对贫困人口一般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的,这一类贫困人口只存在于特定的国度及特定的时期,多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这一方面是指随着时间变迁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进,贫困标准亦发生相对变化而言 [收稿日期]2009-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JY088) [作者简介]宋宪萍(1972-),女,山东莱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副教授孙莹 如果说对于致贫的因素有“个人归因”和“结构归因”两种解释的话，中国城市贫穷问题的发生，主要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转轨导致国有企业向股份制和私营企业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单位制解体，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二是失业群体的特征相对统一，如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即使找到工作，也属于非稳定性，低技术、低收入、无保障的一类；三是在失业群体中还存在着一批弱劳动能力者，他们因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在激烈的竞争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固定工作，以至社会心态、消费习惯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委琐低微状态，处于边缘状态。（杨团，2002）因此，社会工作在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应聚焦于贫困者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倡导公平、合理的政策，帮助贫困者改变贫困状态。具体的角色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利益维护与需求评估――参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修订与实施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目前维持城市贫困人口最基
本生活水准的主要社会政策。政策的目标是使贫困人口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也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期待。社会工作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政策制定和制度的设计环节表现为贫困者利益的维护者。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现了多个学科和专业力量的整合与共同努力，经济学关注的是需求与资源的平衡；社会学关注的是缩小收入差距，减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冲突；而社会工作主要关心的是贫困者如何通过这一政策受惠。由于社会工作长期从事的是基层服务工作，与弱势群体和贫困者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最了解他们的需要和遭遇的问题，且在立场上也最维护这一群体利益。而任何一个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需求出发，社会工作也因此成为贫困者需求与问题的最主要的表达者和诠释者。由此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建议，社会工作往往强调的是除了经济帮助以外，还应考虑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需要；如何从法律上清楚地将贫困者获得政府应有的社会救助界 定为一种公民福利权力；如何建立分家庭人口类别（高龄老人、儿童、残疾人）的救助补贴制度，保障非就业人口的利益，提高社会救助的效率；如何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减少社会标签和烙印，使贫困者能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等等。（熊跃根，2002）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原因及我国对策（吕召华，广西大学商学院，13国际商务；学号：1399392011） 摘要：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入市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各国开始采取各种贸易壁垒，遏制我国经济的发展，保护国内相关产业，中国面数量临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国外华反倾销的现状，分析了这种现状的原因以及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关键词：反倾销；贸易；应对措施 1. 倾销与反倾销 倾销（Dumping）是一种价格歧视，即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销售商品，对进口国的某些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是一种不正当的贸易行为。 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依法对给本国产业造成损害的倾销行为，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以抵消或减轻损害后果的法律行为。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是低于其正常价值，确有倾销的存在； 2．损害存在。即产品的倾销对进口国同类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3．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害是因进口产品的倾销所致，而非由其他因素所致。 2.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 反倾销制定的初衷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秩序，也是世界贸易组织赋予缔约国抵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主要措施之一。但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受到严重约束，反倾销这种“合法”的贸易措施被一些国家滥用，成为限制国外产品的贸易壁垒，日益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武器。 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外遭受反倾销投诉始于20世纪80年代，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和盐类进行首次反倾销立案调查，自此后，我国企业不断遭到国外企业甚至政府的反倾销调查，遭受反倾销案件数量急剧增加。迄今为止，我国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居世界之首，是国际反倾销中最大的受害者。 截止到2012年，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和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 案件总计412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中欧盟99 起, 美国78起, 两者
文献综述 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问题不断地凸现出来，因此国内外的研究学者都对农村贫困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中国关于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并且取得很多的成果。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在1993年提出贫困的概念，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以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贫困的含义不断深化。从单纯生存需要所定义的收入贫困发展到综合了经济、政治、心理、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贫困。 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人类有史以来的首次社会发展峰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行动纲领》，召唤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整合。峰会强调，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公正。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是否成功，并不单纯看国家财富、投资或生产率的统计数字，而且要看居住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在《缓解中国贫困的一体化战略》中指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大降低了收入增长对促进减贫的潜在效果。”森（2003，中译本）在其《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报告中指出：“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
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 经济增长不可否认的对解决贫困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仅仅依靠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贫困现象，因此个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反贫困政策以企图实施更全面的措施。目前关于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国内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归结起来主要包括地域、公共政策、经济增长、社会性别、可行能力、人口学以及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研究。 王萍萍（1999）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按聚类分析方法分为四类地区，分析每类地区各自的贫困特征，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反贫困政策；朱玲、汪三贵、李小云、胡敏华等人研究认为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创新性不够造成了中国农村的贫困的问题，要通过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对农民赋权才能解决贫困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贫困问题的关注点慢慢转移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研究上，林志斌、王越李芝兰韩建民等人开始从性别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问题，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都阳等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劳动力迁移同贫困的关系，主张通过户口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转，保证劳动力的迁移；原华荣、钱宁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仅是经济贫困还表现为文化贫困、社会贫困、精神贫困，要从价值观等角度进行改造大力进行文化扶贫、精神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反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与国家实施的政策是分不开的。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土地经营制度进行改革，同时采取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等多
第十九章反贫困与社会工作 一、名词解释 1．社会剥夺 答：社会剥夺是指对相对贫困内涵的拓宽部分做出规范的概念。按照英国学者汤森的解释，“社会剥夺”是指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即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剥夺了享有常规社会生活水平和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和权利。英国学者J．斯科特在汤森的基础上引入“公民权”概念，对社会剥夺做了更深入的阐述，认为达到社会常规生活水平和参与基本的社会生活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因缺乏资源而达不到公众认可的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或由于他人排斥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即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 2．社会排斥 答：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因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而且是一个由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劣势的动态过程。社会排斥概念将社会地位、权利、机会等非经济因素引入贫困问题的界定，强调其破坏社会整合的负面作用，即弱势群体缺乏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缺乏足够的社会参与，从而导致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遭到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贫困概念的社会内涵。 3．资产建设理论
答：资产建设理论是指政府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此概念源自美国社会福利学者迈克尔·谢若登20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资产与穷人》。该书指出贫困者之所以难以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根源在于其难以积累起资产，并提出了一个资产建设的政策方案——个人发展账户。个人发展账户实质是“资产（资本）账户”，个人名下非强制性的、有增值收入和税收优惠的账户，政府对穷人的存款提供配给款或补贴。 4．社会救助（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研） 答：社会救助，又称社会救济，是指政府和社会团体对那些维持社会基本生活水平有困难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社会救济工作的关键是要正确划定被救济对象最低生活标准，维护贫困者的基本权益。我国长期开展的扶贫工作是社会救济中很有特色的事业，把社会救济与生产开发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 二、简述题 1．简述社会投资理论。 答：1995年，美国社会政策学家James Midgley出版了《社会发展：社会福利的发展性视角》一书，阐述了发展性社会福利的观点。社会投资理论的要义即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将以再分配与消费为取向的社会政策转变为以生产和投资为取向的社会福利政策。作者认为社会福利的功能之一是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应以社会投资为导向。通过将社会福利开支重点用于对福利服务对象和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性的项目上，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及个人的自立自强，从而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达至社会福利的提升。
第16卷第4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16No.4 2010年8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Aug. 2010 1995年～2009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统计分析 刘爱东，梁洁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对1995年～2009年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指控的状况，从案情总量、发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别及其遭遇反倾销指控的产品类别等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我国出口结构不合理，出口增速不均衡，企业反倾销应诉意识淡薄等所导致的应诉不力，特别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外对华歧视性贸易政策等是我国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指控的主要诱因。对此，应多元化的调整出口贸易战略，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合理利用WTO规则，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 关键词：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产品出口；WTO；出口贸易战略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4?0073?06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外贸易与日俱增。2009年在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仍然高达2072亿美元。在这种喜人的形势背后，对外贸易战也愈演愈烈。截至2009年12月15日，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7起，涉案金额约119亿美元[1]。2009年仅美国对于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有23起，案件数增长了53%，案值占到了中国在全球受贸易救济调查资金规模的65%。仅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对我提出5起贸易救济措施，正式立案的有4起。因此，分析我国出口产品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现状、原因，以在全球反倾销浪潮中保持主动，对于企业规避反倾销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遭遇反倾销指控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遭遇反倾销的总量与趋势分析 从反倾销的立案调查数量来看，我国世界上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9年，世界范围内共发起3 865起反倾销立案调查。自1979年欧盟对我国出口的糖精钠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一个最重要的例证就是我国产品遭遇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的增加，我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1995年～2009年国外对华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显示从1995～2009年的15年间，全球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达3 865起，其中2009年最高，达到437起；1995年最低，为157起。而我国遭遇的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也高达746起，从1995年的20起，到2009年的75起逐年增长。 图2反映了国外对华反倾销数占全球反倾销发起总数的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图2显示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数占其全球反倾销发起总数的比重由1995年的12.73%上升到2008年的35.1%，增长了22.37%。如此快的增长趋势，不仅说明我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运动的主要目标国，也使我国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对我国出口贸易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我国遭遇反倾销指控的国别分析 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来看,自1995年到2009年,世界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共发起了多达746起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如图3所示，排名前11的国家分别为分别是印度(130起)、美国(100起)、欧盟(90起)、阿根廷(81起)、土耳其(56起),巴西(43起)、南非(32起)、澳大利亚(30起)、墨西哥(28起)、韩国(24起)、加拿大(23起)，这11个国家共637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占总量(746起)的85.39%。 收稿日期：2010?06?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772039）；中南大学2009年度研究生学位论文创新选题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90114） 作者简介：刘爱东(1950?)，女，山东聊城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反倾销会计战略，公司理财；梁洁(1987?)，女，湖南娄底人，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审计，反倾销会计战略.
中国实施反贫困战略的法学分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贫困形成的制度性原因基础上，剖析了公共权力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探讨了开发性扶贫中的基础资源配置问题、分配正义与反贫困的关系问题、贫困者的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制定《反贫困法》的构想。 关键字：贫困，反贫困，反贫困法 我国的反贫困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包括一系列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并由此而形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应将反贫困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将其形成为人们彼此之间普遍信守的权利义务系。简言？我国应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各种扶贫关系。 一、贫困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贫困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国际原因、宗教原因等之外，还包括这些原因背后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法律制度的障碍。 我国农村中的贫困原因与城市中的贫困原因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城市中的贫困与因国企改革而增加的下岗工人有着较大的关联，这种贫困是一种失业型的贫困；而农村中的贫困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贫困的制度原因进行分析，农村中的贫困在较大程度是由不良制度或缺乏良好制度所导致的，这些制度缺陷我们可以举出若干方面，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缺陷，又包括微观层面的制度缺陷，诸如农村的自然资源配置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与农村在相当程度上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从根本上讲又是我国在建国后长期实行不平等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导致了国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法律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的实质又在于优先发展城市的旗帜下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确立了低代价转移农村资源的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农民应有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进而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国家力图通过制度变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制度在目前并没有彻底变革。如农村信用社中就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农村信用社每年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方式，大量转移农村资金，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信用社平均每年转移资金20XX 亿元左右。① 又如1952 年- 1989 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
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0期（总第320期） 作者简介：冯 瑛（1970-），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 陈建东（1967-），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冯 瑛1，陈建东2 （1.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0031；2.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610031） 摘要：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 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贫困线；定义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0）20－0074-04 0引言 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而 且在某种意义上，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定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贫困定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对贫困线划分的决策和对贫困的定义是与政府以及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相联系的。贫困的标准决定需要三个要件：其一，必须选择贫困的相应维度和特征；其二，决定贫困线，即在此线之下的家庭和个人被认为是穷人；其三，选择用于报告全体居民和部分居民的贫困标准。 国内有关研究贫困的问题始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贫困定义的研究鲜见于国内的文献。直到90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仍不及国外的相关文献。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了解国外贫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贫困研究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相关文献，我们在给出主要的不同论点的同时，将详细分析主要的几类贫困的定义、相应的贫困线和中国的贫困状况。对这些文献的回顾，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概念和中国贫困现状的认识。 1贫困的本质 在使用适当的方法分析评估贫困之前，应该首先批判地 分析对贫困定义的方法，然而有关贫困问题的学术争论大多是关于贫困的定义。因为贫困总是根据其发生的社会习惯来定义的（Hobsbawn,1968）。 19世纪末，Charles Booth 和Seebohm Rowntree 对贫困 的定义和标准做出了主要贡献(Holman,1978)。Booth 的贫穷 是指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 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分界线，以此划分贫困和非贫困。这个定义主要以食物消费为主。根据Rowntree 的“一篮子法”，基本营养被转化为具体的食物量并以现金表示，然后再加上支付房租、最低量的衣物和杂用（MacGregor,1981）。1965年，美国社会保险局的经济学家Qusanski 改进了Rowntree 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国的贫困线。其方法要点如下：第一，Qu - sanski 利用和Rowntree 相类似的方法确定了最低食物支出， 然后以特定的恩格尔系数（如60%）以区别贫困和非贫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得到了贫困线。这种从人类基本需求不足的角度来定义贫困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就是运用该方法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也是应用这种方法测算他们自己的贫困线。 至此，贫困是由收入的多少来检验的，即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Holman,1978）。Qu - sanski 的贫困定义因为比较容易，所以被很多国家采用。然 而，基本需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大不同，他们还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Mingione,1996）。事实上，人们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定义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货币数量（Ansel 和Sharp,2002）。通常这些需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这要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穷人应具备一定的持家管理能力，否则很容易突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时提供给人们必须的最低营养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设定，相应的食品种类也就确定了，这意味着穷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容忍给定的菜单。Gordon (2000)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科 74
贫困论文相对贫困论文：国外反贫困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摘要：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措施有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社会救助制度、实行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和实施由政府组织、企业及公益机构具体执行的各种反贫困计划等。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措施有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培训和促进就业等。国外反贫困的经验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贫困；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启示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4-0073-02 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比例和程度不等的贫困人口。贫困不仅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难题，也是发达国家挥之不去的隐痛。比较不同类型国家反贫困措施的差异，可以为我们探索中国政府反贫困的方式、途径和策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措施 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对温饱和生存威胁较小，所以发达国家一般通过"救助加开发"的政策措施来应对、缓解贫困的发生和发展。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社会救助制度，通过收入保
障体系向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提供一般津贴和特殊补助，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是发达国家应对城市贫困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社会福利是覆盖全部对象群体的项目，社会救助特别针对其中的特殊困难群体。英国是老牌的福利国家，早在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就决定在全国征收了济贫税，1601年颁布了在人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济贫法》，对贫困群众和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予以津贴补助。1948年英国成立国民救济委员会，同年开始执行《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济法》，率先进入现代福利国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建成了公共福利方案，主要包括４个项目，即对有小孩负担家庭的援助、额外保障收入、医疗救助方案和食品(券)补贴，公共福利方案形成美国福利制度的核心，它面对所有贫困人群，对缓解贫困危机、特别是城市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实行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对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如经济落后的城市和区域、资源枯竭的厂矿等地区采取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区域发展。英国在整个20世纪一直不断地实行区域开发和移民政策，以帮助失业的贫困者重新就业，其中在30年代开发了４个高失业率地区，"把工作带给工人"，1945至1975年又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工业发展法案，鼓励投资，促进就业。
江汉论坛２００７．５ 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加速，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家庭经济利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成为反贫困领域的前沿问题。利用家庭经济开展农村反贫困的研究焦点是农村家庭如何选择和调整其收入结构、家庭生产产出以及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等以实现家庭经济，应对各类贫困致因。研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政府帮助、企业扶贫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拓展扶贫开发新空间。 关键词：全球化；反贫困；农村；家庭经济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２７－０３ □汪段泳 刘振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经济 一、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反贫困 增加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贫苦程度的观点，已经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的认同。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是农民，农业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自然的想法是，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条件下增加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必然从“地根”上做文章。具体而言，包括土地产权的调整和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因为通过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可以使耕者有其田，耕者用其田，不但可以使贫困者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且家庭组织的内部协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提升其家庭福利。另外，通过诸如绿色革命在内的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可以加速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从理论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充沛的资金通过全球化途径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Ｂｌａｉｋｉｅ等人（１９８０）根据他们在尼泊尔的实践研究，认为发达国家驱动的市场趋同和一体化过程，一时难以瓦解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产分配体系，逆转传统农业的产出和农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向，起到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 到了２００２年，还是Ｂｌａｉｋｉｅ等人，还是在尼泊尔的研究，使他们对自己２０年前对全球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的判断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原来的模型低估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为农民的非农收入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民收入发生了显著性的影响。Ａｆｓａｒ进一步分析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五种力量使农民收入的重心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１）土地生产的收入减少，比如工农价格差和政府 的产业政策的工业倾向；（２）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加，特别是外资、外贸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增加；（３）环境退化，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加重使农村环境难以保持高的生产能力；（４）土地短缺，因为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容，土地使用非农化；（５）文化和社会变革，城乡人口流动和消费倾向的媒体宣传，改变了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偏好等。五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在农业中得到的收入比例逐渐降低，而从非农部门得到的收入却逐渐加大，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在印度，从１９７１年到 １９９９年，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１９％上升到 ４８％。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六国，非农收入也已经达到６０～８０％。在菲律宾的ＥａｓｔＬａｇｕｎａ村，从１９７４年到２０００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从９０％下降到３６％。在１９９８年泰国农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成员全职或者兼职于非农部门。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６）基于印度一个农村地区连续２５年贫困变化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家庭收入的多样化使得５１％的原本贫困的家庭摆脱了贫困，其扶贫效果比增加工作可得性大７倍多，后者只有７％，具体的收入多元化的方法有：组建家庭微型企业；家庭成员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增加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出品种，优化农业产出结构等。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尽可能融入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过程所提供的新发展机会，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才是适宜的扶贫政策。 二!农民家庭生产与反贫困 从目前全球横截面的数据看，家庭规模似乎与贫困程度成反比，即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生产更多的子女是避免他们极度贫困的一项基本生产活动。在大家庭中，家庭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例如照明用具，无论家庭成员的多寡，都需要购买，而大家庭中 ２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