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保赔保险热点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文章讨论了审判实践中船舶保陪保险的四个热点法律问题：船舶保赔保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海上责任保险合同，除可适用《合同法》总则外，其法律适用并无明确规定，可通过比照适用《海商法》、《保险法》、《合同法》，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以解决。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存在实体和合同约定的障碍，《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7条确立了在油污诉讼中对船东互保协会直接诉讼的制度，但如何正确适用值得探讨，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制度应建立于责任保险体系之下，同时应区分强制保险和非强制保险分别处理。油污损害责任强制保险中船东互保协会与被保险人间民事责任形式应取有限的替代赔偿责任说，即在船舶所有人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且责任保险人应承担保赔保险责任时，船东互保协会应在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在保险金额内），超出部分由船舶所有人赔偿。在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场合，船东互保协会作为责任保险人其享受责任限制的条件之一是保赔保险的被保险人可以限制其赔偿责任，在发生CLC公约下的油污损害赔偿时，船舶保赔保险人可以说是享有一种无条件的责任限制的权利。
【关键词】船舶；保赔保险；法律问题
【全文】
保赔保险（P&I）是保障与赔偿保险（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的简称，船舶保赔保险是承保船东在经营船舶活动中应承担的，不为船舶保险所承保的责任风险的保险。除3/4船舶碰撞责任外，船舶保险一般不承保船舶在营运过程中产生的责任风险。船舶的责任风险主要由船东互保协会（保赔协会）承保，在我国，从事船舶责任风险保险业务的主要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下称中船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商业保险公司也从事船舶责任保险业务，这应该说是一种例外，为此，对题述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针对保赔协会展开。船舶保赔保险涉及诸多法律问题，但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船舶保赔保险法律问题的论文，笔者根据审判实践对急需明确的问题分述如下。
一、船舶保赔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
（一）船东互保协会的法律地位
在探讨船舶保赔保险关系的法律性质之前，有必要明确作为保赔保险一方当事人的船东互保协会的法律地位。船东互保协会是船东间互助性保险机构，承保船东海上经营风险，旨在保障船东利益、补偿会员经济损失。在国外船东互保协会虽是依法注册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1}但船东互保协会往往并未按商业保险公司的条件设立。就中船保而言，其并未根据《公司法》或《保险法》规定的条件设立，而是经国务院批准，依《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的全国性的社团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法人，行政上归属民政部管理，业务上由交通部指导，不是保险法严格意义上的保险公司，由于中船保从事的活动不属于《保险法》第二条规定的商业保险行为，并不受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管理和监督。《保险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本条是关于其他性质保险组织法律适用的规定。关于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公司，根据国外的实践，还有相互保险组织、保险合作社等。这类保险组织的设置及运作都与保险公司有质的区别。{2}虽然目前为止法律及行政法规对保赔协会未作出规定，但其应属本条规定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可见，中船保具有社团法人资格，是其他非商业性质的保险组织。
需要明确的是，中船保虽只是社团法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1]法交（1989） 4号文，即《关于认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担保的通知》，海事法院[2]接受中船保为其会员船和与之建立通讯代理关系的外国保赔协会人会船提供的担保。
（二）人会证书的法律性质
船舶保赔保险关系如何形成也是判断其法律性质的一个因素。船东将其船舶向船东互保协会投保保赔保险，须先向协会提交人会申请或类似文件，入会申请首先声明“我公司根据贵会条款、章程，愿将以下船舶加入人贵会，申请成为会员”，及“我公司根据贵会条款、章程，愿将以下船舶加入贵会，申请成为会员”，除入会的意思表示外，入会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船舶、船员的基本情况等。在提交入会申请的同时，申请人还应提供公司营业执照；船舶各项人级证书、法定证书、年度检验报告及特检报告；船员雇佣合同或劳务合同；船舶险保险单；ISM文件；其它影响协会承保的资料。对照《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船东入会申请实际上是船东发出的订立船舶保赔保险合同的要约。与商业保险不同，保赔协会在接到入会申请后，若同意承保便会签发一份入会证书（Certificate of Entry），而不
是签发保险单（Policy），入会证书首先证明船东为保赔协会的会员，并表明根据保赔协会的保险条款对入会船舶承担赔偿责任，入会证书与保险条款组成保赔保险合同，入会证书的内容还包括投保险别、入会船舶船东名称、入会船舶状况、保险开始之日（入会日期）、承保条件，除此之外，保赔协会一般也不会与船东另行签订保赔保险合同。对照《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船东互保协会签发入会证书其实是对船东要约的承诺，至此保赔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船东取得会员资格，船舶成为入会船。作为保赔协会作出的承诺，入会证书也是船舶保赔保险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观点在海事司法实践中也能得到印证，武汉海事法院在审理中船保与南京宏油船务有限公司船舶保赔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认为，“中船保向入会会员颁发的入会证书及附件，是二者之间签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保险合同。”[3] 可见，入会证书同时证明了保险合同和会员合同，具有双重的法律性质。{3}
（三）船舶保险与船舶保赔保险的区别
船舶的保赔保险以船舶保险为基础，只有已投保船舶险的船舶方可为保赔协会所接受。故在明确船舶保赔保险关系的法律性质之时，也有必要讨论其与船舶保险这一商业保险的不同之处，主要有：
1、保险人不同
船舶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必须符合《公司法》和《保险法》相关规定的要求，如《保险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规定，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或国有独资公司，保险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必须达到2亿元。因此，船舶保险是商业保险，以赢利为目的。船舶保赔保险的保险人主要是保赔协会，属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其经营不以赢利为目的。
2、承保的风险不同
船舶保险是以船舶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承保船舶在航行或停泊期间因海上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遭受的损失，对第三人的责任则非依特别约定不予赔偿。船舶保赔保险承保的是船东在船舶经营活动中应承担的，不为船舶保险承保范围所涵盖的责任风险。保赔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较广，除因船东故意行为引起的损失和责任；船舶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保险责任；核风险或其他核货物造成的责任和费用等除外责任外，其他的风险基本可纳入保赔保险承保的范围内，如人会船船员的人身伤亡、疾病、污染的风险、残骸处理责任等。
3、保险费的支付方式不同
船舶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支付的是具有固定费率的保险费（Premium）。船舶保赔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向船东互保协会支付的则是“保险费”（Call，也可称为会费），一般并无固定费率，通常须于保险年度开始时向协会交纳预付保费，其后视协会的年度核算决定是否交纳追加保费，会员还有可能交纳特大事故追加保费。会员所承担的保险费实际是保赔协会的费用，该费用等于保险赔偿额扣除协会投资收益后的金额。
4、责任限制不同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限度，船舶保险合同中有保险金额条款，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1996年11月1日修订）第五条即是关于保险金额的约定，保险公司的赔偿通常以保险金额为限。保赔保险合同则无保险金额的约定，船东互保协会提供的保险，除船舶油污责任风险外，船东互保协会承保的风险是无限额的，当然，由于船东依法享有单位责任限制和海事赔偿责任，船东互保协会所承担的风险也不会超过上述限额。
（四）船舶保赔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
《海商法》第十二章为“海上保险合同”，该章第一条对海上保险合同作出界定，即《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那么，从法律性质上分析船舶保赔保险合同是否是“海上保险合同”呢？
《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属特别法，《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有关规定；海商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未对保险人作出明确规定，故对保险人如何理解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如上述，保赔协会是社团法人，属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不是《保险法》规定的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因此，从主体上分析，船舶保赔保险合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上保险合同。保赔协会独特的保险费支付方式表明，协会会员之间存在分摊损失，共摊风险的相互性。相互性是船东互保协会承保的保赔保险与市场上的商业保险人承保的船东责任补偿保险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4}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船舶保赔保险合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上保险合同。
但是，保险标的是界定保险关系法律性质的主要根据。从《海商法》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可以推知，赔偿责任可以作为海上保险的标的，《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则明确规定，对第三人的责任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但《海商法》无责任保险定义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5}《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而船舶保赔保险正是以其对第三者的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因此，从保险标的分析，船舶保赔保险是海上责任保险。
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一般的说，保赔协会有收取保险费（会费）的权利和代位求偿权，负有支付保险赔偿的义务、告知义务和提供相关服务的义务；保赔协会会员则有请求保险赔偿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为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同时负有交纳会费的义务、告知义务、事故通知义务、减少损失的义务、保持船级的义务等，支付保险费和支付保险赔偿是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保赔保险合同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符合责任保险合同的特征，属海上责任保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宜将船舶保赔保险关系界定为特殊的海上责任保险合同，属海上保险合同范畴。
（五）法律适用
在明确了船舶保赔保险合同关系的法律性质后，其如何适用法律应该就可迎刃而解，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船舶保赔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合同，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当无疑问，需要讨论的是《海商法》是否有适用的余地。
由于无立法意见书，我们对《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几百一十八条中，作为保险标的的对第三人的责任是否包括保赔协会承保的会员对第三人的责任不得而知。船舶保险也承保3/4甚至4/4的船舶碰撞责任，立法者在把对第三人的责任作为保险标的时完全有可能只是考虑船舶保险中的碰撞责任，而不涉及保赔保险，因为除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下称MIA1906）对船舶保赔保险有一原则性规定以外，没有针对船舶保赔保险的立法；《海商法》第十二章的很多规定其实无法适用于保赔保险；有关保赔保险的许多问题，如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人会证书的法律性质、保赔协会的内部关系等均无相应规定。《保险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虽规定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其法律适用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但可以
说，《海商法》并无船舶保赔保险的法律规定，形成“预想外型的法律漏洞”。{6}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只有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方可选择其法律适用，作为在我国签订的船舶保赔保险合同，如无涉外因素当适用我国的法律，般不允许当事人选择。但笔者认为，若法律对某一合同关系并无明确法律规定，此时当事人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应承认其法律效力。如中船保保险条款（2003）第八条第（十三）款“受中国《海商法》管辖的规定”规定，本保险条款及所有与本协会经理部订立的保险合同均应受中国《海商法》及其配套法规的管辖。该约定应是有效的。
实践中的情况是，会员与保赔协会之间、第三人与保赔协会之间的纠纷并不鲜见，法院在审理相关纠纷时也适用了《海商法》第十二章的规定，[4]并确认当事人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
MIA1906第85条规定，（1）两人或两人以上彼此同意互相承保海上损失，称为相互保险；（2）本法有关保险费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相互保险，但各方达成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可以代替保险费；（3）本法的各项规定，在可由各方协议的范围内修改，在适用于相互保险时，可由保赔协会签发的保险单的条件或协会的规则和章程加以修改；（4）除本条所提及的例外，本法的各项规定适用于相互保险。虽然本条规定比较简单，但颇值借鉴，该条将保赔保险的特殊之处即保险人及保险费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保赔保险其余诸事项均可适用该法，并赋予当事人的约定更高的效力，较好地解决了保赔保险的法律适用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在修改《海商法》时，应参考MIA1906第85条的规定，对船舶保赔保险作出明确规定并加以具体化，而在此之前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比照适用《海商法》、《保险法》、《合同法》的规定，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方面在当事人对保赔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有做约定的情况下，赋予该约定法律效力，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另一方面，在保赔保险条款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以条款的约定解决双方当事人间的纠纷。
二、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般的说，第三方不能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虽然提供担保不是船东互保协会对会员的义务，但为了使被扣押的入会船舶获释或为会员申请扣押船舶，船东互保协会往往为会员提供担保服务，若船东互保协会因其提供担保而被诉，如作为连带责任
保证人被诉或因申请扣船错误作为担保方被诉，则不属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对船东互保协会直接诉讼的范围，因为其被诉的根据是提供的担保和《担保法》的规定。以下所要探讨的是当船东互保协会不是担保人时，第三方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
（一）直接诉讼的障碍
1、实体法上的障碍
查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我国《海商法》、《保险法》无第三方直接诉责任保险人的规定，而仅有一些萌芽性规定。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为责任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可不经诉讼程序，本条只是这种赔付的法律根据，而不是第三者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的法律依据。但从本条可推知，在法律有规定或有约定的情况下，第三者对责任保险人享有赔偿的请求权，可以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
《海商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被保险人依照本章规定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对该海事赔偿请求承担责任的保险人，有权依照本章规定享受相同的赔偿责任。对海事赔偿请求承担责任的保险人也就是责任保险人，被保险人与责任保险人之间的赔偿责任依责任保险合同确定，在被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时，根据保险补偿损害原则，被保险人能从责任保险人处所得到的赔偿不应超过责任限制的数额，在此情况下，本条的规定显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本条应是针对责任保险人受到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人索赔时，规定责任保险人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因此，本条规定隐含了权利人起诉责任保险人的权利。[5]
除上述规定外，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也有类似规定，该法第十四条前段规定，在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行政区域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由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付伤者抢救期间的医疗费、死者的丧葬费。《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九十条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保险公司。上述规定表明，在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下，责任保险人有预付相关费用的义务，这与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规定》中的“暂付款制度”相类似。本条虽未明确责任保险人未作预付时受害方是否有权利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要求其预付费用，但笔者认为，此时，受害方作为第三方
有权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作此理解既符合强制保险保护受害方的立法本意，也符合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否则这些规定就形同虚设。
实体法规定第三方直接诉讼制度的是《民用航空法》，该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仅在下列情形下，受害人可以直接对保险人或者担保人提起诉讼，但是不妨碍受害人根据有关保险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的法律规定提起直接诉讼的权利：根据本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6]保险或者担保继续有效的；经营人破产的。
上述烦琐的列举在于说明，在我国对作为责任保险人的保赔协会直接诉讼的障碍首先是缺乏实体法的明确规定。
2、合同约定的障碍
就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而言，还存在着合同上的障碍。船舶保赔保险合同一般订有“会员先付”条款，如中船保2003年保险条款第八条第6款规定，除非董事会另做规定，会员根据承保条款在向中船保就有关责任或费用提出追偿前，必须先履行其责任或付清费用。会员未履行其赔偿责任尚不能向船东互保协会追偿，更不用说与之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既然如此，船东互保协会当然可以援引本条作为抗辩，先付条款可以作为保赔协会程序上的抗辩理由，即保赔协会可据此主张其不是适格的被告，同时先付条款也可以作为保赔协会实体法上的抗辩理由，作为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方不能直接向船东互保协会提出赔偿请求。
此外，船舶保赔保险合同往往订有仲裁条款，约定会员与保赔协会之间的纠纷应提交仲裁。既然会员只能申请仲裁，更逞论第三人对保赔协会的直接诉讼。
（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7]对船东互保协会的适用
对第三方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作出明确规定的是程序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被起诉的，有权要求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参加诉讼。为了使受害人得到更为周全的保护，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合理、充分的赔偿，该规定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油污诉讼中建立了第三方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诉讼制度，船东互保协会作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如何适用该条值得探讨。
1、渊源
由于无立法意见书，且关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草案的说明较为简单，未提及本条，我们无从了解本条所参考的立法例。查有关国际公约，《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称1969CLC）第7条第8款也有类似规定，即对油污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在任何情况下，被告人有权要求船舶所有人参加诉讼。据参与立法的有关人士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广州培训班上的介绍，该法第九十七条是参照1969CLC第7条第8款作出的。1999年1月5日，我国加入修改1969CLC的1992年议定书，并同时退出1969CLC，该议定书已于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而在此之前，《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已制订并颁布，所以，其所参照的是1969CLC。其实，1992年公约只是降低1984年议定书生效条件，对其内容未作实质性变更，而1984年议定书对1969CLC确定的赔偿制度框架也无实质变动。故本条规定是参照新公约抑或旧公约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应注意的是，CLC的直接诉讼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之相配套的是强制保险、责任限制（几乎是无条件的）等制度，是一个利益相对平衡的体系，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借鉴CLC规定时缺乏系统性。
2、适用
（1）适用的范围
在我国，理论上对CLC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但实践中的情况是，船舶强制油污保险的实施范围有限，除根据1992CLC，航行于国际航线载运2000吨以上货油的船舶进行的强制保险外，目前只有深圳规定进出深圳港载运2000吨以上货油的船舶必须强制保险，上海规定对港内供油船舶实施强制保险。{7}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沿海、内河载运2000吨以下货油的船舶自愿进行油污责任保险，在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本条适用范围作出明确限定之前，本条对这种自愿的油污责任保险也是适用的。[8]但从立法渊源上分析，直接诉讼往往是与强制保险、责任限制等制度相联系的，正确的理解是在非强制保险的情况下该条不应赋予第三方直接诉讼的权利。所以，有必要对本条的适用做目的性限缩，{8}将本条的适用范围限于强制保险，能直接被第三人起诉的仅为该类保险的责任保险人。但是，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油污损害赔偿机制的逐步建立，油轮强制保险制度的施行，本条对船东互保协会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2）被告而非第三人
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为油污诉讼的被告当无疑问，由于本条规定“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未直接明确责任保险人的地位，那么船东互保协会是被告还是第三人呢？笔者认为，船东互保协会应为油污诉讼案件的被告。如所周知，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前者是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参加诉讼，而船东互保协会作为索赔对象，属被动一方，断无提起诉讼的理由，因此其不可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后者是以申请参加或由法院通知参加的方式加入到诉讼中，且索赔人无权直接将船东互保协会列为第三人，所以其虽有可能被判决承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但依本条在索赔人直接向船东互保协会提出赔偿诉讼时，其并非以这两种方式参加诉讼，所以，船东互保协会应非油污诉讼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需要明确的是，船东互保协会作为油污诉讼案件的被告，不以承担保赔保险责任为前提。如存在这种前提，除非保险人承认其应承担责任，否则应经诉讼或仲裁才能确定责任保险人的责任，这就为本条的适用设置了前置程序，显然与本条的立法宗旨相悖。根据本条，受害人所享有的是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的诉权，保险人是作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至于是否承担责任应由法院根据相关实体法做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规定，海事法院根据责任保险人或保证人的要求，可以通知船舶所有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我们认为，该规定值得商榷，即使油污损害受害人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受害人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油污损害这一侵权的事实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而不是保赔保险合同，受害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给付油污损害所致损失，因此，受害人提出的应是油污损害侵权之诉，而非保赔保险合同之诉。这也可以从1969CLC第7条第8款的规定中得到印证，因为保险人或保证人可以援引船舶所有人本人有权援引的抗辩（油污侵权诉讼中的抗辩），但不得援引他在船舶所有人向他提出的诉讼中可能有权援引的任何其他抗辩（保赔保险合同中的抗辩）。船舶所有人作为油污事故的侵权人，理应成为油污诉讼的共同被告，而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3）受害人的选择权
该条规定使用可以、也可以，从文义上分析属选择性用语。有人认为，本条规定意味着油污事故受害人在行使索赔权时只能择其一起诉，选择了船舶所有人作为索赔对象后，不得
再对责任保险人提起诉讼，反之亦然，但责任保险人有权要求船舶所有人参加诉讼。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首先，按照这种理解，本条的立法目的将部分落空，因为选择了船舶所有人将导致不能起诉责任保险人的后果，本条也就无存在的价值。其次，按照这种理解，受害人必然选择履行能力强的责任保险人作为索赔对象，且责任保险人有权要求船舶所有人参加诉讼，此时，船舶所有人作为侵权人理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那么上述理解就是错误的。其实本条是授权性规范，赋予油污损害受损害人选择权，受害人既有权选择船舶所有人、责任保险人之一为被告，也可以选择将二者作为共同被告。
（4）法定的普通共同诉讼
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条，该法第九十七条的适用优先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受害人可以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即使受害人与责任保险人之间无直接利害关系也是如此，这完全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受害人享有的是法定的诉讼上的权利。本条规定于诉讼法审判程序的章节中，受害人只能在诉讼程序中行使该权利，所以，受害人所享有的权利实质上只是一种诉权。本条第一款适用的结果就是将诉讼标的互有牵连的两个诉讼，即受害人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侵权诉讼、船舶所有人与责任保险人之间的合同诉讼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普通的共同诉讼，而无需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在决定合并审理前需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因本条是法定的共同诉讼，因此，在保赔保险合同仲裁条款时，该条款不能对抗本条的规定，仲裁条款是否存在及其效力如何无关紧要，受害人依法可以直接向保险人提起诉讼。该情形有如《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仲裁条款也不能对抗债权人的起诉。当然，若受害人选择依仲裁条款约定申请仲裁，也不应在禁止之列。
（5）合并审理两种法律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受害人同时起诉船舶所有人和责任保险人或保证人时，法院可只审理油污侵权关系，而不审理保赔保险合同，当赔偿数额在责任限制之内时，直接判决保险人承担责任，超出责任限额的则由船舶所有人承担，若根据保赔保险合同，保赔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已承担责任的保险人或保证人可向船舶所有人追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条规定只是赋予受害人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的诉权，而不是责任保险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在适用本条船舶所有人、责任保险人作为油污诉讼案件的共同被告时，应审理两个法律关系，即此时存在两个诉讼标的。法院所要审理的不仅包括受害人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
油污损害侵权关系，也应审理船舶所有人与油污损害责任保险人之间的保赔保险合同关系，以确定保赔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少责任，而不能想当然地对责任保险人科以责任。当然，如果司法解释将本条的油污责任保险限制于强制保险，则法院可只审理油污损害侵权损害赔偿一种关系。
1969CLC第7条第8款规定，在油污诉讼中，责任保险人不得援引他在船舶所有人向他提出的诉讼中可能有权援引的任何其他抗辩。本条无此规定，但在依本条提起的油污诉讼中，责任保险人也无此抗辩权。当然，这种抗辩是针对受害人的，在船舶所有人和责任保险人之间，保险人可以根据他们之间的关系，提出此类抗辩。
（三）对保赔协会直接诉讼—从实体法的角度分析
1、英国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其他国家关于直接诉讼的立法例，有助于我国对保赔协会直接诉讼制度的重构。提到第三方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诉讼，我们不能不关注英国《1930年第三方（对承保人的权利）法案》。第三方对责任保险人直接诉讼在实体法上最大的障碍是，其对责任保险人享有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就此该法第1条规定，当一个人（1）就对第三方产生的责任进行了保险；（2）自己破产或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或安排时，因对第三方承担责任而享有的对承保人的权利“转移授予第三方”；（3）当（1）条中所述事件（主要是被保险人破产）发生时，旨在直接或间接地否定责任保险效力或改变当事方权利的合同条款无效。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已经破产或有其他类似情况而不具有支付能力时，且被保险人对第三方的责任已经确定，那么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权利就发生法定转移，由第三方享有。该条适用的效力是使被保险人就某一索赔的权利发生法定转让，转让的程度限于为了达到保护第三方利益目的，第三方享有对承保人的直接诉权。{9}该法的颁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条件地赋予第三方享有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
该法也适用于保赔保险合同。{10}如上述，保赔保险合同中一般订有先付条款，那么该条款是否违反《1930年第三方（对承保人的权利）法案》第1条（3）款的规定呢？英国法院对此问题也存在争议，在The Fanti案中，上诉法院的最终的结论是先付条款不违反第1条（3）款的规定，但由于不能履行而应被否定。上议院同意上诉法院的前半段主张，对后半段则持有规定的条件必须满足的看法。其结果是，如果责任保险合同包括先付条款，即把
已向第三方支付作为被保险人对承保人享有权利的条件，当被保险人没有对第三方清偿就解散时，被保险人不享有对承保人的诉因，要求承保人赔偿的权利也不能转移给第三方。{11} 在先付条款效力的问题上，英国《2001年第三方（对承保人的权利）法案（草案）》及《1991年道路交通法案》的规定比1930年的法案有更为详细，即根据保险合同，其权利的实现须以被保险人清偿其对第三方的责任为前提，则权利的转移不受该条件的影响，这就是说先付条款不影响权利对第三方的法定转移。
2、直接诉讼的发展趋势
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责任保险合同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因此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与这种责任保险制度设立的本意相符，第三方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诉讼也呈现出保护第三方的趋势：在非强制保险的情况下有条件地赋予第三方直接诉责任保险人的权利，在强制保险的情况下第三方可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且第三方的直接诉讼往往是与强制保险相联系的。海上保险中第三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核心是授权给受害方即第三方可以选择直接向事故船舶的船东或其责任保险人索赔。{12}如上述，CLC相关公约在建立强制保险的同时，均赋予作为第三方的受害人直接向责任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权利，如“根据本条在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范围内的损害赔偿可直接向保险人或其他财务担保人提出。”公约的这种规定是直接诉讼制度在实体法上的根据。应该指出的是，公约的规定与英国《1930年第三方（对承保人的权利）法案》的规定不同，这种直接诉讼制度是与强制保险直接相关联的，并且不以第三方已获得对加害人的胜诉判决或仲裁裁决为条件。
3、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制度
在我国，对船东互保协会直接诉讼制度的讨论源于油污损害赔偿，当然船东互保协会除承保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外，还承保其他责任风险，故对船东互保协会的直接诉讼并不限于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且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也有强制保险与非强制保险之分。根据调查，已统计到全国共有油轮约2500艘，但总体来讲，投保船舶油污险的船舶数量不多，仅占油轮总数的10％。{13}且上述船舶属CLC规定的需强制保险的船舶就更少了。为此，笔者认为，在重构我国直接诉讼制度时，首先应明确直接诉讼制度是建立于责任保险体系之下，同时也必须区分强制保险和非强制保险，因为，可以说强制保险造就了保险业的繁荣，且强制保险
与非强制保险其立法的价值取向也有明显的区别。在非强制保险中又应区分人身伤害的强制保险与非人身伤害的强制保险，对受到人身伤害的受害人及其亲属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非强制保险的情况下，可借鉴英国《1930年第三方（对承保人的权利）法案》的做法，在被保险人因破产等原因丧失支付能力时，规定被保险人对作为承保人的船东互保协会享有索赔的权利，当船东互保协会承保的是人身伤害或船员伤亡的责任风险时，这种对承保互保协会直接起诉的权利不应附有条件；在强制保险的情况下，规定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不以被保险人丧失支付能力或受害人必须取得对被保险人的胜诉判决或仲裁裁决为前提。在上述情形下，先付条款将不能对抗第三方。
三、油污损害责任强制保险中保赔协会与被保险人间民事责任的形式
船东互保协会作为责任保险人，其与被保险人之间的责任形式，存在不同的观点。题述问题因油污损害赔偿案件而引起学界及审判实践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为此，下文的阐述以承保油污损害责任强制保险的保赔协会在油污损害赔偿纠纷中应承担的责任为主线。
（一）连带责任说
有观点认为，《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一七条是船舶所有人和责任保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根据，至少该条规定体现了立法者让他们连带责任的意图。在海事审判实践中，已有判决船东互保协会与船舶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9]《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不是上述有关责任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根据连带债务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并非所有的共同被告均是连带债务人。上述观点误将该条规定的油污诉讼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而如上所述，本条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普通的共同诉讼。连带责任属加重责任，取法定主义，非基于法定原因债务人不承担连带责任，即债务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虽然受害人可以直接对船舶所有人、责任保险人提起诉讼，但这并不是上述各方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据。即使在连带责任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场合，此时的法律也应是民事实体法，而非程序法。作为程序法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不能、也不应规定连带债务。作此理解也符合CLC
的规定，因为公约也未明确规定上述有关方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说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现行法的根据，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克服替代赔偿责任说（下述）的短处，能更好地保障受害的第三方得到赔偿。
（二）不真正连带债务说
所谓的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部债务归于消灭的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具体类型纷繁多样，从我国审判实务来看，这些类型有：数个独立的侵权行为因偶然竞合而产生的不真正连带债务；一人的债务不履行行为与他人的侵权行为发生竞合而产生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犷人的债务不履行行为与他人的债务不履行行为发生竞合而产生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因合同上约定的当为义务（债务）与其他债务不履行行为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不真正连带债务。{14}这种观点认为，责任保险人对受害人所负的支付保险赔偿的责任是基于保险合同，而船舶所有人对受害人所负的债务则基于油污侵权行为，因不同原因各负全部履行的义务，属不真正连带债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受害人不是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责任保险人对受害人不负直接支付赔偿合同义务；《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表明，保险人有权决定是否向受害人直接支付赔偿，这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选择权，责任保险人对受害人不负直接支付赔偿的法定义务；责任保险人也不负有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上已述及），也就是说责任保险人对受害人不负债务，不可能与船舶所有人的债务产生竞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不真正连带债务。
（三）有限的替代赔偿责任说[10]
在油污损害赔偿纠纷中，若船舶所有人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且责任保险人应承担保赔保险责任，法院可判决责任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保险金额内），超出责任限额的由船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15}
作此理解符合责任保险的特点。如上述，船舶保赔保险是一种特殊的海上责任保险，而责任保险的特征之一就是责任保险人的替代赔偿责任。责任保险的发展使得其具有保护受害人的赔偿利益的公益性，受害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享有并取得被保险人在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利益，请求被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保险赔偿金的责任，保险人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16}
作此理解符合CLC的立法本意。公约（1969CLC）之所以未明确规定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可以就“由于船舶所有人有意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油污损害免除责任，是因为公约确立
的是“保险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承担第一位赔偿责任”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能轻易改变，因此，公约的措辞非常谨慎。{17}
作此理解也与有关第三方对保险人权利的最新立法吻合。英国《2001年第三方（对承保人的权利）法案（草案）》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因对第三方的责任而享有的权利已经按照该法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转移，则第三方仅能在该责任超过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通过权利转让）的范围内请求被保险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虽未直接明确责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承担责任的形式，但从文义上分析可知，责任保险人应先行承担责任，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责任在保险人赔偿后尚不能得到全部赔偿，第三人可再请求被保险人承担责任。
因此，在现行法的体制下，有限的替代赔偿责任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在责任保险人财务能力不良或恶化时（应该说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其支付能力有可能受到限制，甚至丧失支付能力，此时这种观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使其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
当然，保赔协会承担有限的替代赔偿责任，但这并不等于不存在连带责任。如在油污事故发生后，保赔保险人如向受害人或有关主管当局等就油污的损害赔偿提供信誉保证，这种保证一般是连带责任保证，当受害人在往后的油污诉讼中一并起诉保证人时，保证人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当然，承担这种保证责任的法律根据是《担保法》。
四、船东互保协会享受责任限制的条件
（一）《海商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如上述，《海商法》中明确适用于船舶保赔保险的规定不多，《海商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被保险人依照本章规定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对该海事赔偿请求承担责任的保险人，有权依照本章规定享受相同的赔偿责任限制。船东互保协会作为船舶保赔保险的保险人，可以适用本条。对本条如何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这一规定保险人有权申请责任限制，但责任限制成立的条件是否应等同于被保险人，或者说当被保险人因自己的原因而丧失责任限制权利的，保险人是否也因此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并未作明确规定。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海商法》二百零六条是针对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场合，从文义上解读，该条除赋予责任保险人申请责任限制的权利外，同时也明确了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的前提是被保险人可以限制赔偿责任。另从逻辑上分析，该
条只是将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的必要条件前置，而不是赋予责任保险人无条件的责任限制的权利。
可见，在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场合，船东互保协会作为责任保险人其享受责任限制的条件之一是保赔保险的被保险人可以限制其赔偿责任。
（二）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国际公约关于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是否以被保险人能享受责任限制为前提的规定分两种情况：
1、以被保险人能享受责任限制为前提
《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第1条第6项规定，对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可以限制责任的索赔承担责任的保险人，有权在被保险人本人可享受本公约利益的相同范围内，享受本公约的利益。根据该条规定，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被保险人可享受责任限制。《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是针对一般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应该说《海商法》第二百零六条的制定是参考了该国际公约的规定，可见，在一般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场合，保险人欲享受责任限制必须以被保险人能享受责任限制为前提。
2、不以被保险人能享受责任限制为前提
如1969CLC第五条第11款规定，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有权按照本条规定设立基金，其条件和效力与船舶所有人设立的基金相同。即使船舶所有人有实际的过失或私谋，也可设立这项基金，但在这种情况下，基金的设立不应妨碍任何向船舶所有人索赔的权利。1992CLC第七条第8款规定，对污染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被告仍可援引责任限制。在发生CLC公约下的油污损害赔偿时，责任人欲限制其赔偿责任必须以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为前提。船舶所有人有实际的过失或私谋必将导致其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而在此情况下，只要受害人直接对保险人提起诉讼，责任保险人仍享有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并享受责任限制的权利，因此，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条件的责任限制的权利，就此CLC的规定与《海商法》的规定有明显的区别。
1992CLC于2001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在发生CLC公约下的油污损害赔偿时，船舶保赔保险人可以说是享有一种无条件的责任限制的权利。
（三）存在的问题
面对巨额油污损害索赔诉讼，2002年7月4日，中船保向海事法院提出申请，就“隆伯6”轮（下称隆伯轮）于2001年1月27日发生的油污事故中可能承担的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中船保所欲设立的是一般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而非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异议人平潭县人民政府等在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公告期内向该院提出异议，理由之一是中船保享受责任限制的必要条件是船东能享受责任限制，而船东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中船保能否享受责任限制。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隆伯轮实际船舶所有人为郑传华，该轮于1月23日在上海海事局金山监督站办妥离港签证手续，离泊前该船的大副、二副、三副、二管轮、三管轮相继离船，在没有配齐船员的情况下，该轮于24日1410时载运5362吨柴油，开航前往广东东莞。船舶实际所有人郑传华随船，了解船舶配员不足的情况。根据隆伯轮触礁沉船事故的调查报告，隆伯轮船员配备不足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海事法院认为这属于《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的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况，船东丧失责任限制，中船保当然也不能享受责任限制。为此，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九条，于2002年12月2日作出裁定如下：一、申请人中船保不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二、驳回申请人中船保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11]裁定送达后，申请人中船保不服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仍以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以被保险人能享受责任限制为条件为由，裁定维持了原裁定。[12]
本案一二审法院均根据现行法律裁定，中船保因被保险人丧失责任限制的权利而不得享受责任限制，无疑是正确的，但从CLC规定的油污损害赔偿的一整套机制分析该结果似乎并不合理，且有机械适用法律的嫌疑。CLC赋予了责任人保险人较优惠的、甚至是无条件的责任限制的权利，同时CLC也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以保护油污损害受害人的利益，并形成一种利益相对平衡的体系，如CLC规定了油轮的强制保险、索赔人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诉讼，责任保险人设立基金不妨碍受害人向船舶所有人的索赔等。而在我国，并不存在这种利益相对平衡的体系：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提出，即我国也建立了对责任保
险人的直接诉讼制度；但对适用 CLC以外的油轮运输实行强制保险尚在论证中，油轮的油污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往往是由船东互保协会承担，这种自愿的保险使得油污损害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有一定的保障；且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以被保险人能享受责任限制为前提，这就是说责任保险人有可能承担无限的赔偿责任，油污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承担无限的赔偿责任可能使船东互保协会破产，这又可能从根本上影响油污损害的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其实，在海上保险中，船舶责任保险的出现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保险人有条件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将使船舶责任保险难于存续，这对受害人而言并非是件好事。
CLC对我国有约束力的范围内的油污损害赔偿不适用《海商法》的规定，适用CLC则有油品种类、载运吨位的限制，在我国还有船舶航行航线的限制，故油污损害适用CLC的不多，适用《海商法》的多。油污损害赔偿存在区别于其他限制性债权的特殊性，而我国适用CLC 以外的油污损害赔偿无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现行的法律又未对其作出特殊的规定，这应该说是海商法立法上的一个疏漏，所以，有必要参照CLC的规定，建立一个利益相对平衡的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应赋予责任保险人五条件的责任限制的权利。可喜的是在海商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中，已对CLC以外的油污损害赔偿专章予以规定。{18}（许俊强）
【注释】现为民事审判第四庭。
该通知是针对当时已成立的海事法院，并只由交通运输审判庭发出，故只是通知海事法院接受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担保，笔者认为，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担保应为我国所有的法院所接受，如海事法院的上级审法院等。
参见武汉海事法院（2002）武海法商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
见厦门海事法院（2002）厦海法限字第001号民事裁定书、（2002）厦海法事初字第035
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闽经终字第026号民事裁定书、（2002）闽经终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武汉海事法院（2002）武海法商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等。
当然，对本条作如此理解存不同意见，参见初北平：《在我国对保赔协会的直接诉讼》，载司玉琢主编《中国海商法年刊》（2002年卷），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和担保人除享有与经营人相同的抗辩权，以及对伪造证件进行抗辩的权利外，对依照本章规定提出的赔偿请求只能进行下列抗辩：（一）损害发生在保险或者担保终止有效后；然而保险或者担保在飞行中期满的，该项保险或者担保在飞行计划中所载下一次降落前继续有效，但是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二）损害发生在保险或者担保所指定的地区范围外，除非飞行超出该范围是由于不可抗力、援助他人所必需，或者驾驶、航行或者领航上的差错造成的。
关于本条如何理解和适用可参见拙作《<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七条的理解与适用》，载天津海事法院编《第十一届全国海事审判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9月。
因对本条的适用范围未作限定，在非强制保险的情况下，船东互保协会往往遭到油污损害受害人的起诉。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阂经终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法院判决船舶所有人与船东互保协会对清污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处称“有限”是因为责任保险享有责任限制，乃至无条件责任限制的权利，关于责任保险人享受责任限制的条件将在下文论述。
参见厦门海事法院（2002）厦海法限字第001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闽经终字第026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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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代营销学认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市场营销环境大都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但是企业如果能够不断使其经营适应自己最佳的机会，就能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因此，保险企业要不断地适应变化的环境，设立早期预警系统，及时改变营销策略，去迎接营销环境中的新威胁和新机会。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但和外资保险公司相比还有的巨大差距，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能否认清形势，找准定位，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成功经验，提高保险营销水平，将是未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 同时，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面临的不仅是外资保险公司进军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而且也面临着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机遇。在这个十字路口，只有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才能在未来的保险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来看，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目前还是处于比较有利的竞争地位，适宜走发展战略。金融服务集团可以使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实现渠道、客户、品牌及管理技术等多种资源的共享，因此可以使企业利润达度提高。如果公司拥有强大个人营销渠道和完备的顾客顾客服务体系，就可以利用这些能力的延展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横向多元化经营带来的优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长期竞争优势。 总之，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要向国际的综合性服务集团和金融服务业的百年老店目标迈进。就一定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司的市场营销环境，尤其是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公司管理者应该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针对经营环境的每一项重大变化，制定出一个或多个应变方案和对策，确保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时，根据变化的形势，随时修正和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
关键词: 保证保险合同/保险法/汽车消费贷款 内容提要: 保证保险一般作为分期付款消费的一种履约担保,由于当前没有调整此类合同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实践中做法各异,相同类型的案件常常在不同法院中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对此,有必要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法律适用、合同的独立性和各合同主体的诉讼地位等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当前法院审理车贷案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后,各商业银行开始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因汽车消费贷款的银行风险很高,各商业银行要求贷款者提供可靠的贷款担保。针对这一情况,各财产保险公司于1998年纷纷推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俗称“车贷险”。伴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增长,车贷险速度迅猛增长,2001年和2002年达到了高潮。广州地区的汽车贷款99%是以保证保险为担保方式。[i]200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车贷险经营风险凸现,部分地区车贷险的赔付率高达100%,[ii]2003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部分保险公司相继停办了车贷险业务。2004年1月15日,中国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04年3月31日起废止原来的车贷险条款和费率。[iii]2004年4月份开始,车贷险全面停办。随着大量购车者逾期支付银行贷款,各地的银行纷纷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依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借款人尚欠的银行贷款本息。各地法院受理了大量此类案件,如深圳市两级法院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1月共受理了近500宗车贷险纠纷案件。由于当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保证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对于保证保险的法律概念、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认识不同,不同法院的处理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对有关保证保险的法律问题进行探析,以期对此类案件的正确审理提供一些帮助。 一、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及合同关系主体 （一）概念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属于财产险中保证保险的一种业务,法律意义上是一种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保险。保证保险合同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美国等商业信用发达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属于一项新的业务。我国的第一批保证保险业务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所属的中保财产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依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保证保险业务的批复》〔银复（1997）48号〕所开办的。但至今我国的《保险法》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仍没有提出保证保险的概念。关于保证保险的名称,最早仅见于国务院于1983年9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该条例将保证保险列为财产保险的一个险种,但该条例已于2001年10月6日被国务院废止,目前仍没其他相关法律提及保证保险。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对保证保险有所解释,但该“征求意见稿”因争议较大至今未获通过。 对于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指保险人向被保证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iv] 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稿”第34条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
《保险研究》2015年关注的研究方向 （按照“新国十条”框架提出） 当前，保险学术理论研究亟需解放思想、拓宽视野，跳出保险看保险，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实务和技术研究等方面获得突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以下简称“新国十条”）发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机遇。为了给社会各个方面在进行保险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实务技术相关联的研究活动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编辑部根据国务院“新国十条”的基本精神对保险学术理论、政策、实务技术方面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作了一次梳理，作为编辑部学习“新国十条”的初步认识。现将这些问题予以发布。 学术理论性选题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1、现代保险服务业在国家防灾减损体系中的作用研究 2、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功能定位及实现途径研究 3、现代保险服务业社会责任研究 4、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5、现代保险服务业文化问题研究 6、保险新业务领域探索及其风险控制研究 7、中国保险史相关问题研究 8、保险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9、现代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研究 （二）基本原则 10、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与国际保险市场开发研究 11、保险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三）发展目标 12、保险业发展战略目标研究 13、中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14、保险业与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二、构筑民生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四）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15、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16、运用商业保险手段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研究 17、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研究 18、商业保险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19、年金保险市场相关问题研究 20、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协调性研究 21、长寿风险量化与管理研究 （五）养老保险产品服务创新 22、养老服务产业化研究 23、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研究 24、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研究 25、现代保险服务业与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研究 26、养老保险融资策略研究 （六）多样化健康保险服务 27、长期护理保险研究 28、商业保险参与健康服务业研究 三、发挥保险风险管理功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七）保险机制应用于公共服务方式创新 29、现代保险服务业在国家社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研究 30、保险数据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共享研究 （八）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功能 31、侵权损害赔偿与责任保险的互动研究 32、责任保险相关问题研究 33、强制责任保险问题研究 34、职业责任保险相关问题研究 35、责任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研究 36、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四、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提高灾害救助参与度（九）保险与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 37、保险业参与灾害救助体系研究 38、商业机动车辆保险制度研究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 引言 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保险业推出一种名为保证保险的新险种。例如机动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由于保证保险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人民法院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在适用上发生分歧。本文的目的是为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提供参考意见。 一、什么是保证保险？ （一）保证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证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借款合同的债务人，亦即从银行借款用于购买机动车的买车人。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 按照这一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是同一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保证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就是不同的人，投保人是借款合同的债务人；被保险人是借款合同的债权人。 （三）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借款合同债务的履行。 （四）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 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我们看到，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是借款合同债务的履行，而此债务的履行对借款合同的债权人有利，对借款合同
的债务人不利。可见，在现实中的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自己对于保险标的并不具有保险利益，与保险法第十二条关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显然不合。 （五）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 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是借款合同债务的不履行，即债务人违约。 按照保险法原理，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的、偶然发生的危险，换言之保险事故之是否发生应不受保险合同当事人主观方面的影响。但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是投保人自己不履行债务的行为，此保险事故之是否发生，取决于投保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如果投保人履行债务，保险事故就不发生；反之，投保人不履行债务，保险事故就发生。而投保人不履行债务，除遭遇死亡、丧失劳动能力、陷于破产等特殊情形外，均属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债务。可见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与保险法原理不合。 （六）小结
借款保证保险合同案例分析[案情]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贾汪支行（以下简称贾汪农行）。被告王世猛。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徐州市贾汪支公司（以下简称贾汪保险公司）。2001年4月13日，贾汪农行与贾汪保险公司签订《汽车消费贷款保险业务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书）。约定：为培育汽车消费市场，贾汪农行为不能一次性向指定汽车销售商支付货款的购车人提供购车消费贷款，并督促购车人向贾汪保险公司办理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购车人（投保人）如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险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2001年5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新城分理处（以下简称新城分理处）与王世猛签订《消费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新城分理处向王世猛发放汽车消费贷款14万元，借款期限自2001年5月15日起至2003年5月15日止。年利率为6.534%.按季还本付息18810.73元。若王世猛不能按期足额还本付息时，新城分理处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并按规定对逾期的本金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逾期利息。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详细约定。同日，新城分理处与贾汪保险公司、王世猛三方签订《分期还款消费贷款履约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约定：新城分理处向王世猛发放14万元汽车消费贷款，王世猛向贾汪保险公司购买“分期还款履约保险”等险种，若王世猛连续六个月未履行合同规定的还款计划，保险公司负责向新城分理处赔付王世猛所欠所有未清偿贷款本息及逾期利息。保险金额为154000元，保险费3080元，保险费由王世猛一次足额交纳。保险期限为自2001年5月15日零时起至2003年11月15日零时止。另约定贾汪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分期还款履约保险责任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新城分理处依约发放了贷款，王世猛于同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凭证，向贾汪保险公司交纳了保险费。此后，王世猛分别于2001年9月5日，12月20日，12月28日三次共偿还贷款本金33317.50元，利息4446.51元。从2002年2月起未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贾汪保险公司亦未履行保险责任，截止到2003年3月31日，王世猛尚欠本金106682.42元及利息5879.32元未付。另查明，新城分理处系贾汪农行的分支机构。2003年3月24日，原告贾汪农行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连带给付本金106682.42元及利息5879.32元。[审判]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认为，贾汪农行与王世猛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贾汪农行与王世猛和贾汪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与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密切相关，故本案可以合并审理。《保险协议书》，《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均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示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贾汪农行依约发放了贷款，王世猛已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除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全部贷款外，还应支付合同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empirenews.page--] 贾汪保险公司与贾汪农行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当借款人王世猛连续六个月未履行合同规定的还款计划，贾汪保险公司负责向贾汪农行赔付王世猛所欠的所有未清偿贷款本息及逾期利息，该合同的性质应为保证保险合同，王世猛按期还本付息的义务即为该保险合同的标的，故贾汪保险公司应依照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双方在保险业务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贾汪保险公司有10%的绝对免赔率，故贾汪保险公司对王世猛所欠贷款本息的90%承担赔偿责任的辨称理由，应予支持。贾汪保险公司辨称，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双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书及保险合同中均约定贾汪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为连带责任，该约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故该辨称理由，不予支持。王世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2003）贾经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世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贾汪农行借款本金106682.42元及利息5879.32元。二、被告贾汪保险公司对上述款项的9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758元，由两
关于保险行业论文分析 我国保险业历经20余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了两个重要的转型：一是市场结构的转型，即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新主体的成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已不复存在，形成目前寡头垄断的格局。 这种趋势必将进一步发展、深化，并逐渐过渡到垄断竞争的市场类型；二是市场总体供求的转型，即市场的发育及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保险服务供给能力的增长，相对于现阶段我国居民的负担能力和保险意识而言，保险市场将日渐显现出供给相对过剩的特征，向买方市场转化。 伴随着这样两个转型，我国保险市场的竞争势必愈益激化，竞争的重点将超越目前在市场份额上的争夺，更加注重在细分化、差异化市场上的争夺。 因此，市场营销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性日益显现，保险公司必须树立现代营销新理念。 一、市场营销对保险公司的战略重要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深化，与大多数商品一样，保险服务这种特殊的“商品”也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开始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以往专注于“生产”和“提供”产品的营销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营环境，市场营销作为经营管理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受到保险界的重视，并被引入到这一新领域。
（一）市场营销在特定阶段是有效地销售保险服务、快速扩展市场份额的操作性手段。 保险公司经营的最终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其关键在于有效地销售自己的保险服务。 在居民整体保险知识比较缺乏、保险意识较弱、保险公司产品趋同性特征明显的情况下，力量强大的市场营销手段对于有效地销售保险服务、快速扩展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证明，在这个阶段，恰当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催醒公众的保险意识、彰显企业的个性化服务、吸引潜在客户成效尤为显著。 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进入上海市场之初，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局面，扩大公司知名度和影响力，引入了全新的寿险个人营销方式，组建了4千多人的营销队伍，短期内就取得了奇效。 1994年上海寿险新签保单77万份，其中友邦公司就占了70万份，人保、太保、平安“三巨头”仅占了7万份，给上海乃至全国寿险营销业和传统营销观念带来了强烈震撼，迫使其它公司不得不纷纷效仿。 （二）市场营销是挖掘保险的潜在需求，开辟新的成长空间的策略性措施。 同发达国家“无所不保”的保险体系相比，我国还有不小差距，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 20xx年我国商业保险保费收入为3053亿元，据预测，到20xx年，
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法律问题分析论文 分期付款作为我国汽车销售领域一种新兴的交易方式，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被广泛运用于汽车销售商、汽车出租公司、汽车运输公司等营利组织的经营性购车或公民个人、法人及其他最终用户的汽车消费领域，但是这种买卖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商业风险。汽车生产厂家或销售商要承担购车方不履行分期付款义务的风险，如果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购车方提供按揭服务，那么风险就转移到他们这一方，而各方为了规避和转嫁这一风险，往往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目前很多财产保险公司都开办了汽车分期付款保险业务，包括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和分期付款购车信用保险两类。由于相关的法律机制不够健全，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加上实务中从业人员缺乏实践经验，产生了大量的保险纠纷。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对相关法律的认识存在分歧，审理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审理会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如在武汉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公司）向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公司索赔分期付款购车保险金一案中，法院以投保人锡山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隐瞒自身资信情况，向保险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未尽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驳回了神龙公司的诉讼请求；[1]而对神龙公司以同样事由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芜湖分公司索赔时，法院却没有考查投保人芜湖市机电设备总公司投保时的资产状况，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支持了神龙公司的索赔要求。[2]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相关的司法实践工作以及保险市场的开发和市场信用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的概念辨析 我国《保险法》第92条规定，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没有提出保证保险的概念。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45条则将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并列为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无论是《保险法》还是《保险公司管理规定》都没有对保证保险相关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有的保证保险的主要险种包括忠诚保证保险、产品保证保险和合同保证保险等，[3]有的认为保证保险分为诚实保证保险与确实保证保险，而确实保证保险主要有司法行为保证保险、行政行为保证保险和合同保证保险三类，[4]合同保
借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之我见 财产保险行业借鉴国外经验推出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借款保证保险和住房消费贷款保证保险这一险种已经悄然退出保险市场。然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形成的案件却仍在困扰着法院和法官。由于对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的不同理解，在适用法律上分歧较大。有的法院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一种保险合同，应当适用保险法来调整其纠纷。有的法院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一种保证合同，应当适用担保法来处理，作出的判决也各不相同。因此，仍有必要对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再作探讨。 一、保证保险合同是采用保险形式的担保合同。 由于我国法律对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未作明确界定，理论界对此也各持一词。有的认为保证保险是保险的一种，理由是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三方当事人：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保证合同只有两方当事人：债权人和保证人;保险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而保证合同则是单务无偿的合同;在保险合同期限中，只要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就得承担保险责任，而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只是承担一种补充责任;保险合同的目的是降低或分散风险，而保证合同的目的是担保债权的实现;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可以获取商业利益，而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则以不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因为保证保险合同符合保险合同的上述特征，保证保险实际上应是一种保险。此即保险说。 主张保证保险为保证担保的意见认为：保证担保应当有三方当事人，保证保险也是三方当事人;保证保险依附于主债务合同，有从属性;保证保险承担的也是履行保证责任;保险公司实际上就是保证人，保证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提供的担保。此即保证说。 在实践中，我国保险界和司法界已有共识，实际上是采用了折衷的办法。如中国保监会1999年第16号给最高法院告诉申诉庭的复函中说：“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保证保险合同与保证合同的区别在于，保证合同是保证人为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而与债权人订立的协议，其当事人是主合同的债权人和保证人，被保证人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债务人(被保证人)和保险人(保证人)，债权人一般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可作为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保监会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即保证保险是一种财产保险，其实质是保证担保。
我国保险市场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再保险业的发展历史以及再保险市场的类型和再保险的业务种类的基础上，从中得出中国再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面临的新的挑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再保险；发展；探析 一、再保险含义及其发展历史 1．再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的含义。再保险又称分保，它是保险人将自己承保的风险责任的一部分或全部向其它保险人再进行投保的保险业务。再保险在本国范围进行，成为“国内再保险”，若在国际保险市场上进行分保的业务称为“国际再保险”。而再保险市场则是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及其他保险公司之间的风险分散处理的二级市场。 2．再保险的业务类型。再保险业务又可以分为法定分保和商业分保。我国目前的《保险法》规定了除人寿保险业务外，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笔业务的20%向中国再保险公司法定分保。同时还规定各保险公司的商业分保应优先向国内的保险公司办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保险公司在我国再保险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业务发展也相当迅速。1998年公司分保费收入118.02亿元，货币资产由公司成立之初的9.49亿元增加到74.88亿元，长期责任资本金由1996年的48.7亿元提高到60亿元。按净保费计算，中国再保险公司已进入世界再保险公司20强之内，初步确立了中国再保险在国际保险业的地位。 3．中国再保险发展历史。我国再保险业发展的历史不长。建国后我国保险业一直是独家经营，再保险业务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专营。随着其他保险主体的出现，1988年根据《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国内开始办理30%法定分保业务，由人保再保部代行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职能。1996年人保组建集团公司，成立了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至此，国内才有了一家经营再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1999年3月，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再）在中保再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从此中国民族再保险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再保险市场发展现状 1．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据中国再保险公司的统计，该公司1999年
保证保险合同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保证保险合同在西方最早出现于约十八世纪未、十九世纪初。国内保险公司开办保证保险业务起步较晚，业务范围小，涉及险种也较少，主要有分期付款买卖保证保险、质量保证保险、住房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在目前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尚未健全的市场环境下，由于保险公司的业务经验不足，风险防范能力差，加之理论界对保证保险的研究没有跟上，立法相对滞后，因而造成了大量的纠纷出现，出现纠纷较多的主要集中在分期付款买卖保证保险合同、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住房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等。本文主要结合司法实践，重点对上述三类合同的理论以及审判实务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保证保险的概念界定 由于我国保险界对保证保险的理论研究较少，一些书籍对概念的介绍也比较含混，因而容易引起人们对保证保险及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混乱。结合当前理论界和实务上的做法，笔者认为，保证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证保险就是保险人为义务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它主要提供两个方面的“保证”：(1)应义务人要求向权利人保证其信用;(2)应权利人的要求保证义务人的信用，二者的保险标的都是义务人的信用风险，但是二者有严格的区别，前者叫保证保险，后者称之为信用保险。狭义的保证保险仅指前者，本文所论述的也是指狭义的保证保险。在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权人投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信用风险叫信用保险;而债务人应债权人的要求投保自己不履行债务的信用风险叫保证保险，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有些文章和教科书把信用保险作为保证保险的一种，仅把二者作保险对象上的区分，甚至出现“信用保证保险”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此，保证保险属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 保证保险的业务种类繁多，划分标准不一，但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诚实保证保险;二是确实保证保险。诚实保证保险是指义务人因为不诚实或者疏于职守给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给予赔偿的一种财产保险，它又可分为个人保证保险、团体保证保险、总括保证保险、流动保证保险、职位保证保险等;确实保证保险，是指义务人由于不履行其法律或合同义务给权利人造成损失时，保险人负赔偿责任的一种财产保险，这类保险可分为合同保证保险、行政保证保险、司法保证保险等。本文所涉及的分期付款买卖保证保险、汽车(住房)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均属确实保证保险之列。
关于保险业的论文 范文一：保险资金运用问题及建议 摘要：本文第一部分结合我国的实际列举了保险资金运用的现存问题，第二部分从吸收、培养人才的角度给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资产负债匹配;金融创新;人才培养 一、保险资金运用现存问题 一收益率较低，投资结构有待优化 我国保险业资金运用的主要渠道为债券投资和银行存款，虽然债券投资所占比例大于 银行存款占比，但8年来银行存款的比重平均在29.81%。较高的银行存款占比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安全性，但也影响了收益性。资金运营结构还可以向调低银行存款占比、调 高债券占比方向优化。 二保险投资行为短期化，期限匹配问题较为严重 从我国目前保险资金运用状况来看，由于缺乏具有稳定回报率的中长期投资项目，致 使不论其资金来源如何、期限长短与否，基本都用于短期投资。这种资金来源和运用的不 匹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资金的良性循环和资金使用效果，同时带来了较大的利率风险。 三面临改革，缺乏人才，无法把握机遇 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在资金运营过程中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早期诸 如投资渠道狭窄、投资手段有限等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缺乏与新环境、新背景相适应的 投资人才、风险管理人才。这无疑对保险业是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艰巨的挑战。想要抓住 机遇，提高投资收益率;完成挑战，较低资金运营风险，就必须吸收、培养大量相关人才。 二、相关建议 一完善保险资金的资产负债匹配机制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我国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存在险投资行为短期化，期限匹配问 题较为严重的问题。寿险业资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在进行相应的寿险资金运用 的过程中，应当拓宽渠道、放开眼界。将资金更多地从短期的银行存款和短期债券的短期 投资方式，向以债权形式投资交通、通讯、资源等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医疗机构和养老实体等长期投资上来。这样一方面能够优化保险业 的资金配置体系，使资金配置更加顺畅合理，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率。 二充分利用金融工具，合理进行金融创新
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诸问题的论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管辖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层级管辖，二是一般管辖与特别规定。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所争议的标的一般比较小，通常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争议。存在争议之处为一般管辖，《民事诉讼法》第24条"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保险合同纠纷包括保证保险在内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故此保证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地为被告所在地与保险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毫无争议，即被告的户籍所在地。若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条规定，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所谓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经常居住地方面的证据主要由在公安機关处登记的居住信息、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小区物业出具的证明等。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固然存在保险标的物。保证保险合同的标的物是存在争议的，按照法律理论，标的物是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保险标的物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但是《保险法》第12条仅对保险标的作了定义，该法中没有出现保险标的物的表述，更没有在法律上进行区分保险标的与保险标的物。不仅如此，保险法解释也仅出现"保险标的"表述，未曾有保险标的物的表述。民事诉讼法中保险标的物与保险法及司法解释中的保险标的是否同一事物尚
需要分析，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的表述为"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从此可以推出：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财产或与财产有关的利益，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为寿命和身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将保险标的与保险标的物视为同一对象，例如保险法起草小组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中，表述到："虽然同一保险标的可能为了不同被保险人的利益存在多份保险合同，但任何被保险人都只能在各自保险利益范围内主张赔偿。例如货物的所有人与货物的承运人可分别就承运货物投保财产损失险和责任险。"举例中的同一保险标的就是财产即货物。此货物也就是诉讼法种的保险标的物。保证保险标的物或标的为保证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笔者认为保证保险的保险标的或标的物为被保证人的履约行为。履行行为所在地就是债权人的住所地，此与民诉法解释十八条的规定一致，"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按此推理，原告的住所地的法院有权受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由的范围 《保证保险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将保证保险合同界定为"债务人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当其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时，由保险人承担保险金额赔偿责任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是指发生在债务人(投保人)、债权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之间发生的与保证保险合同有关的一切纠纷。司法实践中，司法机
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做法。有人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保证合同，是以保险为名，行保证之实。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应归类于保险合同，它与保证合同有本质上的区别。 一是主体不同 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是债权人和保证人，其中对保证人的资格，除了法律禁止作保证人的情况以外，担保法未予以过多的限制，仅是一般性的规定了应具有代偿能力。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其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时就是买卖合同（或者贷款合同）的买方（或借款方）和卖方（或贷款方），保险一方必须是依据保险法取得经营保证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 二是合同的内容不同 保证合同是典型的单务无偿合同，其内容由债权人的担保权利和保证人的保证义务构成。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保证人应当依约定履行所承担的保证义务。保证人除在一般保证中享有先诉抗辩权外，在保证合同中不享有任何权利。保证保险合同则是双务有偿合同，其内容主要是由投保人交纳保费的义务和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构成。 三是合同的责任性质不同 在保证合同中，保证人承担的是保证责任，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标志着合同目的的实现。同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只是一种补充责任，只有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保证人才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承担责任，如债务人已履行债务，则保证责任消灭。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责任是保险人的主要责任，只要发生了合同约定的保险事由，保险人即应承担保险责任。这种责任因在合同有效期未发生保险事由而消灭。 四是适用的目的不尽相同 保证合同适用的惟一目的是担保债权的实现，除此无任何存在价值。而保证保险合同作为一种保险手段，则是以降低违约风险和分散风险为目的。 五是运行方式不同 保证合同以担保主债为目的，其内容体现的是依附被担保的主债，而不追求任何经济利益为目的。保证保险合同是一种财产保险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商品交换关系，保险人通过开展保险业务化解和分散商业风险，换取商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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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保险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关键词：保证保险合同/保险法/汽车消费贷款 内容提要：保证保险一般作为分期付款消费的一种履约担保，由于当前没有调整此类合同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实践中做法各异，相同类型的案件常常在不同法院中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对此，有必耍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法律适用、合同的独立性和各合同主体的诉讼地位等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当前法院审理车贷案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后,各商业银行开始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因汽车消费贷款的银行风险很高，各商业银行要求贷款者提 供可靠的贷款担保。针对这一情况，各财产保险公司于1998年纷纷推出汽车消 费贷款保证保险，俗称“车贷险”。伴随着汽车消费需求的增长，车贷险速度迅猛增长，2001年和2002年达到了高潮。广州地区的汽车贷款99%是以保证保险 为担保方式。[i]200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车贷险经营风险凸现，部分 地区车贷险的赔付率高达100%, [ii]2003年下半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地的部分保险公司相继停办了车贷险业务。2004年1月15日，中国保监会 下发了《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04年3 月31 F1起废止原来的车贷险条款和费率。[iii]2004年4月份开始，车贷险全面停办。随着大量购车者逾期支付银行贷款，各地的银行纷纷起诉保险公司，要 求保险公司依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借款人尚欠的银行贷款本息。各地法院受理了大量此类案件，如深圳市两级法院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1月共受理 了近500宗车贷险纠纷案件。由于当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保证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对子保证保险的法律概念、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认识不同，不同法 院的处理结果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对有关保证保险的法律问题 进行探析，以期对此类案件的正确审理提供一些帮助。 一、保证保险合同的概念及合同关系主体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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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与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案例精选》2005年02月03日 解析商品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的性质、保险利益以及贷款人在保证保险中的义务 【简要提示】本案通过对案例的解析,论述了商品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的性质、保险利益以及贷款人在保证保险中的义务。 一、基本案情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 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综合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约定原告在商品房按揭保证保险范围内代被告办理保险业务，代理方式为原告接洽承揽的业务由原告提供投保单，在收取填具投保单后，交与被告，由被告进行复核，并出具保险单；原告应当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和被告的要求，对保险标的进行严格审核，对不符合规定的标的不予承保。 1999年5月21日，为购买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788号43－901室的商品房（总价人民币1,461,661元），投保人李和平与原告签订《个人住房商业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
合同》）和《抵押合同》，约定李和平向原告借款102万元，贷款期限10年；李和平将该房屋抵押给原告，作为偿还贷款的担保。同时，原告为李和平办理了商品房按揭保证保险的投保手续。同年6月3日，被告向投保人李和平出具了编号为0005303的《商品房按揭保证保险（乙种）保险单》，被保险人为原告。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及利息总和，保险费为6,670元，保险期限与贷款期限一致；借款人无力履行《贷款合同》造成连续三个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贷款合同》约定的偿还贷款责任，被告按保险条款规定向被保险人赔偿；由于被保险人没有按贷款审核的标准对借款人进行审核，导致借款人未履行《贷款合同》的，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若发生这种情况，被告自书面通知被保险人之日起注销本保险，收回保险单正本，并向借款人按退保费率退还未到期保险费；投保单（包括投保人声明）、保险单、商品房贷款申请表、商品房贷款审批表及《贷款合同》作为保险附件是保险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嗣后，原告发放了贷款，投保人李和平将房屋抵押给原告并依约开始偿还贷款。但自2001年4月起李和平未能按约还款，原告遂依保险条款在李和平出具了的无力还款的情况说明后，多次向被告提出书面索赔申请。被告于2002年12月19日以不如实告知为由在《劳动报》上向投保人李和平发出解除保险合同公告，同月25日告知原告。 审理中查明，投保人李和平为订立《贷款合同》向原告提交了《个人住房借款申请书》。该申请书上记载李和平家庭月均收入65,000元，每月可还款11,000元。上海鸿昌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昌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工资证明》，证明李和平在公司担任经理职务，每月收入65,000元，公司性质为投资咨询、注册资金一千万元。在工资证明中，原告工作人员签字注明“已经电话核实”。而实际上，鸿昌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和平。鸿昌公司1998年、1999年的财务会计报表显示该公司的年营业收入为50余万元、年净利润不足10万元，其收入来源为租金。 2003年2月，投保人李和平因涉嫌贪污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逮捕，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同年7月8日，被告委托代理人对李和平进行询问。李和平陈述其系鸿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其工资收入来源于该公司。鸿昌公司自1999年至2002年仅靠租赁费维持，无其他经营收入。原告在李和平申请借款过程中曾要求其提供收入证明，但未进行调查核实便为其办理投保手续。 二、法院的认定和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保证保险合同是否有效；投保人投保时是否如实告知基本情况；原告是否存在审贷不严的情况。 1、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尽管原告在与被告签订《综合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时并未取得相应的保险代理许可证，但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代理保险业务，原告已具备了金融监管部门要求的资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直至1999年7月方开始对保险兼业代理人进行审核，2001年才开始发放许可证。因此，原告不能以无资格证书为由对抗《综合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之效力。原告是商品房按揭保证保险的代理人，在保险代理协议中约定原告负有按贷款审核标准对借款人进行审核的义务，并无不当。本案所涉保证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属合法有效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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