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改革，还是违法行政？
——致中纪委和国家监察部的一封信
胡锦涛主席：“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更加注重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求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利益，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温家宝总理：“法大于天，法治天下”，“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吴邦国委员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尊敬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察部领导
您们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依法维权上访，如星火燎原、风起云涌。然而，有关部门至今不仅不能正面回应军转干部正当的利益诉求，还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甚至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无情打压，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消极的政治影响。究竟是依法改革，还是违法行政？究竟是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天？究竟是置若罔闻，还是违法必究？敬请中纪委和国家监察部领导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一、“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关于军转干部政策的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一个身份，两个待遇”是党和政府对军转干部的庄严承诺。如：“军队转业干部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仍属国家干部?。（摘自《国发[1975]170号》）
?复转干部均为国家干部，应统一由人事部门管理，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应同当地干部一视同仁。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摘自《中办厅发[1983]26号》）
“对到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联合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工作和出国（境）留学等军转干部，保留其干部身份和档案工资”。（摘自《国发[1994]18号》）
“对自愿自行就业的转业干部，各级人事部门、军转部门应负责他们的档案管理，保留其干部身份。”（摘自《中办发[1995]5号》）
?师团职转业干部未安排相应职务的，分别享受当地市（地）、县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摘自《国发（1982）24号》、《中办发1985第44号》、《国发[1990]42号》、《国发[1991]29号》、《中办发[1995]5号》、《国办发〔1997〕12号》、《中发 [1998]第7号》和《中办发〔2000〕10号》）
?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摘自《中发［2001］3号》、《中发〔2007〕8号》）
因此，不是《企转组[2004]1号》声称的“少数企业军转干部要求比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享受“一个身份、两个待遇”，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比照党政机关干部，承诺军转干部“一个身份、两个待遇”。《企转组（2006）1号》声称，“一个身份、两个待遇”“在政策上没有根据”。那么，请问上述中央文件规定算不算政策依据？！《企转组[2004]1号》声称，“一个身份、两个待遇”“不符合国家的改革政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岂不是说，做出上述政策规定的我国最具权威的三大顶级机构——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竟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不了解“国家的改革政策”，竟以“不符合国家的改革政策”的政策对军转干部庄严承诺？！
二、《劳办发[1993]78号》剥夺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是违法行政
1、根据国务院各部门职责划分，劳动部只管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人，而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则由人事部管。因此，劳办发[1993]78号剥夺军转干部法定的身份待遇，违反了
《宪法》第九十条关于“各部、各委员会……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的规定。
2、《劳办发[1993]78号》转发的深圳市《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是深圳市为贯彻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令第103号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而下发的实施意见。但是，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第17条明确规定：?企业录用退出现役的军人┅┅法律和国务院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就是说，《劳办发[1993]78号》涉及“退出现役的军人”、与“法律和国务院已有规定”相抵触的部分是无效的。有关部门以此作为剥夺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的政策依据，属于违法行政。
3、《劳办发[1993]78号》未经任何授权，剥夺军转干部法定的身份待遇，直接违反了《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规定，违反了《劳动法》第十四条关于?┅┅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五条关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因此是越权行政、违法行政。
4、2007年3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刘永富副部长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1993年该部下发《劳办发[1993]78号》文件，向全国推广深圳“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的作法，导致当今这类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待遇差额达三倍以上，是该部工作的一大失误。既然有关部门代表国家承认是一大失误，就要知错必改，而不是将错就错；既然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向国内外做了庄严承诺，就要信守承诺，不能言而无信。
5、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超越权限或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应依法撤销。
三、《人发…2002?82号》和《中办发…2003?29号》，将中央几十年来一再重申的关于军转干部“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政策规定抛在一边而另搞一套，以“解困”取代“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缺乏法律依据。
1、《人发〔2002〕82号》宣称：“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表面上看，对军转干部似乎褒奖有加；而实质上，对军转干部名褒实贬。人们不会忘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2001年1月19日下发的《中发［2001］3号》中还重申：“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人才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述变化，而是承认不承认中央关于“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的重大原则问题。《人发〔2002〕82号》否定了中央关于军转干部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将部门意志强加在国家政策之上，是完全错误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不管怎么改，对军队转业干部还是要‘ 包’下来。”胡主席在谈到军转干部政策时也强调：“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江泽民同志和胡主席言犹在耳，到了有关部门怎么就面目全非了呢？！
2、《人发〔2002〕82号》声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的矛盾，转业到国有企业工作的部分军队转业干部(简称企业军转干部，下同)工作和生活遇到了暂时困难。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国家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这里有3个原则性错误值得注意：（1）从1993年7月5日下发《劳办发[1993]78号》始，到2002年8月16日下发《人发〔2002〕82号》文件前，在这9年多漫长岁月里，军转干部遭遇了“空前的浩劫”，人们没有看到有关部门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拯救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于“水火之中”。文中十分肯定地说“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那么请有关部门讲清楚，你们在上述时间段采取的所谓“积极措施”究竟是什么？！有关部门能举出一、二个例子来吗？不能！在这长达9年多漫长岁月里，有关部门坐视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部分军转干部遭遇“空前的浩劫”而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袖手旁观，这算不算失职？！算不算“渎职”？！有关部门为了推卸责任，把“失职渎职”说成“尽职尽责”，怎么可以如此无中生有、文过饰非？！
（2）文中说“在国家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但人们想知道，文中
所指的“国家现有政策”究竟是什么？是中央关于军转干部“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政策吗？不是。因为之前文字表述中，有关部门已明确否定了中央关于“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的政策定位。是《劳办发[1993]78号》吗？应该也不是。因为这样一个超越部门职权、明显违反《现役军官法》、《劳动法》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违法行政、仅?供参考?（见《劳办发[1993]78号》）的东西，怎么可以取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再重申的中央关于军转干部的一贯政策规定？明明是抛开“国家现有政策”而另搞一套，还非要说是“在国家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如何如何，把自己打扮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保持军转政策政策连续性、维护军转干部合法权益的典范，这算不算指鹿为马、欺上瞒下、瞒天过海？
（3）上述说法还表达了一个错误观点，即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遭遇的问题完全是改革造成的。固然，国企改革是客观存在。但是，如果有关部门不是非法剥夺军转干部的法定身份待遇，而是与时俱进地依法保护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就不会出现上述所谓军转干部的“暂时困难”。比如，在国企改革的新形势下，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坚持依法落实中央关于军转干部“妥善安置”和“身份待遇”等政策规定，到退休年龄的“一律参照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同职级干部待遇标准办理退休手续。未到退休年龄的，一律调整到机关事业单位或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工作，工资标准参照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同职级干部待遇标准执行”，军转干部的“工作和生活”还会遇到困难吗？！有关部门不检讨自己的失职或渎职，而把一切问题全部推到“改革”上来，是极不负责任的。
3、不可否认，《人发〔2002〕82号》和《中办发〔2003〕29号》的出台，对缓解部分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的困难有一定帮助。但是，其提出的享受“当地最低生活保障”、“以省或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和基本养老金水平为确定补助的水平，达不到平均水平的，补助到平均水平”等，缺乏政策依据。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军转干部应享受“党和国家干部”的各项待遇。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公务员平均工资约为我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两到三倍。为什么同属“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公务员可拿我国从业人员两到三倍平均工资，而军转干部只能拿当地职工工资（养老金）的平均水平？这是不是有失公平？胡锦涛主席在谈到军转干部政策时特别强调：“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件……自觉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不能以任何理由打折扣搞变通……”有关部门怎么能把胡主席的上述讲话当作“耳旁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些大打折扣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也未得到有效执行。如：《人发〔2002〕82号》的下发已经够晚了，而某市一直拖到2008年12月才推出军转补贴办法，且至今没有落实“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时，要重点（向军转干部）倾斜”的政策规定。根据两个文件精神，调整养老金时“重点倾斜”与“给予生活补助”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能给了“生活补助”，在调整养老金时就不予倾斜。至于“提前退休”和“再就业”等等，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即了。有些部门既不执行以前的军转政策，也不执行现在的军转政策，对军转干部冷若冰霜。
4、《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胡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因此，军转干部依法维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人民日报和清华大学《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专题研究报告都指出：“维权才能维稳。”然而，这两个文件将“维权”和“维稳”人为地对立起来，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压制军转干部依法维权。《人发〔2002〕82号》警告：严明国家的法律法令，严格组织纪律，决不允许非法聚会和串联、策划和组织集体上访，对带头策划、串联、煽动的重点人，要依法严肃处理。“严明国家的法律法令”没有错，但有关部门应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首先纠正自己违法行政、损害军转干部合法权益这个引发军转干部依法维权上访的源头，这是“源头治理”的需要，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5、为施加高压，《人发〔2002〕82号》甚至不惜将军转干部与“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相勾连，这是十分错误的。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要求的仅仅是落实中央有关军转政策，仅仅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除此而外没有其它任何政治要求，又是在有关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维权，怎么可以和“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相联系？！再说，上述中央有关军转政策规定有明确的法律授权：（1）《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军官退出现役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它说明，不是什么部门或机构都可以随便发布有关军转干部的政策。否则，就是越权，就是违法行政。（2）《兵役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妥善安置”。它说明，国家是“妥善安置”军转干部的唯一责任人。借口改革，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无端推卸国家“妥善安置”军转干部的责任（承诺）也是违法行政。（3）《国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妥善安置退出现役的军人┅┅接收转业军人的单位，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在生活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它说明，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也“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而不是将军转干部向企业一推了之，撒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因此，从国家层面看，军转干部的依法维权是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和国家发布的有关军转政策严肃性，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贡献。军转干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卫士”，怎么可能与“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相勾连？！有关部门违法行政、损害军转干部合法权益，还知错不改、将错就错，倒是要警惕被“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利用，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回忆当年蒋经国解决“老兵闹事问题”时说：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了“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宋楚瑜先生受蒋经国委托，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一早，蒋经国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按照我们有关部门的逻辑，台湾当局还不给这些人扣上一个“受共产党煽动挑唆”红色帽子而大肆镇压？人们不禁要问，在维护退役军人权益上，为什么国民党能做到的，而我们共产党却不能？！
6、《中办发[2003]29号》是对《人发〔2002〕82号》的继承和完善。中办发[2003]29号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人发〔2002〕82号》是军转干部“解困”的政策依据，不能突破其政策框架。这就是说，它和《人发〔2002〕82号》一样，也是把中央关于军转干部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政策规定抛在一边，坚持以“解困”取代军转干部的“一个身份，两个待遇”；二是，要把军转干部“解困”当作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突出任务来抓。这就是说，它同样将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军转干部合法权益对立起来，它最关心的不是落实中央军转政策规定，不是维护军转干部合法权益，而是维护社会稳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的基本内容既违背了其以前的上位文件的有关政策规定（如：《中发［2001］3号》：?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中发[1998]7号：“师、团职转业干部未安排相应职务的，分别享受当地市（地）、县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 所任职务等级低于转业时原军队职务等级的, 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办理退休手续, 享受相应待遇……”等等）；也与其后的上位文件（如《中发〔2007〕8号：?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相抵触。国发〔2005〕23号文件强调指出：“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政策规定相抵触的部门或行业文件，一律不得执行。”人们不仅要问：《人发〔2002〕82号》和《中办发[2003]29号》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政策规定相抵触”，它们为什么非执行不可，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7、2010年11月，人社部军转司在答复人大代表有关企业军转干部问题质询时声称，《人发〔2002〕82号》文件“经总理办公会研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批准”下发的，以此说明其权威性。但是，以上分析表明，该文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重大原则问题。如：（1）有关中央文件一再重申军转干部是“国家干部”，《中发［2001］3号》明确指出?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但是该文件绝口不提，还要给人以“在国家现有政
策的基础上”制定的假象；（2）胡主席重申“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该文件却将中央有关军转政策“一风吹”；（3）胡主席强调军转政策“不能以任何理由打折扣搞变通”，该文却将中央既有军转政策抛在一边，另起炉灶，以“解困”取代中央有关于军转干部“一个身份，两个待遇”政策；（4）在《劳办发[1993]78号》下发后、《人发〔2002〕82号》下发前的9年多时间里，有关部门对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置若罔闻、袖手旁观，还要撒弥天大谎，说它其间“采取了积极措施”，如此等等。能够解释如此明显、重大的矛盾和问题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有关部门欺骗、误导了中央。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闭幕会上所说：“不是无法可依，也不能说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完全不知法，关键是实际工作中不按法律办事，另搞一套，使得本来可以预防和化解的矛盾酿成了大问题。”
四、《企转组（2004）1号》、《企转组(2005)2号》和《企转组（2006）1号》等以改革为幌子，无端剥夺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是站不住脚的
1、《宪法》第9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宪法》第5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所谓“企转组”，是一个连自己公章也没有，发文只好用原国家人事部公章代替的临时机构，却发文否定我国三大顶级机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再重申的中央关于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是违法越权行政。
2、江泽民同志指出：?军转安置办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对军队转业干部还是要‘包’下来。?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三代领导集体对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军转干部政策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就是“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这与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总书记上述讲话完全一致。因此，《企转组（2004）1号》、《企转组(2005)2号》和《企转组（2006）1号》等以改革为幌子，剥夺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是与江泽民同志和胡主席上述讲话相抵触的。
3、在2001年国务院发布319号令宣布废止221份文件中，没有一份关于军转干部安置政策的。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发布《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原有的关于军队转业干部相关法律、法规都在其中。即使中央下达了同位文件撤销了有关文件，根据《立法法》第八十四条“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中发［2001］3号》发布前转业的军转干部按原文件享受的各项待遇应依法保留。
4、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指出：“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无论是就业安置、给地屯田，还是货币补偿、政策优惠，都是国家采取的、由政府埋单的经济保障措施?。国企改革了，国企自负盈亏了，企业与国家分灶吃饭了，企业当然不能再替国家出钱照顾军转干部了。但是，企业不能再替国家出钱帮国家兑现承诺了，那就应由中央财政直接出钱来兑现承诺。中央做出的承诺，本来就应由中央出线来兑现，这是天经地义的。国企改革调整的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军转政策涉及的是国家与军转干部的关系。两者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应混为一谈。借口企业改革，背弃党和国家对军转干部的承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5、《企转组（2006）1号》所谓“三个不再”，不应成为剥夺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的理由。如果说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不能依法享受党政机关干部待遇，为什么企业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在内）却能够享受党政机关干部待遇？为什么有关部门可以把企业教师从企业剥离出来，却非要把军转干部和企业绑在一起不可？！
6、据报载：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亚·路易莎结婚后，曾到奥地利的一所学校视察，拿破仑在对学校赞美之余，认为还有所欠缺。于是，决定赠送一些鲜花给这所学校。但是，由于季节原因，当时还没有这些花。拿破仑承诺将在来年的春季再赠花给学校。此后，拿破仑因为陷入对俄战争的困境中，将这件事忘记了。直到20世纪末，奥地利方面向法国索要当年承诺的鲜花，并说如果法国人不支付这笔鲜花的费用的话，就证明拿破仑言而无信。法国人怎么会因为区区一笔鲜花的费用，而让自己的皇帝背上失信的名声呢？法国人当即答应一定会支付这笔费用，但是，等计算结果出来以后，令法国人大吃一惊。原来，经过几百年
的利滚利后，当年一笔微不足道的鲜花费用，如今，已经超过了法国人全年的教育经费。无奈之余，法国人只好请求奥地利放弃催款，并承诺今后一定在教育事业方面尽力给奥地利提供帮助。这个故事说明，即使过去了几百年，即使经过无数次政权更替，一个国家领导人作出的承诺也要兑现，而不能言而无信。
五、胡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温总理也说：“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有关部门无端否定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如：
1、某人从军33年，特级飞行员，任航空兵师长6年多，转业后任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纪委书记，退休时养老金比其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前司机还少近千元。这是因为，对转制前为上海工业局机关工作人员，有关部门为其推出“分段计算”养老金的特殊政策，以照顾其切身利益少受伤害。但是，对军队师团职转业干部却没有什么部门来关心了。真是天差地别，冰火两重天！
2、某人曾任空军正团职干部多年，后转业到企业工作，其妻子随军后一直在部队印刷厂当工人。退休后，妻子退休金比丈夫高出许多。因为民政部门下发有关规定，部队工厂工人退休可享受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待遇。
3、某人是从军22年的团职干部，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转业进某大型国有企业后遭遇人员分流，被以约7万元买断工龄而失业。而与其参加工作和被单位人员分流时间差不多的某政府机关人员，分流时不仅拿近15万元经济补偿，还由正科级高套一级，每月拿3000多元退休金，目前已加到近5000元。
4、根据有关规定：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死亡后没有抚恤金，只有相当于2个月的上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丧葬补助金。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死亡后，一次性抚恤金标准按其病故前20个月工资计发。
师团长的养老金还不如政府部门司机、门卫和清洁工，死亡抚恤金（丧葬补助费）也如此“天地悬殊”，这不是对军转干部的“尊重”和“优待”，也不是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公平正义”。
六、据网传，目前有关部门内为应当如何解决军转干部问题争论不休。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有关部门声称的那样复杂。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十分明确，军转干部依法维权的诉求十分明确，只要老老实实落实中央既有政策规定就行了。
1、胡主席强调，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利益，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造成军转干部依法上访的“源头”，是有关部门违法行政，践踏中央关于军转干部政策规定的严肃性，践踏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因此，要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军转干部问题，首先要纠正有关部门违法行政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军转干部法定的身份待遇，把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
2、当年，邓小平同志以“拨乱反正”的政治家的胆略和勇气，为受林彪路线迫害被错误处理的41万多名部队复员干部平反昭雪，将复员改办为转业，恢复了干部身份。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以胡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也会以当年邓小平同志以“拨乱反正”胆略和勇气，为90多万被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恢复法定的身份及相应待遇。
3、国家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声称：“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肯定不可能！如果给他们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把他们改办过来，等于改革失败，这个烧饼不能翻。”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胡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及时总结改革的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如果按照尹部长说的那样去做，搞错了也不能改过来，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误导到邪路上去？！
4、人社部官员在答复某人大代表质询时声称，“解困工作长效机制已经建立┅┅绝大多数企业军转干部对此表示满意”。请人社部出示调查结果，并具体说明是何时、委托什么机构、在何省市、以什么方式调查的。如果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仅仅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中央关于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好比一栋房子，解困好比一把雨伞。虽然两
者都可以为军转干挡风避雨，但两者有天壤之别。剥夺军转干部的法定身份待遇，好比将中央给军转干部可以挡风避雨的房子强行拆除；为军转干部解困，好比给已被赶出原本可以挡风避雨的房子，不得不在风雨交加中饱受磨难的军转干部送一把雨伞。用一把雨伞取代一栋房子，这公平吗？有关部门还坚持说“绝大多数企业军转干部对此表示满意”，不是自欺欺人吗？四川省军转干部推选5个代表，对包括成都、绵阳、德阳、广元在内的15个地市156家企业进行调查，应参加人数2457人，实参加人数2223人，约占应参加人数的90.48%。未能参加的原因：因年老多病并神志不清；迁居另地无法联系等。其中：回答满意和基本满意17人，占参加人数约0.76%，理由是军转干部永远跟党走；不满意和强烈不满意2206人，占已参加人数的99.24%，理由是非法剥夺国家干部身份，与转业到党政机关军转干部待遇相比差距悬殊。
5、2000年5月9日，胡主席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自觉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被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和“解困”，两者的含义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后者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前者讲诚信、兑现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后者不讲诚信、背弃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前者有明确的比照对象和确定的标准、主观随意性小，后者没有明确的比照对象和确定的标准、主观随意性大。有关部门以所谓“解困”取代中央关于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的政策规定，就是践踏“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就是将有关部门“违法行政”合法化，这是非常错误的。
6、《国发[2010]33号》“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8条规定：“对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不一致，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和废止”。第24条明确规定：“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要及时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该撤销的撤销，该变更的变更，该确认违法的确认违法”。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七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超越权限或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应依法撤销”和《国发[2010]33号》上述规定，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撤销“有超越权限或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有关文件或有关文件条款。
7、国家原人事部和现在人社部以及各省市人社局内负责军转安置工作的部门，本应是为军队转业人员服务的部门，维护军转干部合法权益的部门。但是，在军转干部依法维权过程中，这些部门中的一些人却充当了压制军转干部依法维权的“马前卒”。究其原因，除了国家有关部门不当下发了一些“违法行政”的文件如“统一口径”外，还与我国某些方面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有直接关系。根据胡主席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指示精神，建议借鉴美国经验，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主管转业军人事务；成立“退役军人协会”，维护转业军人的合法权益。
2012/2/12
国发[2010]33号《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 8条规定：“对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不一致，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和废止”。第 24条明确规定：“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要及时依法公正作出复议决定，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该撤销的撤销，该变更的变更，该确认违法的确认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