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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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众多，百家争鸣，其中以儒、法两家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影响较为显著。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均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这些传统的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法律思想；内涵；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但我认为在其法律思想上影响较为显著的大体说来主要是儒、法二家。也正是这两家对于法律思想的主张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儒家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在继承西周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以仁、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义等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初步建立起儒家伦理学说。随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继续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官方确认的正统思想，其影响经久不衰，蔓延至今。
孔子提出一系列注重伦理纲常，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礼治”，倡导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强调“为政在人”的法律观点。正是孔子的一系列主张为中国社会的“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在孔子看来，所谓人治，就是强调统治者个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先决作用，即“为政在人”。孔子首先强调作为最好统治者的圣贤明君的作用。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其次强调统治集团中其他个人(臣民)的作用，主张“尚贤”，即以“亲亲”为基础而倡导“贤贤”。他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础之上的，强调通过一种“道德”规则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利用客观的法律规范。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他所提出的另一个主张，即：无讼是求。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就是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和争斗。孔子认为听讼折狱，只是解决治国问题上的“末”和“流”，而只有以德为政，以礼为教，才能形成一个稳定而有秩序的国家。可见，和谐有序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这样的境界也必然是无讼的境界。而圣人之言也受到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遵从，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又加上了“无讼是求”的中国特色。
儒家虽然注重强调德治和教化的作用，但从未否定法律存在的必要性。董仲舒的理论是这样的：天以阴阳成岁，阳为德，阴为刑。天重德不重刑，人君应上承天之所为，治国任德不任刑。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天会先降灾害以暗示；如果人君不知自省，天又会以怪异现象加以警告；如果人君再不改过，便将伤败失国。所谓德主刑辅，儒家只是认为教化由于管制，但不否认单单依靠教化或者法律都是具有局限性的，所以支持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儒家崇尚和为贵，不主张为一己之利而争锋出头，破坏和谐。俗话讲：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看似普通的处世哲学其实深刻反映出了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主张，在受到利益侵害时，儒家思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积极拿起法律武器，而是首先考虑和谐问题，能忍则忍，在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寻求利益保护。这样的思想对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着双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从思想层面对民众进行了深远的教化，使得人人都是性情温和的顺民，人人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恶劣的纠纷自然少之又少，社会自然能处在相对长久的和谐之中。另一方面，一味的主张忍让退缩，致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之中缺乏权利意识，不懂维权，也不会维权，让人民在思想上产生奴性，最终成为缺乏反抗意识的统治者手下的奴隶。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之所以较西方更为长久，很大一方面就是人民的顺从的“和为贵”思想太过于根深蒂固。王朝更替容易，思想更替太难。
（二）法家思想对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法家是主张“依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多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申不害，战国末期的韩非、李斯是法家的主要代表。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影响普通民众的法律思想观念，那么法家就是主要影响统治阶层的法律思想观念。法家主张要集中全国的权威于君王一人，用他的势、术和法来消灭可能与他争权乱国的个人或势力。他们否定政权以外的权威，排斥当时社会里流行的与他们思想主张不同的规范，一心保护统治者的利益。
不得不说，他们的思想是较为暴力的，因为他们坚信“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是敏锐的，他们对社会变革的观察最为细腻，认识最为深刻，反应也最为灵敏。社会历史发展，时代变化，治国之策也应随之调整。“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所以他们认为“礼治”、“德治”那一套过时了，已经行不通，明确指出“治国无常，唯法为治”。他们对社会的急症做出了基本诊断，所以拿出的对策也最实用，最有效。“吾以救市也，”寥寥五字，道出了法家现实主义情怀和与时俱进的济世理想。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他们是统治者最为有力的武器。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中国数千年积淀而成的特色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今而言，无法从根本上定义其利弊，或者只能说好坏参半。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体系庞大，影响深远，一些引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难免与之冲突。在逐步废除死刑保障人权的问题已经在全世界达成共识的今天，“杀人偿命”的传统思想却依旧是中国人消除仇恨和报复最为赞同的方法。“先进”的法律思想难以在中国顺利进行。这提醒着我国在进行法律建设的同时注重考虑中国现实环境，结合传统法律思想背景，采取渐进方式来推进法治建设进程。
如今再来看儒家德治、礼治思想和法家的“依法治国”，隐约感到它们与当代中国所宣扬的社会精神有某种契合。在强调德主刑辅的古代中国，过分注重教化的调节作用，而致使法治不够严谨；而法家对于“依法治国”的解读过于粗暴，严刑峻法又致使法治不能真正在社会中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立足。在当代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将两者刚柔并济，使得二者相辅相成，真正将传统法律思想转化为具有现实价值的治国之策。
当代中国一方面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进程，另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观念，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完美解读和借鉴。只有德法并推，才能构建一个真正的有人情味的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法治国家。而传统的“无讼”思想实质上符合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无讼的核心是保持和谐，它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消耗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各种思想碰撞、矛盾交织、利益调整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和纠纷增多时期，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这种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和谐价值由于它能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能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进行缓和，因而值得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所借鉴。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虽与现代法治文明有些许差距，但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要将二者结合有机结合起来，把民族性与时代性相融合，在法治建设中显示出实事求是的本土特色，共为法治建设服务。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了解传统法律思想，从中汲取精华，吸收教训，做到古为今用，只有这样才不算辜负先人历经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思想宝藏。
参考文献：
《孔子法律思想再认识》于鲲著.
《论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宁军著.
《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刘绍云著.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会发现从秦汉至明清，中 国的社会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并没有因朝代的更迭而变化无尽，相反，却始终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这不得不归结为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性 格和心理内核，另一方面铸就了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法律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 一、“性善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和当时儒 家思想的发展相适应并受着它强烈的影响与制约。儒家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而“性善论”则 是儒家人性论的核心和精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 意即绝大多数人先天的秉赋和性情相差无几，但经过后天的习染，有了善恶之分，慢慢相去甚远。再加之其一贯提倡的“仁”，可以看出孔子具有明显的性善倾向。 孟子本于孔子而又有所发展，明确提出了“人性之
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认为人性本善，犹如水性天然就下。 在“性善”的基础上，孔孟把诱发人内心固有的良 知、善性看作是治国最根本的途径，认为人性本善，所 以，人具有自力奋斗、自我救赎的可能性。而善性的不断 推动，则使人能不断地把自我生命推到一个新的境界。 这样，人之拯救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在于自己，在于人 自觉自愿为善的本性，自然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时， 法律作为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是不重要的。 于是，孔孟在道德与法律之间选择了道德，极力提 倡“德治”，力求发挥道德感化作用来缓和社会矛盾，以 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安宁，把教化放在首位，并认为 是比刑政更为优越的统治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德礼教化 能从根本上禁绝犯罪，是预防犯罪最彻底的方法。 基于性善，孔孟虽轻视法律的作用，但也并不否认 法律的必要性。由于人性常变，道德教化不可能独当此 任，便需要法律的辅助了。如孔子在听到郑国统治者“尽 杀符之盗”的消息时说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 以猛。猛以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2〕这里体现了宽猛相济、道德与刑罚并重的思想。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把德礼教化作为主要手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 【摘要】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思想对后世的法律制定产生啦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啦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家法律思想。 【关键词】 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法律当代社会指导意义 【前言】 源远流长的儒家法律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给予当代法律工作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正视这种影响对了解我国法律思想发展脉络和当今法制发展则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内容】 (一)中国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 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形成了中国儒家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 (二) 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对封建法律制定的影响。 1．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对民事法律制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以重农抑商为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2．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对刑法制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汉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初探 论文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主导地位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曾经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囿于其产生于专制主义制度之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等原因不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因而被世人所摒弃。但其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进步的，它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对其进行客观分析以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然而在这种种精巧的制度设计背后，必然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做支撑。 一、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是多种法律思想学说竞争与融合的产物，即使是某一种学说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也涌动着分化对立的暗流。因此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归结于某种特定学说的支配影响，得出某种法律学说思想大一统的结论是需要认真推敲的。在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相互渗透的特征。这在中国法律史中多有表现：法家得势时在追求严刑峻法的同时，并未忽视对“礼”的尊崇，其对君主“势”的强调中正包含着君臣等级高下已分，贵贱不可僭越的观念，秦代之礼经孙叔通等人之手略加损益，为汉代以后礼制的源头：董仲舒在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却用阴阳五行之说为“天人感应”制造理论依据：庄子虽主张清净无为，却还是在《外物篇》中承认“谋稽乎玄，知出乎争”，与法家一样认识到物竟相争的现实。这些思想的碰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像马老师在《礼与法》当中提到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精髓是礼治，而礼治又有两种法律思想路径作为支撑：一条是儒家所重的“礼义”，强调亲亲尊尊，追求教化促人内省，从而正人之心：另一条是法家所推崇的“礼制”，主张以外在的风俗制度来规范约束常人之行。二者既相克又相生，今人常常只重一端而妄加评论，自然不能把握礼治之魂。与之相应，如古今文之争、宋学与汉学之辩、理学与心学之分，旨趣不同，却常常同出一脉，最终也殊途同归。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这种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对中国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需要人们细细品味。 其次，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指导思想，与第一点相对应，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以图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同时中国法律思想文化是中国民族品格和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法律实践的合理结果，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这个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分析研究的。这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思想向“铸刑鼎”的成文法传统转变，从商鞅“变法为律”所体现的急功近利的法家传统向强调“亲亲尊尊”的法律儒家化主张的转变，从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等理念向“明刑弼教”思想的变化当中，都得到了映证。而中国传统法制的解体，正由深受传统法律思想浸润的沈家本、张之洞等名儒推动(尽管他们也存在争论)，这都说明了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这是法制现代化潮流无法割断的。如果今人不从中国法律思想的整个发展逻辑和所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片面抽象地割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儒家法律思想得主要内容 <一>、“为国以礼”得礼治论。 “礼治”就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得法律文化思想。“礼”最初就是原始社会得习惯,起源于原始人得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就是最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得礼了。而成为“治天下”得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就是非也”,这样得礼,实质上就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行为规范,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西周得“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严格维护“礼”所规定得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得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坚持与发展了“礼治”思想,她们视“礼”为根本得国家制度与主要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得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具有了法律得性质与内容。儒家得这种改造,经历了五个阶段:1,孔丘以仁入礼,突出了礼得伦理性与强制作用;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与“小人”各自遵守一定得行为规范。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并反对使贵族得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得“铸刑鼎”。2,孟轲倡导仁政,使礼成为国家意志得表现;她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礼,她得理想社会仍然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宝塔式得等级森严得社会,强调维护封建贵族得特权。3,荀况对儒家得礼作了新得解释,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得内容。她认为;礼就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顺严格按照礼所规定得等级
各分分享权利与物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她引法入礼,将礼治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4,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得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心及“阳尊阴卑”得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等级制度得“三纲五常”论,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对“三纲”加以附会与解释。在她瞧来,“三纲五常”论就是天意得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三纲五常论体现整个封建统治得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得指导思想。5,礼学发展到宋代,融入当时得佛道思想,又有新得发展与突破,其中代表人物就就是朱熹。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而三纲五常即就是理得最主要内容。她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天理”得体现,谁要就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原则得封建法制得制度。就就是“逆天”,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1)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得伦理原则以法律得性质与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论理原则服务,使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儒家归纳得伦理原则,主要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丘首倡“正名”,主张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宗法等级名分,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必须“名正言顺”,用强制手段纠正各种违反等级名分得混乱现象。孟轲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则明确指出:“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 (2)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孝”、“忠”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同母之弟,生卒年月不详.他是商周之际的大政治家,思想家,曾助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公旦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根据周初的政治形势,系统阐发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其内容主要保留在《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名士》《立政》等篇中 . 一 "以德配天"的思想周公旦是一个"天命论"者,他丝毫不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周初,上帝又被称之为"天" .周公旦不管讲到什么或干什么,都称是天或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他在东征平乱的文告《大诰》中说: "天休于宁王, 兴我小邦国.宁王惟卡用克绥受兹命……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意谓上天赞美文王,使我小国周兴盛起来.文王通过占卜,接受了天命……上天的旨意是明确的,人人应该敬畏,帮助我小邦周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显然,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人,继承了商朝的"君权神授"论. 但是, "君权神授"论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商汤代夏的时候,也曾宣称是执行"天命" ,并说他们的统治会一代代接续下去;而现在上天为何眼睁睁地看着商王被周人推翻了呢?"天命"是不是不可靠了? 如果这样追问下去,周王朝能否世代统治下去,也将使人产生怀疑.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说明周王代殷的合理性,把天命从殷王手里转移到自己手中,变成自己的保护伞,就必须对"君权神授"论加以补充和修正,以弥补其理论上的漏洞.为此,周公旦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 所谓"以德配天" ,是说唯独有"德"的君王,才配被授予天命,并受上天的保佑.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下列三项内容: 1,天命不常周公旦辅政后,有鉴于殷亡的教训,多次强调"惟命不于常"《康诰》,认为上天所授予的大命脉并 ( ) 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转移的,天命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为什么天命不常,周公旦在《酒诰》中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认为天之所以不再保佑殷王,是因为商纣王胡作非为,骄奢淫逸, "惟荒腆于酒,……登闻于天,诞惟民怨,……故天降丧于殷,罔受于殷. "周公旦由此得出结论说: "天非虐, 唯民自速辜"( .《酒诰》 )也就是说,上天对谁都没有坏心肠,自己的命运,完全是由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天命不常在周初已成为一种共识. 《诗文王》篇说"天命靡常"《大明》中讲"天难忱斯,不易维亚" , . 都是告诫人们要牢记天命不常的道理,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否则, "天命"就会转移. 2,天以德选君 "天命"根据什么原则来转移呢?周公旦认为是根据"德" ,也就是根据君主的道德修养高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中国传统法律的产生、发展与演进历程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会的演进以突破性方式为特征，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社会的演化进程是连续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国文明最具典型。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说文》中也说“帝、谛，王天下之号也”，可见，中国国家前的这种组织结构明显与以“民主”、“平等”为组织原则的西方部落联盟不同，它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机关可以与之抗衡，由于国家的产生没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与国、政权与族权混然一体，融为一炉。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此外，战争对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史前的“五帝”时期，社会极不平静，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战争经常发生，为了争取胜利，调整在战争中所发生的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颁布一些誓词、军纪、军令，《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国《说文》解说中，法的古体为“”，古法音废，废、法往往通义，废有废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为伐，具有攻击、惩罚的意思。“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 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但将《盗法》和《贼法》列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重罪名，重刑罚，重打击的格局。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当数先秦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 法家“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范，所谓“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行”[4]秦统一中国，第一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制，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改法为律，从此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等。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法律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历史进入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兴盛时期，法制趋于完备，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5]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摘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和有效实施培育适合的土壤，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本土资源 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总和，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法律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及行为模式的总和。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需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并对二者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整合，进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符合本土国情的法律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
实的基础。虽然其中的许多法律思想为今天的人们所摒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甚至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必需的法律文化，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重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法即刑”的思想是促成这种法律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的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他们对官府有一种恐惧的心态，从而就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时的社会从整体来看，“无讼”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形态，“无讼即德”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导向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在法律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倡导“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为后世的德治开创了典范。自汉武帝时期之后，儒家思想大一统，董仲舒倡导“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中国社会从此处于“礼”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用“礼”“德”来统治万民，“出礼则入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得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瞧,夏、商主要就是宣扬“受命于天”得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得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得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得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得局面。由于留下得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得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就是法律思想史得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得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就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与荀况。孔丘得代表作就是《论语》,贯穿其中得就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得得思想体系。她主张“礼制”、“德治”与“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等级秩序。她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她还说:“为政在人”。孟轲就是仅次于孔子得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得“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她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她得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得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她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就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与孟轲得主张不完全相同。她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她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就是以礼作为立法与类推得根本原则。她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她得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就是战国末期著名得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得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得先河。 第二,墨家得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她就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得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就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她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得“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她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她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得法律思想。道家得代表人物就是老聃与庄周,现存有《老子》与《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得法律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她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得“礼”,也反对法家得“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她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她得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
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业1 一、单项选择题 1．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最早出现于（B） A．西周B．夏C．东周D．商 2．先提出“明分使群”的国家与法律起源论的思想家是（A） A．荀子B．孟子C．管子D．孔子 3．先诸家流派中，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是（B） A．农家B．墨家C．兵家D．法家 4．最早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先思想家是（C） A．始皇B．斯C．非D．商鞅 5．被始皇利用的“五德终始”说出自（D） A．儒家B．道家C．法家D．阴阳家 6．“皇天无新，惟德是辅”所反映的法律思是（C ） A．天命无常B．致天之罚C．以德配天D．天下 7．西周宗法等级制的核心是（C） A．嫡长继承制B．世卿世禄制C．分封制D．君权神授制 8．春秋时期，（B ）提出“宽猛相济”的主。 A．管仲B．子产C．邓析 9．商鞅认为必须确立法令至高无上的地位，做到（B ） A．“治不听君，民不从官”B．“皆有法式”C．“一同天下之义”D．“不务德而务法”10．我国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念产生于下列哪位思想家（Ｃ） A．周公Ｂ．周文王Ｃ．老子Ｄ．孔子 二、多项选择题 1．道家提倡实行愚民政策，消除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主( ABC )。 A．“绝仁弃义” B．“绝圣弃智” C．“绝巧弃利” D．“立公弃私” E．“弃礼废道” 2．朝“法治”思想的容有( BCD )。 A．礼B．法C．术D．势E．义 3．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包括（BCD ） A.礼制 B.分封制 C.世卿世禄制 D.嫡长继承制 三、名词解释题 1．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平民。2．“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3．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这是邓析思想的主要倾向，也是他主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意思是说：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 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第三，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 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有治人无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虽然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理由是: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因此他强调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把“人治”、“法治”之争提到了法理学的高度。 克己复礼为仁: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即亲其所亲，要按照血缘宗法关系来区别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尊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尊尊”，即尊其所尊，凡居高位的都是尊者，居其下者应尊其上。奴隶和平民必须服从奴隶主贵族，下级必贵族也要服从上级贵族，所有臣民必须服从天子，不许违抗。 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比下庶人”，就是说礼是用来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关系的，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奴隶和平民的，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由于周礼出自宗法，西周的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法来维持其内部秩序，所以最重宗法，待别强调“亲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重“尊尊”，而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即已包含“尊尊”。况且“长长”与"男女有别"都是从“亲亲”派生的。由于西周极重宗法，所以“不孝不友”被看成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后来的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在其《孝经》中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提出“孝”乃“德之本”，“不孝”则是“大乱之道”，因而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隶毫无权利，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特别是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可以由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时的《曶鼎铭》记载，五个奴隶的价格仅值“匹马束丝”。“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西周的“等级划分”首先就表现在剥削者和劳动人民两大贵贱等级的区别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容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礼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是最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的礼了。而成为“治天下”的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样的礼，实质上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行为规，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西周的“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严格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坚持和发展了“礼治”思想，他们视“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的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和容。儒家的这种改造，经历了五个阶段：1，孔丘以仁入礼，突出了礼的伦理性和强制作用；孔子主“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与“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为亲者隐”，“为尊者讳”，并反对使贵族的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的“铸刑鼎”。2，孟轲倡导仁政，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他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礼，他的理想社会仍然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宝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强调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3，荀况对儒家的礼作了新的解释，
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的容。他认为；礼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顺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各分分享权利和物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他引法入礼，将礼治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4，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心及“阳尊阴卑”的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对“三纲”加以附会和解释。在他看来，“三纲五常”论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三纲五常论体现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5，礼学发展到宋代，融入当时的佛道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朱熹。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而三纲五常即是理的最主要容。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原则的封建法制的制度。就是“逆天”，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1）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论理原则服务，使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儒家归纳的伦理原则，主要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丘首倡“正名”，主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必须“名正言顺”，用强制手段纠正各种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孟轲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则明确指出：“贵贵、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