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美白银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开始把精力放在恢复经济上，加上技术更新导致白银产量大量增加，世界上出现了金涨银落的现象。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 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因为，当时美国正发生经济危机，如果继续按照《国际白银协定》中所规定的购白银数，美国经济将继续滑落甚至崩溃。这就促使美国制定新的白银政策，以度过经济危机。而美国的白银政策表面上是为了振兴中国经济，但实质的结果是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白银物价上涨，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形象。相应的也促使了中国进行改革，接着又派代表团赴美，签订中美货币协定，白银危机遂告结束。无论是币制改革，还是货币协定，对缓和金融危机、维护南京政府统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美白银外交都是以发展自身经济为核心，以谋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外交。美国主要是为了从东方获得大量白银，以帮助其渡过经济危机，恢复经济；中国主要是为了从强大的美国手中争取更多的公平的经济利益。中美白银外交涉及了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表现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根据相关资料，我将从白银问题产生的原因，美国的白银政策和影响，中国的应对措施和影响进行探讨。
一、白银问题产生的背景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对经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经济危机开始于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工业下降了百分十三十七，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许多农工商产品闲置，卖不出去，GNP 下降了将近一半。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给美国农业。工业和金融业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也与美国的白银集团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们开始有所行动。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白银集团开始行动起来。白银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基?毕德门、威廉金?惠勒、埃尔默?托马斯等人。他们认为提高中国的货币的价值，就可以提高中国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复白银通货的主要地位，从而提高中国这个消费大国的购买能力，使美国滞销的产品销售出去，以此来度过经济危机。但是，白银集团的主张没有得到经济学家们的认可，认为“人为的提高白银价格，事实上会紧缩中国经济”。但白银集团在美国参议院的力量很大，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就任时也提出“为白银做点什么”，再加上他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挽救经济，决定了罗斯福不得不对白银集团妥协。白银为题的序幕是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签订的《白银协定》，协定要求各产银国和用银国共同维持银价稳定。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为了推行其摆脱经济大危机的新政，美国罗斯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国会内来自西部产银州的议员集团。这些白银派议员借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政
治讹诈”，提出了旨在提高银价的《1934年购银法》。最终，罗斯福迫于压力签订了这一法令。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 1.29 美元 ;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因为该法，中美白银问题矛盾加深，也是白银外交产生的原因。
二、美国的白银政策及影响
美国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违背《白银协定》，通过《1934年购银法》，制定白银政策。
美国的白银政策主要包括国际白银协定、“购银法案”、白银国有令等。
国际白银协定是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签订的，要求美国和中国等产银用银大国稳定世界银价的国际白银协定。但是此时，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协定中规定的购银数无法满足美国需求，因而不到一年，美国就违背了这一政策。
“购银法案“是在1934年6月的美国国会上通过的，该法案规定突破国际白银协定的限制，命令财政部长在国内外购买白银。
白银国有令1934年8月9日发布的。该令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国内现存白银，均须于三个月内交国家造币厂统管；凡交到造币厂的白银，得用于铸造标准银元，或充作通货准备。
这三项政策是美国白银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的白银政策对美国当时来说，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它促进了美国国内白银的生产和相关人员的就业，有利于白银工业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白银政策
使白银价格脱离了市场价格，这就导致了用银国，特别是东方国家纷纷放弃了银本位，从而减少了对白银的需求，这就导致如果一旦结束白银政策，白银价格将一泻千里，对美国白银产业造成不良影响。
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是无法估量的。美国的白银政策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产品出口困难，对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恐慌，并且中国的工农业产品也开始滞销。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1934年通过的《1934年购银法》，在美国国会中讨论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罗斯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必将导致世界的银价上涨，其结果是中国国内的白银外流和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予理睬，毅然通过“购银法”。
针对美国的态度，为了缓解白银外流造成的危机，国民党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限制银价等交涉，但美国不愿降低购银价格，1934年10月又下令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在上述举措收效甚微。在情况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寻求国外的帮助。而美国无意于帮助中国放弃银本位，助其推行币制改革。并且日本明确反对国际帮助中国克服白银危机。经过最后的努力，美国答应帮助，并且英法德也先后派人考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拟定币制改革，改现金准备，对内采用不兑换纸币，一切完粮纳税均使用法币，以确立信用，对外采“永无限制购买外汇”，以稳定汇价。这一政策随即获得英国方面的支持。这一政策被称为法币政策。11月4日，财政部宣布实行法币政策。
法币政策的本质是废除白银的货币功能，也就是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汇兑本位制，实施不兑换的纸币，亦即管理通货。
政策刚推行时，英国积极支持，美国采取观望，日本则明确表示反对。就此，白银外交转为法币外交，其核心是谋求法币的准备充分，关键还是中美两国的货币关系，亦即法币是否与美元挂钩。美国为了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决定支持中国，同时签订《中美货币协定》，至此，中国法币改革获得国际支持，法币的发行准备有了渠道保障，推行法币政策的主要障碍均被扫除。中国就此相对稳妥地结束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实现了白银去货币化。
法币改革对当时的中国有着积极影响。白银流失的尴尬局面，为中国经济的振兴开创了新的方向。但是法币也存在致命的漏洞和脆弱性。法币的实行没有硬性的约束，它是美英德法支持下的产物。并且国民党将心思都放在了货币垄断上，而对货币体制不闻不问，这也反映了法币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失败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中美关系是围绕着白银问题而展开的，它以美国因经济危机和白银集团的政策而产生，以美国的白银政策使中美白银关系恶化而推向顶峰，以中国进行法币改革而结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这是美国通过白银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也是中国以白银为主过渡到纸币本位的过程，这是历史的进步，对中美两国都有积极形象。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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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经济合作 中国的崛起已为世界瞩目,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必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关键,不在政治,也不在外交,更不在意识形态,而是在经济。中美经济交往中,虽有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改革等问题,但中美经济竞合是实现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础。 自从1979年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以来，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日益日益频繁。美国成为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中国则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市场之一。 中美经济竞争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竞争与合作是指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区域间或国家间在经济交往中的竞争,已不同于过去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不仅竞争的规范性增强,而且竞争的手段和结果也不相同。新形势下的竞争不单是企业之间,还有国家政府的干预,还有区域性、国际性、世界性的有关组织的规范与干预。因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竞争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利用竞争促进合作,通过合作维护自由竞争,通过解决合作与竞争之间的矛盾,促使区域间或国家间的经济进入一种良性的互动,使区域经济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中美两国间的经济竞合主要是通过贸易、投资、并购、金融、人才培养、科教合作等各种形式,实现两国经济上的双赢。对于美国来说,通过经济竞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扩大对华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资本输出,赚取高额利润;同时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增进美国民众的福利。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竞合中,中国将实现从地域的全方位开放走向产业的全方位开放;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不再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以开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各种经济管理手段、规章制度、宏观调控政策等各个方面,将会进一步规范化和国际化。中美经济竞合,将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促进国际产业的大转移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和重组。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生产、投资和贸易的全球化,而且呈现出研发、营销、服务、职业、消费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球化新趋势。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推动着国际分工格局的大调整,导致国际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促进国际产业的大转移。二战后,世界经历了三次国际产业的大转移。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次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和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第三次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伴随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重点推动以信息技术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 美国外交史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专业：历史学 概要：19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华交涉时处处追随英国的炮舰政策，奉行“搭便车”外交，以分取一杯羹；19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英、法等强国为进一步维护和扩大在华特权，由蒲安臣推行“合作”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和大陆铁路的完工，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单独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初步体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独立姿态。 关键词：“搭便车”外交“合作”政策排华政策“门户开放” 学术界对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阶段，尤其是对排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就显得有点单薄，本文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搭便车”外交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实行以侵略为特征的不对等外交。鉴于美国生存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内，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抗衡；又正忙于开展西进运动和向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而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分量很小，没有必要像英、法那样在中国咄咄逼人。因此，美国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外交的“和平”旗号“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①”，奉行被欧洲国家极为不屑一顾的“搭便车”外交，来谋求在华利益，这是美国在当时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 英国以炮舰外交打开中国大门后，美国权衡利弊，在其“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②”的情况下，决定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坐收渔翁之利。1842年8月《南京条约》开创了列强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恶例，美国不再无动于衷。12月30日，美国总统泰勒在国会咨文中的提议“国会拨出专款、遣使团来华、要求通商权利、处理外交事务和保护在华侨民③”就被国会采纳，总统任命凯莱布·顾盛为赴华专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丹涅尔·韦伯斯特训令顾盛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政策的“和平”旗号，步英国后尘，力争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在华特权。而在中国，清廷“天朝上国”的信念受到致命挑战，为阻止顾盛使团北上，于1844年7月3号，以《南京条约》为蓝本，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美国援引英国在华特权，获得最惠国待遇，成为其此后共享条约体系的法定依据。因此，顾盛曾趾高气扬地宣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宽阔了④”就很形象地说明了美国首次搭英国便车的外交方略大获全胜，以损害中国利益为条件，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初次披上了几件帝国主义的衣着⑤”就充分体现了其侵略性质，美国伪装和平的假面具被拆穿，美国人在中国的“美好”形象大打折扣，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成为近代中美不对等外交史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靠拾英国人的牙慧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侵略特权，这在外交界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不齿，“美国作为一个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泰然自若地分沾了英国在中国的侵略特权⑥”就是明证。但此时美国对华的外交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适应了国内外形势，而且很明智地借用英国的强大的实力，为美国在华争得了切合自身实际的条约权利，为其以后对华外交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中美经济对比，差距比你想象的大得多一、综合国力1、经济规模从GDP总量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16年中国的GDP为11.20万亿，居世界第二，美国为18.57万亿，尚有7.37万亿的差距，我们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仍需十年以上的时间。2、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人均GDP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单一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中美两国的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分别为6895美元和52195美元，美国的人均GDP为中国的7.6倍。根据我们的预测2027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3000美元，初步达到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但是距离发达国家4万美元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1987年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
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前两步目标基本实现，而对于第三步目标今年有新的表述。今年，我们提出了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世界发展史来看，人均GDP从8千美元到4万美元，美国用时约26年，日本用时约31年，中国需要多久？根据普华永道的测算，2050年中国GDP为49.85万亿美元，美国为34.10万亿美元。基于世行估计的人口数据估算人均GDP，中国在2050年的人均GDP为3.73万美元，美国为8.78万美元，差距仍然巨大。 3、经济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生产的效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规模经济；三是效率改进。从CTFP（按目
中美 2.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 答：（1）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5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政治上孤立的策略 （2）第二阶段：60年代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美国对中国采取武力威胁和拉拢的双面政策，妄图使中国倒向自己一边。而中国站在中立立场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对美国的进攻都予以坚决的反击。 （3）第三阶段：70、80年代，79年中美建交，握手言和。 （4）第四阶段：90年代至今，中美互利和互相竞争，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3.简述中美建交的背景及其过程及其影响。 1）背景：美国方面：①70s中国国际地位提高，②“遏止和孤立”政策失败，③陷入越战泥潭；中国方面：①苏联陈兵中国北方边境，②有利于改善中国地位，③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 2）过程：①乒乓外交：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②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访华。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揭开中美建交序幕。③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签订了《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④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3）影响：①结束了长期的对话，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②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 ③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④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⑤尼克松访华，促使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形成中国外交史上第三次建交高潮。 简述中美关系中的三个联合公报； 答：（1）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断交、废约、撤军”）。 （3）1982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第一，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政策（1971-1982）。 第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1982-1989）。 第三，“韬光养晦”政策（1989-2000）。 邓小平提出战略策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新问题、新挑战的持续增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性命题。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需要新思维、新框架、新路径。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 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中美实际已成为了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双边层面，仅以经贸为例，经贸合作成为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日益紧密，利益高度互补，为两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收益，这就为推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两国应不断拓展经贸合作中的利益共同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双方要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用积极性的方法加以解决。 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已成为中美共同的责任和利益共同点。当前中美关系已超越传统双边关系的范围，不断向多边国际范围延展，中美之间的议题也随之增多。中美两国需要共同探讨建立一种崭新的大国互动模式，积极稳妥地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向体系内国家提供新的公共产品。中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和亚太格局的深刻调整使改善两国关系变得更加迫切，两国需要共同建立一种更高水平的制度框架和合作结构，以降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发生冲突的风险。同时两国应该通过定期举行首脑峰会、创新军事对话机制、派遣外交代表等途径加强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证明中美关系将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的例外。 虽然中美各领域来往密切、各阶层交流频繁，但双方存在严重的互信赤字，战略互信不足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最大障碍。两国战略互疑具体表现在美国在政治上利用人权、宗教、民主、法治等问题对中国说三道四，在安全上主导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霸权心态无法改变。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中美面临双方贸易不平衡扩大、知识产权纠纷不断、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商业诉讼和制裁逐年增多、市场和投资准入障碍重重等问题。美国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经贸竞争主要对手，甚至将世界经济的失衡归咎于中国，要求中国为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更多责任，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对华开展“经贸战”。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关系一直也是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月初，美国政府禁止包括英特尔公司在内的多家美国芯片制造商向与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有关 的中国机构出口技术。与此同时，与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有关的中国四个技术中心被列入美国政府的一个名单，而该名单上的实体被认定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有相当大的合作潜力，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相互信任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无所谓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美之间已具备了一定基础的战略互信，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还处于低水平，战略互疑长期存在。战略互信是实现中美关系长远健康发展的基石，战略互疑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要增加战略互信，首先要加强高层往来和各级别往来，两国领导人要保持和加强接触，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对方立场和政策，增加理解，不断推进中美战略互信合作。 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能一蹴而就，中美双方应该遵循“全方位沟通→相互正确理解→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建立深度互信→稳定和谐共处”的过程，寻求一种符合国际政治客观现实、常态化而稳健的双边关系模式，使两国关系更具现实确定性和规划性。中美
中国希望 --中国软实力现状与发展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32210120 张萃妍
中国希望 ——中国软实力现状与发展 摘要： 随着21世纪的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更多的国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软实力上。作为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更应加强自我的感召力和其他国家的认同感——软实力，从文化，政治理论等软实力上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软实力时代的到来，我们更改激流勇进，真真正正的完成和平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软实力，竞争力 正文： 软实力，它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能力。“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 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①对于现如今的中国软实力来说，不得不说近些年的发展的确有很大空间和潜力。 （一）文化软实力 中国5000年来的文化底蕴深厚，这给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随着中国国际形象的提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中国热的队伍。中国文化已经逐渐被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文化软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实力加强。 从国外形势来看，唐人街，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建立既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把目标放入中国市场，从而，也给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功夫熊猫》、《花木兰》陆续在美洲拍成电影，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中国元素。好莱坞电影，如《变4》中,MADE IN CHINA 的字眼随处可见。最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中国自古以来奉行仁爱、和谐，这与西方国家奉行的民主，法制价值观产生了强烈共鸣，所以在文化、价值观和国际形象上，中国都已逐渐被认可。 从国内形势看，文化产业逐渐发展，转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娱乐精神需求逐渐加大，文化产业得以长足发展。影视产业中，国内影视剧琳琅满目，电影产业中更是蓬勃发展，如《唐山大地震》票房6.73亿，而国内电影产业总票房已达100亿，打破了长久以来美国电影占据电影产业的市场情况。而一批中国艺术舞蹈，如《飞天》和牵手观音，武术等中国元素重新回到观众视野，政府加大了传统文化的宣传，掀起了一阵古文化潮流。② （二）政治政策吸引力与外交软实力 从中国的政治制度来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提倡民主，共和。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不同，然而却在内涵上是大体相似的。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所提倡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社会状态，得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 从外交来看，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外交原则中处理国家问题的基本规范。中国文化精髓在于仁爱，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飞速进行和平崛起，虽在一片质疑声中，但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奉行和平友好政策，也让各国重新审视中国的大国形象。中国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也让国际舆论偏向了中国。中国能在联合国事务中良好的决策，也让人们看见了大国风范。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计划经济
内容摘要：自中美建交直至现在，两国双边合作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合作，对两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形成了重要的特征，这是中美经济合作持续深化的重要基础和借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但合作过程中也有摩擦和冲突。本文立足于两国合作特点，结合理论试图分析、探索中美经济合作持续深化的方式、途径和影响。总体上看，中美经济合作将在不断摩擦、冲突中继续推进，持续深化，成为增强两国战略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关键词：中美；经济合作；特点；持续深化；理论分析；途径；影响 中美是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大国，尽管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达程度和文化历史传统迥异。但30多年来，中美经济合作持续、快速发展，已涉及中美经济的诸多领域，而且规模庞大，达到较高水平。可以预计，已成为中美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两国经济合作，必将成为中美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因素之一。 一、中美经济合作的特点 在30多年中，中美经济合作形成了重要的特点，显示出中美这两个存在重大差异的大国经济合作的独特之处。把握这些特点，将为更深刻地认识中美经济合作关系、深化两国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基础、依据。 （一）、中美经济合作已达到庞大规模和较高水平 自建交后，中美经济合作进入了内涵不断丰富的持续、较快发展进程。30多年来，虽然历经曲折起伏，但中美经济合作已达到较高水平，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全面，而且规模庞大，已成为中美两国安全和发展都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支撑因素之一。 经济合作是中美合作的主体。中美建交之初，双边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往来，都处于最低水平。在此后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摩擦不断，但中美经济合作始终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现在，中美经济合作已经包括了两国经济的诸多领域，双方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表1）。 ①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指数对比 一、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数体系 1.指标体系主要构架
2.主要关注指标 （1）GDP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越快表明经济发展越快，增速越慢表明经济发展越慢，GDP负增长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国内消费支出情况，对判断国民经济现状和前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升，表明消费支出增加，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表明经济景气趋缓或不佳。 （3）进出口额 对外贸易占中国GDP比重达到60%以上，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欧美日经济危机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实体经济出口量的冲击越大。 （4）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消费、出口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加大投资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 （4）CPI，PPI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的综合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与货币供应量等其他指标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货膨胀或紧缩状况。 PPI主要用于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与CPI一样，是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PPI对CPI 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 （6）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反映工业企业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支付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该指标对P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 （5）货币供应量余额 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备受关注。利率体现了信用关系中，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资金借用报酬。利率的变化，直接反映出市场中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市场繁荣之时，资金供不应求，利率上升；市场疲软之时，资金供过于求，利率下降。从另一个角度看，利率上升，抑制资金需求，经济发展降温；利率下降，刺激资金需求，经济发展回暖。利率的变化反作用于资金供求，从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因此成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6）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7）储蓄存款余额。 （8）汇率和外汇储备
中美关系与世界大国关系心得体会 魏加宁教授，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和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还兼任着西南财经大学博导，长江商学院兼职教授等多项职务，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近年来还承担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课题《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研究》。下面就请魏老师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看法。 1、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它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误区四：“特朗普是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美国在任谁摆布答：强势美元和中国 2015年10月20日12:20 来源：凤凰国际iMarkets 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 美国这个经济体过去就像身后跟着一群小喽啰的彪形大汉，常常炫耀自身力量。 即使这些日子确实曾经存在过，也早就结束了。尽管与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相比美国仍不算开放，但进出口贸易也占了这个国家经济总量的30%。这个数字创下了记录新高，是数十年前的约3倍。 其结果是：美国的利率政策和相关事宜是由全球各地发生的事情所支配的，并且由此造成的局面相当糟糕。这就是美联储上月决定不加息并可能将之推迟到2016年的缘故。
美联储正为3个因素所掣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元的强势和美国国内通胀情况。这些因素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先看中国。中国经济放缓使得股市在8月和9月暴跌，令美联储不敢轻举妄动。央行官员们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减缓，其可能产生溢出效应。 由于美国的经济数据不多，投资者本周将重点关注中国的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报告。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同比增长6.9%,，但名义GDP仅增长6.2%。此前外界认为，若这个数字跌至6.5%以下，另一波股市动荡就会随之而来了。 雷蒙·詹姆斯金融公司(Raymond James)的首席经济学家斯各特·布朗称：“人们对从中国传出来的消息感到心惊胆战。”不过，他认为这些担忧有些过虑了。 由于中国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美联储的高层官员担心，加息所带来的坏处要比好处多。他们尤其担忧，加息会使本来已经非常强势的美元进一步升值。 汇率达到10多年来新高的美元已经重创了依赖出口的生产商和公司，因为外国人必须为美国制造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些公司
当代中国外交史 1. 新中国外交三原则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外交思想和方针，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原则。这三个原则是开国元勋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冷战已经开始、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新中国领导人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确立了以“一边倒”为核心的外交三原则。 “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层放弃了中间地带理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教给我们，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然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中、苏结盟就是“一边倒”的落实。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主席主张“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做普通侨民而不当做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要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与各国在其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新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另起炉灶”表明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胜利后的对外关系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这两项原则的目的都是巩固独立和主权，奠定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外交关系的基础。 新中国外交三大原则的提出，解决了新中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①“一边倒”，解决了我国如何正确处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②“另起炉灶”，解决了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 ③“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解决了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 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势力；争取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承认，并同其他一些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争取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
XXXX学院XX111 吴相稷XXXXXXXX 中美外交战略及中美关系 ——讲座观后感 在XX大会堂有幸观看“中美外交战略及中美关系“后，感受良多，不得不重新审视中美外交战略及中美关系及其演变、历史。 一、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轨迹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首先取决于两国的对外战略。从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对美战略发生主动的、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就成了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探究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走势，首先必须考察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轨迹。 美国的对华战略服从于其全球战略。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力和世界地位的改变，美国适时调整了全球战略，其核心内容由遏制苏联、与苏争霸转为维护和巩固其“一超独霸”的地位。 维护美国及盟友的安全、扩展美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推进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两届克林顿政府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为此美国调整了对华战略，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成分，另一方面又从全球战略考虑，与中国交往、接触与合作。 接下来的布什政府在全球战略上则突出安全这根支柱，在维护安全上，突出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在潜在竞争对手上，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尽管美国仍然称中国为经济上的伙伴，表示要继续同中国接触，但总体上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进一步提升维护安全地位的同时，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积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改造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战略框架下，美国强调要同世界大国合作，所以对华战略中的合作成分明显增加，中国被定位为“建设性合作者”。 目前中美关系不仅有经贸这根支柱，还有安全这根支柱，即在反恐防扩上的合作以及地区安全上的合作。然而，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未迫切到生死存亡的地步，而美国自己也拥有超强的实力，所以对中国进行反恐合作的重视程度要打折扣。此外美国朝野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和防范意识。但是美国防范中国发展的心态，与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的心态有所不同，冷战时的美国是担心前苏联随时会消灭美国。而美国对中国最担心的，是中国未来发展威胁到美国的世界超霸地位，因此对潜在的中国发展态势的警惕超过了现实性的冲突。 二、中美关系波动的原因
We meet at a time of risk and challe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we both face considerable economic challenges at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making progress in repairing the damag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putting in place a stronger foundation for future economic growth. We are putting in place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economic reforms to improve education, increase invest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mprove incentives for private investment, and reform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we are working to legislate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reforms to restore fiscal sustainability, building on tough, 10-year spending cuts we put in place last summer. While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recover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more broad based and resilient, and we are significantly more advanced than are the other major developed economics in addressing the imbalances that helped cause our crisis. In China, you are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next frontier of economic reforms, recognizing as your predecessors did more than 30 years ago, that future economic growth will require another fundamental shift in economic policy. These new reforms recognize the new reality that China must rely more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exports, and more on innovation by private companies rather than capacity expansion by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with an economy more open to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firms, and with a mor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我们在全球经济面临风险与挑战的时刻举行会议，两国也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经济挑战。 在美国，我们正在努力修复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为未来经济发展建立更坚实的基础，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们制定了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以改进教育、增加科研创新投资、改善鼓励私人投资的激励政策和改革金融体系。去年夏天我们制定了大刀阔斧的削减支出十年计划，如今正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努力通过立法制定全面的改革计划，以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尽管要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美国的经济扩张现已有了更广阔的基础，并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在解决导致危机不平衡的问题方面，我们远远走在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前面。 在中国，你们正在探索经济改革的新前沿。正如30多年前你们的前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以中美建交为例 余丽 2013-2-15 15:36:51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1期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 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
如何看待现在的中美关系 【摘要】：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获得了大幅提高，中国的国际形势及外交关系变得尤为重要。中美关系是如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也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争取一个良好国际环境的需要。 【关键词】：中美关系；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影响问题；外交特点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就中美目前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1]。 纵观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尽管尖锐的对立时有发生，但也不乏真诚的合作。中美关系出过现多次起伏和危机，但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担负着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不可限量。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会长期友好发展。
简述中美关系发展 回顾近60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首先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经济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霸权主义统治中的一个强劲对手。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其次，我们要明确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变”与“不变”是近60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中国处于劣势。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现代化建设，除了需要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在经济领域也依赖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更加主动的对美政策，力争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建立起能抵御干扰的全面的合作关系。 最后，要取得突破，中国对美政策应作较大调整。我们要承认并尊重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中国可以对美国所表现出来的所谓霸权主义给予一定的批评，并努力通过联合国的机制给予一定的制约，但不要走得太远。中国还应看到，美国在行使通常所指的霸权主义时，也还往往遵循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规则，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必须真诚地把美国看作合作伙伴。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国应该对美国在全球的政策中的有关事物，比如打击恐怖主义等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向准盟友关系靠拢。在两国关系中，还要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防止类似侦察机事件那样的事发生。 我们相信，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会逐渐减少。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忙于打击恐怖主义及伊拉克战争后的事务，不希望和中国对抗，并会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这是给中国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中国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抓住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相信会使中国的发展更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