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第1期
第35卷(总185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 U RN AL O F P EKIN G UN IV ERSIT Y
(Huma nities and So cial Sciences)
N o.11998
Gene ral No.185
V o l.35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张学智
内容提要 儒家文化的精神可以概括为道德理想主义、普遍和谐、自律和内在超越几个方面。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道德理想主义以道德完美为人生最高追求,建立功
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这是贯穿整个儒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它对工具理性发达、人文价值失落的现
实文化偏向有匡正作用。普遍和谐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
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这对人的健康发展,人与环境的谐调,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有现实意
义。自律原则把人的道德选择的主动权、培养理想人格的精神动力提到突出地位,重视精神境界的
提高,主张内在超越。儒家的价值次序是立德、立功、立言,从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 道德理想主义 普遍和谐 自律 内在超越 三不朽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家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道德理想主义,二、普遍和谐观念,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则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
一、道德理想主义
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献《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仁”的形上根据。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节目,孔子没有对这些节目作哲学学理上的发挥。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人区别于禽兽
本文是作者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举办的“中华文化专题讲座”的讲演。
的根本特点。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把道德作为政治纲领和立国根本,强调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础。《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则“道”、“天命”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物性是对“道”、对“天”的获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双重含义。《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则和致思方向。
两汉是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架构为范型笼罩一切方面。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伦理纲常立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上,道德理想主义罩上了一层实证的外表形态。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数”。天的最根本属性是道德:“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画天、效法天而有。《白虎通义》则把“三纲六纪”等基本人伦规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魏晋隋唐时期,是老庄和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伦规范及民间礼俗,仍以儒家为主。即使在思想理论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观念。唐代中期以后,韩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统说、复性论,力图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将佛道逐出思想舞台。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是理学。理学批评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论成果。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发。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发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最著名的理学家,其理论基础皆是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点皆在天人性命。其论述范围贯穿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各领域。明亡后,由于异族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加上理学本身的弊端,儒学主流演为乾嘉朴学,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训诂、考证、声韵等技术性工作,义理之学居于非主流地位。清末以来,由于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的大计出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哲学、东西文化之争等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追寻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绌。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认为中国的败亡主要是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作祟。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封闭自大、泛道德主义等是最大的祸根。要扫除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必须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儒学。其间虽有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亦难以挽救既颓之波。自此,文化论争中的自由主义、西化派逐渐占了上风。至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承续意识,主张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这些学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台港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及一批海外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继续用西方文化融汇阐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意欲为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现的弊病。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立论亦各异,但他们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力图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义价值弃而不讲、道德理想沦丧的情形下,为人的道德主体争一席之地,重新确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摆脱人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并从中推演出许多
相关的意义。何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给了无数答案。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儒家从这一点深刻挖掘人的内涵。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人有身和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荀子的性恶论遭到普遍摒弃。从性善论出发,儒家认为,从人的本性说,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不应该像道家那样退处山林,离群素居,追求个人身心的安适。人应该刚健有为。《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辅相化育。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建功立业的前提,具备了充分的道德资养,才能做出丰功伟绩。而功业从主体说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从客体说必须是博施济众的行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成就人格的全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体事物的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前者是“见闻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在价值上高于“见闻之知”。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推广到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为政治的最高典范。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仁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扩。荀子一方面隆礼,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为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仍以仁义为最高原则。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宋明理学的理论重点转至宇宙人生、心体、性体上,理学家皆以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德政是“万物一体”根本义旨的体现。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强调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以利服从义。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君臣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位置的成员,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宋明理学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关系,但认为忠、节等道德行为是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非为一家一姓的私利。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皇权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用中华文明教化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重视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华文化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号召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纲领。儒家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教化周边民族,就是反对武力征服,反对杀戮、驱赶,主张与周边民族和平共处,承认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共跻先进文明。这就是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这一思想影响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现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在现时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所用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确、最有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包括意志、情感、观念取向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部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意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时代”的思维方法主宰着各个方面。单向度的、只注重物质利益、注重身体感官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弥漫
于一切方面。人的生命殖民化了。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背离了多样化与诗意,人的心底被物质利益驱使得四处驰骛,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人在心灵深处的沟通成了难事,人越来越变成了物化的存在。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各派对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寻求,倡导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对这一主流思潮的间接的、曲折的批评,对理想人生的企盼。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拨开西方中心论的层层迷雾,到东方哲学中寻找救治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弊病的药方。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谐
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观念。“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当作仅仅征服的对象,对它无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当作神灵的创造和启示加以崇拜和敬畏从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儒家论证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角度,有的认为天人皆气所构成,人与天“混然中处”因而“万物一体”(如张载)。有的认为天和人皆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现者因而人理即天理,人可以从天理反观人理,从人理反观天理,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二程),有的认为天是人的价值源泉,天给人以性命之理,因而“人是天地的心”(陆王)。有的认为天地是人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因而人对天必须善加护持(荀子)。论证虽不同,但中心义旨是人与天和谐相处,人从天获得生命意义、价值意义。
在儒家看来,天本身是和谐的,《易传》有“保合太和”之说,即认为天是一个和谐体,天道的运行,四时的代谢,万物的生化等出自它们本身的必然性,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动作。从宇宙宏观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处在一和谐的共同体中。《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就是“诚”。诚即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整体呈现和谐。这里突出的是,作为宇宙成员,万物(包括人类、人类中的各人种、民族)平等,万物按自己的规律运作,整个宇宙是一个多元和谐体。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中庸》以中和为天地之大本达道,《易传》认为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变,与鬼神合其吉凶”。汉儒以阴阳五行配宇宙间一切事物,将人与天纳入同一框架中。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结构。这里虽有诬妄或滥用的成分,并且从某方面来说过于消极,但其中心意思是,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系统。人的活动应遵从宇宙的规律。这对今天人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人过分地从自然索取而不顾其内在和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匮乏、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恶化等,都有警诫作用。
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的核心三纲五伦,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位分的差别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孟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说,认为他否定了人实际上存在的差别,亲疏厚薄皆平等相待,是一种不合人的人伦亲情原则的邪说。儒家承认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但认为人在人格上平等。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
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分上进行道德实践。理学家提倡“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要在日常行为中达到,人不必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人可以不逾越自己的位分而成就理想人格。在现代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大多数国家遭到废弃,自由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强调的人与人的和谐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是“仁”,“仁”即对人有同情心、爱心,并且这种爱心是出于人心的本真,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仁”是爱的基础和来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礼”、“智”是“仁”的推扩,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没有道德情感的义、礼、智,只是空洞的律令、虚伪的礼节。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利益原则吞噬爱心的今天,更应该大力提倡。
人自身身与心的和谐、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孔子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身心和谐的过程。《论语》中不仅记载孔子的言论,也记载孔子的生活细节,就是要人了解孔子的圣贤人格表现在一切方面。孟子有目卒面盎背之说,认为人的道德境界可以使貌色形态有温舒润泽之气。“富润屋,德润身”,是儒家一个著名的古训。魏晋玄学家重视“神理”,宋明理学家重视“气象”,都认为精神修养可以使身心和谐。在身心两个方面,儒家要人修养道德从而调适身心。孔子要人首先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轻视世俗的荣利,并且教人“志道据德,居仁游艺”,奉行道义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要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从而心宽体胖。宋明理学要人立志做圣贤,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从古至今,儒家精神培育出了许多英雄节烈、志士仁人。中华民族也因为这种精神而不失坠。这在今天普遍重视物质利益,轻视人格追求,社会风气奢糜化、庸俗化的情况下,提倡儒家精神,挺立道德人格,激励自己奋发向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
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自律是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及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相比较而有的特点。儒家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孔子有一句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实行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孔子还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刑法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外在的行政命令和法律的力量;用道德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内心意志的约束力。孟子突出了人的道德行为的自律特点,他论证说,人看见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而产生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这就是“仁”的根据和萌芽。人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救人的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为它出于恻隐之心,而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完全靠道德上的自律力量。宋明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孔子和孟子有一发展,这就是,把道德放在同现实利益的冲突上,方显出道德力量的崇高与伟大。宋明理学家认为,人天生就有一些本能欲望,如果不用道德加以裁制,就会流于过分。道德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在和人的本能需求、人的利益原则的冲突和斗争中显出的。这种冲突越是尖锐,就越表现出道德的力量。宋明理学有一普遍认同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应该如此的“无上命令”,人欲是对于这无上命令的损害。“存天理,灭人欲”往往被人理解为要去净人的本能欲望,包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
基本需求。因此造成许多人对理学乃至儒家的误解与憎恶。其实,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去掉不合某一特定时期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的那些意志和行为,特别是去掉妨碍人的道德理性做主的那些意志和行为,让人在道德理性的宰制之下。所以理学家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
儒家的道德自律原则把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上,它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一个外在的、超越的绝对者作为道德的根据。所以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具有宗教精神淡薄这样一个特点。儒家讲超越,超越的意思是,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不改、卓尔不群的绝对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人的肉体不脱离尘世,但他的精神可以和宇宙为一。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承认超越者的存在,但这一超越者不是神、上帝,而是“理”、“道”、“太极”。理、道在儒家看来是一种必然性。对理和道存在的论证,儒家取理性的、哲学的路径,而不取信仰的路径。儒家认为理和道不是神秘的,而是理性的。道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它的超越性在于,它不是具体的存在,不是感官经验把握的对象。它是必须用思维把握的、抽象的存在。说把握到它也不是得到某种神秘的启示,而是得到一种又是道德的又是审美的境界或胸怀。宋明理学有“理一分殊”之说,“理一”即最高的、最抽象的道理,也是最高的伦理原则。“分殊”指这一最高的道理又表现为具体事物的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于道,儒家赋予它的含义比理更广泛,常常用以指宇宙总体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运行。道不是个认识范畴,而主要是个伦理的、审美的表示境界的范畴。因为认识起于把握个别,其对个别的超越也不外乎对具体经验的叠加与组合。境界论则不同。它的功夫在某种“观法”,也可以说某种信念、某种觉解。它不是对感官经验的综合与重组,而是在经验到的事物上看出意味,所谓“别有会心”。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最能道出儒家境界论的神髓。有了某种境界,就是有了某种受用,就是在精神上超离了当下经验,也就是有了某种超越。这个超越靠心的觉解,因而是内在的。但他不是宗教式的神秘冥想,而是哲学上的知解。如果把宗教定义为某种终极关怀(如田立克),那么儒家的终极关怀是人本身,是人怎样通过道德和知识修养达到某种观解,并由这种观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这种境界是浑全的、综合的、非神秘但又不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智双全,孟子讲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的“万物为一,无所窒碍”,王阳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一般儒者所谓的“与道为一”、“与天为一”等境界表示的意思。这一思想的精义在于,不是外在的救赎,而是内在的超越;不是信仰的结果,而是理性的结果;不是人在外在的绝对者面前的渺小和罪感,而是人在尘世间的刚大至正和自我充裕感。所以儒学是一种重视人自己、提升人自己地位的同时又尊天爱天,在天人的相互映照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学说。
四、儒家的价值次序
儒家的价值次序是所谓“三不朽”。《左传》中有关于“三不朽”的议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这个次序,代表了儒家对人全部活动的评价标准。立德,指道德高尚超于常人,足为世人楷模。儒家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为圣人,首先在于他们高尚的道德。儒家认为,德首先表现为在为人群服务中高尚的行为,其次表现为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特出的节操。这表明,儒家的价值指向首先在集体、在人群。即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事。其次,儒家的立德不仅指个人以
德行为最高追求,而且指国家以德为立国根本。不过,以道德为立国根本是儒家的理想,实际情况是,除传说中的三代以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多靠利益原则治国。韩非论述这种情况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竞于气力、智谋的,往往借道德之名以行。因此,孔子疾名实紊乱,而有正名之说。孔子的正名,就是以名去核正实际,恢复到以德为治国原则;就是想接续尧舜周孔的传统。儒家所谓道统,就是古圣相传的以德为治国原则的传统。韩愈之为宋明儒学的先驱,就在于他自觉地担负起接续道统的责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体在价值上高于用。体可含摄用,用不必包含体。三者兼具,是儒家的“内圣外王”。实际上,儒家所谓圣人,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颜渊与孟子仅得亚圣之名。后世以道德文章配享孔庙者,如周程张朱,不过贤人而已。儒家所谓三不朽之人,实非常难得。儒家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主张本德行以开出事功,所以中国历史上崇尚事功的风气一直很浓厚。正史所载,以有大功业者为主要内容。传统中国以立言为立功之余事。所以中国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等,但大多身兼官吏学者双重身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不见用而退回书斋删诗书、订礼乐,教授弟子。中国自科举制度确立后,也以做官出仕建立功业为正途,立言为第二等事。所立之言,亦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者为高。纯粹的文艺作品不为所重。以宋明理学而论,其学术著作,皆为儒家经典的注释及讲学语录、与友人论学书信等。对比西方同时期,儒家实缺乏成体系的、首尾一贯、不依傍经典而行的独立哲学著作。究其原因,除中国人崇尚实用,轻于纯理论思维这一倾向之外,轻视立言实为主要原因。理学家确有“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的思想。
儒家的精神与价值,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就逐渐形成了。孔子总结了他以前的儒家传统,给了多方面的发挥。孔子本人的人格就是儒家精神与价值观的最完全的体现。儒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儒家文化是在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他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中有永恒的因子,但它必须有适合现代社会多方面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在现时代发生有利的影响。这是认同或反对儒家文化的学者的共同意见。在近年的文化冲突、文化论争中,绝大多数学者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抛弃了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和复古论,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面对西方世界种种社会弊病,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有逐渐抬头的趋势。儒家的未来命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关注的热点。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特色的儒家文化,如何开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民主和科学。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内圣之学如何开出新外王。现代新儒家试图在承续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的前提下谋求儒家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这个理论认为,传统儒家学说可以说是“理性的运用表现”,即德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境界,直接地通过人的道德境界的升进、提高起作用。德性无法对政治制度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直接影响。其结果是,在政治上只有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即治道,而无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政道。亦无在个人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订定的制约国家存在形式的法律。法律只是维持五伦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在知识特征上说,亦只有道德理性的显现——智的直觉。智的直觉的特点是,非主客二元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必是经验的、逻辑的,不必以辨解的推理过程和严格的数学量度的形态出现。而后者因为有一政治的和思维的形式、框架,故可称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由此之故,传统儒家没有民主和科学这两项现代社会最珍视的价值。儒家的现代发展主
要的就是开出民主和科学,也就是由“理性的作用表现”发展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但牟宗三对这一转出的论证是思辨的、理论上的,没有在现实性上、可行性上作出说明。他的论证是,科学思维方式与儒家的道德理性是互相对立的,是一个“逆”,但从道德理性本身的内涵说,它是一个善的价值。故科学必是道德理性的内在要求。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转为其逆——观解理性。这一转即它由作为本体的道德理性转为作为其内涵的观解理性。这一转即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而坎陷之后的观解理性,自有其一套工作工具,不与道德理性相干。若只知观解理性而不知它与道德理性的关联,从人的活动的全部和文化理想方面说,是片面的。
道德理性转出民主政治也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民主政治是道德理性(善的理念)之需要,因道德理性决定人对政治类型的需求。因为此政体本身之全部即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或者说,此政体的出现就是一个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价值之实现。这表示要实现此价值,道德理性不能不自其作用表现自我坎陷,转为观解理性之架构表现。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并非天上掉下来的,得到此价值是人为理想、正义而流血斗争才获得的,这也是由人的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的。故民主政治其细节可由政治学这一门观解理性来决定,但其价值方向却须有道德理性来决定。这里,关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和民主政治都是从价值上说的,都是思辨的、理论上的,科学与民主政治究竟如何出现,其内容如何,新儒家尚无具体说明。新儒家的贡献在于在人的全部文化获得、文化理念中肯定道德价值的优先地位、道德观念的统领地位,以此为人的终极关怀,防止人根性中掠夺、贪婪的一面片面膨胀。这一点无疑是有价值的,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某种警省和提示的作用。而这一点适为后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民主和科学的真正出现,还要靠这两大价值本身的力量,并谋求和道德和睦相处。不是道德从本体地位否定自己而为科学与民主,而是本来平等的三种价值的协调和融通,这是问题的本质。
(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宋月红)
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主流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观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怎么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见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就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当时有这样的观点：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时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孔子的角度来谈，他承认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的一种崇敬和神圣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很多智慧？是因为很早中国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以德为本。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跟以神为本在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如何选择，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 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在一个比较中看出你的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君王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视野。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
中国古代的慈善思想与慈善活动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解释道：“慈，爱也”。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即所谓的“上爱下曰慈”。《国语·吴》中“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的“慈”即是此意。“慈”亦可用作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供养。如《礼记·内则》中说：“父母皆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处的“慈”即是’爱敬进之”。“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善，吉也”。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如《管子·心术下》中所说：“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即是此意。“慈善”二字合用，则是“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 在“慈善”意义上的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中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有人将此视作慈善事业的最早发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 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那么，何为“仁”?《论语·颜渊》记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为人的一种本性，所谓“仁者人也”，无疑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回归和发挥。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理想的大同社会，即《礼记·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社会至今还在向这个目标奋斗。 孔子衣钵的继承者孟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说：“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恻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孟子又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举免于死亡。”他还以伯夷为例，说明何谓“善养老”。由此可见，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 从孔子到孟子，从仁爱到仁术，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得以继承和发扬。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的“ 民胞物与”，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并得到发扬光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百家中，另一有代表性的慈善思想是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视人之家，若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 影响 Document serial number【UU89WT-UU98YT-UU8CB-UUUT-UUT108】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院系：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班级：090407 姓名：高玉梅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文价值丧失,人性物化,道德沦丧,信仰危机等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弘扬传统的民族精神,恢复部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倡和平、合作、彼此关心和信任,是文明社会努力走出困境的基本策略。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作为历史的概念,中华民族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其中儒家思想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
儒家思想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 儒学，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大儒的丰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家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孔子谈得最多的是仁与礼，但也论及义、知、圣、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中庸等价值观念。孟子讲得最多的是仁、义、礼、智，但也多次阐述了恻隐、恭敬、辞让、善恶、诚信、良知、民本等价值观念。而自西汉至清末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基本上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但实际上只注重贯彻“三纲”伦理，而没有真正落实“五常”道德。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 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儒家思想的精华——某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思想地位《儒家思想导论》主要介绍了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孟子的使命、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
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省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以及来自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作了学术报告。张辛博士在讲话中对中庸文化作了探讨他认为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儒学具体是什么呢？儒家经典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 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 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儒家的“礼治”主义折叠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复兴儒家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涵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包含了我党在精神和价值方面的探索成果，也涵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贯彻落实党的伟大精神，紧密结合儒家文化思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突出以“学生为本”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文化的育人观点 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内，孔子创立的儒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通过教育活动以达到救世目的，对仁德的培养和礼仪的践履就成为孔子教学的首要目标。仁学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教育内容的核心。把德行排在政事的前面，在政事活动中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所以仁德的修养成了践礼和政事的基础。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学而知之。对于学生，他以好学来要求。同时，他还主张学习的态度要求实、要学思结合。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各有侧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侧重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侧重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侧重个人层面，侧重对公民的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的体系在人格完善、情操追求、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合”是儒家文化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建构方法，且涉及本体论的观点。重“德”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相较西方文化的重大区别，“德”是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统领，它作为总纲，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统揽仁、义、礼、和、信等核心范畴，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德、仁这一方面。 儒家文化与大学生理想教育一脉相承 儒家文化自从产生以来一直就注重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理想信念的教育。《大学》云：“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我国高等教育方针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由此可见，二者虽然产生年代不同，但却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仁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仁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君子之性，庶民之归，其核心是爱人。也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舍己为人，实际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由此派生出的礼、义、诚、信、廉、耻、孝等等，成为世代中国人的道德追求及修身准则。由此可见，学习儒家精神，研读儒家经典著作对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学习儒家著作《弟子规》等经典，对抵御西方腐朽思想、自觉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康复医学系戒康1031班蓝文平 第一：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民本”观念是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然而先秦的儒学所倡导的“民本”思想渊源于上古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并在后世有一定影响。第二：从总体上考察，其并没有能够像新儒家期望地那样“一线”转出近代民主，其是与政治中的王权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这样，但并不代表儒家“民本”传统毫无价值意义可言。因为在当今社会我国的民主政治中儒家“民本”传统思想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儒学的民本思想。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第二、儒家“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第三、儒家“民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 儒学的产生也与上古文化存在着渊源的关系。如下： “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的社会组织虽已具相当规模，且这组织中也有管理者，但由于其时尚无阶级分化，故而担负管理职能的君政刑长，其性质基本上是调节仲裁，而非阶级压迫，目的是要团结民众，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管理者对之亦甚表欢迎，如《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并且，“选贤与能”，在《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曰：“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举舜。”如此等等。 上古文化传统对原始儒学的影响确实十分深巨。《礼记·哀公问》记孔子之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敢为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正之本与！”孟子否认“尧以天下与舜”的说法，认为三代禅让制度并非出于天子个人的意志，因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2）可见，“天”意联系并体现或反映着“民”意，故而“天下”又是与“民”和“公”直接同一的，此即《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亦即孟子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董仲舒《春秋繁露》依据《公羊》之义指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天之所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又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其不臣天下，何谓汤、武弑？”可见其也认为“汤武革命”合乎天道、顺乎民意。“民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 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经济活动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政府 调节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其主要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 发展，平等竞争。不同经济成分还可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 企业主导作用。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手段，既鼓励先进， 促动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别，又防止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在宏观调控上，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中国当下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在这 方面，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大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不过，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流，对中国的经济、政治、 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长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不像人类历史上很多灿 烂一时而终归湮灭的大文化那样，已经失去其深度和存有价值，而有 着辉煌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世界化时代，很多人都意识到，有必要 继承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精淬出来的智慧。 二、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
儒家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重义轻利，当仁不让；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温良恭俭让，中庸之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儒家文化的现代潜能， 在经济、法律手段之外，依靠道德力量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在社会现代化中赋予儒家文化以新的时代生命力，使之成为推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 1、儒家中庸之道与市场经济体制 《中庸》中提出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主张各种对立的东西在相容中化解 矛盾，并相互促动，使社会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保持一种安定有序的发展状态。就其社会作用讲，它以前维系了封 建秩序，因而在近代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常常被人们忽略或作为批判对象。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扎根，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新时代背 景下，作为传统文化中影响长远的“和合”文化则对社会经济发展有 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所有 制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及竞争局面的形成，也会诱发出种种不稳定。 因而，讲究多样性并存，兼容开放的“和合”文化也就必然显示出它 的社会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安定有序的环境，也就必然要求赋予这种文化精神新的含义。 2、儒商文化与市场经济道德 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汤恩佳说，要克服和抵制假冒伪劣、行贿受贿、 坑蒙拐骗、钱权交易等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和防碍社会进步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需要提倡和弘扬儒商精神，主要体现为孔子所说的“仁者 爱人”、“以义制利”和“诚实守信”。 “仁”是儒家的基本道德思想。“仁”的核心是“爱人”，要求“泛 爱众”。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为仁之方。在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人们都能够懂得“仁”的价值，且实行它， 就能够在一定水准上化解人们之间不必要的矛盾。这样不但能够推动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一．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评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甲乙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尊卑等级素服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甚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对，应者有云，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 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並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1]。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學說，是对中国以及東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以人為中心的宗教。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儒家实质上可说是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或是宗教的伦理学诠释，但不是宗教的本身。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形成流传至今的儒家主流。 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成为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又在孔子“仁”的中心理论下提出“民贵君轻”和“仁义”，“王道”的思想，是儒家学派成为蔚然大宗；到了秦国期间。因为秦始皇才有发家的思想，实行思想控制，所以发生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使儒家学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汉代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和无为而治的政策，儒家思想得到了复苏；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思想，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独尊的地位，也奠基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在魏晋时期，儒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挑战；唐代，韩愈首先提出了振兴儒家思想的理论，并提出三教合一的理论；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兴起，也使得儒家文化成为考试教科书，而且广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院系：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班级：090407 学号：090407123 姓名：高玉梅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文价值丧失,人性物化,道德沦丧,信仰危机等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弘扬传统的民族精神,恢复部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倡和平、合作、彼此关心和信任,是文明社会努力走出困境的基本策略。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作为历史的概念,中华民族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其中儒家思想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
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一﹑重视教育,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教学经验丰富；二﹑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自觉遵从真和善，这在当时比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已经进步好多倍了,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三﹑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四﹑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杀暴君,直谏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民族精神；五﹑儒家思想成熟的早,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就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与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非常重视仁,将仁视为“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大德”。孔子甚至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就是,颠沛必于就是。”(《论语·里仁》)表现出强烈的生死以之的志趣与情怀。此德赋之于人,则成为人的本性。率性而行,即成为道。儒学就产生于对此道的传授与修习之中,因此儒学常被说成就是“修己治人之学”,其所蕴含的即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修己”、“内圣”云者,就就是说儒家学者应不断充
实自己的仁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努力形成圣人的品格与能力;“治人”、“外王”云者,就就是说儒家学者要当仁不让,仁以为己任,自觉承担起治理国家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为天下国家的平治尽心尽力。宋儒张载要求儒家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就是对儒家学者所具有的这种使命感与责任心的最好的阐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彖》),就就是说儒家君子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负起自己的责任,奋发图强,永不止息;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彖》),则就是说君子应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与善于接受不同意见与建议,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涵。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仁人志士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之下,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谱写了天地间一曲曲波澜壮阔的正气歌,逐渐形成了儒家文化虽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断奋起的发展态势与善于容纳与接受异质文化的宽广视野。 二、道家:道法自然,逍遥齐物 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道家最为推崇的范畴“道”的原始意义就是指道路,引申为人应遵守的规则与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那些自觉遵守规则与规律的人所达到的自由境界。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的观点。在道家的始祖老子瞧来,道的运行法则就就是“自然而然”,“得道”就意味着必须任由事物成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