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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宗教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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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宗教之比较

(张训)

摘要:提及儒学和宗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而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有些人认为儒学是宗教的同时,却有另外一批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儒学不是宗教。然而,儒家是不是宗教呢事实上这是一个近、现代的课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几千年来,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也没有人会质疑儒家的学者说:“你们儒家是不是宗教”但是自从明朝末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之后,这个问题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一个时常困扰着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包括中国文化区所有的儒家学者、儒家崇信者,甚至东方儒家文化圈都包含在内,而且连西洋的学者也卷入其中,议论纷纷。本文将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产生说起,简单介绍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作出自己的理解,以为管窥豹斑之说。

关键词:问题由来,争论的意见,神道与人道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与明朝末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儒家的思想介绍给西方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就随之成为中西方文化界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至今的学术界对于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由来

西方人把孔子(Confucius)这个词输入西洋人的观念之中,是由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 1552~1610)开始的,他把中文的孔夫子

一词拉丁化为Confutius。在一六九六年殷德释神父(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把Confutius改成Confucius。此后在英文和法文都采用此名,意大利文用Confucio,德文用Konfuzius,俄文用Konfutzii等等。于是儒家思想正式的传入了西方。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和中国士大夫的交流中,充分显示儒释、道为三教,而且耶教(Christianity)和儒教(Confucianism)在教义上非常的接近[1] ,孔子和基督能相辅相成,他认为早期的中国人也相信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但是朱熹的理学是无神论与唯物论,是古代儒教的腐蚀者。西洋人士对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众说纷云,但他们的目的不止于此。

理雅各布(James Legge)为此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比较和描述》。他说:“我之所以谈儒、道,是在说明我们需要者乃在伟大的中国可以传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人类的最高形式。现在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阻碍,已经不存在了。我个人深信他们会接受基督教,以便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使他们能立足于社会规范之上。中国是英国长老会所选择的传教之区,我认为即是如此。”

他认为儒教正好是传播基督教的温床[2],所以西洋传教士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成为基督徒,而“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他们在传教时所必须正视的问题。故而,西洋学者重视的是儒家思想对他们的裨益,其次才顾及儒家是否为宗教的问题。

二、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的两种意见之代表——任继愈,

李国权和何克让

那么,中国的学者在关于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上又有何见解呢以下简单列举一些大家的观点以为佐证。

主张儒家是宗教的任继愈先生于1978年年底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学会成立的大会上首先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认为儒教具有宗教特征。至于儒教的宗教本质,任继愈指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虽已具有宗教雏型,但是,宗教的某些特征,仍有待完善。经历了隋唐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互相影响,又加上封建帝王的有意识的推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儒家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

所以,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是个宗教,确定无疑,但是它没有宗教的名。并且,他还具体的指出儒教含有下列四种宗教特征:(1)至高无上的神:儒教亦宣传敬天、畏天,称国君是天的儿子。君权和神权紧密合起来,而且歌颂孔子为神。

(2)圣贤的追求:儒教把一切学问都归结为宗教修养之学。儒教不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纯洁内心;不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不去认识世界的规律,而是去正心诚意当圣贤。圣贤的规格就是儒教规格的人的神化,即典型的僧侣主义的「人」。

(3)精神世界的追求:儒教虽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却把圣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当作彼岸来追求,亦即把「天国」放在此岸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不在彼岸的现实生活之外。

(4)教主、教义、经典、道统: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3]

但是,任继愈先生在说明这几点时,似乎忽略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儒家与儒学的区分。我认为,儒家与儒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儒家只是指代孔子所创立的“儒”这一学派,是传承“儒学”这个思想体系的主要的成员,而“儒学”则远远不仅限于“儒家”这一学派,它是整个“儒家”思想融合其他学派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换言之,可以将“儒学”视为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狭义上的“国学”。而任继愈先生只是认为儒家是宗教,但是关于整个儒学,他未作明确的解释。

第二,任先生也并未很好的区分儒学的“神”与宗教的“神”的不同之处。儒学的“神”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神”,而不是宗教当中的,特别是基督教当中的上帝那样的“全知,全善,全能”的“神”,虽然儒学之神与宗教的神都给予人的是一种“善”的意义和引导,但是,在如何理解这“神”的寓意方面,儒学与宗教表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取向,也就是在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方面的不同:儒学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向往的是“大同”,“小康”的社会;宗教想让人们向往着天国,是在现实生活之外的彼岸的世界。

第三,儒学的“天”主要是“儒家”的意义上的“天”,它不同于封建迷信与宗教信仰的“天”。这里的“天”也是一种道德意义上

的“天”,儒家提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在其实质上是为了“君亲师”,还是为了现实的人的生活,而并非彼岸的超脱的世界。

而反对儒家是宗教者也不乏其数。李国权和何克让这两位先生在《儒教质疑》一文中,对任继愈的观点提出挑战[4],他们的主要的意见如下:

(1)孔子的天命观是对殷周天命神学的否定

任继愈认为儒家的「天命观」是由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发展而来。但是李国权和何克让反对,他们说:周人的「天命观」,因为提出了「惟命不于常」的观念,已经和殷代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有所不同,而儒家的「天命观」,却又在周人的基础上迈进了大胆的一步。孔子虽然说过一些信「天」的话,例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但这只是在发誓的时候,或者感叹的时候说:天会有什么作用,不能视为儒家「天命观」的实质。而儒家「天命观」的实质是什么呢李国权和何克让指出:孔子的「天」不是上帝的天,不是虚幻的精神世界,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为,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的天,是指不断运行的自然界。再者,孔子对鬼神的存疑,绝口不谈鬼神问题,乃是对殷周「天命神学」的怀疑和否定。

(2)孔子的「仁学」是对专制宗法的摆脱

任继愈认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李国权和何克让则反对这一点。他们认为:

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仁学」为中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基本命题,是要求摆脱宗法制度的羁绊的呐喊,虽然说它对统治阶级也有用处,不仅可以用「仁」的思想来调整内部关系,也可以用来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孔子把「推己及人」、「举贤才」、「使民以时」、「取信于民」等纳入「仁学」命题之后,应该肯定这在古代思想发展中是一种崭新的形式,特别是这种思想,具有民本思想的萌芽。如果把孟子对此一思想的拓展包含在内,那么「民贵君轻,土芥寇仇」的命题,则完全是对「尊尊」的改造。

(3)儒家具有反宗教的一面

任继愈认为儒家学说的流传和发展,只有一条线索,而且这条线索只是儒家变成儒教,而无儒家的精华被继承和发展。李国权、何克让认为这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他们说:

任继愈认为儒家有「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还有其它的可能,统观二千多年的历史,宗教学说的流传和发展,并不是单独一条线索,而是纵横交错,情况极为复杂。

他们特别的强调说:在考察儒家学说的演化过程时,要防止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性观点,不能只看到其接受封建政治改造,被利用作统治工具,「可能」变成宗教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它自己独立的发展线索以及反宗教的一面。[5]

而且,他们也反对「儒教二次改造说」认为即使在汉代,儒学并没有成为统治者,而董仲舒的唯心主义、迷信不等于宗教,宋明理学

不是儒教的完成,并且孔子也不是所谓的儒教的教主。他们坚持如下的主张: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不是「儒教的教主」、「称国君是天子」,虽儒学着作中出现过,但丝毫不像宗教那样,特意去塑造具有无限权威,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6]

虽然李国权、何克让两位先生的论述我比较认可,但是,他们为了证明“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采取的宁可抹煞事实,也不愿承认宗教对社会有进步作用的做法则显得过于偏激,属于主观臆断的作为。而且,孔子对鬼神的存疑,绝口不谈鬼神问题,也不是对殷周「天命神学」的怀疑和否定,只是换为了另外的一种意义,孔子关注的更多的是现实,而不是“天”,“天命”之类的超越于现实生活的东西。

三、儒学与宗教关系之我见——神道与人道的区分

因此,综合以上所述,我以为,儒学在很大的程度上虽然不是宗教,但由于其自身的发展和孔子之后的一些儒士的“别有用心”的继承和改造,使得儒学具有了宗教性。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宗教。如果将宗教定义为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那么儒学可以视为一种宗教,因为,儒学关注的就是人,人的现实的生活以及人的精神的追求。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的哲学以及所有的人文学科也是宗教,因为它们也是给人以终极关怀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宗教是虚幻的,是超人间化的,它是统治人们的那些超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颠倒的反映,即由对超自然实体即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

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所以,宗教关注的或者重视的是神,是上帝,它将目光放在了天国,虽然它是在人间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它从一产生就注定了它只是作为人间和天国之间的沟通的使者,它的目标也是将人引向天国,让人远离尘世,超脱尘世的生活,进入天堂。

而儒学却与之相反。儒学从它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就是一直将重点放在了人的身上,注重人的现实生活,而孔子本人也不语“怪,力,乱,神”,而在提及鬼神之说时,孔子也只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儒学自产生起,就是以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为自己的态度的,而它的目标就是使人在现实生活得更好,大同的社会就是儒士们心中的最为理想的社会,小康的社会则是他们在大同社会永远无法达到时的最高的奋斗目标。虽然,儒家学者也提到了“天”,“神”等概念,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让人信奉神而提出神,也就是说,不是为了神而提出神,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上,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的现实生活。而且,一些人虽然讲“天”,“神”,但他们自己却不怎么相信神,经常做出一些为人神所不齿的事情来。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时常发生的。

所以,我认为,宗教是为了神而进入到人间的,而儒学则是在人间形成,并为了人的现实生活而发展起来。当然,这里要讲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等,它们也是因为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下来的。当宗教发展到威胁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时,统治者就会进行对宗教的重大打击活动,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又是以儒学的思

想为主要的治国思想的,这使得儒学在某些方面是与宗教对立的。也就是李国权、何克让先生所言的“儒家具有反宗教的一面”

然而,宗教为了生存下去,被迫对统治者进行妥协,使得它也像儒学一样,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并且,儒学的最终还是束缚住“专制宗教”当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与宗教是既相互排斥,又是相互影响并融合的。

而且,宗教重在信仰,追求的是一种对现实的外在超越,因而,它设置了一个彼岸的超物性的存在物,同时,宗教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教规和经典,以及特定的活动场所。它要求人具有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而儒学讲究的是情感,追求的是以仁爱精神为主的内在的超越,所以,儒家,特别是孟子,特别注重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但是,“心”,情感是不稳定的,且又不好把握,所以,要用礼乐去教化百姓,要制定规范让然人去遵守,以便使人过着有道德的生活。

总而言之,一句话,儒学不是宗教,因为宗教讲的是神道,而儒学讲的是人道。

然而,儒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儒士们继承和改造,特别是汉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相与”,使得它具有了宗教性。

一方面,是孔子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被当做神而被人们顶礼膜拜,历代的封建君主都给与他很高的封号和荣誉,尊称他为“至圣”以及其他的封号,使得它可以与三皇五帝并列,甚至是超越了他们在世人当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儒家的着作(像《论语》《中庸》等)

和思想(如“三纲五常”等),被统治者视为圭臬,甚至是不加辨别的加以利用,以致很多悲剧的发生;同时,儒士们制定了很多宗教式的礼仪让人去遵守,建造很多的祠堂庙宇让人去参拜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

而使儒学具有宗教性的原因在我看来,有这样两点。一是:儒士们为了确定儒学的绝对统治地位,为了确保儒家的思想能够得到社会的,尤其是统治者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有意的使儒学带有一些宗教性的东西在其中,以使人们相信儒家的思想,也就是说,让人去信仰孔子,信仰儒学。二是:儒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宗教的一些东西,使得它具有了宗教性。我们知道,儒学和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这是文化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而且,具有了宗教性的儒学更容易吸收“信众”,特别是那些知识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这样,儒学就可以在社会上,无论是在统治阶级,还是在普通的百姓之中,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注释:

[1] 利玛窦着,《天主实义》,明朝崇祯年间刊本,上卷,第12页。

[2] James Legge,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0) 第242页,第308—309页。

[3] 任继愈着,《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第67—70页。

[4] 李国权、何克让着之《儒教质疑》一文,刊于《哲学研究》月刊,1981年,第七期。

[5] 同注[4],第22—24页。

[6] 同注[4],第29页。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危害与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危害与影响 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 儒家思想之精华——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正是治疗现今人伦道德衰微,人情 疏离,社会冲突的一剂良药.,所以儒家文化受到中国多数人的认可和尊重. 但综观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凡是儒家文化被削弱的时候,国家必 定强盛;凡是儒家文化发展到最强大的时候,国家必定蠃弱. 所以儒家文化在为中国带来利的同时也带了对中国的危害.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危害: 一,从历史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儒学制国,结果国家不但没有强盛,反而很快被灭.西汉武帝以前,没有实行儒学,实行了黄老学说,国家逐渐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为了对付匈奴,采用了加强集权,这个时候儒学站了出来,他们 的投机获得了君主的欣赏,从此以后,儒学更是时时刻刻的鼓吹君主,一直持 续到毛泽东的批孔。西汉的灭亡可以看做是儒家同法家斗争的结果,在整个西汉,法家是有一定地位的,所以西汉时期,国家很强大…………… 明朝,儒家学派再次加强,明朝被灭是必然的; 清朝,前期,儒家学派并不完全被满族统治者所接受,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期统治者也把儒家当成了制国之宝,结果不用说了,灭亡。 民国,乱世,儒家自然被削弱。 新中国,儒家被毛泽东强力打压,被削弱。 二、从儒家文化的本质分析 儒家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君主文化,他们推行“君权神授”,皇帝为上 天之子。皇帝自然喜欢的不得了,儒家自然获得地位。可以这么说,儒家文化 一直试图通过拍君主(统治阶级)的马屁,获得君主的欣赏并接纳,同时获得 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再者可以宣扬自己的儒家道义。 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文化,他们是在维护自己文化的同时,宣扬和 其它文化共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儒家文化是一种懦弱文化,儒家学派大大的培养了背叛者,从历史来看, 往往会发现更换朝代时,新的朝代很快的被儒家文化所认同,它需要获得新的 君主的支持。 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安慰和精神胜利的文化,这是这种文化最大的 弊端,他们总是可以在失败中寻找到胜利的果实,至少是在精神上。 三、为什么儒家文化会获得如此的地位? 儒家文化是通过加强君主的权利,以及统治阶级的地位等等一系列道义来 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推广,并由此来获得大量的信徒---儒生,并提高这些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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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D. 学习自己想要的知识 9、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什么?() A. 修身 B. 齐家 C. 治国 D. 平天下 10、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 A. 人生 B. 理论 C. 儒学 D. 传统道德 11、“身心和谐”中“心”在儒家思想中指的是?() A. 心脏 B. 人的精神 C. 心思 D. 心情 12、下面哪种行为背离了“慎独”的原则?() A. 雷锋助人为乐,不留姓名。 B. 王刚从不随地吐痰,即使在没人的野外。 C. 李红捡到一个钱包,他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于是归还失主。 D. 小明在夜深没人的时候,把街边的垃圾桶踢倒。 13、“守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表示孝顺的行为,父母过世,古人一般守丧几年?() A. 一年 B. 两年 C. 三年 D. 四年 14、”三不朽”理论最早由谁提出?() A. 范宣子 B. 孔子 C. 孙子 D. 叔孙豹 15、下列哪个不属于中国文化的三大思想源头?() A. 儒 B. 道 C. 佛 D. 法 16、“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哪部典籍?() A.《礼记》 B.《论语》 C.《孟子》 D.《周易》

第十七讲 三教交融与儒学的宗教性

第十七讲三教交融与儒学的宗教性 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史籍中常有“三教”之称。所谓“三教”,亦即儒教、佛教与道教。佛、道之为宗教,学术界似无异议。至于儒教是否亦属宗教,学者们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些学者指出,“儒教”之“教”,是指教育之“教”,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有些学者则认为,儒教与佛、道二教一样,同属宗教。这里不想去评判二说孰是孰非,只准备扼要介绍一下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看看儒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 儒家学说的入世精神 儒家有传统儒家与“新儒家”之分,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人世精神。 儒家自孔子起,就主张重人事而远“天道”。孔子的一生,一直在实践这一主张。为了“用世”,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为了“济世”,孔子亲率弟子“斥于齐,逐于宋,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犬”(同上)。他虽然对管仲的越礼行为颇有微辞,但却推崇其“相桓公,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之仁乎?”他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其用世之心,济世之情,溢于言表。 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主张“用世”,提倡“济天下”。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并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上)孟子的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来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座右铭和

行为准则。 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提倡“人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虽然一再声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仍强调:“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春秋繁露·考功名》)降至宋明,理学家们更把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大学》抬到了“四书”的地位。 宋明新儒学的学术重心,在于心性义理,讲修心养性、成贤作圣。但是,修养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成其为圣贤?朱子认为:“自古无不晓事之圣贤,亦无不通变之圣贤,亦无闭门独坐之圣贤。”(《宋元学案·朱子学案》)二程也主张圣贤应该是管事的圣贤,“人世”的圣贤,认为“世事虽多,净是人事。人事不叫人去做,更叫谁做?”陆九渊更以“同体大心”来说明“宇宙内事乃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分内事”(《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把“忧世”看得比“仁”更重要,他说:“读者不知按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叶适集·赠薜子长》)。 两宋之后,有感于宋之灭亡,儒门学者对于“凭空蹈虚、高谈性命”更为深恶痛绝,明之宋濂便宣扬“真儒在用世”,主张“圭有补于世,死有闻于世(方孝孺:《送方生还宁海》);黄绾、方孝孺等更直接提倡“经世之学”,主张“以经纶天下为己任”,明言“儒者之道……无有不达乎世务而可以为儒者”(方孝孺:《庞统》)。明清之际及清代的一大批儒门思想家更大讲“经世致用”明确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 纵览儒学的历史发展,自先秦至明清凡两千余年,始终有一条主线贯串其中,即志存天下,积极用世。中国儒家的这种人世精神,现在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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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的静态与动态的区别。论证得出:儒家思想与中国原始宗教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孔子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周公,具有文化的连续性、继承性。虽然孔子对原始宗教加入了的人文关怀,但终究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社会生产力条件的制约。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和神道设教具有显著的宗教性,作为儒家的代表思想的天命观继承了三代以来对原始“天”的崇拜,又更加抽象到主宰人生命运、自然世界的不可抗力、超自然力。儒家以神道设教作为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基础,其主要思想是对天和祖先的敬畏,在其敬天法祖的思想下,对天和祖先的祭祀活 动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儒家思想有极强的内在道德超越性,使其信仰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具有宗教性和独特的人文关怀。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伦理的指导法则,带有宗教性的禁欲等思想。但儒家思想缺少宗教所必须的宗教仪轨、宗教组织。综上所诉,儒家思想具有较强的宗教性,但不是完整意义的宗教。 【英文摘要】In recent years, About Confucianism whether for religious research and debate attention by academia.Since the 1990’s, Chinese society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as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reform and ope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state policy, especially countries formally began with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o locate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economy of traditional later, people value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began to change,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and body and mind

为什么说儒家是教育不是宗教

为什么说儒家是教育不是宗教?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宗教的基本特点,宗教的三大基本特质大概可以表述为:宗教崇拜超自然的东西,这些东西形成信奉者不以现实为相互印证的信仰;宗教关注的是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认为神灵主宰宇宙并以因果报应为价值规律;每一种宗教都相应的有其严格的宗教祭拜仪式。以儒家学术方法对比儒家与宗教,则可以辨析儒家与宗教的本质性差别。 首先考虑对超自然力量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见儒家对其是敬而远之的。实际上,儒家对鬼神之说的态度向来较为含糊,但儒家认为自然万物皆有其规律,所谓“天道”自有其不以神力而改变的自己的规律。在这里,儒家所谓的“天道”,实际上是一种至高的理性范畴,它是没有人格与形象,也没有神秘色彩的。儒家实质上是一个严谨的学术体系,它是教育而非宗教。儒学的核心是一个注解与阐释的系统,它将儒家经典学术的含义与现实联系起来,以经典与现实现象互相解释,同时也相互印证。而在用儒家经典解释现实的同时,经典的含义被定义成与现实更为符合的意思,可见儒家学术的认识的基础是现实世界的事实,而非超现实力量。 从受众面及阐释者来说,宗教教义传播的基本方式是教

法家的讲解,他们被认为是神在世间的代言人。而对于绝大多数信徒来说,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无条件相信宗教的内容,而不能对宗教的内容进行新的阐释。对于宗教世界来说,解释宗教教义是少部分教士的工作,大多数信徒只能是盲目地信奉。世界的未来掌握在少数宗教的“上层人士”手中。而儒家与此情况则极为不同,在儒家世界里,读书人钻研儒家经典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对经典的注解和重新阐释,从这一方面来说,阐释儒学经典是整个受教育阶层文化生活的主体。儒家要做的似乎是通过教育世人而让他们去重新思考与认识,去与现实相印证并找到自然世界的真理。而宗教生活的主体永远是信仰,与现实联系甚少甚至是毫无干系。 再说对终极价值的认识,宗教普遍崇拜鬼神而认定人的灵魂的存在与不灭,并以生命行为判定灵魂的归属。而儒家更关注的是现实世界,无暇也不愿去考究不可验证的超自然事务。孔子的弟子曾就祭祀的问题相询,孔子认为我们对人生时的情况尚且不了解,又如何知道死后的情形;我们对生存的人民要做的事尚未做好,又何必过多关注死去的人或是虚无缥缈的鬼神呢。所以说,儒家执着于解决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及人民生活疾苦,淡漠人的所谓“灵魂”的最终归属。 关于儒家礼仪,它以礼教来维持社会等级秩序,儒家是礼仪的维护和倡导者,但不是礼仪的制定者。通常来说,宗教制定礼仪,信奉鬼神,这与儒家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2008-01-20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Hegel )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宗教”的界定和对宗教的价值评价,而且涉及到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界定与评价。只有超越“绝对他者”的一元神宗教的界定方式,只有超越排斥性的、二分法的寡头人文主义的“启蒙心态”,才能真正理解“儒学是什么”、“儒家的特质是什么”和“儒学精髓与精义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教性功能的讨论,只是这场讨论的浮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关于儒家道德实践、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背后之超越理据的发掘和发挥。因此,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的“性与天道”、“天人合一”、“超越内在”、“两行之理”、“自我转化”等方面的讨论,成为当代儒学的中心与重心。本文拟通过对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四人关于道德宗教意蕴的研究,展示当代新儒家这一方面的重大贡献,及其给下一世纪中国精神之继承与创新的多重启示。 一概述 本世纪曾不断发生过儒学究竟是不是哲学或是不是宗教的怀疑与争论,原因盖在于人们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学或一元宗教作为唯一参照来评释东方儒家思想。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盛行,“宗教”在中国近乎成了贬词,与“迷信”打上等号。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胡适以进化论、生存竞争学说的信仰代宗教;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重佛法而不忍以佛法与宗教等量齐观;欧阳竟无亦说“佛法非哲学非宗教”。唯有处在广州、香港中西文化接触地带的康南海、陈焕章师徒,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欲化儒家为儒教(孔教),但他们有太强的政治功利心,且对宗教的精神价值并无深层理解。 我国知识精英出于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心结,几几乎全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并使之变成20世纪中国的强势意识形态。这就包括了对宗教的贬斥,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科学至上,乃至以平面化的科学、民主的尺度去衡量前现代文明中无比丰富的宗教、神话、艺术、哲学、民俗等等。其解释学框架是单线进化论,如孔德(https://www.doczj.com/doc/513162941.html,te)的“神学――形上学――科学”的三段论,特别是已成为我们几代人心灵积习的“进步――落后”的二分法。其“成见”“前识”正是以“排斥性”为特征的(排斥宗教、自然等)寡头的人文主义。

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与现实意义

儒墨之争 新闻班李颖121300151 东周时期,中国历史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乐”遭受极大的破坏,诸侯争霸,乱世烽火,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活跃起来,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建议,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同时,儒学与墨学并称当世两大显学,有“非儒即墨”之称。同为百家争鸣中的佼佼者。 “仁”之争 儒学的核心思想首先是“仁”,他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要求和理想。“仁者爱人”,对统治者来说,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对家族成员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要孝顺父母。悌,弟对兄要恭顺。反之亦然。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泛爱众”、“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 儒家提倡的“仁”表面上来看,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孔子一直致力于复兴周礼,以便让其为封建统治服务。而周礼中“宗法制”则要求严格的等级制度划分,强调“亲亲,尊尊,长长”。《孟子·告子上》就明确记载:“亲亲,仁也”。这样爱就有了亲疏薄厚。 而墨家核心思想之一“兼爱”则是不分贵贱,不分亲疏的一种无差别的爱。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要“兼相爱”。

这样,人与人便能和睦相处,国家和平交往,共同繁荣发展。是一种与儒家“爱有差”相对立的“爱无差”。 这种思想对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会起到一个极大的鼓舞作用,但它并不实际。也就是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兼爱”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存在。因为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民族或者国家,所走的必然道路就是强盛则扩张。在任何人眼中,追求更好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人在意自我的强盛之路是否干涉到别人的利益,经济或者是文化。《庄子天下》篇中也表达了这个观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厚葬”与“简丧” 孔子极力推崇“周礼”,而受周礼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宗法制”的影响,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提倡和维护。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论语》里有“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要求子女住在父母的墓边,不能食肉,不能近女色。 繁琐隆重的葬礼,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会使国家不堪重负。而“久丧”习俗亦会使很多人不事生产,无法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据闻当年的墨子也曾师从儒家,但他因为无法认同儒家观点而自成一系,创立墨学。可谓是跟儒家完全对立化的提出“节葬,”的

儒学与中国文化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儒学与宗教之比较

儒学与宗教之比较 (张训) 摘要:提及儒学和宗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而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有些人认为儒学是宗教的同时,却有另外一批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儒学不是宗教。然而,儒家是不是宗教呢事实上这是一个近、现代的课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几千年来,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也没有人会质疑儒家的学者说:“你们儒家是不是宗教”但是自从明朝末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之后,这个问题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一个时常困扰着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包括中国文化区所有的儒家学者、儒家崇信者,甚至东方儒家文化圈都包含在内,而且连西洋的学者也卷入其中,议论纷纷。本文将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产生说起,简单介绍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作出自己的理解,以为管窥豹斑之说。 关键词:问题由来,争论的意见,神道与人道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与明朝末年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将中国儒家的思想介绍给西方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就随之成为中西方文化界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至今的学术界对于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由来 西方人把孔子(Confucius)这个词输入西洋人的观念之中,是由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 1552~1610)开始的,他把中文的孔夫子

一词拉丁化为Confutius。在一六九六年殷德释神父(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把Confutius改成Confucius。此后在英文和法文都采用此名,意大利文用Confucio,德文用Konfuzius,俄文用Konfutzii等等。于是儒家思想正式的传入了西方。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和中国士大夫的交流中,充分显示儒释、道为三教,而且耶教(Christianity)和儒教(Confucianism)在教义上非常的接近[1] ,孔子和基督能相辅相成,他认为早期的中国人也相信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但是朱熹的理学是无神论与唯物论,是古代儒教的腐蚀者。西洋人士对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众说纷云,但他们的目的不止于此。 理雅各布(James Legge)为此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比较和描述》。他说:“我之所以谈儒、道,是在说明我们需要者乃在伟大的中国可以传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人类的最高形式。现在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阻碍,已经不存在了。我个人深信他们会接受基督教,以便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使他们能立足于社会规范之上。中国是英国长老会所选择的传教之区,我认为即是如此。” 他认为儒教正好是传播基督教的温床[2],所以西洋传教士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成为基督徒,而“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他们在传教时所必须正视的问题。故而,西洋学者重视的是儒家思想对他们的裨益,其次才顾及儒家是否为宗教的问题。 二、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的两种意见之代表——任继愈,

儒学与政治

儒学与政治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确实与政权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传统的经典著作留下来的主要有有《论语》、《孟子》、《大学》等,里面的论述都涉及到政治方面。像《论语·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大学》这本书主要是讲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一个基本思路,也可以说是一个由内心圣明到向外推己及人,进而建立制度的一种理论,也是一套政权运作的表现方式。同时,儒家思想也被看作是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为政权服务。但是,儒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权,以及在政权之下儒家的发展如何?我认为与其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不如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来研究讨论,考察这个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权的相互关系,只有这个基本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够依靠客观、真实的史实来研究讨论儒家思想与政权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大学、明明德、至善、儒学与政治 我们先从《大学》了解儒家的“内圣外王”的基本思路。 一、读《大学》后对它的理解 《大学》章句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人,在至於至善。”② 朱熹注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明德,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昬;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逐明之,以复其初也。” 什么是大学?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这样讲大学:“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民,则既莫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也。”所以,在朱熹看来,大学就是古人教书育人的方法,民由天生,被赋予仁、义、礼、智等崇高的德行,人生下来之后被欲望所蒙蔽,明德并不能显现出来。通过大学这种教育方法,帮助我们重新找回这种明德。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这样讲:“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中华书局, 1983年, 第五三页.

儒家思想对中国宗教的作用及世界意义

儒家思想對中國宗教的作用及其世界意義 李蘭芬? 二十世紀的後半葉,基督教神學家漢斯?昆(Hans Kung)發起了倡導全球倫理的運動。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導致宗教與倫理的關係,再又一次成為學界及思想界關注的焦點。美國學者賓克萊(Luther J. Binkley)分析當代西方社會變化中的價值觀時曾指出,宗教要「繼續成為改造人生的一種力量」,就要「能夠證明宗教和人類本身的存在有關,和人類企圖消滅種族的和社會的不公平的努力有關」換言之,「如果宗教想要對現代人有任何價值,它就必須適合他們生活環境的需要」。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宗教思想家們必須「按照流行的哲學和倫理思潮給予宗教意義以新的解釋。」1毫無疑問,宗教對人類在未來發展的作用體現,其中一個重要途徑便是繼續發揮宗教在人類倫理、道德事務上的作用。為了承擔這一重要的歷史使命,宗教在某種意義上,與倫理的結合是必要的途徑。 但是,儘管宗教與倫理有著密切的關係,二者畢竟是兩個不同領域的事情。即使是面對同樣的人類問題,兩者關懷的角度與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因而,宗教與倫理可能在那種意義上相互結合,對宗教而言,可能在什麼意義上從倫理那裏吸取承擔自己使命的源泉,是當代宗教發展必須正視的問題。 在這篇論文中,我試圖對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宗教加以界定,進而對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行一般性分析,並通過具體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與宗教的關係問題,特別是分析儒家思想如何通過玄學體現其作用中國宗教的可能和方式等,探討儒家思想對中國宗教的作用問題,對世紀之交的世界宗教與倫理關係解決的出路問題的意義。 一、狹義界定下的中國宗教與倫理 狹義界定的宗教,與從文化或文明的廣泛視野中,對宗教的一般性定義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在狹義的宗教界定中,除將宗教一般地看成對人類文化、文明發展具有核心作用的人類精神、意識形式外,還相對地規定這種特別的精神、意識形式,在體現其作用時,主要地通過這樣幾種相互關聯的途徑:宗教情感、宗教觀念和理論、宗教行為、宗教組織和制度。按與漢斯?昆合作倡導全球倫理的美國學者斯威特勒(Leonard Swidler)的話來說: 傳統上所稱的宗教,即「對生活的終極意義和相應地該如何生活的一種解釋。」通常,所有的宗教都包含四個C——信綱、規範、崇拜、社團結構(Creed, Code, Cult, Community Structure),並以關於超越者的概念為其基礎。 「信綱」指的是宗教的認識方面,即進入了對生活的終極意義之“解釋”的每一種東西。「規範」即行為或倫理規範,包括或多或少是隨信綱之某一方面而來的一切行動規則和慣例。 「崇拜」意指所有這樣的禮儀活動,這些活動直接或間接地使信徒同超越者之某一?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講師。 1L. J. 賓克萊著,馬元德、陳白澄、王太慶、吳永泉等譯:《理想的衝突:西方社會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87。

杜维明儒学宗教性思想探析

第23卷第3期2009年6月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 ienc es) Vo l.23No.3 Jun.2009杜维明儒学宗教性思想探析* 韩国茹 (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 [摘要]20世纪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关于儒学宗教性的研究。第三代新儒家学者杜维明一方面继承了前辈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作出了他的创新。他关于儒学宗教性的主要观点包括两点:一是内在超越;二是一种作为群体行为的终极的自我转化。在第二点中他突出强调了社群是个人自我转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构成了他对儒学宗教性课题研究的特色。 [关键词]内在超越;终极的自我转化;信任社群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304(2009)03-0026-05 Studies on the Religious C haracter of C onfucianism of Du Weiming H AN Guo-ru (Depar tment o f Philosophy,Nankai U niver sity,T 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One of the m ost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study on Confucianism in20th century is about the re-lig ious char acter of Confucianism,on w hich Du Weiming,o ne o f the scholars of the thir d generatio n new-co nfucianists,not only accepts the results o f the antecessors,but also moves forw ard.Tw o ideas a-bout the r elig io us character of Co nfucianism are:one is Confucianism,bo th imm anent and transcendent, the o ther is the w isdom o f ultimate self-transfor matio n in society w hich em 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f-i duciar y com munity in self-cultivating,and the second idea makes his study distinctive. Key words:imm anent and transcendent;ultimate self-transform ation;fiduciary co mmunity 20世纪50年代以来,儒学宗教性课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杜维明说,/讨论这个课题是及时的,乃是因为目前中国国内与海外华人正在讨论-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三期发展.问题0[1]。加之国际上正在进行着的儒耶之间的对话,儒学宗教性的研究对于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发展以及宗教研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牟复礼曾经说过,/杜维明儒学观令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日益强调儒学的宗教性0[1]。杜维明的儒学宗教性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理论创新。 一、儒学宗教性的核心:内在超越 杜维明接受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对于儒学宗教性的核心的阐释,即内在超越观念。他也认为儒学虽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不像基督教一样具有一个外在的/完全他者0(wholly other)的上帝,但是儒学却具有宗教性,有它自身的超越性观念,杜维明在不止一处提到了儒学也有它自身的超越者。/对超越者的一种诚敬的对话性的回应0[2],/儒家倡导的人文主义,既不否认也不轻视超越者0[2]。对杜维明来说这个超越者,在儒学的思想脉络里是指天、天道、诚、心等形而上的层面,特别是/诚0这个具有客观性的概念。杜维明认为这些观念是整个儒学思想的超越的支撑点。它们的超越性虽然不像上帝那样显而易见,但是它们所代表的价值和意义确实不能完全属于个人、社会、自然以及宇宙(即使它们可以部分地被人体现于这个世界之内),是超越这些现实存在的。它们的意义结构与这个自然的、现实的世界的差别不能从量上加以说明,而只能是质的区别。 但是在提到这些超越者的象征符号时,杜维明 *[收稿日期]2009-02-26 [作者简介]韩国茹(1981-),女,河南新乡人,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

儒学是不是宗教

儒学是不是宗教?(整理) 一、问题之肇始与演变 “儒学是否宗教”可以一直上溯到明末清初开始的“中国礼仪之争”。“中国礼仪之争”如果从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1565 -1655)在利玛窦(MatteoRecci,1552-1610)1610 年去世后接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算起,到1939 年罗马传信部发布教皇庇护十一世教谕时为止,长达340 年之久,即使从17 世纪30 年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开始同耶稣会公开发生争执时算起,也绵延了 3 个世纪。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当时在我国传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诸多基督宗教传教团体,而且还牵涉到罗马教廷,牵涉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克雷芒十一世和庇护十一世,牵涉到康熙、雍正、乾隆诸位中国皇帝,不仅牵涉到中国一大批教内外士大夫,而且还牵涉到欧洲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然而,如所周知,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别的,正是“儒学是否宗教”这样一个问题。至19 世纪末,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维新变法运动和民国早期,康有为、陈焕章等先是在京创办“保国会”,呼吁“保国、保种、保教”,后又创办“孔教会”,显然是从宗教向度来理解儒学的。其后,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等却反其道而行之,均强调儒学的科学性而否认儒学的宗教性。然而,至20 世纪中叶,情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又重新肯定儒学的宗教价值。他们的这样一种立场在1958 年元旦发表的由唐君毅起草,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合署名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1978 年底,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 推翻五四以来的定论, 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 由此引发激烈争论。由于关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儒教(或儒学、儒家)是否宗教”的问题, 尽管参加争论的学者并不很多, 然而它确是2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最具挑战性, 也是一个颇有争议并使诸多学者颇感困惑的问题。时至今日,20 多年过去了, 虽然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认识,且大多数学者仍持否定或有条件的否定意见, 但理解和支持者开始增多。 20 年来的儒教争论, 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自“儒教是教”说提出至80 年代中期。 80 年代初, 任继愈发表了《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1 期), 《儒家与儒教》(《中国哲学》第3 辑, 三联书店, 1980年8 月),《儒教的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2 期),《朱熹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5 期)等一系列文章, 论证“儒教就是宗教”。对此,一些学者表示质疑,并纷纷撰文予以反驳主要有李国权、何克让《儒教质疑》(《哲学研究》1981 年第7 期), 张岱年《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哲学研究》1981年10期), 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3 期),崔大华《“儒教”辩》(《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林金水《儒教不是宗教——试论利玛窦对儒教的看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 期), 李锦全《是吸收宗教的哲理, 还是儒学的宗教化》(《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可以说, 当时认为“儒教是教”说的学者, 只有任继愈一人。就笔者初步统计, 该阶段共发表文章十几篇。参加争论者几乎都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争论焦点是“儒教(儒家儒学)是不是宗教”。 第二阶段, 自80 年代末至2000 年。 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文史知识》1988 年第6期),《论白鹿洞书院学规》(《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1月),《从程门立雪看儒教》(《群言》1993 年第2 期), 《朱熹的宗教感情》(《群言》1993年第8 期),《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

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

【内容提要】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1913-1917年,该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摘要题】思想·文化 【关键词】孔教/宗教/民初/思潮 【正文】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该问题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清末民初康有为等人试图创孔教的实践,近年来有不少专著和论文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未有专题研究充分展示论战的全貌,以至对该问题缺乏全面研究。鉴此,笔者试图全面梳理参与论战的双方、言论及论战之结果,将其置于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揭示隐藏在辩论背后的实质问题——何以该讨论发生在民初?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一 1913年8月15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孔教会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国会请于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因争论双方均将孔教是否宗教作为孔教能否定为国教的前提,孔教是否宗教也因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到第二次国教请愿失败终,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潮之一。 为了有助于认识这场辩论,笔者将双方之言论陈述如下。若以赞成、反对孔教为尺度,可将民初思想文化阵营略分为二,前一阵营大致以孔教会成员为主:第一,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主要领导人,建构了兼具人道与神道,且优于基督教的孔教理论。 早在清末,康有为就“致力于将儒学转化为宗教”,随着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康氏着手“将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化为宗教”(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以挽救“国亡教危”的局面。1912年,康氏授命陈焕章创办孔教会,并亲自撰写孔教会序,宣称“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孔教是“人道”教,所谓“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 作为孔教会的直接领导人,陈焕章秉承其师的孔教主张,撰写了孔教会的纲领性文件《孔教论》。(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在《孔教论》中,陈氏首先指出孔教之精髓是《书经》所谓五伦,《礼记》所谓七教。然“《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是故有神道设教。可见,“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而尤偏重人道”,故“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且“野蛮时代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是故,孔教乃重人道、优于其他宗教之“特别宗教”。其次,陈氏论证“教”之界说,认为“孔教之经传,其确定教之界说者,莫著于《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谓之性,率性之谓之道,修道之谓之教,此教之定义也”。据此“评论孔教,则孔教之为教,铁如山,不可动矣”。最后,陈氏指出孔教具备基督教所具有的宗教要素,诸如教主、上帝、教堂等。(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要之,孔教就是宗教。此外,孔教会人士还从征诸宗教的不同定义以论证孔教。如张东荪认为确定“孔教果为宗教否”,“在宗教之定义”,张氏考证康德、斯宾塞、赫胥尼等人对宗教的定义,概括出作为宗教的四要素,而孔教具备此四要素: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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