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盟在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要遵
守国际法
【美国和欧盟在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要遵守国际法】
2016 年5 月12 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中国目前尚未满足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大标准为由，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政府拘泥于与中国签订的“入世”协议约束，不便公开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在暗中设置障碍，意欲与欧盟联手在WTO 框架内阻碍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希望欧盟履行对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遵守国际法。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同观点，其焦点无非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WTO有无市场经济标准(2)美国、欧盟标准是国际法规则吗(3)WTO 授权美国、欧盟使用其标准了吗(4)中国“入世”承认了非市场经济地位了吗(5)2016 年12 月11 日以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需要缔约国承认吗本文试回答以上问题。
一、WTO 的市场经济标准现在国际法理论界一致认为，迄今为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和WTO 对“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及其标准并无明确的概念。“市场经济地位”原本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并非国际法概念，国际法也没有相关的定义和解释。①事实果真如此吗
1 9 5 5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捷克)工作组在审查捷克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时，对1 9 4 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条第1 款作了注释
2 ( N o t e 2 A d A r t i c l eVI : 1 , 以下简称“注释2”)：“各方认识到，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
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恰当的可能性。”①
“注释2”没有从正面界定“市场经济”的内涵，但是它从“市场经济”的反面确定了“非市场经济”的两个标准：一是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由国家垄断，二是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这也就是学者所谓的符合“市场经济”标准的两个“高门槛”。②今天的WTO 之“非市场经济”的概念发源于该注释。该注释不是全体成员作出的，按照GAT T 的规定应当没有国际法效力，但是它在WTO《反倾销协定》生效之前却适用了将近1 2 年。不过，1 9 6 7 年6 月肯尼迪回合谈判达成的《反倾销法典》第 2 条(g)款提及了此问题，并对注释的效力进行了“追认”，将其升格为补充规定。之后的东京回合产生的《反倾销法典》和1 9 9 4 年生效的《反倾销协定》(即1 9 9 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条，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皆沿袭了以上规定，③最后成为《反倾销协定》第2 7 条的条文：“本条款规定不得损害GAT T 1 9 9 4 附件I对第6 1 条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④
现在我们还说GAT T 和WTO 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那是法律虚无主义。1 9 9 4年生效的《反倾销协定》第2 7 条已经毫无悬念地确认了“非市场经济”的2 条标准：(1)贸易由国家垄断;(2)价格由国家确定;除此之外，GAT T 和WTO 没有规定过其他“非市场经济”标准。如果哪一个WTO 缔约国、哪一个学者试提出GAT T和WTO 还规定了其他市场经济概念或非市场经济标准的，应当负举证责任。任何缔约国或者学者在满足“谁主张谁举证”义务之前，坚持其主张的，纯属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信口说说而已，具有法律操守的国际法学者对此不必当真。
1 9 5 5 年提出的“非市场经济”概念与“市场经济”概念是反面对称的。GAT T和WTO 既然已经确定了“非市场经济”的标准，一个国家经“非市场经济”标准评判得出否定结论，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属于符合
一、阐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互相关系的行为规则。 国内法是调整一国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 国际法与国内法都是法律，它们具有法律的共同性：（1）它们都在一定的社会之内发生法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国际社会或国内社会。（2）它们都具有一套行为规则来调整社会关系，无论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或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则。（3）它们都使用一定的外力来强制执行。（4）它们都表现统治阶级意志，属于上层建筑。（5）它们都受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同时也受某些政治因素决定。 另一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又呈现着显著的不同：（1）一般来说，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国内法的主体是个人，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国际法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法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3）国际法是由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协议的条约和习惯形成的，国内法是由一国的立法机关制定的。（4）国际法是以国家自己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制措施来保证执行，国内法是以国家政权机关例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来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强制性显然不如国内法强。（5）国际法是在国际社会中平等的成员―也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实行的法律，国内法是一国之内主权者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实行的法律。 二、国际法的主体是什么 国际法的主体是指享受国际法上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义务能力的国际法律的参加者，或者称为国际法律人格者。主要具有三个特点：A．具有独立参与国际关系的资格B．具体直接享有国际法上权利的能力C．具有直接承担国际法上义务的能力。国际法主体包括国家（具有定居的居民、固定的领土、主权、政府）、国际组织（最为典型的是联合国）、争取独立的民族（如阿富汗）。 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内容是什么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被各国公认和接受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原则，具体包括： （1）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表现为三方面：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自卫权。 （2）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不过，依宪章有关规定采取的集体强制措施、殖民或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等，不受这一原则的限制。具体包括：禁止非法进行武装攻击、从事武力威胁、进行侵略战争宣传。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这一原则构成宪章解决国际争端各条款的基础，并成为国际法上集体安全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 （4）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简洁的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指国际组织不得干涉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项。所谓“内政”，一般是指国家不受国际法约束而能独立自主处理的那些事项，如一国的政体、内部组织、对外政策等。 （5）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条约必须遵守是传统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自觉善意。 （6）国际合作义务。国际合作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将“促成国际合作”列为宗旨之一。《国际法原则》规定，各国
从国际法国内法角度谈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 摘要：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履行WTO协定所确定的条约义务，即WTO协定如何在中国适用。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和各国实践出发，分析WTO协定作为国际贸易公法的特殊性质，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阐明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条约义务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关键词：国际法与国内法；WTO协定；中国；适用 ; 国际法关于条约对缔约国的约束效力有一个原则性要求，即“条约必须遵守”。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但这一原则并未解决条约如何履行或者说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如何适用的问题。WTO协定作为一种管辖全球贸易关系的多边协议，本应对各国如何统一适用作出明确规定，然而WTO与以前的GATT一样，对此均未涉及。WTO 协定第16条第4项仅仅规定：“每个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章及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一规定未解决WTO协定在国内的实施方式问题，也无新的实质性内涵，而不过是对前述国际法原则的简单重复。在国内如何适用WTO协定是中国在成为WTO成员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的传统观点是WTO协定在中国直接适用。本文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与各国实践出发，分析了WTO协定不同于一般国际法的特殊性质，并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条约义务的较为理
想的方式。 ;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要理论 ; 自德国学者特里佩尔（Triepel）于1899年发表其著作《国际法与国内法》以来，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国际法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基本理论。一种是二元论，即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同一个法律体系”。[1]（P63）在一元论中，又因所强调的隶属关系不同而有国内法优先已越来越少，国际法优先说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一元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前苏联国际法学者童金（Tunkin）认为，“一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每一法律体系都负有在自己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职能。因此，在它们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隶属关系。此外这种结构和职能上的差异，并不使这两种法律体系隔绝，而是使它们互相作用，即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一致。”[2]（P63）王铁崖先生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两个法律体系，但是其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3]（P29）这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国内大多数国际法学者的观点。 ; （二）各国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的实践 ;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国际法的国内（主要是国内法院）的适用问题，[4]（P42）它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宪法体制。在论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纳入”和“转化”两种不同的模式。采用“一元论”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法国、瑞士、日本
我们有理由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并不是以此来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能够公平地对待中国；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4月14日，在对外贸易领域，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新西兰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中国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首次取得突破。另一件是美国商务部对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彩电作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两件事都是有关反倾销中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其所蕴涵的丰富信息值得我们去解读。 入世协议 近年来，国外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在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指控中，总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非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加入WTO的情况下，我们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呢？ 应该说，这与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双边协议，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有关。根据协议的规定，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同意在入世后的15年内，美国可以继续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从而采用对中国不利的反倾销规则，即参照第三国制度，继续维持对入世前的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机制。 让我们看一看WTO对倾销的定义。所谓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的行为。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正常价值”？由于WTO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因此，毫无疑问，一种产品的“正常价值”当然是以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产品价格来衡量。从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换言之，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增税措施。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其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所以，只要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该国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该国产品的正常价值，那么，在反倾销案中，十有八九会使该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该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频繁祭起“非市场经济国家”大旗，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歧视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原因所在。 特殊原因 WTO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组织。按理说，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理应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无论从GA TT关于非市场经济的定义还是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对中国设定一个15年的过渡期，并动辄给中国企业套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紧箍咒”，挥舞起对华反倾销的“武器”，还有以下特殊原因：一是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不断发展的对外贸易，让许多国家暗怀戒心。 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外部竞争越来越激烈，当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攻城略地”时，必然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遭遇冲突。但在中国加入WTO后，一国利用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产品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样，被WTO允许采取的作为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安全的合法手段的反倾销，尤其是其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说辞，就成了一些国家指控中国企业搞倾销的最好借口。
论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 姓名：张袁袁 学号：2014 日期：2015年7月20日
摘要 (2)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学说 (2) 1、“一元论”说 (2) 2、“二元论”说 (3) 二、国际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 (3) 三、国外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实践 (3) 1、转化方式 (3) 2、纳入方式 (4) 四、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适用的现状 (4) 1、中国对国际条约的接受无明确宪法规定 (4) 2、中国关于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尚未明确 (5) 3、我国法律对国际条约适用作原则性规定 (6) 五、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适用上的法律建议 (6) 1、国际条约入宪法 (6) 2、确立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 (7) 3、以转化方式为主，纳入方式为辅，规范条约适用方式 (7) 六、结语 (8) 七、参考文献 (8)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国际条约的签订数量明显增多，尽管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但对于国际条约的问题，并没有制定完善的国内法予以认定。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国际纠纷是益增多，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显现出来，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需要不断的跟进，从而提高我国对国际条约的认识深度与践行能力。本文将借鉴国外对国际条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并简单分析我国当前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上的现状，以此提出自己对国际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上的拙见。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条约；国内法适用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学说 传统国际法学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的观点。可总结为“两派三说”，“两派”即“一元论”和“二元论”，“三说”即“国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① 1、“一元论”说 “一元论”分为国际法优先说和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的主张是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原因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中，各种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的规范，而国际法的规范效力来源于群体国家意志，国内法规范来源于国家意志，由此直至一种终极的、无法从更高的规范中获得效力来源的基础规范，即“条约必须遵守原则”，②该理论来源于康德哲学。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对外公法，其效力、渊源是国内法，国家作为主权实体，有权支配国际法，这种学说来源于黑格尔的国家主权理论。 ①《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的制度僵化及其解决》彭岳中国法学2014-08-09 期刊 ②《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王红坤孙希尧2012/08/中总第374期
浅论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暨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中主权国家的 利益维护问题探讨 安徽大学法学院09法学2班范震 内容提要国际条约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了规范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国际条约的触角渐渐伸向了主权国家的某些内部事务。本文旨在探讨在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主权国家对于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与国家利益的维护问题。 关键词国家利益非协商性协调机制妥协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主权国家国家利益 一、国际法及国际条约产生的原因——国家利益的妥协 （一）国际条约的含义 国际法（Internal law）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ies）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国际法为准则而为确立其相互权利和义务而缔结的书面协议。国际条约包括一般性的条约和特别条约。一般性的国际条约通常是大多数或多数国家参加的,主题事项涉及世界性问题,起着创立一般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作用。特别条约,一般由两个或几个国家为特定事项缔结的。国际条约是国际私法规范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 （二）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产生的历程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的国家形态产生开始，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萌芽便氤氲而生。国与国间的交往中，通过不尽其数的斗争与交往，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保全与延伸，国与国之间订立了一系列的“契约”。这些契约或是通过对一些传统经典的尊崇，或是通过外交使节的谈判形成的协议。不管这些契约的形式如何，它们的本质都是相同，即国家间对于经常性国家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与国内规则并不相同。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国内规则，不管是通过立法形式还是统治者的命令，都享有最高效力，具有不可抗拒性和非协商性，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存在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于此不同的是，在国际社会，订立契约的国家间并不能区分哪一方的力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国家间不管大小强弱，都有其存在并抗拒他国意志任意行使的能力，因为当一个国家不具备保留自身意志能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将很快不复存在，沦为殖民地或被吞并。这是基于国家间这种利益的冲突和力量的制衡双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依照某一国的意志，这就产生了妥协。这种妥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变迁而变化的。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历经岁月变迁，从《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到WTO条约，每一项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背后都是国家利益与国家力量间妥协的不断运动。 （三）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实施保障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
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 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为了在反倾销中能得到一个非歧视的、公允的判断，我们需要耐心地、客观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经济快速转轨的进展情况，帮助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企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企业。本报告就是这样一份向外国朋友们提供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极为详尽的调研成果。我们欢迎国外读者尤其是外国朋友共同来评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充分听取包括国外专家在的各方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充分交流，这不仅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也将有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
3、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从整体上缺乏立法规定，没有规定普遍性的适用原则，既没规定采纳方式或转化方式，也没规定国际法是否优先与国内法，而只是从一些法律、法规、外交声明和司法解释中作了具体规定，这带来了对中国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判断的复杂性。 （1）国际习惯法在中国的适用 我国不少立法都有“国际惯例”的表述，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 但对于国际惯例, 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王铁崖先生于1995年主编的《国际法》教材中指出, 我国《民法通则》的“‘国际惯例’可能不是‘国际习惯’, 或者可能包括‘国际习惯’在内”。在1998年出版的《国际法引论》书中他又认为:“一般说来,‘国际惯例’不是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它对国家没有严格的拘束力……《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是‘国际习惯’。”结合《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众利益”，王铁崖先生在该书中继续推定此条所规定的“国际惯例”并不是指“国际习惯”的理由：“从这条规定看，条约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照理而言，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国际习惯也应该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故中国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国际习惯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和地位。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国产品不断在国际市场遭受反倾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1]，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多数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但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应得到承认”[2]。下面笔者将从几个角度对本观点进行论述。 一、市场经济的国内外判定标准 事实上，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及机构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测试，但是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国内的测度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市场经济国家水平。如李晓西（2005）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的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离市场经济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2006）也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欧美之所以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背后仍有“政治谈判的砝码”[3]，不能完全以其作为定论。因此，在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作出评价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欧盟等都曾提出过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但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1、美国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 美国在其《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第18段对市场经济国家提出了六项要求：“（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6）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4]。
1.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中，将坚持和遵守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其中。 这一做法表明从最基本的原则上；中国尊重和遵守国际法的体系，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在国际实践中，我国政府一贯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忠实地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恪守法律与正义，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时，原则上，我国在参与制定国际法规则时，要根据和考虑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和立场；而在制定国内法时，又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力争使二者协调互补，有机配合。 2.对于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目前我国宪法没有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从一些涉及条约适用的国内立法看，条约的直接适用、条约与相关国内法并行适用、条约须经国内立法转化才能适用几种情况都存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对于条约事项未作出任何规定。 我国法律作出有关条约可直接适用规定的情况，如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39条：对于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第2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及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第16条第（2）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所得税的抵免应当依照各该协定的规定办理。 （我国1975年加入），条约和相关法律同时适用的情况，如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国1979年加入）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 规定需要经国内法转化才能适用的情况，如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3.目前一般认为，在民商事范围内，中国缔结的条约与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部分，在国内可以直接适用。 其法律根据除了上面民事诉讼法第238条的规定外，最基本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其他一些民商事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民商事条约的这种直接适用也得到了大多数司法实践的支持。 1 2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摘要】中国“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由来，“非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解决“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非市场经济问题 WTO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2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认。从时间上来看，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据入世达成的有关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在入世后的15年内有效，15年一过，中国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但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并非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正如：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在谈到美国将迅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时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对一国总体经济体制等情况作判断，更多体现在解决贸易纠纷时的“技术适用”。是否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决定了中国出口企业在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的境遇。所以，中国算不算市场经济国家，关系到我国出口产品的命运。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由来 一般舆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所以产生，是
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l款第2项引起的。该条款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观点认为，该条款的存在等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认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诉反倾销中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因此，中国政府在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在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 那么，问题的产生是否就是这样的简单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在入世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是有原因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然越来越高，但迄今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是由于中国入世前后大步推进改革的结果。而在中国谈判入世时候，市场化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整体上国家进行垄断或价格控制的产品已经很少，但是，由于我国一贯重视和扶植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出口生产和贸易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财政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对各种事务大包大揽、对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赋税优惠(如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和补贴以
新中国“不懂国际法”8大败笔 中国第一次接触“国际法”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一代人“不懂国际法”曾经留下了诸多伤痛，例如中英《南京条约》竟然留下“修约”的尾巴，上海“华洋分居”竟然“制造”了租界。而1949年中国发生政权更迭以后，竟然由于“不懂国际法”酿成一系列外交败笔。静下心来，笔者也就趁着开庭前的闲暇摘取8项予以点评，供法律专业者与国际关系爱好者参考。 1、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从国际法上讲，既不属于“民族独立”（中国不属于殖民地）也不属于“民族自决”（某民族不存在脱离中国），更不属于“新设成立”，而是典型的暴力更迭国家政权，因此只存在“政府承认”而不存在“国家承认”。这样一来，新中国只需要获得其他国家对“人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予以承认，而不是新成立一个“国家”要求外交承认。民国政府为新中国留下了大批优秀的外交官与国际法专家，只要政务院“察纳雅言”就可以向全球发出“政府承认”照会，即任何国家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继承原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际法地位，即可以恢复与新中国外交关系，那里还存在“重新承认”的麻烦？中国不是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这些“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不存在“国家承认”而是“政府承认”。新中国继承中华民国“一切国际法地位”就意味着许多国际组织中国无需另行申请加入。结果当然是
民国政府留下的诸多外交遗产被“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2、驱逐外交官——其他国家派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从国际法上讲依旧是派给“中国”的外交官，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只不过是“国家名称”发生变更，人民政府替换国民政府也是“国家政权”发生更迭，并不影响中国的国际法地位。因此，中国需要按照国际惯例承认这些外交官的法律地位，并通过他们“恢复邦交”。其实看看1991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做法就知道什么是“成熟的外交策略”，俄罗斯宣称继承原苏联国际法地位，于是承认俄罗斯继承原苏联国际法的国家也就迅速“恢复”与莫斯科的“邦交”，中国驻苏联外交官也就直接“更名”为驻俄罗斯外交官。 3、志愿军入朝——中国出兵朝鲜当然需要肯定，这是展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种方式。不过，中国出兵朝鲜却是采取“偷偷摸摸”的“志愿军”方式，即使是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也应该通过《中朝军事协定》来保障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首先就要接过朝鲜半岛军事指挥权从而避免“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一旦中国通过《中朝军事协定》获得军事指挥权，那么后来的战争策略就会遵循中国国际利益考量而不是受制于平壤，这也是美国一定要接管韩国军事指挥权的精妙之处。后来出现志愿军司令部与朝鲜领导人的冲突，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地位没有明确，究竟是“援军”还是“打手”？后来的朝鲜停战协定也是以朝鲜为主，于是中国几年的流血牺牲只换回“虚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根据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时签署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其他WTO成员国可以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而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倾销幅度。该条款实质上允许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方法。 在上述条款的规定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几乎总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来计算中国倾销幅度。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那些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符合市场经济地位。 以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通常会被裁定为超高的倾销幅度。由于中国一直是世界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倾销的难点。事实上，十多年前中国就积极通过外交活动要求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成果是新西兰（2004年4月）、新加坡（2004年5月）、马来西亚（2004年5月）、澳大利亚（2005年4月）相继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争论的焦点在第15条的（a）和（d）款。第15（a）（ii）
条的表述是：如果中国生产者在被调查后无法明确证明该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满足市场经济条件，那么WTO进口成员国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 严格比较的方法。但第15（d）条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无论如何，第15（a）（ii）条款将在15年后自动到期。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WTO成员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终止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的做法。 美国和欧盟的律师则有不同的解读。尽管按照第15（d）条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15（a）条规定即应终止；或者第15（a）（ii）条规定应在2016年12月11日终止，但这并不意味着WTO 成员国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做出选择。他们援引了第15（a）条中的开放式陈述：WTO 进口成员国在调查反倾销时可以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美国可能会反对中国到2016年12月11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商务部面临修改现行的替代国方法，可能根据不同的案件使用“折中”的方法，即对于一些产业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对钢铁等国有企业主导、国有银行输血的行业则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是否能够取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无论是从WTO
再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臧立 近来，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报导沸沸扬扬，其间不免杂有诸多不确切或谬误的声音。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能有助于该问题的澄清。 一、WTO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态度 (一)WTO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由来实际上，早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非市场经济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GATI'1947缔约方曾经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召开会议对GATTl947的各项条款进行审议。在会议期间，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价格比较问题，缔约方作了一个补充规定，即关于GAq~F1947第6条第1款的一个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指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1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后来，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期间达成的《关于实施GATr第6条的协议》(也即《反倾销守则》)中，缔约各方确认在确定倾销时允许继续适用上述补充规定，即：第2条关于“倾销的确定”的规定并不损害总协定附件1第6条第1款的第2段补充规定。也就是说，进口方认为在确定是否构成倾销时，如果与此种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适当，那么，该进口方政府可以采用替代国的国内价格。进而言之，是否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倾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进口方的手里。 后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认为反倾销守则的制定是为了提供更加一致的和确定的反倾销规则的执行标准，而该补充规定却缺乏这种一致性和确定性；此外，该补充规定只是允许进口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而从缔约备方的实践来看，替代国价格已经成为许多缔约方对某些国家自动采用的调查方法，而不是优先考虑反倾销规则所规定的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有些缔约方甚至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只能采用替代国价格。由于GATT制定反倾销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倾销案件的完整调查提供一个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基础”，这种自动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做法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因此，罗马尼亚建议对该补充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限制某些缔约方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自动排除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的做法。但是，欧美等国则认为，该补充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说明了在价格比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困难以及有必要考虑不必进行严格比较的可能性，作为一项授权性的规定，它并没有排除进口方执行反倾销规则一般规定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对该补充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样，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该补充规定被继续保留了下来。 仅从字面来看，补充条款并没有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也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只不过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范围和程度更高一些而已。如果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限制条款，难免有歧视之嫌，因此，在制定条款时，并没有提到“非市场经济”的字眼。但是，在实践中，该补充条款基本上都是用到了计划经济国家和处在经济制度转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通常都被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该补充条款就成了事实上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 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 唐 颖 侠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分析,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与实践中的自动纳入和个别转化方式一一对应起来;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作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 国际法 国内法 国际条约 自动纳入 个别转化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学界探讨颇多的一个理论问题,而与之相关的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更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成为国际法学界讨论的热点①,1993、1994年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上有数位学者参与讨论,使这一问题近几年来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频繁参与国际交往,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数目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客观上需要国内法予以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宪法对此尚无明文规定,造成实践中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因此,深入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可丰富完善国际法理论,又可对立法司法部门提供借鉴参考,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理论方面,尽管更加务实的英美学者对欧陆学者一元论、二元论的对立往往不屑一顾,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理论争议在实践中毫无意义,相反,它是上至国际法院下到各国的国内法院在引用国内法或国际法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任何回避与含糊其辞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还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还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互相独立而不发生一个优于另一个的两个法律体系?③国内学者通常把它概括为“两派三论”:一派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即所谓一元论(m onism);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 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所谓二元论(dual2 ism)。在一元论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另一种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④从历史上看,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先出现的是二元论,并在一定时期占优势,后来在对二元论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元论,并逐渐占了优势。但一元论并未一统天下,二元论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1.二元论 二元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特里派尔(T rie2 pel),他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因为在规范的社会关系、主体、渊源上的不同,而得出结论“国际公法和国内法不只是法律的不同部分或分支,而是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是两个领域,虽然有密切关系,但绝对不是彼此隶属的。”⑤此后,流行于德、法、意三国的二元论被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奥本海(Oppenheim)推向巅峰。奥本海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渊源、法律实质和所规定的关系三个角度出发,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且“国际法无论作为整体或是其各部分,都不能当然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只能是国内习惯或制定法使它这样,而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的有关规则是经过采用而同时成为国内法的规则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全部或部分采用,国内法就不能被认为应受国际法的拘束,因为国际法本身对于国内法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如果发现国内法规则和国际法规则之间毫无疑问地发生了抵触,国内法院必须适用国内法规则。”⑥尽管二元论遭到一元论者(主要是国际法优越论者)的猛烈批评⑦,但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671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分析报告 作者：XXX 日期：2020年6月7日
此文档格式为word，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范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
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内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内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