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摘要】中国“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由来，“非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解决“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非市场经济问题 WTO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2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认。从时间上来看，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据入世达成的有关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在入世后的15年内有效，15年一过，中国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但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并非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正如：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在谈到美国将迅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时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对一国总体经济体制等情况作判断，更多体现在解决贸易纠纷时的“技术适用”。是否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决定了中国出口企业在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的境遇。所以，中国算不算市场经济国家，关系到我国出口产品的命运。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由来
一般舆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所以产生，是
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l款第2项引起的。该条款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观点认为，该条款的存在等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认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诉反倾销中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因此，中国政府在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在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
那么，问题的产生是否就是这样的简单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在入世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是有原因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然越来越高，但迄今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是由于中国入世前后大步推进改革的结果。而在中国谈判入世时候，市场化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整体上国家进行垄断或价格控制的产品已经很少，但是，由于我国一贯重视和扶植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出口生产和贸易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财政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对各种事务大包大揽、对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赋税优惠(如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和补贴以
及廉价土地的支持等，这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这些措施中有不少是与WTO规则相违背的。就欧美等国家而言，在通过自由贸易提高国民福利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他国产品对其国内产业的冲击本身就是其主要目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要其他国家对此视而不见、臵之不理显然是不可能的，想要其网开一面，显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情况下，欧美等国要求中国受调查的企业证明其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该条款，动辄将有关问题政治化或者与政治挂钩是不合适的，这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害于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毕竟我国确实存在太多非市场化的做法。因此，多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划分问题上，部分发达国家并不以客观的经济标准为参照，而是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等国对前南斯拉夫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认，以及20世纪90年代，欧盟等国对部分东欧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确认，其主要考虑就是这些国家对欧盟开放了市场，并且构成了对前苏联或俄罗斯实力的牵制和削弱。但这些案例的存在，包括美欧对俄罗斯市场经济地
位的承认，并不足以构成我们要求这些国家不对中国适用有关市场经济标准的充分理由。更何况，上述国家虽然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其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并不大，而且，在有关反倾销案中，其被动局面也并没有获得显著改观。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对中国的主要影响
（一）“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对中国市场经济身份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内有不少人士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自己的主动选择，不需要任何人重新确认。这种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有失偏颇。因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既有事实问题，二是对既有事实的认定问题。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国确实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他国家承认与否，这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其他WTO成员去，而不是他们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来。如果他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的产品在其他成员将会得不到应有的贸易平等待遇。而且，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4款的规定，在15年内，中国如果能根据WTO 进口成员国内法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那么，非市场经济条款将不再对中国适用；如果中国能根据WTO进口成员国内法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证实其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那么，非市场经济
条款将不再适用于该特定产业或部门。该规定说明，中国有义务举证其符合其他成员国内法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由此可见，既然我们先期已经承认我国还不是市场经济，那么，现阶段，我们就不能只是一门心思建设市场经济，还需要像其他国家介绍我国的建设情况，并取得其承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产品在其他国家获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
根据海关统计资料，中国2003年外贸出口额4383〃7亿美兀，被反倾销或特保的产品价值22亿美元，仅占0．5％。这个数字说明，我国出口受‘‘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影响不大。虽然如此，但对于个别企业，这却是一个涉及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涉及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公平贸易待遇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一旦问题扩大化将对我国出口极为不利。正是由于此，我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四面出击，积极游说各国政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就现状而言，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承认，但是，问题也并非糟糕透顶。因为我国政府在谈判入世议定书时，也通过据理力争为国内企业争取到了一些权益。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
WTO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个条款与WTO“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后者的举证责任在进口方自身，而前者的举证责任则转嫁到了中国出口企业身上，无形中使中国企业的诉讼成本增加了。
虽然，从字面来看，企业的举证责任仅限于制造、生产和销售三个方面，但其实不然，企业的举证责任涉及到了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从上游原材料的采购，到企业自身的生产管理包括劳动用工，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有无应纳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而未纳入的支出、有无受到政府补贴等等)再到产品的销售包括售后服务等方面，企业都必须证明其不存在国家控制或垄断的情形。就我国企业近两年的实践来看，之所以许多企业在美欧反倾销中失败，关键在于举证不到位。因为许多企业只是举证了其中一两个方面，有些企业则是因为疏忽将关键证据遗漏了。譬如，根据规定，如果企业的生产原料是从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那么，这些原料可以直接认定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企业只要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即可，但是有些企业却忽略了。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切身利益。
三、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困难处境及其解决
（一）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只是增加了中国企业的举证责任和诉讼成本，只要中国企业举证得法，所受影响不会太大。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了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即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若要对被管理主体采取行政措施，其就负有举证责任，也即“谁主张，谁举证”。所以，由中国企业承担举证责任本身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在了受歧视的地位，这是很不公平的。再者，由于此种举证涉及诸多方面，企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进口方攻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导致前功尽弃，这种诉讼地位是极其被动的。所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过来。
那么，是不是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其他国家就不能在对中国企业适用“非市场经济条款”了呢?也不尽然。因为WTO“非市场经济条款”并未限制国别或国家经济制度，只要其能够证明有关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如果根据《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价格确定方法来确定有关产品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那么，其仍然可以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价格。即便中国的整体市场经济地位获得其他WTO成员承认，但只要特定产业或部门或者企业个体被确认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其仍然可以对中国产品适用
替代国价格。但此时，在法律上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举证责任已经由进口方政府承担了。此时，中国企业只需要针对进口方提供的证据提供反证即可，其诉讼地位将会发生扭转。
（二）我国与欧美国家存在的分歧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规定，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在反倾销案中可以在15年时间内对中国继续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但是，作为先决条件，这些成员的国内法中必须明确规定其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显然，这个前提条件是我国政府为了防止其他成员在反倾销中对中国滥用“非市场经济规则”而设定的，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无论是议定书还是wTO协定本身，都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具体标准作出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这使得备成员可以完全自主地对市场经济的标准作出规定。备成员在市场经济标准国内立法上独立性和任意性的存在，有可能导致各成员对市场经济标准的立法不尽一致，甚至会截然不同。由于致成员的标准不尽一致，我国企业在一成员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将不能在其他成员自动获得承认，这将会大大增加我国企业的应诉成本，使我国企业必须不断重复同样的工作，即必须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证明我国企业或产业已经符合了其市场经济标准。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一些国家，如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韩国等已经承认我国某些产业部门
或企业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但是，另一些国家，如美国，不仅认为中国仍然不属于市场经济，而且认为中国任何行业或企业都没有达到其市场经济标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关于市场经济的判断标准和做法有很大差异。
欧盟和美国在市场经济确定标准方面的规定就很能说明问题：
就欧盟而言，根据其1998年4月27日通过的反倾销法修正案，中国已被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删除，中国的企业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根据欧盟法律，产业中的单个企业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然，这种地位的获得也是有条件的，即：(1)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产品的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料、技术与劳动成本)，其决策没有明显的受到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基本反映市场价值；(2)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账簿，该账簿需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经过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从过去的非市场经济制度转制过程中没有受到重大扭曲，特别是在资产折旧、购销账目、易货贸易、偿债冲抵付款等方面；(4)企业应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权法的约束和保护，以保证其在经营中法律资格的确定性和稳定性；(5)货币兑换汇率的变化由市场决定。
就美国而言，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中国某个产业中的所
有企业都能够证明其活动是遵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则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有关标准有3条，即：(1)在价格和生产量的决策过程中，不存在政府事实上的干涉；(2)该产业中的企业以私有制或私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合伙制、股份制)为特征；(3)所有重要的生产投入，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以及所有其价值在产品成品价值中占有重要比重的生产投入，为其支付的购买价格必须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如果整个产业中所有企业都符合这3个条件，美国商务部将认定该产业属于“市场导向产业”，进而使用标准方法计算倾销幅度。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在市场经济条件的确定方面是不同的：欧盟则是针对从审查具体企业入手，不管产业部门的情况；美国是按照产业部门来认定其是否具备市场经济条件的，而不是从审查具体企业入手。因此，在欧盟反倾销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在美国对同类产品反倾销时，不一定能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反之亦然。但是，二者又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其市场经济标准都是不确切的，且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和歧视性，如果其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某种需要，就可以很容易把特定国家的特定产业或企业排除在外。以欧盟为例，其在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对中国企业所提供的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的材料要求极为严格，任何一点错误或失误，哪怕是微不足道，
都有可能导致所有材料都被否定，从而被用参照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欧盟在对其他国家企业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时，则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在1999年欧盟对进口钼铁反倾销案中，一家中国企业错误地对一小部分无形资产采用了加速折旧，但这个错误只占该企业整个销售成本的0．004％，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个错误而影响到整个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欧委会调查官员却仍然以此理由，否定了该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欧盟在1994年对波兰生铁反倾销案裁决中，并未因为波兰企业财务上的错误而否认该波兰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只是对部分数据进行了调整。这种立法不准确和执法中存在歧视性行为的状况，无疑是与WTO的宗旨和规则背道而驰的，也是应该予以谴责和纠正的。
（三）中国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困境
必须承认，争取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承认后，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的地位将会扭转，但是，这种扭转并不是根本性的。因为进口方虽然承担了举证责任，但其只需要提供初步证据即可，中国企业的举证责任只是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而已。此外，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一旦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企业将很可能同时陷入欧美的反倾销
控诉和反补贴控诉的双重威胁中。这实际意味着，中国任何享受了政府补贴的行业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将首先面临这个问题。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时，企业必须把补贴值计算出来。但是，由于中国现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行政控制因素，所以，通常无法确切地计算有关补贴的价值。此外，根据WTO 规定，各成员不仅要在其出口方面遵守反补贴规则，在其国内市场内也需要遵守反补贴规则，因为这影响到了其他成员对其的出口。考虑到目前中国有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水电、土地、税收乃至债务等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特殊优惠，届时，问题将可能会被严重复杂化。因此，这种利弊得失是不能不考虑的。
(四)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现实选择
从目前来看，要求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似乎成了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这似有不妥。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应该同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整体联系起来通盘考虑。前面已经说过，即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被承认，其他WTO成员仍然可以对中国产品适用替代国价格。而且，事实上，WTO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中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由于反倾销是针对具体企业的具体产品的，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对此并不构成根本影响。因此，与其急于让他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致我国企业陷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倒不如通
盘考虑，趋利避害。
就现阶段而言，我国政府应该优先帮助那些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补贴少的产业部门或企业到欧美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条件认证，并设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有关认证结果的普遍承认制度，从而避免有关产业或企业不得不在备国进行重复认证，以有效降低认证成本。同时，对于那些尚未与WTO 规则接轨的产业领域，我国政府应该尽快采取稳妥有效的措施进行接轨，以便为最终废止《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做好准备。此外，中国政府还应该组织有关部门、律师和企业积极对在国外的反倾销应诉进行总结和培训，以充分企业能动性，有效保护出口企业的利益。
此外，还有一点是必须重点指出的，即“农民工”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农民工是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者的一种泛称，他们回乡务农即为农民，到城市务工即为工人。但是，从组织关系上来讲，由于他们脱离了农村，因此，其户籍所在地政府并不能有效代表和保护其利益；而对于其务工所在地而言，由于其不能参加工会组织，而当地政府对其利益的保护往往相对滞后，因此，农民工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和充分的保护。长此以往，若矛盾不断激化，这不仅将会成为危及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还将会成为其他国家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借口，更将为其对中国反倾销提供有力证据。因为，在反倾销时，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将直
接关系到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认定结果，而劳动力成本是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如果外国政府认为中国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是靠剥削中国工人获得的，那么，中国企业提供的劳动力成本将不被承认，这时，中国企业不仅将面临原材料替代国价格的问题，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替代国价格的问题。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加强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放弃对中国劳动者的工农二元论划分方法，而应将农民作为农业工人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明确其工人身份和地位，并将农民工纳入到工会体制中来，以有效保护其合法利益，并不给外国政府以口实。
(五)中国企业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现实选择
1．应该积极通过行业协会建立海外市场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具体来讲，就是由行业协会积极收集进口成员以及其他出口国的市场信息，一旦发生被以替代国价格确定我国产品正常价值的情况，我国企业可以积极反证其已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或者我国与有关替代国的差异性，从而促使进口成员按一般方法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或者促使其对替代国价格做出合理调整，避免我国产业或企业陷于不利的地位。
2．按照国际标准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尤其是采购、营销和财务制度，确保有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规定，对我国产业或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的证明责任由我国有关产业或企业承担。企业在向进口方成员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时，必须能够证明其生产、经营管理、销售和定价等纯属市场行为，不存在政府干预或垄断，并能够提供翔实准确的本企业财务数据和市场数据。如果我国生产者或出口者不能证明其提供的数据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那么，进口方仍然可以采用替代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来决定我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因此，我国企业应该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准备工作，以避免在被反倾销调查时仓促应战和忙中出错。
3．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民工的待遇问题，不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不强迫农民工做无偿劳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10年来，在中国出口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如果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普遍提高，还有普遍下降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农民工选择了回家务农，并直接导致了广东福建等省劳动力短缺的发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出口产品生产企业本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义务主动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切实贯彻我国劳动法关于工人劳动标准和福利政策的规定，并将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农民工。否则，在应对国外反倾销时，必将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4．尽可能避免本国出口企业间发生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近年来，中国出口产品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与此同
时，中国出口企业的单位产品盈利能力却不断下降，呈现“增出不增收”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国内同类出口企业恶性价格竞争的缘故。这种恶性价格竞争，直接导致本国产品盈利能力的下降。同时，由于出口规模大幅扩大，进而对进口国同类产业造成的损害也大幅提高。进口方政府的反倾销举措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而从欧美的角度看，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张牌来打，任由其单方面对中国整体经济运行进行市场化程度的评判，可以体现其主导国际贸易和经济秩序甚至国际政治的能力。中国自然是不愿认可欧美此种主导权的。对中国来说，既然过去欧美拿这张牌都没卡住中国，现在中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更不可能唯其马首是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我国要在2020年前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中特别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决定》中的改革措施都能够顺利实施，那么到2020年中国将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WTO《中国加入议定书》
[2] WTO与公平贸易:现时问题和中国的对策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是指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不断的历史探索中逐渐找出的一条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的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它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着它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出谋划策。本文将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不断完善、基本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等几方面阐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中初步形成 （一）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3年至l957年期间逐步形成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需要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来发展中国的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产生。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单一、限制、排斥甚至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经济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政企不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陈云在八大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等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人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想。 面对老一辈领导人遗留下的问题，邓小平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做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他就提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同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中国特色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我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共的领导、共同富裕相联系就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实践的能动反映，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以借鉴、吸取西方经济学合理因素为方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区别，凸显其理论构建的“中国特色”。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从经济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一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多是和私有化同时进行的。我国则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完善多种多样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这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
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 从政治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政府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要依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途径，是一项艰难的开创性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 从奋斗目标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允许合理的收入差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是要达到共同富裕，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这是因为：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会使私人资本的膨胀受到制度的限制，凭借私人资本参与分配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避免私人资本的扩张。２经济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减少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的非劳动因素造成的个人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及经验总结 2014-03-21 10:12:00 来源：新华网[打印][关闭]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 1978年，国务院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 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0年底 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 1992年初
邓小平南巡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从理论上冲破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束缚，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理论基础。 中共十四大 1992年10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93年，《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国的宪法。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3年11月，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有关的重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5年9月，明确了到2010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到20世纪末，经过三个阶段，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温家宝：尊敬的克劳斯·施瓦布主席，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对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表示衷心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走过5个年头了。五年的实践使达沃斯论坛形成了一个宗旨，这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创新、面向青年。会议多种多样的形式的讨论，开得生动活泼，充满朝气，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困难的时期，给世界传递了希望的声音，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本次论坛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反映了大家对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共识与期待。我祝愿本次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如果以三年前的9月15号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界和专家学者都在深刻反思，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发展之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喝彩的，也有怀疑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对此，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胸中是有数的，信心是坚定的。 新世纪(15.81,0.28,1.80%)头十年，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 这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5%，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基础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财税、金融、农村、企业、资源价格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微观经济活力和宏观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明显提高。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实现真正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推进，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通过改革，我们进一步破除了制约发展的各种障碍，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资本、劳动、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成为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源泉。 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外开放不仅有力促进了中国发展，改善了本国人民福祉，也成为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和教
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搞了30多年了，从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来看，无疑是成功的。1979年 11月 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十分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它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现在谈谈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1．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3．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强硬的物质基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所有制结构有利于各类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共同富裕的原则；宏观调控把人们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激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了计划与市场的两个长处。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扩大到现在的74：1。其二，发展不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
而是具体体制造成的。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而在当时我国严格执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完全的统一，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都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两方面都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要摆脱束缚，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说明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邓小平于１９９２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
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 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为了在反倾销中能得到一个非歧视的、公允的判断，我们需要耐心地、客观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经济快速转轨的进展情况，帮助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企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企业。本报告就是这样一份向外国朋友们提供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极为详尽的调研成果。我们欢迎国外读者尤其是外国朋友共同来评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充分听取包括国外专家在的各方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充分交流，这不仅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也将有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国产品不断在国际市场遭受反倾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1]，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多数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但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应得到承认”[2]。下面笔者将从几个角度对本观点进行论述。 一、市场经济的国内外判定标准 事实上，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及机构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测试，但是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国内的测度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市场经济国家水平。如李晓西（2005）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的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离市场经济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2006）也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欧美之所以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背后仍有“政治谈判的砝码”[3]，不能完全以其作为定论。因此，在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作出评价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欧盟等都曾提出过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但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1、美国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 美国在其《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第18段对市场经济国家提出了六项要求：“（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6）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4]。
1、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例如低价售房骗局的出现，各种诈骗者的出现（尤其是对独住的老年人）等。 2）生产要素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举个例子来说：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某时间段内中小企业亏损率面达15.8%，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了22.3%，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歇业倒闭的传闻不断出现，有报道甚至称这些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甚于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小企业生存何以堪忧？时下盛传“四荒”说——“用工荒”、“用地荒”、“用电荒”和“用钱荒”。中小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面临短缺，肯定是言过其实。但无风不起浪。“用工荒”传闻后面紧跟着的是劳动力薪酬的较大幅度增加。宏观调控中的土地闸门和收紧银根，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贷款更难、借贷利息更高了。最近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电荒”，几乎所有的错峰限电方案都首先将中小企业列为拉闸对象。企业是靠利润存活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这些难题，最终都归结到了一点，就是盈利难——成本在持续上涨，而销售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甚至还在下跌。用工、融资、原材料等成本上涨是刚性且持续的；如果是外贸企业，还涉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实际贬值问题，要是类似的“四荒”问题久拖不决，中小企业的歇业倒闭就在所难免。由于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行政力量的干预往往导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致使小企业往往处于政策的弱势。 3）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针对这些现状，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强调市场不是不要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起两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政府的职责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摘要】中国“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由来，“非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解决“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非市场经济问题 WTO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2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认。从时间上来看，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据入世达成的有关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在入世后的15年内有效，15年一过，中国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但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并非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正如：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在谈到美国将迅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时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对一国总体经济体制等情况作判断，更多体现在解决贸易纠纷时的“技术适用”。是否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决定了中国出口企业在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的境遇。所以，中国算不算市场经济国家，关系到我国出口产品的命运。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由来 一般舆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所以产生，是
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l款第2项引起的。该条款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观点认为，该条款的存在等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认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诉反倾销中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因此，中国政府在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在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 那么，问题的产生是否就是这样的简单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在入世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是有原因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然越来越高，但迄今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是由于中国入世前后大步推进改革的结果。而在中国谈判入世时候，市场化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整体上国家进行垄断或价格控制的产品已经很少，但是，由于我国一贯重视和扶植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出口生产和贸易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财政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对各种事务大包大揽、对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赋税优惠(如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和补贴以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根据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时签署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其他WTO成员国可以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而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倾销幅度。该条款实质上允许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方法。 在上述条款的规定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几乎总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来计算中国倾销幅度。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那些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符合市场经济地位。 以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通常会被裁定为超高的倾销幅度。由于中国一直是世界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倾销的难点。事实上，十多年前中国就积极通过外交活动要求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成果是新西兰（2004年4月）、新加坡（2004年5月）、马来西亚（2004年5月）、澳大利亚（2005年4月）相继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争论的焦点在第15条的（a）和（d）款。第15（a）（ii）
条的表述是：如果中国生产者在被调查后无法明确证明该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满足市场经济条件，那么WTO进口成员国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 严格比较的方法。但第15（d）条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无论如何，第15（a）（ii）条款将在15年后自动到期。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WTO成员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终止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的做法。 美国和欧盟的律师则有不同的解读。尽管按照第15（d）条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15（a）条规定即应终止；或者第15（a）（ii）条规定应在2016年12月11日终止，但这并不意味着WTO 成员国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做出选择。他们援引了第15（a）条中的开放式陈述：WTO 进口成员国在调查反倾销时可以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美国可能会反对中国到2016年12月11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商务部面临修改现行的替代国方法，可能根据不同的案件使用“折中”的方法，即对于一些产业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对钢铁等国有企业主导、国有银行输血的行业则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是否能够取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无论是从WTO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下，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教训，把握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潮流，作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新境界，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之路。 确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方向，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复杂，这一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特别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因此，党的十四大明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选择 （1）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作用。 （2）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3）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谈自己的发展。世界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调节。我们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只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引人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地方，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时候，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经济增长就比较快，经济效益就比较高，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社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综上所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既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黄晨 安全工程1201 93 周三晚、周五下午3、4节 中国现在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拥有超过5000万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中国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20万亿元，这些都是从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消费品市场上销售出去的。中国有数不清的商场、超市和零售店，也就是有形市场。甚至，中国还有数十年历史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期货交易市场。中国有公司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等等市场经济必备的法规。要说如此中国尚不能叫市场经济国家，很多人难以理解，尤其是许多西方国家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让许多中国人怀疑是敌对势力对于中国的刁难。其实不是，中国的确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是符合事实的。为什么这么说？那要先明白什么叫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有很专业的解释，如果将世界上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和详细解释汇集在一起，可能可以写满一百多页A4的稿纸。但是，用不着，可以用平常人的思路来说清这个定义。举一个例子。张三自己会编竹篮子，今天他带了十个竹篮子到乡里的集市里，换回了五十斤白面，够家里人吃半个月。同时，他在集市上发现竹席卖得价格高，一张竹席竟然可以换得一百五十斤白面，而他打一张竹席的时间只要三天，用一根毛竹，三天他只可编二十个竹篮子，要用一根半毛竹。于是，张三开始不编竹篮子，改打竹席。半个月后，张三再次带着他打好的五张竹席来到集市上，想用这些竹席换回四百五十斤白面，但是，李四横插一杆，要张三按每张竹席一百斤白面的价格由他统统收购，李四说，在这块地盘上，李四说得到做得到。但张三不想让李四收购他的竹席，他知道一张竹席可换得一百五十斤白面，而不是一百斤。于是两人吵了起来。这时，王五出现了，他是集市的警察，专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了解了情况后，他警告了李四，说如果李四再强行收购张三的竹席，他就会将李四逐出这个集市。李四灰溜溜地退走了，张三与其它人得以顺利交易，拉着四百五十斤白面回家了。什么叫市场经济，上面这位张三就是市场经济。细细分析起来，张三这个市场经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程 李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在这一理论建立过程中，党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史无前例探索。 建国以后，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发展遇阻停滞不前。 一直以来，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与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三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将这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个阶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崭露头角。在改革开放30年前后，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内外的专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相比之下，东欧国家为摆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像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暴力的长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客观上说，这种体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其弊端也一目了然。 第一，以单一公有制为主体，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人民群众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影响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第二，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自主权非常有限。有文章提出，我国大部分企业买个桌椅板凳，安装个电话都需要层层上报，经由行政机关审批才能落实。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要由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对这些弊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逐渐显露，这个时候，党中央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 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 第二个阶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已经明确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时间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能过顺利通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生产方式转变后的发展必然。第一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
再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臧立 近来，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报导沸沸扬扬，其间不免杂有诸多不确切或谬误的声音。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能有助于该问题的澄清。 一、WTO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态度 (一)WTO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由来实际上，早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非市场经济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GATI'1947缔约方曾经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召开会议对GATTl947的各项条款进行审议。在会议期间，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价格比较问题，缔约方作了一个补充规定，即关于GAq~F1947第6条第1款的一个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指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1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后来，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期间达成的《关于实施GATr第6条的协议》(也即《反倾销守则》)中，缔约各方确认在确定倾销时允许继续适用上述补充规定，即：第2条关于“倾销的确定”的规定并不损害总协定附件1第6条第1款的第2段补充规定。也就是说，进口方认为在确定是否构成倾销时，如果与此种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适当，那么，该进口方政府可以采用替代国的国内价格。进而言之，是否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倾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进口方的手里。 后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认为反倾销守则的制定是为了提供更加一致的和确定的反倾销规则的执行标准，而该补充规定却缺乏这种一致性和确定性；此外，该补充规定只是允许进口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而从缔约备方的实践来看，替代国价格已经成为许多缔约方对某些国家自动采用的调查方法，而不是优先考虑反倾销规则所规定的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有些缔约方甚至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只能采用替代国价格。由于GATT制定反倾销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倾销案件的完整调查提供一个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基础”，这种自动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做法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因此，罗马尼亚建议对该补充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限制某些缔约方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自动排除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的做法。但是，欧美等国则认为，该补充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说明了在价格比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困难以及有必要考虑不必进行严格比较的可能性，作为一项授权性的规定，它并没有排除进口方执行反倾销规则一般规定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对该补充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样，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该补充规定被继续保留了下来。 仅从字面来看，补充条款并没有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也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只不过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范围和程度更高一些而已。如果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限制条款，难免有歧视之嫌，因此，在制定条款时，并没有提到“非市场经济”的字眼。但是，在实践中，该补充条款基本上都是用到了计划经济国家和处在经济制度转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通常都被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该补充条款就成了事实上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转换之路 何克宇学号：15969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在旧的社会制度和战争的洗礼后，犹如一个极度贫弱的巨人，近5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全国主要工业品最高年产量仅为：纱44.5万吨，布27.9亿米，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60亿千瓦小时；粮食最高年产量也只有1.5亿吨，棉花84.9万吨。此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点。 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6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人民生活也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从1953年到2013年，中国已陆续完成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专门机构“计划经济委员会”来规划和制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目标。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的速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及其发展速度与世界的差异，作出重大决策：改革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发展。 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大体上经历了从商品市场建设为主，到推进要素市场建设为主的两大历史阶段。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后在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继续发展各类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