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以“陈独秀与《新青年》为例浅谈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714602210155 姜鹏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人的自我救赎
人们常常从整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角度来评判五四运动。这导致了对这场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复杂事件简单化的观点，因为这一事件是不能从这些角度来分析的。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由此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开始对现状的反叛。我们可以将这种变革称之为革命或背叛。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的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一样对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着如此的渴望；在这个时期，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扩大和改变。而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工具，报刊杂志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思想启蒙与《新青年》的创办
从1915年冬到1917年夏，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陷入骚乱之中，旧派官僚和士绅忙着准备即位复辟和宣扬儒家信条；不明真相的群众当中散播着“天子重归”的谣言；新建的民国遭受着外侵的国耻和内政的阴谋，整个中国又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新观念，这其中就包括1915年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同年秋天，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陈独秀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基本改变之后，中国才有解脱军阀桎梏的可能”。
正如陈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泣涕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又进而提出青年行动的六大原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攻击守旧主义，并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
三、《新青年》的改革与创新
正如陈独秀所期盼的，轰轰烈烈的批判与改革开始了。
《新青年》首先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与礼法，正如陈在《新青年》上撰文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
对愚昧、迷信、盲从和武断。1916年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掀起一场批判孔教儒学的运动。陈认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而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既然提倡共和，那么就必须反对把孔教入宪。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思想界掀起的打倒孔家店运动，《新青年》开始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发起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支持胡适提倡的由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主张。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从这以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鲁迅的《孔乙己》、《药》等小说和20多篇白话小说和杂文，以及郭沫若的《女神》等白话文学作品。由此，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国内的进步刊物、报纸、乃至中小学课本全部开始采用白话文。
与打倒孔家店和白话文革命一并出现的，还有给未来中国带来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主持下，《新青年》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这之后，《新青年》又相继刊登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由此，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通过《新青年》了解到了救亡图存的新的历史进路。
四、《新青年》等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新青年》使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通过对近代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的经验学习和价值肯定，告别了旧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伦理；而知识分子和青年也因为社会历史的激烈变动，不断地进行自我启蒙与再启蒙，从而理解“世界之生存”的深刻矛盾以及中国的现实处境，开始接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与新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告别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及其霸权，终结了“主人”与“奴隶”的循环。借用尼采的话来说，《新青年》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起到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作用，即它不仅包含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包括了对于现代西方启蒙思想的审视与批判。而正是这种批判使得《新青年》在文化实践上导向对现代文明的再造，从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起源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新青年》等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引导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而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民族意识一直长盛至今。“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和更强烈地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历史表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是不能被轻易除去的。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中国近代的历史自五四运动后揭开了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中外新闻史概要》，谢金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
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１ ９１６年起改名 《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启 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 半农、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 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 刊。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 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李大钊——中国 最早的马克思 主义者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 道德、反对旧道德。它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 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 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 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坚持不懈地 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 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 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 北京大学的几位教师 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他 复辟帝制的支持，除“二十一条”第五款外全部接受
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反复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和监督阵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之间有何关系呢？文章将作简单论述。 【关键词】：新闻媒介；新闻舆论监督；民主政治 新闻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和传导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是对社会权力（包括权力机构和个人）、公共政策进行评价与监督。它既是监督公共权利、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侵犯的“盾牌”。运用舆论监督权力是现代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政治理念，同时也是现代法制国家推崇的一种宪政信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也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大报告在第六部分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该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而且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认识。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新闻舆论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闻媒介宣传对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起到了宣传促进作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舆论工具，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5年底，我国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4.48%和95.81%，今年，这个数字显然继续增加。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在民主政治理论的宣传上，新闻媒介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道：“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一切所指向的，还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人民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所以，民主政治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便是广大人民能够树立民主的理念，正确、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作为宣传舆论阵地的新闻媒介，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新闻媒介对民主政治有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
论李大钊：从一个爱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摘要：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与研究。在其人生的早期，他本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后来，在留日期间和五四前后受到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李大钊、爱国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转变 1889年10月，李大钊同志在河北省乐亭县出生。而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因为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忍侵略，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涌起，五四运动的发生，使得中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风云涌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3年，李大钊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期望，踏上东渡日本求学的道路。李大钊留学的日子虽然不长，但是对他的影响非常之深。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1914年9月8日，因早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资格使得李大钊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认可，未经预科考试直接进入了该校的政治经济学部学习。早稻田大学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的科目也比较多。这些这些严格的学习与训练，为李大钊以后的思想变迁和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留学期间，李大钊没有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他阅读各种书刊，了解世界上各种新学说、新思想，并且开始接触日本学者翻译的一些社会主义论著。在他阅读的书籍中，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留学期间，李大钊不仅勤于学习，而且积极参加与领导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在日本结识了很多进步人士，并时常与他们一起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国前途问题。1915年2月，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李大钊参与组织了中国留学生总会。他任总会文书一职，并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爱国志士。虽然这个组织在反动政府的压迫下解散了，但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李大钊等人重新组织了总会，他被推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1916
浅析新闻媒体对企业品牌宣传的意义 成功的品牌宣传既要靠过硬的产品质量，还要靠广泛的媒体宣传和广告来打响知名度。期望短期内树立好企业品牌是不现实的。国际知名的电子公司奥美的观点里有这样一句话，“企业形象的建立，就如同鸟儿筑巢一样，从我们随手撷去的稻草杂物建立而成。别小看了这些稻草杂物般的细枝末梢，正是它们奠定了一个企业形象的坚实基础。”所以说，树立企业品牌和形象是长期的工程。在创品牌过程中，媒体宣传是企业树立企业品牌所用的有效方式之一。 一、媒体宣传及广告创意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品牌的成败。媒体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在受众中形成良好的口碑。所以，我认为，对于媒体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分析更具有实际意义，媒体的作用是告知性的，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行为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不会有好的品牌的。故，对于品牌而言，企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每件事情做好，对得起消费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的宗旨是“为用户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必须具有“为用户 服务“的意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企业之所以要树立品牌，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良性运作。而要想求得百年的生存，就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而消费者主要是通过媒体来认识，但消费者认识了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后，更重要的是产品或企业的持续良性。一个企业若没有良好的产品，媒体将会无所作为。如“六味斋”、“双合成”等中华很多老字号凭本身的过硬质量和深入的媒体广告，其经济效益仍然非常良好。 对企业而言，媒体宣传是工具和手段；品牌是市场和消费者对企业质量的认可，媒体是企业向市场和消费者传递质量信息的管道和工具。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树立了好的品牌就为企业赢得市场，打下了坚固的基石。因此，企业的品牌化建设的好坏关键在于在市场上赢得好的口碑，通过媒体宣传产生好的社会影响之后，才能更好地以此为推动力产生经济效益。 二、有了产品，必须注重宣传。知名经济学家潘石屹的营销理念中，宣传永远是第一位，宣传做到位了，好的产品才能够被大众所认识，才能够有目标群体的人前来检验和使用，而销售作为整个生产经营环节中最终的目标，在潘石屹眼里不过是成功宣传之后自然而然地坐地收钱。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自己，就会有用。目前，市场上鱼龙混杂，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有根有底的产品总比买杂牌子的产品安全可靠一些。 媒体宣传要会“使巧劲”。耍猴的如果要想让大家都听见，光凭自己的嗓子喊恐怕效果不太理想。既然有了锣，为什么不用呢？对产品的宣传来讲，这个“锣”就是媒体。 国内外知名的商家对于媒体历来非常重视，也非常配合。潘石屹曾经讲过：“不要小 看媒体，再小的媒体也有好几千人看。这比你一个人挨个宣传省力多了。”为了卖楼，至少是出于这个动机，潘石屹不辞辛苦，走马灯似地接受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媒体的采访。拿他的
论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 摘要：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而极其复杂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上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而现在有些人在评价他时，往往注重看其后期而忽略其前期（其中包括五四时期）。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由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本文仅就此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研究试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进行评诉。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功绩 引言 “五四时候”是个涵盖面很广，意义宽泛的概念，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认为“五四时期”专指1919年5月4日到同年6月28 日，他由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发起，后来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加入运动，发展成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广义的理解，认为“五四运动”是从1915年9月以《新青年》为主演的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文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即立足于广义的五四时期，研究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内容与变化。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他自幼丧父，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他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考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学生，于1901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入成城学校，及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此擦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翡翠于被大大文科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积极参与其中，并站在前列来领导。被师生视为领导，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与同年12月在《新青年》7卷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明确的抛弃资产阶级的明主主义，他又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提出要从自资产阶级的明主政治转变为无产阶级明主政治，1920年4月，他公开表示要向俄国学习，走俄国的道路，在思想转向共产党。1921年中共展开“一大”时，有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教育厅长二没有到会，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 一．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事件 （一）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将。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族要向西方寻求真理。首先向英国学习造船制炮，接着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就全面学习英美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切都失败了，而大多数国民却“若观对岸火，熟视而无所容心。”①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救国为己任的陈独秀沉思。他深深感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醒，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因此，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②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距今整整80年了。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它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力量。它所昭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五 四运动——时代的号角人民的胜利五四运动是从一些先进 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开始逐步发展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 的政治运动。它以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而成为时代的号角。各阶层人民在运动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五四运动以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20世纪初，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处于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境地。由于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的争夺，主要在日、美之间进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甚。这种形势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几年变得愈加严峻。1914年，帝国主义为重 新瓜分世界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侵占中国的大好时机，当时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日置益，还未上任，便得意洋洋地说：“战则大妙！”而当时的北洋军 阀政府，腐败无能，完全任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1914年8月，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8日，日本军舰出现在我国青岛海面；15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胶州湾德
国租界地无条件地交与日本接收；23日，日本对德宣战；派军在龙口登岸。以后，日本又不断增兵。至1915年，日本不仅拒绝从山东撤兵，反而进一步提出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各项秘密条约，据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并通过袁世凯、段祺瑞卖国政府取得了在中国政治、军事、财政等更多方面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因此，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面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亡的形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寻求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的路上，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物。他们首先从文化心理层面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将救亡与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15年9月，以《青年》（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开始了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不过，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这场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反封的特点。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2号上发表的文章即名为《我之爱国主义》。李大钊为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大声疾呼：“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
当今传媒业巨头鲁伯特·默多克有句名言：“谁掌握了 传播的入口，谁就掌握了世界。”[1]这里所说的“掌握了世 界”，当然是有其特定内涵的。他本人由大众传播媒介（下 文简称媒介）起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和北美的传媒帝 国，手中掌握的媒介权力可谓大矣。在中国，学者借媒介宣 传学说，少男少女凭媒介踏上“星途”，商家通过媒介推销 产品，特定主体每每如愿以偿，媒介权力在其中所起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 媒介既然拥有相应权力，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此种权力 就可能被滥用。即使是在新闻业相当发达、从业人员素质相 对较高的美国，其新闻史上也出现过媒介越界使用权力乃至 “无法无天”的例子。至于在中国，媒介权力被滥用的现象 也并不鲜见。中外传媒界的历史和现实指明了同一个道理： 媒介应当对自己所具有的特殊权力负责。 要正确理解媒介权力，先要明白媒介权力究竟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 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 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 为和价值判断上服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6]。 从权力的共同特征及上述定义中，可以这样来认识媒介 权力：第一，媒介权力主体特殊，这在上文已有所阐述；第 二，媒介权力不同于其他权力例如政治权力，它在非制度化 的、隐形的层面上影响他人，是非强制的；第三，媒介权力 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其“合法化”不但是指法律意义上的 合法，而且还表现在受众对媒介权力的认可和自愿服从；第 四，媒介权力来源于传播资本的持有，即对信息和符号的控 制和支配[7]。 媒介权力的主体当然是媒介。媒介负责人决定着、记者 编辑们则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了媒介定位、办报（台、网）的方针；媒介拥有对版面和节目时段等稀缺资源的支配权；媒介拥有借助话语表达意见并广为传播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媒介权力的体现。不可否认，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承担着远远超过传播信息这一基本功能的责任。它们的肯定与否定，往往代表着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肯定与否定，从而在百姓中发挥了一种天然的放大作用。媒介的态度，多被解读为一种权威的认定。尽管因为角色的变化和行业的发展，媒介的功能有所拓展，但“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媒介权力及其主体受到受众的强有力的制约。就我国的 情况而论，媒介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人民（与媒介发生关系时则为受众）赋予的，而且受众理当是媒介的服务对象。在媒介激烈竞争的过程中，受众的权重大增，没有一个媒介敢于
浅析新闻媒介的权利 “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的，自为的。媒介历来都是受到某种权势控制的工具。摆布传媒的权势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可能体现为政治上的党派集团，也可能是经济上的。” 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在进行传播过程的同时，新闻传媒背后隐藏一种无形的权力。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阿特休尔说，“新闻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确实是共生共存的。”这种权力对每一个社会板块的整体和个体都会产生影响和控制的力量。早在1922年，德国社会学家迪菲南·汤尼斯就在书中言之有据地推论：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世界——或者至少控制了世界的舆论。18世纪末，美国政治家托·杰弗逊就指出，“自由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也提出“第三种权力”说，指出像报纸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成为“广泛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 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所有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不过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传媒是在以自己特有的功能进入社会权力结构中，用新近客观的事实来达到支配舆论的目的。这种支配无需任何强烈的手段，只需要符合权力的源生处，即政治、资本或文化的需要。新闻传媒的中介角色，是权力分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当新闻工作者沉思片刻，思考一下人类的本性时，他们也许会看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带有政治性质。然而，新闻媒介所固有的信条最终限制了我们进行独立分析的能力，简而言之，新闻媒介就是一个政治机构。政治权力性便成了新闻传媒的一大特征，政治作为新闻传媒最有约束力的权力形式，不仅掌控着传播渠道，而且决定着媒介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必然影响着新闻传媒的立场与方向，政治权力必然左右媒介的运行与发展。政治在传播过程中，将负载有效信息的意图通过新闻传媒的阶级性转嫁给新闻传媒。结果造成了新闻的政治权力化，新闻即被捆绑在政治上，又把政治牢牢握在手中影响公众。 政府可以对事件予以强化或弱化的报道，避重就轻或大肆渲染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此时，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新闻传媒对市场的盲目迎合，导致新闻娱乐化和媚俗化，新闻所具有的舆论引导与教化功能因此减弱。国内学者曾提出的“新闻文化价值观”理论作为一个关于新闻学科描述、价值实现和效果评价的重要问题，将新闻的价值分为是了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的三元结构的价值体系。其中，制约性价值体现在传播过程的诸多因素里，如党性原则、利益共同体、政客影响、权威影响、传播制度和政策体系，以及新闻自由等，都可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蒋文祥 【论文提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首倡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和创始人。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曾经盛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当然不能忘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本文仅就陈独秀与五四运动作些研究与探讨，以求教于识者方家。 一、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 说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是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这个刊物起初完全由陈独秀个人主办。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并委以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便随之由上海移到北京。1918年1月由个人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新青年》创办伊始，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五四以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陈独秀宣扬的就是这种思想。他在《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2]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科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曾经给以极高的评价。列宁明确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3] 当然，陈独秀的功绩并不在于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在于向西方寻找真理，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即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
论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地位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失败了。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的斗争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从根本上说，走的是一条上坡路。 毛泽东在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所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这个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他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论述了知识分子走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极端重要性。稍后，他更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对五四运动的性质、特点、意义作出了深刻的论述，着重指出，正是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的呢？ 一、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 五四以前，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对于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推动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
正是通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人们对挽救祖国危亡的途径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有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有许多人就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 二、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 五四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虽曾对学生斗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过这场斗争，但他们并不是它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 那么，究竟什么人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呢？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秀。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启发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为这场斗争造就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同时，他在运动中发表的评论，对这场斗争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北京的邓中夏、翟秋白，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周恩来等。他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骨干。 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李大钊与工读主义 工读主义，亦称工读互助主义，主张劳心与劳力、公与读、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共度主义者希望通过工读互助的办法创造一个“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新社会。实质上，工读主义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新村主义”等思想融为一体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互助论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主要理论之一。他在1917年出版的《互助论》中指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的影响： 1、1917、10 军代英在武昌创立以“互助”命名的社团—互助社，并出版《互助》刊物，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 2、李大钊认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和与平等的方向走的一个长路程”，而“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认为互助论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 泛劳动主义的创始者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认为“人类本务”是与自然相争，既靠劳动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工作劳动是一种快乐，为人工作和为自己没什么区别。所谓泛劳动主义，“就是凡人皆不可不劳动之一种主义而已（此外所说劳动者指的肉体的劳动）。无论什么人，总没有利用他人劳动、掠夺他人储积和他人生产物之权利。人欲得衣食，需要靠自己的劳动。人人自劳而食（此为根本），什么财产啦，资本啦，一切为罪恶源的东西，都无存在之必要”。 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重视，这一思潮得到了空前流行。 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也是五四时期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一个思潮。他从1910年开始提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不满意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即以改造旧社会为目的、创造新社会为归宿的一种立国之道。 实践：在日本九州建成了“新村” 1919，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介绍了小路的新村及其新村主义，在京、津多次宣讲，并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 新村主义很适合于那些不满现实而又企图逃避现实、逃避阶级斗争的空想者，因而吸引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创造了“工读互助主义”。1919年12月4日，王《城市小的新生活》首次提出了工读互助主义。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表示支持，并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主义者通过工读互助团，人人本着互助的精神，实现半工半读，不断扩大影响，发展影响，将来再把全国各地的互助团统一联合起来。工读主义有的主张和实践，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企图改造社会的理念。然而，由于它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共产主义实验，故决定了它在经济上、组织上必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矛盾，无法存在和运行下去。北京、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仅存在几个月便宣告解散。最终以失败告终。
传媒观察 ２０１４． １２ 全国新闻核心期刊 ·江苏省双十佳期刊·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陈惟金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移动设备快速崛起，报纸或广电等传统媒体正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改变。目前，每10个 中国网民中，就有7个是手机网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随着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人们对信息的接受方式有了更多选择，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为宽广。 随着4G 时代的到来，为保留或者抓住更多的用户，各报业、广电集团下属新闻网站就应对未来移动传播做了许多尝试，各类新闻APP 呈现爆发式增长，但大多数面孔相似、功能雷同单一，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可借鉴的赢利模式。笔者认为，报业或广电集团下属新闻网站未来移动客户端的发展，必须要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开拓、运用和发挥 APP 的各类功能，利用传统媒体强大的内容资源，为广大用户提供最贴心的新闻与生活资讯等服务，要借不断更新的移动技术的力量，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等；同时革新各种赢利模式，才能使APP 移动客户端之路越走越宽。 一、国内各类新闻APP 分类及现状（一）新闻资讯APP 目前主要分类 目前新闻资讯类APP 运营主体主要分三类：一是传统媒体集团，包括报纸、广播、杂志、电视 等；二是网络媒体，主要包括各大新闻综合门户网站等；三是各个移动互联网公司。 （二）新闻资讯APP 现状与问题 据了解，全国现具有新闻、资讯等属性的APP 越来越多。新闻资讯类APP 运行的整体现状如下： （1）大部分新闻类APP 都是通过发送各类新闻来黏住用户，而资讯类的APP 一般通过用非新闻类的生活小常识、旅游风景、美文之类的来获得用户青睐。目前各APP 原创率不高。 （2）栏目缺乏设计与编排。目前各类新闻APP 中的新闻大多是按照要闻、国内、国际、财经、娱乐、体育等方面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式和网站、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栏目分类基本无区别，且编排方式上无太多创新。 （3）对用户体验关注度不够。有的新闻APP 展示的视频或图片内容量动辄几百兆，有的甚至超过了1G ，这会给订阅用户带来流量负担。 （4）应用展示表现欠佳。现在很多用户都是用手机在碎片时间看APP ，因此在阅读模式、夜间模式、屏幕调整等功能体验上，传统媒体的APP 应用表现欠佳。 二、搭建内容传播新平台，创新内容生产方式（一）建设掌上选题库，构造新媒体编务会移动平台 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已纷纷意识到向掌上媒体 浅析媒体新闻APP 发展之路 ◆新媒体研究◆ 38
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 ——以“陈独秀与《新青年》为例浅谈新闻媒介对五四运动的影响714602210155 姜鹏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人的自我救赎 人们常常从整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角度来评判五四运动。这导致了对这场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复杂事件简单化的观点，因为这一事件是不能从这些角度来分析的。随着旧政治结构和农业经济迅速解体和新的本国工商业的兴起，士绅、地主、官僚为维护他们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并由一个新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由此新知识分子对统治势力开始了反叛。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想、制度和习惯，以及地主和官僚的利益举起了义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反帝活动得到了工人、商人和实业家们的支持。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中，知识分子首先开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开始对现状的反叛。我们可以将这种变革称之为革命或背叛。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个时期的人们像这个时期的青年人一样对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着如此的渴望；在这个时期，新的标准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扩大和改变。而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工具，报刊杂志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思想启蒙与《新青年》的创办 从1915年冬到1917年夏，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陷入骚乱之中，旧派官僚和士绅忙着准备即位复辟和宣扬儒家信条；不明真相的群众当中散播着“天子重归”的谣言；新建的民国遭受着外侵的国耻和内政的阴谋，整个中国又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新观念，这其中就包括1915年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同年秋天，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陈独秀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基本改变之后，中国才有解脱军阀桎梏的可能”。 正如陈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泣涕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又进而提出青年行动的六大原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攻击守旧主义，并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 三、《新青年》的改革与创新 正如陈独秀所期盼的，轰轰烈烈的批判与改革开始了。 《新青年》首先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批判孔教与礼法，正如陈在《新青年》上撰文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
第二课五四运动的胜利与意义 五四运动的胜利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起到先锋作用，6月3日以后，工学商农各界联合行动，把爱国运动推到高潮。六三以后，运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力增添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市民、商人、农界也都加入运动，使爱国运动超出知识分子的范围，具有了广阔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五四爱国运动:社会多元力量的展示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各阶层人民立即响应。当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后，上海学联发电呼吁各界进行援救。6月5日，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及码头工人，沪宁、杭浦两路部分工人也举行罢工。接着各商号也陆续罢市。上海大中学生、高等小学以至国民小学学生亦一律罢课，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上海“三罢”运动。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商界 三罢期间，工人阶级表现出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提出，如果政府拒不答应各项爱国要求，则通告中外，不承认卖国政府，并表示如有军队讨伐反动政府，则愿尽义务，当兵作工。上海三罢实现后，各地竞相效法。京汉路长辛店、京奉路唐山，杭州、九江、天津等地的工人和人力车夫举行了罢工；天津、南京、武汉、济南、成都、长沙、厦门、开封、保定、安庆等地举行了罢市；学生罢课、游行则更为普遍，从而形成了一个工学商农各界参加的广泛的全国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上海黄浦滩头大罢市神州卷起爱国潮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准许曹汝霖、陆宗舆免职，却不能平息
广大民众的愤怒情绪，当时天津数十万工人已有举行更大行动的迹象，北京政府连忙下令将章宗祥免职。曹、章、陆被罢免，是五四运动的一大胜利。但山东问题仍没有解决，全国又掀起了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改令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对签字之事可“相机办理”，表明政府已无力对签字问题作出决定，只好把决定权交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五四运动大事记中国留学生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留日 学生的爱国运动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团提出如不允保留 中国的条件即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是就连这种最低的保留条件，也遭到和会的否定。当天旅法华工3万余人和留学生包围了各位专使的寓所，宣告如果专使出门，就将扑杀，各专使因此决定不参加签字，并声明：保留对德和约最终决定的主权，和会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因违悖正义公道，中国不能签字。80年来，中国在与帝国主义者进 行交涉时总是始争终让，此次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敢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罕见的事件，是一切侵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万万料想不到的。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维护国家权益的强硬态度，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最重要的胜利成果。陆征祥等被迫放弃签字的电文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经过留法工人学生迫使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报 道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态度 五四运动的意义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论五四运动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表现了中国
兰台世界2012·5 月上旬 M ingre nda ng'a n ·名人档案 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第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曾先后六次亲临河南的郑州、洛阳、开封等地 [1]62 指导革命斗争。他对马克思主义 在河南的早期传播、党组织的创建和革命活动的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的播种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内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兴奋不已，他们就如同在荒海穷洋之中终于找到了航标一样，充满了对中国未来的新希望。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在这些文章中，他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上述文章传到河南，使河南的革命先进分子开阔了视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 1919年，当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高校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河南，即刻得到河南各界群众的奋起声援。5月10日，省会开封的青年学生,迅速行动起来，纷纷集会讲演，上街游行，高呼“内惩国贼，外争国权”、“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5月18日,开封第一师范在大操场召开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积极投入战斗。6月,开封三千多学生冒着烈日酷暑，奔赴全省城乡各地，宣传五四运动精神。6月25日，豫西学生联合会成立，当天参加声援北京学生联合会签名的工、农、学、商各界群众达三万多人，他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运动。 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在河南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和《时期评论》等进步刊物在河南受到广泛欢迎。同时，全省各地学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学生们还创办了反映新思想的刊物，如《第一师范校刊》、《新河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女权》、《青年》等，快速涌现出来的这些进步期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表现出的伟大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引起李大钊等革命者的关 注。1921年春，李大钊亲自到郑州铁路工人夜校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他鼓励广大工人：“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文化技术，将来工人的地位非常高。”他向工人们解释道:“工和人合到一起就是天，你们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大无边。”他告诉工人:“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不久，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随后，彰德、洛阳等地工人俱乐部也相继建立，这些工人俱乐部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在河南得到迅速传播。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为我党建立河南地方党组织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河南党组织的主要奠基者 李大钊作为北方党的直接组织者和指导者，十分重视中原地区的建党活动，在河南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李大钊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921年初，在河南开展工作的第一位共产党员赵子健是由李大钊指派从北京到达郑州的。他以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积极创办工人夜校，并以此为阵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郑州的活动，直接与李大钊联系。1921年春，他邀请李大钊到郑州工人夜校讲课。这说明在建党前夕，李大钊就在河南最早点燃起了革命的火种。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大罢工胜利后,李大钊介绍组织罢工的负责人游天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另两名罢工活动的积极分子白眉珊、王福顺也相继入党。该年12月在洛阳成立了以游天祥为组长的中共洛阳组，这是党在河南成立的第一个组织[2]。1922年初，中共北京区委又派共产党员李振瀛来到洛 阳，具体指导陇海路建党工作，到该年年底，郑州、开封、信阳、焦作等地相继建立党组织。1925年1月，中央决定建立豫陕区委，负责领导河南、陕西党的工作。由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提议，党中央安排王若飞到 河南工作。在王若飞赴河南之前，他到北京听 取了李大钊的指示，而后以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的身份到达开封，开展以建立和发展各级党团组织为首要任务的工作。王若飞在豫工作九个多月，历尽艰难，使河南的党、团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党团员人数较以前增加了十倍。 李大钊派到开封的另一名共产党员刘天章，在河南帮助胡景翼创办类似黄埔军校的“学生营”，任国民二军学生的队长，承担着促使国民二军真正成为一支革命军队的任务。1925年7月，李大钊受河南开封地下党和国民二军中共产国际代表的共同邀请来汴，分别在开封市和中州大学（现为河南大学）六号楼演讲了《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的演说，给广大进步师生和国民二军的进步军人以极大的鼓舞，不到一年的时间，以刘天章领导的五百多人的“学生营”，就发展党团员近一百人，并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开封党组织以“学生营”青年军人联合会为公开阵地，在广大进步军人中宣传革命思想，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 1925年10月，在中央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关怀下，豫陕区委成立。因为李大钊在国共合作方面的努力，国民二军此阶段对我党基本上持联合态度，故豫陕区党委成立后可以进行半公开活动。李大钊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在北方区各省可称首屈一指的。就全国来讲，河南党的领导力量和党员数量占 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3]25。李大钊 为河南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河南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李大钊直接指导了河南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并密切关注河南工农运动的新动向，及时把握形势，研究对策，使河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效地配合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展。1921年11月，以洛阳机 车工人反对法籍总管若里为导火索的陇海铁路大罢工，揭开了河南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罢工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当即在北京红楼主持召开区委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决定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及时前去指导。罗章龙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面晤游天祥等罢工领导人，组织工人坚持罢工七天，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罢 工取得胜利后，他们又在铁路工人中迅速扩大工人夜校，以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 们的觉悟，激发工人参加革命的热情和决心，发现和培养工人中的骨干，引导工人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不断斗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