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0)湘高法刑二终字第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安荣，男，1948年3月1曰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汉族，大学文化，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户。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于2008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4曰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李平，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中梅，女，1952年4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人、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副处级侦察员，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 户.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8年9月11曰被刑事拘留，同月24日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刘志华，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锋，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贝尔，男，1979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汉族，大专文化，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干部，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户。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8年9月1曰被刑事拘留，同月12日被逮捕。2010年4月20日经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
候审。
辩护人杨益长，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胡颖，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安荣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原审被告人唐中梅、罗贝尔犯受贿罪一案，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曰作出怀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罗安荣、唐中梅、罗贝尔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6月29日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肖智伶、杨勇依法出庭执行职务。上诉人罗安荣及其辩护人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平、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上诉人唐中梅及其辩护人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志华、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王锋，上诉人罗贝尔及其辩护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贝尔，男，1979年8月3曰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汉族，大专文化，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干部，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户。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8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日被逮捕。2010年4月20日经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益长，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胡颖，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检察
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安荣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原审被告人唐中梅、罗贝尔犯受贿罪一案，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日作出怀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罗安荣、唐中梅、罗贝尔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6月29日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肖智伶、杨勇依法出庭执行职务。上诉人罗安荣及其辩护人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平、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上诉人唐中梅及其辩护人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志华、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王锋，上诉人罗贝尔及其辩护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胡颖到庭参与诉讼，上诉人罗贝尔的辩护人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益长经合法通知因故未到庭。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罗安荣于
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期间，利用担任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在案件审理、干部提拔任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被告人唐中梅、罗贝尔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7.71486万元。其中，罗安荣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5816 万元，与唐中梅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12876万元，与罗贝尔共同非法收受5万元人民币。此外，罗安荣还有价值人民币101.71873万元
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结论、三上诉人的供述等证据证明。据此，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罗安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二、被告人唐中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三、被告人罗贝尔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四、对被告人罗安荣、唐中梅、罗贝尔犯罪所得的财产共计折合人民币67.71486和被告人罗安荣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财产101.271873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原审被告人罗安荣上诉提出：受贿犯罪定罪的主要证据不实，口供是侦查人员胁迫、引诱、欺骗状态下形成，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不清；检察机关起诉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认定事实错误。
罗安荣的辩护人辩护提出：罗安荣收受刘小锋所送的商铺及通过唐中梅收受张高华所送的80000元不具备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不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决认定罗安荣收受谢先陆所送20000元的事实证据不足；唐中梅利用罗安荣的职务影响，为全先宋谋取利益并收受全先宋财物的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一审判决认定罗安荣与罗贝尔共同收受唐仕亮、郑萍、周立新财物50000元与事实不符；罗安荣家庭241400元财产中有15600元系唐中梅做生意所
赚，其他系唐中梅保管的其父母、其妹妹的财产，因此，该241400元应当认定为合法财产。
原审被告人唐中梅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系共同受贿犯罪是定性错误；本人的供述是侦查机关逼供、诱供所形成，不能做为定案的根据。
唐中梅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唐中梅没有与罗安荣事前通谋，因此唐中梅收受唐珊玲、刘江、向国华所送财物的行为
不构成罗安荣的受贿共犯；唐中梅利用罗安荣的职务影响，为全先宋谋取利益并收受全先宋财物的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
原审被告人罗贝尔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罗贝尔与罗安荣共同收受唐仕亮、郑萍、周立新所送5000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受贿。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罗安荣于1996年3月至2007年12 月期间，利用担任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在案件审理、干部提拔任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上诉人唐中梅、罗贝尔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9.71036万元。其中，罗安荣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5816万元，与唐中梅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12876万元，与罗贝尔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5万元。此外，罗安荣还有价值人民币101.71873万元的财产明显超过
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诉人罗安荣单独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的现金及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5816万元。
1、湖南省衡阳市浩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衡阳市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其开发的“名牌大厦”业主刘娇梅等人发生门面侵权纠纷，该案在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湖南省衡阳市浩洋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小锋为了得到罗安荣的关照，于2002年10月将“名牌大厦”一楼其中一个价值人民币11.0861万元的商铺送给罗安荣，由唐中梅以罗贝尔的名义办理了该商铺的产权证。罗安荣通过主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对该案延期审理，并向案件承办法官尹某某打招呼，为刘小锋所在公司谋取利益。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刘小锋的证言证明：为了让罗安荣在公司的官司上给予关照，在2002年下半年，送给了唐中梅一个“名牌大厦”的商铺，并签订了一份虚拟的购房合同，每平米6000 元价格，共计132240元，公司实际未收该房款，但出具了售房发票并委托王基桂将售房合同及发票带给唐中梅。在唐中梅自已缴纳了办产权的规费后，刘小锋到罗安荣家将购房合同和规费收据拿去办理了产权证，于2003年下半年在罗安荣家将户名为罗贝尔的产权证交给了唐中
梅，当时罗安荣和唐中梅都在家。
（2）证人王基桂的证言证明：2002年底，他受刘小勇（刘小峰的弟弟）的委托，将一份“名牌大厦”购房合同、发票交给罗安荣，罗安荣不要，后来给了唐中梅。
（3）证人甘昭东的证言证明：在2002年“名牌大厦”业主诉浩洋房地产公司的案子中，他做过“同意延期审理”的批示，罗安荣对此情况明知。
（4）证人尹运健的证言证明：在2002年“名牌大厦”业主诉万源房地产公司案中，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出具公函要求延期审理，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长分别给罗安荣院长指示要慎重处理，罗安荣将指示告诉了分管副院长甘昭东和庭长刘江，甘昭东在公函上批示延期审理。开庭审理后，罗安荣指示“门面如数给原告，赔偿问题酌情考虑，将被告提出的四个统一写入判决书”。
（5）证人曾学良的证言证明：对于“名牌大厦”业主诉万源房地产公司案，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曾出具公函要求延期审理。
（6）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1年上半年，衡阳市广百百货（即“名牌大厦”）的业主与开发商发生纠纷，业主们把开发商告到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时衡阳市雁峰区左区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广百百货是雁峰区一个重大的招商引资项目，是区里的一个重要税源，希望法院加大调解力
（7）上诉人唐中梅的供述证明：2000年左右，衡阳市浩洋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了名牌商厦〔也叫广百百货）
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王基桂约她和罗安荣一起到名牌商厦去看商铺，刘小锋陪同。在看商铺时，刘小锋说要将一个商铺送给她家。过了一段时间，她以罗贝尔的名义与刘小锋签订了购房合同，合同单价按6000元/平米计算，商铺面积是22.04平方米。过了一个月左右，王基桂把购买商铺发票送到她家，她跟罗安荣说了购买该商铺没有出钱，罗安荣要将这个商铺办到罗安庆（罗安荣胞弟的名下，但后来她把这个商铺的产权办在了罗贝尔的名下。
(8)当事人要求推迟开庭的申请、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迟开庭的公函、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笔录、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衡中法民一初字第32号、33号民事判决书、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衡中法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明：名牌大厦业主诉衡阳市万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情况及罗安荣关于该案判决的指示情况。
（9）湖南省商品房购销合同、湖南省衡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衡市价鉴244号《关于对衡阳市雁峰区解放路55 号名牌商厦第158-1号商铺价格的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证明：2002年10月23曰，刘小峰送给罗安荣的商铺的购销合同价格为132240元，鉴定价格为110861元。
2、谢先陆在没有取得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从业资格的情况下，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理了王先华诉衡阳市第一中学、第三人衡阳市蒸湘建设工程总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为达到该案在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能执行到
位的目的，谢先陆请罗安荣将本应由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该案指定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管辖。罗安荣在请求指定管辖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该案指定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审理。2006年底，为感谢罗安荣的帮忙，谢先陆在罗安荣家中送给罗安荣人民币1万元，罗安荣予以收受。
因谢先陆不具有从业资格，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对谢先陆“代理”的邵东县廉桥镇建筑工程公司诉长沙铁路总公司衡阳装卸机械厂拖欠工程款案决定不予立案，罗安荣应谢先陆的请托向时任立案庭庭长的王某某打招呼，使该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得以立案。在被告方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为达到减少诉讼支出及利用罗安荣的职务影响增加胜诉把握的目的，谢先陆请托罗安荣将本应由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的该案移送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罗安荣通过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相关人员打招呼，使该案顺利移送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2006年下半年，为感谢罗安荣的帮忙，谢先陆在罗安荣家中送给罗安荣人民币1万元，罗安荣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谢先陆的证言证明：2006年7、8月，为感谢罗安荣帮忙将王先华诉衡阳市一中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指定衡阳市蒸湘区法院管辖，谢先陆在罗安荣家送给唐中梅1万元现金，当时罗安荣在场；2006年7月10日左右，为感谢罗安荣为中铁十四局拖欠工程款案在指定管辖上提供的帮助，谢先陆又送给了罗安荣1万元。
(2）证人刘成前的证言证明：2006年7月，他与刘纯祥一起去衡阳中院请示王先华诉衡阳市一中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的指定管辖问题，中院主管副院长罗芳忠不同意，后罗安荣向罗芳忠打电话要求同意将该案指定蒸湘区法院审理。
（3）证人罗芳忠的证言证明：王先华诉衡阳市一中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他不同意由蒸湘区法院审理，后来是由
罗（4）证人王长树的证言证明：2006年8月，王先华诉衡阳一中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指定由蒸湘区人民法院管辖，是按罗安荣院长的意见办理的。2005年10月，罗安荣电话指示要求对邵东县廉桥镇建筑工程公司诉中铁十四局、粵海铁路公司、衡阳装卸机械厂拖欠工程款纠纷案立案，在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后，因罗安荣讲已经和铁路法院的院长协商好了，所以裁定将该案移送给了衡阳铁路运输法院。
(5)证人吴雪峰的证言证明：邵东县廉桥镇建筑工程公司诉中铁十四局、粤海铁路公司、衡阳装卸机械厂拖欠工程款纠纷案，被告方中铁十四局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吴雪峰认为该案属铁路法院专属管辖，在向罗安荣请示该案如何移送时，罗安荣指示已与铁路法院院长协商好了，该案移送到衡阳铁路法院。之后，吴雪峰根据罗安荣院长的指示拟制了将该案移送到衡阳铁路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罗安荣在民事裁定书原稿上签发了同意移送铁路法院管辖意见。
(6）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6年下半年，谢先陆为感谢罗安荣将王某诉衡阳市一中拖欠工程款一案指定蒸湘区法院管辖及罗安荣亲自到衡阳市一中协调执行付款一事，送了1万元现金，他予以收受；2007年7、8月，谢先陆说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案件胜诉了，为感谢罗安荣的关心与帮助又送给了1万元。
(7)提取的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关于请求指定管辖的请示报告、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衡中法立管他字第 5 号指定管辖函等书证证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将原告王先华诉被告衡阳市第一中学、第三人衡阳市蒸湘工程建设总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一案指定蒸湘区人民法院管辖，在关于请求指定管辖的请示报告上罗安荣批示同意。
3、2006年，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委托湖南吉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衡阳市解放西路3号京华楼门面，敬国斌以最高价竞得后，在办理产权手续时发现该门面已被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冻结，为能顺利办理产权手续，敬国斌的父亲敬文诱利用与罗安荣系邵阳老乡的关系，请托罗安荣帮忙，罗安荣接受请托后就该案专门向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某打招呼。2006年下半年，为感谢罗安荣的帮忙，敬文诱在罗安荣家中送给罗安荣人民币1万元，罗安荣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敬文诱的证言证明：2006年，敬文诱之子敬
国斌从法院拍卖到“京华楼”门面后，因无法办理产权一事，找罗安荣帮忙，在罗安荣家送给罗安荣1万元，罗安荣为此事给雁峰区法院副院长王某打招呼，要求尽快处理好，并安排中院的人和雁峰区法院的人到长沙中院进行协调。
(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2006年，罗安荣就敬文诱购买门面办理产权一事打电话给他，要求尽快协调办理好产
权证。
(3）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6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敬文诱到他家里说从雁峰区法院拍卖的那个门面，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发现该门面被长沙的一个区法院冻结，要求罗安荣给雁峰区法院打电话处理此事。罗安荣多次督促雁峰区法院处理此事，并安排衡阳中院执行局的同志到省高院汇报，与长沙中院协调，事后收受了敬文诱1万元。
（4）上诉人唐中梅的供述证明：敬文诱为雁峰区法院拍卖门面产权一事找罗安荣帮忙，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敬文诱为表示感谢送了1万元给罗安荣。
（5）提起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保证金收据、会议纪要、衡阳市雁峰区法院雁执字第94-5号民事裁定书等书证证明：敬国斌受湖南富通公司委托拍得“京华楼”门面，得佣金4万元，就该门面的产权过户、冻结解冻问题，衡阳市中院执行局及雁峰区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到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协调过。
4、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江东支行职工刘婉玲诉宾兴
华、荷湘公司和第三人路桥公司借款纠纷案经原衡阳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胜诉后，为了得以执行，刘婉玲请罗安荣帮忙，罗安荣接受请托后，向时任原衡阳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廖某某打招呼，使刘婉玲的案件得以尽快执行到位。2000年6月的一天，为了感谢罗安荣的帮忙，刘婉玲在罗安荣家中，通过唐中梅送给罗安荣人民币1万元，唐中梅收受后告知了罗安荣。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刘婉玲的证言证明：为刘婉玲与宾新华的债务纠纷案件的执行，通过唐中梅找罗安荣帮忙，在该案执行款到位后，刘婉玲于2000年6月在罗安荣家送了1万元。
(2）证人廖逸书的证言证明：刘婉玲与宾兴华、衡阳路桥公司的执行案件，罗安荣曾向他打招呼，要求加大工作力度，早曰结案，因罗安荣的过问，把执行款及时付给了刘婉玲。
(3）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1997年，刘婉玲有一个债权纠纷执行案件，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刘婉玲为此多次找执行庭和主管副院长，后来也找了罗安荣，请求尽快执行到位。罗安荣为此事跟执行庭庭长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尽快执行。2000年上半年，刘婉玲在罗安荣家中，通过唐中梅送给罗安荣1万元，唐中梅收受后告知了罗安荣。
（4）上诉人唐中梅的供述证明：刘婉玲为案件的执行情
况多次到家中请罗安荣帮忙，后来全部执行到位。2000年
上半年，刘婉玲送给她1万元钱，她告知了罗安荣。
5、刘莉华诉中国建设银行常宁市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经常宁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上诉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2003年8、9月，在衡阳市红龙火锅城，刘莉华的丈夫吴石头通过与罗安荣系邵阳老乡关系的湖南工业科技职工大学党委书记刘永生出面宴请罗安荣、唐中梅夫妇。席间，吴石头将案件相关情况向罗安荣做了介绍，并请托罗安荣予以关照。饭后，吴石头将人民币1万元托刘永生送给了唐中梅，唐中梅收受后告知了罗安荣。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刘永生的证言证明：2003年8月，吴石头通过他出面在衡阳市红龙火锅城宴请罗安荣、唐中梅夫妇。席间，吴石头将案件相关情况向罗安荣作了介绍，并请罗安荣予以关照。饭后，吴石头委托刘永生将1万元送给了唐中梅。
（2）证人吴石头的证言证明：2003年8、9月，吴石头为妻子刘莉华与常宁市建设银行的案件上诉到衡阳中院时得到罗安荣的关照帮忙，.通过刘永生出面约罗安荣、唐中梅吃饭，席间将案件材料给罗安荣看了，饭后用信封装1万元通过刘永生送给了唐中梅。
（3）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3年，刘永生为一个常宁医生的案子请他和唐中梅到红龙火锅城吃饭，席间刘永生给了他一个“红包”，他将“红包”给了唐中梅。
（4）上诉人唐中梅的供述证明：刘永生为一个常宁医生的案子请她和罗安荣到红龙火锅城吃饭，吃完饭后，刘永生送给她1万元钱。
（5）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衡中法民一终字第186 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刘莉华与常宁市建设银行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二审的判决情况。
6、2006年下半年，刘海斌贪污案经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刘海斌不服，上诉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期间，为了得到罗安荣的关照，使该案能从轻改判，刘永生受刘海斌的母亲黎淑云之托，在罗安荣家中送给罗安荣人民币0.5万元，罗安荣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刘永生的证言证明：2006年1丨月，为刘海斌案从轻改判找罗安荣帮忙，在罗安荣家中受刘海斌的母亲黎淑云要求送了5000元给罗安荣，并将雁峰区法院的判决书给罗安荣看了，罗安荣讲可以考虑，尽量帮忙。
（2）证人黎淑云的证言证明：2006年下半年，为刘海斌
案上诉能从轻改判，上诉期间，给刘永生5000元用来找关系，不久后，刘永生说找了罗安荣并将这5000元钱送给了罗安荣。
（3）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刘永生夫妇约罗安荣、唐中梅到“食神大酒店，，吃饭，餐前，刘永生的妻子讲“伟大服装厂’，案件中有一个上诉人是亲戚，要罗安荣予以关照，刘永生则走到唐中梅座位边，拿了一个“红包”
塞到唐中梅的小提袋里，回到家后，唐中梅告知送了5000元。
此外、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还认定：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高华代理的路桥集团第一公路工程局天津工程处诉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结算纠纷案在衡阳中院审理期间，罗安荣主持审判委员会讨论了该案。在该案审结后的2004年初，罗安荣在其家中通过唐中梅收受张高华人民币8万元。
本院审理认为：本次受贿犯罪事实，虽然上诉人罗安荣、唐中梅在侦查机关曾供述过唐中梅告诉了罗安荣收受张高华8万元一事。但唐中梅在二审庭审中辩称系张高华送了8万元案件介绍费给她，她没有告知罗安荣，罗安荣也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唐中梅没有告诉他收受张高华8万元一事。且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法院岳刑初字第7号刑事附事民事判决认定，张高华送给唐中梅的8万元是为了感谢唐中梅其介绍案源，无证据证实张高华要求罗安荣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无行贿的主观要件，不能认定张高华构成行贿犯罪。因此，本院认为本次受贿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二）关于上诉人罗安荣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上诉人唐中梅非法收受他人和单位的贿赂共计人民币38.12876万元。
1、2003年11月3曰，湖南衡阳永兴集团开发的衡州大厦因火灾发生坍塌事故，永兴集团董事长李文革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李文革的妻姐唐珊玲
为使该案在法院审理阶段能够得到罗安荣的关照，多次前往罗安荣的家中向罗安荣、唐中梅夫妇请求对案件予以关照。2004 年，唐中梅在家中分别两次收受唐珊玲给予的美元0.6万元(折合人民币4.92876万元）和人民币10万元，唐中梅将收受钱财和唐珊玲的请托事项均告知了罗安荣，并利用系罗安荣之妻的特殊身份向时任案件承办单位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院长的贺某某打招呼。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证人唐珊玲的证言证明：2003年，衡阳市发生“11.3”火灾事故后，李文革因是发生火灾房子的建房业主被抓，唐珊玲为李文革的案子找罗安荣帮忙，并于2004年在罗安荣家送给唐中梅6000美元；2004年下半年，为李文革办理取保候审，在罗安荣家送给唐中梅10万元现金，但李文革一直没有被取保候审，唐由梅也没有把这10万元钱退还给唐珊玲。
(2）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3年，衡阳市发生“11.3”火灾事故，李文革因是火灾房子的建房业主被查处，并由衡阳市珠晖区法院审判。2004年底的一个星期天，李文革的姨姐唐珊玲等一起到他家里，拿了一些材料给他看，他看后没有表态，唐珊玲等人走后，唐中梅告知送了钱，他清楚送钱的目的是让其给李文革讲话。2005年3、4月份，唐珊玲到他家，表示对李文革判处的刑期感到满意，唐珊玲送了6000美金给唐中梅；过了一段时间后，唐珊玲又到家中送了一笔钱，唐中梅收受后告知了他。
（3）上诉人唐中梅的供述证明：2004年的一天，唐珊玲送给她6000美元，希望罗安荣能对李文革一案多多关照，她后来要罗安荣帮帮李文革，罗安荣答应帮忙；半个月后的一天，唐珊玲又送了 10万元现金，她收受后告知了罗安荣。
(4)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2004年 1 月17日，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为821.46%(每100元外币〉，即6000元美金折合48287.6元人民币。
2、原任衡阳市经济技术协作工矿物资公司（以下简称工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全先宋为追讨其任衡阳市经济技术协作工矿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五局五公司)拖欠工矿公司的货款，向罗安荣、唐中梅夫妇提出有偿邀请唐中梅追讨货款的请托，对此，罗安荣予以默认。在工矿公司诉中建五局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法院审理和执行过程中，唐中梅利用系罗安荣之妻的特殊身份，向案件承办单位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的相关人员打招呼，致使工矿公司的货款得以受偿。2004年6 月和8月，为了感谢唐中梅的帮忙，全先宋在唐中梅开办的移动代办点，先后三次送给唐中梅共计人民币14万元，唐中梅收受后告知了罗安荣，并以代理费的名义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唐中梅从该人民币14万元中，支付给经其介绍在案件审理阶段担任过诉讼代理人的牟桂华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 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全先宋的证言证明：2003年8、9月份的一天，
全先宋向唐中梅提出请唐中梅帮忙追讨中建五局的货款，约定按追回货款的15%付报酬，唐中梅表示同意。全先宋对这件事没有直接向罗安荣提出，但通过郭祥菊给罗安荣讲过要求关照，罗安荣答复先按法律程序走，到时再看情况；在讨回货款后，分三次共付给唐中梅14万元，其中包括了付给牟律师的钱。
(2）证人郭祥菊的证言证明：2003年，为全先宋追讨中建五局的债权一事，他曾向罗安荣提出要求为全先宋帮忙，罗安荣答复“案件先按法律程序走，到时再看情况”。
（3）证人甘昭东的证言证明：在办理衡阳市煤气公司破产案时，工矿物资公司经理全先宋要求代位执行中建五局第五工程公司在衡阳市煤气公司的债权，罗安荣对甘昭东讲过市政府重视此事，要求尽快处理好。
（4）证人牟桂华的证言证明：2003年下半年，经唐中梅介绍代理了工矿物资公司与中建五局合同纠纷一案，2004年，唐中梅给了她1万元的律师代理费。
（5）上诉人罗安荣的供述证明：2004年上半年，唐中梅与全先宋找到他，说有个案子急着要搞诉前财产保全，他安排主管执行的副院长甘昭东进行处理，后来甘昭东给基层法院打电话，查封了中建五公司的一个项目。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后，唐中梅跟罗安荣讲，全先宋为感谢罗安荣在财产保全中帮忙，送了一笔钱给她。
(6）上诉人唐中梅的供述证明：2003年下半年，全先宋要她帮忙追讨中建五局五公司一笔煤气工程欠款，按追回
款项的15%提成，在蒸湘区法院申请立案时，法院提出要交执
行申请费，全先宋希望能缓交，她就带全先宋找了蒸湘区法院的领导，同意缓交。过了一二个月，全先宋说执行款已经全部执行到蒸湘区法院的账号上，要求划拨，她和全先宋到蒸湘区法院找了陈副院长。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全先宋给了她15万元现金，其中包括给牟律师的代理费，她收下这笔钱后将1万元现金交给了牟律师。
（7）提取的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衡蒸民二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笔录、收条及银行汇划单、现金支票、代理费发票等书证证明：2003年工矿物资公司诉中建五局五公司欠款纠纷一案在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胜诉；2004年6月,由该院执行110万元货款到工矿物资公司账户，工矿物资公司支付代理费14万元。
3、2003年底至2007年下半年，时任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的刘江为了在干部岗位调整、职务升迁等方面得到和感谢罗安荣的关照，先后四次送给唐中梅人民币 4.2万元，唐中梅将收受钱财和刘江的请托事项均告知了罗安荣。罗安荣采取召开会议、向有关人员打招呼等方式，为刘江谋取利益。刘江先后晋升为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民三庭庭长、常宁市法院院长等职务。具体如下：2003年底，唐中梅在其家中收受刘江人民币0.8万元；2005年底，唐中梅在其家中收受刘江人民币2万元；2006年下半年，唐中梅在其家中收受刘江人民币1万元；2007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0)湘高法刑二终字第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安荣，男，1948年3月1曰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汉族，大学文化，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户。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于2008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4曰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李平，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中梅，女，1952年4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人、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副处级侦察员，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 户.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8年9月11曰被刑事拘留，同月24日被逮捕。现押湖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刘志华，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锋，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贝尔，男，1979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汉族，大专文化，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干部，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户。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8年9月1曰被刑事拘留，同月12日被逮捕。2010年4月20日经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
候审。 辩护人杨益长，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胡颖，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安荣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原审被告人唐中梅、罗贝尔犯受贿罪一案，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曰作出怀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罗安荣、唐中梅、罗贝尔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6月29日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肖智伶、杨勇依法出庭执行职务。上诉人罗安荣及其辩护人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平、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杨章保，上诉人唐中梅及其辩护人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志华、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王锋，上诉人罗贝尔及其辩护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贝尔，男，1979年8月3曰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汉族，大专文化，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干部，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船山路7号402户。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8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日被逮捕。2010年4月20日经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益长，湖南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胡颖，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律师。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检察
拥有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也犯罪吗? [案情介绍] 刘兵原系某县化肥总厂（国有企业）销售处副处长，1968年3月至1971年在柳州军区服役，1971年底至1986年11月在某县武装部服役，历任参谋长、军械科长、后勤科长。1986年转业到了某县化肥厂工作。初到化肥厂，刘兵即任行政处副科长。从1986年11月至1988年底，刘兵一直担任行政处副科长。自1989年元月起任销售处副处长，1993年5月兼任供销总公司产品销售公司副经理。 刘兵之妻唐某与刘在同一化肥总厂工作，是一名质检处的工作人员。刘兵因受贿被查，检察机关对刘某的财产收支状况进行了清查鉴定。在清查鉴定中，检察机关发现，刘兵现有财产除金额为81.4万多元人民币存单外，还有折价金额为3.4万多元人民币的其他财产，两项合计为84.8万多元人民币。刘兵及其妻子唐某自1986年1月至1995年11，月的合法财产收入为11.7万多元，实际生活支出的财产为16万多元，收支相抵，超支4.2万多元。在这些财产中，有23.7万多元属受贿所得，2.51万元属非法所得，接受送礼4000元，三项共计历。6万多元。此外还有62.5万多元刘兵个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刘妻也不能提供证据来证明这笔巨额财产的合法性。
1996年10月，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刘兵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个明罪。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刘兵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构成受贿罪。另外，刘兵有62.5万多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律分析] 刘兵犯受贿罪不言而喻，但其为何还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呢？难道钱多也犯法吗？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行为。构成本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3（2）行为人的财产或者支出必须是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数额巨大；（3）司法机关不能查明行为人巨额财产的来源；（4）行为人不能或者拒绝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所谓“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是指已知的公开合法收入数额与支出数额和其实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两者差额达到“数额巨大”的程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这个程度在5万元以上。就本案而言，刘兵身为国有企业销售处的副处长，是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主体。他实际据有的财产在除去受贿和其他合法与非法所得后，尚有62.5万元不能说明其来源。因此，刘兵的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律提示]
中美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研究 2008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其中有关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修改建议，即“将本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笔者现结合中美刑法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有关差异，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仅供立法者之参考。 一、中美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 1、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否归罪的比较 在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本罪首先规定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并为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所吸收，规定于贪污贿赂罪一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国家正常的财产制度。犯罪的客观方面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行为人有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记录；二是行为人无法说明上述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权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通过我国刑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拥有与自己的合
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行为，是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 在美国刑法中，由于美国具有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特点，因此对具体的罪名的规定十分繁琐详密，没有如大陆法系的刑法典那样对罪名下一简明的定义，相应的对于类似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法规定也散见于不同的刑事法律之中。1978年，美国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这一法律是规范了财产申报制度。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也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将酌情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 通过上述美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知，美国刑法主要是处罚财产申报中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其处罚力度和中国刑法类似，上限为5年监禁。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中美两国刑法都将应当履行说明或者申报巨额财产来源的相关义务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惩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分析 摘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被设立以来，在打击腐败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现行刑法中其法定最高刑为5年，这个法定刑规格偏低，实践中不利于惩治腐败，本文着重从罪刑相适应和防止司法腐败方面，论述提高刑罚度的必要性，并且还提出若干防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产生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刑相适应司法腐败Abstract: Unknown offense of source of a huge sum of property since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stroke corrupt inside rose should function that have, but in the current penal code its tallest penalty of the legal is low for specification of 5 years, this legal penalty, and practice the inside the disadvantage in cure for good corrupt, and this text put great emphasis on the accomplice's offense and penalty to went with should with prevent the judicial and corrupt aspect, and discuss the exaltation the necessity of the penalty degree, and still bring up some prevent the concrete measure that produce of unknown offense of source of a huge sum of property. Key Words: Unknown offense of source of a huge sum of property The crime and penalty adapt toes each others Corrupt judicatory 为了加强对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采用推定犯罪事实的方法，正式设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通过刑诉手段强制赋予国家公务人员说明自己巨额财产来源的合法义务。《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义：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相关刑法条文 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9高检发释字［1999］2号）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第395条第1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罪客体的复杂性是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法内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本法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严密法网，使司法机关易于证明犯罪而使腐败官员难以逃避裁判。也即按通常的司法程序，在官员贪污受贿难以证实的情况下，把举证责任部分转移而设立本罪。因此，首先，从设立该罪的目的就可以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的首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次，既然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本罪也就必然地侵害了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侵犯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首先，行为人拥有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而且差额巨大。这里所说的财产，是指行为人实际拥有的财产，包括住房、交通工具、存款等，名义上是属于别人实质是行为人的财产，应当属于行为人拥有的财产。这里的支出，是指行为人已经对外支付的款物，包括赠与他人的款物。合法收入，是指按法律规定应属于行为人合法占有的财产，如工资、奖金、继承的遗产、接受馈赠、捐助等。根据1999年9月l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其次，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拥有的财产或支出与合法收人之间巨大差额的来源及其合法性。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包括行为人虽然"说明"了，但司法机关查证不能证明其说明的合法来源的情况。差额部分的财产被推定为"非法所得"。本罪的行为状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对数额巨大的不合法财产的占有和支配。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国有公认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
原陕西省财政厅一副处长受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陕西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原副处长虞秀选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于 2003 年 8 月 13 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提起公诉。 昨日上午，西安市中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虞秀选，男，现年 40 岁。 经检察院审查查明， 2000 年 4 月至 2001 年 12 月， 虞秀选在担任陕西 省财政厅社保处副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委托陕西方圆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对陕西铁路系统等多家单位进行专项财务检查等业务，使该 所收入 2722 万元。 方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史来成为了答谢虞的 帮助，分别于 2001 年 10 月和 2002 年 9 月给予虞秀选人民币 28 万余元和 75 万元，虞将此款据为己有。 此后，还利用职权为其他 3 家单位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共计 120 万 余元。 虞秀选先后在陕西中汇会计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50 万元，在陕 西生物制品研究所投资 40 万元，还出资 23 万元为其弟购买一套单元房， 另交给他人保管的 20 万元存单一张和 10 万余元及 3000 美元现金，加上
其妻子的投资和其他存折 4 万余元，共计 148 万余元及 3000 美元，扣除 收受部分单位赠予的好处费 16 万余元，案发后虞及其家庭财产尚有 132 万余元和 3000 美元。 经核查，虞及其家庭收入从 1982 年 7 月至 2003 年 9 月，工资性收入 为 35 万余元，按西安市统计局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层家庭年人均收支情况 统计数据，降两档计算出其家庭支出为 17 万余元，收入尚余 18 万余元， 虞买卖股票共盈利 25 万余元。 现虞尚有 87 万余元和 3000 美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检察院认为，虞秀选身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 受贿赂 120 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对其 87 万余元和 3000 美元的财 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其行为严重触犯了《刑法》。 庭审中，虞秀选的辩护人对检察院指控虞秀选受贿罪进行无罪辩护。 辩护人认为，虞秀选接受方圆税务师事务所经营管理人史来成的钱， 系作为方圆所的股东分红所得。 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排除了犯罪故意，而受贿罪是故意犯罪，因 此虞秀选不构成受贿罪。 检察院则认为，虞秀选借钱给史来成，帮其创办方圆所，之后史来成 连本带息将钱都还给了虞秀选。 虞很清楚自己没有投资，而是利用职权向方圆所提供业务。 对虞秀选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辩护人对检察院指控的财产数额持 有异议，请求法庭予以查明。 此案将择日宣判。
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摘要】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则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此罪的设立存在诸多缺陷与不完善，应尽快完善有关立法。本文试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浅析，并对未来立法提出初步的设想。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虚假申报财产罪财产申报拒不申报立法完善制度建设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由来 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这种犯罪的规定，是因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发给，没有其他来源，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很容易被发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收入的途径越来越多，有的是合法所得，有的则可能是非法所得，使原本极小的财产差别变得越来越大。由于非法手段隐蔽，很难查实其真正来源，因此，198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要件的争论及对分歧问题的评析 1、设立正当性争议的评析 一种行为能否加以犯罪化，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了刑事的可罚性。如果是，则
可以加以设置并给予责难和报应，否则，便是不正当、不公正的．在具备了可罚性以后，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责难的问题，科学合理的责难过程所体现的正义并不亚于责难本身。相反，一种可能殃及无辜的责难则可能大大降低对其本身所蕴含的正当性的评价。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巨额财产，本人拒不说明和不能说明来源合法，我们当然不能否定其来源非法的高度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否定其来源合法的可能性．选择过程中，把合法行为作为犯罪进行评价，并予以责难，其正当性何在？盖然性并不能成为处罚的依据．因此，采取法律推定的手段，降低司法难度，并非立法救济司法必要之举，而恰恰是司法去填充立法无法自身合理解释的无奈之举。立法者不能以满足个案可能的正义，而牺牲刑事法整体的价值，这种选择的代价不仅仅是巨大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但是，立法者的初衷我们也不能忽视，非法获取的巨额财产显然是可罚的，我们不应容忍公职人员利用国家权力去谋取私利，损害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降低公众对其产生的公信力，惩罚显然必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的正当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缺失的，但这种缺失并不能成为完全、彻底、机械否定该罪的理由，解决之道是要建构一种新的机制去实现改正的正义． 2、犯罪客体的争议与评析 关于此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此罪的主体不愿说明非法财产来源的目的，实质上是自我包庇，妄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2）此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非法利益，属于渎职方面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3）此罪中来源不明的财产，不论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并非举证责任倒置 杨白辉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罪的证明责任，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本罪是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争议，笔者认为本罪的举证责任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 一、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应由谁提出证据并加以证实的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笔者认为，在刑法中必须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被追诉人是被推定为无罪的。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的逻辑，必须由控诉方举证证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下简称“被追诉人”）有罪，而不能由被追诉人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其进行辩护和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是一种权利，而非一项义务。被追诉人不承担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的风险），而是享有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证据的权利。举证责任倒置主要适用于民法中的特殊侵权行为，目前在我国刑法中是不存在的。 二、本罪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 我国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这种表述被很多
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理解为举证责任倒置，甚至有学者批评这种规定事实上具有“有罪推定”和“客观归罪”的特点，造成这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其他犯罪显著不同。关于这一点，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1、无罪推定原则可能存在例外。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原则往往不是绝对的，可能存在例外。刑事诉讼在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要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但并不排除少数情况下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存在的前提是国家和被追诉人处于对抗状态的传统诉讼模式之中，而当适用刑事和解或辩诉交易时，国家和被追诉人处于一种合作模式之中，这就构成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而且无罪推定主要是一项程序法的原则，并不排除在实体法上可以规定某种推定型的犯罪。“而实体法上的推定犯罪，建立在推定的必要性与科学性的基础上，上有一定的积极可取价值”。因此，推定型犯罪的规定并不构成对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但这种规定必须有充分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是这样一种推定型犯罪，它是由贪污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和反腐败的需要所决定的。 2、本罪并非举证责任倒置，只是构成要件中有推定的内容，因此证明标准有所降低。本罪仍然是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控诉方要证明被追诉人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而不像普通的犯罪那样需要非常清楚地证明犯罪行为的来龙去脉。因此，本罪只是证明标准的降低，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被追诉人说明财产的来源是对控方主张的反驳，是一种辩护权利，并非举证责任。
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点思考(一) 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则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此罪的设立，对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把握该罪的法律特征，对证明范围和证明责任的理解，家庭成员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等问题存在分歧，笔者试就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由来 1947年巴基斯坦《防止腐败法》中规定：“公务员或任何他的受瞻仰者拥有与公开收入不相称的财物，而本人不能满意解释的，构成刑事不定罪”。 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这种犯罪的规定，是因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发给，没有其他来源，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很容易被发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收入的途径越来越多，有的是合法所得，有的则可能是非法所得，使原本极小的财产差别变得越来越大。由于非法手段隐蔽，很难查实其真正来源，因此，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观特征 对于本罪的客观特征，理论界素有争议，主要表现在“持有型犯罪论”和“不作为犯罪论”之间的分歧。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对“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性质的认定上。“持有型犯罪论”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持有型犯罪，其客观方面的表现是行为人持有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其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行为，而不是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行为。“持有非法的巨额财产”是刑法惩罚的对象，“不能说明”是随附情节，是规定的工作程序而非实体上的犯罪构成要件。“不作为犯罪论”者则坚持认为：本罪是对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的不作为行为的惩罚，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不法状态的存在，法律授权司法机关可以“责令”作为具有财产申报义务的特殊主体“说明来源”，只要进行了说明，经查证属实，不管来源是否合法，均不构成该罪。相反，“拒不说明”就意味着是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这里的“不能说明”正是构成本罪的实体要求，而非举证行为，因而本罪的举证责任并未倒置。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它改变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遵循的原则，在其犯罪构成上也与一般犯罪不同。主要表现在：不能说明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其犯罪过程是推定的。该罪立法的本意是考虑到实践中贪污贿赂等犯罪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侦查手段的欠缺，使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期限内无法收集到非法所得的确凿证据，为防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财物的行为人由于证据不足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其惩治的核心行为正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申报财产义务的行为。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和证明范围 由于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因此许多学者就此认为本罪的举证责任倒置或证明责任转移，导致了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认为，只要运用证据证明行为人占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举证任务就已完成，剩下的主要责任则由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无法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就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对办理贪污、受贿案件不积极，不主动，不深入，侦查适可而止，半途而废，最终放纵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