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学家李银河关于同性婚姻的提案尝试，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议题带入了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配合这个倡议，草根的同性恋者社区“同志”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策划了一系列支持同性婚姻的活动，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媒体关注②。同性婚姻的实现，是西方同性恋人群争取平等权益的重要步骤。目前中国大陆有关“同志”权益的讨论，“同志”网站和新近出现的“同志”组织在引进和诠释相关话语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的声音更容易从媒体中听到，成为同性恋社群代言人。事实上，和许多国家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一样，目前中国参与“同志”运动的积极
分子只是“小众”，而在“同志”社区内部可能存在一个
“沉默的大众”，公众对于他们有关同性恋者［摘要］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提案尝试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议题带入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领
域。基于对上海48名中产阶级男“同志”的访谈调查，研究发现深度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导致同性恋社群内部对于同性婚姻存在不同的声音。对于“同志”伴侣关系的认可，多数受访者认为推动文化变迁，比进行法律创建更为根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象征意义多于现实意义，更加有效的途径在于推动性别多元意识的发展，拓展“同志”生存的文化空间。
［关键词］同性婚姻异性恋正统主义上海“同志”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都市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艾滋病风险下中国MSM 社群亚文化的建构和对疾病的反应”的资助。［作者简介］魏伟（1974-），男，重庆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社会学、性别/“性”研究和社会运动。［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６７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３５－１１
圈内人如何看待同性婚姻？
———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对“同志”的影响①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062）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①论文初稿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性”研究国际研
讨会上宣读。
当代中国的同性恋者通常自称“同志”，这个身份称谓的缘起和意义参见魏伟：《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社会》2007年第1期。②北京的女同组织“同语”近年来在每年二月的西方“情人
节”，都会策化在公共场合开展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倡导活动，尤其是2009年在北京前门大街举行的“同志”婚纱照拍摄活动，引发了大量的媒体报道。
权益的认识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些平常普通的“圈内人”是如何看待同性婚姻的？他们对于同性婚姻的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他们看待同性婚姻的态度对于争取实现同性婚姻的策略选择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介绍
在2007-2008年期间，笔者开展了一项上海“同志”权益意识和生存经历的调查，着力于呈现目标人群的实际境况，揭示承认和实施相关权利面临的趋势和挑战，从而为立法研究者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更充分地理解现实提供素材。通过揭示“同志”日常生活与歧视经历，考察“同志”权利意识的形成发展，个人体验，面临的限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寻求应对现实最为有效的办法。研究中专门涉及同性婚姻的问题，获得的访谈资料成为本文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
本次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对于访谈对象的个人社会特征要求为25-40周岁，上海生长或者外地到上海工作和生活三年以上的男性“同志”。在研究对象的招募的过程中，笔者刻意回避了“同志”组织网络，最后共招募到48人进行访谈，其中25%为笔者在MSN上的陌生网友，另外75%通过一家著名“同志”网站随机发信招募。
综观访谈对象的个人社会特征，上海本地人占44%，外地人——
—“新上海人”占56%；年龄最小22周岁，最大46周岁，65%的访谈对象在27-35周岁间；从教育程度看，92%的访谈对象的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27%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访谈对象的行业分布尽管十分广泛，但其中很多人的工作具有外企背景。个人关系的方面，除了1位身处“形式婚姻”①之中，其他都是单身状态，25%的访谈对象声称处于“同志”伴侣（BF）关系之中，虽然访谈对象对于BF的定义可能并不一致。
此次研究的样本结果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说明：首先是教育程度的同质性，偏向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目标人群，这和本次研究的人员
招募的地点和方式不无关系。参与对象较高的教育程度和特定的职业背景一定程度上反映上海“同志”社区的现状。其次，具有稳定“同志”伴侣关系的参与对象较少，除去“同志”社区亚文化因素，比如具有稳定关系的“同志”特别强调“低调”生活之外（有4人因为BF的压力，在已经达成访谈意向的情况下，最后改变主意），借助交友网站招募的访谈对象更有可能是单身。
二、同性恋伴侣关系：从“选择的家庭”到同性婚姻
尽管同性婚姻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学术界成为热门话题，但法律承认的同性婚姻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学理层面，同性恋社区内部以及同性恋社区和主流社会之间围绕争取和反对同性婚姻而进行的伦理、政治和法律争论②；二是在实践层面，通过考察同性恋社区内部自行举办的同性婚礼仪式，揭示同性婚姻的象征意义③。
在同性婚姻成为事实以前，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同性恋伴侣关系。除了性的关系，对于感情关系的强调是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的重要特征之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同性恋者围绕同性取向组织个人生活和发展长期伴侣关系创造了可能，从而使同性恋关系能够摆脱异性恋家庭和亲缘系统的结构性控制，成为传统家庭形态之外的一种另外（Alternative）的关系模式④。1970年代以来对于同性恋伴侣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主题：首先是针对有关同性
①“形式婚姻”指的是男女同性恋者为了应对社会和家庭的压
力而组建的有名无实的婚姻。
②Andrew Sullivan，Virtually Normal：An Argument about Homos-
exuality，Knopf，1995；Eric Fassin，“Same sex,different
politics：‘gay marriage’debat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Public Culture，13（2），215-232，2001.
③Ellen Lewin.Recognizing Ourselves：Lesbian and Gay Cere-
monies of Commitmen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④Barry D Adam：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NewYork：Twayne，1995.
恋者的刻板印象，致力呈现同性恋者同样能够维系和经营稳定的长期关系；再者，在认可存在同性恋长期关系的前提下，揭示同性恋伴侣关系中特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关系特征，及其这些特征对于关系稳定性和满足程度的影响；第三种研究传统则将已婚或者同居的异性恋伴侣关系和同性恋伴侣关系进行比较，试图理解性别角色、制度设置和普遍规范是如何对不同形式的伴侣关系产生影响的。①近期同性恋伴侣关系研究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提出“选择的家庭”。②和建立在系谱和婚姻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异性恋家庭相比较，同性恋家庭往往涵盖基于友谊和关爱的朋友网络，从而突破了血缘关系对界定家庭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家庭是作为个人选择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了行动者（Agency）的对于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独创性。酷儿理论的出现，为研究同性恋伴侣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反思和批判同性恋伴侣关系向异性恋关系模式的模仿，主张建立包含诸多可能和选择，更加灵活、民主和创新的人际和家庭关系模式。③和部分西方国家同性婚姻已经成为事实相比较，中国研究同性婚姻，基本上还是延续西方学理讨论的传统④，现实讨论只能使用“虚拟语气”。尽管依然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海内外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同志”人群的研究已初具规模。⑤这些研究中都不同程度谈到了同性恋人群的情感和伴侣关系。李银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的研究发现长期情感关系在活跃的同性恋人群中的比例较低，而且关系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同性恋者对抗传统和异性恋家庭模式，建立稳定长期的伴侣关系的尝试和努力，甚至很难得到圈内人的支持。周华山的研究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同志”身份认同和关系实践的影响，一方面揭示出异性婚姻关系和婚外同性关系具有某种共存性，另一方面，将同性关系纳入亲缘系统，为争取“同志”关系的在家庭层面的合法性提供了途径。然而笔者在成都进行的研究显示新的身份认同开始挑战中国“同志”传统的“双面”的生活安排，长期稳定的“同志”伴侣关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并逐步获得“同志”社区认同的生活模式。⑥除了学者的研究，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来自“同志”社区内部的研究，童戈讨论了中国当代“同志”社群的情感关系，运用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充分肯定了“同志”对于情感关系的普遍向往和追求，不仅详细描述了同性伴侣关系的不同形态，而且也对同性伴侣关系的实践进行了反思。⑦
三、“内化恐同主义”对同性恋亲密关系的影响
同性恋伴侣关系作为独立于异性恋血缘家庭
①Barbara Risman and Pepper Schwartz.“Sociological Research
Male and Female Homosexualit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1988.
②Keth Weston，.Families We Choose：Lesbians，Gays，Kinship.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Jeffrey Weeks，Brian Heaphy，and Catherine Donovan.Same Sex Intimacies：Families of Choice and Other Life Experiments.New York：Routledge，2001.
③Judith Stacey and Elizabeth Davenport，“Queer Families Quack
Back，”co-authored with Elizabeth Davenport，In Handbook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Diane Richardson and Steven Seidman，eds.London：Sage2002.
④比如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年版；郭晓飞：《中国同性恋者的婚姻困境：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⑤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Chou,
Wah-shan（周华山）.Tongzhi：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New York：Haworth，2000；魏伟：《消费主义与“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社会》2009年第4期。
⑥Wei，Wei，“Wandering Men No Longer Wander Around：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Homosexual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Chengdu，Chin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Vol.8，No.4，pp.572-588，2007.
⑦童戈：《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北京
纪安德咨询中心，2005。童戈的研究概括了同志伴侣关系的不同形态，包括泛情侣形式，非婚姻式专一情侣形式，类异性婚姻情侣形式，契约情侣形式和包养情侣形式。同志关系的多样性是不被社会认同，也没有法律和传统道德约束的结果；因此，更多地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互为认可和双边自主约定。尽管如此，同志的关系准则，在作者看来，仍然很大程度上沿袭和接受了传统异性性关系的伦理认同和评价。
的另外一种关系模式，在社会学家那里，关注的是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结构性基础，以及对当代性别关系的影响。①从微观层面对同性恋伴侣关系进行具体研究，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研究者对这方面有更多的涉入。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大量针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研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也是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有关“内化恐同主义”影响同性恋亲密关系的文献。“恐同主义”（homophobia）最早心理学家和同性恋运动活动家迈克尔·温伯格提出，指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非理性的恐惧、厌恶和歧视。②恐同主义影响到社会每一个成员，不仅包括异性恋者——
—这是温伯格主要抨击和批判的表现形式，而且也包括同性恋者自身。作为同性恋者，他们除了要应对异性恋主导的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和歧视，还必须应对已经内化到自我认知中的恐同主义。因为同性恋者也是生长在一个异性恋观念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使他们自己同样否定和贬抑同性恋，从而发展出对自我的憎恨，这就是内化恐同主义。③
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家伊安·梅尔认为内化恐同主义表现为同性恋者对于自我的社会性的负面评价，其极端形式就是完全拒绝个人的同性倾向。它虽然源于外在的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的社会环境，但却具有自我生产和复制的特点；换句话说，即便个人并没有经历外在直接的贬抑，也同样受到内化恐同主义的影响。④根据同性恋身份认同发展的理论，同性恋者在完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一般都会经历内化恐同主义的阶段；而对内化恐同主义的克服，是发展健康的自我认知过程中至为关键的步骤。⑤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内化恐同主义带来的焦虑、羞耻和对自我和其他同性恋者的贬抑，就会直接影响与其他同性恋者之间人际关系，包括普通朋友关系和亲密关系。在对纽约的男同性恋者一项大型历时研究中，梅尔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内化恐同主义不仅降低了受访者建立伴侣关系的可能性，而且使得已有的伴侣关系中更加不稳定。⑥另外一项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内在恐同主义和同性恋伴侣的满意度和持续时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⑦身处伴侣关系之中，将随时提醒个体试图否认的关于自我的性取向。为减轻伴随内化恐同主义的负面情感反应，个体可能选择避免和其他同性恋者发展持久和深入的关系，或者转而寻求其它不需要情感亲密和人际亲近的方式实现性的表达和满足。由于研究特殊的性质，童戈虽然没有能够和现在的学术文献进行对话，却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文提及的研究发现。同性情感关系的困惑和冲突，在“同志”群体中普遍存在，童戈将其主要归结为社会和文化的排斥，但他也同时指出，“同志”普遍存在较为负面的群体认同，和他们对于个体之间情感活动的正面认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暗示“同志”的身份认同——
—对于自我和其他“同志”的认同，影响到他们个体情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①Barry D.Adam“Struc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Gay World.”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No.27：658-71，1985；Anthony.Giddens，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Sexuality，Love，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②Michael Weinberg，Society and the Healthy Homosexual.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2.
③Joanne DiPlacido，“Minority stress among lesbians，gay men，
and bisexuals：A consequence of heterosexism，homophobia，and stigmatization.In G.M.Herek（Ed.）Stigma and sexual orientation:Understanding prejudice against lesbians,gay men，and bisexuals（pp.138-159）.Sage Publications，Inc，1998.
④⑥Ian Meyer and Laura Dean.Internalized homophobia，
intimacy，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en.In G.M.Herek（Ed.）Stigma and sexual orientation：
Understanding prejudice against lesbians，gay men，and
bisexuals（pp.160-186）.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1998.
⑤Vivennen C.Cass，“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A theoretical
model”.Journal of Homosexuality，vol.4，No.3，219-235，1979.Richard Troiden，Gay and Lesbian Identity：A Sociological Analysis.New York：General Hall.1988.
⑦Michael W.Ross and Rosser, B.R.Simon.“Measurement and
correlates of internalized homophobia：A factor analytic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2，No.1，1996，pp15-21.
①Fassin 2001.
②Michael Warner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③
Chrys Ingraham ，.“The Heterosexual Imaginary ：Feminist Sociology and Theories of Gender ”Sociological Theory ，vol.No.12，1994，pp 203-1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化恐同主义并非同性恋者个人内在的某种特征，而是把通行的异性恋主义原则适用于个体的结果。但是，
这一术语也的确容易引发争议，有学者认为它过于强调某种心理的上的认知障碍，而模糊了内化恐同主义问题本身的外在缘起，提出使用其它的替代术语，比如“内化异性恋主义”（internalized heterosexism ）
，“内化性偏见”（internalized sexual prejudice ），“内化性污名”（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虽然笔者的研究从梅尔等人的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发，但是针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笔者对研究的分析框架稍作调整，引入“内化异性恋正统主义”的视角，从而更好地对笔者的研究数据进行理解和说明。
四、对同性婚姻的质疑：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后果
随着中国“同志”人群自我赋权意识的觉醒，同性婚姻的问题也开始在中国“同志”争取平等权益的讨论之中。李银河从学术层面对于立法承认和保护同性婚姻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论证，并积极向国家立法机构提出呼吁，也得到了多数草根“同志”组织的积极响应。但是，同性婚姻在“同志”社区内部并非没有争议。在欧美国家，同性婚姻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才成为一个中心议题，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并不把争取同性婚姻作为重要目标，事实上，运动挑战甚至否认传统婚姻的价值。在同性恋运动的激进派看来，今天对于同性婚姻的执着追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同性恋政治的保守化。①童戈也用专门的章节探讨了“同志”社区内部关于同性婚姻的认同差异。虽然他发现调查对象都认同“同志”作为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和异性一样平等的婚姻权利，但是，对于同性婚姻的婚姻形式，对当事人权益和行为进行保障和制约等方面，存在相当的歧见。在作者看来，这些关于同性婚姻的认同差异，虽然是出于“同志”对个人利益诉求的维护（比如当事人的自主权利，两情相悦的“爱情”和“同志”婚姻可能存在的冲突等），却从现实生活的立场，对婚姻制度的伦理内涵进行了质疑。这基本上呼应了西方国家同性恋
激进派关于同性婚姻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此次对上海中产阶级男性“同志”权益意识的研究中，也听到很多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同意见。不过，除了极少数是从反思婚姻制度的角度质疑同性婚姻，更多则是从另外的角度———在我看来，就是对异性恋正统性的遵从———质疑同性婚姻的可行性的。关于这一点，性别政治上相对激进的
“同志”组织话语中可能并没有注意到，也是目前关于同性婚姻的讨论中遭到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霸权性的意识形态，同性恋人群中本身可能就在积极复制和维持异性恋正统主义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控制。在目前中国
“同志”社区内部围绕同性婚姻的讨论中，反思和批判婚姻制度本身可能还是相对次要的，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是揭示和挑战异性恋正统主义对于中国普通“同志”的影响。
异性恋正统性（heteronormativity ）②指的是社会生活对于非异性恋生活方式的边缘化，异性恋被认为是唯一正常的性取向。异性恋不仅被社会建构成具有主导地位，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异性恋构成了合法和符合人们期望的社会和性关系的标准。通过婚姻以及基于婚姻的各种制度安排，异性恋正统主义将异性恋制度“自然化”，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自然法则，而置之不顾人们之间活生生的现实关系。③上文专门论述的内化的恐同主义和异性恋正统主义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内化恐同主义会驱动个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遵从异性恋正统性的期望，为了表现出“正常”的一面，进行自我压抑，刻意展现符合异性恋正常性的举止和行为。和内在恐同主义过于强调对于同性恋者的
恐惧相比较，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则体现了对于整个异性恋霸权性性别制度的遵从。正如笔者下文对研究发现的分析将揭示的那样，生长和生活在异性恋正统主义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同志”本身就内化了传统的性别价值观念和对于“同志”的刻板印象，并参与到这些制度性偏见的生产和复制过程之中。在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影响下，很多“同志”在追求和发展个人长期亲密关系的时候，一方面形成对异性恋婚姻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另一方面却对同性亲密关系具有一种“宿命论”的认知。两相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同志”理解同性婚姻问题的一种观念语境，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于同性婚姻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看法。
１．传统性别价值观念和刻板印象的维持
性别是重要的社会结构之一，引导并且规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异性恋正统体制不仅预设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角色和性关系的标准，而且规定了异性性关系和同性性关系之间的高下之分。同性恋者的行为作为这种体制下的一种性别越轨，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之一，似乎占据了对主流性别价值系统进行批判的有利位置。然而，在我的访谈研究中，尽管不乏批判者，很多访谈者表现出了对于传统性别价值观念和性别刻板印象的高度认同。
在性关系方面，男人更具主动性和侵略性，而女人则是被动和顺从的。不少“同志”认可“男强女弱，异性互补”的传统性别观念。
“因为男人是靠不住的，结婚是对后半生的保障，我是这么想的。先不说别人，我自己就很花心，抵挡不住诱惑。还有就是，男性跟女性是有差别的，男性总是具有一种侵略性，占主导地位。女性总是更加具有依附性，依靠我的心理会强些，会迁就程度更强。”（William）
“从我个人的认知看，男女的关系比男男的关系维持得长，更加稳定，从我个人的个性分析，这样的一种关系，维持时间不长，主要是社会认同的结果。在男男关系中，对我来说，很难确定在其中的角色，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我的理解，总有一个主导，一个被动，在男女关系中，这个主导就很容易确定。在男男关系中，没有传统的定义，所以不能明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Collin）
另外一些”同志”，不加批判地复制社会对于同性恋者“自私”、“滥交”、“女性化”、“招摇”负面刻板印象。
“母亲知道我喜欢男人，母亲认为‘同志’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担当不起作别人丈夫和父亲的能力。我个人比较认同，我的确比较自私。只是看重个人的看法，不会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是蛮自私的一个人；我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可以爱上什么样的人。”（Steven）
对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认同，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影响个人的自我认同，成为同性恋者“自我憎恨”或者内化恐同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二是影响到“同志”人群对于发展同性亲密关系的认知，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这就是笔者下文将着重讨论的问题。
２．关于异性婚姻的想象
是否走进异性婚姻，是中国每一个“同志”都必须面临的抉择，也是讨论当代中国“同志”权益无法回避的问题。早期研究文献强调同性恋者面临传宗接代的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尽管绝大多数不想与异性结婚，却又不得不选择与异性结婚，从此过上“双面生活”，承受欲望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周华山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性行为和异性婚姻之间并不构成冲突，因为它们涉及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能够达成某种意义上的“一致”和“匹配”，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同志”的道德压力，并为同性恋者的“双面”生活方式的选择予以了合理化。童戈的研究显示很多”同志”在选择异性婚姻时，实际上表现出了相当的主动性，尤其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发展，将异性婚姻作为实现这些利益的手段和媒介。①
在这次研究的访谈对象中，Sam和Collin最为理直气壮地提出要结婚。两人都是上海人，年龄靠近30岁上下，拥有稳定的职业和“标准”的
男人气质。Sam认为结婚是履行应有的“社会责
任”，他的“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我有关注‘同志’权益，如果匿名投票，我也会参与。和我的选择不冲突。我这样做是中国人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表现，三十而立，到了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到了三十岁了，我就应该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这和我是‘同志’没有关系。”（Sam）
中国过去社会士人和贵族阶层就有着同性恋的丰富传统，作为一种男性的婚外和婚前的“性放纵”，只要当事人能够履行传宗接代和社会赋予男人的其它角色，尽管这种行为对男权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不影响男人的社会地位的道德评价。Sam的观点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贴切的注脚，并反映到他的交往的“同志”朋友中。“网上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是要结婚的或者已结婚的，只要有一点社会成就，有一点社会责任，对父母孝顺的，基本上都是要结婚的。”
“同志”结婚，一般认为主要是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压力。但是，随着对于“同志”群体研究的深入，笔者同意童戈的看法，更倾向于异性婚姻是“同志”自我选择的结果。在社会和经济日益自由化的今天，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同志”社区中也出现了多元话语和可供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模式。②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对于“同志”个人生活选择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必须克服“同志”就是作为社会压力中被动的“承受者”和传统道德下单纯的“受害者”的认识，“同志”本人也能积极地做出有关个人生活的抉择——
—既可以是选择“同志”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与异性结婚的生活方式。Collin 就强调和异性结婚更多地出于“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较确定，也不是没有挣扎，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我所期望的生活。这里面既有压力的因素，也有我自己选择的因素，但自己选择的因素更主要些。如果完全是出于家庭压力的话，那会很痛苦，我不希望自己生活得很痛苦。”（Collin）
“同志”选择异性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固然存在，但笔者同时强调，这是“同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全面权衡不同生活选择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来自外地的Morris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异性婚姻的：
“我现在也在尝试交往女朋友，在结婚的问题上，我家里根本是管不上的，因为我19岁出来念大学，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我曾经给我的同学也谈过这个话题，他也和我一样，我们这代人，自己为自己活，包括婚姻。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家里是没法干涉的。结婚的问题，其实没有想清楚，只是（“同志”道路）这样走下去，没有信心。年轻的时候还会有憧憬，有信心，但过了30岁以后，我越来越发现，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第二，我丧失了爱人的能力。我不爱任何人，也不爱女人，但可以组织一个家庭。虽然找女朋友，也需要花时间，但那可以让我看到未来，能够让我看到家庭。”
Morris和上面的三位访谈对象，都存在一个关于异性恋婚姻的“想象”，认为它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加稳定和更加具有保障的生活，能够让自己看到未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得出他们的选择是完全迫于社会和家庭压力的结果，他们做出了一个异性恋正统体制下符合“理性”的选择。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中，婚姻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当“同志”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的时候——
—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同志”，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时候，他们会寄希望于婚姻，上面Morris的谈话就说明了这点。薛先生对此也深有体会。
“我男朋友告诉我，如果自己一直赚几千块钱
①李银河，1998；Chou，2000；童戈，2005。
②魏伟：《圈里的“名人”：公众形象、社会污名和同志社区代表
者的建构》，《中国性研究通讯》（台湾）2007年第3期。
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迫走入婚姻。我觉得，只有钱才可以生活得自由。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如果你独身，收入也不是很高，就很容易被归入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展现自己正常的一面，如果收入方面不可能提高，他就会选择结婚，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确保得到社会的承认。”（薛先生）
尽管关于异性恋婚姻的想象，使上文提到的这些访谈对象都希望通过异性婚姻来达到自己对于稳定生活的追求，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中，更多的调查对象选择对异性婚姻说“不”。研究方法的局限，决定了那些坚定的“同志”生活方式支持者更有可能成为笔者的访谈对象，所以不能据此推论出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同志”已经选择拒绝异性婚姻。但是，这并不妨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同志”选择不和异性结婚。
3.同性伴侣关系的“宿命论”
稳定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鲜的现象。但是，随着媒体的曝光，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①和异性恋伴侣关系不同的是，同性恋伴侣不仅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认可，而且对许多“同志”而言，也没有现成的榜样可以效仿，因此，经营“同志”伴侣关系，除了需要挑战社会传统的勇气，更需要探索新的人际关系的想象力。当问及“生活中是否认识处于BF关系的‘同志’”的问题，多数受访者都能列举出一些自己认识的实例。生活中成功“同志”伴侣的榜样作用，对于“同志”的身份认同及其追求“同志”伴侣关系的信心有着重要的影响。
然而，“同志”在大胆想象和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上文讨论了“同志”自身对于传统性别观念和刻板印象的认同，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内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同志”普遍存在的同性关系宿命论。
“我认为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真感情，在所有的‘同志’感情中，占的比例很小。在我身边，有6、7年在一起居住的，大部分，80%都是性方面多一
点，那么随着新鲜感的丧失，时间的久远就会慢慢淡化，能做朋友就不错，据我了解的长期的3、4对里面，都没有性了。我觉得情感就是亲人的感觉，而不是夫妻的感觉”（Seth）
“认识的BF挺多的，最长的7年，他们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亲情大于爱情，在外面都有性伙伴，他们只是维系这样一个长达7年的亲情，他们两个没有爱情，更多的像兄弟。两人是同居的。”（Ｊａｓｏｎ）
“认识的有4、5对，有一对不算我的朋友，生活在一起20多年，自己开公司，合伙开公司，应该现在来说，没有爱情了，其中一个人想找BF，另外一个人也同意，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以前也找过，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其中两个是恋爱关系，另一个像他的亲人。”（路海）
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反映了访谈对象对于“同志”关系不稳定的担忧。很多“同志”都将亲情和爱情建构为一对互相冲突的情感范畴，具有浓重的将同性爱情浪漫化的倾向。另外，“同志”一般都会运用传统异性恋关系的行为准则，透过这面镜子审视“同志”伴侣关系，从而形成在很多“同志”看来并不正常却又无可奈何的生活和情感安排（比如上文提到的三人关系）。笔者认为尤其重要的是，访谈对象——
—无论是积极追求伴侣关系的单身“同志”，还是处于某种伴侣关系状态中的“同志”，对于同性伴侣关系的宿命论观点，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集体性认知”。这种“集体性认知”的一个后果，正如笔者在下文中讨论的那样，将会极大地影响“同志”人群对于同性婚姻的认知和评价。
4.围绕同性婚姻的争论
①例如成都的一对在一起生活二十余年的同性伴侣，就曾经
被媒体广泛报道。“同志”网站的兴起，也为人们了解同性伴
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渠道。
同性婚姻是“同志”人群的法律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研究中，笔者集中关注受访“同志”关于同性婚姻的看法。研究结果比较出乎笔者的意料，显示即使在“同志”人群中，同性婚姻仍然具有相当的争议，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同性婚姻的必要性；二是同性婚姻的可行性。关于同性婚姻是否必要？多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于同性婚姻的认可和向往，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更感兴趣的“同志”人群对于同性婚姻必要性的质疑。少数“同志”认为同性婚姻没有必要，他们对婚姻制度本身有一定的反思，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考虑。
“对于同性婚姻，这没什么不好，但没有必要把一纸婚约提得这么高，法律没有说‘同志’可以结婚，但它没有说‘同志’不可以结合啊，不可以在一起啊；即使没有，我也无所谓。”（Steven）“我认为并不能通过‘同志’婚姻解决很多问题，异性恋者有了婚姻，他们的问题不比‘同志’少，婚外恋，第三者，财产纠纷，虽然它提供了一种保障。我认为这种保障更多是来自两个人之间的心灵和道德的保障，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界限。不能夸大法律保障的作用。”（正楠）
童戈探讨的“同志”社区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同声音，也主要是从反思现行婚姻制度这样的一个角度。
笔者在研究中也听到另外的一种声音，则更加契合本文的主题。身为律师的薛先生，从同性婚姻对于正常婚姻构成冲击的角度，表示不认可同性婚姻。
“关于同性婚姻，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觉得婚姻还是传统的，本质上是一男一女的，同性婚姻就是想获得夫妻双方互相代理的权利，但我觉得可以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法律上可以做变通的规定，不应该通过破坏现有的婚姻来达到。比如它可以规定两个同居的人彼此的权利，如果破坏现有的婚姻，我觉得是不合适。当然同性婚姻，放一起可以，分开也可以，但我觉得同性婚姻是和社会格格不入的，毕竟同性恋是一小部分人，你不能把小部分人的意愿强加到大多数人身上，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把大多数人的意愿强加到我们身上，但我觉得是合理的，在法律上是正常的，因为法律表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薛先生）
薛先生就同性婚姻必要性在法律层面的解读，在笔者看来，是屈从于异性恋正统性的体现。他主张对民事关系法律进行必要调整，涵盖同性伴侣的部分，虽然看似更加现实和容易操作，但事实上认可了异性恋者对于婚姻制度的垄断，也等于承认同性伴侣相对于异性配偶的“二等公民”的地位，没有资格和后者享有同等的权益。
在访谈中引发更多讨论的是关于同性婚姻的可行性。政府和官方的态度，其实并非“同志”考量的重点，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化接受和认同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学者对台湾“同志”关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进行了研究，她发现了一个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为了和大陆的“极权”政府形成对比，台湾当局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颇为积极，力争成为在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另一方面，当地的“同志”却并不积极，因为他们更多顾及的是家庭的感受和社会的影响。①此次研究证明了这位学者的发现。当问及如果同性婚姻合法，是否会选择的问题，很多访谈对象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同性婚姻在中国不现实，哪怕这个法律出来了，我也不会轻易去尝试。因为家里人反对，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而且我觉得这种婚姻对我来说仅仅是一种形式。”（Darren）
①Cindy Patton，.“Stealth Bombers of Desire：the Globalization
of‘Alterity’in Emerging Democracies.”In Arnaldo Cruz-Malavéand Martin Manalansan（eds）.Queer Globalization: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2.
“我也经常看‘同志’权利的讨论，但在中国还是很敏感，比如李银河提议案，但说得长远些，即使有这个东西，又会有多少人去做？因为我觉得双方要有一个肯定，有些人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就不会那么做，因为那样做了会涉及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复杂。压力会有的，比如我今天说我是‘直人’，明天告诉你说我不是了，周围的人一下子转变不过来，那我的信用何在呢？”（龙龙）
“也许法律可以提供某种保障，但很难实施，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不敢和家庭决裂的，就像我跟他，就算有婚姻制度，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去登记。如果你只有在婚姻的框架下才能得到保护，那岂不是大多数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你没有务实，大多数人享受不了。我没有调查，有多少‘同志’愿意去登记，法律上的承认并不能代表社会就能承认。”（薛先生）
法律承认并不能够带来文化认可，而后者似乎更能影响访谈对象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当然，也有“同志”提出，争取同性婚姻的过程，本身就能够促进文化变迁。
社区内部关于同性婚姻的不同声音，集中反映同性婚姻的时机是否合适的问题上。在访谈对象看来，法律对于同性婚姻的认可，本身并不能改变“同志”背负的社会污名，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思考法律创建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法制传统并不深厚的国度里。访谈对象对于同性婚姻的顾虑，再次表明在争取”同志”人群婚姻权之前，更为重要的一步是消除歧视，推动文化变迁。但是，也不能忽略法律创建本身的意义，当笔者的访谈对象只能用“虚拟”语气讨论同性婚姻的利弊的时候，部分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者已经能够感受实施同性婚姻带来的现实影响了。同性婚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获得通过后，兰鲁迪研究了同性恋社区对于同性伴侣关系的看法所发生的变化。同性恋受访者普遍认为法律对于同性婚姻的承认，使他们感到自己和伴侣的关系变得更加真实。这种真实感，不仅是对他们自己而言，更是基于生活在周围的异性恋者给予的更多的认可和接纳。①
五、结论：挑战异性恋正统主义
本研究显示尽管很多“同志”都有追求长期稳定同性伴侣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又往往透过异性恋正统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和审视同性伴侣关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异性恋婚姻的想象和对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遵从。异性恋婚姻的想象导出同性婚姻不正常和不自然，破坏社会稳定的结论；而对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遵从，使得同性关系“宿命论”在“同志”人群中颇有市场，影响了他们追求伴侣关系的信心，并最终影响到他们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当一些学者为在中国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奔走疾呼的同时，在“同志”人群内部，却没有能够引发足够的回应。反思这样的现象，显示“同志”自己也成为异性恋正统主义“霸权”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充分揭示了制度性歧视进行运作的特有机制。
在笔者的研究中，访谈对象对于包括同性婚姻在内的“同志”相关法律的创建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他们更加看重大众观念的变革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后者没有实现之前，创建法律的努力不仅可能是徒劳的，而且也未见得能够给“同志”带来法律保障。笔者在上文分析“同志”对于同性婚姻无法解决的各种顾虑，正是这一判断的现实注脚。因此，很多“同志”都提出了制定反歧视法的重要性，但他们往往并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更多的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这点不难理解，对于各种已经制度化的歧视，法律是不能进行规范甚至制裁的，只能在文化的层面予以应对。目前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象征意义多于现实意义。拓展“同志”生存的文化空间，推动性别多元意识的发展，才是改善同性恋者境遇的一条更加有效的路径。
（责任编辑：徐澍）
①Pamela J Lannutti，.“The influence of same-sex marriag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ame-sex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Homosexuality，vol.53，No.3,2007，pp.135-151.
Percep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from Within:
The Impact of Internalized Heteronormativity over Chinese Tongzhi
WEI Wei
Abstract:Li Yinhe’s proposal on same-sex marriage has brought the issue of sexual minority’s right to public in China.How Chinese ordinary tongzhi-other than those gay movement activists-think about same-sex marriage is hardly the focus of documentation.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48middle class male tongzhi in Shanghai，this study reveals some different voices around same-sex marriage within the tongzhi community.Except for very few who debated over same-sex marriage by criticizing the marriage institution，many participants were not identified with same-sex marriage because of heteronormativity deeply internalized into their personal life.Most participants regarded cultural innovation rather than legalization as more fundamental to make same-sex partnership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In conclusion，the significance of same-sex marriage proposal in today’s China is largely symbolic. Expanding tongzhi’s cultural spaces and promoting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ity provide an effective pathway to enhance living condition of sexual minorities.
Key words:same-sex marriage，heteronormativity，gay men in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