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的经验书写和代言式的群体情绪
——浅析当代打工诗歌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批打工大潮，成千上万的打工者背井离乡涌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形成了中国一类身份特殊却数量众多的打工群体。他们在各个城市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却同时面临身份尴尬、艰辛的生存环境等难题。打工的日子里惆怅、孤独常伴左右，在这种情形下急需寻找内心情感的宣泄口，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史、情感记和奋斗歌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他们与城市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揭露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内心的情感世界，打工诗歌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打工诗歌为打工者立言，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现实性写作和具有群体性的底层写作，他孕育着一种精神，即苦难、坚韧、抗争、激情。
关键词：打工 生存 诗歌 底层文学 愤怒
一、 源于生活的写作
见证意识是打工诗歌的一大特征。由于大部分的打工诗歌作家都来自于打工群体一线，所以他们有着活生生的经历，他们见证了农民工进城谋生的点点滴滴。打工诗歌的写作是一种带有经验的情感性写作，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呼吸甚至生命，往往带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历感，让人听到诗歌和生活的摩擦声。打工诗歌中那种诚实的原生态叙述，让我们感受到真相蕴含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的内心造成的巨大的震撼感，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无法如此真实得表达出来的。
打工诗歌在内容上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琐事为题材，经过分析我将其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类是书写打工者尴尬的身份处境。打工者进入一个城市后，得到该城市的承认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农民工，他们是农民却不再依附土地，他们在城市打工身份证上却清楚地写着“农业粮”，甚至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将他们视为造成社会混乱的潜在危险因素。在这种尴尬的身份处境下，此类诗歌散发出一股迷茫、痛苦的气息。
农民问题
税收问题
子女上学问题
父母下葬问题
穿衣盖房问题
农民问题，
怎么不做个农民问题，怎么做回一个农民的问题
农民问题
我的问题
（谢湘南《农民问题》）
诗人以赋的形式铺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不做个农民，如何做回个农民？”这是这群打工者心中最大的困惑，也道明了这群人最尴尬的身份处境。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直面生活的勇气诉说着曾经受到的压力和歧视，通过诗歌表达他们的情感欲求，精神寄托和生存状态。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们更真实
，更能直击读者的心扉。
第二类书写的是生存状态的艰难和困窘。很多打工者作为一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不仅得不到保证，甚至还惨遭剥夺。
辫子应约来到工棚，他说：“小保，你有烟抽了？”那盒烟也是偷来的，和棚顶是上一把六四式手枪。小保在床上坐着，他的腿在干这活儿逃跑时摔断了。小保想卖掉那把枪，然后去医院吧自己的腿接上。辫子坚决不让，“小保，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小保哭了，越哭越凶“看我可怜的！”他说：“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辫子也哭了，他一抹眼泪“看咱可怜的！”班子决定帮助小保卖枪，经他介绍吧枪卖给一个姓董的。以上所述是震惊全国的，西安12.1枪杀大案的开始``````
(伊沙《中国底层》)
这诗描述的是两个处于最底层被生活逼至绝境的两个打工者的真实事件，也是12.1惨案发生的起因。诗人伊沙使用戏剧化的对白和层层的追问将真实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可谓触目惊心，产生一种令人窒息的痛感。
这一位，请允许我略去他的姓名
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去广州打工，妻子却永远的留在了那里
谢天谢地，他们遇上了一位好老板
他捧着妻子的骨灰和十多万的赔偿
好了，还需要这样罗列下去吗
生活每一天都在继续，我提他们又有何用
一种主张，，诗歌要更多的面向内心
我也想写写我的内心，我相信它值得一写
但现在我的内心被这样一些人、一些事，狠狠地占据着
如果我依然无耻地
在那里我， 我，我，我真的应远离诗歌。
（李以亮《一些人，一些事》）
来时两人欢欢喜喜，回时一人形单影只……“谢天谢地，他们遇上了一位好老板”一句话包含了多少无奈，在我们看来本应是合理的补偿却变成了莫大的恩惠。可想而知在他们的世界中这种悲剧时常发生却经常得不到合理的处理。
打工诗歌中的代表作《生活》在这方面将打工者生活的辛酸表现得淋漓精致。“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打工者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资格，沦为了流水线的奴隶，从进入工厂开始他们就不再是他们自己，模糊地身份造就了他们的沉默和卑微。“铁”是郑小琼的诗歌中时常出现的意象，她将她和她的打工同伴们称为“铁”铁代表着什么？坚强、沉默、冰冷，这些正是打工者们散发的气息。“透过寂静的白炽光灯，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和忧伤，这些
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沉默如一块铸铁，在无休止的工作中他们丧失了言语的能力，哑语的铁，他们被生活压弯了腰，变得沉默而怯懦。原本带着无限的希望最终也被现实无情的打破，蓦然回首，原来那些希望只是一场梦。
第三类书写的是关于“家”的内容。回家这两个字在打工者的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并时时散发着神圣且诱人的光辉。上海《新民晚报》“快门快语”的编辑雍和曾写过以下的话：“回家的路千辛万苦，回家的人不畏险阻。就算熬上三天三夜，哪怕饥寒交迫，也心甘情愿，绝不却步。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家，都有一条拥抱家人的路。”然而即使交通如何发达的国家，回家对于打工者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车票的时间
不要太早，太早我请不到假
也不要太迟，太迟假期不够长
最好是工厂放假的次日
如果太匆忙，我怕会把自己遗忘
起点是广州、
终点是故乡
在工厂日日夜夜的加班
没有到过工厂以外的地方
不要随意更改地址，不然我找不到方向
有没有座位没有关系
在工厂我已习惯站立
站着，只要能抵达故乡
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
装载三年来母亲的盼望
预定我三年来回家的打算
那个一张窄窄的火车票
每年一盼 年复一年
那一头母亲白了鬓发
这一头我长长的耐心磨损了青春
（家禾《渴望定到一张这样的火车票》）
一张窄窄的火车票是打工者和家乡联系的纽带，然而也正是这张火车票将打工者与家乡的距离无情的拉远，它正在见证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口迁徙。火车票已经告诉我们：它是时代的一个孽，一个时代的耻，一个时代的痛，一个时代的梦。
当下打工者的真实生活、情感历程正因打工诗歌而真实的展现在世人眼前，将他们不为人知的世界大胆地呈现于阳光之下。因为作者的真实际遇，所以它们根本不需要夸张、比喻等修饰方式，就能极具震撼力。
二、打工者的传声筒
打工文学的编辑、作家徐东说：打工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关键是因为他们已成为成千上万打工者的代言人，文学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梦想也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打工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也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
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得形状，
铁栏和我们构不成秩序
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
陌生的面孔一闪而逝
幻想如一些红红绿绿的气球，那么容易嘭地一声破碎
我们的脸都很憔悴
踮起的脚跟起起伏伏，转过身去冰不意味着撤退
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
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
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
移动的脚不得不小心翼翼
生命的岔道上总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
（柳冬妩《盲流》）
整首诗中以“我们”为主人公反复出现，这里的我们就是一群无家可归为了生活四处漂泊的打工者。这里没有用“我”而是“我们”很明显的显露出诗中所抒发的情绪不是一种“个人意识”而是“群体意识”，它代表的是一群来自不同地方却遭遇相似、身份相同的打工者。它发出的声音是来自打工者们内心集体的呐喊。
打工文学作家周崇贤说：“打工文学的崛起在于它的群体性，我们是一个整体，
打工诗歌的启示在于：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群体的命运。平时打工者可能是一盘散沙，到时就是铁板一块，具有震撼力。”
《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它们肯定不是一颗树上的，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
诗人将“苹果”一词来表示打工女孩，用“它们”来代指苹果。这些打工女孩或许来自天南地北，但她们怀着同一个梦想在这个城市相聚，她们有着相似的开始，相似的发展或许也会有相似的结局。相似的遭遇让她们团结在一起，就像诗中所说，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其中一种怜悯的姿态溢于言表。
打工诗人说：“矗立在中国这块打工者热血涌动的土地上，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时时激励着我们的内心：千百万打工者背井离乡，以汗水泪水血水，以青春
生命，在屈辱中抗争，在绝望中梦想，在迷茫中求索，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打工时代。拥有打工和写作双重身份的我们，有理由记录下来这段历史，让同时代的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体。”“打工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贴近时代，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和命运。”明确的表明了他们的群体立场。这群打工诗人深切的感受到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谱写的诗歌是底层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打工者的心声。是打工者的传声筒。
第一：打工诗歌是底层文学中的一支，它们将笔头一致地指向社会底层的人民然而打工诗歌又具有其本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打工诗歌的作者多位于打工群体一线，他们书写的正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者是亲自见证的真实的事件。而底层文学的作者大多数都是专业的作家，他们或许因为写作而深入底层体验生活，然而亲身经历感却远远不如打工诗歌。
第二：正是由于作者的身份不同，诗歌所表现的情绪也有所不同。大多数底层文学的作品所表露的情绪是对于底层人
民的同情和怜悯，打工诗歌则表现的是满腔的愤怒。徐强在《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中将孤独、迷茫、徘徊、挣扎、绝望、煎熬排成一个直立的碑状，他在诗中直接喊出：“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只打雷不下雨……”字里行间全是为打工者们的不公平遭遇流露出的愤怒的情绪。罗德运《刘晃棋，我的打工兄弟》中写道：为什么这样位居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与其说这是在责备这位胆怯的打工兄弟，不如说这是在控斥这个社会的不公和无情。此类诗歌还有很多。这些诗歌的当中流淌的是为民工代言的愤怒情绪，将民工的身份做了一个集体性的整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工进城遭遇不满的情绪森林，而不是某一个民工个体的情感流动。这种愤怒根源于城乡二元的对立意象情绪，对城乡对立的一种谴责、愤怒。他们作为城乡之间特殊存在的人群，生存在城乡夹缝之中，受尽城乡对立所带来的痛苦，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诗歌在有意无意之中携带着强烈的愤怒，这也是打工诗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也正是这种愤怒的情绪书写导致诗歌创作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走向片面和简单化的倾向。这是一种被人性和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这种愤怒让打工诗歌失去了它的丰富性，降低了艺术性。朱光潜指出;一般人感受情趣时便为情趣所羁縻，当其忧喜，若不自胜，忧喜自胜，忧喜既过，便不复再想象中留一种余波返照。诗人在感受情趣之后，却能跳到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作意象来观照玩索。这就是好诗应具备的条件：感受情趣而能在沉静中回味。《命运交响曲》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推崇，从音乐中能感受到蓬勃的生命的力量，但是如果它至始至终都是一种高涨的情绪，却反而不能衬托出它的精神内涵，丧失它内在的生命力和艺术穿透力。打工诗歌应提高对自我个体的反思，在走出情绪之后，在沉静中反思，用一种清透明镜的心态看待城乡之间的矛盾，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诗的艺术穿透力。
作为边缘文化的打工诗歌虽然叙述上不够艺术；思想上不够成熟，但谁也挡不住它们里面迸发出来的血性光芒，那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诗歌，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而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的贫血的矫情之作。
参考文献
[1] 何轩：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评述，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0年第2期。
[2]
刘金东：论打工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社会学术研究会讨论文集，2009年第4期
[3] 马忠：一个人的独唱，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