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社会成本问题
经济学中的灯塔
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 ……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这是政府服务
的最新例子:灯塔。它们保全生命和货物。灯塔管理者很难向船主收取使用费。因此，这部高深的著作将说明:“私人利益和货币成本”(正如一个想靠建灯塔发财的人所看到的)与真正的社会利益和成本(将被保全的生命和货物与(1)灯塔的总成本和(2)让更多的船只看到警告灯塔的额外成本相比较)是存在差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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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承认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外部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政府的必要作用。
后来，萨缪尔森再次提到灯塔“由于外部经济效应而成为政府的合理活动”。他写道:考察上面提到的为了警告礁石而设置的灯塔。它的光亮有助于每个看到它的人。企业家不会为了赢利而建造它，因为要向每个使用者收费会引起极大的困难。这肯定是政府要从事的一种事业。
萨缪尔森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用灯塔来说明另一个论点(一个早期作家没有论述过的论点)。他写道:……在灯塔的例子中，应该注意一件事:灯塔管理者不能很容易地以销售价格的形式向受惠者收费这一事实使灯塔成为某种社会或公有物品。但即使灯塔管理者——假定通过雷达跟踪——能向每一个附近的使用者收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灯塔服务能象根据市场价格而提供的私有物品那样，以社会最优的方式提供出来。为什么,因为容许更多的船只使用灯塔的社会成本是零附加成本。因此，由于避免付费而远离灯塔水域的任何船只代表着社会的经济损失——即使向一切船只收费，其价格的总和也并不会大于灯塔的长期开支。如果灯塔从社会的观点上看来是值得建造和维修的——它不一定是应该的——较为高深的著作能够说明为什么这种社会的物品应该以最优的方式给予一切人。
在萨缪尔森的论点中有一个悖论。因为私人企业不可能为它们的服务收费，所以必须由政府提供灯塔。但如果私人企业收费是可能的，也不允许它们这样做(这
也假定应由政府来做)。萨缪尔森的立场完全不同于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立场。读了这些作家的著作，我发现收取灯塔使用费的困难是对灯塔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他们不反对收费，因此，如果能够这样做，他们也不反对私人经营灯塔。然而，穆勒的观点有点模棱两可。他认为，政府应该建造和维修灯塔，因为既然不可能让受益的船只支付使用费，所以私人企业就不愿意提供灯塔服务。但是他附加了一个限制性的短语:“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我认为，“强制征税”是一种向受惠于灯塔的船只施加的压力(实际上，强制税就是使用费)。穆勒的说明模棱两可的根本之处是，他的意思到底是“强制征税”使出于个人利益动机建造灯塔成为可能，因而不必由政府经营，还是对私人企业家来说是不可能的(或不值得的)，所以“用强制征税来补偿，因而需要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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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我的观点是，穆勒是持前一种解释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它代表着他的建造和维修灯塔是“政府的适当职责”观点的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在任何情形下，似乎很明显，穆勒原则上并不反对收取使用费。西奇威克的观点并没有解释上的问题。然而，它的含意也非常清楚。他写道:“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的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益处，然而却很难向它们收费。”这并不是说收费是不可能的。它的意思恰恰相反。它是说受益于灯塔的大部分船只逃避付费的情况很可能发生，而不是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灯塔的受益大部分由比较容易向其征税的船只享用，它意味着在这些情形中，收取使用费是合乎需要的——这使私人经营灯塔成为可能。
我认为，如果没有关于英国灯塔制度的知识，就很难确切理解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意思，因为虽然这些作者可能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毫无疑问，他们知道它的一般性质，而且在写作有关灯塔的内容时，他们心中肯定意识到这一点。有关英国灯塔制度的知识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穆勒、西奇威克和庇
古，而且可以为评价萨缪尔森有关灯塔的论述提供背景材料。英国灯塔制度英国建造和维修灯塔的机构是领港公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北方灯塔委员会(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灯塔委员会(在爱尔兰)。这些机构的开支由通用灯塔基金拨出。这项基金的收入来源是由船主缴纳的灯塔税。灯塔税的缴纳和报表管理由领港公会负责(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均可缴纳)，而具体的征税由港口的税务局完成。从灯塔税得来的钱属于通用灯塔基金，由商业部控制。灯塔机构向通用灯塔基金领取它们的开支。
商业部和各灯塔机构的关系有些类似于财政部和英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这些机构的预算必须经商业部批准。三个机构的预算方案必须在圣诞节期间提交给商业部，而且需要每年在伦敦召开的灯塔大会上加以审议。除了这三个灯塔机构和商业部外，出席大会的还有灯塔咨询委员会——即代表船主、水险商和货运者的船运协会(一个商业协会)的委员会——的成员。灯塔咨询委员会尽管没有法定的权力，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灯塔机构在制定预算时，商业部在决定是否通过预算时都要考虑它的意见。灯塔税的标准由商业部决定，以使在某一年限内的税收收入足够维持支出。但是在制定工作规划和改变原有安排时，大会的参加者，特别是灯塔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考虑新的工作规划和改变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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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对灯塔税标准的影响。征收灯塔税的根据在1898年颁布的商业船运(商业船舶基金)法的第二细目表中有说明。虽然后来理事会条例对灯塔税标准及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改，目前的征税结构基本上是1898年确定的。对于在英国到港或离港的一切船只，每个航次每吨的纳税标准有极大的不同。“内航”船只一年内10个航次之后就不再缴纳灯塔税。“外航”船只6个航次之后就不再纳税。这两类船只的收税标准不同，如果船的体积相同，“内航”船只10个航次所缴纳的税额近似等于“外航”船只6个航次所缴纳的。某些船只每吨纳税率比较低，如超过
100吨的帆船及巡航船。拖船和游艇按年纳税而不是按航次纳税。而且，有些船只可免缴灯塔税:属于英国或外国政府的船只(运载货物或乘客的除外)，渔船，底卸式船和挖泥船，小于100吨的帆船(游艇除外)，小于20吨的所有船只(包括游艇)，只装底货的、等待燃料煤的、装补给品的和避免海险的船只(拖船和游艇除外)。所有这些条例都有限制条件，但它们足以说明条例的性质。
目前的情况是，英国灯塔服务的支出由通用灯塔基金拨出，该基金的收入来源于灯塔税。基金除用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灯塔开支外，还用于某些殖民地的灯塔维修和建造、清除残骸的支出，虽然这只占总支出的很小一部分。灯塔也有一部分开支不是由基金拨出的。如果“地方性的灯塔”只使某些使用特定港口的船只受益，它的建造和维修开支就不由基金支出，基金被限于通常为了“一般航行”的灯塔的财政开支。“地方性的灯塔”的支出通常由港务局拨款，由港口税弥补。
英国灯塔制度的演变穆勒在1848年的著作和西奇威克在1883年的著作中，就他们心目中存在的英国灯塔制度而言，他们肯定想到的是早期的情况。为了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我们应该了解19世纪英国灯塔制度的一些情况和它的演变方式。然而，研究英国灯塔制度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了解提供灯塔服务的各种可资利用的制度安排。在讨论英国灯塔服务的历史时，我仅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因为这两地的灯塔制度是穆勒和西奇威克最为熟悉的。
英格兰和威尔士主要的灯塔机构是领港公会。它也是英国最主要的领港机构。它经营疗养院，为海员及其妻子、寡妇、孤儿管理慈善基金。它还负有许多职责，例如，检修“地方性的灯塔”，为法庭的海事案例听证会提供海事顾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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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港船长。它是包括伦敦港务局在内的港口委员会的成员。领港公会的成员在许多委员会(包括政府委员会)中供职，处理海运事务。
领港公会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它大概是从中世纪经海员行会演变而来的。1513年，一份要求成立行会的请愿书提交给亨利八世，1514年颁发了许可证书。证书赋予领港公会以领港管理权。这一权力和慈善事业在许多年中一直是领港公会最主要的工作。直到很久以后，它才考虑到灯塔本身。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然而，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航标。大多数标志设在岸上，并非特意用于导航的。这些标志包括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等。浮标和信标也作导航之用。哈里斯解释说，信标并不是灯塔，而是“立在岸边或海滩上，或许是顶端装有老式笼的柱子”。16世纪初，航标的管理和信标的提供由海军大臣负责。为了提供浮标和信标，他指派代表向受益于这些航标的船只收费。1566年，领港公会被赋予提供和管理航标的权力。它们也负责监督私人航标的管理。例如，一个不经允许就砍伐作为航标的树丛的人将被责以“假公济私”的罪名，“并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罚款收入由国王和领港公会平分)。1566年的法令在是否给予领港公会在水面上设置航标的权力的问题上似乎还存有疑虑。这一疑虑在1594年被消除了，当时，海军大臣将浮标和信标的管理权转给港领公会。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清楚，因为1594年以后海军大臣继续负责管理浮标和信标，但后来领港公会在这些领域内的权威似乎被承认了。
17世纪初，领港公会在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设置了灯塔。但是直到该世经末，它才建造了另一座灯塔。同时，私人也在建造灯塔。哈里斯写道:“伊丽莎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那些公共工程的拥护者表面上是为了公共福利，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谋私利。灯塔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注意。”后来他写道:“洛威斯托夫特的灯塔完工之后，领港公会的会员就心满意足不再干了……。1614年2月，300名船长、船主和渔民请求他们在温特托立一座灯塔，他们好像什么也没干。对这类请求充耳不闻，不仅动摇了行会的信心，而且既然存在着赢利的前景，所以这等于邀
请私人投机者插手。不久他们就这样做了。”1610—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一座灯塔，而私人建造的至少有10座。当然，私人建造灯塔的要求使领港公会很为难。一方面，领港公会希望自己成为建造灯塔的唯一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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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用自己的钱建造灯塔。因此，它反对私人建造灯塔的努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没有成功。哈里斯评论道:“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爱德华?科克爵士1621年在国会上的演讲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像船工一类的工程建设者表面一套，实际另一套:他们声称是为了公共福利，其实是为了个人。’”困难之处在于，出于公共服务动机的人没有建造一座灯塔。正如哈里斯后来写到的:“应该承认，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私人避免侵犯领港公会法定权力的办法是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国王允许他们建造灯塔和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使用费。具体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货运主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们将从灯塔获得极大的好处并愿意支付使用费。我认为，签名是通过正常渠道征集的，而且毫无疑问，它们代表了人们的心里话。国王有时可能授权他们使用专利权以作为他们为他效劳的回报。后来，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
灯塔使用费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它可能代理几座灯塔)收取，这种代理者可以是个人，但通常是海关官员。每座灯塔的使用费是不同的。船只每经过一座灯塔，就根据船只的大小缴纳使用费。每个航次每吨收费比率有一个通常的标准(如1,4或1,2便士)。后来，刊载有不同航程所要经过的灯塔相应收费标准的名册发行了。
同时，领港公会实行了一项既能保住权力又能保住钱财(甚至可能赚钱)的政策。领港公会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并收取租金。私人租借的先决条件是保证进行合作而不与领港公会作对。
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建造和重建座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或许是英国最著名的伊迪斯通灯塔。D?阿兰?史蒂文森评论道:“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为了抵御海浪的冲击，建造者们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才干和勇气。”1665年，英国海军大臣收到一份要求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的请愿书。领港公会评论道:这虽然值得，“但几乎是不可能的”。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1692年，沃尔特?怀特菲尔德提出一项建议，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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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和他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他建造灯塔，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然而，怀特菲尔德却没有着手这项工程。他将他的权利转让给亨利?温斯坦利，后者在1696年与领港公会谈判后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他得头五年的利润，以后50年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温斯坦利造了一座灯塔，后来又造了一座来代替它。灯塔于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场大风暴把灯塔冲走了。温斯坦利、灯塔管理员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都送了命。那时这座灯塔的总造价为8000英镑(全部由温斯坦利负担)，收入为4000英镑。政府给予温斯坦利的遗孀200英镑的抚恤金和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如果灯塔必须由具有公益心的人来建造，那么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灯塔。但是，私人利益又一次占了上风。有两个人，洛维特和拉迪亚德决定再造一座。领港公会援引国会法令赋予的重建和收费的权力，同意向新的建造者出租这一权力，而且条件比温斯坦利优惠——租期为99年，每年租金为100英镑，全部利润归建造者。灯塔于1709年竣工，它一直
工作到1755年才毁于一场大火。租约还有50年才到期。灯塔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新的所有者们决定进行重建，他们邀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斯米顿。他决定全部用石头建造，而以前的灯塔是木结构的。灯塔于1759年建成。它一直工作到1882年才被一座领港公会新建的灯塔所代替。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9世纪初的情况，就可以理解私人和私人组织在英国的灯塔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843年灯塔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声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2座灯塔(包括浮动灯塔)属于领港公会;3座灯塔由领港公会出租给个人;7座灯塔由国王出租给个人;有4座灯塔是起初根据专利权后来根据国会法令属于私人业主。也就是说，在总共56座灯塔中，有14座由私人或私人组织经营。在1820一1834年间，领港公会建造了9座新的灯塔，购买了5个租给个人的灯塔(除了那9座新建的灯塔之外，又在伯恩汉新建了2座灯塔以替代1座买回的灯塔)，购买了3座属格林威治医院所有的灯塔(它们是约翰?梅尔德伦爵士在1634年左右建造的，后根据他1719年的遗嘱赠送给格林威治医院)。1820年的情况是，24座灯塔由领港公会经营，22座由私人或私人组织经营。但领港公会的许多灯塔原先不是由他们建造的，而是通过购买或租约到期而得到的(伊迪斯通灯塔就是一个例子，租约于1840年到期)。1820年24座由领港公会经营的灯塔中，12座灯塔是租约到期的结果，1座是1816年由切斯特理事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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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所以，1820年46座灯塔中只有11座是领港公会建造的，而34座是由私人建造。
由于领港公会的主要建塔活动开始于18世纪末，因此在早期，私人灯塔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关于1786年的情形，D(A(史蒂文森写道:“很难评价领港公会对当时英国海岸灯塔的态度。根据它的行动而不是它的主张来判断，行会建造灯塔的决心从来都不是很坚决的:1806年以前，只要有可能，它就把建造灯塔的权利租让
给承租人。在1786年，它控制着四个地方的灯塔: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这两处用地方性的浮标使用税来管理)，温特森和西西里(行会在这两处立塔是为了阻止个人利用国王专利权收取使用费谋利”)。
然而，至1834年，正如我们所见，领港公会经营着总共56座灯塔中的42
座。那时，议会强烈支持领港公会购买私人灯塔的建议。这项建议由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于1822年提出。不久，领港公会开始购买某些私人灯塔。1836年，议会的法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港公会，领港公会有权购买剩留在私人手中的灯塔。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从那以后，除“地方性的灯塔”外，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
1823—1832年间，领港公会花费了74，000英镑购买了向弗拉索尔姆、费尔思斯、伯恩汉、北福雷兰兹和南福雷兰兹地方出租的灯塔。1836年法令公布之后，购买剩余的私人灯塔花费了近1，200，000英镑，其中大笔费用是用来购买斯莫尔斯灯塔(租约还有41年到期)和其他三座灯塔:蒂玛茅斯、斯伯思和斯克略斯(根据议会法令，它的租约还没有到期)。购买这4座灯塔的费用为:斯莫尔斯，170，000英镑;蒂玛茅斯，125，000英镑;斯伯恩，330，000英镑;斯克略斯，445，000英镑。这些费用的数目极大:购买斯克略斯的445，000英镑等于(根据权威机构的估计)今天的700—1000万美元，而它可能产生的收益比今天要高得多(因为税收水平较低)。因此，我们发现这些人不仅——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靠经营灯塔而发了一笔大财”，而且确实很成功。
从《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1834年报告》中可以了解到支持领港公会集中管理一切灯塔的理由: 本委员会吃惊地获悉，灯塔建造在英国各地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管理机构不同，灯塔税率和税额不同，征收的原则也不同。本委员会发现，灯塔建造这项对英国海军和商业至关重要的事业，不是在政府的直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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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下进行，由统一部门领导，由富有责任心和远见卓识、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和最节约的计划保证航运安全的人民公仆管理，而是放任自流，那灯塔只能在海难之后，应地方的要求，慢吞吞地建造起来。所有这些或许可以看作是我们伟大国家的耻辱。过去以至现在，灯塔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向国家贸易征税的手段，为了少数几个人的利益，他们正享受着国家给他们的这种特权。
本委员会认为，在任何时候，不必要地向我国的任何产业部门征税都是不合理的。向航运业征税尤其不合理，因为这使它和其他国家的航运业进行不平等竞争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本委员会议为，航运业应免掉向其公开征收的不必要的每种地方税和不公平税。
因此，本委员会强烈建议，在任何情况下，灯塔税应该降到与管理现有的灯塔和浮动灯塔，或建造和管理国家商业和航运所必需的新灯塔相适应的最低限度。
管理当局无视各独立机构持续不断地攫取大量收入(与上述的原则相反);他们名义上是收取灯塔税，支付管理灯塔的费用，实际上是为少数几个人谋私利，以达到那些在建造灯塔时不曾考虑到的目的。对此，本委员会不得不表示遗憾。本委员会特别反对重订出租某些灯塔契约的做法。12年来，下议院小型特别委员会一直呼吁议院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 虽然这一报告特别强调现有管理的不合理之处，认为某些私人灯塔管理不善，但是可以肯定，坚持将灯塔统一由领港公会管理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这样做会降低灯塔税。当然，这种建议认为灯塔的开支应由国库支出，这将导致废除灯塔税。但这办不到。在这里，我们对此不作讨论。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由领港公会统一管理灯塔就能降低灯塔税。这种观点可以在互补垄断理论中找到某些依据，然而古诺到1838年才发表他的分析著作，所以它不会影响这些关心英国灯塔的人们的观点，尽管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快地认识到古诺的分析著作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统一管理能使灯塔税有任何下降。因为要向灯塔的前所有者提供补偿，就需要一笔和以前同样数目的款项。正如领港公
会所指出的，由于“作为借款偿还的担保，灯塔税就被抵押了出去，……在债务还清之前，灯塔税不能废除”。实际上，在1848年贷款清偿之后，灯塔税也没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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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降低灯塔税的方法是领港公会放弃经营自己所有的灯塔所得的净收入。这笔钱当然用于慈善事业，主要用来资助退休的海员、他们的寡妇和孤儿。灯塔税的这种用途在1822年和1834年受到议会委员会的反对。1834年委员会特别提到救济院扶养着142人。有8431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领到年金36先令至30英镑的资助。它建议正在接受养老金的人继续接受，直到去世为止，但不增加新的名额，然而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
1853年，政府提议灯塔税不要再用于慈善事业，领港公会在向国王提交的报告中声称，这项收益是它的财产，这和私人业主的灯塔的情况是一样的(而私人业主由此得到了补偿): 国王和立法机构过去一直通过特许状把灯塔的管理权委托给领港公会。特许状没有在任何方面改变作为私人行会的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除了它必须管理灯塔作为获此特权的条件。行会的法律地位在国王和公众看来与灯塔税和其他特权(例如市场、港口和集市等)授予个人的法律地位没有差别。认为行会负有把灯塔税降低到管理费用——包括或不包括建造的成本——的永久的法律责任而无用于其他用途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是不合法律的。如果在颁布特许状时灯塔税是合理的，那末它将继续有效，尽管由于船运的增加，灯塔税将产生利润。特许状仍是有效的。在这里，国王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如果那时是合理的，以后则不可撤回。……行会对它们所建造灯塔的所有权与私人业主的所有权同样有效……而且，将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使行会的权利至少与私人的权利同样值得考虑。……属于领港公会的灯塔和灯塔税，就行会的目的而言，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它们用于这些目的的财产。……政府的建议似乎主张这一大笔财产应该给船主，除管理
灯塔的开支外其他一概不收。它看似行会的慈善之举，其实却是财产的转让，而这财产是为了死去的船长和海员的利益，为了他们的家庭，对船主们来说是财产的遗赠品。
这份报告提交给贸易委员会，贸易委员会严厉地批评了领港公会的意见: 上议院议员们丝毫不怀疑领港公会声称属于它所有的财产的权利。但是，……行会的情况与个人的情况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别:行会拥有财产必须，至少就灯塔税而言，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因此必须考虑到公共政策的实际情况。议员们不认为为了公共目的的减税违反财产原则，其中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分享税收收入。它向国王陛下某一阶层的臣民征税，而这个阶层却没有得到任何适当好处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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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超过管理灯塔的必要支出的灯塔税就属于这种税)。这种减税不仅没有违反财产原则，而且是最公正、最有益的。议员们不认为用灯塔的剩余收入资助穷海员和他们的家属有任何既得利益的动机，因为个人特权得以保全的既得利益的本质是大家和法律所熟知的。议员们真诚地对已经发放的养老金或其他福利工作不进行丝毫干涉。他们认为不把现在任何人都无权得到的权利给予新的个人，根据公共政策的理由，并不是公正的……议员们认为，灯塔管理费应由灯塔使用费支付。用前一代人为了保护船只避免触礁而缴纳的收入建造的灯塔应该是今天在英国海岸航行的人们的自然而公正的遗产。他们应该自由地享有环境所能允许的尽可能低的收费标准，其他的任何考虑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灯塔税用于慈善事业的做法于1853年停止。结果，这使灯塔税的降低成为可能，价格更接近边际成本，而且无数默默无闻的海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待遇变得更糟。而我们发现，由领港公会统一管理所有的灯塔并不一定会带来这一后果。
这种变化是1853年调整的一部分，这一调整就是设立商业海洋基金。灯塔税(和一定数量的其他款项)提供给该基金，该基金用于经营灯塔的支出和其他涉及航
运的开支。1898年，这一制度又有所变化，即取消了商业海洋基金，设立通用灯塔基金。这项基金全部由灯塔税提供，它仅用于灯塔服务的管理。同时，计算灯塔税的制度也简化了。每个航次的纳税不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船只经过能够获益的灯塔的数目而定。1898年所确定的基本上就是第二节中描述的筹资和管理制度。当然，细节上稍有变动，但制度的基本特征自1898年以来一直保留了下来。
结论
在第二、三节中，英国灯塔制度的概况及其演变表明，从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论述中所得到的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穆勒似乎认为，假如类似英国灯塔的筹资和管理制度这类事物没有建立起来，那么灯塔的私人管理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现代读者可能并不是这样理解他的)。西奇威克和庇古认为，假如存在受益于灯塔而却不能向其收费的船只，那么政府就必须加以干预。然而，受益于英国灯塔却没有缴纳使用费的船只主要是那些不在英国港口停靠而由外国船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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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不清楚所需要的政府行动的性质是什么，也不清楚政府应该如何行动。例如，尽管俄国、挪威、德国和法国政府的船只并没有在英国停泊，这些政府是否必须缴纳使用费,或者是否必须支付给英国通用灯塔基金一笔税款,或者还是由英国政府拿出部分税收支付给灯塔基金以弥补外国政府没能缴纳的缺额,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如果用普通税代替灯塔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似乎是萨缪尔森希望看到的)。首先，这将会增加英国政府特别是财政部为控制补贴的数量而监督管理灯塔的责任感。财政部的干预会降低灯塔管理的效率。另外还有一个后果。因为现在的收益是从灯塔服务的消费者那里得来的，所以成立一个代表船主、水险商和货运主的灯塔咨询委员会，可以向其咨询有关预算、灯塔管理、特别是有关新的工作的有关事务。用这种方法，灯塔服务对那些使用其服务的人将更容易引起反应，因为它是船运业为追加服务所作的现实的支付。只有当附加收益的价
值超过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改变原有的安排。如果灯塔服务从普通税中筹措资金，那末调整安排将不会发生，服务的效率由此就会降低。总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即用普通税支付灯塔服务其结果将导致低效率的管理结构。从资助灯塔服务的方式的变化中，萨缪尔森所看到的就是这种进步吗,那些现在由于灯塔税而避开英国航行的船只将来也会这么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使用费和免税的形式意味者对大部分船只而言，航行的次数将不受缴纳灯塔费这一事实的影响。因为灯塔税而造成的海难事故的数目——如果有的话——不可能很大。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取消灯塔税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同时这种管理结构的改变又将造成若干损失。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大人物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怎么会得出与事实相矛盾的有关灯塔的论述——就具体的形式而言是含混不清的，就政策而言可能是错误的,解释是:这些经济学家有关灯塔的论述都不是仔细研究或阅读其他经济学家的详细著述的结果，尽管文献中有大量的有关灯塔用途的论述。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灯塔的财政和管理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灯塔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灯塔例子的目的是提供“确定的细节，以具有艺术意味的逼真的事物来代替空洞和虚幻的叙述”。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发现能指导我们如何组织和经营各种活动的普遍原则。但这种普遍原则不一定是有益的，除非它们是从研究这种活动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内的实际工作情况中得出来的。这类研究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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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现在决定结果中哪些因素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以便使结论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样做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能向我们展示可供我们选择的社会方案的多样性。
本文中有关英国灯塔制度的论述只是揭示了某种可能性。早期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那时，船主和货运主可以
向国王申请允许私人建造灯塔并向受益的船只收取(规定的)使用费。灯塔由私人建造、管理、筹资和所有。他们可以立遗嘱出卖和处置灯塔。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灯塔的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使用费由灯塔的代理人收取。产权执行问题对他们与对向船主提供货物和劳务的供给者并无二致。产权只有在其调节使用费价格这一点上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后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灯塔委托给领港公会，一个对公众负责的私人组织，但费用继续由船只的灯塔使用费支付。萨缪尔森所热衷的制度——由政府从普通税中筹措资金，从来没有在英国实行过。这种政府筹资的制度并不一定要排除私人企业建造和管理灯塔，但它似乎不允许私人拥有灯塔(除非是很小的形式)，这与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出入。当然，政府筹资很可能意味警政府既管理灯塔又拥有灯塔;我不知道这种政府性的制度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比尔斯对美国灯塔的定义——“在海滩上的、上面挂有一盏由政府管理的灯的高大建筑物，是政治家的朋友”——并没有说明全部事实。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们不应该把灯塔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但本文不准备解决灯塔服务应该怎样组织和溶资的问题，这锦要更仔细的研究。同时，本文希望探讨最好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的经济学家应该举出一个比灯塔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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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问题
[英] R.H.科斯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
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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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
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
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谷物年损失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 (头) (吨) (吨)
1 1 1
2 3 2
3 6 3
4 10 4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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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
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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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土地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1美元。在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种状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这样做。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支付赔偿，作为对农夫同意不耕种这块土地的报答。农夫不可能获得高于用栅栏圈围这块土地的成本的赔偿费，以致于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实际上，赔偿费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也不会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我认为，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正常，在计算牛群规模的扩大所包含的附加成本时显然须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减少这一因素。该成本应参照牛肉生产的附加价值来衡量，并假定养牛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最佳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养牛的成本可能低于通常牛对谷物的损害时，要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下降，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引起土地耕种的停止。在牛引起损害且养牛者愿意支付赔偿费的情况下，这笔赔偿费超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Author(s): R. H. Coase 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2 (Oct., 1974), pp. 357-376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able URL: https://www.doczj.com/doc/4816433744.html,/stable/724895 Accessed: 27/09/2008 09:15 Your use of the JSTOR archive indicates your acceptance of JSTOR'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available at https://www.doczj.com/doc/4816433744.html,/page/info/about/policies/terms.jsp. JSTOR'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provides, in part, that unless you have obtained prior permission, you may not download an entire issue of a journal or multiple copies of articles, and you may use content in the JSTOR archive only for your personal, non-commercial use.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regarding any further use of this work. Publisher contact information may be obtained at https://www.doczj.com/doc/4816433744.html,/action/showPublisher?publisherCode=ucpress. Each copy of any part of a JSTOR transmission must contain the same copyright notice that appears on the screen or printed page of such transmission. JSTOR is a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1995 to build trusted digital archives for scholarship. We work with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to preserve their work and the materials they rely upon, and to build a common research platform that promotes the discovery and use of these resour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JSTOR, please contact support@https://www.doczj.com/doc/4816433744.htm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 collaborating with JSTOR to digitize, preserve and extend access to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https://www.doczj.com/doc/4816433744.html,
灯塔的故事——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案例： 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 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 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较多，享受到的好处比较多。所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 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来做呢?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 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如果有人反对：虽然家里有两艘船，却只有在白天出海捕鱼，傍晚之前就回到港里。所以，根本用不上灯塔，为什么要分摊?或者，有人表示：即使是按正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航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 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可是，由谁来收钱呢?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家挨户地收钱保管呢?如果有人自告奋勇，或有人众望所归、勉为其难地出面为大家服务，总算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即使当初大家说好各自负担多少，如果有人事后赖皮，或有意无意地拖延时日，就是不付钱，怎么办?大家是不是愿意赋予这个“公仆”某些像纠举、惩罚等的“公权力”呢? 问题： 1、什么是公共物品？它的特点是什么？灯塔是否属于公共物品？为什么？ 2、灯塔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什么？政府征税除了能提供公共物品，还有哪些功能？ 3、作为经济人的个人或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发生偷税行为，或者不自觉地发生漏税行为，有哪些解决方法？ 案例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消费两类不同性质的物品：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那些由私人企业生产并提供的产品，它的显着特点就在于消费中的排他性，即排斥他人使用的特性。例如自行车被人加上锁，就可以排除他人的使用权，
经济学中的灯塔(一) 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 ……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这是政府服务的最新例子：灯塔。它们保全生命和货物。灯塔管理者很难向船主收取使用费。因此，这部高深的著作将说明：“私人利益和货币成本”（正如一个想靠建灯塔发财的人所看到的）与真正的社会利益和成本（将被保全的生命和货物与（1）灯塔的总成本和（2）让更多的船只看到警告灯塔的额外成本相比较）是存在差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承认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外部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政府的必要作用。
经济学家谈灯塔公共物品与市场失灵 经济学家对灯塔一直情有独钟。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J· S·穆勒指出，虽然海中的船只可以从灯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就办不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方法，否则灯塔就会因无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稍后一点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西奇威克发展了穆勒的观点，认为在像灯塔这种情况下，以市场收费来鼓励提供服务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这些服务为社会需要而又无法收费。20世纪剑桥学派最后一位代表A·C·庇古则以灯塔说明了市场失灵。萨缪尔森也有类似观点。 灯塔之所以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就在于它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物品的公共物品。我们所用的一般物品属于私人物品，其特征是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排他性指可以有效地禁止别人消费，竞争性是一个人消费了其他人就不能消费或要少消费。例如，一个苹果如果是你的，法律就保证了你的所有权，不得到你的允许，别人无法享用，这就是排他性。你吃了这个苹果，别人就无法吃，或者要少吃这一个，这就是竞争性。公共物品则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例如灯塔，你无法排除没有为灯塔交钱的人利用它导航，这就是非排他性，同时一个人利用灯塔也不会减少其他人的利用，这就是非竞争性。像立法、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东西都属于公共物品。 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消费者通过购买而获得，从而有市场价格，生产者提供这类物品有利可图，价格调节可以实现供求双方都有利的市场均衡。市场经济可以提供充分的私人物品。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用购买也可以消费。这种不用购买也可消费的行为被经济学家称为“搭便车”。因此，公共物品没有市场价格，生产者提供这种物品无利可图。市场经济无法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这就是庇古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 像立法、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公共物品是任何一个经济都不能缺少的，是社会维持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所以，庇古从市场失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需要政府干预。这也是经济学家谈论灯塔问题的第一个结论。政府解决公共物品的方法是向居民强制征税，并用这些税收来购买公共物品。对整个社会来说，公共物品并不是免费午餐，因为是用公民交纳的税收来购买并提供的。对那些交不起税的低收入者和逃税的违法者而言，他们是享受了免费午餐，但他们的午餐费实际是由别人代交的。这正如别人请你吃饭不用你拿钱，但这顿饭本身并非免费午餐一样。
灯塔的故事 灯塔的故事 整理日期:2003-3-3 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 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 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 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较多，享受到的好处比较多。所 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 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 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 来做呢?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 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 可是，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 可是，如果有人反对:虽然家里有两艘船，却只有在白天出海捕鱼，傍晚之前 就回到港里。所以，根本用不上灯塔，为什么要分摊?或者，有人表示:即使是按正
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讨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 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可是，由谁来收钱呢?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家挨户地收钱保管呢? 好吧，如果有人自告奋勇，或有人众望所归、勉为其难地出面为大家服务，总算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即使当初大家说好各自负担多少，如果有人事后赖皮，或有意无意地拖延时日，就是不付钱，怎么办?大家是不是愿意赋予这个“公仆”某些像纠举、惩罚等的“公权力”呢? 灯塔的例子很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处理“公共财”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灯塔所绽放的光芒德泽广被、让过往的船只均蒙其利。可是，其他的东西像面包牛奶一个人享用了之后别人就不能再享用;灯塔的光线却不是这样，多一艘船享用不会使光芒减少一丝一毫。而且，你在杂货店里付了钱才能得到牛奶面包;可是，即使你不付钱，还是可以享有灯塔的指引，别人很难因为你不付钱而把你排除在灯塔的普照之外。 和牛奶面包相比，像灯塔这种财货就比较容易由公共部门来解决。因此，由灯塔的例子，可以具体入微地联想到“政府”存在的理由:透过大家认可的方式，大家决定要有哪些像灯塔之类的公共财，也决定要怎么样分摊提供这些公共财的成本。而且，为了能有效地处理“支出”和“收入”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也愿意让政府拥有某些司法和制裁的权力。 对一般人来说，也许灯塔和实际生活的经验有一段距离，不太能体会里面的曲折。但是，类似的例子多得很。每一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要在自己家附近的巷子里设一盏路灯，钱要由街坊邻居一起分摊、地点要由大家商量决定;那么，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或者你觉得走夜路没有什么不好，何必劳民伤财……
《经济学中的灯塔》读后感 今天有幸读了科斯的《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提出了经济学家们不应该把灯塔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的结论。在以前，经济学家们通常以灯塔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例子，来帮助读者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企业家不可能收取所有受到灯塔服务的过往船只的相关费用，不可能遍及盈利，所以私人不会投资于灯塔，只能由政府掌握。可科斯却就这个小小的灯塔提出了质疑。 文章最开始先列举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观点——灯塔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即为公共物品。而他们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灯塔照明和指引方向的特殊性，私人无法控制收费问题，便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问题。政府主要从税收中拨款提供这项服务，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接下来科斯通过分析英国灯塔制度，发现灯塔并不一定需要由政府管理，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许多是由私人或者企业出资建造和管理的。到今天，英国的灯塔也并非属于英国政府管理，而是由三个非政府性质的自治机构共同拥有和管理的。由此，他直接推翻了灯塔只能作为公共品的观点，其也可以作为私有品而存在。私营是通过向港口居民收费，而不是向船只收钱来解决收费问题的。 首先，上述提到了两个名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公共品的供给理论则指出，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存在，会出现“搭便车”等无效率现象，因而公共品的供给不能依赖私人市场，只能由公共部门提供。而私人物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所谓竞争性，意指增加一个消费者，需要减少任何其他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消费。所谓排他性，意指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付费才可以使用。 在该文中，传统意义上灯塔正是被经济学家意为公共物品。而在英国灯塔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曾经一度政府经营，却发现灯塔损坏率提高了很多，维修费用提高，使得资源偏向于无效率配置。这体现了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率。其实既然收费问题解决了，可以实现私人灯塔制度，为何不这样做，大大提高效率呢？在政府监管下的私人经营既解决了私人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又可以解决政府经营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问题。
经济学中的灯塔 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这一论断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其观测到的灯塔获得好处，但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即存在受益的外溢性，使得灯塔管理者很难向第三方索取报酬。”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
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这是政府服务的最新例子：灯塔。它们保全生命和货物。灯塔管理者很难向船主收取使用费。因此，这部高深的著作将说明：“私人利益和货币成本”（正如一个想靠建灯塔发财的人所看到的）与真正的社会利益和成本（将被保全的生命和货物与（1）灯塔的总成本和（2）让更多的船只看到警告灯塔的额外成本相比较）是存在差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承认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外部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政府的必要作用。 后来，萨缪尔森再次提到灯塔“由于外部经济效应而成为政府的合理活动”。他写道：考察上面提到的为了警告礁石而设置的灯塔。它的光亮有助于每个看到它的人。企业家不会为了赢利而建造它，因为要向每个使用者收费会引起极大的困难。这肯定是政府要从事的一种事业。 萨缪尔森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用灯塔来说明另一个论点（一个早期作家没有论述过的论点）。他写道：……在灯塔的例子中，应该注意一件事：灯塔管理者不能很容易地以销售价格的形式向受惠者收费这一事实使灯塔成为某种社会或公有物品。但即使灯塔管理者——假定通过雷达跟踪——能向每一个附近的使用者收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灯塔服务能象根据市场价格而提供的私有物品那样，以社会最优的方式提供出来。为什么？因为容许更多的船只使用灯塔的社会成本是零附加成本，即允许更多的船只来消费灯塔将会极大降低海上交通事故率，从而对途径此地的船只产生正面的心理影响，这是一种正的外部效应。因此，由于避免付费而远离灯塔水域的任何船只代表着社会的经济损失。并且，
生产函数：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产品的最大产出量之间的物质、数量关系。 等产量线：生产同一产量的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各种不同组合点的轨迹。 边际技术替代率：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要素投入量时所减少的另一种要素的投入数量，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给定的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开始会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增加量会越来越小。 等成本线：又称为企业预算线，它是一条表明在既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厂商所能够买的两种生产要素数量的最大的各种组合的轨迹。 扩展线：当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时，随着成本的增加，等成本线不断向右上方移动，结果新的等成本线与更高水平的等产量线相切，把各个均衡点连接起来，就是扩展线。它表示在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与不同总成本支出相对应的最优要素投入组合的轨迹。 规模报酬：指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同方向、同比例增加或减少λ倍时与产出变动η倍的关系。机会成本：一个具有多用途的资源在用于特定用途时所放弃的用于其他用途时最大的收益。隐含成本：自由要素报酬（=正常利润）。[厂商自己提供生产要素所应支付的费用] 边际成本：每增加一单位产出所增加的总成本。 正常利润：自由要素报酬（=隐含成本）。[是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 盈亏平衡点：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部成本时（销售收入线与总成本线的交点）的产量。 停止营业点：是边际收益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平均可变动成本的最低点，是厂商生产遇不生产的临界点。 市场失灵：一般将市场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成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并不是认为市场完全不好，而是指市场没有实现或不能实现可能达到的理想效果。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指市场没有使资源实现有效率的配置，二是指市场不能在许多领域实现理想的社会目标。 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共有资源）： 就是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 纯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国防和灯塔等，通常采用免费提供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 准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即超过一定的临界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就会消失，拥挤就会出现。准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类：a.公益物品。如义务教育、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b 公共事业物品，也称自然垄断产品。如电信、电力、自来水、管道、煤气等 共有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但有竞争性的物品称为共有资源 外部性：又称外部经济影响，是指从事某种经济行为的经济单位不能从其行为中获得全部收益或者支付全部成本，结果，社会所得到的收益或成本与经济行为人的收益或成本不相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使得私人的最优与社会的最优产生偏差，从而自发行为导致低效率。 科斯定理：可以概括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如何界定，市场机制都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逆向选择：是指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差的商品会把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从而导致市场均衡数量小于合意的、效率的市场均衡的状况。 道德风险：是指个人在获得保险公司的保险后，降低防范意识而采取更冒险的行为，从而使风险的概率增大的动机。 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是用来衡量社会收入（或财产分配）平均程度的曲线。 基尼系数：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了一个表示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被称为基尼系数。现实的基尼系数总是大于零而小于一的，基尼系数越小，一个社会的收入
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社会成本问题 经济学中的灯塔 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 ……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这是政府服务
财政学复习资料 一、案例描述 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提起“科斯的灯塔”或者“灯塔经济学”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灯塔”在经济学里是公共物品的代名词，关于灯塔的故事也就成为公共经济学的经典故事。 灯塔是船只安全航行的一种必要设施。作为早期的海上强国之一，英国的灯塔制度是发展最早、最完善的。早期的英国，灯塔设施的建造和灯塔服务，与别的产品一样，也是由私人提供的。为了满足航海者对灯塔服务的需要，一些临海人家出钱建设了灯塔，然后根据过往船只的大小和次数向船只收费，以此获取维护灯塔设施的日常开支的费用（维护灯塔的费用和人员费用），并获取投资收益。 建造灯塔的人后来发现，有些船只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缴纳灯塔使用费。他们或者绕过收费站逃避付费，或者干脆就宣称没有享用灯塔的服务，拒绝交费。这种现象扩散开来，自觉交费的船只越来越少，以致灯塔经营者入不敷出。 于是，灯塔经营者专门建立了一支队伍，配备了专门的装备来监督和核查过往船只的交费情况。这样一来，虽然灯塔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也增加了，灯塔经营还是入不敷出。经营者被迫再次提高收费，然而收费的提高促使更多船只试图逃避付费，而雇用更多人员监督收费又会使成本进一步上升。如此这般。私人灯塔制度终于维持不下去了，没人愿意再出钱建造灯塔。但是灯塔对于船只安全航行的必要性并未改变，航海者还是需要灯塔这种服务。最后，只能卣英国临海的各个地方政府出资兴建和维护灯塔的运营。 二、案例分析 为什么灯塔这种物品最后必须由政府来提供，而大多数一般的物品和服务，譬如汽车这种产品或者搬运工的服务，都可以由私人企业提供呢?原因就在于，灯塔是公共物品，而汽车或者搬运服务都是私人物品。 政府经营的灯塔起初一切如常，但时间一长，人们发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灯塔总是维护不善，管理不良，风吹日晒也没人去及时维护，设备损坏的频率比私人经营时高得多，有些灯塔常年失修，有些只是勉强使用。虽然不用再专门雇人来维持收费，过往船只也不用再额外交费，似乎是节约了社会资源，但是，由于经常损坏，实际上政府花在灯塔上的钱比私人经营时的成本（包括雇人的费用）还要多。建造灯塔的费用来自于税收，仍然是社会的财富。这些资源的使用，从社会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由此看来，由政府来提供灯塔这种公共物品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率，科斯特意从美国跑到英国，实地考察英国灯塔制度的历史演变，看看在政府经营 之前英国的灯塔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他了解到英国早期实行的都是私人灯塔制度，只是由于收费困难才被公共灯塔制度取代。 在分析了私人灯塔制度和公共灯塔制度的利弊得失之后，科斯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公共灯塔制度对资源使用的浪费和低效率表明，由政府代替私人生产公共物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英国早期的私人灯塔之所以演变为公共灯塔，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缺失。只要有关制度足够完善，私人灯塔的效率是很高的。譬如，政府应该制定有关对灯塔使用强制收费的制度，对逃避付费的行为予以严厉惩罚以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
经济学中的灯塔[上] 科斯 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 ……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 ……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这是政府服务的最新例子：灯塔。它们保全生命和货物。灯塔管理者很难向船主收取使用费。因此，这部高深的著作将说明："私人利益和货币成本"（正如一个想靠建灯塔发财的人所看到的）与真正的社会利益和成本（将被保全的生命和货物与（1）灯塔的总成本和（2）让更多的船只看到警告灯塔的额外成本相比较）是存在差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承认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外部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政府的必要作用。 后来，萨缪尔森再次提到灯塔"由于外部经济效应而成为政府的合理活动"。他写道： 考察上面提到的为了警告礁石而设置的灯塔。它的光亮有助于每个看到它的人。企业家不会为了赢利而建造它，因为要向每个使用者收费会引起极大的困难。这肯定是政府要从事的一种事业。 萨缪尔森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用灯塔来说明另一个论点（一个早期作家没有论述过的论点）。他写道： ……在灯塔的例子中，应该注意一件事：灯塔管理者不能很容易地以销售价格的形式向受惠者收费这一事实使灯塔成为某种社会或公有物品。但即使灯塔管理者--假定通过雷达跟踪--能向每一个附近的使用者收费，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灯塔服务能象根据市场价格而提供的私有物品那样，以社会最优的方式提供出来。为什么？因为容许更多的船只使用灯塔的社会成本是零附加成本。因此，由于避免付费而远离灯塔水域的任何船只代表着社会的经济损失--即使向一切船只收费，其价格的总和也并不会大于灯塔的长期开支。如果灯塔从社会的观点上看来是值得建造和维修的--它不一定是应该的--较为高深的著作能够说明为什么这种社会的物品应该以最优的方式给予一切人。 在萨缪尔森的论点中有一个悖论。因为私人企业不可能为它们的服务收费，所以必须由政府提供灯塔。但如果私人企业收费是可能的，也不允许它们这样做（这也假定应由政府来做）。萨缪尔森的立场完全不同于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立畅 读了这些作家的著作，我发现收取灯塔使用费的困难是对灯塔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他们不反对收费，因此，如果能够这样做，他们也不反对私人经营灯塔。然而，穆
科斯的灯塔 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者中，观点和我最相近的是科斯（R.H.Coase）。他和我都强调：“若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就很难用理论去解释事实。”这观点牵涉到很广泛的科学方法论——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大不乏人。纯以方法论的角度去评理，谁是谁非并不简单，但这不太重要。用实践研究的角度来衡量，则科斯和我一向喜欢追查数字资料以外的事实的作风，在行内是比较例外的。 1969年的春天，科斯和我被邀请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大学（UBC）参加一个渔业经济讨论会。除了我们以外，被请的都是世界知名的渔业经济专家。我被邀请的原因，是我刚发表了“佃农理论”，而船主与被雇用的捕鱼劳力是以“佃农”的形式分账的。科斯呢？要谈产权问题，少了他就总是美中不足。 在那时，科斯和我都是渔业的门外汉。赴会前一个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借了大约两尺高有关渔业的书籍，做点功课；科斯知我“秘密练功”，就叫女秘书来将我看过的书拿去，也修炼起来。但时间无多，我们只得一知半解就硬着头皮赴会。 会议是在该大学的一间古色古香的小房子举行，仰望雪山，俯视碧海。大家坐下来，寒喧几句，仍未开锣，有一个站在窗旁的人突然宣布海上有艘网鱼船（Cillnetter），在场的人都一起涌到窗前观看。我和科斯被吓了一跳，内心都在想，渔业专家怎可能没有见过网鱼船！我们于是对自己学了不久的三招两式信心大增，开会时的讨论，我们就再没有甚么顾忌了。 几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科斯和我一起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途中我们再谈那年多来我们常谈的事——事实知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学者所要“解释”的现象，都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是枉费心思。在这个行程中，他告诉我他曾听说蜜蜂的服务是有市价的——3年之后，我做了一个蜜蜂与果树的实地调查，在1973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他也告诉我他听说在英国有一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后来他自己在1974年发表了“经济学上的灯塔”（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os）。 科斯所调查的是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17世纪之前，灯塔在英国是不见经传的。在17世纪初期，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历史悠久的公会起初是由海员组合而成的，后来政府授以权力，渐成为隶属政府的机构，专门管理航海事宜。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灯塔，向船只征收费用，但这公会却不愿意在灯塔上投资。在1610年至1675年之间，领港公会一个新灯塔也没有建造；但在同期内，私人的投资却建了10个灯塔。 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建造灯塔，私营的投资者就须向政府申请特权，准许他们向船只收费。这申请手续是要多个船主联名签字，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处，也表示愿意付过路钱。灯塔建成后，这过路钱是由代理收取的。一个代理可能替几个灯塔收费，而这代理人往往是海关的公务员。
经济学中的灯塔 罗纳德·哈里·科斯 (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 作者简介：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中，科斯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科斯还认为，一旦交易费用为零，而且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不会影响合约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因此说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应运而生。”2013年9月2日在美国去世，享年103岁。 （一）导论 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
灯塔的故事 在一个靠海的渔港村落里住了两三百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出海捕鱼维生。港口附近礁石险恶，船只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礁沉没而人财两失。如果这些村民都觉得该盖一座灯塔，好在雾里夜里指引迷津；如果大家对于灯塔的位置、高度、材料、维护也都毫无异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钱找出来，分摊盖灯塔的费用 村民们怎么样分摊这些费用比较好呢 既然灯塔是让渔船趋福避祸，就依船只数平均分摊好了！ 可是，船只有大有小；船只大的船员往往比较多，享受到的好处比较多。所以，依船员人数分摊可能比较好！ 可是，船员多少不一定是好的指标，该看渔获量。捞得的鱼多，收入较多，自然能负担比较多的费用。所以，依渔获量来分摊比较好！ 可是，以哪一段时间的渔获量为准呢要算出渔获量还得有人秤重和记录，谁来做呢而且，不打渔的村民也间接地享受到美味的海鲜，也应该负担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依全村人口数平均分摊最公平！ 可是，如果有人是素食主义者，不吃鱼；难道也应该出钱吗 可是，即使素食主义者自己不吃鱼，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会吃鱼啊。所以还是该按全村人口平均分摊。 可是，如果这个素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独身主义者，没有妻子儿女，怎么办还是船只数为准比较好；船只数明确可循，不会有争议！ 可是，如果有人反对：虽然家里有两艘船，却只有在白天出海捕鱼，傍晚之前就回到港里。所以，根本用不上灯塔，为什么要分摊或者，有人表示：即使是按正常时段出海，入夜之后才回港，但是，因为是讨海老手，所以港里港外哪里有礁石，早就一清二楚，闭上眼睛就能把船开回港里，当然也就用不上灯塔！ 好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勉强)同意，都好(也许决定是自由乐捐)!可是，由谁来收钱呢在这个没有乡公所和村里长的村落里，谁来负责挨家挨户地收钱保管呢
《经济学中的灯塔》读后感 ——说一些我自己的思考
科斯的《经济学中的灯塔》是在诸多的散碎闲暇里读完的。 一．从深信不疑到开始怀疑 大一上如果有人问我，“私人提供灯塔是有可能的么？”我一定会拿出高鸿业的《微观经济学》自信地对这位仁兄说：“上课没认真听吧？灯塔是公共物品啊，公共物品就是要让政府来提供嘛。”所有的教科书也都把灯塔当成了分析政府经济学功能的典型案例。但事实果真如此么？英国灯塔制度的存在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历史表明,灯塔的服务是可以由私人来提供的。 诸多经济学大家如John Stuart Mill之流认为由于收费难问题，所以，私人从中难以图利，自然不会主动去建造灯塔。而灯塔对于航海安全十分重要，不得不建，那么这个担子自然就要由政府撑起。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难是不是意味着不可，我们能不能创新出一种可行的收费模式？退一步来讲，是不是解决了收费问题之后，灯塔的建造权就可以赋于私人？由私人提供灯塔和由政府提供灯塔到底谁优
谁劣？ 二.从英国灯塔制度发展中看灯塔问题 起初，有关机构向船主收取灯塔税，建立一个灯塔基金，由商务部对基金进行管理。基金的使用要通过灯塔会议的讨论，与会成员包括了与灯塔相关的各方代表。这个制度可以说是相当合理的，灯塔税取之于船长，用之于船长，比之用使用全民所交的普通税来建造灯塔显得更为合理。基金的使用也有各方利益代表制衡，可以有效防止基金的不当使用。而现实却是，领航公会只是霸占着建造灯塔的特许权，而并没有积极地利用这笔资金去建立足够多的灯塔来满足航海安全的需要，更是对航海人员的请求充耳不闻。这时，私人开始介入。 私人向国王那里直接获得特许或租用领航公会的专利，由国王保障他们可以建造灯塔和向收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费用的权利。就这样，直至1820年，46座灯塔里有34座是由私人建造的，仅有11座是领航公会建造的。而到了1834年，情形又出现了反转，领航公会经营着56座灯塔里的42座，到1836年时，议会下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航公会。截至1842年，除了地方性的灯塔外，英国再也没有属于私人的灯塔了。 尽管最后私人建造灯塔的制度没有被保留下来，但我们还是能从英国的灯塔制度发展史中窥见私人提供灯塔的可能性。在17世纪的英国，私人提供灯塔时同样存在收费难和搭便车的问题。而私人通过向国王申请专利权来提供灯塔，同时受到国王权利的庇荫得以保证能
经济学中的灯塔 1974年罗纳德·科斯发表《经济学上的灯塔》，科斯以翔实的史料研究了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在英国发达的海运史上，灯塔具有特殊的意义。在17世纪初期至中叶，拥有建造灯塔特权的领港公会并未建造一个新灯塔，而必须向政府申请，获得政府同意向船只收费取得经营灯塔许可证的私人却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在当时灯塔制度下，这种私营灯塔是向政府租地而建的，租期届满，须交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至19世纪20年代，英国当时的公营和私营灯塔数分别为24个和22个，其中34个是由私人投资兴建的。至1836年，剩余灯塔全部收回，1842年后，所有灯塔全由公会经营。 科斯在这篇论文中旨在说明灯塔的私人收费是可能的。“科斯的灯塔”表明，即便是纯粹的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更有效率的，从而在经济学界第一个反驳了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垄断的传统经济学观点，为人们建立起公共物品供给可以甚至应该引入市场机制的信念。进一步讲，“国防和治安问题，即使在亚当·斯密的小政府理论看来也是政府的天职，但它也不必由政府来垄断，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并且引进市场的机制，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国防和治安的最佳供给。”对兼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教育、医疗等准公共品，交由私人则是保障效率供给的当然选择。著名经济学家F·耐特的“没有免费午餐”这一名句便是此种供给模式的经典结语。
灯塔一定是公共物品吗？ 既然路桥能收费，那么其他的公共物品能收费吗？在中国，很多人在化公为私方面是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的。如果你要提出来：灯塔是公共物品吗？经济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灯塔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修建灯塔是为了方便过往船只避开有暗礁的水域，这种为船家提高收益的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所有过往船只都可以使用，确实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灯塔都是由当地政府经营的。可是东吴大将陆逊，后来把南京到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全部的灯塔都拆掉，建造了新的功能更齐全、更强大的灯塔。陆逊建造新灯塔根本不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他是准备通过新建灯塔赚钱赢利的。也许我们都不明白，他的赢利模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放心，陆逊有自己的办法，他不是向过往的船只收费，而是向附近的港口码头收费。如果港口码头的经营者不付费，陆逊就关灯，船只就到不了港口。这招是够绝的！ 说到这里，各位自然就明白。曹操的华歌有线电视是怎样赢利的了。本来我们大家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天线，公共物品，无须付费。可是曹操建立公司以后，第一步，不由分说，先把你楼顶上的公共天线拆掉，然后再建立起电缆传输的有线电视网络。你想看电视吗？请交费；你想看更多的频道吗？请多交费。就这样，本来属于公共频道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如今在曹操手下都变成了私人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