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
黄忠
发布时间：2011-1-28 【字体：大中小】
[摘要]《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纠正“违法即无效”的错误认识曾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但现有的学说及现行立法在就违法合同效力的判定路径上却存在着方向性的偏差，于司法实践并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区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而异其效力，在我国并不可行；通过语义分析尚难以发现强制规范之所在；而将违法之“法”简单缩限为“法律、行政法规”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妥当，亦难以操作，且于价值及逻辑层面多有疑问；此外，将违法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并列，在逻辑上也有不合。故应将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纳入《合同法》第52条第4项，通过规范目的的发现及利益的衡量来最终确定违法合同的命运。[关键词]违法；无效合同；强制规范；社会公共利益；利益衡量
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无疑是一个关涉契约自由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学说就此的讨论颇多，其用意便在于改变违法即无效的“僵化”观念，尽量缓和违法与无效之间的关联。《合同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应当说，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比，《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解释对于纠正“违法即无效”的错误认识无疑起到了历史性作用。[1]但是，当前学说以及合同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在就违法合同效力的判定中似乎存在方向性的偏差，正如下文所述，现行学说及立法所指向的违法合同之效力判定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真正的指导价值。因此，在《合同法》颁布十年之后，对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问题仍需予以重新审视，以图我们能在具备了科学的问题意识的前提上进一步推进理论和立法的发展。
一、南橘北积：区分民法内与民法外强制规范的不当性
《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所规定的禁止性法律（Gesetzliches Verbot）在1896年的立法理由书中曾被解释成为主要是民法以外的禁令，特别是刑罚上的禁令。[2]虽然后来这一适用重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据说在现在，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的行政法律和法规已经成了主要的适用对象。但无论如何，《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无疑给人留下了一个似乎不可磨灭的印象：禁令之外的民法上的强制规定（Zwingendes Recht）一定是另有含义的。[3]正如梅迪库斯所总结的：第134条的真正意义，看来是针对不属于民法领域的、并且仅仅规定了民法以外的制裁措施的法律禁令。[4] 受此德国法观念的影响，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上所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包含民法上的强制性规定。[5]换言之，能够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强制规范一般是民法外的强制规范。学说指出，与民法外的禁令相比，民法内的强制规范是在与私法自治理念相关的规范特征上被提出的。在形式表达上一般使用的是“能”(Koennen)，而与“可（以）”的规范（Duerfen）相对。这一不同的表述所试图传达的意味就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是在立法者的一种授权规范（Eimaechtigendes Recht）前提下产生的。因而，即便说私法规范也同样存在禁止和命令（Gebote and Verbote）人们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目的的话，那这种授权性的规范也与公法意义上的命令和禁止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将它们独立并区分出来。[6] 显然，这一理论不仅维持了民法“自治”的形象，而且还在客观上减少了将合同判为无效的可能性。学说还进一步指出了区分民法上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所具有的三个意义，但我个人对此抱有高度怀疑。因而下文将对这一区分的理由逐项展开辨析。
1．区分论者认为，民法外的强制规范可能会有对私法上的行为完全不发生影响的情况，而民法内的强制由于缺乏其他制裁手段，因此必然会对行为效力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予以区分。[7]
但是，我认为，这一区别并不完全恰当。在我看来，民法外的强制规范确实可能会有对私法上的行为完全不发生影响的情况，同样，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也可能会有对私
法上的行为完全不发生影响的情形。例如《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此条规定虽然属于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但我们却并无理由去禁止当事人通过合同设定通风权、采光权和日照权，并且这一合同也不会由于违反民法内的强制规定（《物权法》第89条）而无效，相反，这乃是地役权存在的一项原因。[8]
事实上，民法内的强制手段除了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外，还可以通过利益补偿、损害赔偿等制度得以实现。因此不能认为：民法内的强制规范由于缺乏其他制裁或补救手段就必然会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2．区分论者认为，违反民法内的强制规范的后果是“未生效力”(Unwirksamkeit)，而违反民法外的强制规范的后果是“无效”(Nichtigkeit)。所谓的“未生效力”是指法律行为或处分行为相对地不发生效力，如对特定的人或者在特定的方面没有效力。可见，“未生效力”不会带来任何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甚至也不妨碍当事人将该法律行为看成是相对有效的，只是不能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这些行为。而“无效”是指绝对无效，其一定会引发法律后果。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违反民法内的强制规范的行为最严重的后果只是“未生效力”，如果当事人不诉诸国家救济，或行为的违法瑕疵被消除后，就可以认定为成立并生效。但违反民法外的强制规范的行为如果无效，当事人就不可能使其有效。所以，即使违反私法和公法的行为都“无效”，两者在民法上的效力也不同。
[9]
我们认为，这一区分在宏观理论上有相当意义，但是作为区分标准却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就结果而言，“未生效力”在可生效因素不具备时，仍然会发生“无效”的后果。《德国民法典》虽然分别使用了“无效”和“未生效力”，但“未生效力”仅仅是指法律行为可能生效。换言之，如果法律行为最终不能生效，则其最终命运仍属无效。[10]而且，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也都没有采用“未生效力”的表述。[11]因此，就法律适用而论，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和民法外的强制规范对应于“未生效力”和“无效”并无现行法的依据，故其对法官判定无效合同的指导意义显然极其有限。
而且，从现行法而论，法律行为违反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也可能会“无效”，而并非是“未生效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婚姻和收养行为都有可能因为违反《婚姻法》和《收养法》
的规定而无效，而《婚姻法》和《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显然又是民法内的强制规范。
3．区分论者认为，民法内的强制规范在就法律行为的效力上一般都有所规定，不必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34条的规定。相反，民法外的强制规范必须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34条的规定方能对法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耿林先生还富有见地地指出，在民法范围内，就规范目的和规范性质而言，无效不是来自《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而是来自于诚实信用条款，或类似于善良风俗的条款。[12]
我对此的疑问是：民法外的强制规范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是否只需通过《德国民法典》第134条的规定即可得出？应当承认，《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本身并没有对法律行为何时无效做出规定，毋宁说，违反民法外的强制规范，仍然需要凭借诚实信用或善良风俗的理念进行具体判断。正如宾哈姆（Bingham）法官在Saunden v Edwards 案[13]中所言：“不考虑损失有多严重，也不考虑这一损失与行为的违法性间多么的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只要存在影响交易的某一方面的不法迹象，则法院都应挺身而出，拒绝对原告的所有协助的认识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毕竟，无效乃是法律行为瑕疵形态中，最严重的处罚制裁手段，但并不当然是唯一或最适当的制裁手段，因而除非不得已，否则就应限制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此即“法律行为无效之补充性或最后手段性”原则。[14]实际上，比较法的研究也一再表明，当合同违反民法外的强制规范时，并不能单纯依据民法上的引致规定来判定合同的效力，此时我们仍然需要进行利益衡量的实质判断。换言之，《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在对合同无效的判定结果上并无实质作用，正如后文所述，其最大的意义仅仅在于告诫人们，违法的合同可能无效，但究竟是否必然无效，《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显然都未予作答。
当然，就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而言，如违反的是民法外的公法强制规范，则需要对公法目的和私人自治两者进行权衡；而若违反的是民法上的强制规范，则就无需考虑公法的目的问题。但这一差异也只能是在公私二元界分明确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体系中都不是完全分立的。随着公法对私法影响的深入，具有公法性内容的规范也得以在民法中规定。[15]尤其是在中国，民事法律常常不具有完全的“私法”特征，而是混合有较强的“公法”因素。《房
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就不用说，甚至连《物权法》、《公司法》、《保险法》当中也都涌入了诸多公法意味的强制规范。[16]因此，至少在中国，区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并不恰当。
苏永钦教授曾指出，民法上的强制规范并不“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毋宁说只是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因此，民法上的强制规范和行政法或刑法虽然都使用了“不得”时，但绝大多数时候，就前者而言，仅具有“权限”的含义，立法者并没有完全禁止或强制为一定行为的意思。因此，民事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行为规范都是源于刑法或各种行政法，间接经由“民法”第71、72条或第184条等而转化为民事规范。[17]换言之，由于民法自治规范的性格，使我们在民事财产法中不容易找到“民法”第71条的强行规范。但是，苏教授也同时承认说，在规定因其保护法益涵盖了不得抛弃的人格权时，就应当认为其属于民法典中内设的强行规范，尤其是在身份法上。此外，至于具有政策目的的特别民法，其强制性的规定是否具有强制性，也应就该法的目的、管制的强度作整体的解释。[18]
因此，在我看来，区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的理论，至多具有观念的价值，而于司法层面并不具多大的实益。换言之，虽然《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针对的主要是刑法和行政法上的强制规范，但这丝毫不影响民法内的强制规范经由《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来对合同效力产生限制。尤其是在我国，民事法律常常不完全具有“私”的特征，而是混合有较强“公”的因素。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依旧去严格区分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与民法外的强制规范而异其效力就更无价值了。所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指向的“法律”不仅包括公法，同时也包括了私法。
二、似是而非：通过语义分析发现强制规范的局限性
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无效。1993年修订的《经济合同法》第7条仍然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而学说却逐渐发现，法律规范有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分，[19]因此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就开始强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才无效。可见，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单纯的违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唯有违反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的无效。显然，按照《合同法》的逻辑，“强制性规定”的发现就成为判断违法合同命运的关键。
对此，学者指出，就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识别而言，一般可以通过对其用语方式的判断来实现。[20]也就是说，在法律条文中，带有“可以”字样的条款是任意性规范；而带有“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字样的条款则是强制性规范。[21] 在上述虚词中，“可以”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一般而言，凡是法律条文中使用了“可以”一词，则我们就能据此认为该条规范不是强制规范。从语义上讲，“可以”本身也就蕴含了“可以不”的意味，因此就无所谓对其的违反，更无所谓对其违反后合同无效的问题了。这就是语义分析方法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大贡献。
我们发现，“应当”一词在现行法律中被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22]而其在具体条文中的含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常常是将其作为强制规范的标记来对待的，并且动辄就影响合同效力。的确，“应当”一词确实包含有强制的意味。比如，在现代汉语中，“应当”一词就含有“用来指义务或责任”的意思。[23]但是，在现行法律中，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应当”一词既不用来设定法律规范的指引要求，也不用来设定法律规范的条件预设，而是用来设定一种“提倡”或“倡导”规范，[24]比如《合同法》第10条关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以及第132条第1款就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应当”拥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规定原则上都是倡导性规范。[25]因此，“应当”一词只能依靠具体的情形才能明晰其确切含义，因为在有些构成性法律规范中，“应当”一词所表达的可能就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或必要性，而几乎没有表达价值判断的意思。[26]所以，当法律规范出现“应当”的表述时，我们至多只能说该条款可能是强制规范。
“必须”一词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都只有1处。从语气上看，“必须”要较“应当”更为强烈，但究其含义却也与“应当”相仿，所以学者建议我们在法律文本中取消“必须”一词的运用，而全部改用“应当”。[27]正因为“必须”与“应当”在含义上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同样不能因为当法律规范出现“必须”
的表述时，就断定该条款是强制规范，也不能认为，凡是违反了带有“必须”的规定，
法律行为就必然无效。这方面典型的例证，如《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双方完全自愿”。但在现行法上，受胁迫的婚姻却是可撤销的，而非无效。
“不得”和“禁止”二词虽然有语法上的区别，但就设定规范而言，两者的功能却并无不同，可以说二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它们都具有命令当事人不实施某一行为的含义，或者说它们都提示了一种“不可以为”的否定性指引。[28]因此“不得”和“禁止”常常被理解为强制规范的标志。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使用了“不得”和“禁止”的条款都属于强制性规范。比如《物权法》第186条、第211条虽然使用了“不得”流质的表述，但在解释上，我们却不能武断地将其视为是强制规范，从而将所有的流质条款均判定为无效。毕竟流质的约定，至多可能损害的是担保人以及担保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私人利益，而与社会公共利益并无必然关联。[29]耿林博士也指出，“不得”可以分为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不得”和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不得”。后者常为禁止规范，而前者则否。同理，“禁止”也一样，虽然“禁止”的语气要更强，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凡违反“禁止”者必然无效。在带有公法性质的法律中，“不得”和“禁止”更要首先从规范目的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只从用词上去判断。因为，此时的“禁止”更多的是直接对事实行为的强制，其私法上的行为效果并不包含在该用语的词义中。[30]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试图通过对“可以”、“应当”、“必须”、“不得”、“禁止”
等虚词的语义分析来确定强制规范之所在的努力基本上是难以凑效的。我们至多可以说，当只有“可以”的表述时，我们可以断定此时不存在强制规范；[31]但却无法通过对“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词义的分析本身就断定此时存在一个强制规范。也就是说，语义分析至多可以帮我们排除一些非强制规范（即若出现了“可以”，则可断言此时不存在强制规范），但却无法帮我们辨明强制规范的准确所在。比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本条虽然出现了“应当”，但我们却不能认为没有办理预售登记的买卖合同会因此而无效。
实际上，即便我们通过语义分析，断定某一规范属于强制规范，也很有可能无法就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强制规范本身是不会对违反时合同的效力作出规定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得出合同一旦违反了强制规范，就必然无效的
结论。[32]所以，即便经过语义的分析识别出了强制规范之所在，但我们仍然无法对此时的合同效力作出判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用词规范讲究的德国法上，虽然“不应”和“不得”通常是被理解为禁止的，但此时，仍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违反禁止规定的违法行为是否会导致完全的无效，还是仅仅受到轻微的处罚。至少在有些情形中，违反“不应”并不是完全无效，而是有效。作为制裁的手段在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是由违法者对受害者予以赔偿损失。[33]
所以说，语义的分析至多可以帮我们识别出任意性规范，但却无法让我们精确地判断出强制规范之所在。对此，我妻荣先生也曾无奈地感叹道：强行规范与任意规范的区别，只能通过考察该规定的宗旨来决定，而无法揭示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34]可见，语义的分析是无法最终达成就违法合同作效力判断之目的的。换言之，若想真正对违法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仍然需要去对被违反的具体法律的目的进行解释。正如有德国学者所言，规范目的的分析方法永远都是必要的，而法律用词则仅仅起着一种表面证据的作用。[35]史尚宽先生亦曾指出：“然何者为强行规定，何者为非强研规定，在我民法尚不能全依条文方式以为决定，应依条文之体裁及法律规定本身之目的，以定之。”[36]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很多学者都已放弃通过语义分析来辨识强制规范的做法了。在拉伦茨教授看来，强制规范包括：(1)规定私法自治以及私法自治行使的要件的规范，如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生效的要件以及合法的行为类型；(2)保障交易稳定、保护第三人之信赖的规范；(3)为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后果或为满足社会要求而对私法自治予以限制的规范。[37]而日本学者则认为，概括而言，关于基本的社会秩序之规定、关于私法自治之前提的规定、保护第三人之信赖及交易安全的规定、给予保护经济弱者之利益的规定等均属于强制规定。[38]在我国也有学者承认，强制规范是指那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市场交易安全以及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等重大事项的法律规范。[39]显然，上述概括也就意味着：辨识强制规范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语义分析过程，而更多地是一个利益的发现过程。因而，区分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事实上是无法离开实质性的利益衡量方法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用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法律术语”来遮蔽利益衡量的实质判定过程。
事实上，即便我们通过语义分析，判断出某一规范属于强制规范，也很有可能无法
就合同效力作出判断。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强制规范本身是不会对违反合同的私法效果作出规定的，并且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认同合同一旦违反了强制规范，就必然无效的结论。所以，在判断出某一规范属于强制规范此时，我们仍然离不开就规范目的的解释。正如耶林所言：“目的是一切法律的创造者。”而如何去发现法律规范的目的所在，从而识别出强制规范之所在，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现问题。
三、过犹不及：对强制规范作位阶限制的矛盾性
比较《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可以发现，《合同法》不仅强调唯有违反了“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无效，而且还进一步将“强制性规定”缩限在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层面。《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还专门指出：“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通说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谓的强制规范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扩大到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40]而之所以作出这一限制是因为：(1)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地方割据”的封建经济和以部门利益为核心的“条条经济”；(2)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应限制人民的民事权利。[41]
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解释的规定来看，一个当然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如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如何？如果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反面解释和历史解释来看，就此的答案应当为有效。[42]因为《合同法》的立法初衷就是要将行政法规等级以下的法律规范，如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排除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之外。比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我国法院在很多判决中就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等作出的部门规章予以了排除。[43]
但这一认识是有问题的，而且事实上，司法实践也并未完全遵守这一限制。[44]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
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司法实践也多据此而判定企业间的借贷合同为无效。但在现行法上，惟一明确禁止企业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只有1996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45]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显然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因此无法经由《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来对借贷合同的效力进行限制。所以，法院以“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为由将企业间的借贷合同判为无效的做法显然是已经突破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限制了。[46]再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同样也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因此按照《合同法》的逻辑，法院也是不能据此来判定担保合同无效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中却采取了吸收的办法，肯定了《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对外担保所作的限制，即认为当对外担保合同违反了《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其效力应当予以否定。[47] 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会在某些时候，突破《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解释的位阶限制，而作区别对待呢？以《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为例，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认为，国内企业在利用外资时，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对外商承诺所谓的优惠条件，为外商投资的股本贷款提供担保，为合营企业对外贷款提供担保，会将外债风险转移给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从而加大中方的筹措资本和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中方债务，最终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理应对此予以一定的限制。[48]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会在《担保法解释》中肯定部门规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是考虑到行政规章中的禁止性规定是针对各个行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制定和发布的，其目的就在于规范、管理、保障改革和建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对于这些行政规章中的某些禁止性和强行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一概否定，而应根据公序良俗原则予以考量—这些规定是否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并以此来判断违反行政规章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是否违反公序良俗。[49]
可见，对于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规范的合同的效力判断问题，我们不能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反面解释和历史解释中直接就认为此
时的合同必定有效，当然，也不能回到《民法通则》的认识上，一律将其认定为无效。事实上，近年来，也有个别学说对此问题予以了关注。有学者就曾指出，在实践中，当某一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违反了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时，法院不能直接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是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来确认该合同的效力。[50]
王利明教授也曾注意到位阶限制可能存在的问题，因而比较地详细地提出了解决方案：
至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一般来说，这些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无效的参考，法院不得直接援引这些文件为依据判断合同无效。但是在考虑地方性法规、规章能否作为判断无效的参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考虑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否有上位法存在。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上位法制定的，但上位法规定的比较原则，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上位法作出了具体规定，可以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第二，如果上位法授权地方或某部门做出解释，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授权作出解释，那么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第三，如果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旨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以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当然，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规定，也可能仅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并不导致合同必然无效。[51]
在我看来，如果规范性文件是作为上位法的具体化，或有上位法的授权，则对其的违反就完全可以归属于对上位法的违反，因而就无单独讨论的必要。所以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合同违反了没有上位法的授权，并且也不是作为上位法的具体化的规范性文件时的效力问题。显然，在此，王利明教授、苏号朋教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准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判断思路，这一洞见无疑是正确的。
应当看到，我国《合同法》采取以法律位阶限制的方法来达到尽量缩限无效范围的目的，是与统一合同法的立法背景有关的。因为在当时，在我国的某些地方，政府的
法制意识尚不健全，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往往有违法或者侵犯市场交易参与者合法权利的内容，而且有些地方政府任意扩大制定规章的范围，致使对合同的行政干预过于宽泛、严格，不利于交易的进行。[52]因此，《合同法》就规定合同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会无效。这种极端化做法当然可以达到缩限无效合同范围的目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具有相当的意义。但当社会发展到今天，依然再试图通过位阶限制来缩限无效范围、促进契约自由，就难免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能说只有高位阶的“法律、行政法规”才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干涉私人自治，进而影响合同效力。这一点在两大法系上是有共识的。德国民法学说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所谓的法律是指一切法律规范。[53]因为，根据《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2条，《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所谓的“法律”是指一切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如《德国民法典》）、行政法规、自治法规、欧洲共同体法及习惯规范。换言之，至于法律规范属于哪一个部门则在所不问。[54]在制定《日本民法典》之初，虽然有学者主张，除法律外，不得以“府县令”等“命令”来限制当事人的契约自由。[55]但这一“法律层次说”却没有被后来的学说和判例所采。末弘严太郎教授还明确指出，区分“命令”与“法律”，从而认为违反命令的法律行为原则上属于有效的认识将“命令”排除在法律行为效力评价标准之外是缺乏宪法依据的。[56]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1条上所谓的强制或禁止规定也包括了法律、行政规则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命令。[57]
在英美法上，广义的违法（Illegality）包括制定法上的不法（Statutory Illegality）、普通法上的不法（Common Law Illegality）和有悖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1970年颁布的新西兰《不法合同法》(Illegal Contracts Act)第5条就规定：所谓的不法合同是指在普通法或在衡平法上构成不法的合同。而这里所谓的制定法，则包括了国家颁布的法律与法令以及国家授权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颁发的条例与行政命令。[58]美国法同样认为，可以规定合同不得强制的法律的范围是广义的。依照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178条评论a的解释，其包括了任何有立法权的机关所制定的所有法律规范，这其中不仅包括制定法，还包括宪法，地方法令，以及据此而制定的行政规章。[59]此外还包括依冲突法规则而适用的外国法。[60]可见在美国，地方法令或行政规章也可以影响合同效力。
境外立法之所以采广义的法律渊源说，个人以为，主要的理由在于社会公共利益不仅会体现在“法律”、“行政法规”之中，而且也会体现在“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当中。[61]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所有位阶的法律都可能表现为需要遵守的强制规定。换言之，《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指向的“法律”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可以指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它不仅包括各种制定法，甚至还可以包括习惯法。
既然社会公共利益不单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
政法规”之中，因此虽然存在《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的限制，但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强制性规范，仍是有可能会无效的。也就是说，由于《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存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解释的限制就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即使合同违反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我们也不能直接就断言，此时的合同必定无效。而《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解释的限制性做法恰恰会给我们的法官们造成这样的误解：即只要合同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都应无效，[62]而如果违反的是“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则合同仍然有效。[63]显然，这种非此即彼的机械认识是极其错误的，应予纠正。
四、华而不实：区分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无益性
在合同无效的规范依据上，学说不仅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法律、行政法规的位阶，而且还进一步将“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范（以下简称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而异其效力。这一区分在传统民法上甚为显赫。史尚宽先生曾认为，强行法得分为效力规定和取缔规定（即纯粹管理规范）。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行为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即指对于违反者加以制裁，以防止其行为，非以之为无效者。[64]虽然我国民事立法没有明确此种区分，但学说却多予肯认，[65]并且在学者的努力下，司法实务也有予以采认的倾向。[66]新发布的《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就明确指出：“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然而，立法上的“层层推进”，却给我们的法官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因为“究竟是否为效力规定，通常规定的文句并非明显，因此，如何判断具有效力规定性质就成为了问题。”[67]
对此，现行法及比较法上都未有明定。在日本，“效力规范”主要是指民法以外的强制规范中的效力规定，而民法上的强制规范则称为强行规定。[68]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上的“效力规范”并没有刻意作民法内和民法外的区分。[69]如果考虑到我国民事立法在法律性质上的复杂性，以及民法内的强制规范也会对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的事实，则日本学说上的认识显然不足借鉴。实际上，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的意图并不在于区分民法内或民法外的强制规范问题，而在于区分强制规范本身对于合同（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问题。因此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的重点在于从现有的强制规范中发现纯粹管理规范，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合同无效可能性。这样看来，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关键在于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那么，纯粹管理规范又是什么？
纯粹管理规范（Reine Ordnungsvorschrift）一词源于德国法，是指仅仅为了实现“公共秩序”功能的禁止规范。该禁止规范的强制性质只表现为公法上的制裁，而对违反它的行为的私法上的后果并不涉及。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帝国法院早在民法典制定之前就采用类似理由来处理这类案件了。帝国法院认为，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法律行为是以某项法律禁令为基础的话，该禁令就是“以纯粹营业警察的理由为基础”的，对这类禁令违反的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就不受影响。此后，帝国法院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命题，并指出：“因此非常确定，所有被国家法律禁止的行为都是属于不被允许的行为，出于什么原因被禁止则没有区别，特别是是否由于违反道德或者违法，或者是仅仅处于政治上公共福利要求的考虑而被禁止的。尽管如此，考虑到违反这些禁止规定而订立的法律行为在私法上的有效性，仍然存在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不被允许的行为。这可以作为一种规则提出来，即，一种是，尽管被营业警察上的或者其它类似原因禁止，其本身却并不违法的行为，因为参与人的私法关系并不能认为具有违法性质，因此，因合同订立而逾越该禁止规定，并不导致可以援引公法上的利益来对合同当事
人的合同履行义务予以排除。私法领域不影响此时的法律禁止。”[70]此后，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等也经常采用这一观点来处理案件。
在我国台湾地区，虽然有判例采用了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并认为，违反前者，法律行为无效；仅违反后者，法律行为仍然有效。[71]但有疑问的是，何者为效力规范，何者为纯粹管理规范，却难免存有争议。[72]因为法律上之强行规定，明确显示其立法意旨且不否定法律行为效力者，并不多见。因此，对于强行规定是否应当归类于纯粹管理规定，而将其排除在“民法”第71条的适用之外，在立法意旨多有不明之情境下，其结论就难免时有分歧。[73]例如，证券商收取存款之法律行为，究系违反强行规定[74]而无效，抑或是违反纯粹管理规定而有效，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见解就前后不一。[75]可见，当一合同违反了强制性规定的时候，我们是无法事先就能明确该被违反之强制规范的性质的，实际的做法毋宁是“当判断的结果，该契约仍为有效，该禁止规定，得被归类为取缔规定；反之，契约无效时，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76] 在我国大陆，学说也提出了两种辨识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标准。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该规定属于效力规范。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规范。[77]
显然，上述辨识标准对于司法实践是无任何意义的。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再去辨识该规范是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实际上，当法律明确规定了违反时的合同效力问题，则至少在解释论上，就已经没有再去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必要了。比如，《保险法》第31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对被保险人没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所订立的保险合同自然无效，且这一无效结论可以直接通过《保险法》第31条第三款而作出，根本就不需要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78]而若是法律没有对违反的后果作出规定，那按照学说的见解，此时需要在法官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判定合同无效以后，才能将该规定定性为效力规范。很明显，这是在根据合同的有效无效的结果来反推合同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这是一种倒推式
的逻辑，以问答问，完全掩盖了裁判者在进行法益权衡的实质。[79] 因此，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再以《国际海运条例》为例，《国际海运条例》第7条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相应的保证金。《国际海运条例》第26条同时规定：“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的，不得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因此，无论是中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还是外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均应当依照《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后，方可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经营活动。那么《国际海运条例》第7条和第26条的规定在性质上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在天津普尔兰德旅游装备有限公司诉深圳龙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一案中，天津海事法院就对《国际海运条例》第7条和第26条的性质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80]由此可见，在判决前，法官是难以预先识别出某一具体规范究竟是“效力性强制规范”还是“纯粹管理规范”的。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判决中，法官常会以违反效力规范为由来证明合同无效。但这实际上是有悖逻辑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判断一开始就直接将某一强制规范定性为效力规范抑或单纯管理规范，而只能等到判断结束后，才能反过来去确定该强制规范的性质。显然，这种事后的反推“定性”对于“事前”的效力判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其功能至多是可以简化对判断结果的描述。因而，以合同违反了效力规范为由来证明合同无效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以“结果”证明“结果”，并无任何说服力。就此而言，效力规范和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仅仅是对判断的结果的描述，而不是对判断的原因（理由）的澄清，因而对于法官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并无实际意义。[81]当然，纯粹管理规范的概念确实在理念上缩限了强制规范的概念范围，进而压缩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适用之机会，故在契约自由之维护及交易安全之促进方面，确有正面意义。但这一意义却仅仅限于理念而已，无论如何，现有立法及学说都没能提出任何明确、具体和有用的区别标准。而强制规范本身又不会直接表明其属于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所以在辨识效力规范，进而对违法合同的效力予以判断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就个案进行实质的利益衡量。王泽鉴先生在论及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
分时就指出：应综合法规的意旨，权衡相冲突的利益（法益的种类、交易安全，其所禁止者究系针对双方当事人或仅一方当事人等）加以认定。[82]我妻荣先生也承认：区分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只能是“分别对管制法规的立法宗旨、对违反社会行为的伦理非难程度、对一般交易的影响、当事人间的信用、公正等进行仔细探讨加以决定。”[83]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对效力规范的判断，不能仅仅根据规范本身的字语进行，更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该种规范就属于效力规范。规范性质的判断需要根据规范设计的目的，规范所体现的价值以及规范在体系中的位置等综合进行考虑。[8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合同法解释（二）》指出《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告诫法院应“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85]但是，在难以预先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强制规定的背景下，《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缩限于司法实践的实际指导意义显然极为有限。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7月7日印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又不得不要求各地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甚至，直言“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86]实际上，早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隐约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指出：“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87]
由此可见，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继续使合同有效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当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定就不属于效力规范。在此，
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并非是效力规范本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致使合同沦为无效的根本理由。如此看来，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型规范只是对结果的一个简化描述，而对合同无效的判定本身并无实际意义。换言之，对于司法实践而言，在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时，是无法离开利益衡量的实质判断路径的。因此，我们的立法应当从区分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型规范这一“华而不实”的做法中觉悟过来，直接肯定无效判定中的利益衡量方法。
五、万法归一：合同无效的一元论
（一）《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意义
首先，要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本身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我国法院在判决中总是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由来认定当事人间的合同无效。应当说，这样的认识无疑是高估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作用。事实上，《合同法》第52条第5
项本身是无所谓被违反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所违反的只能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所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在性质上属于中性，其本身并没有能力对合同效力作出评价，我们必须通过对有关法律的解释才能得出无效的结论。
因此，就《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而言，其本身对于合同效力的评价根本没有实质意义。在我看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为一项引致规范，其用意主要在于将民法之外的价值诉求导入民法之中。换言之，《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立法意图并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合同一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就会无效，而是告诫人们在合同自由中也应时刻注意法律的干预和渗透。因此，单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无法对合同效力作出判断的，要对违法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则必须透过《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而直接对合同所违反的具体法律规定进行分析。
这样看来，即便我们将来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进行修正，补充进入目的保留条款，则还是不可能仅凭民法上的这一规定而得出法律行为（合同）是否无效的结论。因为这里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民法规范本身。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比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要详细些，它已经包含有目的保留条款；但在理论上，德国民法学说却依然认为仅对第134条作字面解
释是仍然不能得出在什么情况下行为有效，什么时候无效的结论的。[88]因为第134条并不是径自规定违反法律禁令的行为无效，而只是规定，行为在“法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才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第134条规定本身推导出无效的后果，而只有通过对有关法律禁令的解释，才能得出这种无效性。[89]换言之，第134条只是说明了，如果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属于禁止条款的意义和目的所要求的，则违反禁止规定的行为完全无效。但该条款并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情况属于完全无效。[90] 《德国民法典》之所以不对具体的禁止规定之违反的私法效力做出规定，除了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即我们难以概括所有的强制性规定以外，同时也是基于保持民法自身长久不衰的需要。因为影响无效的原因，尤其是强制性规定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政策考量有关，而社会政策是会因时而异的。因此，传统民法典正是因为把不稳定的国家干预问题排除外，才使得其历经时代和政治变迁而长盛不衰。[91]正所谓“政治逝矣，民法长存”。就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而言，传统民法的做法是通过提供空白支票式条款的规定来将公法与民法相连接，以此来保持私法在形式上的稳定性，又不回避因时而动的国家干预问题。
结论就是：《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真正含义应当通过被其引致的具体规范来理解。这里被引致的规范主要是民法外的刑法、行政法上的强制规范，但也不排除对于民法内部的强制规范的援引。而《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本身只是一个“概括条款”。按照董安生教授的说法就是：这一规定本身不含有具体禁止内容，其实际意义仅在于为不具有效力评价作用的民事强行法和传统上的公法规范补充了效力评价功能，使这两类法律规范在原有控制功能以外兼具有了评价内容违法的法律行为效力的作用。[92]（二）违法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序良俗）的关系[93]
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为引致规范的价值可以发现，《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本身是无法指引我们去判断违法合同的效力状态的。正如梅迪库斯所言，许多法律禁令，给判定有关法律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提供了几乎无法把握的依据。法院只能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裁判这个问题。[94]换言之，“如果认为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合同都自动地成为完全无效的行为，就完全错了。”[95]科尔（Kerr）法官也指出：“如果成文立法只是禁止一方当事人缔结合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合同本身是被禁止的进而
使之违法和无效。成文立法是否具有这种效力，这要取决于对公共政策的考量，同时要考虑到设计成文立法时所要避免的模糊性，成文立法所用的语言、射程和目的，对善意一方当事人造成的后果以及其他相关的事情。”[96]可见，对于违法合同效力的认定必须深入到被违反的规范目的，结合具体个案来进行谨慎的利益衡量。
实际上，将违反法律统摄到违反公共政策的判断中去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多数的违法都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即便是主张违法与违反公共政策应当予以区分的李永军教授也承认：合同违法是指合同的订立或履行与禁止这种订立或履行的强制性法律规则相抵触。这种强制性法律规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的公共政策。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违法的合同同时又是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97]既然一般而言，违法的同时都会出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所以，我们不妨直接将违反法律纳入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中去，从而一律通过利益的衡量方法来确定法律行为是否无效。
正是由于现行法律规范无不都是在体现或确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非只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个别原因，而应当是所有导致合同无效的共同原因。正如台湾学者所言：“公共秩序即是私法自治领域上的基本秩序，任何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均是以‘违背公共秩序’作为其基础，从而‘民法’第72条规定可以作为任何法律行为无效的规范依据。”[98]可见，从合同无效的规范依据上来看，《合同法》第52条第4项凌驾于《合同法》第52条的其他各项规定之上，处于最上位的地位，是合同无效规范上的“帝王条款”。而《合同法》第52条其他各项只是对《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具体化，因此，《合同法》第52条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4项）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5项）以及其他各项予以并列的做法是违反逻辑的。
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有些时候违反法律可能并不一定必然同时也违反公共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学者就以美国马萨诸塞州法院1907年所审理的一个案例为依据，认为有些时候违反法律并不意味着必然违背公共政策。[99]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合同因为违反法律而无效的时候，则应当说就必然会出现违反公共政策（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在我看来，合同无效的唯一理由就在于该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德国新近的判例也表明：在违反那些不具备强烈的伦理基础的规范
【收藏】77个判例详解合同效力的审查认定规则（1 作者| 徐忠兴来源| ilawyer■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智合立场投稿请联系微信/邮箱：txqm33 / wjx-Wa tougao@https://www.doczj.com/doc/468417235.html,阅读提示：合同效力是依法裁断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基础与前提，对于正确处理相关合同纠纷极为重要。作者系统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出版物刊载的有关合同效力认定的指导性案例，从中提炼出77条合同效力的审查认定规则。今天推送其中的1-40条规则。注：后台回复“40”获取含“实务详解”的审查认定规则PDF。一合同的生效1、约定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作为生效条件的合同效力认定 典型判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与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59号）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以一方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该方当事人即负有及时报请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如果该方当事人怠于履行上述约定义务，在合同业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成立，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利益且已部分履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同已经生效。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0期（总第132期）。2、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未
办理“报批”手续的合同效力及其责任典型判例：广州市仙源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大中鑫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广州远兴房产有限公司、中国投资集团国际理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8号）裁判规则：合作者一方转让其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成立后未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合同效力应确定为未生效，而非无效。即使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仍应认定“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已产生，否则当事人可通过肆意 不办理或不协助办理“报批”手续而恶意阻止合同生效，有悖 于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有义务办 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 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行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判决义务人履行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的义务。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8期（总第166期）。3、补充协议未经审批机关审批是否当然无效典型判例：香港锦程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第三人山西寰能科贸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四终字第3号）裁判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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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效力、意义及状态
论合同效力、意义及状态
论合同的效力 一、合同及合同效力概述 《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二、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首先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进行分析讨论，是因为其对四种效力类型合同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因此我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三、有效合同
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还是可以归纳出作为一个有效合同所应具有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是民事行为能够合法的一般准则，当然也应适用于当事人签订合同这种民事行为。所以，合同有效的条件也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不过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不违反法律”具体表现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结合到《合同法》第10条等规定来看，有些合同的生效或有效还要求合同必须具备某一特定的形式。因此我认为，以上四个条件也就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从《合同法》第44条来看，就是要“合法”。当然以上四个条件也都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具体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合同才能“合法”，也才会有“有效”的可能。 四、无效合同 (一) 无效合同概述。 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并不一定“依法”)，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条件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其特征为：1、合同已经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当然无法进行讨论是否生效的问题;2、合同无效的效力表现在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3、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而且是违反了法
通信管道工程合同 篇一：通信管道施工合同 通 信 管 道 施 工 合 同 甲方：中国联通有限公司铜仁分公司 乙方： 甲方系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具有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能力。乙方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持续的通信工程施工企业，具有完成本施工合同的相应等级资质和能力。 经过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委托乙方承担[·]省（市）内干线工程施工项目，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同意签订以下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工程项目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乙方按甲方要求共需敷设[·]管[·]孔通信管道约[·]公里，地下定向非开挖[·]管[·]孔通信管道约[·]公里，砌制[·]人井[·]处。 施工地点：[·] 其他要求：[·] 第二条建设工期 本工程开工日期是[·]年[·]月[·]日，工程竣工日期为[·]年[·]月[·]日。 第三条甲方责任 提供本工程的设计文件。 按照工程进度要求及时提供应由甲方提供的各类材料（见附件[·]）。 对乙方领取由甲方提供的材料数量及使用量进行核实。 协助乙方协调施工中与其它管线单位的关系。 委托[·]监理公司对本工程实施监理。 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工程款。 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第四条乙方责任 严格按照《电信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暂行技术规定》
和甲方提供的施工规范中有关规定组织施工，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负责管线执照和掘路执照的申领。 负责施工现场管理，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预防人身和设备事故的发生，如发生伤亡事故由乙方负责，并承担相应费用。 接受和听取甲方及甲方委派的监理公司对施工质量、安全、进度、服务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以及提出的合理建议。 遵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和施工噪音等管理规定，如因乙方责任造成的罚款由乙方自行负责。做好施工现场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工作，如造成损害由乙方负责赔偿。 对已完工部分的项目，在项目移交前应负责维护，并清理好场地。 乙方不得将工程转包他人。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也不得将工程分包。如甲方同意分包，则乙方应与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并将合同副本送甲方代表。分包合同与本合同发生抵触，以本合同为准。对甲方而言，分包合同不能解除乙方的任何义务与责任，乙方应对分包方承担连带责任。乙方应在分包场地派驻相应监督管理人员，保证合同的履行。分包单位的任何违约，甲方均视为乙方的违约。除本合同另有约定的，分包工程价款由乙方与分包单位结
消防维修工程合同范本 发包单位: (简称甲方) 分包单位:(简称乙方)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为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合同条款如下: 一、工程概况 l、工程名称:火灾报警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维修改造工程 2、工程地点: 3、承包内容:火灾报警系统、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工程的维修改造调试施工，直至工程开通、合格。 4、承包方式:总承包 5、工程造价: 大写捌万元整(小写:80000.00元整); 二、双方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 1、甲方应给乙方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施工用水、电及有关材料存放场所)。施工当中若遇到甲方负责的事项，甲方应及时解决，并做好施工交叉部分的协凋工作。 (二)乙方 1、乙方必须按有关规定、规范进行施工，并接受甲方单位的监督。 2、乙方必须紧密配合施工，不得拖后腿。 3、乙方在施工期间及时做好工程的有关施工资料。 三、结算与付款方式 l、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甲方预付工程款：贰万元整（￥20000.00）给乙方，管道维修、报警设备布线安装完毕后甲方预付工程款：叁万元整（￥30000.00）给乙方，工程余款待工程结束后一次性付清工程款：叁万元整（￥30000.00）。 四、工程质量
本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按照《建筑安装工程质量验收评定标准》、现行国家安装工程标准、规范进行检测。若因安装不规范不合理乙方必须及时组织返工修复，直至合格。 五、违约责任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生效后，除不可抗拒原因外不得单方面中止合同，否则即为违约， 违约方按照合同规定经当地法院仲裁后赔偿另一方经济损失。 六、其它 l、乙方施工人员进大楼施工，必须遵守大楼各项规章制度。 2、乙方在施工期间，必须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甲方协助乙方解决困难，甲方制定出施工期间安全防范措施的制度，乙方人员必须无条件严格执行。 3、本合同未尽事宜，协商解决，协商条款与本合同一并实施，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工程完工结算付清全部工程款后终止。 5、本合同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盖章）： 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年月日 乙方（盖章）：代表（签字）：签订日期：年月日
软件技术服务合同模板 技术服务模板合同软件技术服务合同模板软件技术服务合同 篇一:软件技术服务合同 软件技术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互相信任、真诚合作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达成一致意见，特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适用说明 本合同适用于首次购买乙方软件产品及需要乙方技术服务的用户。甲乙双方 签订本合同，表明甲方接受乙方所提供的标准服务;否则，视甲方主动放弃乙方所提供的服务。 二、服务内容 2.1 乙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产品标准培训:乙方负责承担甲方所产品的标准培训。 热线支持:指乙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向用户提供技术问题解答的过程。现场维护:指乙方派遣技术人员到用户现场处 1 解决问题的过程。功能改进:指根据甲方要求对软件功能进行和改动。 2.2 乙方的服务承诺: 乙方接到甲方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关于软件的服务请求后，在当日内给予响应并提供服务。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服务，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进行。
三、甲方责任 1. 甲方应确保有专人对软件的使用和管理负责。 2. 甲方应建立相关制度，以确保软件运行环境(包括计算机，打印机及相关硬件设备)的安全，为软件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3. 甲方定期做好系统数据备份，并对备份数据进行妥善保管。 4. 甲方在应用过程中发现软件出现异常，应及时与乙方取得联系，并记录当前故障现象，便于乙方作出诊断。 5. 甲方在乙方服务人员服务完成后，配合检查软件系统运行是否正常。 四、收费办法和合同期限 年服务费为, (大写人民币)。 在甲方支付全款后个工作日，乙方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2 合同有效期:自年月日至2 年月日止，期满合同自动中止。 合同合同满后，双方协商，甲方可要求乙方继续提供软件运行维护服务，但双方必须重新签署新的服务合同。 五、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如对协议条款规定的理解有异议，或者对与有关的事项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进行协商。 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任何一方可向原告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六、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产生书面文件，作为本合同的补充条款，具备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对本合同内容的任何修改和变更需用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
浅析合同协议书的效力文件管理序列号：[K8UY-K9IO69-O6M243-OL889-F88688]
经济法论文 题目：浅析合同的效力 院系：商学院市场营销系 专业： 班级： 姓名：齐雷 学号： 指导教师： 123123 烟台南山学院 二〇一六年月 摘要：合同是一种契约，一种保证形式。合同发生法律效力是成立合同的目的，以此来保证双方当事人交易的顺利完成。合同的效力，指依法成立受法
律保护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的必须履行其合同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合同的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中的核心问题。合理地运用合同效力，这样才能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就合同效力的涵义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与合同效力之间的相互联系予以分析。并阐述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以及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的特殊内容。并介绍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各种行为和情况，对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作以说明。 关键词：合同的效力；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 一、合同的效力概述 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在我国，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它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才能使合同被法律认可和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 1.合同的效力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涵义和理解 广义的合同效力是指合同的一般法律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成立至终止的全过程。狭义的合同效力是法律赋予合同对当事人的强制力，即当事人如违反合同约定内容就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包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及合同的效力待定中所称效力均指狭义上的合同效力，即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生效至失效的全过程。合同效力中的约束力是当事人必须为之或不得不为之的强制状态这种约束力或来源于法律或来
通信管道工程合作协议 发包方（甲方）：__________ 承包方（乙方）：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及有关规定，为明确双方在施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经济责任，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工程项目 1、工程名称：单项工程 2、工程起止点： 3、承接专业及数量： 4、专业界面及内容： （1）、通信线路工程：包括通信管道施工定位测量、路面开挖、回填、 清淤泥、清除障碍物、水泥包砼、砖砌手井、铺设PVC管。做井、井 位编号、试通、提交竣工资料等相关验收和移动送审所需资料事项。 （2）、所有工程包括验收（包含材料、顶管、包含所有协调问题）。 5、承包范围和承包方式 （1）承包范围：工程施工以及完成本工程的所有工作（包含报建、材料、顶管、协调、竣工资料、验收和移动结算送审所需资料）； （2）承包方式： ①乙方实行包工包料（包括辅助材料）、包质量、包进度、包安全、包协调赔偿、包路由勘查、包报建（包括所需的图纸资料、设计、验线费用）、包办理产权手续、包综合赔补、包特殊路段处理（含过桥、顶管、水泥包圭寸、炸石、钢管材料等）、包路面恢复等的全包方式。 ②乙方负责通信管道工程的报建（以发包方名义报建）和施工，不享有本合同通信管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新建管道必须与发包方指定的现有管道或电力槽道相连，一般情况下发包方单独占用管井，管首家在不具备单独占用管井条件时可与其它管道需求单位共井。 ③乙方负责通信管道工程通过有关验收（包括所有资料和费用）；乙方
负责提供移动结算送审所需资料。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工期：开工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_______ 日，竣工日期： ____________ 年 月日(施工期初定个月) 4、按建设单位指定设计院出具的设计方案施工。 5、工程质量和验收标准：按建设单位的要求进行施工和验收。 第二条、双方代表 1、甲方任命为甲方代表。 2、乙方任命_______为乙方代表。 第三条、甲方责任 1、按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规定的金额； 2、甲方代表对工程进度、工程质量进行监督与管理，并检查隐蔽工程。对于 工程进度或质量不符合甲方要求的，有要求乙方加快施工进度和整改工程的权利；对乙方的整改不及时进行处罚并扣违约款。 3、负责对接建设单位的各项工作； 4、对乙方进行考核。 第四条、乙方责任 1.按工程需要做好施工所需的施工围蔽和安全工作； 2.在施工中乙方严格服从甲方委派的管理人员的合理指挥。 3.按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及验收标准进行施工，保证施工质量，做好现场施 工管理和安全管理，将施工物件堆放整齐、使道路畅通，本合同已含一切费用，所以凡施工期间的施工质量、安全事故、文明施工等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且乙方须及时报告给甲方及有关部门； 4 .乙方对乙方工作人员及乙方聘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
消防设施维修保养合同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委托单位：
消防设施维修保养合同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承接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通字（1996）21号文”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修正>》、并结合上饶公安消防支队的有关要求，以及本建筑消防设施的具体情况，双方愿意在2008年签字饶洲饭店消防设施维修保养合同。 第一条维修保养项目 1.1建筑名称：（含多功能附楼、员工宿舍）。 地点： 建筑结构：总面积万平方米。 1.2消防设施的内容：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消防联动系统（含对讲电话）。 1.3维修保养期：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12个月（即从2008年2月1日起至2009年1月31日止）。 1.4维修保养费： 全年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费共元（大写金额为万元整）。 第二条技术资料及图纸 2.1甲方于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如下： 2.1.1竣工图： （a）消防给水系统（含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等）。 （b）防排烟系统竣工图。 （c）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联动、消防电话）。
2.1.2技术资料： （a）消防控制设备（含报警控制器、联动柜、消防电话柜等）的原理图、端子接线图。 （b）消防被控设备（含消防水泵、防排烟机、电梯、防火卷帘、非消防电源等）控制柜的原理图、端子接线图。 2.1.3设备资料: （a）消防给水设备（含水泵、报警阀、压力开关、信号阀、水流指示器、气压罐等）产品说明书。 （b）火灾报警设备（含报警控制器、各种模块或中继器、探测器等）产品说明书，如联动柜、通讯柜为标准产品，亦应提供其产品说明书。 （c）防排烟设备（含风机、风阀等）产品说明书。 2.1.4文件: （a）消防设备的运转记录。 （b）消防系统的调试报告。 （c）系统编程表及系统软件。 第三条甲方代表和甲方责任 3.1甲方应任命负责消防系统运行的责任人2～3人作为其委托的代理人，甲方代表必须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若甲方代表易人，须提前七天通知鄱阳县消防大队和乙方，其后任必须全面继续承担前任应负的责任。 3.2甲方代表作为受委任的代理人，应对乙方在维修保养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应对维修保养记录和报告进行审查和签字确认。 3.3甲方代表的任命名单应在合同生效七日内以书面形式送交鄱阳县消防大队和乙方备案。 3.4甲方责任: 3.4.1负责提供维修保养所需的水、电供应。 3.4.2负责提供维修保养所需的垂直运输。 3.4.3负责通知楼宇住户（租客）有关维修保养的工作时间，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3.4.4负责协助乙方进入安装有消防系统的室内。
附条件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履行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附条件合同效力的判定 (一)附条件合同效力的特点 与不附条件的合同不同，附条件合同在不同阶段其效力并不相同。附延缓条件的合同成立后，产生合同的形式拘束力，据此，当事人都不得任意撤回或变更合同。在条件成就前，当事人不得为自身利益，不当阻止或促使条件成就，否则将拟制条件成就或不成就，以保护善意当事人的利益。 (二)影响附条件合同效力的重要因素 一般合同有四项生效要件：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不违反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标的确定及可能。附延缓条件的合同除需具备上述要件外，还须条件成就，方发生法律效力。条件成就与否确定之前，当事人必须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为，不得不当地阻碍或促使条件成就，否则，构成条件成就或不成就之拟制，会产生与行为人行为指向相反的效果。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行为就是条件的内容或者是条件内容之一，此时，当事人则需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为，如果其恶意地不作为，在不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视为条件成就，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在判断当事人 为利益与条件确定地成就或不成就之间的关系。(1)从行为目的看，如果行为人不作为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条件成就，则可认定其行为不
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可认合同生效；如果行为人不作为的目的不是阻止条件成就，而是有其他合法目的，或者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其他合法目的，则不能认定条件成就。例如，甲乙双方约定，甲若通过司法考试就将摩托车赠送给乙，但在司法考试期间，甲父亲病重需要甲陪护，甲未能参加司法考试，则不能认定条件成就。(2)从利益关联看，如果行为人不作为导致合同不能生效有损其利益，则不能认为恶意不作为。例如，甲乙两个公司签订转让房产协议，约定甲方将其经营的房屋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并约定甲方搬出房屋内所有办公设施后该合同生效，向乙方交房。现房屋价格下跌，该房屋仅值印万元，甲方尚未搬出房屋，一般不认为是恶意作为，不宜认定合同生效。如果当事人的行为与合同所生效条件相关，在判断合同效力时，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目的以及其行为与利益的关联性两个因素。 附条件合同包含当事人两层约定：一是合同内容，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二是双方对合同效力的控制，即条件。附条件合同的效力在条件成就与否确定之前和之后亦不相同，呈现阶段性的特点。但是《合同法》关于附条件合同的规定只有一条，即第45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此外，《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民法通则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
技术服务协议书范本 委托方（以下称甲方）：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 服务方（以下称乙方）：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 甲乙双方为携手合作，促进发展，满足利益，明确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之相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原则，结合双方实际，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以求共同恪守： 第一条项目名称 _________。 第二条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1．服务内容： _________。 2．方式： _________。 3．要求： _________。 第三条工作条件： _________。 第四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1．本项目报酬（服务费或培训费）：_________元。 服务方完成专业技术工作，解决技术问题需要的经费，由 _________方负担。 2．本项目中介方活动经费为：_________元，由_________方负担。中介方的报酬为：_________元，由_________方支付。 3．支付方式为如下第_________种： （1）合同生效后_________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总额的 _________％； （2）合同履行完成后（验收合格之日起）_________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报酬余额。 A4大小 \ 自由编辑 \ 最新最热 \ 标准模板 （3）其它方式：_________。 第五条声明及保证
甲方： 1．甲方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有权签署并有能力履行本合同。 2．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需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并合法有效。 3．在签署本合同时，任何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或监管机构均未作出任何足以对甲方履行本合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决、裁定、裁决或具体行政行为。 4．甲方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内部授权程序均已完成，本合同的签署人是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本合同生效后即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乙方： 1．乙方为一家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有权签署并有能力履行本合同。 2．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需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并合法有效。 3．在签署本合同时，任何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或监管机构均未作出任何足以对乙方履行本合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决、裁定、裁决或具体行政行为。 4．乙方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内部授权程序均已完成，本合同的签署人是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本合同生效后即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六条甲方的主要义务 1．在合同生效后_________日内向乙方提供下列技术资料、数据、材料、样品： _________。 2．在接到乙方关于要求改进或更换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资料、数据、材料、样品的通知后_________天内及时做出答复； 3．按约向乙方支付报酬，乙方开户银行帐户为_________。 4．协助乙方完成下列配合事项： _________。 第七条乙方的主要义务 1．在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前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2．依照下列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技术服务工作：_________； 3．发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样品、材料或工作条件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在合同生效后_________天内通知委托方改进或者更换； 4．应对甲方交给的技术资料、样品等妥善保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现继续工作对材料、样品或设备等有损坏危险时，应中止工作，并及时通知委托方；工作完成后应归还上述技术资料、样品，不得擅自存留复制品。
浅析合同的效力 内容摘要：合同效力，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这个“法律效力”不是说合同本身是法律，而是说由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符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利益，国家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拘束力，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履行合同，否则即依靠国家强制力，要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一、合国效力的表现 （一）合同对当事人的一般拘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二）合同的效力。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的效力体现为双主事人订立合同的效果意思产生的法律效力，每一个合同的效力都是特定的，各个合同之间的效力都是不相同的。 二、效力内容 （一）从权利上来说，当事人的权利依法受到保护。从义务上来说，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对第三人的拘束力。 （二）特征。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具有效力，才受法律保护。合同效力表现为对特定主体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涉及第三人。合同的效力是法律赋予的，是法律效力的体现。 （三）成立与生效。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
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有学者认为《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四）合同效力。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其次，“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
合同编号：YT-FS-7290-84 通信管道施工合同范本 (完整版) Clarify Each Clause Under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nd Formulate I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Reached By The Parties Through Consensus, Which Is Legally Binding On The Parties. 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Prosperity
通信管道施工合同范本(完整版) 备注：该合同书文本主要阐明合作框架下每个条款，并根据当事人一致协商达成协议，同时也明 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制定。文档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使用。 甲方： 乙方： 为确保浙赣铁路(江西段)通信工程安全、优质、高效的完成施工任务，甲方将施工任务交由乙方完成，为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施工承包范围及金额 隧道电缆槽道盖板整治共计元; 通信过渡工程及调试共计元; 上述工程共计元(包工包料)交由乙方负责完成。除此费用之外，甲方不负责其他任何费用。其中税金元由甲方代扣。 二、工期 20xx年1月16日～20xx年7月30日 三、双方职责 1、甲方职责
(1) 负责对乙方进行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及质量交底，解决乙方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如出现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的损失由甲方责任人对乙方做出相应的赔偿。 (2) 负责对外协调与建设单位及路内单位之间的关系。 (3) 负责施工资料的整理、签证。 (4) 负责对乙方每道工序完成后的检查签认。 (5) 负责对乙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变更工程数量核实、签认。 (6) 负责对乙方施工队施工过程的监督、管理。 2、乙方责任 根据甲方的要求，安全、优质、高效的完成甲方交付的每一项施工任务。如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失，责任乙方自负。协助甲方对施工资料的收集工作，配合甲方整理、签认。如因乙方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而不能签认，造成损失由 乙方负责。
消防维修合同范本 消防维修合同范本【范本一】 甲方：某某有限公司 乙方：某某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为确保消防报警系统正常运行，经协商就甲方有关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委托乙方维护保养，维保期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 日止 二、甲方应提供消防系统的档案资料（工程竣工图、验收报告、检测报 告、编码表等），并保证移交乙方维保的消防报警系统运转正常，以便乙方开展日后的维保服务。（） 三、维保期间乙方应确保甲方的消防报警系统能正常运行，全部设备均能达到消防使用范围的要求。 四、甲、乙双方应相互配合，甲方应在乙方服务过程中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乙方应主动了解、熟悉该消防报警系统的运行情况。 五、乙方的服务承诺： 1、接到甲方故障报修通知的24小时内派人修复（如遇特殊情况，说明原因后可适当调整）； 2、每月一次上门服务，包括巡检、回访、维护及操作讲解，使消防设施管理责任人熟悉本系统的基本操作规范和一般自检技术； 3、免费进行烟感测试； 4、免费更换打印纸、色带； 5、免费进行点位移位（仅限10个点位以下，增加材料另计）； 六、乙方的优惠服务： 1、探头清洗收费标准为50元/只； 2、涉及设备、材料更换的按成本价收取，免收人工费。 七、根据甲方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现状，双方约定维护保养费用为人民币（大写） 贰万元/年，付款方式双方约定如下：签订协议后一次付 清。八、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1、甲方不能擅自拆、装、移该系统的每一个部位，如要变动则应通知乙
材料设备维护用养大小乙方自由编辑为及更换3、 九、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未尽事宜协商解决，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附表：消防设施统计（报警系统类型）甲方（盖章）：乙方（盖章）：代表（签字）：代表（签 字）：联系电话：维保电话：年月日消防维修合同范本【范本二】甲方：******* 有限公司（盖章）乙方：******* 工程公司（盖章）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建筑消防设施的法规和技术规范，为了保障建筑消防设施正常运行，特签署本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 第一条：合同双方甲方：****** 有限公司乙方：工程公司第二条：合同承包范为（具体工程名称和甲方报公安消防机构验收或已经投入运行的建筑消防设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 淋灭火系统 □消火栓系统□喷淋冷却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气体灭 火系统 □防火分隔系统□防排烟 系统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消防通讯设备□移动灭火系统 □其它消防设施注：在选定对象的方框中打“V”，没有的打“ X”。第三条：合同执行目标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建筑消防设施的技术规范，对合同承包范围进行维护保养，保障其正常运行。 第四条：双方责任甲方责任：提供合同范围内经公安消防机构认可的全部施工安装竣工图纸及所有消防设施的合法合格手续；承担维修及元器件更换费用；负责消防设施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发现问题及立即通知乙方并为乙方执行本合同提供必要的工作方便；按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支付乙方维护保养费。 乙方责任： 1、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建筑消防设施的法规和技术规范，对甲方提供的合同范围内的消防设施进行维修保养，保障其正常运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因素除外）；对合同范围内的消防设施除进行定期维修外，在接到甲方消防设施故障的通知后应在24 小时内派人前往维修；定期向甲方和消防机构报告合同范围内的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 2、乙方以保养人工费计算方式收取本合同费用，维修保养期内设备元件磨损、老化等更换设备元件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全额承担（设备元件可自购或经甲、乙双方议定价格乙方代购）。 3、维修保养期内甲方因经营方式变更需要重新装修，消防设施改造工程所产生的费
技术服务协议书 购货方：(以下简称甲方) ： 供货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因生产需要委托乙方设计、制作。经甲乙双方协商，按照“诚实信用，平等自愿，质量第一”的原则，共同制定以下合同： 一、甲方委托乙方加工制作“ 钢丝皮带液压剪断机”，乙方要按照甲方的要求，负责上述全部设备的设计、制做，并确保配齐随主机的全部附件及其它配套产品。 二、甲方支付乙方全套机械设备总金额为：元（大写：壹拾壹万叁仟陆佰肆拾伍元陆角）（含税价）。 三、付款时间及方式：开出发票后下月内支付 四、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发货，货到南京梅山 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发货 交货地点：南京 交货方式：物流托运自取 五、验收时间及标准： (1)、验收时间：到货5天内验收; (2)、验收标准： A、全部设备必须是规定的型号、规格.不得使用不达标的伪劣产品. 六、安全要求： 乙方全面负责设备运输安全。
七、人员培训： 视频教学。 八、售后方式： 自设备经双方验收合格之日起，乙方应按有关规定进行保修服务，保修服务期限为壹年，电机保修。 九、违约责任 1、乙方所交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等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不能利用的，乙方要负责包换或维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后支付实际费用，如乙方不能修理或调换，按不能交货处理; 2、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履行或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取得有关方面的证明，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十、知识产权 1、独占权：与本项目内容相关的知识产权按照本合同后述条款归供货方单独享有，除履行本合同需要外，购货方无权以任何方式使用或转让。 2、不侵权保证：购货方在此向供货方郑重承诺并保证，购货方将对履行本合同相关的设计、零部件、资料等（统称“材料”）进行审查，并保证本合同产物整体或构成的零部件、内含的软件、产物附件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著作权、专有技术、商业秘密权）。 3、提交或审查授权：如材料由供货方提供，购货方有义务审查材料是否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如材料由购货方提供，则购货方应主动向供货方提交为履行本合同所需的全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充分授权证明。 4、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成果，如相关创意、构思由供货方提出，购货方实施，则相关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成果权归供货方单独享有。本合同总金额中已经包含了本条中供货方应支付给购货方的相关费用。 十一、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及修改必须经双方同意，并以书面形式变更。所补充和变更的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合同效力案例分析 一、无权处分导致的民事行为效力未定 [案情] 甲乙为兄弟关系，父母早亡，另无兄弟姐妹，均未结婚。甲外出经商，托乙照看房屋，乙因赌博欠债，无力还款，竟以自己名义将该房屋出卖给丙，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5月9日一同办理过户登记手续。5月5日甲因他事回家，知晓此事，未表示反对，但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不治而亡。5月6日，丙因另外购买了便宜的房屋，欲不履行与乙的买卖合同，提出该房屋不属于乙所有，故买卖合同无效。遂与乙发生争议。 [问题] 1．在甲死亡以前，乙与丙所签订合同效力如何?为什么? 2．本案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答案及解析] 1．乙以自己名义与丙所签订的合同为效力未定的合同。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为效力未定的合同。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无处分权人在未取得处分权时与他人订立的合同为效力未定的合同。该合同如果权利人本人予以拒绝，则为无效合同；如果权利人本人事后予以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则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本案中，乙并非房屋所有人而以自己名义将甲的房屋出售与丙，因此所订立的合同为效力未定
的合同。甲知此事以后，未表示反对，后甲因心脏病发作突然死亡，乙因继承而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该合同可视为有效合同。2．丙应履行该房屋买卖合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因为乙因继承而取得了房屋所有 权。乙与丙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效力未定合同，由于甲死亡，其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其遗产应由作为其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的兄弟乙继承，乙因继承而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因而具有了处分权，其与丙所签订的合同，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为有效合同。据此，丙应当依照双方的约定履行合同，否则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二、无权代理导致的民事行为效力未定 [案情] 甲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材销售，一次，其业务员张某外出到乙公司采购一批装饰用的花岗岩时，发现乙公司恰好有一批铝材要出售，张某见价格合适，就与乙公司协商：虽然此次并没有得到购买铝材的授权，但相信公司也很需要这批材料，愿与乙公司先签订买卖合同，等回公司后再确认。乙公司表示同意。双方签订了铝材买卖合同。张某回公司后未及将此事报告公司，又被派出签订另外的合同。乙公司等候两天后，发现没有回复，遂特快信函催告甲公司于收到信函后5日内追认并履行该合同。该信函由于邮局传递的原因未能如期到达。第八日，甲公司收到该信函，因此时铝材因市场原因价格上涨，遂马上电告乙公司，表示追认该买卖合同。乙公司却告知，这批铝材已经于第六日
通信线路施工合同 甲方：曾祥文 乙方：赵书松 经甲乙双方协商后，特拟定以下事项： 一、甲方在贵阳地区花溪区（乡、镇）的通信线路宽带施工，工程指定承包给乙方施工队施工。 二、施工方内容：新建线路、管道、加挂、附挂、直埋、同沟直埋、熔接、安装宽带箱、收线等（零星工程和抢修甲乙双方临时以工程量大小商谈）。 三、安全责任：乙方施工人员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给甲方，由甲方办理保险，乙方施工人员在施工期间出现安全事故以及第三方损失，由甲方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有安全隐患的工程乙方有权推掉。 四、施工质量完工后甲方到场检查，如验收不合格及返工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如需返工，返工费由甲方另算）。 五、乙方根据甲方的工程量满足人员量，工程量在规定时限内保质保量完成（如遇天气原因等诸多无法开展现场施工的条件下，乙方无法完成任务的，一切与乙方无关）。 六、付款方式：甲方每月付给乙方壹万元的生活费，剩余工程全款在每年春节前贰拾日内一次性付清，甲方无任何理由拖欠和克扣乙方每年的工程全款。
七、本工程乙方只包工不包料。（任何材料由甲方提供），所有施工线路所占的青苗费和其它一切费用（经过线路土地者所要）由甲方负责，包括协调事项，乙方在施工期间代协调，协调不下由甲方负责协调。 八、工程单价表如下： 1、新建杆路（打杆洞、拉线洞、现场运杆、立杆、做钢线、放挂光缆）陆仟伍佰元（6500元/公里）。 2、加挂、钢线、放挂、光缆贰仟捌佰元（2800元/公里）。 3、放挂、附挂光缆，贰仟元（2000元/公里）。 4、直埋（挖沟、放缆、护坎、回填恢复）贰万伍仟元（25000元/公里）。 5、同沟直埋，壹仟元（1000元/公里）。 6、熔纤每芯按壹拾元（10元）计算。 7、安装光交箱，玖佰元（900元/台）。 8、安装ODF架（柜），伍佰元（500元/台）。 9、安装宽带箱（分光箱分光器150元/套）。 10、跳纤60元/跳。 11、收线单价按放线单价计算，如不放线单价乙方有权推掉。 九、节假日乙方按甲方的工程量放假，春节除外，春节期间甲方必须在农历腊月贰拾日停业上班，放假至第二年在和甲方商谈在定上班，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挽留。另：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