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南北朝赋
侯立兵
内容提要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赋佛教南北朝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佛教题材之渗入
（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
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2]
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
家又尽力描述修净业的正确途径，所谓“皇天无亲，唯与善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嗔”。佛教以为欲望由六根六识生起，所以要灭欲，只有清净六根，明心见性，才能脱离苦海。不难看出，梁武帝不仅有向佛的虔诚之心，而且对修习佛教清净善业的体认也是非常深刻的。
江总一生历梁、陈、隋三朝，入隋五年而卒，故而一般将其纳入南朝赋家来论述。又据《修心赋》序言，该赋作于太清年间，当为仕梁期间的作品。据《陈书》本传记载，此赋当作于侯景之乱之时。太清二年(548)朝廷曾经准备派遣江总和徐陵出使东魏，以病未行。不久，侯景反。次年台城失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可见，此赋作于遭乱困乏之中。赋以“修心”名题，佛教主旨很明显。心，梵语为citta，佛教谓心为真体，是心性，不变之心体。《传心法要》曰：“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所以说，赋的主旨是参悟佛教的明心见性之法。
读赋文亦可感知赋家由于遭难困乏而滋生的伤时之痛，佛家修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心灵的慰藉。其赋有云：
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己。钟风雨之掩蔼，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祛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
赋家以佛教作为心灵苦痛的解救之方，力图达到一种宠辱不惊、遗荣忘累的超脱境界。
李颙的《大乘赋》也是直接以佛教入题，其主旨是铺叙大乘佛教。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在序言中，作者着力阐释了大、小乘含义，所谓“大乘者，盖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而“言法驾之通驰，如舟车之致远也”
之句，则言明了“乘”的运载及传送之义。序言还在比较之中推阐了大、小乘两者之分野，所谓“无无以畅，则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则乘斯大矣”。赋的正文，则是着重敷衍大乘之要旨。由于赋作以推阐佛理为务，故而甚为抽象。
（二）佛教题材的间接引入
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影响，除了直接入题这种最为直观的方式之外，以佛教故事、语汇、典故间接渗入赋的本文的方式也较为普遍。这种类型的赋作一般以描摹山水自然或世俗生活为主要内容，结合佛教题材内容的间接进入，表现对佛法的体悟，尤其是对佛教人生境界的向往。东晋僧人支昙谛的《庐山赋》和《赴火蛾赋》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延及南北朝则尤为普遍。例如，谢灵运《山居赋》的本文以描写山水风物为主要内容，间或也插入一些佛教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与佛教相涉的铺叙：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
这里描叙的主要是对于佛教思想的感悟，既有“寒暑有移，至业莫矫”的修佛恒心表露，亦有对“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人生境界的企羡。其中嵌入了诸如“三世”、“六度”、“西方”等佛教词汇，此外还有佛教的典故。对这段文字赋家自己还作出了解释，其自注曰：
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人口，粪埽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楼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概慨不早。
与此同时，一些以佛教场所为创作背景和以佛经讲诵传播为内容的赋作，也是佛教对赋体文学题材的一种扩展。梁朝王锡的《宿山寺赋》和后梁宣帝的《游七山寺赋》就是以佛教寺院为创作环境的赋作。萧子云的《玄圃园讲赋》和萧子晖的《讲赋》描绘的都是梁朝法会讲经之盛况。《玄圃园讲赋》极力铺叙了当时讲经的场景，既人气旺盛而又不失庄重肃穆，可谓一派佛国气象。赋中有云：于是清宫广辟，宿设宵张，华灯熠曜，火树散芒，敛闪六尺，笼丛九光。颖若流金之出沙屿，粲若列宿之动天潢。朝曭朗而戒旦，云依霏而卷簇。轻辇西园，齐宫北郁（囿）③；文卫济济，僧徒肃肃。法鼓朗而震音，众香馝而流馥。……扬散华之飘飖，响清梵於林木。灯王归而赠筵，香积来而献熟。似众圣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全梁文》卷二三）
在赋中萧子云还言明了时间是在梁武帝天监十七年，亦即公元518年。讲经的场面如此壮观，当时佛风之盛可以想见。萧子晖的《讲赋》其文已佚，然从《梁书》和《南史》的有关记载来看，其创作缘起亦在于听讲佛经。《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其子《萧子晖传》说他“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称赏”④。
二僧赋与赋僧
研究佛教对赋体文学之影响，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自东晋以来僧赋与赋僧的出现。谈及僧人与文学，学界对于僧诗与诗僧关注甚多，而于僧赋与赋僧则相对忽视。僧人作赋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东晋。东晋以降，文人崇尚佛教，僧人雅好文学，渐成风尚。此种时代环境，有利于激发僧人参与赋体文学创作的热情。
现存最早的僧赋当始于东晋高僧支昙谛⑤。支昙谛，本康居（古代西域城市国名）人，居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之千秋里，后徙故鄣之昆山（今山东诸城县）。义熙七年(411)卒，年六十有五。《隋书·经籍志》列有“晋沙门《支昙谛集》六卷”。严可均《全晋文》卷一六五录其赋作两篇：《庐山赋》和《赴火蛾赋》。《庐山赋》描写自然之美，从题材而言属于山水赋范畴。《赴火蛾赋》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咏物赋，取“愚人忘身，如蛾投火”之意，以蛾喻人，托物言志，寓佛理于咏物之中。其赋有云：
翔无常宅，集无定栖。类聚群分，尘合电移。因温风以舒散，乘游气以徘徊。于是朱明御节，时在盛阳，天地郁蒸，日月昏茫，烛耀庭宇，灯朗幽房，纷纷群飞，翩翩来翔，赴飞焰而体焦，投煎膏而身亡。
南朝僧人赋现存惟有释真观的《愁赋》、《梦赋》。真观，字圣达，俗姓范，吴郡钱唐（今属浙江）人。陈时，住泉亭光显寺。入隋，住灵隐山天竺寺。隋炀帝大业七年⑥(611)卒，年七十有四。严可均将其作品辑入《全隋文》卷三四，然而，真观一生跨梁、陈、隋三朝，其主要活动时间当在陈，故而本文将其赋作纳入南朝来考察。
《愁赋》这篇描写人的心理情绪的赋作，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创作手法来看，显然都受到了江淹《恨赋》、《别赋》，以及简文帝萧纲《悔赋》之影响。其中对于一种情绪的细腻感受和精细区分，所谓“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可以与江淹之“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别赋》）两相媲美。
比较而言，《梦赋》则含有更多的佛教因子，尤其是渗入了佛教的人生态度。从结构而言，设为梦境，采用问对主客形式展开，在“客”与“余”的问答之中阐释佛教人生境界。其中有对出家之道的阐述：
戒忍双习，禅慧兼修。天人师范，豪庶依投。若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则道业逾高，益之则学功逾远。故形将俗人而永隔，心与世情而悬反。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载饭。从师则千里命驾，慕法则六时精恳。濯虑于八解之池，怡神于七净之苑。通过潜心修佛，双习戒忍，兼修禅慧，超越世俗情感，无为无欲，不惧不忧，进而达到“法眼不窥其色，天耳不听其声。恶言不能加毁，美誉无以为荣”的超脱境界。其中“三衣”、“六时”、“八解”和“七净”等均为佛教的专门语汇。
北朝的僧人赋，现存有释慧命的《详玄赋》和释慧晓的《释子赋》，严可均将其辑入《全后周文》卷二二，其中《释子赋》仅残存两句。慧命，俗姓郭，太原晋阳（今属山西）人，住河阳仙城山善光寺。慧晓，俗姓傅，生平不详。《详玄赋》纯粹是一篇阐述佛理的赋作，通篇几乎都由佛学话语体系建构而成。然而，赋家在行文时讲究形式之美，骈偶甚为精工，音韵极为和谐，在阐述抽象的佛理之时，善于使用多种修辞技巧。如赋的最后一节：
道莫遗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拟六贼其方溃，冀十军之可平。昏云聚而还散，心河浊而更清。性海无增减，行月有亏盈。疑兔足之致浅，惧鸿毛之见轻。为山托于始篑，庶昆仑之可成。（《全后周文》卷二二）
由于综合运用了对比、对偶、用典和比喻等修辞手法，尽力将抽象的佛理形象化，力图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因此，从文学价值来看，此赋也不无成就。
三佛经译传对赋体创作艺术之沾溉
佛教对赋体文学之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翻译和传播的广泛普及，为丰富赋体文学的创作艺术提供了新的契机。诚如程章灿所言：“佛教与赋尤其是南朝赋在表现手法上的联系虽然比较间接，
却是客观存在的。”[3]我们认为，归结起来看，佛经的译传分别从音韵学和修辞学两个方面丰富和提升了六朝赋的表现手段。在声韵学方面，集中表现于对骈赋形成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在修辞学方面，则主要表现于佛教典籍中的比喻、典故和词汇等对赋的表现手段的丰富。
通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中国佛徒广泛接触印度的语言文字学，尤其是其中启蒙入门的字母之学，从而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据《异苑》和《高僧传》记载，最早在研究佛经音律方面作出贡献的当为曹植，而学界以为此说恐多附会⑦，故难以为凭。我们认为，在南北朝以前，文人虽然也讲究声音和谐，但终究还停留于“始判清浊，才分宫羽”[4]的层面。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脁等提出来的。四声作为中古汉语的客观存在，何以恰在南齐永明得以倡明呢？这一方面得益于前代音韵学成果之积淀，另一方面与佛经转读带来的启示不无关系。诚如《高僧传》卷十三云：“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
[5]由于汉语语音与梵音迥异，佛典翻译除了达意之外，还需语音上的转读。这一点对音韵学带来了影响，也对赋体创作有所沾溉。
南朝的时候，赋体文学之中还出现了专门描写佛经诵读的作品，南齐萧昭胄就曾作有《经声赋》，虽然其文已佚，但是足以看出佛经诵读对赋体文学之影响。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法集〉目录》著录有萧昭胄《经声赋》，而僧祐《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杂集〉序》亦说萧昭胄“雅好辞赋，允登高之才”，“观其搞赋《经声》，述颂《绣像》，千佛愿文，舍身弘誓。四城九相之诗，释迦十圣之赞，并英华自凝，新声间出”（《全梁文》卷
七二）。这里写到萧昭胄对于佛经之诵读达到了“英华自凝，新声间出”的境界，足见佛经转读给当时带来的音韵学之影响。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明确提出四声源于梵文的命题[6]，指出四声说的确立缘于建康的“审音文士”和西域来的“善声沙门”相互交往和切磋。沈约《谢灵运传论》中的“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是借用梵文诗律中的“轻重”来指汉语的声调。永明声韵说促进了包括赋体文学在内的各体文学走向格律化的进程，四声理论确立后被迅速运用到文学创作实践。《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阉沈约、陈郡谢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为了铺排的需要，赋本来就是一种比较注重骈偶的文体，四声说的倡明无疑加快了赋的骈偶化进程。台湾学者黄水云以为骈赋萌芽于曹魏，成长于两晋，茁壮于刘宋，成熟于齐梁陈隋[7]。其实，在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汉赋作家的赋中，骈丝俪片已然可见；延及魏之曹植，晋之成公绥、陆机、陶潜等人，骈赋规制初备；再到刘宋之谢灵运、谢惠连、鲍照、谢庄，骈赋茁壮成长，而至齐梁陈隋时期的沈约、谢脁、江淹、萧衍、庾信，骈赋全面成熟；庾信《哀江南赋》出，尊为骈赋典范。在这一嬗变历程中，永明年间声律运动的推行对于骈赋臻于成熟具有划时代意义。
以上从题材内容、创作主体和艺术手法三个层面论述了佛教对南北朝赋的影响，其实，佛教对南北朝赋体文学之熏染尚可从其他角度切入。此外，玄释合流对南北朝赋存有综合影响，在这一时期的赋坛之上，玄风佛影时常交织闪现。对此将另文专论。
注释：
①据方立天考证，《隋志·集部》录梁武帝撰《净业赋》三卷，今已不全。又现存赋中，自“小人道长”至“各至权轴”的中间一段，系道宣所加。参阅方立天论文《梁武帝萧衍与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194页）.
②李颙，生平不详。严可均据《广弘明集》将此赋编于北魏高允《鹿苑赋》后。然，检《魏书》、《北史》，未见其人。疑此赋亦东晋李颙所作。东晋李颙，字长林，有赋论诔等文八篇，在《全晋文》卷五三。
③“郁”当作“囿”，据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广弘明集》卷三七改。
④程章灿《先唐赋存目考》辑录萧子晖《讲赋》。参见《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二。
⑤《隋书·经籍志》列昙谛于慧远之前，《释文纪》有丘道护所作《昙谛诔》，以为义熙七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五。道护与昙谛友善，必不有误。《高僧传》七《神僧传》三作宋元嘉末卒，恐未可据。《隋书·经籍志》将《昙谛集》、《丘道护集》皆列于晋，不列于宋，足以明之。
⑥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第329页）以为真观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七年。大业年号凡14年，似笔误。疑为“七年”。
⑦晋刘敬述《异苑》卷五中说，曹植“尝登鱼山，闻岩岫有诵经声，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高僧传》卷十三重复这一传说并增重
其贡献之分量，强调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此说可能出于附会，但却反映了“梵唱”本土化这一历史现实。
参考文献：
[1] 何小莲.宗教与文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128.
[2]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52.
[4] 魏征.隋书·文学传：卷七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507.
[6] 陈寅恪.四声三问[M]／／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8-329.
[7] 黄水云.六朝骈赋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22-35.
转自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5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
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佛教的传入 （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
09历本6班陈卫民2009084615 佛教对南北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统一王朝以后，统治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西汉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得到了繁荣发展，“文景之治”之后西汉更是达到封建王朝的发展顶峰。西汉不仅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且也打通了陆地丝绸之路，加强了西汉王朝与外界了联系，西域各国纷纷与西汉的来往，汉朝与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然而此时，佛教也开始慢慢的从路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渐渐地在人民心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东汉末年，国家支离破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动乱不已，佛教结合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使贫苦大众在战乱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依靠，佛教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汉朝瓦解后，各地军事力量四起，连年征伐，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政治混乱，五族内迁，社会动荡。但在思想文化史上，则是国内各民族融合，外域文化进入，给中国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的发展特征。儒佛道的相互抗争和影响。这一时期，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渐广泛，并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儒家思想发生了冲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思想文化大碰撞。这个过程是一个相互冲突、影响和整合的过程，造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与此同时，佛教也溶合了中华文化而逐渐完成了中国化。在战火烽烟四起的年代，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无法得到心灵的慰籍，然而佛教使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安
宁和平静，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和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被打破，为佛教的流传和长足发展提供了良好时机。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统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也为处于苦难中的广大贫苦大众指引一条精神上的自我解脱道路。因而佛教盛极一时，一跃而成为时代的主要精神。 随着佛教思想的盛行，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巩固了封建统治的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大量佛经和佛学著作问世，发展了佛教思想理论，佛教与我国道教、儒家思想的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在语言学、雕塑艺术以及天文学、医药学和法律等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很多，不仅从哲理上，也从声律上对中国的文学产生的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诗理即是佛理的文坛现象。然而，佛教的流行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弊端和危害，统治者盲目的广修寺塔，寺庙霸占大量土地，造成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施舍大量钱财，对人民的血汗钱
在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西域传入中国。自从中国有了佛教之后，中国的宗教、哲学、伦理、建筑雕刻、语言文学以及生活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的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多将佛描绘成为头顶金光、轻举飞升的神仙。例如“明帝感梦”的记载即是如此：“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为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帝于是遗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明帝梦见金人，形象高大，头顶有日月一样的光芒。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表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在人们头脑中有很深的印象；明帝以此询问群臣，就有人将明帝梦中的形象与佛联系起来，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在哲学方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种唯心哲学对我国原有的哲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宋朝时期的朱熹把这一理论渗入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佛教的三论宗主张“诸法性空”，又称法性宗、空宗。该宗以真俗二谛为纲，以“无得正观”为基本思想，认为一切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以假名说有，这就是“中道”。该宗通过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表明佛所说任何言教不过是权教，只有忘言绝虑才能真正体悟佛说的真理。而佛教的其它体系还有“性具实相”、“三谛圆融”等等学说，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体系。 在宗教方面，佛教输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教义，形成了新的教派，而且对道教和儒教也有重大的影响。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空灵、空寂、空无，不要怨怨相报，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西登极乐世界。另外，佛教以其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和其宇宙论及其精密的宗教仪规，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道教和儒教在很多方面也学习了佛教的一些思想。而在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之时，道教也逐步形成，双方同时面临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传播的问题，造成了佛、道互争高下的局面；魏晋以后，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于是导致了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与儒、道的争辩。西晋道士王浮与僧人帛法祖争辩屡败，遂编造《老子化胡经》以贬损佛教。它称佛教是老子西行为教化凶顽的胡人而设，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说；到东晋时佛教方面侧出现了《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应，它提出“三圣东行”说，即老子、孔子和颜回分别是佛的三个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所化现，以证明佛教高于道教。在其后更是进一步将道教中的伏羲、女娲也看作是宝应声菩萨和宝吉祥菩萨。《清净法行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与道教之争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更是激烈。尽管它们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但作为在同一地区发展的宗教，必将趋于融合。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了三点：一是区别了“在家”、“出家”修行所应遵循的不同规范；二是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01934932.html, 魏晋时期佛语外来词汉化研究 作者：朱文琦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3年第11期 摘要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汉语能够不断的引进吸收外来词汇来丰富与发展自己。其中对汉语影响最大的当属魏晋时期佛教及其外来词的传入。 关键词魏晋时期佛教外来词汉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的东传过程中对梵语这一语言系统中佛教词汇的吸收，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增强了汉语表达能力。这一时期汉语对佛语外来词的吸收，不仅从根本上对汉语的词汇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大量的佛语外来词被借译到汉语以后，从词形到意义都受到汉语词汇规律的制约，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1 佛教外来词分类 随着佛教传入的外来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只见于佛教经典中，并未进入汉语词汇常用语而成为全民语言的佛经专用语。如荼毗、泥梨等词。 第二类是经过汉语改造后，今天依旧活跃于人们口语中的词汇。可分为两类： （1）一部分词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佛教词汇，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舍利子、袈裟等。（2）还有一部分词语则完全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很难找到佛教文化的影子，如“导师”：在佛教里他是指引导人成佛的人，是“佛”、“菩萨”的统称，又指佛说法时，担任唱经表白者。它进入全民语言后，是指指导学习或指示方向的人。 2 汉化的原因及途径 佛教文化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并深深影响汉人的心灵，是因为它迎合并依附于中国固有文化，进而与之合流，首先求得生存之所，然后又选择合适的契机发展自己，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需要与民众的心理需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经过翻译、使用和逐渐的汉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结构，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体系。而词汇作为语言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受佛教的影响也最为明显。
佛教与南北朝赋 侯立兵 内容提要南北朝佛教之昌盛使赋体文学深受浸染。佛教题材或直接、或间接对赋有所渗入。就创作主体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赋僧和僧赋。就创作艺术而论，佛经译传从音韵和修辞等方面丰富了赋的表现手段。 关键词赋佛教南北朝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过程中不断中国化，逐渐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力量。佛教在中国真正风行是在西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尤为兴盛。南朝各代的帝王及一般文人学士大都崇信佛教。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佛教兴盛景象的生动写照。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其余历代帝王都较为扶植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佛教对汉魏六朝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选取南北朝赋作为主要文本来论述佛教对赋体文学的浸染，而为了考镜源流，间或也论及南北朝前后的一些赋作，尤其是东晋和隋的赋作。 一佛教题材之渗入 （一）佛教题材的直接入题 佛教思想对赋体文学浸染的最为显著之体现莫过于相关题材的直接入赋，这一般从赋的题目即可判定。从现存文献来看，南北朝赋直接以佛教题材入题的作品有：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①（《全梁文》卷一）、北魏李颙的《大乘赋》②（《全后魏文》卷二九）、陈江总的《修心赋》（《全隋文》卷十）。
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他还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萧衍以帝王之尊力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他在位期间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据何小莲《宗教与文化》记载，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人，仅建康就有大寺700余座，僧尼信众常有万人。梁武帝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佛教著述，其中就有以赋体写成的《净业赋》[1]。从赋题来看，此赋是以铺叙清净善业的修习为主旨的。“净业”乃是佛家之语，指清净之善业，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业因。《观无量寿经》一云：“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修净业，即净修，就是净业的修习，也就是清眼境、净心尘，明心见性的功夫。从赋的长序看，它在交代为赋缘起的同时，也表现了梁武帝向佛之心的极端虔诚，其中描写自己即位以后坚持素食的一段尤为感人： 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胐、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2] 为了清除“杀害”和“欲恶”二障，梁武帝不仅“不啖鱼肉”，而且“亦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处四十余年，虔诚之心，可谓至极。赋的正文则着重阐发自己对于如何修净业的体悟。赋中首先铺叙人的各种欲望对趋向善道的障碍，所谓“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赋家极力阐述了因果轮回思想：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情欲无节，患累无穷，在现世就会“殃国祸家，亡身绝祀”，而死后将会“轮回火宅，沉溺苦海”。在阐明净业障碍的基础上，赋
佛教对南北朝的影响 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大撞击、自由，宗教大发展的时代。佛教于东汉自西域传入中国。据说，公元67年，佛教正式有官方传入中国。东晋时由于战乱得到大力发展，唐宋是其盛期。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艺术及政治领域渗透得最深刻与深远，甚至一度与儒家思想并驾齐驱，左右着国家政策文件的颁布与实施。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干戈四起。对于文人，除却充满乱离的感伤以外，也是一个惶恐度日的年代，宗臣对文人的轻言杀戮，便充满了威胁性，在时事与人事两茫茫的气氛下，文人在现实中的得不到慰藉，惟有率性自然，甚至放浪形骸，借助佛教等思想工具，以作为对社会的反应，宣泄自己对时代的不满及满怀惆怅的寄托。 佛教以微风之姿潜入中国，却以旋风之势席卷中国，其中在南北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沃土下，更体现的其顽强及蓬勃的生命力。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对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的影响。 翻开绘画史的相册，不难发现当时的画家对我国传统画风与传入我国的具有佛教特色画风作了全面的比较，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与交流以致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内容及手法相对于传统都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顾恺之、陆探微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同时，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 二、佛教对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文学总体特征是乱世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有许多都被莫名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何兴盛 12291025 刘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华夏大地上的兴盛时期。佛寺大量出现，信佛之人不断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开始信佛。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大臣郭祖深上疏谓：僧尼十余万……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足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信佛人数之庞大。佛教为何兴盛？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自汉武帝大一统以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开始奢侈腐败，贪图享乐。这就导致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社会上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生活贫困。到了东汉末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混战，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之后虽西晋短暂统一，但经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百姓生活依旧没有改变，社会依旧是动荡不安。一般说来，每逢社会混乱，各种思想就会自由传播弥漫。所以这就为佛教的流行提供了社会土壤。 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大力支持佛教发展。从南朝来看，梁武帝信佛，在他的推动下，佛法在南朝盛极一时。梁武帝身体力行，虔诚拜佛，他自己“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并且“永断辛膳”1。他还诵经讲学，撰写文章。而在北方，统治者更加支持佛教发展。因为十六国中很多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入主中原，但内心存在一种自卑感。因此对同为外传而来的佛教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且佛教的主张有利于他们用来“糅化人心”。他们就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广建佛寺，使佛教在北方发展到了极高的高度。 除却社会环境和统治者支持的客观因素外，佛教自身的主观因素同样极为重要。 佛法主依自力，非依他力；主救世，不主出世。佛教提出一“涅槃”境界，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倡导一种永恒的观念，更关注人的内心。这些就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层的心理。统治阶级生活奢华糜烂，富甲天下，但物质的丰富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精神的空虚与恐惧，他们急需一种精神上的寄 1《全梁文》卷二十三
浅析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佛教是在东汉永平年间传入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渐渐与儒学、道教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教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足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之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教化而服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有关。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三纲五常限制了文学作家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文学展现的多半是规劝教化、经纶致世的文章。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渐渐出现。“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其实早在东汉时期，文学的自觉性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张衡的《归田赋》，赋中虽然尚未显示鲜明的个性，但分明已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加强了，个人价值得到了关注。文学自觉性变化的标志之二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盛行。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玄学不仅是道家的一种思想体现，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佛学的成分。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所以玄言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玄言诗是由新的社会思潮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大夫痛苦内心的折射。敏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艰难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就促发了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多以生死诗和隐居诗为主。“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拟挽歌辞》）这些诗句表明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关于生死的想法，“有生必有死”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佛教思想，即“生死说”。 佛教思想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形式。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 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石窟，也培养了许多艺术家，保存至今的石 窟艺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 的绘画艺术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绘画 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干戈四起，在现实中人们无法从中得到心灵的慰籍，便转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他们清淡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间的心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变革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从内容到形式给我国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石窟，也培养了许多艺术家，保存至今的石窟艺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分子专业画家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带来了新的绘画艺术。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的佛教译经事业如日中天，对形成中国佛教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佛教而来的信奉宗教的绘画艺术、人物肖像画出现了繁荣的新面目，雕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北魏开始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大宝库。东晋顾恺之等人的绘画及绘画理论都有极高的成就，现有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是我国文化的珍品。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以及当时的音乐、戏剧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的主要特点有： 1. 中外文化交流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南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对中国传统工艺的 影响。 2. 佛教在这个时候广泛流传，对建筑，器皿，服饰等产生影响。宗教艺术得到发展，影响 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工艺水平。 3.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全面自觉的时期，在以前，工艺美术大多反映神秘的神鬼世界，而 这个时期，人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在工艺美术出展现人类世界的清新可爱。 成就：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 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 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画艺超群理论丰富，与秦汉时期的绘画不同，不再注 意现实本身，开始探索新的领域，例如山水画即作为一种独立科目，寻求新的意境和表现方式。在绘画中还提出许多美学问题，使绘画艺术从实践到理论都得到了很大发展。魏晋时期 的绘画内容，概括起来有“三多”：第一是表现生产活动的画面多，如壁画中的《屯田图》， 描写人们的垦田、放牧、采桑等活动，颂其辛劳。第二是表现宴享、出行、狩猎等娱乐活动 的多，从嘉峪关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聚会、狩猎等活动，以及奴仆为主人奏乐舞蹈的情景。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是集信仰、观念、组织、制度等于一体的复合体文化。一般认为它于两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中的“空”的思想与中国本土道儒的“道”“天”思想非常接近。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对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只会，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然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本人以及谭嗣同等。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二佛教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佛教为史学增加了新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丰富了史书的题材，同时史学材料也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史书中吸收了佛教传说的故事，也出现了佛教论著、注疏、佛教经录、佛教史传等史书形式。比如：汉末三国时牟融《理惑论》、刘宋时陆澄撰《法论》、萧梁时宝唱撰《续法论》等。自东晋道安注疏佛经22卷后，注疏经论日益成风。出现了合本子注的形式。此外，汉译佛典的钞略编目、佛经目录的考订、佛教史传的编撰，一时也蔚然成风。如慧远《大智度论钞》、慧皎《高僧传》、僧佑《出三藏记集》、杨玄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三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佛教经典有很多就是典雅的文学作品。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国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可看到与先秦、两汉经学的不同面貌，这就是受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各种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直接的感染和影响。
浅析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史俊杰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以后，分裂动乱持续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汉之际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国，在这段历史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影响中国社会 秦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自己统治下的顺民。汉朝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广大文人怀才不遇，他们之中有隐居田园。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既有排斥、斗争，也有调和、融合，其中以调和、融合为主流，而这个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队中国的政治、思想、建筑、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学发展的概况 秦汉之际，秦皇汉武统一了中国，使中国呈现了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却呈现了分裂动乱的局面，而且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和人民。各个统治集团不断发动战争使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现实中无法摆脱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而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当时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之说对信佛的人具有极大的引诱力。因此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播。 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是怎样开始信佛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始信佛的并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而是宫廷里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晋室南渡之后，佛教逐渐渗透到了上层士大夫的中间阶层。据《世说新语》的记载，不仅“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也极其热心于佛理得讨论，这些名士是精通哲理，且长于玄谈的文人。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佛教艺术的传入，为我国的工艺美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全国各地建造起许多石窟，也培养起许多艺术家，保 存至今的石窟艺术，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 分子专业画家也在魏晋南北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 带来了新的工艺美术。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绘画 正文 一概述 自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至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史称魏晋南北朝。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学艺术获得巨大成就的时代。 二佛教美术佛教美术按其类别，一般可以分为佛教壁画、佛教雕塑和佛教建筑三大类。在佛教初萌的魏晋南北朝，这三种美术形式集中体现于佛教石窟艺术之中。 （一）、佛教美术的兴起这个时期佛教美术的重头戏是在北中国展开的。 （二）、早期的石窟壁画 佛教美术大致包括3个部分:建筑、雕塑和壁画。三者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是宗教性和审美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体。一
般的石窟和寺庙中都绘有壁画。魏晋南北朝时期寺庙中的壁画,随着建筑本身的倒毁已荡然无存,而石窟壁画,至今仍有大量遗存。 （三）、石窟造像 佛教雕塑按材质来划分,大致有铜雕、石雕、泥塑、木雕、陶塑、崖刻等几大类。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造像中最重要、最能体现佛教艺术兴盛景象的,无疑是石窟造像。除敦煌莫高窟外,其中规模较大,较有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太原天龙山、河南洛阳龙门、巩县石窟寺,甘肃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界于河北与河南间的响堂山,南京栖霞山等,均始建于南北朝时代。 （四）、佛教建筑 佛教建筑主要有塔、寺庙、石窟3大类。中国佛教建筑是我们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建筑也是这个时代建筑成就的反映。 三、人物画的新发展 玄学风气对当时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实践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绘画领域中顾恺之“传神写照”理论的建立及南朝人物画风范的形成与当时的人物品藻之风有着直接的联系。 1、顾恺之：绘画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留传在世的仅有他根据文学作品而创作的《女史箴图卷》、《烈女仁智图》和《洛神赋图》等作品的摹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1．基础知识目标：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原因、主要特征和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数学、农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佛教的传播和反佛教的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陶渊明与田园诗、南北朝时期的民歌《采桑度》、《敕勒歌》和《木兰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绘画、书法、雕刻等方面的成就。 2．思想教育目标： （1）通过魏晋南北朝我国文化发展的原因分析，培养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作用。（2）通过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使学生认识宗教的双重作用。（3）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分析，认识当时我国的一些科学家在勤奋钻研的基础上，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成就。从而树立努力勤奋刻苦学习的信念。 3．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本节的教育与教学，培养学生对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的理解能力。 （2）培养与提高学生紧扣时代特征，抓住历史现象的关键，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概括的综合能力。（3）提高学生对文艺作品的鉴赏能力与文化素质。 重点难点 1．重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数学、农学和地理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道教、佛教及其反佛教的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陶渊明与田园诗、民歌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书法、绘画和雕刻等。 2．难点： （1）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和特征。 （2）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兴盛的原因和危害。 教学方法 1．归纳法；2．阅读指导法；3．讨论法。 教学过程 复习旧课： 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有哪些？ 学生回答：（1）江南经济开发，北方发展相对缓慢。（2）庄园经济占居主要地位，寺院经济膨胀。（3）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4）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呢？ 学生思考，然后回答相关内容。结合前面我们分析文化发展的原因的基本模式：（1）政治因素；（2）经济因素；（3）民族因素；（4）历史因素；（5）中外交流因素；（6）人民群众的因素等。然后分析出：（1）原因：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人民的大融合，民族之间的交往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②北方经济的发展，江南经济得到了开发，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③外来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建筑、绘画、文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富了它的文化的内涵。吸收了异域文化的成果，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继承了秦汉时期的文化成就，又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创新，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的前提。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又为隋唐文化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2）特点：①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如南北民歌风格的迥异；外来佛教及其艺术在南北的差距，南方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原因 一.政治方面 1.社会动荡,民生困苦 佛教虽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发展余地。至东汉末三国时代始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此现象之产生,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州牧割据,国内大乱,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战争频仍,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而此时完成之道教,仅以方术之运用作为吸引手段,但方术有时会用尽,加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久己变成没有灵魂之空架,故闻有如来的救苦救难,谁不愿托身自庇？ 2.君主杀戮太多,借信佛以赎罪 当时军阀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许多时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遂向佛求怜愍。但他们更有一种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些君主有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 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鸣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当时,乃纷纷信佛以求庇 护。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 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始。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仿效之。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以其时之僧穿黑衣也。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达摩于广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文帝亦因常 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 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赵石勒信佛图澄,以之为国师,后秦姚苌奉鸠摩罗什,北魏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文成帝更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可见北朝佛教之盛。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风从。当时北朝达官贵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侣,南朝 豪门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 二学术方面 1.经学之末流 两汉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不外儒生之注释经和方士之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揉合术数之支离诞妄,为笃学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又岂能满足学人。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宿之际,佛教之输入,正好在学术方面 输入生气。 2.清谈玄学有助弘法 清谈玄学盛行,使士人长于析理,发明奇趣。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故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味道的佛教传播。又清谈论老庄外,亦有佛性,故时人亦多与僧侣交游,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时,又当时之学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徒支道林来往,支道林精通佛理外,又善老庄之玄学,使佛道二家之学说调和发挥,可见清谈之风正好借作发挥佛理。 3.藉文学和美术吸引知识份子 当时之僧人,为求吸引知识份子,许多时都以文学手法表达佛理,如佛像的雕镂、石窟的开凿、绘画佛像 等,都深深吸引士人,而对佛法关注。 唐白居易题寄宗上人韵诗: “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能事,欲使第一流,皆知子工义,从容恣语言,缥缈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 3.西僧之来华及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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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就文化交汇的典型性与影响的深远性而言，对中国文化影响最重要的交汇有两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现代，欧洲西方文化的传入。这里主要论述前者的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是集信仰、观念、组织、制度等于一体的复合体文化。它于两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中的“空”的思想与中国本土道儒的“道”“天”思想非常接近。如今佛教是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浩瀚的佛教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欲认识中国文化，不可不了解佛教文化，不可不解读佛教典籍。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均有显着的影响，兹分述于后：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所以，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中国化的佛教己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影响。 一、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佛教虽为宗教，但具有很强的思辨性，是多种文化艺术哲学成分的集介。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人类文化小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从古至今都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各种小同的说法。根据一般传说，也是被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也有文献记载，是秦始皇与印度阿育土同的时代。实则， 佛教之传入中国，应始于秦而盛行于汉，至隋唐间，更日趋兴盛，及玄类义净山印度归国，大事翻译，尽量介绍印度文化，致使佛教， 二、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原因 佛教并非我国古代先民们首创的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它在东汉初年传人我国内地后，迄今己近二千年。我们姑且不论佛教对历史的推进作用，但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它对我国文学、艺术、天文、医学、逻辑等等的巨大贡献。佛教文化因素渗透到了我国中古、近古文化的中枢和末梢，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为什么具有成熟的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能够见容于一种外来文化呢?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吸收、改造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因素，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需要具体谈谈佛教传人中国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应该从很多方面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分析。但是，如果究其主要原因的话，则可大致概括为下述两点： 第一，思想方面的原因。佛学于中国固有文化，在某些方而有矛盾的地方。例如，作为我国封建文化主体的儒学.主张现实积极的人生，强调刚健有为:“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同时也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孔子对“死”的问题根本毫无兴趣。然而，佛学的全部理论却集中在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之上，并作出了独特的价值判断，提出了有趣的设计方案。实际上，佛学的全部理论是关于生与死的理论。如“轮回”、“业极”、“因缘”、“因果”、“三世”等等说教，正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欠缺的。此外，佛教人生理论中，将主体修心与宇宙本体统一起来的思维格局，对我国后来理学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于佛教对世俗欲望所持的冷漠观念，对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也是开导了先路的。当然，佛学同中国固有文化也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是互补作用。例如，道家讲论玄而又玄，老庄思辨的哲学思潮恰恰与佛学空宗的理论相通。佛典云:“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意思是一切事物并身并不具有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