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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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进入专栏）
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
共和
“共和”一词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而在汉语中，共和则源于西周时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一事：《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后北宋欧阳修《明正统论》云：“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共和乃是人类社会一种政体。共和制一般可以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形式。共和国不同于君主国，其特质有二：一、一国为全体国民公有，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一家一党之私产。二、国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而非世袭或被指派。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1.革命，总有人奋不顾身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
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满族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满党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
时代周报：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产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时代周报：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道扬镳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募捐，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急急忙忙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一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2.那时很多人愿意相信改革
时代周报：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满人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
力已经基本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满人没有什么好大看法。
时代周报：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时代周报：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帝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嫌疑，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时代周报：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成功是鼓励清政府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3.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
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余英时：没有好大影响。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们的乡间恐怕很少变化，至少我在乡下住的那几年，民国也没有把乡下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国民党也没有到我们乡下，是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所以也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秩序。我在乡下八年，没有见过武力，没一个土匪来抢我们，有一阵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动手，过几天军队来了，土匪也不敢动了。换句话讲，乡下还可以过日子，没有欺负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观念还存在吗？
余英时：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因为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拥护皇帝，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包括喊“蒋主席万岁”，都不是真的感觉，是感觉这种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当时虽然有人口头上讲法治的观念，但是很难深入人心？
余英时：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孙中山是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
时代周报：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
时代周报：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终其一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余英时：当然没有实现。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提倡的，别人也有提倡，不过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贡献是想以美国为模式，因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书，跟美国的关系最深。早期他的党有秘密社会的背景，所以党员要宣誓效忠，这不是民主式的党。
但是后来孙中山觉得他没有力量，推动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苏联的路
子，这样问题就来了，改组以后他说话算数，一党专政就这样开始了。孙中山想利用
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推动革命，但是他没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运用权力。
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还是抱着美国式的。孙中山还是有他的贡献，
从前胡适的私下谈话说：孙中山虽然提倡中国道统，好像很守旧，可是他某些方面比
我们还新。孙中山是华侨，是边缘人物，不是士大夫阶层，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
弱点。原来康有为见都不要见他，梁启超一度跟他关系搞得还好，所以孙梁合作的问
题引起立宪派内部的紧张，说梁启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孙行者”。
梁启超想借华侨的力量去捐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关系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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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那时候孙中山还很坦率，并不是说：大家就只有这么一个财源，我的关系，我不介绍给你。
孙中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出来的人，但没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样。当然，人家也叫他“孙大炮”；后来国民党把他捧成圣人。但是，他是一个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把中国的某些观念推到现代化的路上去了。
5.辛亥后的中国一直在往前走
时代周报：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的文化思想界一度出现天才成群而来的现象？
余英时：在军阀时代，军阀对文化、文学、思想问题都不重视，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活动很积极，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接着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了，所以有很多人才冒出来。孙中山在广州开始准备北伐，采取苏联一党专政的制度，但是孙中山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实行宪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他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也是很宽松的，所以专家学者还有空间发展自己的观念。比如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也很赞扬；孙中山和胡适早期关系还很好，常常写文章要请胡适批评。国民党办的杂志上，胡适写过好多文章。廖仲恺、胡汉民跟胡适都有交往，因为孙中山对胡适很尊敬。193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对学术思想界的控制还是有限，因为民间还有别的势力，如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理论，差不多有一半的县都实现了乡村建设，这是因为山东政权在另外一个旧军阀手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并没有把所有私人财产都没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机构还可以容纳人才。另外，西方的教会大学也可以保护中国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国出了很多学术思想界的人才，也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最近几十年来，西方
和日本对这段时期的学术成绩非常重视，所以这段时期的学术也影响了世界汉学。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余英时：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现代型的民间社会的兴起。工商企业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花很多钱做本乡的建设工作。比如说，无锡的荣家后来创办了江南大学，也造了无锡的大桥。所以我们看民国以后的变化，不能仅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为例，阎锡山的建设被很多人看成为模范。另外，像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地方的绅士和商人共同开创的。从民间社会的观点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很可观的。我认为这是社会自己在往前走，并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个计划逼着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计划地全面改造社会叫做“社会工程”，他们对于“社会工程”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识来建立这样的计划，因为一个计划不能适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和每个地方。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自动的进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这个进程打断了。西方的史学家像费正清就曾经对这段进程非常欣赏，惋惜它的中断。从这方面看，民间在动，在一步步往前走，不过是没有一个计划的。有计划，有好处，也有坏处。计划往往会用不好的，如果想把中国翻一个身，此念一起，那就完了，人又不是上帝，凭什么照自己的意志把中国重新改造呢？
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上每一省都在动，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从钱穆先生的自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许多新观念。他自己还摸索办小学，甚至是受杜威的影响，要照杜威的思想办小学。这是具体的例子。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余英时访谈录》（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被称为海外的中国良心。近二十年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余英时访谈实录） 书名：余英时访谈录 装帧：精装 ISBN：978-7-101-08277-7 开本：32开 成品尺寸：145*210 定价：32元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书影 一、本书卖点 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囊括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段采访，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二、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现居美国。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克鲁格奖”
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用于奖励那些对人文学科有创见的学者。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余英时获奖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采访人陈致：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三、内容简介：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本书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四、目录 001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用(实际功用),又讲体(本质),因为理一分殊。林栗由于持更古典的看法,故反对张载将君比作天之宗子,因为人人为兄弟(这是相对平等的观念)将引发思想与天下的混乱。与林栗固守君主专制的立场不同,朱熹接受了张载的比喻,并以此作为士大夫须承当与君共治天下这一主题的另一种表达。这显示了道学是如何将起初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提升到抽象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余先生强调,假如我们仅仅将理一分殊解读为纯粹的哲学命题,那我们是迷了路(卷1,200-218页,238-239页)。朱熹之所以要接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为了抗衡孔安国将传统的皇极训解为大中。朱熹以为,正如无极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一样,君应该无为而依靠大臣们(卷1,242-249页)。余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不仅是为了凸显道学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譬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步骤。尽管有人可能想把余教授的研究看成是朱熹的政治活动的扎实研究(即仅视为政治史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余先生是以其专论来说明对朱熹以及其他道学家而言,政治文化比哲学思辩更为基础。 即使有人不同意余先生关于政治文化及其涵义的强硬论述,他的两卷本专着中针对一系列不同论题所作的细密深刻的释证仍富启发。这里举两个特别重要且富新意的例子。其一是运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宋高宗、孝宗与光宗父子间的张力;其二是对国是(今人所谓基本国策)的强调。揭示皇帝父子间的张力,并使之与最终引发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的党争联系在一起,实需严密的考证。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长达200余页的一章,本身已基本上是一专论(卷2,383-587页)。国是当然是一个四季不断的问题。北宋后期的国是核心议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守与战。既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专题作过研究,则起初不免要问,为什么余先生还会认为国是问题受到忽视,要求用国是概念来解释宋代党争的变化。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质疑国是,最终会被顽冥不化的官员视为犯罪或不忠(卷1,340-387页)。人们也许可以说,余先生对此历史专题的关注,或有感于他对9/11之后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们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大做文章的观察,当然这无损于他的鲜活洞察与历史文献的厚实。 对余先生来说,关于朱熹的这一研究最终只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大范式和新进路的开端而己。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洞见甚多,我仅举数例。首先,这个范式涉及宋史的分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学史与宋代政治史,余先生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前王安石与前道学阶段,即北宋最初的60-70年;第二是围绕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展开斗争的北宋后期,也是道学成为一个思想派别的时期;第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派别。 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他们没有将内圣与外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古文运动转向道学的关键环节是王安石将内圣看成是外王的基础。寻求三代之治和重返经典等等,王安石与道学家处在同一个谈辩境域或话语中。只是,相对于王安石的内圣进路及其思想中显见的佛教影响,道学是在反对王安石新学与新法的脉络中发展的(卷 1,67-102页)。王安石作为宋代第一位成功地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其崛起构成了另一条脉络中的关键转折点,他鼓舞了其他士大夫致力于共治天下的理想。既然朱熹和其他道学领袖们都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一引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
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
余英时 一、人物概述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著作出版情况 1、专业书籍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订扩大版，1986。 《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199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年增订再版。《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按：此书有英文简介，见Heaven Earth,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Journal of Fine Arts Inner Arts I.1(May 1991), San Francisco；德文译本见Martin Miller, Die Modernitat
中国传统史学中长期以来并没有交通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那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都有记载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专篇——‘书’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单独成篇，各志书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也不多。刘向、刘歆父子所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也没有交通这一类目，因为那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两晋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创设了《舆服志》，有了记载车辆的内容，与交通史有密切关系，可惜志书的用意是在阐明礼制，虽然罗列了不少车的名目，却反映不出交通运输的真实面貌。不但是秦汉时代，整个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交通始终没有独立地位。这从清代一万卷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分类中就可看出。”(赵瑞民：《采铜于山，熔炼新篇——读＜秦汉交通史稿＞＝，《中国书评》总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结构中，只有《舆服志》、《车服志》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时将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配入《后汉书》，此外，如《晋书·舆服志》、《南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宋史·舆服志》、《辽史·仪卫志·舆服》、《金史·舆服志》(注：《新唐书·仪卫志》、《宋史·仪卫志》和《金史·仪卫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方面的内容。)、《元史·舆服志》、《明史·舆服志》等，只有9部史书有记述相关内容的“志”。可知以“舆服”、“车服”制度勾画的“交通史”，也是片断不完整的。《清史稿》则于承袭《舆服志》而外，又始创《交通志》体例。其内容为《交通志一·铁路》、《交通志二·轮船》、《交通志三·电报》、《交通志四·邮政》。《清史稿》的编写，从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设置，体现了20世纪新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过我们看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诸类别，都是新的交通形式。而传统交通形式或于《舆服志》有所透露，而大部分有关交通状况的信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但是，交通史，包括交通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交通状况和交通的历史作用，毕竟已经开始引起学界关注。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一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
历史学近百年来各个学科的大牛们（附任教学校）来源：路遙遙的日志历史学近百年来各个学科的大牛们（附任教学校） 一.先秦史 王国维， 董作宾， 郭沫若， 梁思永， 夏鼐(考古，北大)， 吕振羽（吉林大学） 吕思勉，许倬云（台湾中央研究院）， 费孝通（考古，社科院）， 张光直（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 尹达（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 苏秉琦（北大）， 林耀华（中央民族大学） 徐中舒（史前和三王，四川大学） 翦伯赞（先秦和秦汉，北大） 齐思和（先秦史、世界中古史和中国近代史，北大） 马非百（中国历史博物馆）， 赵光贤（西周史和孔子研究，北师大）， 束世徵（华东师范大学）， 王玉哲（南开大学）， 唐兰（北大）， 李亚农（上海历史研究所）， 杨宽（复旦大学）， 童书业（山东大学）， 黄子通（北大）
田昌五（山东大学）， 吴荣曾（北大）， 徐修鸿（复旦大学） 赵锡元（吉林大学）， 杜水生（北师大）， 张广智（青海师范大学） 李学勤（清华）， 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 晁福林（北师大）， 刘泽华（南开大学） 王震中（社科院）， 江林昌（烟台大学）， 朱凤瀚（南开大学）， 罗新慧（北师大）， 韩巍（北大）， 陈伟（先秦及秦汉考古，武汉大学） 二．秦汉史 钱穆（秦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北大） 林剑鸣（西北大学）， 顾颉刚田余庆（秦汉及魏晋史，北大） 邢义田（台湾中央研究院）， 余英时（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林甘泉（人大）， 田人隆（社科院）， 李祖德（社科院），
朱绍侯（秦汉和魏晋史，河南大学）， 陈苏镇（秦汉和魏晋史，北大）， 王子今（秦汉和魏晋史，北师大）， 李开元（北大）， 刘庆柱（秦汉考古，社科院） 三．魏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北大），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武汉大学），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厦门大学），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山东大学），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北大）， 贺昌群（魏晋南北朝和汉唐史，社科院）， 尚钺（魏晋史、先秦史、中国古代通史，人大） 何兹全（北师大）， 齐涛（山东大学）， 朱大渭（社科院）， 陈爽（社科院）， 阎步克（北大）， 罗新（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西域史，北大）， 赵克尧（魏晋史和汉唐史） 四．隋唐五代史（不计前面重复的）胡如雷（河北大学）， 陶懋炳（五代史，湖南师范大学）
余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进入专题：辛亥百年 ● 余英时（进入专栏） 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 共和 “共和”一词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而在汉语中，共和则源于西周时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一事：《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后北宋欧阳修《明正统论》云：“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共和乃是人类社会一种政体。共和制一般可以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形式。共和国不同于君主国，其特质有二：一、一国为全体国民公有，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一家一党之私产。二、国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而非世袭或被指派。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1.革命，总有人奋不顾身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
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进入专题：轴心突破礼乐传统 ● 余英时（进入专栏） 前言 下面这篇文字是我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解释性的长文——《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的第二章，由《二十一世纪》托盛勤、唐古译为中文。《二十一世纪》这一期是关於“轴心突破”的专号，编者因为此章与之有关，特将拙文收入其中，以供读者参考。我愿意趁此机会向编者和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於这是长文中的一章，开端和结尾都不免有些兀突。现在我要写几句话说明此文的原委。《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文论旨甚为繁复，这里不能详说。此章论“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不过是全文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可以单独成立，但其涵义则必须在全文中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全文其他部分也有涉及“轴心突破”的，但这里无法包括进去。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先提出的，1953年有英译本问世。1975年美国Daedalus学报春季号有专号讨论这个问题，题为“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英语世界对“轴心突破”的观念发生较大的兴趣，这一专号是发生了影响的。 关於古代世界中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学术界早已有此共识，并不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他的真正贡献毋宁是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据我阅览所及，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Max Weber）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突破”这一观念也早已涵蕴在韦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贺夫（Ephraim Fischoff）译韦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为英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引论”（Introduction），对“突破”的观念作了重要的发挥，稍后帕森斯自己写〈知识份子〉（“Intellectual”）一文又继续阐释此义，并提出了“哲学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概念。所以我注意到古代“突破”问题是从韦伯与帕森斯那里得来的，远在我接触雅斯贝斯之前。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古代“突破”的问题，韦伯著作所蕴藏的丰富资料是更值
余英时：我为何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 口述/余英时记录/何俊 6月20日，余英时教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并就其治学经历发表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摘编相关内容，与读者分享。 中国人重视传统，学术传承，往往以“守先待后”四字加以概括。学问是公共的，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所以“守”不是自己老师一人之“先”，而是整个学术传统。“道”非一人所得之私，若专以老师一人为主，那便流为“门户”之见了。“待后”也不是专指自己的弟子或传人，而应是所有的后来者，否则又是立“门户”了。另外，我们自己研究得来的东西也当包括在“先”之内。 “道问学”虽早就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清代，对“士”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则是更进一步的现代转化；传统的“士”也因此而转变为现代“知识人”。 我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儒家”，是因为秦、汉以下，所谓“儒家”一直在随着时代而变动，而这些变动又是由于吸收了其他各学派的思想成分而来。 我一向以为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大运动，决不是“富国强兵”这一急功近利的目标所能尽。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实用方面之外，学术思想则是现代化进程中更为根本的部分。 为什么我不认同所谓现代“新儒家”？其实理由很简单：首先，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自始便接受了多元价值的立场，无法信仰任何一家一派的理论系统，特别是宗教的或哲学的系统。其次，现代“新儒家”是从哲学，尤其是日耳曼哲学，康德、黑格尔等的特殊观点来重新诠释儒学，而我则是从史学观点研究儒学在中国史各阶段的实际功能和变迁。 中国文化价值，整体地看，自成一独特系统，但从历史角度作观察则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不过虽变而不离其宗罢了。这就是说，中国价值系统“常”中有“变”，“变”中也有“常”。 儒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做出创造性的运用。我不敢妄测儒家的现代命运，不过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 民主体制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一切必要的改变与革新都在和平过程中完成，可以避免传统改朝换代所必然带来的暴力。只有民主社会才是长期稳定的真实保证。 作者简介： 余英时，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唐奖汉学奖得主。著有《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史学与传统》等。 以下为余英时演讲内容： 守先待后 许多人可能不了解我早年的生活。从抗战、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就回到乡下，那是1937年，我才七岁。1937年到1946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我们安徽潜山一个叫官庄的小乡下。那个乡下的生活，也没有学校，也没有现代东西，所以根本就没受到任何现代教育。私塾也只上了一年、半年的。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正规教育，到1946年出来，已经十六岁了。 到了沈阳，那时候要开始考大学了。数理化都是赶快去补的，才能勉强考进大学。换句话说，我的经历使我根本不可能走理科之路。另外当然，我父亲（余协中）是学西洋史的，他是西洋史的教授，还写过《西洋通史》。我学历史大概与父亲有一点关系。因为理科根本不可能，没有这个背景，包括英文在内，都是临时到十六岁以后才开始补上的。 潜山官庄乡间九年，对我非常重要。我真正接触到传统社会，最穷乡僻壤，最闭塞的，没有任何变化的，接触不到任何新思潮的。一切价值观念，人情来往都是最传统的。跟一千年前可以说没有什么分别的。这种宗亲关系，等于中国是一个社会圆圈网。你总有靠亲友、亲戚关系的时候，不
余英时：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复的「漂流」自然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有著千丝万缕的牵系。他发现自己是「中国的重人，整天忧国忧民」，这一情结便是从范仲淹那辗转传衍下来的。但是再复所受到的「放逐」的惩罚则是「现代」的。 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著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读了他的「西寻故乡」散文集，我竟情不自禁地神驰於历史的世界。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离骚」”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两大类型：乱离与流放。前者由於战争，後者则出於朝廷的贬斥。在第一流的文学家中，庾信、杜甫、陈与义代表第一类，屈原、韩愈、苏轼则代表第二类。和流放相同，乱离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泉源。庾信经侯景之乱，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辞赋才大放异彩。故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如果不是经历了天宝之乱，他的诗的成就，肯定不会那样高。陈与义也要在靖康之乱以後才能体会到「茫茫杜老诗」的深意。後人说他「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请益奇壮」（刘克庄语），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再复出生较迟，没有赶上乱杂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所咏「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的情况，他是难以真正领略的。在他初入小学的阶段，乱离已远离中国而去了。单从这一方面说，再复似乎是很幸运的。我大约比再复年长十岁，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记忆便始於乱离。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再复又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他从入学到入世的四十年间（一九四九～八九）恰好遇到了中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後——至少我希望也是「绝後」——的变异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还无以名之，姑且藉「漂流」两字起兴，让我称这个时代为知识人「大流放」的时代。「劳改」、「下放」、「上山下乡」——这是我顺手拈来的几个名词，我不知道的名目也许还多著呢？这些先後出现的不同名目尽管在内容上有种种分别，其实都可以属在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流放。我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上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人有多少人曾经完全幸免於流放？也就是说没有过任何「劳改」、「下放」或「上山下乡」的经验？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人流放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我想这恐怕不算是一个过分夸张的估计。满清初入关时也曾大批流放知识人以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如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的所谓「丁酉科场案」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放关外尚阳堡宁古塔的文士大约不下数百人。但若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清初遭流放的文士在汉满知识人之间同样博得广泛而深厚的同情。这在当时诗文集中随处可以取证。最著名的如丁酉案中流放宁古塔的吴汉槎，不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
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在桐城一年，我的国文比较以前进步了。但9年的诗文背景也不过如此。最大的收获是会写文言文和旧体诗，于新文学毫无所知，国文常识仍很欠缺。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李宗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您对恩师钱穆、杨联，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对另一些学人，如顾颉刚、洪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等，着墨虽不如前几位那么多，也同样精彩。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董作宾、黄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对翦伯赞和郭沫若二位的学术如何评价? 余英时：董先生是甲骨文学大师，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没有资格讨论他的专门绝业。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作者】翟清福/耿清珩 1954年8、9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作者武断地肯定《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据说发表时该刊主编“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而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余英时在文章中说，他对《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由于当时大陆处在与外隔绝的状态，余英时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使作者颇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与钱穆先生已先后作古。余英时对于自己的文章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了该文，只是删去了原标题，以副标题为题，“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 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这桩公案，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年，余英时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 经过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加上他的名气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就大陆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 余英时标榜他的《互校记》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篇之抄袭证成一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确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没有读过《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的读者固然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读过这两本书而且对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因为没有对两书做过校勘，也难免半信半疑。郭沫若的学识和学术道德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似乎也要打上问号了。 我们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当听说余英时有这样一篇文章后，觉得这真是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便借了《互校记》来拜读。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从余英时的文章中能够有所获益。但是读完《互校记》之后，觉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实在难以服人。为此，我们不惮其烦，把《互校记》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之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 应该指出，《系年》和《十批》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论著，这是余英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余英时 本文系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12月15日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演说全文。该奖项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能够成为2006年“克卢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归化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轴心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泄质凳澜绲摹暗馈痹诔趺壬本陀胂质凳澜绲娜粘Ｉ钕⑾⑾喙兀獾阌胫嵝氖贝钠渌盼幕娜徊煌＠绨乩既衔懈隹床坏降挠篮闶澜纾质凳澜缰皇钦飧鲇篮闶澜绲目奖矗缙谥泄苎Ь刺岬秸庵指拍睢；浇涛幕焉竦氖澜绾腿说氖澜缫环治泄诮檀骋裁挥姓庵智宄幕帧Ｔ缙诜鸾涛幕朔穸ㄏ质凳澜纾涫游槲蓿泄闹钭影偌艺也坏饺魏卫嗨频墓鄣恪?BR>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