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世界
2013-06-08 09:47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有3人参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朝晖
【摘要】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不仅要看它过去发明的思想体系有何特征，还要看这些思想体系是如何产生的，看这一文化中的制度、价值和发展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在介绍过去数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关系本位、团体主义和此岸取向。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是阐明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社会道路的关键。同时，亲情为中国文化之本，以及中国社会道德与秩序重建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文化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
“文化”一词的现代含义是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1832～1917)于1871年创立的，指一个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乃至技能等的复合体。①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虽然权威，却也引起人们的疑惑，一个如此之多成分混合出来的东西意义何在?格尔茨说，“尽管他的概念的创新力不容否认，但在我看来，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大多于它所昭示的东西。”②另一个给人带来迷惑的是“文化”一词的多义性。克罗伯、克鲁克洪一共搜罗到164种不同的“文化”定义，其中157种均发生于1920年～1950年这30年间。③Philip D. Smi th则认为，文化的诸多不同含义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智识、精神和审美能力的进步;各种文艺活动及其产物，如电影、艺术、戏剧等;民族、群
体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活动、信仰和习俗。④事实上，包括克罗伯等人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家，多半从最后一方面来理解文化。他们多倾向于把文化当作一群人(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生活方式。⑤本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文化和中国文化的。
那么，该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呢?
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⑥具体来说，文化可定义为在符号中展现、在历史中传承的意义模式，一种以符号方式表达、通过继承获得的概念系统，人们正是凭借它得以交流、延续和发展他们对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⑦文化心理学的倡导者Richard A. Shweder也认为，文化是一个通过符号组织起来并代代相传的、共享的意义世界，因而是一个典型的“人为制造出来的”的世界，作者把这个世界称为“意向性世界”(intentional worlds)，意在强调人为因素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中，文化共同体内部传承下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念等等“武断地”决定了一个世界的面貌，并导致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以园中野草为例，“野草”之为野草，完全是定义出来的，其存在、被拔除、被欣赏等也完全因此而定。⑧
在Richard Shweder看来，文化心理学主要研究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人的心理、思想、情感、价值的，该学科强调了人类存在方式的不确定性(在意义寻求方面)，以及世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意向性概念(inte ntional conception of "constituted" worlds)。前者认为人类存在
高度地依赖于从社会文化环境中把握意义和资源的特点，后者强调主体与客体、实践者与实践、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相互渗透，无法将它们分开来独立对待。“文化心理学的基本观念是，没有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或其属性可以独立于人从中把握意义与资源的方式而存在，与此同时，人也是通过从社会文化环境中把握、使用意义和资源的过程而转变其主观世界和精神生活。”⑨
文化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部门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坚决反对人类一切文化中的心理现象都是某种全人类或人性普遍共通的规律或法则的产物的观念(特别是跨文化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均无视文化的差别，将所有人类假设为遵照同样的心理规则)。
在《文化思维：文化心理学的征程》(Thinking through Culture 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1991)一书中，Richard Sh weder激烈地抨击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在一种进化论社会历史观的支配下，以巫术∕科学，原始∕现代，迷信∕客观性等二元区分的眼光看待非西方社会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在爱德华·泰勒(Sir Edward Tylor)和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那里得到了明显的体现。⑩
他说，不同的种族(ethonic groups)有不同的世界观或价值观(co nception of things)，比如很多种族相信祖先的灵魂可以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里并对他发生毁坏;寡妇是不祥的象征，应加回避;邻居的嫉妒可能使你生病;灵魂可以轮回(转世);世间一切都是报应，死亡也不是例外;模仿经典启示(parody of scriptural revelation)是亵渎，应受惩罚，
等等。这些世界观或价值观(conception of things)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否合理(rationally justified)呢?人们相信，如果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合理的话，我们的自然就不合理，反之亦然。而人类学相对论者可能认为二者均合理，但这需要以我们理解他人的思维逻辑(make rationa l sense of their conceptions of things)为前提，否则究竟我们凭什么认为别的种族的世界观是合理的?
他又说，也许他人并不是真的与我们有本质不同，尽管双方世界观不同。当我们理解了他人的世界观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世界观的可行性(available);换言之，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本来就不是固定的、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因为它从一开始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中就并不统一，而是人各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向一切方向发展的可能性(everyone gets everything)。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不同文化中，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从隐到显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以婴儿为例，虽然他并不认为婴儿的潜质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但是研究证明，婴儿具有一种高度复杂、发达、精致的识别声音的能力。对婴儿的语言能力研究证明，四个月大的新生儿就能辨别特定语言的声调。如果这一能力在两年时间里通过第二语言学习得以保存，就可以保持到成人阶段。但是这一能力在孩子临近一岁时就会消失，以后再激活它也比较难。例如，在日语中[ra]与[la]的发音差别，一般的日本成年人难以辨别，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学会识别它们。如果上述对婴儿所作的研究可以推广的话，那么日本婴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识别[ra]与[la]的发音差别应该没有困难。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有某种先于经验的知识，但是他们
生长的环境使他们激活了其中一部分，而遗失了另外一部分。就好比说，一个婴儿刚来到人世时，它的“键盘”上有很多个“键”，但是后来只有一部分键被使用，而另一些未被使用而被废弃。所以爱斯基摩人，巴林人，Oriya人会与我们有所不同。
Shweder进一步从“此在”(existence)与“纯存在”(pure bein g)的区别来批判西方几千年思想史，说明今日西方文化中心论形成之思想根源：“此在”指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世俗社会中多种多样的存在;“纯存在”指理想意义上的存在样式，作为一切知识追求的目标，柏拉图的“形式”就是其典型，也可指现代科学或哲学家所追求的完全符合理想标准(如经得起一套严格科学手段检验的逻辑论证过程)的知识形式，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到现代结构主义，都在追求这种形式的纯存在。作者说，按照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一切感官的、主观的、具象的(emb odied)、暂时的、地方的或传统的事物，均被当成了偏见、教条或幻觉。
Shweder认为，本来理性、客观性与传统之间并不一定是如此对立的。尼采说过：他只相信会跳舞的上帝。在印度，我们确实看到了神来到了人间，死活都要进入到武斗、膳食、浪漫故事、休假、舞蹈等之中。他对各地与基督教不同的自身信仰传统，特别是多神论信仰的辩护立场(他引用较多的是印度的民间宗教)。认为各地不同的文化样式，即此在，才是纯存在赖以体现自身的方式，而不是什么与纯存在对立的东西。他主张，没有此在，就没有纯存在。这是从哲学“本体论”立场上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否定。
Shweder把浪漫主义当作反叛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极好例证。浪漫主义否定了此在是纯存在对立面的观点，并为此在与纯存在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此在是意识、纯存在与物质世界的结合，是对自然、人与神之间界限的模糊。浪漫主义认识到，感官与逻辑并不能在此在与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感官和逻辑的世界是无生气的，死的，把超验存在完全摒弃在外。浪漫主义通过以浪漫的方式重新激活自然和感官经验世界，赋予后者以生气，让超验存在重新回到此世，无情地嘲弄了过去以纯存在征服此在的西方传统，后者一直主张表象服从实在，地上服从天上，世俗服从神圣，肉体服从心灵，外在服从内在，表层服从深层，常识服从逻辑，个案服从原则，模糊服从精确，直观服从反思，感觉服从计算，艺术服从现实，主观服从客观，具体服从普遍，特殊服从一般，部落服从国家，差别服从相似，内容服从形式，感觉服从理性，形象服从本质，观察服从深思，传统习惯服从个人自主，等等。浪漫主义否定了这种服从关系设定，把现实看成了艺术和发明的产物，客观性看成是想象中的“范式”进入自然，把共同体和神圣传统看成是世俗知识和自由批评的前提，把具体、特殊的事物看成是超验存在的媒介，感觉和感情看成一种理性的存在方式，爱是我们可以证实的本性的实现，语言(特别是艺术语言)是实在之神圣表达工具。批评者误解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目的是重估此在，但不损坏纯存在;拔高主观经验，但不否定实在;欣赏想象，但不贬低理性;尊重差别，但不低估普遍人性。浪漫主义将超验实在与自然相结合，将此在与纯存在之间相连接——通过刻画神降临的英雄行为，通过充满了对神的猜疑的世俗世界，通过有意识地
展示想象的启示作用。浪漫主义把我们带向逻辑所到达不了的实在。1 1
Shweder还认为，人类学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吃惊地”认识到，人们并不是要在一元论的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二者择一，因为在二者之间可能还有很多路可走。人类学家发现的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就象精神分析学家和存在主义者Victor von Gebsattel所说的强迫症病人的世界一样，在那里“吃惊”是一种“充满好奇心的基本存在经验”。有的人(如Allan Bloom)批评文化人类学走向了相对主义、情感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指责它导致当代美国青年一代在道德上的堕落和浅薄。然而，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如此严重，因为它告诉我们：不同类型的生活世界，不是大脑的主观构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作者进一步描绘人类学家所发现的新世界，即让人吃惊或好奇的世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体验到此在与超验存在之间的张力，我们不仅看到了对超验存在、纯存在的追求和冲动，而且体验到此在摧毁‘形式’的恐怖(ontologi cal terror of "form-destroying" powers of existence)。另一方面，在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也就是Gebsattel所说的强迫症病人所反
感的世界——里，人们如何被其自己的普遍怀疑、逻辑分析和否定此在等行为所折磨。后面进一步以印度的殉夫行为为例来说明，另外一种世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可理喻。12
发现亚洲“人”：思维方式
如果说，Shweder所提出的只是一般性的文化心理学理论，那么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在东亚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则有助于具体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
在1998年出版的、由Daniel T. Gilbert, Susan T. Fiske和Gardner Lindzey主编的权威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13一批文化心理学者写道：过去四十年或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学界一直没有认识到人类心理多么深刻地受到了文化的影响，而当代的社会心理学把当个人当作一个现存的、孤立的分析范畴，使社会学变成了完全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心理学界的一种错误的观点，是把每个人的心灵比作一架同样的机器或计算机，唯一区别的只是它所加工的材料。殊不知，这种把心灵比作独立于加工过程之外的机器或计算机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当今北美的心理学家们在研究中常常不自觉地假定了一些注重个体权力、独立、自决及自由的文化价值或行为，并无意识地把当代西方的社会形式或心理当作是整个人类的代表。14
作者说，欧美文化把人理解为一种连续、稳定、自主、边界确定、独立于处境的实体(entity)，这个实体拥有一系列内在的个人属性(internal, personal attributes)，包括爱好、动机、目标、态度、信念、能力、主观感受，等等，并由这些属性支配、决定和影响着个人的外在行为。在这一基础上，每个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特的自我(distinctive self)。具体表现为，在欧美文化中，父母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意识。调查发现，有64%的美国母亲和只有8%的中国母亲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自我意识。美国中产阶级从婴儿起就让孩子与自己分开睡甚至分屋睡。在学校里，孩子们需要学会表达自己，描述自己，展示自己。
甚至儿童的课程设置也是为了开发每个学生的独特潜力，强化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感”，所以已经“个人主义化”。美国孩子们养成了“对于一个‘稳定不变的我’的欲望”(desire for a consistent self)，这个“我”是完整、稳定、不可分割和独立于周围环境的。例如，他们认为，一个人换了一种场合就隐瞒自己原来的观点，是“自我没有稳定性”(consistency)的表现，说明一个人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15
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孩子们从小学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养成自主
(self-determination)的习惯。表现为被鼓励或要求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中获得自我的认同感，包括对自己的食物、衣服、冰淇淋、洗澡时间、发型等生活中所有方面的事情上自己进行选择和决定。孩子们被鼓励对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细小的事情，由本人亲自决定。“你是现在就睡呢，还是先洗个澡再睡?”一个独立而自主的自我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让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自我选择而展开的，在超市里，在餐厅里，在所有的购物场所，人们被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并由此展示、确认或表达他们的独特自我。“Help yourself”，美国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我的独特感，和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意识。这种个人主义型的社会性及自我模式(individualist model of sociality and the self)在社会心理学的绝大多数领域中被或公开或潜在地使用着。16
但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人的概念颇不相同，认为“人”从根本上就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作者按：在中国古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前辈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曾子临终时“启予手、启予足”之说;历代的国君也都把
保存好家业或者说祖宗之业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责任)，注重同情心、互助、依附、亲情、等级、忠诚、尊重、礼貌。因此，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与他人处在“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之中，社会关系、角色、规范、集体团结比个人的需要更受重视，对一个人的期望是他能够调节自己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为自己所在的组合、集体、机构或国家而工作。这种相互依赖型的人(the interdependent model of the person)，以他人或群体为本位，倾向于认为那些我行我素、自我中心、刚愎自用的人幼稚和不成熟。17
在美国学校里，好学生的衡量标准是能干(good performance)、发挥自己独特的潜力;而在日本学校里，好学生的标准则对每个人而言完全一样：心地善良、有恒心、热情、帮助别人、非常刻苦、勇于自我批评等。西方文化要人们“认识自我”(know thy self)，而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则要求人们忘我(ignoring and transcending oneself)。18
在东亚社会里，母子亲密接触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同浴、同睡;在其他类型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中也有类似现象(作者按：朋友关系亦然)。在欧美文化中，人们被鼓励大胆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许多东亚社会，人们要学会“倾听”别人，解释别人的意思，而不是表达自己。“多听少说”，甚至不说，在东亚社会中受到重视;人们被教育要学会适应社会、理解别人，以他人为导向。日本的母亲在孩子需要作决定时，往往不是问孩子自己的倾向是什么，而是往往代孩子们决定和办理。日本人或东亚人往往以情感的态度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以理智的、关心原因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是一种移情(feeling and empathy)思维。例如，在一项实验中，中国的大学生比美国学生在“理解”一群鱼的感受方面比
美国学生多得多。在东亚社会，“道歉”，甚至是不问原因、不管自己是不是真错的“道歉”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谦虚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有助于与他人交流和建立关系。“害臊”(shaming)是东亚社会中教育孩子时常用的手段。19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系的Richard Nisbett等人主导的比较研究发现：与西方相比，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具有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即关系性、处境性和相互依赖性)等特点，可以得到大量心理学实验的支持。Richard Nisbett在《思维地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将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代表的东亚思维方式归结为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三个特点，即对关系、处境和相互依赖的关注。下面是他提出的两个试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亚与西方思维方式的若干区别。
试验一：设计一种由八种色彩激活起来的水下动感场景，其中有一两条鱼体积最大、色彩最亮、运动也最快，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运动速度相对慢一些的鱼、石头、泡沫，等等(见下图)。该场景向被试验者先后放映2次，每次20秒。分
别让一批日本京都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被试验者来描述他们看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对于体积最大、运作最快的“焦点”鱼，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提到的次数一样多，但是日本学生提到背景物如水、石头、泡沫、水下植物及其他动物的次数，比美国学生多60%。尽管美、日学生提到活动动物的次数一样多，但日本学生提到背景事物之间关系的次数是美国学生的两倍。另外，日本学生开头一句话往往是“这是一个水池”，而美国学生开头一句话往往是“一条很大的鱼，可能是鲑鱼，正在向左方游去。”20
另一项实验是：让所有参加者看96种不同事物的照片，其中有一半他们以往见过，一半未见过。然后，以两种方式重现这些东西，一种方式是让这些事物在与当初同样的环境中出现，另一种方式是让他们在与当初不一样的环境中出现。(见上图)结果发现：日本学生对于重现环境未变的对象的识别能力大于美国人，而对美国学生来说，环境的变化对其识别效果根本没有影响。这说明：东亚人所认识的对象与环境“紧密连在一起”。再将一批动物放在多种不同的背景下展示，测试美国学生与日本学生识别它们的准度和速度。结果再次发现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多地受到背景的影响，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犯了比美国学生多得多的错误。21
发现亚洲“人”：价值取向
另一有关亚洲人人格特征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比利时学者Geert H. Hofstede等人发起、Harry C. Triandis等一大批学者推进的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研究成果。
Geert Hofstede视文化为人类集体具有的“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ming)，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各民族得到培养和强化，这种心灵程序最清楚地表现在人们的价值观上。22他提出文化的四个维度，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个人主义∕团体主义维度。他最初通过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分公司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并设计了用于衡量个人主义程度的14个工作目标方面的指数，通过问卷调查来说明各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团体主义程度(个人主义程度高，即指团体主义程度低;反之亦然)。23
H. C. Triandis, M. H. Bond等一批学者对于文化团体主义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此处略加介绍。根据Kwok Leung的说法，个人主义指这样一种趋向，即一个人更关心自己的行为对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兴趣和目标的效果;与此相反，团体主义则指这样一种趋向，即一个人更关心自己的行为对于其所在集体的效果，同时也更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满足集体需要。在个人主义社会里，自己人(ingroup)与外人(outgroup)之间的区分相对不重要，自主、竞争、成就及自足更受人们重视。在团体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于自己集体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别的集体明显有别，人与人关系和睦，集体内部的团结更受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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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Hui &H. C. Triandis设计了70个不同的问题去问社会科学家们，比如“你的私人所有品，衣服∕鱼杆∕收音机∕自行车等，是否有人代用或提出借用?”答案从“一直有人”到“从未有人”，由此得出团体主义者具有如下特征：25
①高度注重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意义;
②与他人共享物质或非物质资源;
③注重集体内部的团结;
④受到“shame”(羞，即“不好意思”)的控制;
⑤结果好坏均与人分享;
⑥自认自己是集体生活中的一分子。
H. C. Triandis联合来自九个国家的十余位心理学家，在共同的模型之下进行对所在国家的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统计分析。26作者确立了四大类参数(factors)和21个不同的参数项(items)，对每个参数项的回答分为6个档次(从极其同意到极不同意)，对每个参数项的好坏及合适与否加以评估，只有一个参数有9国中的8个国家合适才会采用。每个参数的6个档次的问题，各找100位对象进行调查。(见下表)
调查所得结果是，在家庭团结方面，哥斯达黎加、香港、印度和印尼得分最高，法国和荷兰得分最低;在相互信赖及社会性方面，哥斯达黎加、伊利诺斯得分最高，希腊和印尼得分最低;在与集体保持距离方面，伊利诺斯及法国人得分最高，香港与印度得分最低;在自主及追求享乐方面，智利得分最高，印尼得分最低。
多数研究发现，文化团体主义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区分“自己人”(in-group，也可译为“圈子内”)和“外人”(out-group，也可译为“圈子外”)，在对自己人和对外人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别，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日本人不把受侵略国人民当“人”看。27另外，有关研究还发现：文化团体主义对于争端宁愿采取中介介入、协商、妥协等方式来解决，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不然。(Leung,
1987)在报酬分配上，文化团体主义对于同一集体成员会采取比文化个人主义更平均的方式分配。还有研究指出，在文化团体主义社会中，威权主义较个人主义盛行，上下级之间等级关系更加明显，等等。29
正如Harry C. Triandis、Geert Hofstede强调的那样，任何文化都同时存在文化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份，只是程度不同而已。30Geert Hofstede的量化分析得出，个人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紧列其后的国家也皆是工业发达的欧美白人国家;个人主义程度最低的国家或地区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南美国家如智利、秘鲁、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也位于后面。31中国无疑属于文化团体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32
下面我们介绍Richard Nisbett介绍的几个相关的试验：
实验一：让一些人来参与一个“不幸体验”试验。现在有一种苦味饮料，需要有一些人喝。受试验者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来喝。分两种情况进行抽签：一种情况下，受试验者被告知，他需要单独抽签，共四次，每支签上有号码，四支上的号码总和决定他是否喝苦饮料。另一种情况下，受试验者被告知，他与另外四个人一组，每人抽一支签，由四个人签上的号码总和来决定他是否需要喝苦料。但受试验者不会见到同组的另外三个人。最后要每个受试验者说出，他是认为自己一个人单独参与活动更幸运，还是四人一组参与更幸运。日本受试验者认为四人一组参与活动更幸运，而美国人则认为一个人单独参与活动更幸运。(但美国女性则与亚洲人相近)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个人参与与四人一组参与对结果有何实际影响。33
实验二：两位社会心理学家问一批韩国人和美国人，在一堆图片对象中，他们更喜欢哪一个，美国人选择最罕见的对象，韩国人选择了最常见的对象。让他们选择一个笔作为礼物，美国人选择了最不寻常的笔，东亚人选择了最流行的笔(the most common)。34这说明美国人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而东亚人则更倾向于与他们一致，或相处和谐。
实验三：让不同年龄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参与一项实验，从不到2岁到成年人，即让他们看由特定材料(substances)构成的对象(objects)，例如，看一个由软木塞构成的金字塔。然后，分别向他们出示两个盘子，其中一个盘中放着同样的软木塞，但形状不同;另一个盘子中由另一种材料构成的同样形状的金字塔。要求被试验者回答其中哪一种代表你开头所看到的对象(文中称为dax)?美国人倾向于选择形状相同的，日本人更喜欢选择材料相同的。这个测试主要说明：西方人和东方人看到的世界是如何不同：西方人看到的是独立的、有显著特征、不隶属于其他事物的客体(objects)，东方人看到的是连续的材料，是更加整体化的、处在与其他事物关系中的世界。35
实验四：让一批美国、中国及日本7岁～9岁的儿童参与一项试验，问他们：“从GREIT这几个字母可以拼出什么字来?”一些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可以按照特定的方式(catergory)来做;另一些孩子被给出若干拼字法，供他们选择;还有一些儿童被告知，实验者已告知他们的父母按某种方式来做。研究者要检验每个儿童采取的拼字方式及花费时间。美国小孩对于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做表现出最大的兴趣，而他们对要按照妈妈的教导来做表现出极低的兴趣，说明他们认为这
样做自己的自主性受到伤害、个人兴趣得不到鼓励。相反，亚洲儿童对于听妈妈来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36
除此之外，Nisbett还讲到这一些故事。比如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后，向北美大学申请职位。他的导师惊恐地发现，他的信竟然开头为自己“不配该职务”而道歉。他同时说，自己同行中一位非常杰出、职位甚佳的社会科学家，是一位深具加尔文廉直精神的苏格兰—美国长老教会的坚定成员。他有一个也是社会科学家的儿子，1970年代职位稀缺时，此人不得不整日为找工作而辛苦奔波。他的父亲非常自豪地说，尽管他要帮助他儿子非常容易，但是从未介入去帮助他儿子。37
重读中国文化：关系本位
我们今天读儒家经典，很容易发现儒家学说注重“关系”、“处境”及“相互依赖”的特点。首先，在儒家思想史上，人伦关系是天下治乱之根本。孔子曾强调为政之先在于“正名”，尤其要确定君臣、父子之关系。《中庸》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说，古代圣贤如尧舜之辈“察于人伦”，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教以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三代学校教育“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是为王者师也。”所以，所谓圣人就是“人伦之至”的意思。荀子曾极论乡饮酒礼之中速宾、拜宾、揖、拜、献、酬、受、坐、祭、立饮等细节，并云“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荀子·乐论》)，其中含义非常清楚。到汉代，从五伦发展到三纲六纪，其
中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六种关系(《白虎通·三纲六纪》)。
其次，儒家的核心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就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高价值。“忠”、“孝”分别对应于君臣、父子关系。“仁”本来就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仁字从身从心，是用心体会他人的意思，与“仁者爱人”之意一致。“义”是指对待朋友、亲人及社会事物的态度，所以有西方学者主张不能将“义”译成righteousness，后者有基督教背景，暗含人与神的关系;38David Schiller 主张译“义”为what is fitting, what is fitting to the circumstances，显然是从“义者，宜也”(《中庸》)而来，强调处境的重要性。39“礼”与“信”毫无疑问针对人际关系而言;“智”与“义”都体现了人在具体的处境中行为的能力。其中“智”按照David Schiller的观点，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phronesis，其在英文中常译为practical wisdom，在中文中则常译作“实践的智慧”或“明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知”(episteme)与“智”(phronesis)的区分得到了强调。“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包括随机应变的能力，因而意味着当事人对环境的洞察力。40
如果儒家对于人际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规范，那么道家特别是老子对于人际关系之研究目的在于逃脱。通观《道德经》全书，可知其为深谙中国文化习性之大师。老子所教人者，实为滑头、犬儒哲学，然而此处所谓“滑头、犬儒”，不是贬义，而是指在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中长生久视之道。老子所反复讲解的观点，即所谓以弱胜强，以柔胜刚，以静制动，无为而无不为。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而不是“无为”。为什么要以弱胜强、以柔胜刚、以静制动、无为
而无不为呢?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心理的相互感应十分重要，每个人都本能地敏感于他人的存在所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威胁。一个人为自己的利益争得愈多，别人越容易视此人为威胁，这样的人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子善以水比喻，水不仅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且善处于下，故能“不争而莫能与之争”。这可以说经典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中为人处世的精髓，即只有一个能下人的人，才能成为人上人。能下人，则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能下人，则能让所有人觉得放心;能下人，则能藏污纳垢、忍辱负重;能下人，则能满足所有人的自尊心，让所有人觉得开心。只有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才不会被人所害。“善利万物而不争”，只有不争才会无人能与之争，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不争之人，才会让所有人的觉得可爱，没有人会在背后害他，最终所得利益比谁都多。故曰：“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81章)。《史记》中记载老子见孔子，老子让孔子去除骄气与辞色，因为他看破了中国文化中人常有的自负心理。所谓“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第56章)，讲的正是做人不要有锋芒，不要太张扬;要学会与他人沆瀣一气，才能为其所容。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道德经》第81章)。此是说做人要懂得他人的心理，越是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越是得不到人的信任;越是迫不急待地为己辩护，越是得不到他人的承认;越是真正有知识的人，越不害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等到了需要靠自己用言语表白、辩护、证明自己的时候，已经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自然也不会有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取得他人信任最聪明即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不是这些。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道德经》第27章)，“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2章)，这是讲做人的聪明。这是对中国社会人心相互猜忌的现实的一种洞察。
老子一再强调“功遂身退”。这其实是针对中国人人际心理的复杂而言。功遂而不退，易因功大而招人忌妒;功成而不退，怨谤亦多。《左传》襄公21年～23年栾氏之灭，以及后来范氏、中行氏之灭均与此有关。老子云：“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道德经》第2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51章)。从老子的上下文看，它似乎更适合于理解为：如果你帮助了别人而一再标榜，反而成为他心中的负担;如果你作出了贡献而居功自傲，反让人视你为眼中钉;如果你取得了成就而自以为是，反让人不敢重任你。通读《左传》可知，数百年间晋、鲁、宋、卫、郑、齐等国的政治完全是由一场接一场血腥的杀戮所组成，而其中多数杀戮都与人际矛盾有关。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是对老子做人哲学最好的证明。
《道德经》中很多讲治国之道，其要害在于不要“争”，这恰恰是从另一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的洞察。在关系本位的文化中，人们做事容易“对人不对事”，所以“争”会伤害感情，导致关系从此陷入僵局。老子讲“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是要从根本上杜绝“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3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12章)在中国文化中，争是最大的忌讳，因为会消耗庞大的社会资本，导致治理困难。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中国人的这种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和限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会造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表达和言语方式 思维方式的差异首先造成的就是言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信息传达上，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和联想，为了使文章生动、形象，经常使用丰富的形容词和比喻，而且，在切入正题之前往往还要进行很多铺垫。而对于西方人来讲，这种做法只会减弱信息传播的效果，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空洞和夸大其词。因为西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英语的写作，比较注重逻辑的紧密和事实的陈述，一般来讲比较低调，即使是一些名人的著名演讲，也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西方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中国人由于采取整体优先与和谐至上的思维定势，因而认同集体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氛围中，祥和、安宁、合作、顺从始终占主导地位。西方人由于主要采取分析思维与求异思维来看待事物，因而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的价值和自我的实现。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人们不崇信集体也不崇信任何权威，而认为不论是集体还是权威都是由契约形成的，个人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此外，中西方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西方人从总体来说相信那些经过分析方法证明的东西，他们相信科学实验、相信问卷调查结果，而不轻易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中医学他们可能感到比较神奇，出于冒险和刺激心理，有些人可能会接受如针灸和汤药等中医疗法，但是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医。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西方人习惯于竞争，喜欢表现白我，崇尚冒险、刺激、新颖、花哨，而中国人则往往觉得西方人的这些表现过于张扬，为人肤浅。中国人由于注重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分你我，工作一起干，吃饭付费往往是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则是明确地分清是非和你我，彼此之问保密隐私并不认为是不信任，相反，像中国人那样随便打听别人的收入、年龄和私生活，反而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总之，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逐渐增多，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问的差距也在逐步减少，中国文化正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西方人到中国来之后也能“入乡随俗”。
浅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姜勇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一种思维习惯。心理学将思维定义为借助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认识，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头脑中运用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的高级元认知过程。人类通过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从而形成概念和解决遇到的问题。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的元认知模式，反映了处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和群体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的认知特性。 尽管人类的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并发展，但在心理学框架内对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却始于上个世纪。心理学家荣格的“人格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思维特性。荣格的人格类型包括内倾与外倾，从功能上又可以组合成８种，分别为内外倾的感觉、直觉、思维和情感型。荣格的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心理学家探讨思维方式问题最直接的启发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阿德勒提出的“生活风格”也包含了思维方式的成份。在阿德勒看来，个体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都发展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适应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着一个人对待他人与世界的反应方式，进而体现在个体对人生三大问题（社交、职业和恋爱）的解决上。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个人建构心理学”创始人乔治?凯利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风格的影响，他认为个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人独特的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心理学家迈尔斯等人在研究管理者人格问题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梅比人格类型指标，用以衡量个体的认知风格。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心理自我管理”理论也探讨了思维方式的问题。按照斯腾伯格的观点，我们的日常生活受许多方式的统治和操纵，这些管理我们日常的活动或使用哪些能力的方式就是思维方式，个体的思维方式随着情境要求的不同而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社会化的过程。斯腾伯格把思维方式分成了１３种，这１３种思维方式又可以汇聚到５个维度上，分别是： 功能——强调新思想的产生、管理和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包括制定、执行和判断。 形式——强调激励的目标是单一的、层级的、竞争的或者是非系统的，包括等级、专制、独裁和无政府主义式的思维方式。 水平——包括整体和局部的思维方式。范围——包括内部人际取向和外部工作取向的思维方式。 学习——包括开放和保守的思维方式。斯腾伯格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编制了著名的《思维方式测查表》，该表是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而设计的，后来心理学家费奥纳等人又将思维方式引入管理咨询并编制了一套测量个体思维方式的量表，应用该量表可以区分出２６个维度的思维特性。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思维作为高级的元认知活动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人们普遍假设所有 人群都具有相同的诸如归类、学习、演绎、推理、归因等基本的认知过程。从１８、１９世纪欧洲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开始，到派尔盖特的认知理论、２０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再到现代认知科学都接受这一假设。然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本体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并不一样。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文化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第三层次是对人们的潜在假设的影响。斯腾伯格等人编制的思维方式测量工具是针对西方人的，没有考虑到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反映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形成、塑造、影响中国人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血缘根基基础上，以儒道互补，追求内圣外王，是讲求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延续很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没有为诸如航海（希腊）、游牧或其他因素所削弱或冲击，虽历经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很少变动。这种血缘根基让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尊重经验，而忽视开拓创新。儒家思想正是建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成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适应的协调关系，天既不是人匍匐顶礼的神圣上帝，也不是人征伐改造的对象，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和崇拜。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里和谐、折中、矛盾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信仰方面是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西方文化强调人生是原罪，重个人奋斗，期望以赎罪来获得神眷。由于信奉独立上帝的存在，西方人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是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人们享乐于尘世之中，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是中国的传统精神，也即是所谓的中国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更重视整体性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视分析性的知性逻辑，认为事情总是变化的。儒家文化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就具有乐观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溶化各家，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以适应环境，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也反映为强调求同，所谓“通而同之”，“求大同存小异”，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国人的实用主义重视从长远的、系统的角度客观地考察和思索，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 失胜负与成败利害。这是一种历史（经验）加 情感（人际）的理性。情感不越出人际界限，理智不越出经验界限，即中庸。中国人倾向于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保持一种中庸的方式：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这些传统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心理学家在研究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社会事件归因中发现美国人对事件做内归因，强调行动者，忽略其所处的环境，而中国人做外归因即强调情境因素的影响。在棒框实验中，中国人的成绩比美国人差一些，就是因为中国人把判断目标和背景当作一个整体。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他成长与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与衡量。在对比中英文报纸报道卢岗（留美学生杀人事件）与ＭｃＩｌｖａｎｅ（美国一投递公司职员，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事件我们发现，中文报道更多地强调环境因素对此二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道更多地强调个人内在特征的作用。 在对比中美大学生看待问题方式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异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在以中国和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大学生对辩证格言的评价、在解决社会冲突时所采用的方法、在与人争论时所偏好的论据形式、处理矛盾信息时的方法时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辩证思维倾向。在其中一项关于东西方辩证思维差异的实验研究中，给出了两个情境：母——女价值冲突（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３位母亲在如何教育孩子上观念不同，现在她们的女儿长大了，反对母亲的观点）和上学－－玩耍冲突（ｓｃｈｏｏｌ－ｆｕ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３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作业与考试的压力，觉得目前的教育很没意思），让被试评价在冲突中谁应负责，如果被试认为母女双方或是学生与学校双方都有责任就被认为采用的是辩证思维。从下表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采用辩证思维方式。 通过对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比较我们发现，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关注个体的 （下转第１９１页）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一、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分析。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民族各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的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从整体上很难分辨其孰优孰劣，只能从它们各自的利弊来分析。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郭优良 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 思维的发展阶段。(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 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 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 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唐兰先生在《古 “象意”、 “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 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抽象事物,
简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 中国人的思维有比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十分有帮助。西方的科学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注重方法与技术上的操作与实验，要求用精确的数字来把握所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归纳法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与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与牛顿时代，思辨的、演绎的人们和技术的、归纳的人们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得这些科学家们既是实验家，又是理论家与思想家。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基本上说是浑沌的、粗疏的，同时也是凭直觉性的整体性把握事物 中国人的思维 1、“天人合一”：推崇“整体思维” 2、“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善用“辩证思维” 3、“叩其两端”：喜欢“中庸思维” 4、“顿悟成佛”：偏好“直觉思维” 5、“唯上是从”：习惯“权威思维” 6、“这有什么用?”：讲究“实用思维” 7、“月印万川”：爱用“形象思维” 8、“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偏爱“循环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 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关注和找寻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与流程。然而，一个多甲子过去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尚没有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方式与基本特征上凝聚出共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遇到一位研究古汉字多年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认为：其实，中国的象形字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好书。顺着老人家提供的思路，在《说文解字》中找到了许慎对象形文字的精解：“象形文字，先象后形”。接着，又在老子《道德经》中找到了三处关于“象”的阐解，如第21章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35章的“执大象，天下往”;第41章的“大象无形”。仔细揣摩许慎与老子所言，人们也许会问，许慎和老子所说的“象”指的是什么?华夏古人在始创汉字时是否真的看到了宇宙自然的“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象”的认知是否真的超过了今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创新思维、创新潜能与华夏古人的象思维是否有所关联呢?下面就对上述几个问题谈谈微浅看法。 中国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认为：许慎与老子在谈及“象”时虽不是针对美学问题所言，但这些话却是华夏古人审视人与自然过程中获得的特殊体验。在绘画艺术或美术创作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在“象与非象”、“形与非形”中得到超越，正是在于他们在观察人与自然的诸多的“形”时获得了“象”的灵感。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美学教授指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的表现方式。而所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 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
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
浅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一) 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著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 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 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 , 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 , 克服不足 , 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 ,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 , 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 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 , 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 , 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 , 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 , 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 , 喜欢开门见山 ; 中国人曲线思维 , 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 非此即彼” 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 线性推理” 的观念 ,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 , 如“ 天人合一” 、“ 亦此亦彼” 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 , 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 辨证” 为主 , 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 , 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 , 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 , 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 , 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 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 , 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 , 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 , 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 , 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 , 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 , 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 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 整体思维” 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 , 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 , 因此犯下“ 基本归因错误” 的几率较低。所以 , 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有哪些 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
方朝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世界 2013-06-08 09:47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有3人参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朝晖 【摘要】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不仅要看它过去发明的思想体系有何特征，还要看这些思想体系是如何产生的，看这一文化中的制度、价值和发展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在介绍过去数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关系本位、团体主义和此岸取向。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是阐明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社会道路的关键。同时，亲情为中国文化之本，以及中国社会道德与秩序重建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文化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 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 “文化”一词的现代含义是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1832～1917)于1871年创立的，指一个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乃至技能等的复合体。①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虽然权威，却也引起人们的疑惑，一个如此之多成分混合出来的东西意义何在?格尔茨说，“尽管他的概念的创新力不容否认，但在我看来，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大多于它所昭示的东西。”②另一个给人带来迷惑的是“文化”一词的多义性。克罗伯、克鲁克洪一共搜罗到164种不同的“文化”定义，其中157种均发生于1920年～1950年这30年间。③Philip D. Smi th则认为，文化的诸多不同含义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智识、精神和审美能力的进步;各种文艺活动及其产物，如电影、艺术、戏剧等;民族、群
体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活动、信仰和习俗。④事实上，包括克罗伯等人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家，多半从最后一方面来理解文化。他们多倾向于把文化当作一群人(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生活方式。⑤本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文化和中国文化的。 那么，该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呢? 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⑥具体来说，文化可定义为在符号中展现、在历史中传承的意义模式，一种以符号方式表达、通过继承获得的概念系统，人们正是凭借它得以交流、延续和发展他们对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⑦文化心理学的倡导者Richard A. Shweder也认为，文化是一个通过符号组织起来并代代相传的、共享的意义世界，因而是一个典型的“人为制造出来的”的世界，作者把这个世界称为“意向性世界”(intentional worlds)，意在强调人为因素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中，文化共同体内部传承下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念等等“武断地”决定了一个世界的面貌，并导致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以园中野草为例，“野草”之为野草，完全是定义出来的，其存在、被拔除、被欣赏等也完全因此而定。⑧ 在Richard Shweder看来，文化心理学主要研究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人的心理、思想、情感、价值的，该学科强调了人类存在方式的不确定性(在意义寻求方面)，以及世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意向性概念(inte ntional conception of "constituted" worlds)。前者认为人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