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起源近十年之研究综述
摘要：“冷战”这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内外对冷战的研究非常多，而关于冷战起源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冷战的起源一直是众说纷纭，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相关论文和专著颇丰。随着一些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各国的部分档案的解密，许多新的观点又相继出现。故而对其进行整理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试就近十年来史学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综述。
关键词：冷战；冷战起源；近十年；研究综述
“冷战”结束已二十多年，虽已为历史。关于冷战的起源也已经不是热门话题，但关于冷战起源研究的相关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会造成对当今国际问题的解读时会产生分歧。而且“冷战思维”也仍对当今国际关系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交往、和睦相处等。因而如何客观、公正的认识冷战起源问题，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学术界近十年来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进行简要的综述，就是从这角度出发的。
关于冷战起源的认识可谓百家争鸣，有意识形态说，有国家利益说，有文化差异说，有英国的“急先锋”说，有个人因素说，有核武器威胁说等等。可谓众说纷纭。但关于冷战起源的分析，大多学者达成一个共识，即冷战的爆发不能单单从某个国家或某个方面寻找起源，而是赞成冷战的爆发是历史合力的作用。许多学者就是从多个方面对冷战起源进行分析认识的，当然也有的学者是从某一个细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作者对其的认识。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说。
一个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一个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几乎处于对立的双方，在他们各自眼中，我这方的意识形态才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在全世界推广实行。双方都不能容忍对方的社会制度。故而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是冷战起源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国‘冷战’的发生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而且认为美国在这场‘冷战’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因素，与苏联的争夺成了意识形态
地盘的争夺。故而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冷战’提供了可能性。”[1]马建元认为，美苏社会制度的不同不仅为美苏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支撑，而且充当了冷战的宣传工具。美苏双方都坚信各自所追求的信念能使世界走向统一，都会给人类带来和平、进步与光明，双方都在竭尽全力的为自己的政治理念确立行为准则。因而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双方对抗的重要因素。[2]可以说，“冷战起源来自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尖锐对抗。他们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苏联认为要在一切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和范围，来增强社会主义的力量。美国则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敌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捍卫西方世界，插手各国事务，这使双方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对抗。”[3]裴蓓认为，在冷战这场对抗中，社会制度的作用被过分的强调了，双方都将自己的社会制度美化，将对方的社会制度曲解了。两个阵营都想消灭对方的制度而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而广之，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美苏双方对不同社会制度的认识不足和过度担忧造成了矛盾的加剧。[4]张新荣也认为美苏双方都极力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都想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世界，领导世界，争夺更多的地盘，都想把各自的社会制度推行到被解放的国土上。这就使双方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走向对抗。[5]雪莲的一文中说到，斯大林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比任何别的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优越，而罗斯福也认为美国的民主政体是最有生命力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其继承者杜鲁门更是认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这意识形态的分歧，酝酿了冷战。[6]赵茜认为，美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冷战起源的主要因素，并且加重了美苏冷战的色彩。因为苏联是极力地伸张“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极力地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完整性，推广美式民主制度。[7]单礼坤的“浅谈冷战的起源”一文中也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冷战起源的一主要因素[8]。郭建平、岳占菊则从四个方面阐述意识形态对冷战起源的影响。首先，意识形态影响着美苏各自的世界体系观，并最终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意识形态被当做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故而美苏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再次，意识形态的差异又使双方的受威胁感加重。最后他们又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冷战不可避免。[9]陈亚峰认为，冷战之所以爆发，首先就
是源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抗争。[10]沈莉华认为，早期苏美关系的演变进一步揭示了冷战源于苏美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分歧。[11]
二、国家利益说。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就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就不可避免的与对方的利益相冲突，进而爆发矛盾。张华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在“二战”后形成的现实利益冲突使得潜在的“冷战”转化为现实的“冷战”，它为“冷战”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1]马建元认为，美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使双方很难再维持战时的合作关系。故而维护和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是美苏对外政策最根本的依据与动因。[2]雪莲认为，美苏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两大国由战时的盟友变成战后的对手，美国要建立一个由其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而苏联对战后世界的构想是维持以美苏为主的雅尔塔体系，巩固苏联在二战中取得的战略利益和势力范围，建立包括东欧在内的保障，增强苏联的国力，扩大苏联的影响，推进并引导世界革命。[6]赵茜认为，战后美苏两国的利益是相悖的，双方为实现国家利益采取的政策也是相抵触的。苏联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势力范围”，以确保国家安全，并努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为了抵制“共产主义威胁”和“领导”世界则力图削弱乃至击垮苏联。由此，国家利益的相悖，使美苏两国在战后初期国际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导致冷战的出现。[7]樊百玉认为，美苏对抗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这种冲突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本质的东西。[12]
三、美苏文化差异说。
近十年来很多学者都普遍认为美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冷战起源的之一，一些学者从因素之一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些学者专门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著述相关文章来提出自己的认识。
马建元认为，美苏传统政治文化的迥异使东西方的分歧难以调和。[2]朱鹏从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存在的差异性出发来分析冷战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冲突。认为对冷战起源的探讨，可以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引发的冲突展开分析，即相异的文化背景中引发的“大国使命感”促成冷战的爆发。他主要从两方面来做分
析的。第一，俄罗斯基督东正教文化背景与战后斯大林“大国使命”外交观念的影响。第二是基督教新教文化背景与杜鲁门外交中的“大国使命感”。这两种“大国使命感”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碰撞不可避免的促使美苏逐步走向冷战。[13]而且杜鲁门和斯大林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上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领导世界”，“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14]P229也是说明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冷战的爆发。倪学德则专从美国人的世界使命感这一角度来分析它与冷战起源的关系。美国人的“世界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冷战的爆发。战后的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后，由美国历史所孕育的“世界使命”意识，大大加快了美苏冷战的步伐。他主要从美国人世界使命感的由来和发展及战后美国人“使命心态”的表现这两大方面来阐述。[15]梁振丽、周海芳的美苏文化差异对冷战起源的影响一文则以美苏两国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为切入点，分析文化冲突对冷战起源的影响，认为美苏都在极力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并渴望将其文化价值观推行到尽可能的地区，造成自己文化的覆盖区而导致了冷战的爆发。该文主要从两大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一方面是美苏文化的差异，分别对美国的文化及苏联的文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二方面是论述两国文化对冷战爆发的影响。认为二战后的两大强国，美苏双方都对对方的传统文化怀有戒心。进而促使冷战爆发。[16]“当然，两国不同的政治信仰与政治价值观念以及两国对对方政治文化的认识，或多或少对冷战爆发起到了催化作用。”[17]郑毅从美苏政治文化差异方面论述了冷战的起源。认为美苏政治文化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对冷战爆发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观”、自由主义思想、反共主义思潮、多元主义思想等都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很大影响。然后是苏联政治文化中的“民族不安全感”与扩张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思想等等又是与美国有着天壤之别。因而为维护本国的政治文化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冲突。新冷战史代表人物盖迪斯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认为，“冷战从根本上是要解读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制度层面的问题。”
四、英国的特殊作用说。
虽然冷战起源的主要原因应在美国与苏联两大国方面，但也一样不能忽视英国的作用。近年来，人们逐渐开始重视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
“英国绝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它有独立的冷战政策。”还有的学者强调英国并非扮演消极被动的美国追随者的角色，而是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其中周纯清认为，“在冷战的起源中，英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极端仇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反共反苏的急先锋。”[3]裴蓓，单礼坤也是认为“英国在冷战局面形成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田建明认为，冷战的起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是这多种因素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美英“特殊关系”的设想、迅速发展、和正式确立三个阶段中的发展，推动着冷战逐渐变为现实。并认为美英“特殊关系”是无形的，而冷战是有形的。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有形冷战起源的决定性因素。[18]陈亚峰更是认为，“英国政府对冷战的爆发起了始作俑者的作用。”[10]张曙光则专从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进行研究，英国主张对苏联进行遏制，是主张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急先锋”；并试图把美国引向反苏的道路，与美国合作共同对付苏联，提出了“联美反苏”的政策，认为英国对冷战的起源有其特殊的作用。故而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不能被轻视。[19]陈文娟的“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新探”一文也是专从英国这一角度来论述的，重点分析英国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作者认为英国在二战前后的所作所为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美国发动冷战起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英国在二战中牵制美国以分裂盟国的活动，这体现在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背着美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埋下了美苏冲突的种子，而在波兰问题的冲突上，既是美苏英战时他们发生裂痕的导火线，又是战后美苏冷战的引爆点。可以说发对苏俄的扩张乃是英国几百年来所坚持的传统外交政策之一。然后是二战后通过伊朗危机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最后是英国正式将美国力量引入欧洲。这主要通过丘吉尔的冷战宣言“铁幕演说”及向美国移交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权力等方面来实现。所以，英国并没有完全坐等美苏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它有着自己明确的冷战政策和外交目标，并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将其积极付诸实施。因此，决不能忽视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20]
五、个人因素说。
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支配。故而同样的不能忽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如张华认为，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为“冷
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丘吉尔的整篇演讲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共产主义威胁”展开的。尽管当时丘吉尔已下野，其主张已不能代表任何官方的观点，当“铁幕演说”是杜鲁门正式提出“杜鲁门主义”之前的一个前奏曲，间接表达了杜鲁门的心声。杜鲁门担任总统给“冷战”的爆发提供了历史契机。而“杜鲁门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爆发。[1]当然还有斯大林的“大国使命感”。二战后, 斯大林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带着浓厚的“大国使命感”。1946年斯大林在对莫斯科选民大会发表的公开演说上宣称: 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互不相容, 资本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存在, 战争就不可避免。”故而二战后斯大林把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做假想敌而采取敌视态度,进而冷战不可避免。[13]此外，“高层领导人和决策层对彼此认识的差异、处理外交的方式或外交策略的不同也加剧了美苏对立。战后出现‘两极分化’的国际力量格局，使相互对峙的两大国之间容易产生相互猜疑和不信任。如斯大林的个性比较偏执，他深信其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而美国决策层利用丘吉尔的演说，继续大放反苏烟幕，制造紧张气氛，助长了冷战的兴起。”[2]而且“杜鲁门和斯大林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上, 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领导世界’,‘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这两种‘大国使命感’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碰撞不可避免地促使美苏逐步走向冷战。”[16]张勇认为“受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文化背景的影响, 杜鲁门和斯大林都怀有强烈宗教性的‘大国使命感’。两位领导人的‘大国使命感’和因此而推行的国家对外战略在全球扩张阶段的尖锐对立和激烈碰撞以及斯大林和杜鲁门对彼此的假想和错误估计,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走向了冷战对抗的舞台。”[21]但是裴蓓却认为“美苏领导人不应该承担冷战的罪责”，他们采取的外交政策并非出自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当时国际环境的现实压力。[4]
六、核武器威胁说。
“原子弹的成功试爆，表明原子弹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也就是说当时原子核弹技术为美国垄断它给美国发动‘冷战’增加了筹码。”[1]张新容也认为原子弹的威力对美苏冷战起着后盾作用。[5]
七、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说。
马建元认为，“战后美苏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使双方都感
到地缘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双方都竭力维护自己的地缘安全，从而促成了冷战的爆发。[2]周纯清认为，二战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而斯大林的保障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的对外扩张称霸战略发生了矛盾，这成为冷战爆发最直接的原因。[3]裴蓓认为，二战后美苏实力对比下，美国显然处于强者地位。因而他迫不及待要完成全球称霸的计划，而苏联为了其自身安全，侵占邻国领土，扩充实力范围而采取的扩张行为都足以牵动美国的神经，这样看来，冷战的爆发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4]
张新容认为，美苏冷战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5]而雪莲也一样认为，战后两极格局的出现成为美苏“冷战”的主要原因。[6]再者，“从历史上来看，‘两极化’的国际体系中两强之间和睦相处是很困难的，任何一方都视对方所得为自己所失，将敌方威胁盟友的行为看作是自身的安全威胁，从而导致日益加剧的相互敌视和争斗。战后初期美苏两国在动荡和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很快被拖入广泛的国际纠纷中去，而且双方的敌视和争斗愈演愈烈，终究走向对抗，走向冷战。”[7]单礼坤认为，冷战史在战后构建新的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产生的。两种体系构想的冲突是冷战产生的根源。[8]“战后随着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在‘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中，两极之间和睦共处是很困难的，‘零和’博弈成为这种现实主义游戏的主导规则。美苏的敌视和斗争日益加剧。”[9]
八、新角度观点。
随着许多档案的逐渐还原，很多学者也开始从新的角度来对冷战起源进行思考与分析。如袁茵在对冷战起源的分析中认为。“首先,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理念是一种追求‘双赢’的理念, 而根据囚徒困境模型分析, 安全感是达到‘双赢’结果的基本要求。而战后美苏之间安全感从未存在过, 不光是因为两极格局, 东欧真空, 更根本的是因为战后形成的两极力量不均衡, 又不足以使一方完全支配另一方, 因此弱的一方必然奋起而追之, 而这又会导致强的一方产生更强的戒心。其次, 从国内角度来分析, 苏联作为极权主义国家对美国天生就有戒心, 因为其要控制信息的输入来维持政权的稳定。所以, 罗斯福的大国合作之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美苏最终还是从合作走向了对抗。”[22]再如孟繁昌则是用新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冷战形成的体系层面的因素，使我们很好地分析国际事件的生成因
素。冷战是在无政府主义文化下形成的，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形成了现实主义的自助体系，美苏都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进而走向冲突。权力政治下，美苏在国际互动下继续建构冲突文化，加强了双方共有的理解和期望。当冲突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激化，于是形成了美苏局部冲突，总体冷战的局面。[23]
九、冷战起源之我见。
其实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会受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冷战的起源也一样，但我认为除了以上那些原因外，人们还有认识到，冷战的兴起，与美苏两国的实力有着很大联系的。战后的美国的实力虽然强于苏联，但若是美国想要通过新的大战去打败苏联而独自称霸世界的可能性却又是非常小的。再加上当时世界人民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存在着厌战心理，当然美国民众也不例外，而苏联又急于休养生息、恢复发展。故而在这样相互牵制的斗争中，美苏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的，最终冷战才登上历史舞台。
结语：
冷战虽已过去，当研究冷战的起源其意义仍十分深远，再加上各国档案的逐渐解密，有关冷战的研究的研究资料日益丰富,人们的研究思路、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 越来越深入,新的观点不时涌现出来。正是这种对学术的不懈追求,才使我们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才能使我们在了解历史真相的前提下汲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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