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生涯中能逃避文学史的“规约”，只不过有一些是有意识地去顺应文学史的长河，有一些是在无奈之下被文学史“圈”进了不能翻身的境遇当中而已。“文学的创作，就是在一次次与文学史的‘告别’与‘重返’的过程中完成的。”①在这种文学史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一些时代的“迟缓者”或者“先觉者”，前者被甩在文学史身后，后者成为引领潮流的“旗帜”。而我们发现这两者又是相互转换的，随着时代更替，必然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替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所肩负起来的文学史意义就更明显了：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停笔”之后又于八十年代“复出”。这两个时间的断裂点将他的写作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先觉者”——“迟缓者”——“先觉者”的有趣的循环(当然，这里的“迟缓者”是必须要加引号的)。这样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比较典型的个例，因为他的“复出”与“归来者”的写作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汪曾祺80年代“复出”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由这一“复出”所确立的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一、一个作家的“前史”
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被发现，并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可以说“对汪曾祺文学史价值的认识和确认，主要是一个‘倒叙’和‘回溯’的过程”②。
1.概述八十年代前的创作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汪曾祺就已经确立了其青年作家的身份，1947年他即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由于他这期间的创作与沈从文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成为了“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③，从事“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唐湜当年即已指出，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努力是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起点’的，但他的这一预言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到历史呼应。”④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汪曾祺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深陷政治漩涡中。1958年被追加为“右派”，名义上是单位为了充数，而实际上是汪曾祺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羊舍一夕》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几年的“下放”让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有了确切的认识。
“文革”时期汪曾祺算是比较幸运的，他所在的单位北京京剧团成为“江青同志的革命试验田”，而他本人也因为剧本创作上的才华而被江青赏识，在“文革”十年中主要从事“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⑤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江青对汪曾祺采取一种“控制使用”的态度，使他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在改编《红岩》时，江青对阎肃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阎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这是中国“御用文人”的普遍命运。汪曾祺自己曾在《我和江青、余会泳的关系》中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对她(江青)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江青确实在“文革”期间拉了汪曾祺一把，但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直接导致汪曾祺在“四人帮”倒台后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2.汪曾祺在四十年代
可以说，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了创作上关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复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用极具现代性的语言和意象，采用大段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武侠题材和诗性语言熔为一炉，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度结合。汪曾祺当时自称他理想的小说模式是：“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纵观汪曾祺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四十年代可以称立为他小说创作的“实验”时期，他在这期间大胆地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打破传统小说模式束缚，在文体方面也大胆创新，突破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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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四十年代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试验时期的汪曾祺作品总特征是：现代主义意识贯穿始终，只是经过了外在和内在的同化后，现代人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往往隐藏在传统味道的牧歌背后，或隐或现地，形成东西方二元维度的双重奏。⑥这些因素决定了他能在八十年代复出，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标杆。
汪曾祺之所以在四十年代能够大胆尝试现代主义手法，与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汪曾祺就读的西南联合大学是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温床，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诗人即出身于此。⑦西南联合大学欧化程度高，具有良好的西化教育背景，而且自由的教学氛围也有利于学生广泛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当时西南联大的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留美的有九十七位，留欧陆的三十八位，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五位院长(文、理、工、法商、师范)，全都是留美的博士。”⑧另外，西南联大校园内有浓厚的哲学氛围，文学院院长都是由哲学系主任担任，庞大的教授阵容，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教授们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的引入，直接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博览群书，他虽然学的是中国文学，但是看的书多半是翻译小说。卞之琳的很多译介作品也深受汪曾祺的喜欢，通过这些小说，汪曾祺广泛接触了国外的现代主义思潮，纪德、伍尔芙、阿索林、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实践和方法对他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汪曾祺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这也是他能在四十年代就跻身重要青年作家，八十年代又复出文坛，影响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重要原因。
汪曾祺对纪德的“纯小说”观念加以变化，保留了其淡化情节、人物、对话的因素，同时又采取了将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文体融入小说的手法，赋予短篇小说一个更加宽泛的尺度。“汪曾祺试图融汇东西方的美学思想，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手法、新技巧去冲破传统封建的戏剧化的主流小说模式，打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新式的现代小说形体。”⑩我们可以在他后来的许多小说中找到这种“打破文体界限”的例证，《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融汇了散文、诗歌、小说的特征，很难说具体是哪种文体，而是博采众长，融为一体。
伍尔芙的“意识流”创作方法对汪曾祺有着很深的影响，四十年代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手法的实验性运用，发表于1945年的《复仇》就大量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整篇小说所呈现的是复仇者内心意识的流动历程，外部意象的切换也是随着人物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学者黄子平在《汪曾祺的意义》一文中说：“当新近作家笨拙地从头学习‘意识流’时，汪曾祺的小说令人惊喜地提供了可作参考的由‘生’至‘熟’的一条路径。”(11)可见，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意识流手法的探索，因此对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又一次泛起以及八十年代新潮作家的创作起到了一种借鉴作用。四十年代汪曾祺对于“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还略显生硬，《复仇》中大段意识流的铺叙，还留有斧凿之痕，但到了八十年代的《受戒》，作品中的“意识流”运用不着痕迹，自然而然地穿插在叙述当中，技巧上较四十年代而言已经很纯熟了。
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对汪曾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曾说：“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12)他们在精神气质和文体风格上都极为相通，汪曾祺特别钟爱阿索林的小品文，也受其影响进行了创作实践，那种对西班牙小城的描写风格被汪曾祺用在了描写故乡高邮的一系列小说中，安静且带一点忧伤。另外，阿索林对于文体的反叛及创作上的散文化倾向对汪曾祺也有较大影响。
契诃夫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并且热衷于对小人物的描写。汪曾祺曾说：“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他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13)汪曾祺本人是非常喜欢契诃夫的，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受他的影响，汪曾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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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就对小说情节，对典型人物、典型环境非常漠视，而突出作家自己对于外部事物的感觉，在小说形式上也尽量依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而非严格地遵循传统小说模式。可以说契诃夫对于汪曾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后来创作的诸多描写故乡高邮的小说以及一些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契诃夫与明代小品文共融的影子，这是汪曾祺“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一种有效尝试，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界限，为八十年代的一批小说家的实验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这些尝试对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八十年代文坛的兴起，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以上这些作家为汪曾祺带来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股强大潮流，汪曾祺把这些创作手法实际运用在自己的小说实验中，形成了一种人生形式与小说形式的共融，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相通，使其作品在显性层面上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在隐性层面上又是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合二为一。他在四十年代关于文学现代性的实验决定了他在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的一种高度，在这样一种高度上，他的小说必然会成为文坛的一股清新之气，一扫“文革”时期政治化、教条化的陋习，又足以与当时的现代性思潮相呼应，成为众多新生作家效仿的一个对象。
二、“发现”了一个作家
由于“文革”期间跟着江青从事过样板戏创作，汪曾祺的身份上出现了一个污点，深陷政治漩涡，“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有一个项目组专门审查他的政治问题。”
(14)因此，他就被冠以一个“有问题”的作家的称号，虽然他一直逃避政治，却总是被政治所纠缠。直到1979年，才结束了其沉浮生活。
这一年“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各种题材的小说纷纷出现，汪曾祺终于提起笔来开始重新写小说。其实他新时期的第一篇小说并不是《受戒》，而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上的《骑兵列传》，但小说内容完全符合主旋律，写得有些呆板，因此意义并不大。真正让汪曾祺“复出”并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是《受戒》的发表。当代作家李锐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他的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受戒》确实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标杆”式的范本。“《班主任》只能说是对‘十七年’文学的改良，《受戒》才能算做一次小说革命。”(15)这两篇小说虽然时间上有些错位，但是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更为确切的。
在我们“追认”汪曾祺《受戒》地位的时候，虽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也充分认识和肯定了他对于80年代文学的引领作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受戒》的发表实属不易，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与当时所谓的“正统文学”“博弈”的过程。
汪曾祺在1980年5月就写完了《受戒》，但一直只是在小范围内传看，没有正式发表。杨毓珉在一次会议上偶然提到了这篇小说，激起了当时《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的好奇心，他后来从汪曾祺那里拿到了稿子，还有一张汪曾祺的便条：“发表这样的稿子是需要一些胆量的。”汪曾祺提到“胆量”当然不是为了产生一种“威慑”效应，他说的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在“文革”的恐慌并没有完全沉淀下去的八十年代初期，“写什么”不仅仅关乎内容，更关乎作家的“政治立场”)。《受戒》没有写人民共和国的事，也没有写人民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事，而是退回到了旧社会，还绘出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图景。这种严重脱离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到了一般编辑的手里估计早就被“扼杀”了，所幸的是它到了李清泉手中。李清泉在主持《北京文学》期间发表了许多杂志不敢发表的作品，如《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让人耳目一新的引起文坛震动的作品。“他公开提倡文学作品要‘真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16)他最初拿到《受戒》的时候也说过：“当然无论题材什么，解放以后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东西，没有人写过这样的题材……我觉得他不伤及什么政治问题。”(17)可见发表《受戒》之前李清泉也是经过了严肃的思考，他对于当时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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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气候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对于当时的文化局面还是十分敏感。“心里还存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体验，那边是对于‘左’的演绎法的恐惧，但那却完全不在于你的作品有无毛病和毛病性质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它可以任意解释……当时依我看来，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虽不能说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了不少，他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灾难，又何惜一身。”(18)从这段话中我体会出了一种“大义凛然”的味道，这种“胆量”应该是来自于“艺术”自身和文学的“良知”。
卢军：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他的小说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他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命题，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从新的视角分析，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与“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也以“小说写什么”给人们以启发。汪曾祺的小说题材绝大多数取自民间，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为背景，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通常意义上不真实的故事，在民间却会有另一种评判标准，也自会有一种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汪曾祺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他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在《岁寒三友》、《大淖记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抚慰与精神追寻。 认为汪曾祺走向民间就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了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对“民间”与“启蒙”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民间化倾向时指出，“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不可否认，汪曾祺对民间文化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没有导致他放弃一个现代作家对民间文化应有的批判姿态，丧失现代性立场。民间文化中固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精华往往又和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纳垢的独特形态”。汪曾祺在纷然杂陈的民问文化形态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现出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中潜在的国民劣根性始终充满深刻的忧虑。汪曾祺关注的民间是“文人化”了的民间，这使他和刘绍棠、莫言等相区别。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题材刻意反映民间生存状态，应和了现代主义作家从远古、从原
1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成就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汪的小说有着独特的地：（1）小说大多取材于其故乡高邮的生活旧事，很少涉及现实生活，具有回忆性特点。（2）有着浓厚的"散文化"氛围。情节上，描绘故乡民俗风情，小说显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结构上，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构建的，也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原貌”来描写的。常常先写环境，再写人写事。小说中充满文艺性的叙事，以散文化的笔法写小说，小说成了弥漫氛围的"抒情散文"。不讲究情节，人物的刻画。如《大淖记事》用一大半的篇幅来铺叙风情民俗。语言上，叙述古朴自然，语言简洁干净，雅俗互化。（3）小说融入了中国传统儒道的哲学意识和民间文化的生存意识。《受戒》通过描绘佛门子弟世俗的生活场景，赞颂了苏北乡镇返璞归真的人性美。意义：汪曾祺小说文体贡献无疑是独特而巨大的，从当代文学史角度来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汪曾祺小说文体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汪曾祺继承了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创作上“文体风格趋于生活”的共同特点和“随笔风格的小说”的主张，主张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说。萧红40年代创作的《呼兰河传》虽也是散文风格的小说作品，因其故事性不强而被忽视。新时期汪曾祺的出现，连接上了这种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汪曾祺小说在文体上的创造，又影响着阿城、贾平凹等一些小说和散文家的创作。表现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方式和观念。汪曾祺关于“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观点，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汪曾祺之后，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和反思，对小说文体进行大胆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等，都成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的小说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2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1、开创“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2、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3“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1、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例如：《狂人日记》（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等。2、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例如：《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祥林嫂最后的“肖像”等。总上，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独特的取材，视角和模式，向人们展示了其“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内蕴；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验的结果。因此，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呐喊》《彷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呐喊》《彷徨》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作者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开拓了多中创作方法的源头，革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3阿Q的形象1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等种种方法自欺自慰，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无法清醒认识自己的悲惨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做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斗争。2、阿Q还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深恶造反、“男女之大防”。是个集中了较多国民劣根性的艺术形象。3、阿Q革命观中还夹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阿Q形象的塑造和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因此，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灵魂”。4狂人日记的思想艺术成就《狂人日记》的思想是：“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揭露得异常深刻1、揭露了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是对封建统治者以仁义道德“吃人”的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2、揭露了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广。人人“吃人”也“被人吃”。吃人者不仅有封建家族制度象征的大哥；也有妇女和下层人民，他们是受礼教残害最深重的；也有青年和小孩。3作品通过塑造狂人形象，表现对封建传统的大胆怀疑和批判精神，也表现出严格的自审精神，寄希望于未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叛逆者形象，是清醒的启蒙主义者形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狂人日记》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对民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小说作品以古朴自然、文情并茂、 情感真挚、语言简洁为特色，被誉为“笔下语言朴实，人情味儿极浓”的高峰。汪曾祺先 生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具有很大的启示和意义。 首先，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关注社会的基层生活，写实真切、情感真挚，强调尊重 生命、关注人性。当今社会，小说作品更多关注的是富人、名人、权贵的故事，而汪曾祺 先生的小说作品则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通过真切的刻画和细腻的描写来表现他们 的内心活动和生命价值。这样的创作理念也是当今小说文体需要回归的道路，倡导文学回 归人性、回归生命的本质，去探讨更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 其次，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极富生命力，其文学表现手法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的 小说在文学表现手法上极为纯熟，笔法精练而不失情感，人物形象刻画淋漓尽致。他的小 说作品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出自然、生活、人的关系，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强烈的文化特色。这样的文学表现手法对当代小说的创作具有启示意义，鼓励小 说作者在生活中寻找素材，关注细节，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深入探讨人的内心世界、感 受情感变化，并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来创作出新的、有感染力的小说作品。 另外，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在语言上也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语言简练流畅，情感 真挚，读来让人感到共鸣。他写作的语言丰富而又不夸张，富有审美意识，却不失接地气。他的语言运用恰到好处，情感真挚，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小说中所描述的场景、 人物和情感。这样的语言风格对当代小说的语言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总的来说，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比拟的地位和影响力。他 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和语言风格都对当代小说文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汪曾祺先生的 小说作品告诉我们，小说应该回归生活、回归人性，关注基层生活的问题，挖掘生命中的 小事，通过纯熟的语言表达和艺术手法的运用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当代小说的方向 和必由之路。
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审美特征及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生活理想以及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艺术主题。他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和奇崛平淡、简洁明快、生动传神的语言，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文体特点，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意境，一般被认为是把社会生活中观察、激发出来的思想感情熔铸于所描写的生活图景之中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意境主要表现在气氛之中。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特征首先就在于重气氛的营造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他认为，在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在气氛的营造中，汪曾祺更加钟情于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描绘。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他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凡与人物无关的风俗，不管多美，也依然决然地割舍，惜墨如金。 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小说“散文化”并不等于“好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散文化意境的营造。在汪曾祺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写民情、风俗，少有刻意的雕琢。如在《鉴赏家》中，作者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
风俗四季图。“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密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 第二，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汪曾祺的小说妙就妙在艺术化地处理各种插入成分，这种顺其自然的随笔文体表面上看起来不像小说，这些插入成分有机地完成了叙事功能，从而赋予作品一种自然恬淡的境界，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地域风情的艺术世界，舒朗质朴、清雅温馨。《受戒》里一开头写荸荠庵，引出当地党和上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出现明海受戒的场面，而且还是通过小影子的眼睛来写的。而且，喜爱说的插入成分还滚雪球似地向外滚动着其他插入细节，比如讲庵中生活一段，顺带叙述了几个和尚的情态，叙述精明的三师傅时又讲到他的“飞铙”绝技、和尚与当地姑娘私通风俗、带点风情的山歌小调。可谓枝节纵横，旁逸横生。可是，作者的叙述却是那么自然，仿佛水的流动，不拘一格，浑然天成。 第三，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汪曾祺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读汪曾祺的小说，像和读一篇散文，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很少矛盾冲突，甚至没有太多的人物，我总有这种感觉，与其说汪曾祺在说故事，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种意境，营制一种氛围，渲染一份感觉来得更恰当，人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Revised by BETTY on December 25,2020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 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佳作品鉴●朱秀坤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是最容易读的，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一个个市井人物。尤其适合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凡夫俗子来读，读着读着就轻轻松松地走进了他的故事之中，舍不得出来了。读着读着，就爱上了十一子、靳彝甫、巧云、小英子这些人物，爱上了淳朴清丽的里下河风情。 汪曾祺的小说，并不讲究奇与险，也不需要太多的起承转合、花头技巧，总是给读者铺平了道路，扫除了障碍，一马平川地驰骋开去。即使是复杂的，他也能写得明白如话。一开头就行云流水地讲下来了。“黄开榜不是本地人，他是山东人”（《黄开榜的一家》）；“生产队派我今天晚上护秋”（《护秋》）；“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这是一个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星期天》）……这样的开头比比皆是，老实得像是小学生写作文。用行家的话讲，“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于是，我们便心甘情愿地随着他走进了大淖，走进了高邮，去知会一个个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去体会他们的爱恨情仇离合悲欢，从他那平淡简洁、洗净铅华的文字中间，去领会旧时底层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并从中感悟世态人情，和他那颗悲天悯人的乐观情怀。特别是《大淖记事》的结尾：“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一点儿不消沉，而是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与美好的期待。还有《岁寒三友》中，陶虎臣破产女儿又遭不幸，王瘦吾也是一身病骨家徒四壁，靳彝甫为了救助两位老友，只能把心爱之物三块田黄卖给别人。他却是邀了两位到如意楼醉上一回的，那两个同意。“好，醉一次！”这天是腊月三十，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读到这样白描的文字，在为三位好友叹息的同时，却又不能不为人物的豁达而拊掌。汪曾祺的小说，就有这个特性，即使再苦再难，也永远不沉沦不绝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没有那么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的创作生涯》）。 读多了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作品虽说浅显通俗，晓畅如话，但并不粗俗和肤浅，而是洋溢着深浓的文化气息，雅俗共赏。而其叙述语言，更有一种飘逸清俊之美。但凡涉及到一地的美食、艺术、戏曲、音乐、俚俗及行业知识，总是不厌其烦，娓娓道来。像《如意楼和得意楼》中对包子、蒸饺、烧麦等点心及烫干丝煮干丝的做法的叙述；像《侯银匠》里面“他用一把灯草浸在油盏里，又用一个弯头的吹管把银子烧软”这一段关于银匠敲打金银首饰的描写；像《异秉》里面关于熏烧摊及熏烧制作方法的详细叙写；像《露水》中对扬州小曲的描述；更绝的是《职业》一篇，全文都在写各行各业的叫卖声吆喝声。要是将这些或描写或叙述或简单或详细的部分单独列出来，那就是一篇篇堪称美文佳构的散文了。而汪老先生笔下的散文小品，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 也许正因为此，我一直深爱着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小品。
汪曾祺的文学地位 翻开当代的文学 史，汪曾祺 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 “ 还有 ”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 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为何会如此呢? 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 世纪 40 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 80 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 他的小说 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 “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 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 他 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 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 的命题， 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 汪曾 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 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 《班主任》 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从新的视角分析， 1980 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 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 小说。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 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 “新”在与“十七年” 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 《班主任》 为代表的“伤痕”、 “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 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 同期美国的一所大学把《受戒》编入教材，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 标本。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体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 说观念， 这种自由、 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 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开拓了现代小说的天地。它的价值或许在于 “它为今后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 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 揭示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 从 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作品，是面向未来的先锋派”。 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观念发生影响的同时， 也以“小说写什么”
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价值 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其小说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表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和社会的复杂性。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汪曾祺的小说描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之道，让读者对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矛盾感有更深的认识。例如，在《山楂树之恋》中，汪曾祺通过描写主人公们的爱情故事，探究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生存问题，表现出了人性和社会的错综复杂，使读者思考和挖掘小说背后的深层含义。小说的善恶、正邪、斗争和胜负，都直接与生活有关，让人深有感触。 汪曾祺的小说还呈现了优美的文学形式。他的语言简短、朴实、富有诗意性，而且既能传递真实的生活情感，又不失优美的艺术效果。例如，在《七十年代的灵魂》中，汪曾祺以流畅的叙事方式，将主人公心灵深处的苦涩和迷茫表现了出来。汪曾祺的文学风格独特，兼容并包，潜力十足，展示了他对现代文学的深入理解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现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小说中所体现的深刻的人性观和独特的美学意义，具有很高的读者价值，也是汪曾祺小说美学价值的核心。小说之所以能够永久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透过文学的形式，让人们对生活和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对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让读者深受启发，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使人们思考和挖掘小说的深层含义。其小说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应受到高度关注和推崇。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已经开始问世，至今仍然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深 远影响的代表作品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汪曾祺的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种种人和事，还展示了优美的文学风格，带有深刻的人性和社会洞察力，从而提供了很多思想和文学上的启示。 首先，汪曾祺的小说在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复杂性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贡献。汪曾祺的小说集中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生存危机，传递出生活中的种种迷惘、困惑和痛苦。在《山楂树之恋》中，他通过描绘主人公们的爱情，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和人际关系，深入挖掘人性面临的复杂、纠结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又如在《七十年代的灵魂》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在名利与才华间无所适从，思考人生的意义，目睹家庭和时代的沉沦，也正是我们周围很多人所经历过的。 其次，汪曾祺的小说也以其优美的艺术表达方式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他的小说语言简练、富含内涵，同时非常具有诗意。通过对细节的描写，抓住人物矛盾的心理，汪曾祺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美，该美既有意味深长的意蕴，又有动人心魄的独特表达方式。例如，在《文化苦旅》这篇小说中，汪曾祺通过对旅途和旅行者的描述，折射出人性深处的绝望和苦涩，构成了一种简洁而又优美的美学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 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在其作品中，不乏文化趣味的体现。汪曾祺的作品中蕴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从民俗习惯到饮食文化，无不体现出汪曾祺对中华文化的深沉理解和对生活的细腻观察。本文将从以下九个方面展开对汪曾祺作品中文化趣味的探讨： 一、历史文化的呈现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历史文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他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描绘，将历史的变迁、人文景观传递给读者。例如《新容城》中，汪曾祺描写了府城的旧貌，让读者深入感受到阔别多年的历史文化，通过对这些遗产保护与更新问题的探讨，使人们对历史文化拥有更多的认识和敬意。 二、文学艺术的魅力 汪曾祺的作品中不仅呈现了历史文化，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另外一个亮点。他将文学创作的过程、艺术特点直接融入作品中，让读者深度体味文学艺术的魅力。例如《篱笆女人和狗》中，汪曾祺将文学创作的过程贯穿于故事情节之中，透过作品呈现了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使读者双重领略了文学艺术的魅力。 三、传统文化的渗透 汪曾祺作品中还呈现了传统文化的渗透，用文字形式将传统文化活化并形成独特魅力。例如《围城》就充满了传统文化元素的塑造，其中对于四书五经、名人典故的运用深刻传达了中华文化的底蕴和智慧，洋溢出浓郁的人文气息。
四、风土人情的描绘 作为一名描写生活、人情的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充满了风土人情的描绘。他透过对地方文化的发掘，让人们了解到了这个时代的风俗习惯、民间文艺等。例如《黄菊音》中，几个小故事展现了农村女子黄菊音的人生历程，深入剖析了乡村的兴衰变迁，真实反映了人性的种种变脸。 五、艺术趣味的体现 汪曾祺作品中的艺术趣味不仅仅在于对文学艺术的追求，还融入了对视觉、听觉、肢体方面的独特体验。例如《温良与野性》中，汪曾祺讲述了两位音乐家的生涯，透过音乐的听觉与观赏来表达音乐的包容性与价值，深刻反映了文学创作力与艺术感染力的结合。 六、人性、社会的反思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甚至触及了人性、社会的种种问题，县通过对于矛盾的揭示、心理的描写等等，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之处，让人们反思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例如《饱和时代》中，汪曾祺详细描述了一次城市拆迁，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中人性、社会矛盾折射在这个生活事件之间的问题。 七、时代问题的探究 汪曾祺的作品中也不乏时代问题的探究和揭示。他通过对于时代洪流、命运转折等等的分析，用独到的视角把握当代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例如《黄秋实、老马》中，汪曾祺在反响时代景象的同时，也在所写人物上把握了时代潮流中个体失落的心理。
汪曾祺的我的母亲读后感 汪曾祺的《我的母亲》读后感 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汪曾祺的《我的母亲》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以下是我的读后感。 一、文学价值 《我的母亲》是一篇以母爱为主题的散文，通过对母亲的描写，展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文章中，汪曾祺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母亲的形象，让读者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和关爱。同时，文章中也蕴含了对家庭、亲情、人生的思考，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 二、语言表达 汪曾祺的语言表达简洁明了，却又富有诗意。他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爱之情。例如，“母亲的手，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柔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有魔力”，这句话用简单的词语，却表达了母亲手的温暖和力量，让人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 三、情感表达
《我的母亲》是一篇充满情感的散文，汪曾祺通过对母亲的描写，表 达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爱之情。文章中，他用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 母亲的思念和怀念之情。例如，“我常常想起母亲，想起她那温暖的手，那慈祥的面容，那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思念 之情，让人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 四、思想深度 《我的母亲》不仅仅是一篇描写母爱的散文，更是一篇对家庭、亲情、人生的思考。文章中，汪曾祺通过对母亲的描写，表达了对家庭的重 视和对亲情的珍视。同时，他也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表达了对 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生的感悟。 总之，汪曾祺的《我的母亲》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让人感受到了 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文章中，他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对母亲的 感激和敬爱之情，同时也对家庭、亲情、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 篇文章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更是一篇充满情感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对汪曾祺的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三一文库（https://www.doczj.com/doc/3819216114.html,）〔汪曾祺简介及代表作〕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汪曾祺简介及代表作，欢迎阅读。 汪曾祺简介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
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
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生涯中能逃避文学史的“规约”，只不过有一些是有意识地去顺应文学史的长河，有一些是在无奈之下被文学史“圈”进了不能翻身的境遇当中而已。“文学的创作，就是在一次次与文学史的‘告别’与‘重返’的过程中完成的。”①在这种文学史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一些时代的“迟缓者”或者“先觉者”，前者被甩在文学史身后，后者成为引领潮流的“旗帜”。而我们发现这两者又是相互转换的，随着时代更替，必然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替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所肩负起来的文学史意义就更明显了：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停笔”之后又于八十年代“复出”。这两个时间的断裂点将他的写作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先觉者”——“迟缓者”——“先觉者”的有趣的循环(当然，这里的“迟缓者”是必须要加引号的)。这样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比较典型的个例，因为他的“复出”与“归来者”的写作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汪曾祺80年代“复出”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由这一“复出”所确立的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一、一个作家的“前史” 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被发现，并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可以说“对汪曾祺文学史价值的认识和确认，主要是一个‘倒叙’和‘回溯’的过程”②。 1.概述八十年代前的创作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汪曾祺就已经确立了其青年作家的身份，1947年他即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由于他这期间的创作与沈从文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成为了“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③，从事“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唐湜当年即已指出，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努力是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起点’的，但他的这一预言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到历史呼应。”④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汪曾祺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深陷政治漩涡中。1958年被追加为“右派”，名义上是单位为了充数，而实际上是汪曾祺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羊舍一夕》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几年的“下放”让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有了确切的认识。 “文革”时期汪曾祺算是比较幸运的，他所在的单位北京京剧团成为“江青同志的革命试验田”，而他本人也因为剧本创作上的才华而被江青赏识，在“文革”十年中主要从事“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⑤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江青对汪曾祺采取一种“控制使用”的态度，使他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在改编《红岩》时，江青对阎肃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阎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这是中国“御用文人”的普遍命运。汪曾祺自己曾在《我和江青、余会泳的关系》中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对她(江青)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江青确实在“文革”期间拉了汪曾祺一把，但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直接导致汪曾祺在“四人帮”倒台后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2.汪曾祺在四十年代 可以说，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了创作上关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复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用极具现代性的语言和意象，采用大段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武侠题材和诗性语言熔为一炉，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度结合。汪曾祺当时自称他理想的小说模式是：“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纵观汪曾祺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四十年代可以称立为他小说创作的“实验”时期，他在这期间大胆地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打破传统小说模式束缚，在文体方面也大胆创新，突破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