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
论文作者詹福瑞/王小盾/傅刚/周月亮/杨乃乔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且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在实践层面上，也可以归结为“技术”问题，文学研究越是深入，对“技术”的要求也就越趋强化，王国维所表现的，实际上也是重视“技术”的倾向；学术研究只能稳固地发展，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学术研究也并不总是在“首创”，其界定必须严格，利用不同视角所得到的新认识，并不就是“首创”；文学研究的要义在于养育人性，作为审美与意义的研究，应该从经学、史学的范式中独立出来；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应该多元共生，传统方法与新方法应该整合起来，王国维的精彩就在于他不仅接受了东方，也接受了西方，既是学者，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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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
河北大学教授詹福瑞
“自在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存在。文学无论如何拒绝社会、忽视社会，却总是深固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带有大量的文化意义，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决定于文学自身的文化性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不仅仅是所谓的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
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与其他社会文化扭结在一起。其他的社会文化以一种类似于场的效应的形式影响文学，体现于作家的审美心理、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体裁、风格和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所谓文化的研究，即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文学的文化性质。
这种研究，是一种趋向会通思维的研究。它不仅要求从多种文化纽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文学现象，而且对其作圆融通照的研究。这样，就改变了剥离式或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赋予文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融通的思维模式。譬如，关于梁代宫体诗的研究，旧的文学史和研究文章多把它视为帝王荒淫生活的反映，在价值判断上也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一种把影响文学的单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剥离开来的研究方式，是典型的单一式的研究思维。近些年文化研究的兴起，打开了宫体诗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者从佛教文化、都邑文化和军伍文化等多种文化关系来观照宫体诗，就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地揭示了宫体诗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宫体诗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主张，研究文学现象要追求一种圆融通照的境界。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研究思维。
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寻根讨源思维特点的文学研究。发现新的问题，揭示某些未被发现的文学现象，固然是其主要任务；但文化的研究，并不驻足于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文化根源。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必然要把研究的目的定在对文学现象的寻根溯源上。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正是靠这样的研究得以解决。如四声是古代汉语固有的一种声调现象，但是诚如沈约所言，多历年代，“此秘未睹”。到永明时期，始揭此秘，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永明声律论，创作了永明新体诗，直接影响到近体诗的形成。四声的发现，是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四声的自觉，有多种文化原因，其中随佛经翻译而来的对拼音原理的进一步自觉，对四声的发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四声三问》即揭示了四声发现与佛经转读的这一层关系，把四声八病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维。它不仅从各种文化因素与文学的联系来研究文学，作由外向内的思维运动；还要立足于文学这一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来反观文化，作由内向外的思维运动。这种逆向型的研究，过去一直把它视为与文学研究有关联但又不是同一性质的研究。其实这种认识是比较狭隘的，限制了文学研究的视域。文学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的特殊性，还要研究文学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这样，才是完整的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之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色彩，带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等文章，均以文学为材料，进行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成功范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诗证史，也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继闻一多研究之余绪，利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和《楚辞》以及神话，这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引起一
些非议，但它却辟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方新天地，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研究界兴起文化热，是近几年的事。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起步早于文化热，且多有其人和研究的实绩。不过，却终未形成什么热，不似中国哲学史界。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说起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一些学者侧目而视，非议多多了。非议的出现，也许出于人们对于旧日古代文学研究的庸俗社会学的恐惧和今日泛文化（连厕所都成为文化了）现象的担心。当然，也有对一些文化的研究的不满。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的著作中，时见缺少发现与创造的空疏之弊。内容不够，文化来凑；积累不够，文化来补；功力不够，用文化来抹糊，因此倒了人的胃口。但这只能说明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态度和功力，却不能说明作文化的研究的不足取。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罗宗强先生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等著作，都是从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来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的高水平的成果，它们的实绩也昭示着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在九十年代成为学术界引人注意的一种现象。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拓宽研究思维的一种努力，也许是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论如何发展，有一点却可预测：研究的路子只能越走越宽，不会越走越窄。就此而言，对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或许会成为下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研究思维。
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
扬州大学教授王小盾
《文艺研究》编辑部最近组织了两次关于文学研究的讨论，一是以文学人类学为主题的，一是以文学研究方法论为主题的。我有幸预闻其事，从讨论者的危机意识和学科眼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于是思考了一个问题，即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程序和技巧——的问题。无论就其意义（关于学科发展）或就其内容（关于材料处理）看，它都是实践的问题而非单纯理论的问题。因此，我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来谈谈这一问题。
自从１９７７年进入大学以来，我的学术兴趣经过了几次转移。其阶段大体上同学业的成长相一致，而其方向却似乎恰好相反。大学时期喜欢美学或文艺学，研究生阶段比较关心文学史的实际运动，读博士生以后特别注意文学与音乐文化的种种关系，最近几年则偏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文学现象中的底层联系——大体上是一个从形而上趋向形而下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缘由大约有这样几条：其一，随着知识积累逐渐加深，对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更充分的估计，觉得那种一蹴而就的图像思维方式只能在幻想中解决问题，因而开始重视对事物细节或局部的研究。其二，由于接触了大量史料，对思想的建立过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知道理论总是对一定经验事实的概括，于是对那些从原则或框架出发的“研究”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把逻辑问题还原为历史问题来解决。其三，由于研究经验逐步增长，对学术的本质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懂得学术有别于意识形态活动，其目的是追求对于事物原因、原理的解释，因此，认为只有那种依据可靠史料、用切合对象本性的方法、通过严密论证去解决个别问题的工作才算研究。其四，由于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者说，是由于“刨根问底”的需要。
以上过程，也可以说是技术倾向逐渐强化的过程。因为一旦把追求认识中的客观成分当作目的，那么，就会重视事实和细节，重视史料的品质，重视论证和表述的细致；一旦关注事物的广泛联系，那么，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追求多种学科手段的综合。例如我曾有一段时间从事“隋唐燕乐歌辞”研究。这一专业就意味着，要以文学和音乐这双重眼光来审视中国诗体文学。所以这一阶段的收获主要有两条：一是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一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文学存在的本来形态是音乐形态），二是非常自然地使用了多重论证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当我把《胡笳十八拍》作为琴歌来研究的时候，我必然要利用七弦琴艺术史的资料、现存琴谱资料去考察它的形成，而不是仅仅使用文学史料。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后来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还尝试运用过语言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学（文学是一定文化共同体的生活技术和交际手段）、考古学（文学及其思想最早是记录在器物之上的）、科技史（文学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记录手段和传播手段演变的历史）、中西交通史（文学依靠不同文化的相互刺激而得以更新）等学科的资料和分析方法。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文学的本质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确定，而其效果则在于提高了技术的比重：一方面，能够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来分析史料；另一方面，工作的成败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对各相关学科的基本技术的掌握。
当然，以上经验是很个人的，不能算作成功的经验，更不具有典型性。不过对于近年来富于哲学倾向的学术思潮，它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因为上述兴趣转移是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的：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是关于它的轮廓的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细节的印象。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保护认识中的客观成分。既然宏观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微观问题的解答，那么，学术发展必然会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向；既然事物是通过各种联系而呈现其本质的，那么，文学研究者必定要打破学科界限而注意各种相关知识。事实上，类似的情况早已在另一些学者身上发生过了，
例如，王国维早年爱好理科，二十五岁以后研究康德、叔本华，三十岁由哲学、美学转而治理词曲，三十五岁以《宋元戏曲史》一书表明了对经史考据之学的兴趣，四十岁以后全力投入考据之学。他的学术重点便同样表现了由形上之学向形下之学的转移。从１９１１年《国学丛刊序》中的一段话，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上述转移的原因：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观之，与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风俗制度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
这是王国维在三十四岁时说的话。其中所谓“科学”，也就是今人说的“理论”。王国维并没有轻视理论之学的意思，他同样反对“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但是，他的学术实践却明显是以史学为指归的。因为在他看来，史学区别于理论学科的特点是不满足于求真求是，而要进一步追究事物“所以成立之由”。史学之所以重视材料，不以真伪善恶及现实利害定其取弃，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原因和原理的追求。这从相反一面说明了王国维之选择的缘由：他认为，只有从材料出发的研究、摒弃价值影响的研究，才能达到对客观的因果关系的认识。
王国维所表现的，实际上也是重视技术的倾向。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旦确认了材料的重要性，处理材料的技术就是不可免的。从这一角度看，他在四十岁写下的著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英伦哈同氏所藏龟甲兽骨文字》、《唐韵别考》、《殷周制度论》、《韵学遗说》等，便践履了六年前的理论，是有关史学新技术的一系列试验或示范。在这些著作中，二重论证的手段，以语言学、文字学、校勘学研究以保障史料可靠性的手段，得到了充分发挥。陈寅恪曾概括王氏学术的特点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是从处理材料的角度谈方法的，这也就赋予王氏学术以技术典范的意义。所以他又说：上述三者，“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从陈寅恪的意见，我不由联想到，在中国的学术界，过去有“但开风气不为师”、“暗把金针度与人”一类说法。这可以看作经验之谈，也可以视为一种重视技术的方法论。因为技术是这样一种方法：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积累起来的，是经验性的知识；尽管它接受一般原理的指导，但它富于操作性，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最直接的方式，具有工具的品质，因而是一种基本素养。换言之，它区别于作为哲学观念的方法论的特点在于：它是致用的方法，代表了对于效率的理性追求；它是劳动本身，而不是外在于劳动的某种观念。所谓“开风气”，讲的正是它的效率；所谓“不为师”，讲的正是它和实践的同一性；所谓“金针暗度”；讲的正是它的经验品质和工具品质。
在按劳心与劳力来区分人群等级的社会里，出现重道轻器的文化现象是不奇怪的。在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意识形态代替知识的情况也不可避免。这大约是重理论、轻技术的风尚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关于文学研究方法革新的主张一浪高过一浪，但从整体上看，文学研究缺少明显的变化，各种非常好的理论大都没有结出像样的果实。其原因，大概也应当在重道轻器、以意识形态代替知识的现象中寻找。人们似乎忘了这一点：学术是一种劳动，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种关系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既取决于主体的品质，更取决于客体的品质。因此，它是非常个人、非常具体的劳动，不可能整齐划一地统一在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底下。相反，那些通常被视为小道的技术，对于学术风气的转移倒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作为主体功能对象化的产物，它天然具有分别与主体、客体相切合的本性。正由于这一点，技术一直是改变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从大处看，一部人类史，就是技术发展的历史——由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等构成的历史；从小处看，文学研究的各个相邻学科，都由于技术的推动而在本世纪完成了从“古代形式”到“现代形式”的转变。例如在使用地层分析、器物分类和各种年代测定技术之后，“金石学”变成了成熟的考古学；在引入音标、语言调查、谱系分类等技术之后，“小学”变成了现代语言学。实际上，技术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在文学研究这个从鉴赏和评论分化而来的学科中，它难于被理论家注意罢了。
当然，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决非一无可称。就领域的扩大而言，音乐文学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三大成就；从方法革新的角度看，文学人类学是最富于生命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它最明显的倾向是：根据人的本质来理解文学的本质，通过文学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来认识文学最内在最本质的规定性。因此，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于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融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
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为此，我们应当给它以最诚恳的祝福：祝它以全部热情投入学术实践，通过成功的经验而非理论上的倡导以转移风气；祝它下功夫建立一系列技术规范作为训练新人、发展学科的基础，而避免重蹈其它方法论的覆辙。可以相信，人类的求知本性是它最可靠的同盟军；只要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一个瓦特，它的实际发展，就会超过一百个黑格尔的能量。
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规则
北京大学博士后傅刚
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尽如人意，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思，随着本世纪的结束，新世纪的到来，这更成为当前研讨的热点。有的人认为应该走出传统研究的圈子，用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争取让２１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也有的人认为应该坚持学术传统，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踏踏实实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都不妨进行尝试。然而无论哪一种看法，都必须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什么是学术态度？学术态度应该是尊重学术研究的对象，遵守学术研究的规则、方法。所谓尊重研究对象，即是说研究者必须熟悉、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认真研读文本，调查材料，探究该对象存在及其发展的规律。当研究者进行表述和施加判断时，应该是他自己的工作成果。所谓遵守规则，是指在这工作领域中，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学术研究所形成的规则，即老老实实，不得哗众取宠；不妄自夸大自己，也不贬低别人。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使用或受到启发，必须说明出处。总之，学术研究自身具有崇高的道德内涵，因此，它当然要求研究者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状态和学术良心。古人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公器，便不容你怀有私心。
当前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困境，现实生活中诸多非学术因素强烈渗透进学术研究领域，由此形成了具有本时代特色的学术研究，这个特色简言之或曰“浮躁”。应该说这一特征的形成，本不应由研究者负责，因为全社会似乎都在关注研究者的“成果”，而不是关注他的研究过程。专业的学术机构既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而研究者所依存的工作单位也一味以字数、篇（部）数来衡量研究者的学术水准。由于这种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政策，更使得研究者难以认真、细致地进入研究工作状态。不少人便省略了调查材料，阅读文本，了解本学科的工作状况等过程，将其偶一形成的念头、想法，“聪明地”归纳为“观点”。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文章洋洋几万言而无一字注文，既不知其学术来源，也不知其立论之依据。文章中大量材料出于第二手、第三手。最近看到某刊物的一篇文章，所引东汉王延寿《鲁录光殿赋》，这样一篇常见的文章，竟然要引自一本文学史。这当然是那位作者的“老实”态度，但也说明他对材料使用规则的不了解。此外，由于中国独特的出版制度，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对文章和书稿拥有“权威”的批评力量，对于懂的和不懂的专业都敢发表意见，并由此决定取舍，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作者千方百计迎合编辑主旨，在文章题目、使用辞句上费尽心思。外表上新意迭起，实质上一无进展，这种现象也许更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抵制。学术研究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遵守规则，这应该是每一个具有学术良心的人自觉维护的正义之业，作为发表研究成果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更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确立学术态度，遵守学术规则，才能谈到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长期以来，一种意见认为学术研究便是为了解决问题。其实这种理解太褊狭，学术研究不仅仅为了解决问题，它更重要地在于承续传统。学术研究是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因素，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担负着连接文化传统的链环作用。因此，学术研究是有传统的，不能中断，这便决定了学术研究只能是稳固地发展，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由此我认为：
妄自判断某种研究的价值是危险的。因为判断者必然受自身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了这点，比如五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的判断，大多已遭到抛弃。
学术研究工作的价值不能仅仅以成果来判断，推进该研究的发展固然有价值，推进一点，甚或没有推进，也不能斥之为无意义或否定其工作。学术研究的价值更在于工作的本身。举一个例子，比如关于乐府起源的研究，后世学者多据《汉书》认为产生于汉武帝时，但１９７７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镌有秦篆“乐府”二字，从而证明秦代即有乐府机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前代学者在这一研究中所做的工作。遵循着学术传统，使用由这传统规定的方法，充分利用本时代提供的各种条件（如资料等），这一工作本身已经体现了学术价值。因此，学术研究应该是指在严谨的科学态度下，在知识的积累中所进行的工作。
学术研究并不总是在首创（“首创”意义的界定，必须严格，利用从不同视角所得到的新认识，并不就是“首创”）。对别人提出的某一种观点进行认真的分析论证，从而补充了提出者自身的漏洞，使之更具有科学性，这工作是有价值的，甚或超过首创者。比如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提出刘孝绰说（参见《〈文选〉撰（选）者考》，载《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５月版），这个结论经冈村繁教授严密而细致的论证，较清水教授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科学性（参见《〈文选〉编纂的实际情况与成书初期对该书的评价》，载《中外〈文选〉学论文集》，
中华书局即将出书）。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有着长久的传统、科学的方法、严格的规则的学科，仅靠聪明、灵感，或者耍耍滑头、噱头，哗众取宠是不行的。范文澜先生说：“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既是对历史研究工作而言，同样也适用于古代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应从学术研究中分立出来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周月亮
我觉得古代文学研究越向学术研究靠拢越远离了文学。研究当然是学术活动，但也应该相契于对象而有不同的姿态，如哲学研究、史学研究就能自成体系，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就是在研究文学，唯古代文学研究则有点“四不像”。
文革结束前之古代文学“研究”是思想斗争的政治阵地，是上至政治领袖下至基层干部群众都参预的政治活动，将古代用经学范式宰制文学的作法推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末期，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又成了美学家、思想家、新潮方法论专家、文学史家都来一试身手的“竞技场”。当然，那时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至少还能吸引广大莘莘学子，还能沟通古人与今人之“共同人性”。九十年代以来精英销歇，学院派崛起，他们的成果大大改变了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研究法，也为杜绝文学研究政治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取向及他们的成果都会在学术史上留下一道漂亮的弧线。但也使文学研究摆脱了经学范式，却又入了史学的路数，超越了建国以来的喧哗与骚动，直接国学门治史学的“家法”，只做学问而遗忘了文学，倒是极大地推进了古代文学之“外部研究”。
昔日本无今日之所谓“文学研究”，治经治史是传统方法的国学，经史等大学问早已分蘖出自己的学术史，早已自有一套学中之术。唯独文学未能发育成“独立学科”，从而也不能作为“传统”来范导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今日通行的哲学史、历史、文学史等等都是由欧风欧雨灌输而成，是比照“国际惯例”宰制而成的，但别的学科因有“家底”尚能成型，唯独文学史显得恍惚、拼凑。已被广泛使用的几套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大多受意识形态政治化的教条影响，很少对文学本身之内在肌理的梳理。然而，它们却成为考取学位的青年必须去“背”的教材，扮演了“历科程墨”的角色，也正是这种研究塑造着古代文学的形象，现代人因学位压力而不得不接受这种古典训练。
古代文学研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超越史学型学术框架的束缚，走向独立。由于史学型学术话语的否隔，造成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处于拒绝理论的状态。有趣的是史学界本身倒在随着史学理论的进步而有更新，依附它的古代文学研究却又毕竟是文学而非史学本身。
我的基本想法是：让古代文学研究与经史学术研究“分家”，各自尽其天性走向自己的极限。正确的研究表述方式存在于对象的方式之中（张承志语）。用研经治史的学术规范来收拾文学只能有经学或史学的收获，而文学只能被“剥削”，并异化了古代文学与我们的“亲在”关系。以求真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对美文学只能是锥指管窥，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仿自然科学，其追求实证的操作原则只能处理“可见之物”，而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相比不啻是一毛与九牛之比。用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法来研究文学，充其量只能做“历史阐释”的工作，来完善关于古代文学的“背景研究”，而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意义阐释”，在没有缔造出新的解释力极强的文学阐释学之前，则可以这样说：哲学的、美学的方法比史学的更适合文学。研究文学需要费尔巴哈所强调的那种“直观”，文学研究应当成为他呼吁的“感性的人本学”（《未来哲学原理》）。人类所进行的文学研究这种活动正是为通过研究人本身来养育人性的，它不同于研究自然的科学、研究社会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它就是用唯心的活动来养心的心学。实证化的学术研究进入不了文学本体。将古代文学作品变为“经”当作“史”，其实质是文学的政治化。因此而枯守学术本位也遗失了其滋养心灵的作用。
总之，脱离了史学型学术框架的古代文学研究将完成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从知识论重返生存论！古代文学研究再也不该是经学式的、史学式的，而应该是心学式的。古代文学研究到了走出学术研究这片“沼泽”的时候了。
古代文学研究与两种方法论的整合
北京大学博士后杨乃乔
２０世纪末与２１世纪初的交汇之际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方法论上摇摆与抉择的时代。现已存在的学术事实证明，无论是中青年学者还是老一辈学者，都已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学术生命定位在方法论上进行着思考。可以说，学术生命在方法论上的定位对每一位学人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作为学者其学术生存的价值取向及自身对学术研究进行的一种观念与信仰的投入。
八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迎来了多元共生的时代。当学者可以遵循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自由地选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阐释古典文学现象时，大概谁也不愿意侈谈方法论。因为，在方法论没有转型为一种学术话语权力阻碍学者关于古典文学的思考与研究时，方法论不是热门话题。并且，从一个反向的视角看，当一些学者企图操用自身认
定的唯一方法来规范、衡量另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时，他自身也表现得非常苛刻。这种苛刻的学术行为往往不表现在他是否专门撰写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文章，而是切实地兑现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中，或兑现于他本人对其他学者研究的评估中。
从学术信仰方面，我们可以把古典文学学者分为两种研究群体。在方法论上倡导多元共生的学者，他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大都是以多元的视角从理论的高度透视文学现象，因此，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成为他们阐释文学现象的工具。我们姑且称之为“新方法派”。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沿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学者，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大都承继了国学的传统操作技术，从历史与文献的视角靠向文学现象，因此，小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考古学、音韵学成为他们阐释文学现象的工具。我们姑且称之为“国学派”。前者在方法论上更注重从理论与思辨的角度进入文学研究，并偏重于开拓作品的思想与“义理”；在他们看来，作品的文本给研究者的思考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古典文学作品文本的生命力只有在不断的现代阐释中得以焕发出来。而后者则往往偏重“我注六经”式的方法论，追求寻绎作者原初意义的“实事求是”。
从研究方法上看，理论的思辨在逻辑的推导上需要高度的严谨，与考据学家面对繁杂的材料梳理相比，同样不能有任何体系上的缺失；并且，理论本身也是作为一种知识涵盖于历史中，构成人类文化传统圆周的一个扇面。王小盾认为分析史料需要技术手段，而我认为从事理论思考更需要科学技术手段，并且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分析与逻辑的推导要求甚至更为严密。为什么理论界要求学者必读康德的“三个批判”与黑格尔的“两个逻辑”，其目的就在于训练理论研究者的科学思维技术。
周月亮主张把古典文学研究从经学与史学的研究中分立出来。他的目的是为了把文学的本质重新交还给文学。的确，以往的学术研究在某种方法上是以取消文学的审美性为代价的。在“国学派”方法论的视界中，审美的“文学”现象是被转型为纯粹的历史文本而被读解的，并且读解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从文学现象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即追寻历史的原初意义。文学的审美性决定文学无法还原历史，否则文学就不成其为文学了。其实，经学就是中国的古典阐释学，不要说当下的文献研究者，就是两汉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马融、郑玄，谁又能说自己在皓首穷经中追寻到了“六经”文本的原初意义？正因为经学大师没有追寻到“六经”文本的原初意义，中国古代史与经学史才能在无尽的阐释中获得生命力而得以延伸。从阐释学的理论看，只有开放的阐释才有发展的历史，任何文学文本的阐释与研究永远是在“当下”语境中完成的。如关于对“六经”文本的阐释，两汉经学家、魏晋玄学家、宋代理学家与明代心学家都是依存于自身生存的当下语境中完成的。阐释的“当下性”也就是阐释的“现代性”，相对来说，任何文本的阐释与学术研究都是“现代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主张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诠释。在理论上，我们的研究方法与两汉经学家、魏晋玄学家、宋明理学家与心学家一样，把构成当下生存语境的全部文化精神作为我们研究的背景。正如理学与心学无法不带着外来的佛性视野读解“六经”文本一样，进入东方大陆的西方文化、理论思潮也必然构成了我们阐释东方大陆古典文学文本的前理解。
我认为，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多元共生。王国维在封建社会的终结之际之所以是崭新的，就在于他曾接受过康德、叔本华与尼采。倘若，就他的小学、朴学而论，在马融、郑玄、孔颖达、庐抱经、钱大昕、段玉裁等大师面前，王国维永远是渺小的。王国维的精彩就在于他不仅接受了东方，也接受了西方，他既是学者，又是作为思想家的思者。他的《人间词话》更是在乾嘉学派基础之上展览出的文学研究精品。乾嘉学派在考据上是辉煌的，但也昭示了在一个专制时代下以毁灭自我思想而求生的屈辱。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功底，也更需要思想。因此，“国学派”与“新方法派”倡导的方法论应该整合起来，把具有思想的学者形象作为追寻的目标。在这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衡量一位具有思想的学者的价值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一万个瓦特也无法超过一个黑格尔思想的精神能量。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与柏拉图就是以思想来征服芸芸众生的。胡适曾出于某种原因要求他那个时期的学者埋首故纸堆而停止思想，但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也正是胡适、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宗白华、季羡林这些学贯中西、有思想且有功底的学者，最终才能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学术偶像。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 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 两大主要问题： 一、功底欠厚 二、眼光欠佳 一、功底欠厚 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 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 （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 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 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 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 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 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 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 （二）读书 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 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 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 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 以书本为处理对象。 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 （1）完整程度 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 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 （2）真伪——极重要 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 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 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 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 《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 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 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詹福瑞教授的新著《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专门研究文学理论范畴的书。近几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以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并围绕着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症”问题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启人心扉的见解。一些学者面对当今中国身患“失语症”的文论界,痛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一个世纪以来被饱受西学熏染、操着现代汉语的我国学者将其置于研究“对象”的客体地位,而国人手中的西方“新潮”文艺理论在经过20世纪末的速成与套用之后,越来越感到它与本土文化根基、本土创作实践之间的隔膜。因此,中国的文学理论———特别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渴望着转客为主,进入当代现实,实现现代转型;渴望着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找到扎扎实实的生长点,与中国当代社会一同获得健康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论能够跨越上古、中古、近古,内在的学理原因正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型,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保持旺盛的精神创造力,活的话语不仅没有蜕变为死的古董,并且成为传统精神得以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手段。 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古文论范畴发展史。他在梳理上古时期已经提出的重要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对中古时期适应文学的发展而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诸如“神思”、“体性”、 “文气”、“风骨”、“隐秀”、“通变”等等,作出了扎实的考辨、系统的阐释,叙述了演变的轨迹。譬如“神思”,先秦和两汉都没有这一概念。最早提出的当为曹植,其《宝刀赋》有“据神思而造象”语。吴华核《乞赦楼玄疏》亦有“宜得闲静,以展神思”语。刘勰运用这一概念来概括艺术想象,使之成为中古时期最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理论范畴。当然,刘勰的创造继承了陆机《文赋》所讲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瞳 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情感和物象相结合的艺术构思论,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令人信服地证明:文学理论概念、范畴在中古时期大量产生,正是因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阐释。品读詹福瑞的这部新著,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发展,适应着文学的发展以及作家、批评家对文学性质的认识的提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两汉是文学初步自觉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文士的独立存在,辞赋的兴起,“文章”概念内涵的日趋专一化,文学“丽”的特色虽然被揭示出来,但文学创作的一些内部特征和规律还没有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理论仍如先秦集中于对其性能的探讨。批评家热衷于从文学的社会作用、功能和价值来认识文学的性质。“诗言志”仍然是被不断修补和完善的主要理论范畴。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阶段。这个阶段,文学创作继《诗经》、 《楚辞》之后,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以及“三曹”、“七子”和陶渊明。这个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与此相适应,文学的内部规律得到了认识和总结。随着文学观念的转型,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诗缘情”的概念,使之成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系统。随着文学的抒情个性的被认识,对文学体裁的分类与规律要求,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象,文学表达的形式技巧以及文学风格与创作个性的关系,都初步得到阐释。然而限于理论概括能力,这个阶段除“文气”这一影响深广的理论范畴外,并没有提出更多的理论概念、范畴。 齐梁是第三个阶段,是文学自觉后的收获期。这个阶段,产生了《文心雕龙》、 《诗品》等重要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尤其是《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具有极强的理论概括性和系统性,是矗立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座丰碑。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在这个阶段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阐释,并且创造了一大批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神思、体性、风骨、隐秀、通变等,都是齐梁时期提出来的。文学理论范畴的大量产生,是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也是文学理论批评家思维能力大幅度提高的表现,他们已经有能力对纷纭繁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并用最精简的名称概括外延甚广的理论内涵。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在纵向勾勒文学理论范畴 — 3 5 1 —
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郭英德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意义？简单地说，目的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终点，是人在活动之前意识预料到的、思想上预先设计的活动结果，是人们文化实践活动在观念上的内在动机。而意义，在广义上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和价值。 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三个层次，这就是：第一，客观认知；第二，审美阐释；第三，评价思辨。客观认知要回答的是“什么”（What），审美阐释要回答的是“怎么样”（How），而评价思辨要回答的则是“为什么”（Why），它们分别属于人类认识的知性、感性、理性三个层次。 那么，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辩三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和特色呢？我们不妨以生活中的苹果为例，稍加说明。 每一个苹果都有不同的形、色、香、味，依据不同的方面，或者综合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对它作定性研究，分别指出它在形、色、香、味四个方面的特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一个苹果是什么品种？它摘自何处？摘自何时？怎么被摘下来的？又怎么被运出来、卖出来的？就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对苹果作定位研究。定性和定位，这就是对单个的苹果这一研究对象的客观认知，这是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那么，当你看到这个苹果时，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审美联想呢？从苹果的形状和颜色，你可以联想到娃娃的脸，说“她长着一副苹果脸”，或者说“她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从苹果的香气，你可以联想到一股幽淡的清香，说“远处飘来苹果似的香味”。从苹果的滋味，你可以联想到一种甜美的滋味，说“生活像苹果一样甜美”。这是一种审美的联想——由于苹果是美好的食品，所以总是联想到美好的事物；这是是一种审美的超越——超越了苹果这一客观事物、客观实体，从人与苹果的关系中寻求比喻和象征；当然这也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从种种比喻和象征中获得知识的满足和智慧的发现。这种审美阐释，是研究的第二个层次。 不过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和思考：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有什么特殊的用途？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同其他些个的苹果或其他品种的苹果相比较，有什么异同？它在苹果发展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如此等等。当你在对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进行评价阐释的同时，便是在探讨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的意义了。这是研究的第三个层次。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辨三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各自不同的特征，我在这里举一首诗歌的研究作为简单的例证。 杜甫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望岳》，诗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浅议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研究的论文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摘要：文学“形式批评”的术语源于西方，但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语言及形式的论述是相当丰富的。本文简要论述了古代文论中有关形式批评的理论和观点。本文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形式研究，从形式推敲、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方面予以梳理. 关键词：古代文论；形式批评；研究 提到文学的形式研究，论者大多会把目光投向西方。似乎“形式”批评本是西方文论的产物。纵览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语言形式”，还是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结构形式”；无论是符号学理论的“符号形式”，还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论的“格式塔”概念，这些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都可归之于“形式批评” 的范畴。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也都给文学语言问题以优先的地位和特别的关注，并且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可以说，西方二十世纪文论是以文学语言的研究
为重要标志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中国古典诗学在形式批评方面有诸多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古代文学创作的“形式”之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形式美。而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强调“言志”、“宗经”、“载道”，另一方面又始终对诗歌语言问题相当重视，产生了大量的有关诗歌语言的论述，其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传统文论. 以唐诗为例，唐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成就远远高于内容。几万首唐诗里表达的思想情感，如爱国思乡、友情爱情、春愁秋恨、山水隐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诗歌里已表达的很多了。哈罗德·布鲁姆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唐诗中的情感肯定已不存什么陌生性了，只有语言而且是不断翻新的语言，才使唐诗赢得了经典地位. 汉语的诗性也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王力指
比较文学试题 梁锋 一、单项选择（每小题2分，共20分） 1、“比较文学”一语中的“文学”一词的含义实际上只是（）的意思。 A. 文学作品 B. 文学创作 C.文学研究 2、“诗学”概念起源于（） A.古罗马 B.古希腊 C.古埃及 3、我国文学史上将诗歌和科学完美结合的杰作《天问》的作者是（）。 A.屈原 B.李白 C.苏轼 4、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是（）。 A.基督教 B.佛教 C.伊斯兰教 5、《文心雕龙》的作者是（） A.刘勰 B.钟嵘 C.司空图 6、“五四”时期，我国的文学翻译把哪国文学放在第一位（） A.美国 B.俄罗斯 C.英国 7、下列套话中，哪个不是中国人用来描绘日本人的（） A.倭寇 B.小日本 C.鹰钩鼻 8、杨贵妃和“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两个文学形象可作（）研究 A.阐发 B.接受 C.平行 9、古希腊的悲剧大多属于（） A.命运悲剧 B.性格悲剧 C.形而上悲剧 10、《管锥编》的作者是（）。 A、钱仲书 B、鲁迅 C、郭沫若 二、多项选择（每小题3分，共15分） 11、既从事文学创作，又对佛学有精湛研究的代表性文人包括（） A.王维 B.谢灵运 C.李白 D.杜甫 E.白居易 12、古代中国涉及文学分类的着作有（） A.《典论论文》 B.《昭明文选》 C.《文章辨体序说》 D.《文体明辨序说》 E.《文章流别论》 13、“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句话提到的两位词人是（） A.辛弃疾 B.柳永 C.李清照 D.苏轼 E.陆游 14、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有（） A、开放性 B、综合性 C、跨越性 D、讽刺性 E、赞扬性 15、西方悲剧大致可分为哪几类（） A.命运悲剧 B.性格悲剧 C.社会悲剧 D.形而上悲剧 E.悲喜剧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15分） 16、形象学17、平行研究18、母题 四、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9、比较文学的三大学派及其基本特征： 20、简述主题与母题的关系。 五、论述题（30分） 21、怎样对待“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
上一篇下一篇共167篇 全国各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排名2011年12月15日21:56:49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排名 排名 A等 1复旦大学A+ 2华东师范大学A+ 3浙江大学A+ 4武汉大学A+ 5南京师范大学A+ 6北京大学A+ 7四川大学 A 8北京师范大学A 9安徽师范大学A 10西北师范大学A 11陕西师范大学A 12南开大学A 13南京大学A 14中山大学A 15暨南大学A 16苏州大学A 17上海师范大学A 18首都师范大学A 19山东师范大学A 20扬州大学A 21兰州大学 A 22中国人民大学 A 23山东大学 A 24福建师范大学A B+ 等(36 个) ：黑龙江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河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辽宁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安徽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青岛大学、厦门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汕头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B 等(36 个) ：湘潭大学、渤海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圳大学、烟台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江南大学、温州大学、漳州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聊城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信阳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南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鲁东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第一章《诗经》研究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殷商末年至春秋中叶六百余年的社会生活，先秦时称为诗、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是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之后的称呼。梁启超说现存先秦古籍…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2、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在《周礼-春官》中有记载，诗序认为是从思想意义的角度划分的，朱熹认为是依据作者不同而划分的，较为接近事实的是音乐说：风诗是乡土之音，雅诗为朝廷之音，颂诗为宗庙之音（章太炎认为雅是一种类似鼓的乐器，郭沫若提出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当以乐器为名）。 3、毛诗认为二南为西周初年的作品，应有西周末至东周时的作品。王风是东周后的作品，郑风全部是春秋时的作品，魏风中讽刺统治者的诗作别具一格，秦风崇尚气力、武功，其创作时间应在东周至春秋时；周颂都是西周时代的祭祀之作，鲁颂均为春秋时的作品，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应作于商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春秋时宋国的作品。 4、献诗说记载于国语-周语、晋语、左传，采诗说见于礼记、汉书-食货志、艺文志；孔子第一个将诗经选作教学内容的教师，又是第一位研究诗经的大师，他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宋人大胆质疑诗序的是欧阳修，集大成者是朱熹。 5、三家诗：汉初讲诗者主要有鲁、齐、韩三家，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韩婴），鲁诗、齐诗以国得名，韩诗以人得名，合称三家诗；用汉隶书写，与较晚的毛诗学派区别，称为今文诗经学派；三家诗以鲁诗出现最早，以齐诗在当时影响最大但消亡最早，以韩诗传世文献为最多（齐诗亡于三国纷争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 6、毛诗学派：毛诗因其传 授人的姓氏得名，秦汉鲁人毛享 传诗于赵人毛苌，毛苌广为传 授；至西汉末经今古文之争，有 别于三家诗，归于古文经学派； 东汉时古文经学派抬头，毛诗立 于官学，与齐、鲁、韩并称为四 家诗。（毛诗胜在事实多联系左 传，训诂多同于尔雅，诗序较为 合理，又得到大学者郑玄为之作 笺） 7、《毛诗正义》，毛享传， 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这是 一部全面总结两汉至初唐诗经 研究成果，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专 著；朱熹《诗集传》，这是一部 代表宋学诗经研究成果，同样具 有里程碑性质的专著。 明《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 这是一部突破经学之桎梏，开始 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经的专著。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此 作摆脱汉学、宋学之争，独立阐 发自己的思想，与崔述《读风偶 识》、方玉润《诗经原始》被誉 为独立思考派的三部鼎立之书。 清段玉裁《诗经小学》，这 是一部自觉地运用文字音韵学 理论对诗经文学进行系统研究 的专著。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这 是清代古文经学派集大成之作， 为研究毛诗的必读之作。（马瑞 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 三家义集疏》被誉为清代三大治 诗之作） 8、诗经反映的社会生活： 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 子，全面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 中叶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及社会生活。（1）全面 反映了周人的劳动生活，如农 耕、蚕桑、采摘、建筑、畜牧等， 有助于了解周代经济制度和经 济思想；（2）反映周人的爱情、 婚姻及家庭生活，为了解当时价 值观念、审美观念、社会风俗、 婚礼仪式等提供史料；（3）反映 周人兵役、徭役及战争生活；（4） 反映周人的政治生活、宗教生 活、贵族的燕飨生活。 9、诗经反映的社会思想： 作为一部抒情诗集，诗经不仅记 录了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而且 反映了那一时代各个阶层的思 想意识，（1）反映了早期知识分 子的忧患意识，为后世知识分子 人品、人格、理想、情操的建立 和健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反映那个时代的宗教意识； （3）反映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 （4）反映周人的道德意识；（5） 反映先民们的审美观念及文学 创作的基本原则。 10、诗经的文学成就：（1） 质朴淳厚的艺术风格；（2）浓郁 的抒情风味；（3）情景交融的意 境；（4）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用赋笔直描、曲折情节、细节 描写、对比烘托）；（5）赋、比、 兴的表现手法（王昌龄《诗格》 将兴分为14格，曰感时、引古、 叙事入兴等）；（6）回环复沓的 篇章结构；（7）灵活多变的句式 （以四言为主）；（8）丰富多采 的修辞手法；（9）鲜明、准确、 生动、丰富的语言；（10）和谐 自然的韵律。 11、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一）思想：首先是诗经中 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很朦 胧的、很原始的，他们所爱的仅 仅是自己的宗国而已，爱国主义 成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成为 乐章的主旋律，诗经是其源头。 其次，忧国忧国、重视社会 责任、重视人生价值的积极入世 思想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诗经塑 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 具有满腔的政治热情，敏锐的洞 察力，关心国事，注意时局的发 展动向，我国历代有作为的政治 家、社会活动家都不同程度地受 到诗经忧患意识的感染和熏陶。 再次，诗经体现出的审美意 识及文艺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奠定了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及文 学理论的基础。 诗经的宗教意识与伦理意 识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二）艺术：首先诗经的现 实主义精神，成为推动古代进步 文学创作的巨大动力，诗经中的 许多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公元前 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社会 现实，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 神，获得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 的美称，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主要的 创作方法。 其次，诗经的表现手法对后 世有极大的影响，自诗经问世以 来，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一 直是古代诗人进行文学创作的 基本表现手法。 再次，诗经其他艺术成就对 后世亦有极大影响，诗经生动、 形象、准确的用语，奠定了我国 诗歌创作的语言基础，诗经坦 直、爽快的语言深受后世作家的 喜爱多被借用到自己诗句中，诗 经中的用韵形式和节奏要求、修 辞手法、意境的创作被后世广泛 接受。（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 大主题》原型均归于诗经） （三）雅俗文学：诗经是雅 俗文学结合的产物，三颂、二雅、 十五国风大部分是贵族创作的 雅文学，具有明显的典雅风格和 沉稳、庄重的贵族气质；二雅中 的《谷风、苕之华、何草不黄》 为西周民歌，常用回环沓手法及 清新活泼的用语，透露出雅文学 向俗文学靠拢的迹象，影响着后 世民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12、春秋时期为赋诗言志时 期，此时重在诗的应用，战国时 间为著书引诗时期，儒家学者已 将诗作为说理依据。 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文化政策，为诗经研究开拓了经 学研究的广阔天地；经学的今古 文之争，推动了诗经研究的第一 个高潮；郑玄成为两汉诗经研究 集大成者。
第三章平行研究 第一节类型学 一、类型学的定义与特征 1、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2、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这种“类型”的构成虽然不排除作家作品渊源及流传的接触影响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是其间并无事实联系存在的，所以，比较文学学者一般将类型学划入平行研究范畴之内，类型学成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最基本也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式。 3、类型学的学科渊源 俄国比较文艺学之父、“历史诗学”奠基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一生致力于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学术理想，这种历史诗学理论对日后以日尔蒙斯基、康拉德、赫拉普钦科等为代表的独树一帜的俄苏比较文学历史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就整体而言，俄苏学派历史类型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宗旨非常相近，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平行研究对于跨越国界、民族、语言、文化的无事实联系的相类似的文学现象的联类比较亦可称作类型学研究。俄苏学派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认为真正的总体文学必须把整个人类文明的文学全都纳入研究的轨道，其学术视野远比美国学派弘通。 二、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 类型学的研究范围广阔，角度多样，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分为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 （一）内容题材的类型学相似： 如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中有一个关于皮格马利翁的故事，皮格马利翁狂热地爱上了自己雕刻的一尊美丽的少女像，祈求爱神将其赐予自己为妻，爱神满足了他的要求，令他美梦成真。唐杜荀鹤的《松窗杂记》记载了进士赵颜苦恋一幅画中的丽人并与之终成眷属的故事，与皮格马利翁的故事颇有神似之处。（二）人物形象的类型学相似： 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莱蒙托夫的《恶魔》都描写了一个强有力的精灵如何奋起反抗宇宙间的秩序。 （三）表现手法的类型学相似： 《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莫比·迪克》里的大海、《哈克贝里·芬》里的密西西比河都提供了一个和外界开放世界相对的封闭世界，每本书的主角（贾宝玉，哈克贝里·芬，埃哈伯）都选择了一个封闭的世界而背离了那开放的世界，以追求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三部名著所体现出的共同的结构原则。 （四）思潮流派的类型学相似： 思潮流派的类型学相似现象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坛有最典型的体现。如西班牙的贡戈拉风格、英国的夸饰风格、法国的典雅文学、德国的夸张风格等，存在
古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完善课程体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 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 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 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 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 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 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 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 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 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 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 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 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 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 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 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 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 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 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 论文作者詹福瑞/王小盾/傅刚/周月亮/杨乃乔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且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应该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在实践层面上，也可以归结为“技术”问题，文学研究越是深入，对“技术”的要求也就越趋强化，王国维所表现的，实际上也是重视“技术”的倾向；学术研究只能稳固地发展，而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学术研究也并不总是在“首创”，其界定必须严格，利用不同视角所得到的新认识，并不就是“首创”；文学研究的要义在于养育人性，作为审美与意义的研究，应该从经学、史学的范式中独立出来；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应该多元共生，传统方法与新方法应该整合起来，王国维的精彩就在于他不仅接受了东方，也接受了西方，既是学者，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思者。 ＊＊＊ 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 河北大学教授詹福瑞 “自在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存在。文学无论如何拒绝社会、忽视社会，却总是深固地植根于社会之中，带有大量的文化意义，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决定于文学自身的文化性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不仅仅是所谓的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而是寻找切近中国古代文学性质的最佳研究思维问题。 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与其他社会文化扭结在一起。其他的社会文化以一种类似于场的效应的形式影响文学，体现于作家的审美心理、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体裁、风格和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所谓文化的研究，即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文学的文化性质。 这种研究，是一种趋向会通思维的研究。它不仅要求从多种文化纽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文学现象，而且对其作圆融通照的研究。这样，就改变了剥离式或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赋予文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融通的思维模式。譬如，关于梁代宫体诗的研究，旧的文学史和研究文章多把它视为帝王荒淫生活的反映，在价值判断上也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一种把影响文学的单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剥离开来的研究方式，是典型的单一式的研究思维。近些年文化研究的兴起，打开了宫体诗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者从佛教文化、都邑文化和军伍文化等多种文化关系来观照宫体诗，就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地揭示了宫体诗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宫体诗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主张，研究文学现象要追求一种圆融通照的境界。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研究思维。 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寻根讨源思维特点的文学研究。发现新的问题，揭示某些未被发现的文学现象，固然是其主要任务；但文化的研究，并不驻足于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文化根源。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必然要把研究的目的定在对文学现象的寻根溯源上。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正是靠这样的研究得以解决。如四声是古代汉语固有的一种声调现象，但是诚如沈约所言，多历年代，“此秘未睹”。到永明时期，始揭此秘，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永明声律论，创作了永明新体诗，直接影响到近体诗的形成。四声的发现，是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四声的自觉，有多种文化原因，其中随佛经翻译而来的对拼音原理的进一步自觉，对四声的发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四声三问》即揭示了四声发现与佛经转读的这一层关系，把四声八病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维。它不仅从各种文化因素与文学的联系来研究文学，作由外向内的思维运动；还要立足于文学这一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来反观文化，作由内向外的思维运动。这种逆向型的研究，过去一直把它视为与文学研究有关联但又不是同一性质的研究。其实这种认识是比较狭隘的，限制了文学研究的视域。文学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的特殊性，还要研究文学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这样，才是完整的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之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色彩，带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等文章，均以文学为材料，进行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成功范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诗证史，也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继闻一多研究之余绪，利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和《楚辞》以及神话，这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引起一
南京师范大学考研一本通 中国古代文学
本人的考研历程 一年的考研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很怀念考研那段时间，虽然很枯燥乏味，却异常充实和平静。于是我决定记下一些经验和体会，与后来人共享共勉。说是经验，其实是算不上的。不如说是过去“一年的路程”吧，每个人的或许都有不同，不一定适合其他人，算是总结，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越美好，越害怕得到”，记得去年这时候，我在考研教室的标记姓名的红色纸片上这样写道，作为座右铭。一年过去了，我想到的仍然还是这句话。 在初试之前，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考上，虽然学校距离南师只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我离南师的距离却不是按照天就可以数完的，一直觉得很远很远。大概是专业课老师听到我要考南师后的一句“不可能”令我担心，亦可能是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题，什么也不会的迷茫，令自己感到南师太过遥远。那种远，很难想象的那种远。 初试成绩出来后，仍然很担心过不了复试，只要录取比例不是1:1，就可能被刷，担忧一直到拟录取名单出来，其实拟录取名单出来后，还是不太敢相信，万一公示十天内发生什么别的事呢？万一老师分数核算错误呢？万一有很多，每一个带来的都是天翻地覆。好在结局最终尘埃落定，拿到这一纸通知书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东西。我感谢那段时间不顾一切奋斗的自己。 考研并不是期末考试，不是你熬夜突击几晚就能出成绩的，所以贵在坚持，贵在每天的进步。如果你下定决心考研，那么你得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一年你不再有周末，不再有寒暑假，你只能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学习，因为你玩的那一刻，你的对手可能甩你一大截了。 考研是一场持久战，只要你坚持到最后，你便是英雄。记得高中时老师给我们念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差生逆袭北大之路，虽说是属于心灵鸡汤类，但她说的有一句话，却是鼓励我坚持到最后，即“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考研期间真的会遇到各种诱惑和问题，我们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自然是无可避免的。例如闺蜜过生日，一起逛街，还有论文相关事情，你要想获得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真是难之又难。可能这时候你必须权衡一下，对于闺蜜来说，真正为你考虑的人，不会因为你暂时的冷落而离开你，所以考研的话，你必须学会拒绝，就算自己想要出去玩的话，也要告诉自己“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我本身是一个极贪玩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张伯伟 内篇 第二章推源溯流 一、“推源溯流”法的产生，从思想背景上看，乃奠基于由史官发轫、孔子开创的古代学术传统；从创作背景上看，则又与模拟传统有关。这两个背景，在精神上融会贯通之处在于，它们强调由继往而开来，由摹拟而创新，由“通”而“变”。 二、文学摹拟的动机，不外三类：因感动而摹拟，因学习而摹拟，因好胜而模拟。 三、摹拟：“文体”；技巧 “文体”：某某体，陶彭泽体 技巧：结构、句式、遥望、意象、炼字 四、“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执“体”以观“用”，亦可以缘“用”以得“体”。“举本统末”的意义在于为建立新的文化秩序而对以前的学术重新评价、调整、组合，以融合孔、老作为人们新的生活准则。 五、钟嵘使用“推源溯流”法，不仅仅只是用艺术史的眼光，更重要的是用艺术哲学的眼光；因此，这既是史学的，更是哲学的。钟嵘运用“推源溯流”法，是要以他的艺术哲学重新审视艺术史，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理论秩序。 六、“推源溯流”法的类型 论字句；论风格；论诗派；论变革 七、“推源溯流”法的解剖 从钟嵘的具体运用来看，其完整的评语应由三部分构成，即渊源论——推溯诗人的渊源所自；文本论——考察诗人及其作品的特色；比较论——从纵横关系中确定某一诗人的地位。这三部分就构成了“推源溯流”法。 评左思： 其源出于公干。——渊源论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文本论 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比较论 八、“推源溯流”法举例 1、“渊源论”阐说 谢灵运、曹植：蝉联章法、交错句与隔句对、工于炼字、善于发端、境界相类。谢灵运、张协：形似语、以偶句写景 2、“比较论”阐说 相同者；不同者 3、“文本论”阐说 特色；说明；最终评鉴
中国古代文学常识汇总 一、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５、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 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８、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１0、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１2、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1４、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 15、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17、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1８、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19、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20、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２1、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33、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洪升和孔尚任。（《长生殿》《桃花扇》） 二、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归类。 １、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3、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 4、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5、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6、韩非于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著名的代表。８、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诗风。 ９、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10、陶渊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进行诗歌创作。 １2、王维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1３、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1４、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１5、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16、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17、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18、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 19、欧阳修是北宋诗人革新运动的领袖。 ２0、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2１、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２2、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 23、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24、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女作家、女词人。 2５、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 ２６、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 ２7、王实甫是元代前期杰出的杂剧作家。3０、汤显祖是明代成绩最高的剧作家。31、冯梦龙是明末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34、曹雪芹是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三、主要文学创作基本特点的归类。 1、《论语》的艺术特色有：①浅显、简练、富于哲理性。②在简单的对话中表现人物形象。 3、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有:①气势充沛，笔力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 ②常用巧妙的譬喻和寓言式的小故事来阐明道理,生动而有说服力。 4、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有:①想象奇幻，构思奇特，极富浪漫主义色彩。②好用各种比喻和寓言来阐明道理,寓抽象概念于具体形象。②行文汪洋恣肆，变化万端。 ８、《离骚》的艺术特色是：①27３句，2４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生閱讀書目一先秦兩漢書目 十三經註疏阮元中華書局1957年用四部備要本重印全四十冊 中華書局1982年用原世界書局縮印本影印全二冊 四書章句集註四部備要本 論語譯註楊伯峻中華書局1981年脩訂重印論語新解錢穆 孟子譯註楊伯峻中華書局 孟子正義焦循 墨子閒詁孫詒讓中華書局1954年重印 老子本義魏源中華書局1955年重印 老子校詁馬敍倫中華書局1974年版 重訂老子正詁高亨中華書局1959年版 老子校釋朱謙之龍門書局1958年版 中華書局1963年新一版 老子新譯任繼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莊子解王夫之中華書局1981年重印 莊子集釋郭慶藩中華書局1978年重印 列子集釋楊伯峻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 中華書局1979年版 管子集校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 荀子集解王先謙 韓非子集釋陳奇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 韓非子集釋補陳奇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版 呂氏春秋集釋許維遹古籍刊行社 春秋左傳集解杜預註孔穎達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春秋左傳註楊伯峻中華書局1981年版 左傳譯文沈玉成中華書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 國語韋昭註二十一卷顧廣圻四部叢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點本 戰國策高誘註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續註士禮居仿宋刻本武昌局繙刻本顧廣圻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點本 詩三家義集疏王先謙 毛詩正義孔穎達見十三經註疏 詩集傳朱熹上海古籍1980年版 詩經通論姚際恆中華書局1958年版 詩義會通吳闓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 詩選與校箋聞一多收入《聞一多全集》選刊之四 詩經選余冠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古典文学治学方法 熊笃主讲 为什么强调学习方法? ●大师非常重视“方法” ●达尔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爱因斯坦“成功=勤奋+正确方法+少说空话” ●W=X+Y+Z ●贝尔纳：“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 碍才能的发挥。” ●托夫勒：“如果现在人们用80%的时间来传授知识，用20%的时间来获得学习方法和 研究方法的话，这种比例一定要改变，甚至可以说应该倒过来。” ●古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 一生之需。” ●熊基德：“念大学最重要的是学会研究方法，不学会这一手，等于白念大学。” 学习方法研究方法的专书太少： ●《大学生成才素质与学习方法》熊笃重庆出版社2005.1 ●《大学生学习方法十二讲》北师大出版社2005.2 ●《国学治学方法》杜松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怎样做研究》布拉克斯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教师很少教学生学习方法，个别课程也只有零星点滴； 受社会影响，学风浮躁,不懂方法 ●暨南大学硕士生：“网络文学确实好看，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之类名著就是看不进 去”； ●本科中文专业学生看过《三国演义》的寥寥无几，看过电视连续剧的也不到半数； ●本科生课堂笔记记不下来，只会抄板书，一笔一划楷书，速度太慢； ●本科生考试不会做论述题，只习惯于中学生简答题写两三行； ●指导毕业论文发现毫无积累，不知怎样查资料做卡片；不会推理论证、引文格式、 出处加注； ●评论名著、电影只凭直观感觉、情感好恶，缺乏理论深度、知识广度； ●影视演员电视主持人常念错别字；电视连续剧《杨门虎将》中出现“北宋国宾馆”； ●当代青年多满足于网络文学、卡通文学，连19、20世纪名著都看不进去，遑论古典！ 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区别在“独立研究能力” ●要有这种能力就必须掌握方法；不懂方法学位论文很难合格；答辩通过还要抽查送 审；送审不合格，要追回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