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
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单位证明”能否成为刑事诉讼证据 “单位证明”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以组织名义出具的证实某一事实的书面材料。许多刑事案件在审理中会遇到作为证据使用的“单位证明”。有人认为，“单位证明”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因为它是以组织名义出现的，而组织又必须通过某些个人以证人证言的形式来作为证据使用。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 1.符合证据条件的“单位证明”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只要“单位证明”反映的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应当作为刑事证据来使用。其次，“单位证明”以书面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这也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书证的表现形式。第三，某些涉及案情的年龄、职务、价格等问题，无法来用证言解决，仍需要由有关单位以组织名义出具证明来证实。 2.“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是有
一定范围的。根据“单位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均属间接证据的特点，并按其所需证明的内容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户籍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出生年月日的证明。主要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否属于限制责任年龄，以及被害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对象，如拐骗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年龄，这些通常由公安户籍部门出具。二是身份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工作性质、职权范围的证明。主要在一些特殊主体的犯罪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是否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职务、职权范围，都需要用这类证明来证实。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出具。三是单位性质证明，主要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性质，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或工商管理机关出具。四是天气情况证明，主要用于与案件有特殊关系的情节。如在雨雾天气的视力能见度、路面防滑度等。这通常由气象部门出具。五是其他证明，主要是证实一些其他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证明。如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本单位工作时间、厂休日等证明，也可以作为印证犯罪嫌疑人在发案时是否有可能在上班，以确认其有无作案时间的间接证据。 3.在刑事诉讼中判断、使用“单位证明”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审查“单位证明”本身是否真实、是否有伪造的可能。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对证明标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有关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即控辩双方承担证明责任适用差别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诉讼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根据 一、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在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应否分为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或做法：一种是一元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所有诉讼活动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另一种是多元化的标准，即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活动有多种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活动的依次推进，后一阶段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应高于前一阶段；实体法事实的
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证明主体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导致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多元化的诉讼标准兼顾了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各种因素，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各种价值的目标的平衡，也有利于司法人员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了各国的青睐，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二、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 （一）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追诉方与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刑事制裁所做的较量，是围绕公权力与自然人私权利的正面对抗，客观上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等争诉。作为矛盾的双方，国家公诉权天然地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价值的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普遍容易遭到漠视。在有着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当作敌人予以打击的传统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始终处于相对弱小的诉讼地位，不足以在控辩审三方构成的诉讼结构下与公诉方的权力形成张力，进而支撑起正三角形的可视的程序正义。而保障人权是现代
“单位证明”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 1.符合证据条件的“单位证明”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只要“单位证明”反映的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应当作为刑事证据来使用。其次，“单位证明”以书面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这也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书证的表现形式。第三，某些涉及案情的年龄、职务、价格等问题，无法来用证言解决，仍需要由有关单位以组织名义出具证明来证实。 2.“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是有一定范围的。根据“单位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均属间接证据的特点，并按其所需证明的内容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户籍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出生年月日的证明。主要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否属于限制责任年龄，以及被害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对象，如拐骗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年龄，这些通常由公安户籍部门出具。 二是身份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工作性质、职权范围的证明。主要在一些特殊主体的犯罪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职务、职权范围，都需要用这类证明来证实。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出具。 三是单位性质证明，主要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性质，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或工商管理机关出具。
四是天气情况证明，主要用于与案件有特殊关系的情节。如在雨雾天气的 视力能见度、路面防滑度等。这通常由气象部门出具。五是其他证明，主要是 证实一些其他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证明。如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本 单位工作时间、厂休日等证明，也可以作为印证犯罪嫌疑人在发案时是否有可 能在上班，以确认其有无作案时间的间接证据。 3.在刑事诉讼中判断、使用“单位证明”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审查“单位证明”本身是否真实、是否有伪造的可能。为排除有人为了 某种目的而伪造单位证明的可能性，可从“单位证明”的出处、形式、有无印鉴，印鉴是否真实，收集程序是否正常等方面进行审查，防止以假充真，造成错 案。 二要审查出证内容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单位证明”如和案件事实没有关系，并不能证实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与情节的，则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三要审查“单位证明”的内容是否应由单位出具。“单位证明”只能就其单位的行政行为、业务活动范围、规章制度以及属于本单位的案件当事人身份等有关 内容出具证明材料。 四要审查出具证明的单位是否具备出证资格、其内容是否真实。在使用“单 位证明”时，要审查出证内容是否与出证单位的职能、权限相适应，确认不是伪 造和其内容的客观真实，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此外，“单位证明”除由本单位 加盖公章外，原则上应由证明的经办人署名，以防在出现差错后便于追究其责任。
证明标准 一、了解： 1、证明标准的意义；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二、领会： 1、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三、掌握： 1、证明标准的概念； 2、我国证明标准的特点； 3、我国证明标准的适用。 四、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2）证明标准的意义 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方向和准绳，指导着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实施正确的诉讼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凭借证明标准的衡量，当事人知道何时应当举证，何时可以暂停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停止举证性的反驳，而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 第二，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事实认定者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真；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满足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伪。事实之真伪，就在于与证明标准是否吻合。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对于案件事实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的性质是或者应当是什么，国内外在学理上有不同的概括和争论。概括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客观真实说、主
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查明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二、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 第三，我同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觉悟的群众的支持，有一支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这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有利的组织保证。 第四，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总结司法工作正反经验，反映现实需要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已先后颁布，提供了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法律依据。总之，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不少人支持。 主观真实说认为，在诉讼中证明的案件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事实。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或者事实认定者发现的事实，并不是诉讼之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客观事"。这是因为，事实认定者首先是从对事实的预先得出的模糊结论出发，然后才寻找有关的证据支持的，如果有关的证据不支持原来的结论，就会放弃这一结论而寻找其他的结论。其次，事实认定者在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时，直觉或者预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每个法官由于学识、经验、信仰等不同，也就是个性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会不同，因此，对干同一个案件事实，即使有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法律真实说认为，在法律世界中，没有什么"本来是"事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实，有的只是有关机关在法律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这是因为，事实只有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加以确定后，才能被赋予法律上的效果。也就是说，确定事实的机关，是在"法律上"认定事实。所以，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事实，其中具有一定的构成性。 3．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1）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
刑事诉讼法试题及答案 论述题：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2.试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3.试论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4.论述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5.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试论刑事诉讼的目的。 7.论刑事诉讼的结构。 8.论刑事诉讼的辩护原则。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意指“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 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
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2、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3、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 该原则的影响，对被告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既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狱的发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及推动其他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检方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可使警察与检察单位在调查犯罪搜集证据时需更加用心，而不致于草率办案，栽赃无辜民众，积极寻找证据的同时也更能接近事实真相，达到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
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也称证明客体、待证事实或者要证事实，是证明主体运用一定的证明方法所要证明的一切法律要件事实。 （一）证明对象的范围 1、实体法方面的事实包括： （1）有关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可以分为：①犯罪事实是否发生；②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③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等； ④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包括危害后果与犯罪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刑事责任能力；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以及犯罪动机和目的等；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否追究刑事责任。诉讼理论界为指导司法实践，将上述需要证明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概括为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 （2）作为从重、加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理由
的事实。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4）排除行为违法性的事实 2、程序法方面的事实包括： （1）关于回避的事实； （2）影响采取某种强制措施的事实； （3）关于耽误期限是否有不能抗拒的原因等事实； （4）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 （二）免证事实（不需要证明的对象）
免证事实一般包括司法认知、推定和自认三种。具体来说，在我国，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1、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 2、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 3、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 4、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 5、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般认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这是指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具有证据的本质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这是指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对解决争议有意义的事实均有证据作根据，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得认定。(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办案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与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有矛盾，这时，必须进一步补充证据，有根据地排除矛盾，查明事实真相，否则，不得认定有关的事实。(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以上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是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根本做不到完全发现或者证明原来客观上发生的事实。这是符合证明的相对性原理的。但是，应当注意，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并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因为诉讼必须对于基本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是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作出清楚的证明。但是，事实基本清楚，则是大大降低了对于案件事实本身的证明标准和要求。两者是性质不同的事实认定标准，不可同日而语。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 篇一：无犯罪记录证明范文格式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兹有XXX，男，XX年XX月XX日出生，XXXXXXXXXXX人，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现为浙XXXX职工。其在我辖区期间表现良好,无刑事犯罪记录。 特此证明！ XXXXX（盖章） 2021年1月22日 篇二：申请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函 申请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函 XXX派出所（全称）： 您好！XXX为我公司新录用员工，在XX部入职做XX岗位，现需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烦请贵所协助查询该同志有无犯罪记录，如无犯罪记录，请开具该同志无犯罪记录证明。谢谢！ 公司名称日期 篇三：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无犯罪记录证明程序 办理办法：申请人持身份证、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到现居住地区公安分局办证中心或派出所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持户口
簿、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机构：区公安分局办证中心或派出所 备注：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半年内有效 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样本 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办理流程 根据天河区天河南派出所的要求，为缩短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现集体户籍人员（天河路104号）《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的申请部分由我部协助受理。具体如下： 一、申请人应同时符合如下条件： 1．年满14周岁； 2．广州市天河路104号集体户籍人员；3．有合法的申请事由；二、办理流程：（派出所要求不能委托他人代办） 1、请先到学院人力资源部开具两份介绍信，一份用于借用户口卡；另外一份用于去派出所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填写无犯罪证明申请表。 2、请参照《户口卡借出手续》流程办理户口卡借出手续。 3、户口卡借出后，请到东座三楼找陈先生或孙小姐开具《现实表现》，联系电话：85583751、85239422 4、申请人本人带上述材料到天河南街派出所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横街191号，电话：020-********。 三、办理时间：
篇一:《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 无犯罪记录证明 XXX，女(男)，XXX年X月X日出生，未婚，身份证号为XXXXXXX，为XX 大学XX学院XX专业学生，从2020年9月到2020年7月在我校就学，期间无违法违纪和犯罪记录。 单位（盖章） 篇二:《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 证明 兹证明XXX(性别，XXXX年X月X日出生，现住湖北省XX县XX镇XX号)至二xx-x年X 月X 日止，在中国居住期间未曾受过刑事处分。 XX县公安局XX派出所(行政公章) xx-xx年X 月X 日 篇三:《无犯罪记录证明模版》{全国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
无犯罪记录证明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户籍地 （身份证上户籍所在地），身份证号；该同志在我辖区居住期间，未发现有违法犯罪事实，历史清白，未参加过任何邪教组织。 特此证明 市公安局分局 派出所（加盖公章） 日期 篇四:《无犯罪记录证明格式样本》 样本1 兹证明本公司预聘请人员__________________国家/地区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护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以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犯罪记录。{全国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全国无犯罪记录证明样本}.
___________公司 (盖章) 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 月____________ 日 样本2 我辖区居民_____________，公民身份号码_____________户籍地_____________。经核查，在本证明出具日之前，本机关未发现其有违法犯罪记录/犯罪记录/故意犯罪记录/刑事处罚记录。 特此证明。 (本证明仅限于_____________用途) 证明签发机关印章 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日 样本3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刑事印证 理论系列之八 编辑按：刑事印证理论为中国刑事证明领域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理论，甫经提出即引起较大论争，围绕此一理论亦产出诸多成果，在实务界影响渐盛。刑事法前沿推介将逐步筛选推出近年已刊发系列论文，也欢迎各位读者投稿。 刑事印证理论系列之八： 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龙宗智 （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02期，作者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当代著名刑事法学者。感谢作者授权刑事法前沿推介公众号。）证明模式，是指 实现诉讼证明的基本方式，即人们在诉讼中以何种方式达到证明标准，实现诉讼证明的目的。在人类的诉讼证明史上，大致有三种基本的证明方式，第一种是神意证明方式，即通过特定行为引起的某种现象显示出神的意旨，从而做出事实判定；第二种是法定证明模式，在这种证明模式中，法律事先规定某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证明过程成为证据证明力的简单计算过程；第三种是自由心证，即由事实的裁决者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自由判断个别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全部证据 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规则限定。
上述三种证明方式，第一种属于古代的、非理性的证明方式；第二种可以称为近代的、半理性的证明方式；第三种则属于目前各国通用的、理性的证明方式。自由心证的理性基础在于，它适应并反映了证据与事实之间即证明根据与证明目的之间逻辑关系的多样性，适应并反映了影响事实判定各种因素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尊重了人的理性能力，即作为个体的认识主体认识把握客观事实的能力。 然而，由于受到各国诉讼方式包括审判制度、证据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各国采用自由心证原则的具体方式是有区别的，而法官（事实裁决者）在证据证明力判断上的“自由”程 度也是有区别的，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明模式。本文意图分析我国证明模式及其特点，以为解决目前在诉讼中尤其在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总体性的证明难题（或证明危机）提供某种思路。 一、自由心证的证明方式及其内涵 “自由心证”一词属于大陆法系的法概念，英美法系中缺 乏对应性的专门术语。作为法律术语，心证是指司法官根据证据达到内心确信。与法定证据制度相对应的自由心证，其最基本的定义是：“法官在根据证据资料从事事实认定时，能够不受法律上的拘束而进行自由的判断。”王亚新先生称：“这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同——以辛普森案件为例 一、辛普森案简介 1994年6月12日深夜，美国超级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和其男友戈尔德曼，双双被杀害于尼科尔在洛杉机的别墅中。控方怀疑辛普森涉嫌谋杀，证据有：警察在案发现场辛普森的野马牌汽车上及其住宅发现血迹，分别在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成一对的染血手套，辛普森的左手在案发当日被割伤，辛普森的血型与车上血迹相同，在辛普森卧室里发现一双沾有尼科尔血迹的短袜，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上有尼科尔和戈尔德曼的头发，在戈尔德曼脚下发现的一顶编织帽上有辛普森的头发和车上的纤维。另外还有证据证明辛普森有杀人动机和时间。控方将辛普森置于刑事被告之位。但辛普森的辩护团主张，DNA检验结果所得出的现场和手套上血迹是辛普森的结论并不可靠，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找出凶器，辛普森试戴血手套太小不适合他的手，另外警察收集，保存证据的程序，方式违法，辛普森有被栽赃的可能。1995年10月2日，刑事陪审团认为无法排除辛普森被栽赃的可能，因而作出辛普森无罪的一致裁决。后来，两名受害人戈尔德曼和尼科尔的亲属分别向法院提起非法致人死亡而要求辛普森赔偿的民事诉讼，经审理，1997年2月4日，民事陪审团作出裁决一致认定辛普森对两名受害人之死负有责任，并裁决辛普森赔偿原告方350万美金，并向两名受害人家庭各支付125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共计赔偿3350万美金。至此，辛普森的刑、民事判决审理结束 二、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中，证明标准被理解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也正是因为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不同而导致辛普森在辛案中刑事诉讼胜诉而民事诉讼败诉。 美国证据法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机关在死刑案件中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是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有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及公民扭送等；第六等是有理由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怀疑，足以将被告宣告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三、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的证据学者认为，诉讼对真实的查明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诉讼并不是发现真情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只能依赖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信息资料，在一定期限内凭案情作出裁决，所以审理者只能依据一定的标准而无法根据绝对确信的标准裁决。 另外，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众多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能是绝对的真实。因此，证明标准不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使办案人员主观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真实，而且也要使证明的途经和程序符合司法的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合理性、公平性。刑事诉讼往往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或自由，所以只能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对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证明标准基本理论基础上，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 一、证明标准的涵义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诉讼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联。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法定的证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学界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力的尺度。证明标准既然是裁判者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标准，也即当事人判断其应当将证明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证明标准仅适用某些证明对象，而不适用其他证明对象的问题了，所以更加科学合理些。 二、国外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定证据制度的教训建立起自由心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础上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核心的证据法规则。 (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证据制度。法国法学界对其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说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含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真的内心确信吗？’” 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自由心证”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具灵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证下的法官几乎全权掌握事实认定的法槌，法官个人的认知能力、法律素养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成为认知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对于有高度
2011年8月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Aug.,2011第4期总第102期 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Academy No.4Ser.No.102 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及其合理性研究 王 青 (江苏警官学院 公安管理系,江苏南京 210012) 摘 要：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刑事诉讼目标，体 现了刑事诉讼价值，契合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背景、诉讼传统模式、司法体制等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在移植和借鉴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应当谨慎。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合理性；人道规则；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38（2011）04-0051-04 基金项目：2008年江苏警官学院科学研究项目“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08Y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青（1973-），女，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证据法学和涉外警务研究。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英美法系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最早产生于1793年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法院对State v.Wilson 案的审判。该案中，法官指示陪审团遵守“人道规则”(humane rule)，如果对于被告人是否成立所指控的罪有“合理怀疑”就应当裁定其无罪。[1]19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该标准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要求，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将其确认为宪法所保护的正当程序规则。20世纪上半叶，英国也认可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目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已为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认可，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近年来，随着诉讼理念的进步和对证据制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我国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反思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分析 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在英美法系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同国家、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不同学者对其内涵都有不同的解释。1954年霍兰诉美国案中，排除合理怀疑被解释为“你们大家在生活 中面对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情时愿意据此采取行动。合理怀疑是一种导致人们在行动上产生犹豫的怀疑 ……而不是人们愿意据此采取行动的怀疑”[2] 。这是美 国许多法院界定排除合理怀疑的最常用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规定“合理怀疑”：“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3]英国著名证据法学家摩菲认为可以用百分比表示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大致范围。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49%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51%的可能性时，辩方胜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51%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49%的可能性时，仍然是辩方胜诉；只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远远超过90%的可能性时，控方才能胜诉[4]。 以上仅仅是关于排除合理怀疑内涵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实践中，无论是学界所下的定义，还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内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清晰的界定。但综观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有几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摘要：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引出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国外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优势，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重新构建为“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分阶段按体系进行”。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真实；重构；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述 “刑事证明标准”原是西方国家的法律术语，而在我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证明的任务、目的、要求和程度。现在刑事证明标准已成为我国通用的法律术语，普遍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案、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等各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证明标准。具体规定如下：1、《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了立案的证明标准。2、《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证明标准。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4、《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5、《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从以上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在区分案件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适用主体的基础上来规定的。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缺陷 首先，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理论依据，“客观真实说”的理论瑕疵必然折射于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的理论基础是片面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两部分真理论和可知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性，它倾向于追求绝对真实。 其次，该规定缺乏层次性，忽视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能分工。刑诉法规定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规定不符合办理刑事案件的客观实际和刑诉的法律规律。刑事诉讼中控、辨、审三方各自职能互相分化的机制，是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原理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程序正义原则的实现。不同的办案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不同的机关职能进行不同的诉讼行为，并根据具体的阶段做出具体的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必须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单位证明”能否成为刑事诉讼证据- 单位证明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以组织名义出具的证实某一事实的书面材料。许多刑事案件在审理中会遇到作为证据使用的单位证明。有人认为，单位证明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因为它是以组织名义出现的，而组织又必须通过某些个人以证人证言的形式来作为证据使用。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 1.符合证据条件的单位证明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只要单位证明反映的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应当作为刑事证据来使用。其次，单位证明以书面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这也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书证的表现形式。第三，某些涉及案情的年龄、职务、价格等问题，无法来用证言解决，仍需要由有关单位以组织名义出具证明来证实。 2. 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是有一定范围的。根据单位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均属间接证据的特点，并按其所需证明的内容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户籍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出生年月日的证明。主要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否属于限制责任年龄，以及被害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对象，如拐骗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年龄，这些通常由公安户籍部门出具。二是身份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工作性质、职权范围的证明。主要在一
些特殊主体的犯罪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职务、职权范围，都需要用这类证明来证实。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出具。三是单位性质证明，主要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性质，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或工商管理机关出具。四是天气情况证明，主要用于与案件有特殊关系的情节。如在雨雾天气的视力能见度、路面防滑度等。这通常由气象部门出具。五是其他证明，主要是证实一些其他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证明。如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本单位工作时间、厂休日等证明，也可以作为印证犯罪嫌疑人在发案时是否有可能在上班，以确认其有无作案时间的间接证据。